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一事一议”竟深受欢迎。每天，那块黑板报前都围着学生看，有笑的，有议论的。而且，许多事只要被一“议”，马上生效改正，立竿见影。
思想工作要持之以恒，要天天做，要有针对性、从实际出发，要发动大家一起做。能这样，小黑板也能办大事。
一分必争？
时间要“分秒必争”，学生的分是不是应当“一分必争”呢？
我刚到学校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高中毕业班的一个女学生在离校前夕突然要自杀。原因是她由于物理成绩总平均只有59分，不及格，所以按规定拿不到毕业证书。正因为拿不到毕业证书，她觉得无脸回家，哭哭啼啼，决定自杀。
真吓坏了人！得到消息时是夜晚了，一方面派班主任负责在女宿舍陪守着她，一方面派人去把她在农村教小学的母亲请来劝解商议；一方面我就到教务处调阅物理考卷，同教务主任商量。我和教务主任认为：卷上还不是几分都找不出来，因物理的一分之差而使学生拿不到证书要自杀是不合理的。
于是，将任课的物理教师请来，我将学生的考卷交给他，讲明了情况后，说：“请你再看一遍考卷，看看能不能找出点分数来，使她的总平均分数达到60分。”
谁知，物理教师拿了考卷看了一遍，回答我：“卷上我没有批改错的地方，无法再加分了！”
我怕他误解了，说：“没有说你批改错了！而是说，有的题多扣几分或少扣几分也是可以的！”
“分数是神圣的！该给的一分也不能少！不该给的一分也不能给！”他生硬、认真地说。
抗日战争时期，我自己上高中时，亲身经历过一件事：一个姓范的同学，因为数学老师连续两次给他59分，冒火了，用小刀刺伤了数学老师，入了狱。刺伤老师当然是犯罪的，但数学老师给学生连续两次打59分难道就对吗？一分之差难道就这么精确、神圣吗？
我耐心地说：“我从来不想否定分数的高低应该按评分标准办事，但我也不相信一分之差就那么神圣！人命关天，我们不能眼看着让一个学生为少了一分而去死吧？国家培养学生，分数只是一种手段，分数不是学生的命根，也不是老师的法宝。我希望你了解我意思，再去找一找分数。”
他又拿卷子去看了。但第二次回来，仍说：“我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这卷子上的确无法再加分了！”
事情这么难办，只有另外请一位物理老教师来。他是教研组长，请他帮助研究卷子上能否再加点分数出来。最后，总算打通了那位把一分视为神圣的物理老师的思想，补上了那一分！学生的母亲也来了，教育了学生，将学生带回家去。
这一夜，恢复了平静。
事后，有人问我：“如果这一分仍旧加不出来的话，你怎么办？”
我说：“这里有教育学生的问题，也有教育老师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我绝不会让一个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因为一门课的总平均成绩差一分而拿不到证书去愤愧自杀！”
海外来信
一封由外交部信差从我国驻也门大使馆带回来寄发的信，写着我的名字，由传达室送到了面前。
咦，是谁从遥远的也门来信呢？那里没有我的亲戚和朋友呀！
拆开信，热情的话语使我的心激动了。一些往事出现在眼前。我记得他。
他是一个农村的孤儿。父亲死了，母亲改嫁后随夫去了东北。他不愿意跟随后父，就留下来了。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高一新生入学那天。他个子矮小，却长得聪明健康。我注意到他的入学成绩优秀，记住了他的名字。
以后，妻在图书馆工作，告诉我：他爱借书看。有一天又告诉我：他丢失了图书馆的书，按规定要赔偿才能再借，但他没有钱赔，妻代他把书款赔了，让他继续借书。
那年，天特别冷，寒假期间快过春节，我到学生宿舍到处看看，忽然发现只有他独自一人冷清清地留在宿舍没有离校。这样的学生是不多的。我问：“你怎么不回家？”他笑笑，起先不答，但后来如实讲了：他是一个孤儿，无家可归。
啊，原来如此！春节期间，学校食堂也停火了。他连吃饭都要成问题呢！我送苹果到宿舍给他吃，并且讲定约他到春节时在我家里过年。他答应了，但到临时，我前前后后却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太懂事，究竟同我尚陌生，怕打搅我们，自己跑到初中的老师和同学处去过春节了……
后来，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阿拉伯文，再后来，就不知他的下落了……
这些事我和妻早都忘了，但如今，在信上，他却枝枝叶叶都记得清清楚楚，热情地写了感激之情，还写了他对许多其他关心他的老师的怀念。不但表露了深隽的师生情谊，更热烈表示了自己在异国他乡为祖国服务奋发向上的决心。
看着这封海外来信，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触和感想。
我在想：你有时无意之间做的一些事，哪怕极小，都会给人造成经久不忘的记忆，成为他前进的动力。这样的事，其实是应当有意去多做的。相反，如果无意地做了损伤他们的思想和心灵的事，让他们带着伤痕离去，情况就全不一样了。在这所学校工作，面对着无数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每年会有500人左右高初中毕业，又会有500左右新生入校。学校这样一部在运转着的教育机器，它所送出去的人的“产品”上都会镌着许多标记。珍爱这些“产品”，让他们带着美好的回忆和前进的力量合格地去到高一级学校或各种岗位，他们将会起多大的积极作用；相反，让他们像残缺了的“次品”似的带着从思想到心灵上的消极影响走，又会如何？
教育工作者整天在做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的事，整天在做与青少年接触的事，责任太重大了……我们随时都在“播种”！……
我但愿我无论有意或无意，都在做有关青少年思想、学习、身体健康的好事！而不做一点点将来会歉疚和遗憾的事……
（在山东临沂写于1961—1965间）
蒙山沂水寄深情
离开山东临沂来到四川成都，瞬息22年了，但山东临沂人始终没有忘记我，我也始终怀念山东。沂蒙和临沂一中的旧友新交，常从山东和临沂来电话、信件，说：“王校长，快回来看看吧……”前年临沂一中百年校庆，李世良校长等也热情邀我回去看看。我何尝不想旧地重游，但年逾八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承山东教育出版社牟文正编审邀我写这篇文字，我愿借此机会，向亲爱的山东沂蒙，向亲爱的过去的老领导、同事、同学、文友及这些年的新交们深深致一声真诚的问候吧！
我原是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三年困难时期北京陷入饥饿，毛主席在我们的刊物上批了“拆庙搬神”四字，《中国工人》停刊。我拿了中央组织部介绍信率队到山东支援农业第一线，直接向临沂地委报到。地委研究后留我到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做行政领导工作。临沂那时经济落后，又是灾害时期，条件同北京无法相比，但一中的120多亩校园大而美丽，是一所拥有三十几个班的全日制中学，领导班子较强，较团结。我在赴沂蒙途中，经过新沂遇大风雨受阻，看到灾情严重。曾口占七律一首明志：“年将不惑下山东，欣然仆仆入沂蒙。笑谈征途多崎岖，冷对扑面雨和风。十年翰墨孺子牛，一片丹心今昔同。坚信多难能兴邦，加鞭早看太阳红。”到一中后，面对同志们的热情，我身在其中深感温暖。我对教育工作外行，但先后有赵明远、钟伯荣、杨星垣、李镛等校长（他们均已去世）及陈平、金润泽、傅绍朴等教导主任的帮助，更得到许多有水平、有责任心的老师的支持，凭着自己愿意学习的心愿，终于做出一些成绩。
当时，我夜晚常在校园里走走看看。教学楼里灯光雪亮，老师们都在备课改作业，学生们也在教室里自习。灾荒使师生们都忍饥吃“瓜菜代”，我不能不心系师生们的健康。我在校务会上提出减轻师生负担的问题，比如批改作文，老师不要凭自己的口味越俎代庖将作文改得体无完肤“满堂红”；在课堂上，要精讲多练，少留作业；为保护学生视力，主张改善黑板的反光问题，增加照明设备等。新来乍到，同志们都热情支持，工作顺利，使我欣慰。
学校距沂河不远，河东独树头镇的农家学生每天要过河来回，雷雨山洪下泄时，沂河水或浅或深地会将一条铺着大麻石条的“五里桥”淹没（当时沂河上还未建安全的新式大桥）。在我到校前，校里就规定：暴雨涨水时，独树头的学生要集中排队由班主任护送安全回家。每当这种时候，我也总是冒雨卷着裤腿在河边打着伞等候，总要看到老师将一连串手拉手互相牵引着的学生护送过河归来了才安心。
抓教学少不了要听课，了解教师上课的优点和不足。我发现，有的干部听课的态度不够端正，居高临下，专门寻找缺点。我则主张抱谦虚学习的态度，听课决不搞突然袭击，而是先打招呼，使教师感到对他尊重、信任，便于调动积极性。对新分配来的教师，更要注意。一位姓郭的物理教师刚来，我说想听听他的课，他吓得红着脸想哭，我就说：“别勉强，我现在不听，你好好教，好好向老教师学习，等到哪天你愿意我来听课，就告诉我。”过些时候，他来找我了，我去听了课，他很高兴。我听课后，从不草草急于向教师提这不对那不对，但也不回避听了一段时间后，与教师平等研究问题以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有时，我曾应老师们的要求举行公开课。我缺乏教学经验，明知比不上许多优秀的教师，但我真诚地做了准备，讲了语文课本上鲁迅的作品，目的是“尝尝梨子”，听取意见，建立感情。
学校教育应该努力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但升学率毕竟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处理不妥往往会给学校工作带来一些片面性。当时社会上就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我到学校后，遇到过一件棘手事。高三毕业班的一个女生要自杀，原因是物理总平均成绩只有59分，不及格，按规定拿不到毕业证书，她无脸回乡。听到这事，已是夜晚，我一方面请班主任陪守保证安全，一方面派人去把她在农村教小学的母亲请来劝慰。另外我又到教务处调阅物理考卷，同教务主任商量。我们都认为卷上还不是几分都找不出来，仅因总评一分之差而导致学生自杀万万不可。于是，请任课老师来，我将考卷交他讲明情况，说：“请再看一遍考卷，能不能找出点分数来，使总评达到60分？”谁知回答是：“卷子我没有改错的地方，无法加分。”我说：“没有说你批改错了，而是说，有的题目多扣几分或少扣几分也是可能的。”他说：“分数神圣！该给的一分不能省，不该给的一分也不能给。”我耐心地说：“国家培养学生，分数只是一种手段，分数不是学生的命根，也不是老师的法宝，希望你理解我的意思。”但他坚持己见，我请了教研组长一同研究，最后总算打通了批卷老师的思想，补上了那一分。学生的母亲也来了，教育了学生。事后，有人问：“如果这一分仍旧加不出来，你怎么办？”我说：“这有教育学生的问题，也有教育老师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我绝不会让一个学生因为一分之差自杀！”
回忆往事，点点滴滴难以忘记的太多了！
自己写自己是有困难的。我工作勤奋，哪怕对学生讲10分钟话，事先也都做充分准备，怕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可以承认自己是作家、编辑家，却从不敢承认自己是教育家。因为在教育界我是缺少建树的。由于作家的身份，我怕学生们有的想仿效，忽略了基本知识和基础训练，总告诉他们：中学生写作和作家创作，虽都是用文字写作，但目的不同，要求也不同。中学时候应学好“双基”，有好的基础，将来想做什么都会条件优越些的。当然，课余，我也不拒绝对一些有写作才能的学生进行指点。我在教育岗位上当时有些事想做却无能为力，有的事坚持也不够。例如初到学校，感到伙房卫生差，苍蝇太多。会上我提出这问题，有同志反驳：“不能拿北京的条件来衡量这里。”当时，作为省重点中学，年终有笔积余，而学生用水不便，冬天也喝井水解渴，我主张用这笔钱装自来水，保证学生冬天喝上热水，反对的意见则认为：“太讲究了！这笔款应上缴。该节约！”又比如学生宿舍灭虱的问题，分工主管的同志说：“当年战争时期，我们管虱子叫‘光荣虫’、‘卫生虫’呢！”那时，极“左”的思想有市场。在对待学生上，我反对歧视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为出身不能选择，要重在表现。对毕业班学生的评语，我曾亲自过问并纠正个别有极“左”思想的班主任在评语中那种“唯成分论”的写法，不想让毕业生带着有这种评语的档案袋背上包袱离开学校去受委屈。当时同有的人争论，实际是犯大忌的。后来“文革”中受到大罪，但我无悔！况且，“文革”前，工作中矛盾虽有，但多数能够出于公心而化解。领导集体团结的好局面是直到“文革”十年才被搅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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