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花鸟易带俗气，即使彩色缤纷、眩目夺神的作品，不能脱俗我也挑剔。我中意她的画雅静清谧意味隽永，“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我在欣赏有些绘花的美术作品时不免想：如果说自然中的花比画中的花好看，还要画做什么？如果说画的花耐看耐爱，那才是好画。当然，画是画，自然中的花是花，不能等同，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而又超出原形，写出无尽之自然似寓有宇宙之常理。贵在用艺术之眼及手借助于心思及技巧营造表达出那种虚无飘忽却又实实在在能触动观众的美。
我这些话没有对谁说，更没有对画家本人说。因为萍水相逢，连交谈的机会也没有。
散会那天——7月28日，天晴热，上午有车送我们去杭州萧山机场。同车的人，焦祖尧兄回太原，朱晖兄返北京，我到成都，另外一位想不到竟是欧阳女士，她去长沙。她坐在前面，我看到的仍是她的背影，途中我偶然说起她的画雅洁清高，朱晖建议我写篇文字配上她的画发表，可惜的是我同欧阳不但没能谈谈她的画，而且下车登机前就走散了，既未同英年早逝的莫应丰的夫人交换一张名片，也未礼貌地道别，不免遗憾。时光如水，人生常会东南西北，那么，这篇文字算是补上这点遗憾和为纪念莫应丰同志和乌镇之行而写的吧！
（2005年8月5日于成都）
啊！永远难忘的笑容
——悼念李福崇书记
离开山东临沂到成都二十九年多了，但总常想起临沂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和出版办及临沂一中的老师和同学们。半年多前，一位临沂的老朋友打电话给我，谈话中，他说起福崇同志病故了，后来开追悼会时，他参加了，当天去开追悼会的人很多……我当时感到突然，又感到难过。如果知道得早，我是会发唁电给福崇书记的夫人鲁民同志表达悼念及慰藉之情的。但事已过去多时，我发唁电已不合适，如果写信给鲁民同志，怕反而会又勾起她的悲伤。那天，放下电话后，我怅然很久，许多往事都恍若又在眼前。福崇同志留在我眼前的种种印象，绝不是沙滩上的足印，风起浪过就会消失。只要想起他，我就忘不了他同我谈话时那种和蔼可亲而又坚定沉稳的笑容。
1972年初秋，仍是“文革”期间，当时“支左”任中共临沂地委第一书记的61军副政委刘湘同志派秘书找我谈话，宣布决定“解放”我。随即，地委组织部胡广惠同志到一中宣布恢复我原来的行政职务。从1966年夏，“文革”开始到此时，已经六年，山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武斗”等折腾得十分厉害。我在“文革”中，由于是省属临沂一中的领导之一，受到过极大冲击，其中两次被“解放”，但“解放”了又被“打倒”，“打倒”了又被“解放”。使我不知这种胡闹要闹到哪天。这次“解放”虽是正规、郑重其事的，但我身心疲惫，“解放”后就请假带了孩子去上海和江南探亲，看望去世了安葬在家乡的母亲坟地及住在上海的妹妹，大约到了年底才回来。
这样，就进入1973年了！在我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一天，地委有位同志来找我，很客气，很友好，说是上边让写一个土改戏，因为山东的两个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和《红云岗》（即《红嫂》），都写得不错，所以交下这个任务，要新搞一个土改题材的样板戏。而且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旨，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由此成立了土改剧组，由临沂地委李福崇副书记任组长，要调我参加土改剧组。”在那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岁月里，让多写点戏出来，确实是需要的。考虑到教育工作这件事危险，我很想点头答应，但想到动笔杆的事同样危险，我又犹豫了。我当时未答应，我说：“让我考虑考虑！”谁知，过了一天，我就被引去同地委李福崇副书记见面了。他态度很好地说：“听说你很能写，调你来土改剧组集体创作土改样板戏。学校的职务和名义仍旧挂着，但不去管事了，专门来创作。希望你能好好发挥一技之长（这是当时的流行口语，但我听了感到不大悦耳）！你们应该先出去深入生活，到一些应该去的地方看看，深入寻找素材，然后写出剧本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嘛！你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分别时，我说：“那我就到土改剧组来！”李书记伸出手来，他的手是温暖友好的，他脸上的笑容和蔼可亲而又坚定沉稳。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很深刻。
土改剧组除福崇书记是组长外，一共有段坤恩、朱孟明、仲朋、王慎斋四位和我。他们四位原来是地区创作组的成员。此外，还有莒南的作家魏贤圣，后期又有何玮参加了工作。段坤恩是原地区创作组负责人，此时是学习组长，是个很负责的好同志。我们接受集体创作的任务后，每天都要学习文件、开会讨论，还要深入生活。为深入生活，到过曲阜、苍山、莒南、沂水、沂南、费县、日照等地进行采访和收集素材，最后终于决定将莒南大店镇早年发生过的一件平鹰坟的实事作为故事写成一个戏剧舞台剧本。有福崇书记作为组长，说明上边对这件事的重视。因是样板戏组我们到各地都得到支持和欢迎。福崇书记工作抓得很紧，所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而且迅速，大家在一起工作也很快乐。辛辛苦苦写成了一个戏剧剧本，我们集体到济南听取省里负责同志的意见，在他们认为写得不错以后，回来经福崇同志同意，交给地区豫剧团彩排，彩排演出后反响不错，这个暂定名为《换新天》的剧本算是有了基础，并且得到了上影厂导演傅超武、夏天及上影厂党委书记江雨声及文学部陈清泉同志的重视，决定要将这个戏改成电影剧本由他们拍成电影。这个过程如今说起来很简短，但执行过程确足足有三年左右。这三年左右中，见过福崇书记的次数不少，但深谈并且印象深刻的只有两次。
文学创作本来是带个人色彩的事，所谓集体创作或江青当时提倡的那一套做法本身是容易引起创作中的困难和矛盾的。因为每个作者的思路不同、文风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修养不同、基础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对名利的想法不同……种种不同，有时摩擦出一点火花来并不奇怪。回想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们这一伙人在作为组长的福崇书记领导下，都还是勤勤恳恳注意团结的。我为人喜欢低调和团结，注意做人之道，从不与人争名争利，这点我认为福崇同志是了解的。我不喜欢独自去他家汇报什么，但他似乎有时想要听听我的意见和想法。印象深刻的是大约1975年秋天一个夜晚，白天时他让文化局长薛密基同志通知我晚上去谈谈。晚上我遂到了他住处。那晚，鲁民同志在下挂面给他当晚饭，清水煮面条加上点味精，地委书记的生活简单且节俭使我起敬。见我来了，他说：“你也吃碗面条好吗？”我说：“我吃过饭了！您吃的真简单。”他笑了。让我坐下后，他说：“你很少来，所以我想找你来听听你的意见！”我点头说：“我没什么意见。”他夸了我一句说：“你这人好！”就逐个问我组里每个人的情况。我大致说：“我们合作得很好，有时讨论剧本也许会有点分歧，但都属于正常的情况。”我说：“老段有老干部的好作风，吃苦在前，注意团结，我们外出深入生活时，他管经济，注意节约，账目清楚，学习小组长干得很好；小朱为人聪明，思想活跃；仲朋是济南下来的作家，文学修养不错；慎斋写过《姊妹易嫁》，对戏剧熟悉，人也诚恳……”诸如此类，他听了点头说：“你这个人不错，不讲别人的坏话。”但突然问：“他们对你尊重不？”我如实说：“都叫我‘校长’！这就够尊重了！”说这话时，我笑了，他也笑了，说：“你有事尽管找我！调你来，是我同意的！你能发挥大作用、好作用，那就是我的希望！我是信任你的！”他说这话时是带着笑容的，仍是那种和蔼可亲而又坚定沉稳的笑容。
这以后，在我将《平鹰坟》的故事写成电影剧本时，他突然又找我到办公室去谈过一次话。这次，他要谈的是剧本的署名问题。
我恳切地表态说：“怎么样署名都可以！”我是说的心里话，既是集体创作，不署名完全可以的，但他似乎有一种要主持公正和公平的态度，所以找我去谈的。过了一会，我们闲谈起来。我告诉他：当年在北京时，1961年召开亚非澳工会执行局会议时，调我到宣传组工作，为写开幕式上由红领巾列队入场时的一首朗诵诗，我整整一夜未睡，在人民大会堂赶着写，改了送审，审毕又改，凌晨才定稿交给少先队员去背熟，以便上午十时开幕式上朗诵。当然不会署名。1958年，大跃进时我采访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写的文章发在《中国工人》杂志上，用的是“本刊记者”的署名。在《中国工人》上我采访何香凝等的文章都不署名……诸如此类，我是让他理解我的确不会因争名争利而影响团结与任务，让他放心。他看出我的诚恳，最后点着头说：“写成《平鹰坟》让它上了银幕，既完成了上边交代下的任务，又是替沂蒙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你是有贡献的！”分别时，他仍是用温暖的大手同我紧紧握住，脸上又是那种和蔼可亲而又坚定沉稳的笑容。
《换新天》由舞台戏剧改变成电影剧本，是要费很大周折的。为这，常由临沂去到上影厂。初稿是1976年1月完成的，上影方面认为有基础，但提出了不少新的要求。二稿是1976年6月完成的，但仍要继续花大力气修改。导演傅超武指定一定要我执笔。
在修改基本快完成可以交由上影厂老导演傅超武同志去进行分场台本供拍摄使用时，演员基本已经开始确定了，阵容颇好，名演员张伐、张翼、夏天、乔奇等人都愿意在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陈清泉同志（他后来曾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作为责编与土改剧组的同志们都交流、相处得极好。但在影片正式开始拍摄不久后，“四人帮”垮台了！十年荒谬的“文革”结束了！人心大快！我们土改剧组的人员也非常高兴。只是忽然在听说江青等被捕后，有人放风说：“土改戏是江青让搞的！”这阵阴风吹来，使我听了十分刺耳。但后来听福崇同志说：“上边查清楚了，这任务是毛泽东主席要搞的！江青是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于是，一场危险的风波平息了，《平鹰坟》的电影也放映了！
最后一次见到福崇书记，是在1983年冬天的成都。这年秋天我由山东调到了四川成都。那天，通了电话知道他到成都开会，我和起凤夫妇俩兴奋地到他住的宾馆看望，谈得很高兴。我感谢他在临沂时对我的关心，他却不断地说：“当年我没有好好重用你，埋没了你！”我说：“不！山东的许多好领导像朱奇民、高克亭、余修、薛亭、张学伟、张清波、王树群、胡广惠等对我都是极好的！你在领导我们创作土改戏时也是极好的！我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我不会忘掉沂蒙老区所给予我的恩德的。”他自从见到我后，一直对我笑着，那是十分亲切的笑容。由于我忙，他也忙，我未能陪他游玩成都。谈了些往事，已是夜深，他亲热地下楼送我和起凤上车。车开动时，他仍然站在那里，和蔼可亲而又真诚沉稳。
于是，他这种笑容就定格在我心上永远不会消逝了！
（本文刊于2015年《洗砚池》）
养生
对养生之道，我有点讲究，也并不讲究。
“讲究”者，吃东西时我注意营养，注意摒弃吃了对身体有害的食物；工作写作时不爱熬通宵，生活注意点规律；我怕在烈日下曝晒，烈日当空就尽量不外出；我怕闻香烟味，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客人来我也不用香烟招待。近两年，因年岁渐大，与老伴都一起减少吃糖，菜也吃得淡些。如此等等，都可以说是“有点讲究”。
“并不讲究”者，指的是：对长寿与否我思想上并无负担，并非时时都注意养生之道。比如人家请吃饭，我就决不谈这样吃那样不吃，我是一概都尝尝，免得人家扫兴或觉得难以款待；比如我的生活规律是晚睡晚起，午间喜欢小睡片刻，可是工作或集体活动需要早睡早起，我也绝不例外，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许可来做就是。这样我既安心，思想上也无压力，不觉得这会“损害”我的健康。正如需要熬夜，需要闻香烟味，避免不了时，偶尔为之，我思想上不觉得多么有害，实际上也是一样。
所以，有人说我“讲究”养生之道，有人又认为并不。其实什么都不绝对，倒是合乎辩证法的。
三五年前，人说我“远看像三十，近看像四十，细看像五十”。如今没人这么说了，看来我确比以前老了，但仍有不少人说我“年轻”。
问我养生之道的人确乎不少。我其实并不在养生上多花脑筋多找“窍门”，但人家问我，我就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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