俞敏洪哲学语录:
我非常推崇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我希望能从经济条件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吸引全世界最好的教授,创办一个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大学。也许,新东方在未来会走向没落,新东方的模式会被大家遗忘,但是我的大学梦想、新东方的人文精神还是会被一代代人传承下去。
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俞敏洪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生的,很多小时候看上去极其普通的事,长大后就会发现它是那么富有深意。其中有一件事让他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父亲是个木工,经常帮别人搭建房子,每次在外回来都会把别人废弃不用的碎砖碎瓦捡回来,或是一两块,或是七八块,即使路边看到的砖头、石块,父亲也不“放过”。久而久之,院子中就堆起一个谷堆状的砖头垛。当时,俞敏洪也不知道父亲捡这些“垃圾”回来做什么。
某一天,父亲在院子的一角空地,开沟挖槽,和泥砌墙。那些砖头、瓦片、石块被父亲左拼右凑,一间四四方方、干干净净的小房子拔地而起,与自家的院子相映成趣。接着,父亲把那些散养的猪、羊赶进小房子,又把院子打扫干净。自此,俞家就有了一个全村人羡慕的院子和猪舍。
目睹父亲的惊人手艺,俞敏洪除了多些与小伙伴吹牛的资本,继续过着贫困而不失快乐的农村生活,其他并没有多想什么。直到长大以后,俞敏洪才发现父亲做这件事对他的深刻影响。一块砖头没什么用,一堆砖头依然毫无用途,如果你心中没有建造房子的梦想,即便拥有全天下的砖头,它们都还是一堆废物;但是空有建房子的梦想,而没有砖头,梦想也无法实现。小时候,家里穷得几乎饭都吃不上,自然是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砖头瓦片,但是父亲没有放弃建房子的梦想,日复一日地捡砖头瓦块,终究有了足够的砖头去造心中的房子。
这件事蕴含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俞敏洪。每当做一件事时,他都会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盲目地去捡一堆砖头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无疑是在浪费生命;第二,需要多少努力来达成这件事,也就是需要捡多少砖头才能堆砌心中的房子。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剩下的就是耐心,毕竟捡砖头不是一天两天能捡够的。
以俞敏洪做新东方为例,目标或者说梦想,就是把它做成全中国最好的英语培训机构,最好能做行业的领航者。为了这个梦想,他坚持每天给学生上六到十个小时的课,一些老师坚持不了,放弃了,俞敏洪没有,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直到今天,他还为那栋心中的房子捡着形形色色的砖头瓦块。
俞敏洪给新东方的定位是:引领中国教育的未来,培养新东方所有的学生变得更加优秀,使得中华民族更加优秀。这是他的宏伟目标,也是他的远大理想。
他的梦想始终围绕着教育展开。从一开始创业,新东方的教学内容、形式,就跟传统的教育弊端划清界限。公司向每一位教师强调新东方教育的导向、使命、梦想,不能认同的只能离开。
新东方的第一批教师,大部分有中外教育结合的背景。这些海归教师新颖、开放的教学方式使那些一直接受传统教育的学生有了新的眼界。俞敏洪直强调教学方式的革新,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激发学生接受新的教育方式。这一做法,不但提高学生对西方教育的认知水平,也新东方有了较好的声誉——新东方是一个让学生掌握语言、学习优秀文明成果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良好机构。
随着新东方规模的不断扩大,俞敏洪对自己的使命和梦想更加坚定。即便是2007年新东方股价连翻5倍时,他仍然冷静地说:“财富不是新东方人的第一追求,我们的最高目标是,通过教育和教育产品的开发,对新教育模式的探索,为中国未来的教育打开道路,从而引领中国的教育行业走向优秀。”
多年来,俞敏洪还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办一个私立的人文大学,学科科目不要太多,规模不要太大,人数不用太多,但是教授老师一定要全世界最优秀的,他希望这所学校能像哈佛、耶鲁那样成为世界闻名的百年大学,他更是想通过这所大学承载自己的教育梦想。
企业管理中有一个名词叫“羊群效应”,也叫从众效应。简单来说,就是领头羊到哪里吃草,整个羊群也到哪里吃草,商人做生意也会事先寻找一个风向标。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名词——领头羊效应。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领头羊。
领头羊,说到底就是一个领导者,羊群心甘情愿地跟着它走。领头羊肩负着前方开路的责任,不论是陷阱还是岔路口,它都得凭自己的经验去抉择。领头羊对羊群的领导作用,靠的是其他羊对它的信任。领头羊的诞生是羊群优胜劣汰的结果,所以它天生就具有崇高无上的权威,必定是最壮硕、奔跑速度最快、感官最敏锐的那只羊。最后一点,领头羊要去什么地方,怎么去,都是它自己琢磨的,必定不与其他羊商量,也不用顾及羊群奔跑中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领头羊就是指某一行业战略性的领导者。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不愿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愿做行业领头羊的领导也不是一个好领导,俞敏洪的梦想就是做教育界的领头羊,带领中国教育往前迈进。
不管是一个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这种领头羊精神,有“独领风骚”的梦想。金字塔如果拆开来,只是一大堆散乱的石块,如果人们没有修建金字塔的梦想,世上就不会出现金字塔。当你把追寻梦想的努力凝聚到每一天,散乱的日子就会慢慢积成生命的永恒。
企业就要有自己的精神
俞敏洪哲学语录:
学员来到新东方以后,他除了要学英语,还要学习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为人处世的态度,做事的心态,做人的胸怀、理想、追求和目标。没有胸怀、理想、目标,你是做不成什么事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一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也就不可能把它做好。如果一个人没有胸怀、理想、目标,就算你的英语学得再好,也无非是一个懂英语或者说是精通英语的技术人员,而你为这个社会所做的贡献是很有限的。
很多人都问过俞敏洪,所谓的新东方精神到底是什么。可惜,俞敏洪自己也难以一言蔽之。他说道:“人活着需要一种感觉,新东方之所以被很多人接受,就是因为新东方有一种感觉存在。不少去过新东方的人,都在新东方感觉到了一种活力、一种顽强和一种豁达。对于局外人来说,新东方校训中‘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只是一句口号,而对于在新东方学习和工作的很多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写照。”
提起创办新东方,俞敏洪的初衷很纯粹,就是为了赚钱。到了而立之年,作为一个男人,连自己喜欢的书都买不起,连给老婆买条像样的裙子都做不到,住的地方连家徒四壁都谈不上,他是没有脸面活在世界上的。后来,通过办培训班,一点一点地做大,经济基础越来越雄厚,俞敏洪开始觉得是时候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了,新东方不能仅仅是一个培训组织。
新东方最开始的英语教学并没有主动地想灌输给学员一种思想和人生上的指导,但是俞敏洪渐渐发现纯粹地讲授英语技能容易让学员昏昏欲睡。有段时间,学员看到他时提到的不是某堂课上的某个单词,而是某一句不经意间的话,那些话使他们心动,乃至被当成座右铭,激励他们不断奋斗。所以,俞敏洪开始要求新东方的老师有意识地在课堂上灌输一些关于成功、奋斗的理念,这些理念慢慢形成一个体系,也就是今天的新东方精神。
“新东方精神就是当你因为人生痛苦而绝望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坚强地活下去,并寻找生命的新起点,而不仅仅是活下去,更不会想到去死。所以,新东方精神的内涵是即使你痛苦地活着,依然要有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要有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精神。只有做到了这点,你才能在未来更好地活着。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新东方精神。”俞敏洪这样说。
俞敏洪的新东方精神,是生命中一连串刻骨铭心的故事:被北大处分、遗憾出走的欲哭无泪,被美国大学拒收的痛苦绝望,被其他培训机构挤对恐吓的莫名颤抖,被医生抢救过来后的撕心裂肺……然而,新东方精神更是泪眼之后绝不回头的努力,绝望之后坚韧不拔的追求,颤抖之后不屈不挠的斗志,撕心裂肺后重获新生的力量……
有人说新东方有理想、有激情、有号召力,也有人说新东方很肤浅,只会卖弄笑话和压榨学生的血汗钱。但是,不管外界如何看待新东方,每年还是有一批批学员来到这里,为了他们的梦想,开始在新东方寻找希望。每当一个学员走进新东方,新东方就多了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要教授英语学习的技能、出国的知识,还要帮助他们规划人生的方向。然而,任何一个单独的人都无法承担这份重任,它需要的是一个一个为了共同志趣、共同追求的新东方人合力共举,一同扛起新东方的未来。
对于创业之初的新东方人来说,新东方精神是徐小平拿音乐拥抱授课、漂洋过海的激情,是王强辞去高薪工作、放下身段的毅然决然,是胡敏讲课时听闻家乡遭水灾背对学生无声的啜泣,是杜子华由标准“理工男”变成全国首屈一指的同声翻译专家的传奇,是包凡一自费帮助贫困学子购买教材的悲悯仁慈,是李力前脚被推进手术室“开膛破肚”,后脚就回办公室上班的刚毅背影……
对于勤恳教学的老师来说,新东方精神就是教室断电后依然嘶哑着继续上课,是在学生迷惘彷徨时用励志的故事激其斗志,是在学生乏味疲累时用嘹亮激昂的歌声鼓其心志,是炎炎夏日里与学生共同待在40℃以上的教室里背诵课文……
对于每个到来的学子而言,新东方精神是孤独绝望里寻求人生大道的探索,是在陌生无助的城市里挤公交的艰辛,是马路边上一手拿着盒饭、一手拿着词汇本的勤奋,是失败后仍然能勇敢站起来的坚定……
每个新东方人都有一段故事,或平淡无奇,或跌宕起伏,或感人至深。但是,它们都是真实的,关于人性脆弱与坚强抗争的故事,关于生活孤独与向往较量的片段。这些共同构成了新东方精神,那份感受,那份思考,那份批判,那份谈笑。
俞敏洪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诠释何为“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用他的“教育帝国”去印证何谓“人生终将辉煌”;新东方靠它无形的精神与信念向其他企业标榜什么是核心竞争力、什么叫作不可复制。
你有找到自己的核心文化吗?你有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吗?你有巩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吗?如果还没有,就赶快把它们提到日程上来吧!俞敏洪在录用老师时,唯一的前提就是要认同新东方精神,假使你的团队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又如何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呢?
学者王国维曾总结了人生的三个境界。其一为志存高远,“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二为持之以恒,“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其三为成功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荀子也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些话都说明目标专一和持之以恒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一位青年问著名的小提琴家格拉迪尼:“你用了多长时间学琴?”格拉迪尼回答:“20年,每天12小时。”也有人问基督教长老会著名牧师利曼·比彻,他为那篇关于“神的政府”的著名布道词,准备了多长时间。牧师回答:“大约40年。”
李安是中国著名的导演,2013年2月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得第85届奧斯卡最佳摄影奖、最佳视觉效果奖,以及最佳导演奖。在此之前,2006年他已经凭借电影《断背山》荣获第78届奧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截至现在李安仍然是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
李安自小就对电影感兴趣,高一时李安插班,父亲拿了一张测兴趣的表让他填,和大陆的文理分科类似,上面几百个科目,李安没一个喜欢的。父亲问:“你喜欢做什么?”李安说:“我想做电影导演。”所有人都笑,没人以为这是可能的事。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填的是戏剧学院,可是两年他都落榜了。但是,他仍然不放弃,他就是想念戏剧。在第三年的时候,他终于考上了台湾大学艺术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又去美国留学接着读戏剧专业。
硕士毕业后,李安却没能找到一份跟电影有关的工作。为此他在家整整待了6年,这6年里他每天在家大量阅读、大量看片、埋头写剧本。因为他没有工作,所有的支出都靠他的妻子一个人,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他的二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的卡里只有43美元。为了帮助妻子分担压力,他在家也做菜、做饭、带孩子,变成了一个家庭主男。日后回忆起这段难熬的生活,李安仍然十分痛苦:“我想我如果有日本丈夫的气节的话,早该切腹自杀了。”
物质贫乏、精神痛苦,别的同学都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纷纷转了行。可是他没有转,记者曾经间他,难道从来就没想过改行吗?他说:“不能,改变不了,改变不了可能是心理上不愿意改。因为我知道,我做电影是很有天分的,我自己晓得,不做电影什么东西也不是。所以如果我要选择的话,我当然是做电影,如果我不去做电影,真的是改行,我想一辈子都会悔恨。其实就那么简单,我就耗耗耗,等等等。”
就这样,李安在拍第一部电影之前,在家整整待了6年。6年的等待与煎熬换来了他的一鸣惊人,所谓十年磨一剑,李安的第一部电影《推手》获优秀剧作奖,台湾金马奖8个奖项的提名,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从此之后,李安就再也没有停过拍摄电影,终于凭借一部部为大众所喜爱的电影,成为闻名世界的导演。
李安之所以能在电影界取得如此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一定要从事电影行业的坚定和执着,即便为了这一目标,要付出十几年的努力,一点一点地往前爬,也坚决不放弃。正是这样的毅力和坚持的信念,让李安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航道上,走出了今天的辉煌。
其实,每一个渴求成功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就要有“铁杵磨成针”的耐性,一种自始至终坚持不懈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俞敏洪所说的“绝望中寻找希望”,也是荀子所说的“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带着这种精神去追求事业做企业,哪怕不是天资聪颖,也同样可以取得成就。
做教育,光靠一个好老师怎么够
俞敏洪哲学语录:
我时不时想起评书中的一句老话“一块好铁能打出多少钉”,虽然我能再吃些苦,多代几堂课,但这样下去绝不是好事。一旦某一天我真的讲不出话了,整个学校就面临着停转的可能。我算是一个好老师,但是只靠我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我必须培养出一批和我一样的老师来。
老师到底应该怎么当?俞敏洪觉得,关键就是一个“巧”字。什么是“巧”?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古代,有一次画师比试,主题是“深山藏古寺”。参赛的画师们纷纷立足于自身生活感受,使出浑身解数。有的画师画出了第一层意境:苍郁古老的山林中,古寺露出半山坡。有的画师画出了第二层意境:山林中若隐若现的是古寺的一个檐角。极少数的画师画出了第三层意境:浓浓郁郁的山林里插出一根旗杆。而只有一个画师画出了第四层意境:高耸的山脚下,一个小和尚正在打水。
拔得头筹的是画出第四层意境的那个画师。为什么?巧!巧在这个画师既不画古寺,也不画与寺庙有关的旗幡、钟,偏偏画一个打水的小和尚。看画的人自然而然就能联想到此处附近必定有一个寺庙,这不就把“藏”的意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吗?
俞敏洪是一个老师,却又不单单是一个老师,他的教学还有更高的“意境”,讲究把知识巧妙地传授给学子,真正是“任重而道远”。
2008年3月16日,“我能创未来——中国青年创业行动”活动上,牛根生作为客串主持人向在场的俞敏洪和马云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创业路上,如果从唐僧师徒四人中选两位做自己的创业伙伴,你们会选择谁?”
马云选了沙僧和猪八戒,俞敏洪选了沙僧和孙悟空。老实忠厚的沙和尚是二人共同的选择,但是另一个人选却不同。马云解释道:“最适合做领袖的当然是唐僧,但是创业路是寂寞孤独的,时常要温暖自己,需要幽默,给自己和团队打气,因此我希望团队里有猪八戒这样的伙伴。”俞敏洪则认为:“猪八戒虽然活得轻松,但是意志不坚定,需要领袖带着才能往前,而孙悟空就不会,他有信念,知道取经就是使命,不管受到多少委屈都要坚持下去。孙悟空也很忠诚,不管唐僧怎么折磨他,都会帮助他一路走下去。他还有头脑,在许多艰难困境中,会不断想办法战胜困难。孙悟空有眼光,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和磨难。”
牛根生最后给二人打分,俞敏洪得了5分,马云得了3分。理由是:创业需要好的眼光、优秀的组织能力和整合能力,孙悟空无疑能整合猪八戒和沙僧,但猪八戒却不能整合孙悟空与沙僧。
俞敏洪从最开始办英语培训班时就非常注重人才的挖掘,一直寻找自己的“孙悟空”。后来成立新东方,王强和徐小平无疑是其最早的“孙悟空”。他明白,人才才是自己最强的竞争力,因此从未放弃对优秀人才的追求。他说:“我是一个好老师,但是只靠我自己是不行的,我必须培养出一批和我一样的老师来。”
俞敏洪有着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在他看来,考试就是一种手段,充当“通行证”的角色,所以,只要有考试,就有应对考试的技巧,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埋头死学是不得其法的。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俞敏洪研究出一套考试方法,为他的教学添翼。
俞敏洪1988年开始考托福,前后考了两次,成绩分别是653分和663分,而满分是667分。他在研究托福的过程中,把当时国内流行的50套托福题做得滚瓜烂熟,再去教托福就容易许多。相对地,高校里的老教授们肯定不会去考托福,也不会去研究如何获取高分,尽管他们的英语能力十分高超,取得的成绩也非常卓越,每一句话也能讲解清楚明白,但是这些都不是针对考试的。
正是存在这样一个缺口,俞敏洪才有成功的空间,慢慢就揭开了托福的神秘面纱,继而攻破一个个学生认为的托福的难关。久而久之,俞敏洪的名气打响了。在北大教书的前几年,俞敏洪也是紧张兮兮的,直到后两年才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给学生上英语课时,他不是单纯讲英语课本上的内容,还会拿《圣经》当范文读,或者读些罗马神话、希腊神话。有了这种灵活的授课风格,离开北大办培训班时就顺手许多。北大的课堂也就四五十个学生,而外面培训班的学生至少都是100人,甚至超过200人。面对这么庞大的学生群体,你不得不想方设法抓住他们的注意力。长此以往,俞敏洪把励志、幽默和授课糅合在一起,最终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俞敏洪教英语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能够把复杂的英语句子、语法结构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解清楚,让课堂上的每个人都能听懂。这也是他可以把托福考200分和考600分的学生放在一个班的原因。后来,他也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新东方的每一个老师,不管课堂上有多少学生,老师都必须要有掌控课堂气氛和听课效果的能力。如何抓住几百人的注意力去上课,需要老师不断地琢磨,将自己的授课模式不断完善。
其中,俞敏洪实施了两项制度,一个是“试听制”,一个是“打分制”。新东方的老师在录取前必须经过8轮面试,不仅要获得招聘人员的认可,还要通过试讲得到学员的打分,分数不及格的则不能进入公司;即使成功当上新东方老师,还是要定期接受学员打分,一旦不合格,依然会被宣告“下课”。所以,新东方的老师都会养成“抖包袱”的习惯,课堂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懂得旁征博引,懂得调动气氛,否则学生这关就不好过。
对于新东方未来的发展,俞敏洪一直非常关注,摸索着如何从新东方内部培养选拔出新一代的领导人。今天,新东方的总裁已经不是俞敏洪,但是他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多少,主要的工作在两个方向:一是保证新东方系统的完整性和突破性,二是保证新东方第二团队能够跟上形势发展。
比如战略方向、公共关系,以及一些特定社会场合的露面,还得俞敏洪出面才靠谱一些。
俞敏洪如今最大的想法就是能把新东方全部交出去,把手中的工作彻底放掉,交给那些更有能力的人来掌舵。这是他的想法,也是他的使命。
从某种角度来说,像教育或者类似的服务、技术类劳动倾向的行业,资源和技术的贡献先天不足。只有牢牢把握科学管理,或者增添内部创新活力的效率之道,才是成功团队建设的根本。
1993年,22岁的王卫创立顺丰速运。此时,全公司只有6个人。到2010年,这家公司销售额达120亿元人民币,拥有8万名员工,年平均增长率50%,利润率30%。这样的规模仅次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EMS),在中国快递企业中排名第二,在中国民营快递企业中则排名第一。
创始人王卫尽管十分低调,近于神秘莫测,但是在快递这个劳动密集度高,成本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顺丰快递的冠军秘密并不让人感到陌生。
18年前,王卫就是顺德到香港的夹件客。每天他都会背着装满合同、信函、样品和报关资料的大包往返于两地陆路通道。为了能够与宅急送和联邦快递这样的大公司竞争,他会下功夫辗转各大机场,仔细研究路线交通,确保以更低的价格安全地投递。这样节省人工成本,在每一个细节上下功夫缩短时间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成千上万。
然而,同其他人不同的是,王卫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第一个在两个快递员,或者一个投送流程上将这种方式完整地、规范地、制度化地实施了,一个快递员能够做到的最有效率的投递过程,被无缝隙地整合,在整个快递公司内,按照各个单元细化执行。
在顺丰快递,投递员要严格按照工作手册操作,投一送二,时间准确计算到分之内。投递的交通线路被技术人员计算到最优的服务半径内不断优化,直到找到最节省时间和体力的配送方案。在人工成本上,顺丰是国内第一个实行快递计件工资的公司,快递员和公司的分配关系完全按照分成的方式进行。
此外,类似于俞敏洪的各种标准化选拔和业务培训一样,顺丰的用人之道也可圈可点,在天然服从纪律,准时负责这一点上,无疑军人是最佳的榜样,而顺丰在国内快递业中是最为偏好退伍军人的快递公司。其身正,不令而行,王卫甚至同样每天工作15个小时,确保每一个快递环节不出纰漏。这样做的结果是,顺丰的快递队伍至今是国内最稳定,流动性最低而薪酬最高的。
俞敏洪把人才培养提升为自己的使命,这与他的终极信念是相符的,那就是培养一代优秀的中国人,这个过程没有足够多、足够优秀的老师和管理人才是行不通的。所以,大量出身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来到新东方,在这里学习、奋斗。新东方的成长,不能说与俞敏洪的人才策略无关,不能说与俞敏洪的使命感无关。
新东方:有种文化叫做关爱
俞敏洪哲学语录:
新东方对员工好一点,员工自然就会对家长和学员好一点;家长和学员感觉到了好,就会让新东方的口碑更好一点;新东方的口碑更好一点,我们的发展就会好一点;发展好一点,我们就可以对员工和老师更好一点。这样,我们就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加上新东方的教育梦想,我们就能够做成一个伟大的事业。
一个商人最看重的是顾客,一个老师最看重的是学生。在兼具商人、教师和学生三个身份的俞敏洪心中,学生是最重要的。俞敏洪有这样一句名言:对学生不好,就变成了魔鬼。”可以说,对学生的好,没有任何条件和理由,只要学生表达了意愿,他就会立即满足他们。
在新东方,一旦知道新东方有人做了对学生不好的事情,就会牵动俞敏洪的魔鬼神经,性格温和的他会变得不依不饶。比如,俞敏洪在新东方做了这样的规定: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有没有原因,只要学生要求退学费,就要立刻退还。如果确实是学生无理取闹,有些老师认为可以不退,但是只要让学生有怨言,俞敏洪也会把那位老师叫过来批评一顿。
新东方的关爱文化,实际上在新东方刚创立的时候,俞敏洪就在做了。新东方创立时条件特别艰苦,但是俞敏洪依然千方百计去关怀和爱护学生,甚至到了宠爱的地步。比如,夏天热的时候,条件不好的教室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新东方就会准备成车的冰块拉到各个教室。
当时北京到处挖坑修路,教室经常停电,俞敏洪不忍心让学生很远赶来了,因为停电上不了课而白跑一趟。因此,新东方每年都要准备上万支蜡烛、上百盏煤油灯,哪里停电往哪里运。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需要点蜡烛、点煤油灯上课,可以说是《天方夜谭》里的神话故事,但是新东方为了学生实实在在地去做了。
每当停电的时候,学生们会在黑暗中等待着蜡烛,当蜡烛一根根点亮,从教室前排依次往后传的时候,光亮不断向后传递,教室里的黑暗便渐渐隐退。俞敏洪看到烛光温暖地闪烁着,像一个个会说话的灵魂,照亮了学生的脸庞,照亮了学生的眼睛。但是,他没有从那些眼睛中看到抱怨,而只看到了感动和新奇。
俞敏洪说,这是他“一生中看到的最美丽的眼睛”。教室里静悄悄的,谁都不敢说话,生怕亵渎这一神圣的时刻。在蜡烛的照耀下,俞敏洪会坚持讲完两个小时的课。他说,他当时感觉太神圣了,那种神圣庄严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新东方创业时期,所有的老师都经历过这种场面。而这些,正是新东方对学生一点一滴的关爱。
在新东方,俞敏洪是最没有架子却又充满关爱的一个人。在学生眼里,他像一个邻家的叔叔,亲切体贴,又会关怀学生;在新东方老师眼里,他也不像一个老板,而是一个普通的充满活力的英语老师。新东方的老师们甚至可以开玩笑“批判”他,作为调节课堂气氛屡试不爽的方法。
当然,新东方的关爱文化不仅仅是关爱学生、关爱家长,也是关爱老师、关爱员工,乃至关爱社会。俞敏洪认为,新东方面临的是几百万的学生,关爱学生,为学生提供有效且快乐的成长体验,就是在关爱家长,让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指数有所提升;也只有新东方关爱老师和员工,才能让他们更好地关爱学生;而新东方为教育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日常所做的一些公益事业,也是为这个社会尽了责任。
这就是俞敏洪将“关爱文化”作为新东方核心的原因所在。正是这种主动的关爱形成了独特的新东方文化,让新东方为学生、家长、教师、员工以及社会都带来温暖、友爱,充满人文关怀的正能量。
在企业这个大家庭中,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协调一致”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领导者要承认和尊重员工的个人价值,培养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要对员工处处表现出关怀,这样才能赢得员工的爱戴。领导者要利用各种时机与员工进行情感上的沟通,从而创造出和谐的企业环境。
现代的领导典范强调领导者要制定政策,并要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当了解到员工有被调动积极性的愿望时,可以让出一些权力,给那些实际需要负责的员工。
公司的员工可以从领导那里学到。他们可以学会对更多的战略性决策负责,改变旧有的工作传统,建立起新的团队工作标准。从凡事听命上司的普通员工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得力助手,这一结果是整个团队在进步。
失职的领导没有这一能力和气量,他们把下属看成是私有财产,让他们从事不应从事的杂事,不给他们进步和培训的机会。这样做的结果是,部门生产效率不高,在这个部门的所有员工,甚至这个组织的实际掌权者,都把自己的智力资源留了一手,企业走向滑坡是必然的了。
领导者表现出自己的魅力,做一个优秀的领头人,让员工有一种大家庭的归属感,企业工作氛围比较和谐,可以更大限度地激发员工发挥才智,为组织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现代管理学中著名的霍桑实验证明,与改善工作环境、实行计件工资、严明奖罚等措施比起来,经常与员工进行访谈沟通,给员工以主人翁的尊严和损益共担的归属感,更能广泛而持久地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性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受人尊重、得到肯定和被人赏识的渴望。如果无视这个动机,漠视这种渴望,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就缺乏有力的心理支撑。如果习惯于以训斥求驯服,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不尊重员工,管理者也不会得到员工的尊重。双方之间没有尊重,创建良好的工作氛围只是一句空话。
在尊重员工的基础之上,管理者还要秉公办事。绝大部分员工不怕苦、不怕累,最怕领导不讲原则,从个人利益、个人好恶出发,待人分亲疏、处事有厚薄,提拔、使用、奖励不公正不公开,从而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也正是有些管理者“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原因所在。领导者只有公道正派、公正廉明,员工才能口服心服、安心本职、干好工作。
保持领导的公正性,这就需要管理者从制度层面确定各个部门工作职位之间的明确分工。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的合作是否顺利是工作氛围好坏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明确分工才能有良好的合作。各部门职责明确,并不意味着互不相关,所有的事都是公司的事,都是大家的事,职务分工仅仅是说工作程序是由谁来具体执行的,如此才不会发生互相推诿扯皮等影响工作氛围的情况。
企业内部绝对不允许有官僚作风的存在,职务只代表分工不同,只是对事的权责划分,应该鼓励不同资历、级别的员工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和互相尊重;每一个员工都有充分表达创意和建议的权利,能够对任何人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动地进行沟通,被沟通方也应该积极主动地予以配合、回答或解释,但沟通的原则应是就事论事,绝不可以牵扯到其他方面。
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最好从企业文化出发。从企业文化建设着手,提高员工的工作激情,营造一个相互帮助、相互理解、相互激励、相互关心的工作氛围,从而稳定工作情绪,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使员工形成共同的工作价值观,进而产生合力,达到组织目标。
另外,创建和谐的工作氛围,并不是呆板地整齐划一,而是利用大多数成员的方式将大家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如果不能学会采用下属的方式,哪怕是只有一个下属,也难以建立和谐的关系。只有使用成员最常用的方式,团队成员才乐于接受,从而保证团队的和谐。
古人说:“欲谋胜败,先谋人和。”“人和”有两层含义:一是营造亲密、和谐的氛围,二是营造包容个性、和谐发展的生动局面。正如孟子所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严格管理而排斥员工的个性,不能因为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员工的正当权益。
企业管理者要把尊重个性、维护权益、促进员工全面发展作为领导的新理念、育人的新追求。这样,员工的创造智慧就会竞相进发,企业的生机活力就能充分展现,也能增强员工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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