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该文作者会说这些是“传记小说”，而不是“传记体小说”，但我觉得“传记小说”必然也都是“传记体小说”。因此，传记体小说无法包括传记文学，传记体小说却肯定应该被包括在传记文学的范畴中。
如果这样，那么，该文作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就似乎并没有去考虑，他所说的把这两个概念弄清，然后“所谓真名假名；情节能否虚构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的意图，也就是缺乏根据和说服力了。
二、传记体小说的范围不应无限制地扩大
“传记体小说”，我想，除了包括真人真事的传记小说外，也包括假人假事的传记小说在内。所以它是应当被包括在“传记文学”范畴中的。因为从文学创作方法上来说，它应当受“传记文学”理论的指导。
但“传记文学”所包罗的范围是广的，它既包括像《马丁·伊登》《约翰·克利斯朵夫》《阿Q正传》这样一些假人假事的传记体小说；它更主要的是包括了许许多多真人真事的人物传记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些写真人真事的人物传记的文学作品是它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当然，它也还可以包括那些根据传说所写的“半真半假”的人物传记的文学作品。
因此，“传记文学”、“传记小说”、“传记体小说”这些概念都有其特定含义，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应当简单化地来处理。
从《文学常识之一》这篇文章来看，我觉得这几个概念被混同了、模糊了，而且，更有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从“传记体小说”来看，它的范围也不应无限制地扩大。
例如该文作者所举的《杨家将》《青年近卫军》，是否能算传记体小说，我觉得就大可斟酌。因为文学作品总离不开写人，而且每每一个作品中总有一个至数个主要人物。假使对“传记体小说”的特定范围没有一个比较一定的概念，不从传记这一角度出发来分类，那推而广之，不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都是传记体小说，差不多一切的小说都可以说是传记体小说，那么，要“传记文学”、“传记体小说”等概念，也就缺乏意义了。
要明确传记文学作品的特定含义，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明确了这一类文学作品的特定含义，才对创作方法有帮助，不在这类作品范围内的小说，可以不受这类作品应有的特殊性的任何限制。
三、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和传记体小说，作者对事实必须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董存瑞的故事》出版了。作者在前言中告诉读者，由于收集材料和考证问题中存在着困难，因此有些地方可能与完全的“事实”有些出入，同时，有些活着的人，因为谦虚，不肯用自己的姓名，因此人名有了改动。我觉得这种声明是有必要的。这是一种传记文学写作中的负责态度。读者看了作者的声明，并不会就对董存瑞烈士的事迹发生怀疑。读者知道这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文学传记作品，虽然其中某些地方作者声明是与事实有小出入的，但却会对其他的事实来个“全盘肯定”。读者可以更心甘情愿地从中吸收丰富的养料。
肯定地说，写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是受到事实局限的。因此，有的时候，有些作者就会根据真人真事来写假人假事的传记体作品，因为这可以更加便利于他塑造人物形象和安排结构及情节。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该文作者举萧也牧同志所说的一个例子：“《刘胡兰小传》的作者，为了将英雄突出，就将另外一个人写成了变节分子。而这个至今还活着的人，事实上只是动摇过，并未变节。这一‘虚构’不要紧，这人所在单位的组织，就根据《刘胡兰小传》所描写的，给他在历史上做了政治性的结论，理由是：国家出版社出的书，当然可靠无疑。当事人不服，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于是，该文作者认为《刘胡兰小传》所引起的这场风波，“恐怕和对某些概念不清，不无关系”。实际上，我认为这倒不是这位作者不了解“传记文学和传记体小说”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而是这位作者对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时应当忠实于事实，尤其在牵涉原则性的地方绝不能与事实有出入这一点了解执行得不够所致。在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中的“虚构”是有限度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绝不意味着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凭空捏造”和“无中生有”。如果真如萧也牧所说的这位作者的动机是为了“将英雄突出”，而不是由于采访不深入，事实了解错误，那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这种做法的不良后果是人人都会想得到的。在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时，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却又不声明，是很不好的。
当然，这里还应当作具体的分析。例如写今人和古人就有所不同。根据史料写和根据传说写也有所不同。传记文学作品中是可以容许“百花齐放”的。
因此说，文学和史学在某些做法上，是有相同之处的，也有所区别。文学的“真实”，不像史学那样受约束，而且文学作品可以有文学上的想象、构思、剪裁和描写。
该文作者说：“如果将‘传记文学’和‘传记体小说’这两种体裁混淆起来，传记文学就失去了作为传记文学的特点——严格的真实性；传记体小说就会被事实所拘束，不能在艺术上放出魅人的光彩。”这段话是机械化、绝对化了的。因为既是传记文学作品就应当在艺术上放出魅人的光彩。这是传记文学所应有的文学的特征。而传记体小说，如果写的是真人真事，就不应忽视真实。
探讨传记文学作品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我所以除就以上意见提出商榷以外，也希望抛砖引玉，能听到关心这问题的其他同志的意见。
（本文1957年夏刊于《北京文艺》）
从选材上下功夫
——读稿随感
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与失败，常常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决定一部文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不仅在于它写什么，还在于它怎么写？题材的好坏，对作品成败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同题材本身是存在着差别的。虽然，有的作者能从一般的题材中提炼出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主题，但有些题材所能发掘出的社会意义，对于作品的主题究竟是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所以，题材好，当然还有一系列写作上的问题和别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每每题材选得好，即使写得差些，也还可以有重写或修改的余地；题材选得不好，则常常造成了“先天不足”的缺陷。题材的选取，既然比较重要，我想从选题材的角度谈一些看法，供初学写作的同志们参考。
为什么说长篇小说更要从选材上下功夫？
原因很清楚，因为长篇小说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它的字数、章节比较多，结构、布局复杂些，人物多些，工程浩大，一般来说，作者是要付出较多的心血和劳动的。几十万字或百万字的稿件，且不说写，就是抄一遍，花的劳动量就惊人。一部长篇小说，如果选材不严，下笔就写，就像一项大的建筑工程草率施工，万一不行，损失必然更大。因此，对长篇小说来说，严于选材更加重要。不然，因为选材不严而成了废品，付出的无效劳动或浪费，相对来说就会更大更多。由于选材上未下功夫，选得不好而草率从事写长篇以致失败的这种经验教训，在搞创作的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说“长篇小说更要从选材上下功夫”，并且深切认为很有谈一谈的必要。
我想从最近有机会陆续读过的几部长篇小说手稿谈起。写这几部长篇小说稿的都是业余写作者，而且多数是初学写作的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眼见文艺界的春天降临了，干劲很大，在本职工作之外，努力挤出时间搞创作，这种热情是很可贵的。但我读了这些稿件后，虽然有时也从片断的章节中，能找到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总的来说，却感到这几部长篇小说稿都是失败的。虽然，从政治内容上说，它们大致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它们恐怕很难会有被发表或出版的机会。为什么呢？除了写作技巧等方面的问题不谈，最主要的是题材问题，也就是说：选材不行！钢筋水泥宜于建高楼大厦，山珍海味宜于办上等筵席。题材本身不能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但题材本身常常关系着作品的成败！可是，在写作上，这个题材的选择问题却常常会被一些初学写作的同志所忽略或不甚重视。从这几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来看，正是在题材上选得不严，受了损失，栽了跟斗。
让我们来看看这几部长篇小说在选材上存在着些什么问题吧！
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稿，题目叫《上天无路》，是一部反特惊险小说。故事梗概是：国境外派来了一个叛国投敌、经过特殊训练的303号谍报员，要来盗窃我国政治、经济情报。303号与潜伏在我国东北某地多年的某国防工程里的一个特务接上了头，但在我公安人员严密监视下，经过几个回合荒诞离奇的较量，最后终于被我方破案。303号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被逮捕。写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位工厂的工人，并无公安工作这方面的生活，这个题材不是从生活中来的。故事很假，不是作者有了生活感受而要写的，而是作者根据自己见过的影视、小说等文学作品，杜撰、臆造出来的。这个题材之所以失败，致命伤就是虚假。从这一点说，这部稿件也就先天性地注定了是失败之作。
第二部是位高中毕业当年插过队的知识青年写的长篇小说稿，三十万字，题目叫作《青春颂》。作者的题材倒是来自生活。看来，是写的他自己的经历。写的是一伙插队知识青年如何在农村广阔天地里经历考验，如何认识到农村是个广阔天地确实可以大有作为。但撇开作者的写作技巧较差不说之外，这个题材虽然真实却较陈旧，写知识青年插队的题材不少都是这个老套。这部小说的题材缺乏新意，看了头知道尾，也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第三部是县文化馆一位同志写的长篇小说，足足有四十万字。他访问了一些当年参加过武工队活动的老干部，写的是《战斗在大沙河两岸》。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工队战斗活动的题材，写的是一支武工队如何发动、依靠群众神出鬼没地杀鬼子、除汉奸，不断取得胜利，坚持了敌后的斗争，题材也是从生活中来的，作者也有一定的写作水平。可是，这个题材与已经出版过的不少写抗日战争时期的武工队活动的长篇小说以及民兵斗争故事题材雷同。由于这个雷同的弊病，这个作品要获得出版或者发表的机会也很困难。
第四部长篇小说稿，是三十万字，作者是位机关干部。他将稿拿来给我看时，说：“现在应当大力宣传科技人员。我见这类作品现在很吃香，所以才选了这么个题材！”这个题材是写的农科所的一位科技人员如何坚持搞水稻病虫害方面的科学实验的故事，但情节平庸无奇，事迹不突出，题材是不典型的。看来作者是吃了“赶时髦、随风找”的亏！只着眼于“吃香”的题材，却不去衡量一下自己所选取的这个题材分量够不够，是否典型？于是，作品也很难成功。
第五部长篇小说稿《欣慰》，也有三十万字左右。写稿的是位中学教师，写的倒是他所熟悉的教育方面的题材，写一位班主任老师如何全心全意教育一个落后学生使之转变而感到无限欣慰的经过。作者看来是有一定感受的。但熟悉教育工作的人一看，就感到这题材太一般化了！是个没有经过提炼、发掘、集中的题材。选题材做思想上的懒汉是不行的，决不可像俗话说的那么马马虎虎“拾到篮里就是菜”！这题材不是没有教育意义，而是教育意义不大。试拿这个三十万字的长篇题材来同短篇小说《班主任》比较，就可发现同样是教育题材，同样写的班主任，可是《欣慰》这个题材写的是一般化的平淡的问题，使人感受不深的问题。《班主任》却是作者对生活严肃认真地进行思考后，提出了新的较深刻的问题，使读者能引起思索，发生强烈的反响。
上述几部失败的长篇小说稿涉及的有关创作上的问题是很多的，但我只准备从题材问题来谈谈看法，不涉及过多的其他问题。我不惮其烦地列举上面这几部长篇小说手稿的题材情况，目的也只是说明这几部长篇小说之所以遭到失败，题材属于要害。放在我面前的这几部长篇小说稿，字数总计达一百五六十万之多，稿纸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如果这些同志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不是无效劳动有多么好！所以，这几位初学写长篇小说的同志，由于选材不好耗费了心血和劳动的教训，似可作为一种借鉴，昭示我们创作了长篇前第一步就要切实从选材上下功夫。
上面这几部从题材上来说是失败的长篇小说也大致反映出了初学写作的同志在创作实践中在选材上存在着的问题。无论如何，虚假的题材，陈旧而缺乏新意的题材，“赶时髦、随风找”与人雷同的题材，不典型的题材，一般化缺乏深度的题材，都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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