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时，常下箭杆似大暴雨，哗哗哗，让人听了心烦意乱。“七大”居然又办了一个全地区性的极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将城里、乡下所有中学、小学、中专的教职员工，约计一千多人一起集中起来，以中学校园为这个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主要会场。目的是要弄清“五大”反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以及搞打砸的罪行。“七大”领导学习，“五大”的人要在学习班里人人过关。所有参加学习班的人，都集中起来吃、住、开会学习。这种大学习班真是组织得异常严密，又异常细致，学习班开学第一天，先吃忆苦饭。是晒干的地瓜秧（红薯秧）切碎了煮熟当忆苦饭吃。那东西又脏（夹着泥沙）又老，气味古怪，稀里糊涂嚼了一通，吃了会大便堵塞的，但大家都乖乖的自己用大碗盛着吃。我吃了一碗，一个“七大”的造反派头头走来问：“好吃吗？”我说：“好吃！”我又做了一次两面派。谁知他笑笑摇摇头：“谁信你的！”我也不禁笑了。是呀！本来大家都在说假话嘛！我哪敢例外！
我在这个大学习班上，始终被关押着没有自由，而且我本来出名，这时当然更引人注意。因为中学参加学习班的“五大”头头们，为了逃避自己被整，想找我做替罪羊，所以贴出的大字报上，都常常把矛头对着我，把我说成是他们的黑后台，说我领导大家参加了静坐绝食反军乱军罪恶滔天等等。这我当然懂得：落水鬼总是要抓个活人做替身的。而且像唱戏一样，要有出名的主角才热闹。明知我没有什么问题，但为了热闹和轰动，也要借我的名用一用，好在造谣无罪、毁谤有功，是“文革”的特色。何况又有些人希望把自己弄成无罪，那么只要朝着我用手一指大喝一声：“抓他！”也就解脱了他们自己。昧着良心完成任务写我的大字报对他们有益无损，何乐而不为呢？
大学习班办得真是轰轰烈烈。大字报之多，排山倒海。天天发动大家写贴，发动大家去看。“七大”的人都是学习班各级负责人，也是各个学习小组的小组长，每个学习小组都是既有“七大”的人也有“五大”的人。“七大”人数多过“五大”，而且是“七大”整“五大”。声讨“王二麻子”的罪行，实际就是声讨“五大”的罪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大量用来扣在“五大”成员的头上的。空气紧张得使人窒息。我被囚禁着，常有些“七大”的人走到门口像看动物园老虎似的看我。当然，我也发现，许多人并不仇恨而只是好奇，因为他们参加了“七大”与“五大”的斗争，心里明白我并非什么“五大”的“黑后台”或“幕后指挥者”。我只不过是一个倒霉的做过省属重点中学校长的党外知识分子干部而已。
但，事情也有出人意外的。事隔三年后，我才知道，就在这个大学习班上，地区公安局竟有人来到中学，找到远超，要他这个革委会负责人同意逮捕我和黄永华、翟任余。其根据就是大字报和漫画上历数的完全无中生有的罪状。可见“文革”中冤假错案之多是什么原因了。林彪说的“谣言三遍成真理”，是可以验证的。
当时，远超是讲原则顶住了的，“七大”领导学习班的人也还讲政策。远超说：“我不能同意！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三个是一伙，也不能证明他们有该逮捕的罪！”
当时，被逮捕的人不少，中学校园的大学习班里，逮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九中的一个姓章的副校长。此人是民主人士，早年做过国民党的区长，但给共产党办事搞两面政权有功。新中国成立后却一直在运动中挨整。原因是他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两面政权时的事又时过境迁弄不清楚，逮捕他当然也是杀鸡吓猴。因为他这样的人竟敢站在“五大”一边，岂能不予镇压！开逮捕大会那天，他被五花大绑脱光上衣游街。他很胖，皮肤雪白，绑的时候很像小时候我看《水浒传》的绣像画上宋江在大名府被绑赴刑场的模样，真是吓人。我当时是被押着去参加在运动场开的镇反大会时途中见到这场面的。后来，他蹲了一段监狱。“四人帮”粉碎后，我有一次偶然见到他，他已出狱平反退休，谈起坐牢情况，只谨慎地说了四个字：“非人待遇”。问他当时因何事逮捕，他也只说了四个字：“莫名其妙！”
确实，我当时如果被逮捕入狱，是否能活到现在，是难说的。那里的监狱，阴暗潮湿，当时囚犯多，吃的差，又时有非法的虐待，确是非人待遇。学校地理教师吴曼琳的丈夫房烈，是北京煤矿学院毕业生，分配在矿务局工作，一个很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文革”初因出身不好受迫害，成了牛鬼蛇神，被一个姓谢的同事陷害，后来平反，参加了“五大”。谢某是“七大”头头，此时将房烈定为“反革命”逮捕入狱。数年后房烈出狱告诉我：在牢里没有吃的，连棉絮、稻草都嚼了吞了！……
“五大”、“七大”都是派性产物，可恶的是两派中利用派性为非作歹的人，当然，两派中好的人也是多数，有的确是抱着“忠心”在干事的。“观点”问题，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混战嘛！我说好人，比如“五大”工宣队那个赵指导员，给我的印象就较深，未见他作威作福，未见他以权谋私，未见他不讲政策。又比如“七大”吧，师范附小当时的校长姓张，属“七大”观点上台的。一天，她见到晓亮失学在家，就主动地说：“孩子，来上学吧！我收你入学！”又比如我的一个姓王的学生，是“七大”头头，做了农机厂厂长，晓林读完小学六年级后受到我株连无法再升学。招工时，别的厂政审通不过都不收。他却破格收晓林去农机厂做学徒工。可怜的孩子，当时仅13岁，要扛60斤重一块的铁板，扛损了腰。后来学钳工，几乎天天身上带伤。
这次大学习班办的时间极长，有一天，就在中学总务处办公室旁的杏树上，清晨发现夜间吊死了两个小学教师，舌头拖着，眼睛睁着。县里的“小教团”（即“小学教师革命造反团”）本是“五大”中的一个“大”，“文革”中确跟王效禹很紧，所以学习班中凡“小教团”的成员都得挨整。这两个自杀的是何许人，弄不清楚，也许他们有什么罪，但他们是受不了学习班折磨之苦而自杀寻求解脱的，当无疑问，人既自杀，属于“畏罪自杀”，死了还要加上“反革命”帽子，当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次规模巨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来终于“胜利”结束了，一场疯狂的红色恐怖又已过去。校园里剩下的到处是大字报的残痕和碎片在秋风中瑟瑟发抖，满是参加学习班的人遗留下来的废纸片、牙膏皮、垃圾、破鞋、烂袜……从那以后，“七大”巩固了统治，而且一直成为政权的代表，也容纳了一些“五大”的他们认为可以工作的人，外加一些未涉及派性的人，作为政权的掌握者推动着全区的“文革”，一直到“文革”以后。“五大”垮了台，不服气的闹派性的始终在上告或思图反攻，但人数少，基础差，所作所为又不得人心，王效禹垮台去养鸡了，再也没有翻身重新上台的可能了！我深深感到，不参加这种“学习班”不知何为精神折磨，不押到斗争会场，不知何为“触灵魂”！在学习班期间，我始终像死了一样活着，像做梦似的醒着。
大学习班宣布结束，我觉得我真的够资格毕业了！我像药材被又蒸又晒已经炼成了金丹。我像苦行僧历经风霜雨雪真正四大皆空。如今，什么批斗我都不怕了！自杀对我已绝对不会再去钟情。我早已皮厚心坚，什么打击也不在乎了！说我是“老牛筋”、“老油条”、“运动员”、“硬核桃”，甚至“花岗岩”，我都可以接受。并无太大反感了。
有一天，伙房工人“七大”观点的季志友和丛克学（他俩在看守我时待我都较好。季志友本是京剧团学过武生的，但只会翻筋斗不会唱戏，年岁大了些，淘汰到学校做了伙房工人）通知我：“放你回家了！我们帮你扛行李！”
路上，季志友对我说：“校长，你是个好人！”
我奇怪地看着他那张憨厚的胖胖的脸，惶惑不解地说：“怎么呢？”经历过无数次的侮辱、折磨后，我已绝对想不到还有人会把“好人”这顶桂冠戴到我的头上了！
他认真地说：“这场‘文革’，大字报铺天盖地，真的事假的事都掀了出来，加给你的‘三反’罪名，我看冤枉得很。可是尽管火烧炮轰，也没谁说你干过一件肮脏龌龊的事，什么贪赃枉法、男女关系你一件也不沾，不是好人是什么？”
看来，人总是有是非感的。可是我却只能对他苦笑笑。
于是，我又回到了家，但同时又接受了任务：打钟，我又重操旧业了！
我明白：我并没有什么问题。热闹一场、胡扯一通、乱整一气，把我当个演员或道具用一用，用毕，我还是我。我也明白，我的解放看来还是遥遥无期的！
于是，每天叮叮当当打钟，度过了1970年那个严酷寒冷的冬天，又度过了1971年的春天，人们又都在说：“钟敲得真准！”据说也有人建议：“就让他打钟好了！这就是发挥一技之长嘛！”
来外调找我写材料的人仍有。印象最深的是从河北唐山来的两个造反派，仍要我证明节振国烈士是叛徒，因为我写过节振国的传记小说。我说：“谁都知道节振国抗日十分英勇，是民族英雄，怎么能说他是叛徒？以前唐山来人我早这么写过了！”他俩态度恶劣，又说：“如果没有确证，也不要紧，有可能怀疑之处你就写出来，这可以算是你的主动表现！”我夜里写了材料，把节振国抗日中的英雄事迹又都说了一遍，做好思想准备明天要挨整。想不到那两个造反派拿走了材料未再出现。
妻的处境这时已有改善。从大学习班结束后，远超叫她恢复工作仍回图书馆负责。她工作一直认真细致，远超开会还口头表扬了她。这使她的工作减少了些困难。当时，图书馆原有的书全部成为“毒草”，只有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样板戏剧本及浩然的《金光大道》等小说出借，主要是开放阅览室，摆些《红旗》《人民日报》等给师生阅读。师生们在当地本来视野已经狭窄，见闻也少。这一来，“文革”的后果是使他们连中外古今的名人名著都不知道了，即使识几个字，能不算“文盲”吗？课本当时一直在“改革”，所谓“改革”，“去除封资修毒素”，实际是将课本完全改去丰富的内容，降低水平，单纯从实用出发（如物理课只教一点拖拉机与水泵的原理与操作），违反各门学科衔接、互通与循序渐进的原则，英语课本从头到尾只是教几句“毛主席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一类的中国式英语。语文课本改得学生无法读懂文言文。专家都早被打倒，去改编课本的是些水平不高的外行。学生读了这种课本，知识贫乏、水平降低是必然的，大多数高中生，错别字连篇，将“舅舅”写成“鼻鼻”，将“老娘”写成“老狼”的并不稀奇。这责任不在学生，当然也不在老师。
我思想上对这问题是有认识有意见的，但要我批判“黑线”并自我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时，我总是违心地说：“现在如何如何好，以前如何如何坏。”……为了想自己过关，违心的话总是说了又说，是非黑白颠倒也不管了！这是把水在搅浑，“文革”的“乱”与“糟”，我这种人决不能负什么大责任的，但也不能说一点小责任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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