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文集-风云花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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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当时是四口人:妻、我、女儿小凌和一位保姆余蒋氏老妈妈。这时,我们四个人分开吃饭了,我和妻各吃机关食堂,小凌在她进的“三八”幼儿园吃饭,老妈妈则自己一人煮饭吃。最大的改变是我们那幢猪市大街100号的大楼里成立了个服务站,老妈妈被调到服务站去上班,与其他一些保姆一起带一些婴孩,这些婴孩的妈妈每天早晨来上班时把婴儿抱来交到服务站,下班时再到服务站把婴儿抱走。服务站的人届时也就下班。老妈妈的工资仍由我们支付,也住在我们家,与从前一样。只是她自开伙食,虽然不为我们服务,却每天要到服务站去上班,而且还要组织她去学文化(她五十多岁,不识字)。而我和妻则每天清晨要送女儿去“三八”幼儿园,到傍晚下班后再去接她回家,增加了负担,也更忙碌了,实在没有体会出城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好的是并未像徐水那样,让妻女与我再分开居住;更幸亏这样的城市人民公社先后不过搞了半年,上边来了指示,说以前只是试点,正式建立城市人民公社需要慎重,尚待研究。于是,我们那儿的公社也就结束。老妈妈从服务站回来了,每天接送王凌的工作仍由她干,我们的负担得到减轻,她也比较高兴。

    从西藏平叛到庐山会议

    这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大搞叛乱,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讨伐,平息叛乱。达赖一行六百多人乘夜出逃,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在叛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西藏人民对反动分子的卑劣行径是坚决反对的。在这期间及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平均主义等“左”的错误做了初步纠正,全国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纠左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广大干部、党员虽深感“左”的错误,可是心有余悸,在实际工作中多持观望态度,“左”的指导思想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彭德怀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原因的看法,指出1958年的基建项目过急过多;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发生混乱;全民炼钢浪费了资源和人力。“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他建议“系统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但在毛泽东主持下,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会议错误地认为,彭德怀等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从而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庐山会议本是要纠正“左”,但中途转向,由纠“左”变为反右,在全国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干部,在学习文件反右倾时,虽然心中明白是非,同情彭老总,而且看到供应紧张,生活困难,证明彭老总说得对,但只敢唯唯诺诺,不敢也无能力作声。我迄今仍记得很清楚,每次学习时,不少人都非到万不得已决不发言,在发言时每每总是说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成绩和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于是,大家的发言也每每总是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在当时报纸上依然不断在大说浮夸的成绩,事例颇多,不乏可以引用的。一种“明哲保身”的思想支配着我,我看到其他人也是如此。那种学习实际上是叫人不要讲真话,所谓“统一思想”,实际也是假的,口头上虽然统一,思想上却未必真的统一。

    而此时的北京城,供应也越来越紧张。按票证供给的物品,有时也保证不了,比如鸡蛋,比如豆制品,有时就不见影子,发了一个本子可以购鱼,但连小小的海杂鱼也看不到了!我们住的东四附近有家青海餐厅,本来是价廉物美的,这时“手抓羊肉”每天只高价供应一定数量。有些饭店因为无货应市关上了门,有的饭店一个极为普通的炒肉片,尽管只有几片肥肉一点菜叶,却能价涨十倍。飞机场有个小卖部,有罐头肉和罐头鱼卖,但我们有机会去飞机场的干部(一连几年,我们常有做“仪仗队”的任务,即到机场迎送外国元首等贵宾,或有在长安街、全总门口欢迎贵宾等的任务),得到支部通知:去那里千万别购买任何东西,那样影响不好。每人必须自律!所以,每当我去飞机场看到小卖部架子上那些漂亮的罐头时,从来不去买一个。虽然,我想到家里的妻子和女儿及老妈妈的饥饿,很想让她们增加点营养,可是想起组织性和纪律性,就望而止步了。

    重新发表夏衍的《包身工》

    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我们发现工厂里不少青年工人都有思想问题。《中国工人》杂志既然是政治思想教育刊物,就决定从“新旧社会对比”方面来做些工作。这时,我就想起了夏衍同志的《包身工》这篇著名报告文学。20世纪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大约是1945年上半年的一天晚饭后,我陪章靳以教授在嘉陵江畔的林荫道上散步。靳以老师是位和蔼可亲的师长,同夏衍同志当时有交往。闲聊时,他向我介绍了《包身工》,劝我读读。他告诉我,夏衍写这篇作品经过多年的酝酿,一丝不苟。为了写这篇东西,他深入上海纱厂区采访调查,亲眼目睹包身工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才将它实录下来,是直接反映中国工人生活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一篇优秀作品。后来我就从图书馆里找到了这篇作品。记得是20世纪30年代广州的一个“离骚出版社”印行的。读了以后,果然使我震动,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1949年6月开始,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办过“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和《工人》半月刊。在收集工运史料和同老工人接触时,了解到许多当年包身工的生活情况。回忆起夏衍同志所写的《包身工》,感到不但写得真实生动,而且非常深刻。这时,我就有了个想法:夏衍同志30年代的这篇报告文学,可不可以拿到《中国工人》上重新发表一下呢?

    为此,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找《包身工》。巧极了,找到的仍是广州离骚出版社1936年那个版本。重读一遍,依然感到新鲜和深刻,于是,请人将文章全文抄下来。我们中国工人社五个编委在编委会上研究决定,由我加一个“编者按”重新发表。有的编委提出:文中上海话不少,怕北方工人看不懂。也有编委说:全文太长。于是,我将《包身工》带到了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念给工人听,果然也反映有些地方听不懂,全文长了一些。那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比现在要低,我们不能不从通俗化考虑。因此,虽觉得夏衍同志这篇名著不应做什么“处理”,但仍决定从刊物性质特点出发,由我将原文作一些改动和删削。

    稿子改出后,我将稿子送去给夏衍同志看,请他同意。夏衍同志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我到文化部上楼找到了他的秘书徐帆同志,要求见夏衍部长。徐帆同志很热情,要我把稿子留下由他拿给夏衍部长看了再联系。正在谈话,忽然见瘦削的夏衍同志走过来了。于是,我就抓紧时间开门见山地把来意说了。我说:“考虑到工人容易接受,也为了使篇幅短一些,我们不得已作了删改,很想得到您的支持,现在将改稿送上,请您审阅指正。”夏衍同志态度亲切,当时点点头,平静地答应说:“好,我看看。”

    离别后,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但过了一天,打电话同徐帆同志联系,徐帆带着喜气说:“夏部长看过了!同意你们发表。原稿上有很小的改动,马上派人给你送去。”

    我当天很快就收到了夏衍同志审阅过的《包身工》改稿。他在第一张稿纸头上,用粗粗的蓝墨水笔写了“同意”二字并签了“夏衍”的名及日期。尽管我删改得未必都恰当,他都没有计较,只在“请愿警”这个名词后,亲笔用括号加了一个注解:“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名词,在中国,一般叫作‘保镖’,旧社会有钱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出钱向反动政府雇用的警察。”一共48个字,这使我很感动。以夏衍同志的声望、地位和文字水平,以《包身工》这样一篇有定评的名作,我在“处理”时,常常感到删改是个难题,既怕改坏,也怕夏衍同志不同意,甚至生气冒火。但夏衍同志不仅慨然同意,而且还亲自加注解。这种风格与态度,怎不令人起敬!

    《包身工》在《中国工人》1959年第5期上加了“编者按”,以突出的方式加以编排重新发表后,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报刊也转载了。为了做到连续宣传,我们又请夏衍同志专为《中国工人》写一篇文章,谈谈早年写《包身工》的情况,目的是向青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夏衍同志在百忙中慨然允诺,如约写了一篇约四千字的《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文中详细介绍了他早年写《包身工》的经过与有关情况,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这篇文章,《中国工人》发表后,后来夏衍同志易名为《回忆与感想》,附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文学小丛书《包身工》一文后面。

    我常常感到饥饿

    我常常感到饥饿,但却仍要完成每年一个月的劳动任务。北京市的十大建筑物,要赶在“十一”国庆节前完工,我们都到人民大会堂的工地去劳动。古老的北京,本来缺少现代化的建筑物,现在一批在当时看来颇为雄伟壮丽的建筑物正在建造,是使我们欢欣鼓舞的事。我带着饥饿感在工地劳动,竭尽所能,干得很出力,只是饥饿折磨着我,比较难受。有一天,未戴安全帽,不知怎的,有一块很大的砖头砸下来,打在我身边的地上,将地面砸出凹处。如果砸在我头上,那必然是死;如果砸在我身上,那必然是重伤。我感到很幸运。以后,人民大会堂建成,1960年的春节,里边梅兰芳等演出联欢节目。我拿到了一张全家的票,与妻及小凌、老妈妈四人一同前去参加联欢。虽然北京城的饥饿更加厉害,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看到小卖部出售一些食物,仍然碰也不去碰。不过我们心情仍然不错,我曾笑着对妻说:“那天劳动时,如果那块砖砸在头上,今天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

    大约是1959年的国庆节前后,在我印象中粮食是十分紧张的,副食品的供应当然更加紧张。有一天,说是有好消息,要发给我们鱼吃。原来,这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知道北京供应紧张,运了许多青海特产的湟鱼到北京给中南海的中央领导同志吃,但毛主席、周总理等让把这批鱼全部分配给中直机关的干部吃。我也得到一份鱼回家,虽仅两条,但很能体会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心意。湟鱼,我们全家都是第一次吃,看起来很肥,头大尾小,但肚子里的内脏极大,掏去以后,剩的肉极少。听说青海原来对这种鱼也从未视为上品,如今用来运到北京送给中央,也可见饥饿的程度了。

    但尽管供应情况如此,1959年9月在北京依旧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这是在国庆节之前,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听周总理作了报告。他没用稿子,仅有一张提纲,但侃侃而谈,主要是给大家鼓干劲,也没有避讳眼前存在的困难。那时的人都表现得爱党爱国家,也都能自律,会上吃得不好,还要交粮票,大家精神状态依然不错,小卖部出售的那些当时稀罕的食物和酒类也无人去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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