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很乱，想得也很多很杂。“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1956年提出来的，可是提出以后，始终没有认真执行。唯一在当时起的作用，是一种诱铒作用，为1957年的“反右”所谓“阴谋”起了“诱铒”作用。其实，损害威信，莫此为甚。我们党历来是“说得到做得到”，一直是取信于民最讲信用的。从那开始，却无形中被抹了黑！而到“文革”双百方针早被抛到十八层地狱！抄家抄到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就可把人打成“反革命”。难以计数的“反革命”，不是为了干下什么，而只是由于在逼供下，承认想了什么、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就遭到厄运。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全都搅在一锅粥里，有思想而无行动也与真正的反革命等同处理。有那么件真事：一个忠心耿耿的老贫农，偏偏一天夜里不知怎的梦见伟大领袖仙逝了，次日觉得既然“忠”就不该隐瞒，泪涟涟的跑去向支部坦白了这个梦，结果打成了“反革命”。“文革”私设公堂，提审被揪的人“挖出思想深处的想法”，不许不承认，只许你全部“认罪”，被挖的人自然个个都可打成“反革命”！我，头脑里根本没有“三反”思想，却硬要我招认“三反”，岂非荒唐透顶！
我当然不能胡编乱造。我气愤填膺，答复都是摇头或“不”！当然不能令审讯者满意。于是又挨打，脑袋成了他们练拳击的沙袋。幸好，审讯者中我发现有的还算比较善良，既未自己动手来打，最后又说：“用不着你交代了！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现在，给你一条一条落实罪状！”他的话虽刺耳，殴打倒是停止了，我还是感激的。这时，我才发现：坐在审判席上的专案组红卫兵每人都有一厚本打印好的我的“罪状”。原来他们根据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我的“言行”一条条整理成了一厚本“罪状”，总有那么几百条吧！今夜提审，就是要用殴打逼迫我承认全部罪行。这些罪行，不是向壁虚构，就是捕风捉影或者经过“加工制造”渲染夸大了的，再或是故意歪曲、有意陷害的。比如：厉音玉说我是潜伏下来搞复辟的，他有一次听见我说过共产党如何如何坏，国民党如何如何好；卢家虚说我平时一贯在学生中树立威信与党支部书记远超争夺学生，实际是与党争夺下一代要篡夺党的领导权……比如说，我的小说《一去不复返的年代》里，如何反共，如何美化国民党；比如说，我如何打击出身好的进步教师厉音玉而又偏爱出身坏的学生是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比如说，我借小说中的反面人物之口辱骂共产党是对党怀有刻骨仇恨，我抓教学追求升学率目的是让学生脱离政治好复辟资本主义。比如说，我是如何经常用封、资、修的毒素向师生放毒的。……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
如果这些罪状全是真的，我全包下来，那么杀了头再枪毙也够了。可是，我不能胡乱承认强加给我的“罪行”。我说：“我出身不好！但我选择革命是用大脑自己做出的决定。我当年如果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我早就有名有利了！可是我宁可丢弃那些，因为我愿意为大众，愿意找真理，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理想和信仰。所以你们提出那些无中生有的罪状是错误的。我无法接受！”我淌着鼻血，嘴唇肿得老高，嘴里牙齿流血，声音却是坚定的。
果然，他们拿出“铁证”来了，说：“这儿有抄你家时得到的一首黑诗，我们分析过了！反动透顶！你是不是怀念国民党、想当叛徒？为什么丑化社会主义？”
“黑诗”扔在我的面前，拾起一看，是鲁迅的一首逸诗，我抄录在日记本上的。全诗是“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我大声叫道：“这不是我写的！是鲁迅写的！”
“是老鲁写的？”拿“罪证”给我看的红卫兵愣得像条鱼张开了口，“我们要去查一查！”
“落实”罪行的事达不到目的，他们忽然要给我拍照，说开黑帮罪行展览会要用去展览。我拒绝拍照，用手遮脸，挥手摇头，几个红卫兵按我的头强迫我，也未拍成。最后，那个似乎比较善良的红卫兵说：“不早了！该睡了！让他滚蛋！”
这才把我押回囚禁的小室，让我睡下。
如此提审一共三次，情况和结果一样。每次提审时，总要在我房里墙上贴上大字报，写些“不投降就叫你灭亡”之类的标语威胁我。从此，每天有些红卫兵来纠缠，押着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要我活学活用毛著，赶快投降认罪，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怎么成了“南京政府”，成了“杜聿明”了？这些不伦不类的做法，谁发明的？真是千古奇闻！但却在红卫兵的棍棒押解下，硬着头皮读毛选，天天继续写“罪行交代”、“思想汇报”。我仍是玩弄文字游戏，也写些“心平气和”的编造出来的不被抓住辫子的“思想汇报”。心里却忐忑地想：以后我会怎样？我将被怎么糊里糊涂敌我不分地做出处理？我真想不到参加革命会将自己革成了一个犯人！
我真想家啊！甜蜜可爱的家、温暖的家啊！在延安时，毛主席说过：“中国人都把自己的家看得最亲。为什么呢？因为家是不开除人的！”是啊！无论我怎么倒霉，怎么被别人抛弃糟踏，家却同我仍旧一样亲！一样或更多地给我温暖。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前，曾受过王明路线的迫害，他在受迫害时对家也会有这种深切感受的吧？……唉！
学校已扣发我的工资，将我一百二十多元的工资降成三十元的生活费。我却仍经常收到妻亲手做了让大女儿晓林送来给我吃的食物，这是她同孩子自己不吃节省下来的食物。妻这时要用菲薄的工资负担她和两个孩子及余妈妈的全部生活了。我们本来有点依靠稿费收入得来的积蓄，但下放后，由于最初余妈妈带两个孩子仍住北京，假期奔波看望孩子加上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下半年至1961年下半年）吃的东西昂贵，钱全花在旅费和吃上面了。贫穷折磨着妻，亏她有那么坚韧的性格。
我真希望这一切像一阵烟雾，不久就能消散，可那只是幻想。一天傍晚，下着牛毛细雨，我发现前面住房后窗的玻璃上露出妻忧郁而多情的脸，我仿佛感到她在发出深深的叹息。她嘴角还故意装出一丝安慰我的颤颤的微笑，但眼角却好像噙着晶莹的泪花。我又发现玻璃窗中出现了两个孩子可爱而关切的脸，最后余妈妈的脸露出来了。她仍旧梳着光洁的发髻，宽阔的额头上有着深深的皱纹，愁眉下带一股凄凉味，向我点头招呼，做着告别的手势。我就猜测到有什么事发生了。后来，一个看守我的红卫兵算是对我比较仁慈，告诉我：“有人贴了大字报，说你们剥削，雇用保姆。要赶走你们家的老保姆。她要走了！回家乡安徽去了！”
原来如此！我心潮激荡，难以平静。余妈妈在我们家多年了，从北京跟我们来的。我们一直将她当老人待。两个孩子都是她辛苦带大的。我们付她高工资并对她的吃、穿、用品都实行包干制。一同吃，一同住。我曾答应：“您将来年岁老了，我们养您老！”她年轻时就守寡，此时已经50多岁，在家乡安徽全椒有个女儿和女婿。但女儿子女多生活不好，美其名曰“不受剥削”将她赶回家去，她以后怎么办？她是伤心地离别我们全家的。
那天，细雨始终下着，从窗里望出去，通向我家里的那条路上，灰蒙蒙的雨丝迷漫着道路。我觉得心上全是皱纹。
与此同时，专案组仍不断野蛮折磨我。先是他们突然要给所有“牛鬼蛇神”剃光头。像祁黎，这个确对女学生有秽行的美术教师，乖乖地被他们剃了个光头，但剃到隋呼、黄永华，就碰到了阻力。隋呼有一米九的个儿，像个篮球运动员的体格，给他剃头时，他火了，当门一站，半截铁塔似的抡起一把劳动用的铁锨说：“谁敢！”黄永华也是硬汉，摆出要拼命的姿态，吓得红卫兵后退了几步。给他们一阻挡，剃头的企图未能全部实现。也许见我性格也倔强，那夜拍照遭到抗拒，也许对我多少由于本来是校长有些“优待”，竟未给我剃头。但却天天押着去审讯“落实”材料。我写过一篇寓言诗，发表在本省的一本文学杂志上，题为《果子》，大意说果子成熟坠地怀恋母枝，母树教他：你要回到树上来需你自己生根开花，然后结了果子，不就是果子回到树上来了吗？他们竟硬说我这寓言诗是影射着想国民党重新回来。我是1961年由北京下放来L市的，途经江苏新沂，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住在新沂县委招待所，天降暴雨，四周田地都成汪洋泽国，蛙声咯咯，终夜不绝。天明时，忽见晨光开朗，似有晴意。我即兴赋七律旧体诗一首，内有：“……笑谈征途多崎岖，冷对扑面雨和风。十年翰墨孺子牛，一片丹心今昔同。坚信多难能兴邦，加鞭早看太阳红”等句，未想到抄家时，这首诗在日记本上被抄走，现在成了“反革命”诗。说“冷对”，是对共产党心怀不满。说最后两句是盼望国民党复辟。当时，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及电影《红日》正受批判，认为是为国民党招魂之作。我这诗中的“太阳红”，说就是“红日”，岂不胡扯。此外，诸如一张50年代时与罗马尼亚工会代表团的合影，及一张50年代时在北京与苏联工会代表团的合影，也要我逐一交代上面外国人的一切。我的一只旧收音机他们竟怀疑里边是不是装有收发报机……疑神疑鬼敏感到了神经不正常的地步。乱抓阶级斗争，使年轻无知的红卫兵一个个都神经质地时刻绷紧着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窥测着阶级斗争动向。想起过去阅读内部出版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大疯狂》中写到的斯大林时代的那种大恐怖，那种对自己人的血腥的屠杀，起先觉得不理解。不可思议，此时认识加深了一层。
正像泰戈尔说过的：“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突然处于囚徒、罪犯、奴隶地位的我，对这两句话感受更深了。
一方面是这种逼、供、信、肉刑殴打、侮辱谩骂的折磨，一方面是每天红卫兵要来囚禁我的小室中勒令背诵《毛泽东选集》的折磨。先是背林彪制定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然后是顺着毛选四卷一篇篇往下背。“老三篇”不算太长还好背，有的文章太长，实在难背。幸亏我记忆尚好，还能背熟。数学教师曾文生连“老三篇”都背不熟，每到红卫兵来勒令背书时，他就要受到呵斥侮辱。我头脑里每天烦恼于自己的冤屈和处境，又不放心妻和孩子，哪有心绪背诵，却又不能不背，十分痛苦。来勒令背书的红卫兵却常夸我：“到底是做过校长的！不像曾文生！要你背的你都能背熟！”是表扬还是讽刺我都辨不清了！
大女儿晓林个性强，勇敢、孝顺，住得近，她见不得爸爸受人污辱欺侮。一次见红卫兵用棍棒押着我时，用棍子随意敲了一下我的腿，她突然从远处冲过来拼命维护着我指着红卫兵的鼻子夺去他的棍子，生死似乎都不顾了。那红卫兵被这女孩弄得尴尬，我叫她赶快回去别管我。孩子这样，反倒使我伤心。我感到太对不住孩子了！我怎能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呢！？
这时，又开始勒令我们劳动了。理由是：必须劳动改造！那年，学校在沿着校墙的地方种了扁豆。我的劳动任务就是收摘全部扁豆。只要有空就由一个红卫兵用棍棒押去将扁豆送往伙房。紫色的扁豆上的蚜虫很多，有时黑乎乎一片，我得选没有虫的摘了送交伙房，吃不了的，由伙房工人煮熟了晒干留到冬天吃。在摘扁豆时，有一天我看到了张贴在布告栏里的一些印刷品，是批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照片。照片上的红卫兵一个个都像杀人的刽子手，跪着被猛扯头发“别烧鸡”侮辱挨斗的彭、罗、陆、杨四位老革命，个个都被折磨得呲牙咧嘴，像去刑场上将被杀害的模样。真是天下大乱发疯了！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忍不住战栗愤慨。对“文革”似乎更理解又似乎更不理解了！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是中宣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呢？他们怎么都成了三反分子了呢？真是只有大人物才能犯下巨大的过失啊！恩格斯说过：“历史会捉弄人，你想走进一个房间，结果却踱进了另一个房间！”这场疯狂的“文革”不是这样吗，许多人不都是被开了一个破天荒的大玩笑吗？我不止一次地这样想。上边究竟要干什么呢？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急匆匆怀着创伤的心离开，不愿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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