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写小说，还是依靠自己的生活积累，这是“功底”。由于这，我喜欢作品使读者有真实感，把生活和人物剖开给人看，写历史或写当今都是为此，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写作一定要用写实手法和近距离的角度。我只是不喜欢虚假。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和社会中，除了科幻小说和狐鬼传奇外，虚假既不易引起共鸣，也未必对现实有益，我这儿的一些作品都希望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特定时代和年代的特定气氛，反映着真实的人性。
反映现实，贴近现实，并不是写出现实就行，小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很有道理的。小说必须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能满足读者的审美愉悦要求，能使读者对人生进行解悟和思考。艺术吸引力和长短的篇幅也有关系，短的拉长了，势必也要减少艺术吸引力，集子中选的微型小说，写作时是从精些、浓缩些的出发点产生的。
20世纪是吸引外来文化的时代，中国人崇拜、接受了外来文化就来贬低自己的文化，那很不足道。但赞成吸收、采集一切优秀的外国文学流派的长处从中得到启示，开拓新视野和新空间，丰富新技巧和新方式，使我们的创作不断得到营养，那就很好，我不愿意多花时间去太注意形式地进行多种文体实验。但我愿意用虚心吸收的态度容纳我能接受的叙事表达方式来写我的小说。
当前，流行一些文学思潮，错把传统的认为就是最没价值的，偏激地以为走出正统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模式就是最了不起的。只问是不是“新”，而不问“新”到哪里去，揭露些什么？也不问是否脱离了人民中的多数。陈腔滥调当然不可取，形式上的新是否有价值恐怕仍主要依靠内容的深度与对生活的发现。如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似乎已经成了一些人的“靶子”，但我仍坚信现实主义有顽强的生命力。当然，它也需要丰富、改进、变化，对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采取“枪毙”态度，都很可笑！对任何一种创作方法，我认为都应当不断改进并丰富，放弃或拒绝丰富和改进，都不会有生命力！文学发展到今天，什么流派什么创作方法事实上都不可能纯之又纯毫无变化，求同存异、百花齐放没有什么不好。各种流派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和丰富，可以听凭作家自由自在从各自实际出发来吸收各种养料、各种状态，那就很好！
新的世纪已经在招手！世界在不断改变中，中国也要而且也会改变。二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已经并正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前进步，文学总是要打上时代烙印的。面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像是站在海边已经看到旭日东升，听到大潮澎湃！跨过这个世纪，进入新的世纪，我不会放下我的笔！我用这本集子留给过去，献给未来！
（1998年12月底）
写自己独特的生活和感受
——创作《新“三岔口”》的体会
记得海涅有过这样的诗句：“每一座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已经盖棺论定作为“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许许多多十字架，就是它本身也终于被历史埋葬，竖上了一个大十字架。那么，它该埋藏着多少部长长短短的小说呢？
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我搞创作，就常想起这句富有哲理的话。现在回顾写《新“三岔口”》的经过，就又想起了这句话。“戏法”虽然“变”得不好，但我是从自己特有的生活和感受出发来“变”的。
1961年夏天开始，我在一个省属重点中学里工作。1966年夏，“史无前例”像海啸袭来，我首当其冲卷入狂涛。“十年内乱”中，挨批斗、关牛棚、变相刑讯、打扫厕所、在“学习班”被整得死去活来。时而“解放”，时而“打倒”，戴上各式各样丑恶而又尺码不合的帽子……什么残酷的折磨和打击都经历过。“文革”十年，对我来说，时光流逝，像竹篮打水什么也没有剩下。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却总像噩梦一场，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在这个中学校园里前后住了十七年，其中包括“文革”阶段，因此，有了这十七年尤其是“文革”阶段的生活垫底，我就总想如何以自己熟悉的学校生活为背景来写一个反映“文革”的小说，欲望孕育的时间是很长的，不能不一吐为快。
但，光说在中学里生活了十七年，也还够不上说有什么“独特”。独特的是我算个“当权派”。作为学校里的一个“当权派”，在内乱中的生活当然是有特殊性和与一般同志不同的。我熟悉当时当地的“规定情景”，也熟悉与我相似的几个校一级干部的复杂内心活动和种种表现。我们几个校干部的“当权派”人物关系是现成放在那里的，需要剪裁整理，却无须花太大的力气去重新结构，既如此，我就决定从自己独特的生活出发，从自己熟悉的人物出发，写写学校里的几个“当权派”，所以，小说最初定的名字就叫《我们三个当权派》。当时，别人写“文革”的小说已经不少。不过，写伤痕的多，写“当权派”之间一场混战的好像还未见。而在“内乱”中，“当权派”之间“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家都挨整”的情况是到处可见的。写这，可以避免一般化，可以避免大同小异，却又有典型意义，也可以从“当权派”的角度来补充一幅“文革”的图景。而且，见到许多单位的领导层，本来是很团结的，经历过“十年内乱”后，干部关系上造成了裂痕。要搞“四化”，这是个值得重视、应当解决的问题，恰好我们学校里的几个“当权派”，也都在“浩劫”中曾经搞得离心离德互存芥蒂。但事实证明，大家都是好人，这笔糊涂账还真不该纠缠。好的是由于我们彼此之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辉照耀下，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能够真诚交心，彼此之间终于恢复了信任和团结。尤其当时在学校担任过书记的一位老同志，他整过人，也挨过整，但能以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和宽广胸怀，带头自我批评落实政策，带动大家搞好团结，我们互相之间，重建了良好的同志关系。有感于此，小说的主题和结局自然而然也就有了。
生活既是自己特有的，人物又是那么熟悉的，在脑子里概括生活、塑造形象构思好一个轮廓后，我就觉得这小说所要刻画的三个主角并不费力就都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了。要写的容量是大的，因为实际概括了全部的“文革”历程。写个中篇也可以，但我想写得集中而凝练一点，就决定作为短篇处理。
动笔之前，我曾把这个构思讲给一些同志听。听了的同志认为有点新意，鼓励我写出来。于是，这个1.5万字的短篇得以诞生。
写时，有独特的生活和感受指导，所以是顺畅的，不太费力。初稿完成，进行修改，忽然又产生了一段真切的感想。这段感想就是小说结尾中借一个主要人物之口说出来的：“我们三个，‘文化大革命’里像演了一出《三岔口》，在黑暗中混战一场。导演者是极‘左’路线。……三中全会的明灯高照，让我们的这出新《三岔口》到此结束吧！……”这当然是一个小“当权派”经历了十年曲折后的独特感受。因此，决定将小说的题目改为《新“三岔口”》。这样，似乎既生动了一些，又能起“画龙点晴”的作用。
题目改为《新“三岔口”》，与小说的笔法风格是协调的。在结构这个短篇时，我从这个独特的题材出发，感到完全可以不用凄凉悲怆的文笔来写“文革”，写伤痕的愈合，给读者以光明、希望和信心似乎更有意义。再说，回顾在“十年内乱”中，我常有一种“又气又好笑”的独特的感受。当人在最痛苦失望的境地中还能不丢掉笑，我认为是可贵的。不管什么样的“笑”，总是会使人对生活保持一种兴趣和希望的。回想在“浩劫”中，我确还是没有丢弃过笑的。当然，那都是苦笑、暗笑、愤怒的笑、含泪的微笑、冷笑、尴尬的笑。但笑是一种反抗和鄙夷，只要有笑，人就没有丧失生机。比如：我所在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时，一下子成立了百十个战斗队，每个战斗队来抄我一次家，我便要蒙受百十次侮辱。抄家固然使我生气，但有一天，一个“铁扫帚战斗队”来抄家，这是一个初一的学生独自组织的战斗队，名谓“铁扫帚战斗队”，实际就他一人唱独角戏。他年岁很小，拖着鼻涕，叉着腰，虎着脸，装出一副“唯我独革”的神气，吆三喝六地独自翻箱倒柜，我就忍不住笑了！又比如学生斗我时，给我糊了一顶一丈多高的纸帽，像个大烟囱，根本戴不牢，戴上这帽子我就想笑，觉得太荒唐！又比如拉我游街，本来很紧张，谁知上街后发现所有“当权派”都在游街，我不但不紧张，反而感到可笑了……执笔时，“浩劫”早已过去，春光正是明媚，我感到歌德有两句格言诗很亲切：“痛苦留给你的一切，请细加回味！苦难一经过去，苦难就变为甘美！”所以，《新“三岔口”》里，是用了幽默、讽刺、嘲笑、俏皮的笔法。我用这种笔法写三个小“当权派”在那场身不由己的“内乱”中的可悲命运和不同性格。我是希望把那种“又气又好笑”的独特感受表达出来，鞭挞与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使读者笑过之后，够引起一点冷静的思考，独具慧眼地发现一点生活的真理，也能燃起对林彪、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仇恨，加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我觉得这样来写，社会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小说的格调会高一些、健康一些。这是来自生活的一种表现方法，放在写《新“三岔口”》这个题材上，它也是具有独特性的。当然，限于水平，小说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和思想虽未必一定准确，更谈不到深刻，但真实这一点，可能还是会使读者起一点共鸣的。
拉杂写来，已达到规定字数，最后简单地再说两点：
第一，《新“三岔口”》写的并不是真人真事。虽然来自自己独有的那段生活，小说总是小说，决非原型照搬，无须“对号入座”。
第二，《新“三岔口”》得山东省文学奖，我虽受鼓励，更多的是惭愧。因为自知水平和技巧不高，尤其深深感到自己想说的道理写得太实太露，遂必然会使读者减少了联想和咀嚼的余地。我今后要很好地向同志们学习，在创作实践中继续探索，努力写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982年6月10日）
也谈传记文学
《北京文艺》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常识之一》专谈传记文学问题。文章作者对传记文学作品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初学写作者读了是会起副作用的。因此我想提出一些意见，同作者商榷。由于这个问题是目前文学范畴中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也想把自己的看法，提供对传记文学作品有兴趣的同志研讨。
一、“传记体小说”和“传记文学”是两个概念，但应当注意到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该文作者说：“前不久，我曾参加一个座谈会，漫谈几年来的传记文学作品……对这类作品的写作，大家的意见有分歧。有的人认为写这类作品时，不可改变人名、虚构情节；有人认为，次要人物的名字和个别情节还是可以改动的……座谈会上对人名真假、情节能否虚构之所以有所争论，恐怕和对某些概念不清不无关系……传记文学和传记体小说（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在文学现象上是两个概念。我们某些同志偏偏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了。”所以，他举例说：“流行于民间较广的《杨家将》和《薛仁贵征东》等说部，都是根据《宋史》中的《杨业传》和《新唐书》中的《薛仁贵传》而写成的传记小说。因为它是小说，作者为了突出他所要歌颂的英雄，就虚构了很多情节……同样，罗曼·罗兰写过《贝多芬传》，也写过以贝多芬为模特儿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读《马丁·伊登》时，会感到其中有很多情节和《杰克·伦敦传》相似，前者是自传体小说，后者却是传记文学；《我的儿子》是传记文学，《青年近卫军》是传记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却不是他的传记，另外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则是传记文学……”
该文作者的这些论断，首先使我发生疑问的是：传记体小说属不属于传记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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