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抗灾的最大特点是尽一切力量抢救人的生命。救人是重中之重！财产可以重造，生命不能再生，以人为本，还体现在对逝者的尊重。过去只有为国家领导人的逝世而举国哀悼，这次是为平民，为普通的人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我多次流泪，无法控制……
临笔呜咽，不知所云。
屠岸
2008.5.19夜
2008年5月28日星期三阴间晴
四川省作协通知，下午三点钟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两位要到我家看望。他们心系灾区群众、激励作家创作，早上由北京飞来成都就去都江堰灾区慰问群众和奋战在抗震第一线的救援人员，慰问在四川灾区采访、创作的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的作家们，也看望四川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作协做了大量工作，党组、书记处在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和短信把慰问带到地震灾区的作家协会。5月18日，在中国作协参与主办的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大型募捐活动中，许多作家带着爱心向灾区人民送出温暖。接着中国作协先后组织了四批作家深入灾区，许多作品均在报刊发表。知道他们当天就要赶回北京，我觉得他们实在太忙太劳累，还要来关心看望，实不敢当，请来电话的同志转达辞谢之意。但他们两位仍是在下午三时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省作协党组书记吕汝伦、副书记勾春平、副主席傅恒等陪同来了。
正巧下午传又有较大的余震来袭，我与起凤出屋在楼下花园里接到作协小周电话说客人要来。我说：“听说要有余震发生，是否就请不来了？”但小周说：“已在来的路上，快要到了！”果然，一会儿，铁凝、炳华同志都到了！此时此地，大家先握手热烈拥抱，随即站着互相问候，谈起地震及灾情等情况，叙叙旧，最后合影留念。我看看表，总共40分钟。他们又匆匆握别去工作了！朱丹枫同志在抗震指挥部忙碌，他告诉我，从汶川地震至今，他没有正式吃过一顿饭，都是匆匆吃点方便面。我看到深入灾区回来的吕汝伦同志也黑瘦了。
这真是一次特殊的看望，由于地震，大家都是站着的，连一杯开水都没有招待，也没有一张椅子可坐。在成都的余震随时可能袭来时，他们这么忙这么累，竟还带着鲜花来了！我忍不住说：“在这种时刻，你们这么忙还来看望，使我深感温暖，非常感动！真是感谢之至！”炳华同志指着铁凝同志说：“我们在北京时就商定这次来一定要来看望你的！”炳华同志任党组书记多年，历来善于做好团结工作，有口皆碑，平易近人，工作周到细致，对老同志有感情。铁凝同志过去在河北任作协主席时，河北的作家们都常告诉我：“她不但作品好，为人同样好”，“十分关心作家创作和生活”。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后，她与炳华同志等相处极好。有人说：“金和铁是两种最珍贵重要的金属！”她会议多，不免会牺牲一些创作。我给她介绍起凤时告诉她：“起凤过去爱读你的作品，只是现在老了病了，没法读了！”她握住起凤的手，亲切而谦逊。
他们走后，忽有李白的诗句涌上心头：“客从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为什么这诗句会涌上心头，想不真切。李白写诗常化虚为实，又能化实为虚，形象怪奇，诗句绝妙，难以效法也。
至夜晚写这日记时，余震并未光临。睡前，看电视——中央台《以生命的名义》，颇感动。
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晴
近日来，挂念着两件事：一是震区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泄洪以保障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主要涉及绵阳一百多万人的命运。这堰塞湖是大地震山崩地裂山体滑坡形成的。该地区的强降雨也对水位上升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个问题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地处下方的绵阳市民转移的二十多万人已开始安心返家。绵阳吃紧前我与克非兄曾通电话，知他平安甚以为慰，但接着绵阳吃紧，人口疏散，电话不通，估计他无问题，但今日打电话去仍未接通，估计是疏散了尚未回家，但一定是平安的。
第二件事是成都军区某陆航团米-171直升机特级飞行员邱光华机长驾驶的直升机组的直升机不幸遇难。上万解放军及民兵后备役官兵搜山寻找。如今飞机残骸及烈士遗体已搜寻到。大家都很悲痛。
青川属于广元市，这次灾情严重。我是广元市作协名誉主席，灾后电话不通，今日才与广元市作协童臣贤常务副主席接通电话，他夫妇平安，但有亲属伤亡。
今天，距汶川大地震已整整一个月。成都的小震有时仍有，大约还会延续一两个月，但已不可怕。一个月，我们还擦不干悲痛的眼泪；一个月，奋力抗震救灾的中国从灾难中不屈奋起，让世界注目。
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近七万人，失踪者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三十七万多人。2008年5月12日至今天的这段岁月必将为十三亿中国人共同铭记永难忘怀！现在，伤者治疗及灾区群众生活安排得较好，灾后重建已在开始。成都的旅游已在恢复，活力在复苏。今天《成都商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震后一月，最佳旅游城市复苏”、“让世界知道，成都很安全，成都最中国”、“震后一月，我们从灾难中站起”……
我为我们亲爱的祖国和人民祝福！
你是灯塔
时光如风，但峥嵘岁月里的往事并不如烟，那些记忆总鲜明难忘。
抗日战争后期在大后方重庆，结识了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后，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我阅读了当时可以到手的进步书刊并订阅了《新华日报》，从那开始，党就成了我心中的灯塔与舵手。我在四川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第一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1944年秋天从北碚新华书店买到的。那时，对《讲话》理解得不深，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等原则开始铭记。而且，有心去尝试着在创作中身体力行。这时大批青年都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形成热潮。由于见到国民党政府拉丁抽税对农民敲骨吸髓，我写过一篇影射性小说题为《老伦明的梦》。“伦明”其实就是“农民”的谐音，意喻古老中国的农民。故事是：大地主家中一个被奴役的老佃户名叫伦明，整天劳作，受尽骑在脖子上的主人的虐待，被主人蒙骗一直以为自己这种受苦受难是在梦中，希冀一朝梦醒就能改变生活。他年岁越来越大，一天病倒，我去看望他，见他在青白色的油灯光照耀下（暗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奄奄病危。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感慨他不应相信欺骗，早应抗争。这算是我想用文学作品为工农兵服务的一篇不成熟的稚嫩之作。
以后，解放战争时期，我关心中国的命运，信定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与地下党的同志过从密切。我不是党员，但1932年入党的一位地下党同志在上海搞地下兵站，常给我进步书刊阅读，在思想上帮助我。那几年，我写的作品以通讯特写为多，题材来自生活，因为这种形式尖锐明快，利于为人民呼喊，利于反内战及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及特务统治，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党的文艺方针给我启示。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我即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筹委会的工作。那时常唱一支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我当时激情昂扬地编写了上海解放后第一套工人课本，负责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在市委领导下编办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以后筹办劳动出版社和《工人》半月刊，培养人民通讯员及工人作者。我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这对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十分有益。我是中国文协上海的会员，对《讲话》及党的文艺方针不断学习。回顾以前多年，在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固然理解片面，写过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但也较成功地塑造了抗日英雄工人游击队长节振国形象的作品，那就是在开滦煤矿及冀东各县深入生活才有的产物。
难忘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如同春风。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为文学的繁荣和开拓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机遇。我的创作也进入春天，党的“双百”方针、“二为”方向指引着我。在文学创作上，我愿意站在时代前列，满怀爱国热情，关注国家命运，抒写历史波涛；我愿意反映人民心声，弘扬民族正气，歌颂高尚情操，鼓舞读者意志。我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和《霹雳三年》等长篇，就是从党的领导中汲取力量来完成的，我真想在作品中体现时代精神，给今日和明日的人们看到幸福、信念和理想，去想一想历史的前鉴和中国的命运。
中国文学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文学创作是作家为祖国为人民献出光和热的途径。今年“七一”是党的辉煌八十诞辰，在从往昔到今日的火红年代里，我的人生道路跟随共和国的历史画下了轨迹，与共和国的喜忧密不可分。我们的党在建立共和国后，将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而又受尽苦难与凌辱的中国，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难题，改变成谁也不能小看的大国，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样的丰功伟绩中，也有文学工作者所尽的那一份力量。论今思昔，当年那熟悉的歌声，似乎又回响在耳边。
我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作家的，在我的心上，党始终是灯塔，始终是舵手。党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国之根本，一刻也不可忘记。写作时想到人民的利害与需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的笔将终身遵循这一原则而执着。
（刊于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并获征文一等奖）
苏联专家在新中国
一、消灭鼠疫的苏联防疫队
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在东北开设了很多细菌工厂（被强大的苏联红军打垮前，才秘密破坏掉），把细菌散播出来毒害中国人民。从1945年起，东北人民年年被传染病闹得很苦，尤其是鼠疫，在1947年传染得顶凶，一共有630个村庄发生，死掉23170多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请苏联防疫队来帮助做消灭鼠疫的工作。
苏联红十字半月协会派了很多专家、防疫员、消毒员和护士组织了防疫队，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幸福的国家，到了中国东北，不怕困难和吃苦，冒着生命的危险，到鼠疫传染得顶凶的热河省去。
他们带来了顶好的药品和用具，在承德和赤峰等地方，救了将近1万条性命，他们不分季节、不分日夜地在农村里辛苦工作，替疫区里的每个人打防疫针，替每家人家的房屋和用品消毒，更发动居民捉老鼠，这样以后，消灭了足足可以装满28个火车车厢的老鼠，凶恶的鼠疫才不再发展。
从1947年到1949年两年里，苏联的防疫队帮我们培养了很多防疫人员，送给我们东北人民政府260多种防疫器材和药品。据统计，1947年全东北有30326个人生鼠疫，1948年减到了5947人，1949年更减到了417人，在1949年害鼠疫病死的只有250人，拿热河一省来说，死亡的只有20人。
在热河的防疫分队长是赫赫洛娃同志，她为了工作，常常忘掉了自己的疲劳，有一次在喀喇沁旗时，她连续工作了二十五个钟头，忘了饿也忘了倦，这种精神感动了当地的群众，大家称她是“再生的母亲”。许多人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拿来慰劳她和她的同志们，赫赫洛娃不肯收，老乡们硬要他们收下，有一次争执了不少时候，老乡说：“你吃了我们的鸡蛋，我们心里就痛快了！”化验员马利娜，在化验时，染上了病，注射了血清后，头晕、发烧、眼睛都张不开，但还不休息，还进解剖室工作。所以，当他们完成了工作，要离开住了4个月的平庄时，送行的人一直跟出来一里多路，程大嫂抱着被苏联防疫队同志常常抱着玩的孩子，泪水流了下来，瞧着每个苏联同志，她舍不得离开他们。
在哲盟鼠疫传染病院中，快要好了的病人留恋地握住苏联同志的手；吴玉山听说他们要走了，偷偷地哭泣，他说：“我的命是他们救的呵！他们有东西自己不吃拿来给我吃，连夜里都起来看我好几遍。”
在防疫队离开乾安县城时，汽车被群众围了起来，有的人跑上去说：“你们不要走吧！你们留下来吧！”他们在群众高呼“中苏友好万岁！”的声音中走了。
和苏联防疫队一起工作的东北防疫队的二十几个中国工作人员，在苏联朋友走了以后，总是常常谈起许多苏联朋友们的故事，他们说：“病人张老爹已经没法救命了，但是筱丽达（一位苏联队员）还是不离开他，给他水喝，希望他万一能活转来！”
“赫赫洛娃同志怕别人在解剖尸体时要被传染，但她自己却不怕传染地亲自动手。”
“专家克利辛同志，夜里出去看望病人，有时淋着大雨，两脚立在泥水里工作，却从来不叫苦或者埋怨。”
“发给他们的水果、糖、面包，宁愿自己不吃，却说病人需要营养，送给病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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