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虎一生有过许多著作，但他的巨著《中国政论文学史稿》是他耗尽毕生精力写成的。书稿完成尚需修订，可是他患骨癌已无法完成。啸虎病重时，丈蜀去看望，啸虎说：“我已自知不起，唯一的心事，是这部书稿。我想请你为书作序，并希望你能协助完成这部书稿的修订工作，并且使它出版。”
出版学术性著作之难，人所皆知。丈蜀含泪接受了好友的托付，慷慨地回答说：“啸虎兄，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在我有生之年，我想尽办法总要使你这部佳作出版的！”
啸虎听了这番话，连声说“谢谢”，不久，就去世了。
啸虎去世后，丈蜀思想上增加了负担。他必须不负亡友的托付，无论如何要实践自己的诺言，也深知，能够将啸虎的这部有价值的遗著介绍给社会，不仅是为了私人之间的友情，更重要的是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能够公诸社会，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中的一项空白，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将是一项贡献。
于是，丈蜀同志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后来，得到中共湖北省委和省委宣传部及出版部门的支持。省委宣传部和湖北省社科院并在科研经费项下拨出一笔款补助印刷费用。这样，出版问题总算得到解决。丈蜀遂与啸虎生前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易树人一同研究文稿的修订工作。易树人对待老师的遗作极负责任，付出了大量精力作了修订。丈蜀年逾古稀，又仔细通读全稿，继续修订。终于，厚厚两大本精装的张啸虎著的《中国政论文学史稿》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丈蜀在“序”中说：“从此，我国有了第一部中国政论文学史，使我国的文学史行列增加了一个新的伙伴；而‘政论文学’一词，也从此正式确立。这都是本书作者建立的功绩，应该记在中国文学史中。啸虎这部伟构，内容丰富，特色很多，真算得珠玑满纸，光彩四溢。我这篇短文，实不足以道其万一，深感愧对亡友，只不过为了实践对啸虎的诺言，略尽友道而已，但能与他的弟子易树人共同代他完成了未竟的工作，实现了他的遗愿，实感到无比欣慰。”
这样一个故事，理应传为佳话，它使我对生活感到温暖，对具有美好人情的社会倍感可爱。这段故事不禁使我想起了写《十日谈》的薄伽丘讲过的一段名言：“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不光是值得特别推崇，而且值得永远赞扬，它是慷慨和荣誉的母亲，是感情和仁慈的姐妹，是憎恨贪婪的死敌，它时刻准备舍己为人，而且完全出于自愿，不用他人恳求。”
我对丈蜀兄从心底里泛出一种敬仰之情。我喜欢他这种真诚、真挚、侠义的人情。不能设想没有人情的生活能使人热爱，也不能设想人们不热爱生活的社会能取得应有的进步和发展。
所以那天，见到吴丈蜀同志后，我们一见如故，我慨然对他说：“丈蜀兄，啸虎是我的好朋友，你是啸虎的好朋友，所以你我也是好朋友。”我多么愿意结识这样一位好朋友啊！愿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地久天长！
注释：
[1]吴丈蜀：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文史馆长、社科院研究员、书法报社社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荆楚文史学刊主编、全国作协会员。
友情的世界
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热情。一次，见到在南京《新民报》做记者的老同学金光群，隔着马路，我高叫着他的名字从汽车中间窜过去同他握谈。他笑着说：“你太热情！这样是要短寿的！”但我现在活到七十了！看到老朋友时，那份热情依然未变，相反的，越老越觉得友情不可少了！
离休后，很忙，除了需要干的一点工作和写作外，要读书看报，每天还要花不少时间给朋友写信，也要花些时间会客陪伴朋友，当然，随着年岁增大，如今已很难陪同远方来客游览成都，也不可能请妻办一桌丰盛的菜肴招待朋友，但同朋友见面晤谈，同忆往事，畅论今朝，在家里简单吃点方便食品或到附近餐馆里聚一次餐依然可以做到。朋友们的到来，总是带给我慰藉或使我激动。我现在已经循着人生之路走得很远，但在以前仅仅偶然结伴同行的许多人，如今已成为我千真万确的好友。法国谚语说：“人生无友，恰似生命无太阳。”我的朋友们所给予我的友谊，像人生的调味品，使我常常感到生活的丰富多彩。
六十年前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已经很少了。但那天，曾淑英突然从长沙来成都出现在我的房门口。小学二年级时她是我的级长，那时她秀丽挺拔，非常有工作能力，运动会上总是五十米短跑冠军，照片曾作为1935年某期《东方画报》封面。六十年不见，重逢时她已是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了！她做过多年编辑工作，是情报工程师，有一百数十万字的科技译作，得过部级、省级科技成果奖，我赠作品给她，她必将书中的错字改正后成批写信告诉我，那天两个白发老人谈起小学时的许多事，都开心地笑着像回到了童年。她走以后，我写过好几篇回忆童年的文章，至今我们通信不断。
又一天，高中时代的好友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从加拿大回来旅游，特地到成都看望我和妻。施懋桂本来经商很发达，年岁大了就不做了，子女有的在美有的在加，都是从事本专业不经商的。我同懋桂在高中时有衣同穿，有钱同花，亲如手足。五十来年不见，懋桂已白发苍老，生活全靠美伦照顾，情况像老年痴呆，但见到我依然肯说话露笑容。相聚一星期，回忆了许多往事，情深意长，遗憾的主要是美伦谈，懋桂只能偶尔谈少量的话，分别时送他们登机，懋桂突然大哭，显然是舍不得同我分开。在海外也历经艰辛，现在经济不错，但精神生活单调，懋桂在加拿大，每天只是散步、看电视、吃饭、睡觉而已。近日美伦来信说：“你们来的信，懋桂已不能阅读，但问他想不想你们，他会点头……”看了信我很难过，也想得很多。
再有一天，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好友张镇中和他的夫人姚永蕙专程从上海来成都看望我们夫妇。我们几十年不见，当这位教授和他的医生夫人从软席车厢里下来时，大家就热烈拥抱在一起。他们在家里住了一周，每天我们从白天谈到深夜。成都的名胜古迹对他们的吸引力比不上我们的相聚谈话。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有过冤屈坎坷经历，但爱国之心不泯。这时上海市的领导同志会见美国客人时，常特地用车接这位教授去当翻译，上海外办也请他去给美领馆每周讲一二次中国文化课了。镇中夫妇的到来使我深深体会到高级知识分子是怎样迎来了春天。现在七十岁的镇中被请去在一个外资企业当行政总裁，用他的话说是“打工”，每月的工资相当我一年的工资还多。他常常还去美国探亲，但却坚定地认定他的“根”在上海。
我只举三个例子说明小学、中学、大学老朋友的一点交往情况，以表明我生活的充实。其实，朋友的交往是极多的，国外有、港台有，甚至有一次香港女作家卢玮銮女士介绍一位美籍法国工程师来，要我向他介绍道教情况，陪他参观青羊宫，我只好勉为其难。不过与这种外国新朋友的交往我只能尽力，并无兴趣，同老朋友之间叙友情是两类事。老朋友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老朋友的友谊，是历经忠诚去播种，热情去灌溉，原则去培养的。它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我曾长期在上海、北京与山东工作，因此这三地来的老友特别多，尤其是山东的，因为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每年从省到地、市，总有不少人来，甚至连不认识的也上门来看望。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复旦同学中老友自然多，在重庆的老诗人张天授、老报人游仲文来家，有时只是清茶一杯，面条一碗，但却互相都敞开心扉，有作品也互相品评。一位学长董谋先和他夫人李克芝对我的作品特别喜爱常多鼓励，热情地办菜为我祝寿并邀老同学聚会，使我感到非常温暖……今年我七十，外地的贺电、贺卡并贺信，来得不少。事实上，每到新年、春节，贺卡与信件总纷至沓来，使我感到友谊的亲密。日前，吴丈蜀兄来赠我他的书法辑一大册，我历来喜爱他的书法与诗文，这本《吴丈蜀书法辑》我把玩欣赏了好几天，其天趣洋溢，书法已趋于道的境界，每幅作品均给我美的享受。他每次从武汉来，总要来谈谈心，但怕增我劳累，总在兴尽时飘然而去。张惊秋兄，即老作家殷白，来蓉必来畅谈，返渝过一段总要来个电话聊聊，朋友是不让你孤独寂寞的。我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成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改革开放的气象，国家建设的进展，各界的动态……从壮怀激烈到忧患意识莫不一一在胸。
确实，年龄渐大，有时已力不从心。但友情是世界最美好的东西，深挚的友情最感人，正如普希金说的：“不论是多情的诗句、漂亮的文章，还是闲暇的欢乐，都不能代替友谊。”我愿衰老得慢一些，身体健康一些，老朋友们都活得长寿一些，大家共享幸福的晚年。因为，人老，友情不可少啊！
（本文刊于《晚霞》1994年第二届随笔征文）
文学殿堂何所似？
文学是迷人的。我就是被文学迷住的一个人，算算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中期开始写作以来，瞬息快七十年了。我爱读文学作品，也爱动动笔写小说写散文写特写，间或也涉足诗词，一晃如今八十八岁了！
我从年轻时就接触到许多文学青年，那都是些迷恋于文学的人。我对迷恋文学的中学生强调：你们该学好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学好基本功。想搞写作可以，但把基础打好很重要。我对已在工作岗位上的文学爱好者说：一定要摆好工作和写作的关系。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我在六十多岁离休前，一直是业余写作的。而且我的工作总是做得极好的！绝不因为迷于文学而影响本职工作。中宣部编的《编辑家列传》中，写到我的那篇文章题目就是《在编辑与创作两个领域成就显著的王火》。我这不是老王卖瓜，我是建议迷恋于文学的人，最好有个职业，在认真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的条件下，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日来从事创作，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不从实际出发是不行的！
现在全国作协有近万会员，加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还有一些省辖市、县的作协、文联的会员，作家就有好多万！这么多作家拥挤在狭窄艰难的文学道路上，要出人头地绝非易事。所以，图名图利者、想靠做作家维持生计的、想发财者要懂得作家中极少数畅销书作者收入较多，但仅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作家均难以靠写作为生。业余写作，发挥所能，这是迷恋文学者应走的正道。
有从事创作的一个年轻朋友索诗，我曾写了四句赠他：“文学殿堂何所似？既非天庭亦非池；宛如迷宫难出道，坚韧何惮人笑痴。”我指的是：别把文学看得太高，文学的道路是曲折难有成就的，要写出点好作品是费力的！
（该文摘自作者与一青年写作者的通信——《四川日报》编者注）
不喝酒者谈酒
熟人都知道我从不喝酒。怎么不喝酒的呢？我的家庭成员不喝酒；从小，父母还教育我别喝酒抽烟。所以，我小时候不接触酒。上中学、大学时，同窗好友没有酒徒，我也不接触酒。步入社会，有接触酒的机会，却已不想再学着喝酒了。中年时期，去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校长，“中学生守则”中禁酒，为以身作则，十几年与酒无缘。习惯养成，虽离开教育岗位，也不喝酒。如今进入老境，过去既无喝酒锻炼，从身体条件出发，干脆就一再以“不会喝”三字挡驾了。
我虽不喝酒，只要人不酗酒，我从不反对人喝酒。中国是个有悠久酒文化的古国。爱饮者多，酗酒者并不像俄罗斯等国那么多见。中国人喝酒绝大多数场合似乎总想带点文雅味。烂醉如泥肮肮脏脏往大街上一躺或大发酒疯打人斗殴者少见。自古以来，酒与文人雅士关系紧密。我所崇敬的古代大诗人、大文人都嗜酒，我所交游的当代名作家名诗人都好像未见谁从不沾酒。一次，一伙作家诗人聚会，因我不喝酒，竟玩笑地宣称要将我“开除”出文坛。我想：虽是玩笑，也自有理。如果我会喝酒，也许作品会写得比如今好些。
赴宴不会饮酒，常使我处于尴尬。最初，我每每“滥竽”，不会饮却礼貌性地频频举杯，实际酒不沾唇。有时对方敬酒，我也假作饮酒回报，实际一口未动。这样一被发现，敬酒者自然大哗。20世纪70年代，有一次在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春节宴请，石方禹代表上影敬酒。我只好干脆将小酒杯藏掉。他发现了，诧异地问：“酒杯呢？”我笑答：“酒杯也喝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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