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山植树造林

    1959年冬天，我因一个月的劳动任务尚未完成，决定到香山中直机关劳动造林站去劳动一周。吕宁同我一样，也有一周的劳动任务未完成，我俩就结伴同行。我们到达造林站时，造林站的同志笑着说：“这种时候你们还来劳动啊？”我同吕宁住下后，正逢吃午饭，每人交了粮票，领了一碗无盐少油漂满腻虫的大白菜汤（这年大白菜闹虫灾，菜叶子上满是黑色的小腻虫，洗也洗不净，要在以前，这些菜叶早不要了，可是如今仍珍贵地用来当食物），外加两个小小的窝头，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因为下起了大雨，无法上山，就睡觉养神。第二天一早，每人背三棵马尾松树苗上山去种树。树苗每棵有两尺高，根部的一个泥团有蒲包包着，足足有十多斤重。三棵树苗背在背上，由于腹中饥饿，爬山十分吃力。香山是北京西部最有诗意的地方了。奇峻的山势，忽隐忽显的峰峦，浓郁斑驳的红叶，金色点染的黄叶，风景如画，但饥饿使人丧失精力和情趣。我们走走歇歇，爬到半山植树处，自觉、认真地把树植好，回到造林站吃午饭。站长说：“现在大家都体弱，不能蛮干，每天任务就是背一次树苗上山种下，早干完早歇着，不外加任务了！”这样，我们总是睡觉养神。因为，北京城里有些人已经患了浮肿病，有的脚肿了，走路都不方便。吃得少，活动少一点可以保持体力。有一天，我和吕宁看到造林站不远处有一处废弃了的炼钢工地，工地上一片狼藉，扔着一堆堆废铁疙瘩和破损了的耐火砖，于是，我们席地而坐，感慨油然而生。吕宁叹息一声说：“老王，我们头脑都发热过！你在甘肃写的那篇《紧张是东风》，当时认为好，现在看来是坏！”这件事我前面写过了，那真是由衷之言！

    1960年的片断回忆

    转眼到了1960年，我的粮食量自报公议减为每个月二十二斤。这是我自愿降低的，目的是为了承担国家的困难。但既无副食，主食定量减少实际上就更吃不饱了。有一天，女儿王凌从幼儿园回来，过了一会儿说：“爸爸，我太饿了！”这时她们幼儿园每到晚上，总是让孩子们喝鸡蛋汤。阿姨们施展用两三只蛋就能打出一大锅汤的绝技，端出一大锅鸡蛋很少的汤来，用眼看，满眼都是蛋花，实际却一块也捞不到！阿姨们对孩子们说：“快喝，快喝！”孩子们被汤灌饱了回来。我问小凌：“晚饭吃饱了吗？”她说：“饱得很，我喝了三碗鸡蛋汤，好胀人！”但这种“饱”是暂时的，一会儿小便一次就饿了。我是个平时不爱上街逛商店的人，这天晚上听女儿说饿得不行了，就说：“走！爸爸带你买吃的去！”我带足了钱，“财大气粗”地带着女儿去到王府井，心想不管多么贵，也要为她买点吃的。谁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所有的卖吃食的店家和百货公司，食品柜全部空空如也。兜来绕去，竟找不到一点点吃的。我这时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像我一样，在所有店家之间转来转去寻觅吃食的人不少，但也都空着手。突然，我看见前边有条排着一字长龙的队伍，马上带着小凌排在队伍尾巴上，说：“你排着，我到前边看看是卖什么的！”快步向前，走到队伍最前面时，才发现原来是卖白水冰棍的。这是清水加糖精制作的冰棍，而且一人限购两支。这天天很冷，刮着不小的西北风，还开始飘起了雪花，我马上跑到队伍尾巴上（这时在小凌背后又有一些人排队了），对小凌说：“是白水冰棍！没吃头，我们不买了吧！”可是小凌说：“不！我要吃！”于是，我陪着她，在雪花飘舞、北风拂面中排着队，足足排了半个多钟点，买到了两根冰棍，她一手拿一支，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我们一路走回家去。

    那时节，北京灯市口锡拉胡同有特殊食品供应处，外国使馆人员和专家可以在那里买到市面上不见踪影的高级食品和烟酒。高级干部、国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及高级民主人士，有特发的供应证可以在指定地点买到限量的主副食品和烟酒。人说“北京城里大官儿多”，我这一级的干部当然得不到优待。幸好陈云同志想出了个办法：出售高价的糕点、糖果及烟、酒等其他食品物品。饭店里也出现高价菜，市场上渐渐也有了高价的肉、蛋、禽类及菜蔬。当时高价点心一下子变成四五元一斤，白糖四元一斤，质量很差的糖果也四五元一斤。鸡蛋和鹌鹑蛋是两角一只，还供不应求。我住处附近的青海餐厅出售的手抓羊肉（其实一盘只有几块羊排骨）这时已涨为十元一盘，还出售猫肉，并且在门口贴了条子征购活猫。青海餐厅的供应每日限量，门口总有人排队。我是不敢吃猫肉的，一次路过，问排队的人：“猫肉滋味好吗？”答曰：“有点酸，但不吃怎么办？”

    自从城市人民公社停办，我们家里又恢复了一家团聚吃饭的生活，四个人的粮食加在一起调剂，比分开吃食堂吃不足分量要好得多了。老妈妈煮饭时，将外边流行的“双蒸饭”等方法应用起来，就是反复蒸煮及加水分来提高米饭的涨发量。其实，这是自己骗自己，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试了感到不行，也就不再使用。在这时候，“小球藻”、“人造肉”都出现了，好些机关都设了专人培养“小球藻”，制造“人造肉”，像搞科学研究似的，说这些“新食品”如何如何富于营养。我也尝过一次“人造肉”，说实话，那可一点也没有什么肉味，事实上也不能大量生产，都是些失败的创造。

    大饥饿时，我们免不了“精神会餐”。老妈妈最想吃的是猪油拌饭，要求实在不高，但说明她肚里实在太缺油水了！我常想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上高中时的生活。那时是公费上学，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学校生活非常清苦。最艰难的时候，早上的稀饭很少，中午和晚上吃的饭也不足，而且饭里都是稗子、沙子。菜则曾有过发一匙盐当下饭菜的日子。那时也是整天感到饥饿，但如果有钱，在附近德感坝镇上是可以随便买到面吃到饼的。吃饭吃到沙子时每人也将饭吐掉。现在则每口饭都很珍贵，我的堂弟王洪演一天从石家庄来看望我们。承他在这种艰难时期，居然还带了些鱼干等吃食给我们。我们留他吃午饭，将他带来的食物做了菜肴。吃饭时，他忽然一口“嘎嘣”咬到一颗大沙石，他闭着嘴犹豫了一下，猛地将饭吞了下去，摇头说：“唉，放在从前早吐掉了！可是如今，吐不得！”我颇有啼笑皆非的感觉，以后，老妈妈淘米特别仔细，遇到谷粒就剥去外皮，不浪费一粒米。

    这个春天也很有趣，在大家体力都极衰弱不支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居然还举行了体育运动大会，营养不良而来锻炼其实是件苦事，但营养不足又不锻炼似乎也不是办法。我参加了运动会，不敢选那些激烈的特别消耗体力的项目。凡35岁以上的人可以参加200米平衡竞走，我这年正好36岁，可以参加。参加比赛之前我只先去热身锻炼了一次，双手平举，各托一只篮球练步伐。比赛那天，妻子一定要我别饿着肚子，要吃得饱些。比赛时，我使尽浑身力气，竟得到了第二名。当广播里播出我的名字并说得到第二名时，我已瘫倒在操场草地上，双脚由于过度紧张而痉挛，有同志过来将我扶起，慢慢迈步，半晌才渐渐恢复正常。后来，是万里同志给我颁发的奖状，当时他是北京市副市长。那张简朴的奖状上有“炼好身体，做好工作”八个红字。由于偶然的原因，它未毁于“文革”，至今仍由我保存着作为纪念。

    4月间，北京召开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由于大陆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有企图窜犯大陆的意图，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召开显然与此有关。《中国工人》为配合宣传这次会议，由我参加大会采访，并由我负责组织罗瑞卿同志为《中国工人》写一篇稿件。罗瑞卿同志1959年开始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能得到他的稿件是不容易的。我先写了信去，然后又到罗总长家里请他为《中国工人》写稿。可能由于是全国性的工人刊物，罗总长答应写，并说可能叫傅秋涛部长写，用他的名字发表。他说：现在台湾蠢蠢欲动，我们正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应当写这篇文章！这以后，傅秋涛上将通电话同我联系，告知我已派人给罗总长起草好了稿子，但要由罗总长亲自审阅，修改定稿后才能将稿给我。可是到发稿时，罗总长离开北京飞成都了。我心急火燎打电话给傅秋涛部长，说这篇稿是《中国工人》的“帽子文章”，不能没有，而且为配合民兵代表会议，要分赠给代表们，不能误期。傅部长说他会提醒罗总长的。傅秋涛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又是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他一口湖南话很亲切，待人也好。果然，罗总长的文章由专机从成都送到北京，及时发到了我的手上。我见稿上有罗总长亲笔修改的地方，虽不多却重要而中肯。我们一字未动原稿照发。这一期《中国工人》出版后，罗总长这篇文章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和注意，外国通讯社及记者发了电讯，许多重要报刊登载了这篇文章，当时对震慑台湾起了很好的作用。

    5月里，举行了全国职工文艺会演。在饥饿的年代，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这样全国性的文艺会演，显然给灰暗的生活增添了亮色，这自然也是举行这次会演的目的。

    这年夏天，北京偶尔可以买到西瓜。妻子总是设法去买西瓜，买来后，吃了瓜瓤又将瓜皮做成菜吃。瓜皮做菜在江南、上海一带是历来就有的，比如将瓜皮腌后切成丁炒了吃，将瓜皮切成条用酱油泡了吃等等。至于瓜子，当然也不浪费。由于饥饿，妻子已浮肿，我则居然一切如常。她心疼我瘦，我却心疼她“胖”。中国工人社已有不少同志出现浮肿，患肝炎的在社会上和机关里也都有不少。我有时拖着沉重的脚步到办公室上班，见许多同志的座位都空着，他们都去休息了，编辑部里显得十分凄凉。来稿显著减少了，但刊物仍在出版，我与那些未出现浮肿的同志都尽心尽力地维持着《中国工人》的如期出版。

    饥饿的年代里，亲友的互助是使人难忘的。有一天，我的四妹送来了一只大母鸡，这真是“珍稀动物”了！于是，煮了一锅鸡汤，我要让给妻子和小凌及老妈妈吃，她们又要让给我吃，但实际上，主要是吃在小凌肚里了。她虽小，饥饿却使她对鸡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吃了又要吃，大人当然都得让她吃。起凤的同事中，有位名叫马连喜的同志，家中人口多，又是北京本地人，他总是愿意将一些票证给我们用，而且是真诚的。只是大家都面对饥饿和困难，我们自然不愿意“剥削”别人。而亲戚好友间互相寄赠糖票和钱的事更多，充分体现了艰难时世间的互助互爱精神。

    奉命“拆庙搬神”

    饥饿和困难状况很难迅速好转。1960年冬天，编委会要我带个工作组去延安，目的是采写并组织一批稿件在《中国工人》上宣传延安作风。我虽然在饥饿中受着煎熬，依然整理好行装，拟好计划中的选题，安排好了工作，打算先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坐安-2型飞机去延安。但忽然吕宁告诉我：中宣部来了通知，有要紧的事传达，所有人员不要外出，外出的立刻通知他们回来。

    中宣部的同志和全国总工会的同志一起来开会，中宣部一位处长的传达十分简单，其实一共四个字——“拆庙搬神”，并且说明，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这指示是写在《中国工人》刊物封面上的。本来，《中国工人》由于是工人阶级的全国性刊物，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凡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中央领导人都是每期必送的，这期刊物上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呢？不知道，也猜不出。人心惶惶，大家对“拆庙搬神”四个字琢磨了又琢磨，结论当然是清楚的。《中国工人》这个“庙”要拆掉了，它必然将停刊不办消亡了。我们这些“神”都要被搬走了。这倒颇像“土改”中的“扫地出门”！我们辛辛苦苦全心全意办《中国工人》错在哪里呢？如今要将我们搬到什么地方去呢？“拆庙”成了个谜，“搬神”当时也是谜。我问吕宁，吕宁像他平时习惯的那样，除了叹气，在紧要问题发生时总是沉默着一声也不吭。

    本来已在饥饿的艰难环境中过着很苦的日子了，又雪上加霜，真是难以承受，但当时大家的觉悟就是那么高。《中国工人》居机要部门。我奉命做结束工作，忍着饥饿，写了停刊的《告读者》一文，将刊物的每期原稿一起集中，交付给造币厂装去化为纸浆，将所有读者来信来稿全部一一处理作复……每天工作时间极长，到晚上拖着疲劳的脚步回家。我只告诉妻子说：“刊物要‘拆庙搬神’了，我们的生活要起大变化了。”她问：“会怎么样？”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但也许我们不会在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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