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联的长篇小说

    认识徐联同志有二十八年了，这二十八年来，交往不算多。但每次他来我住处，总会谈谈创作，总会告诉我他写了什么又在写什么。他似乎醉心于此，乐而不倦，来了总要讲点他已写或想写的题材给我听，有时讲得很动人。讲到得意处会宛然地一笑，使人觉得他对自己的作品极有自信。他写作的进度很快，但显然常开夜车。

    我很欣赏他这种醉心拥抱文学的态度，他这种执着于创作的热情使我感动。他送过我书，一本又一本，都是长篇小说。先是《流浪女》《狼国在呼唤》，后是《漩涡里的女人》《觉醒》，接着，又是《啼鹃带血归》和《野岛》。连续六七个长篇，自是丰收。《流浪女》在成都获过奖；中篇小说《二送藏袍》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有些长篇在一些省市电台被连播……他说：“写作是我与同时代人交往的桥梁，然而我不想为了这种交往而写一些违心的东西。我愿我的每部书都引人喜欢，但我无意迎合读者。我希望我在自己身上点燃的火种能够传播开来，进而看到我的书在人们思想和心灵深处迸发出火花……这便是我著书的初衷，也是我做人的操守。”这是谈得很好的。

    徐联同志是全国作协会员，担任过四川作协理事、四川省经济文化协会会长，他希望听到我对他的作品的意见。这是他的谦虚。抱歉的是我的视力不好，他送我的那么多作品，我实在无法一一仔细阅读。如果不一一认真品味，不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仅凭一点肤浅的了解，是很难写出踏实中肯的评论的。我花了十多天的时间看了他写的《流浪女》和《野岛》，这只是他创作的多部长篇中的两部，在读的过程中，我这种无法草草写出评论的感觉更强，浮想却也不少。

    《流浪女》和《野岛》先后出版于1989年和1993年。而199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很大成绩，在国际外交上取得很大胜利。拿文学来说，也出了不少好作品。但这一年，在文坛却也卷过两阵难忘的“炒”风。“炒”得轰动，也“炒”得丰富了“地摊文学”。作品因“炒”而走红，令好奇者都想赏识一番。但这是文学的出路还是文学的死胡同？历史和读者都会做出裁决。开初，先是“玩文学”的走红。“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让我一次爱个够”、“过把瘾就死”……出现了些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也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他们不想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把各种人物都降到饮食男女同一条水平线上，把各种语言都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严肃、机智、滑稽、轻松固然有，调侃、粗野、卑劣的语言也掺合。他们有的不乏才华，但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树了不少痞子做代表人物。新鲜倒是新鲜，无聊也够无聊。靠“侃”靠“玩”来建造文学的殿堂，实际未见营造出高楼大厦来。接着，下半年，又有一股更大的“炒风”。作品尚未面市，就已“炒”得热火朝天，从稿费的数字上炒，更从“性”上乱“炒”，颠倒了高品位与肮脏的地位，似乎“比金瓶梅还金瓶梅”的所谓文学作品，才是第一流的“名家”，最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于是，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中有的面对这种情况迷惘困惑了！难道文学应该往这方面走？望而却步，徘徊不前，停笔不写者大有人在；而眼红手痒想亦步亦趋进行效法者也不是没有。可贵的是徐联绝不为一时的风气所左右。他埋头辛勤耕耘，潜心于创作，乐在其中。在这一年，拿出的是两部既非“玩文学”又非“性”文学的长篇。看出版日期，《野岛》就是12月份出版的。他没有随着风去飘摇，也没有迎着风趴下，却是顶着风用“面壁”的态度一字一句作自己的文学艺术上的追求，固执不懈，取得了收获。于是，这使我感到：要想出好作品、出成绩，首先要真诚地对待这项事业，也要默默无闻地苦于实干。任何动摇犹豫或侥幸取巧心理都应排除。徐联在动荡的“风”潮中，心绪并不浮躁，仍保持冷静的写作情绪，坚定地走自己认为应走的文学路，这是值得称道和赞赏的。

    《野岛》讲述的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个故事。男女主人公任翔和裴丽瑶在荒岛上有着一段离奇的经历。故事曲折委婉，充满着人间的酸甜苦辣，生离死别。这是一个悲剧，甚至有些荒诞，但这故事发生在那疯狂而又特殊的年代，当时的人们赤诚而又蒙昧，因而显得是合情合理的。反常的生活产生反常的心态，这样一个有点离奇荒唐的故事，也就完全有存在的可能性了。故事有些压抑、沉重，但矛盾的撞击，心灵的冶炼，使人得到启发，读后引起思索，也是很自然的。

    《流浪女》则是描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赛尔加草原上，一支流浪的藏族“热巴”队所经历的风云变幻，从中充分展示了人们之间强烈的爱和恨，并以此衬托出整个中华民族的魂魄和历史的精神。书中对正面人物格桑卓玛、华尔丹等，作者并没有强加于他们什么高尚的灵魂，他们对祖国、对故乡的爱，对敌人的恨，多为自然的，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流露，然而愈是这种自发流露的情感，就愈能反衬出我们中华民族本身所固有的强大内聚力，从而也就揭示了历代分裂主义者之所以不能得逞的根本所在。在对反面形象的刻画上，作品一反过去写贵族头人皆是凶恶残暴的手法，把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千户之子嘎布龙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尽情渲染他作为人的复杂性。这部作品的艺术结构打破了大团圆、大喜剧或大悲剧的封闭形式，而采用了开放型的结构，这无疑给作品本身乃至读者都留下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文学作品要刻画人物。“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写人就要穿透人的灵魂的或精神的深层，《野岛》和《流浪女》中被压抑、被泯灭了的生命意识，被扭曲、变形了的人物内心，较为淋漓地得到了表达。

    文学作品需要作者的感情真诚、热烈。《野岛》中表达的情感与思绪使人感到真诚。结局的点题似乎看出作者是对人与事有所感而抒发的呐喊。虽未必很深刻，却是社会荒谬因素的浓缩与鞭挞，不乏诚挚与炽热。

    文学作品需要诗化，《流浪女》《野岛》中不少篇章，作者在意境和文字点染上在作此努力，爱情、友谊和《野岛》中的鸟岛景色，以及《流浪女》中散发出的草原风情，都写得颇具诗情画意，情景交融。

    文学作品需要“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思致微渺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无论是《野岛》还是《流浪女》都有此效果……

    在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化的中国进行艰难转化的时代，历史的风雨，生活的波涛，社会成员除了经历幸福、光明，也必然可能有痛苦、困厄的经历，当然，我们文学作品中所能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成员的心路历程、运转的方式都应当是向前、向上的。《野岛》《流浪女》虽是悲剧，但无悖于此。

    我不太了解徐联同志的全部生活经历，但文学作品每每同作家的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经历该是深广宽阔的。从他偶尔来同我谈话之中，我感到他在认识社会、洞察人生上是常在开动“机器”的。他的心灵似有较大的翱翔天地。他在《野岛》中将岛写得多姿多态，人岛相衬，颇富内涵，也令人看得出他的艺术追寻。

    在创作中，有许多难题是需要作家付出终生精力来攻坚的。创作不能自满。例如，写小说脱俗是极难的；如何使较深的思考通过巧妙的结构在纸上深刻而自然地体现也是很难的；如何摆脱从意念出发人为设置情节也不容易；一部作品要在人物刻画、情节设置、思想艺术上都够得上高雅的精品的标准更是十分难的。要使我们的作品扎根时代，扎根于深厚文化基础之中，写出博大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透视出典型人物的复杂心理多重感情，“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应当是有志气、有责任感的作家的终生努力目标。徐联是一位颇有潜力和后劲的作家，他不仅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而且还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随笔、文艺评论……值得一提的是，他牢记自己曾就读电影文学专业，受过已故前辈陈荒煤先生的教诲，故在写作长篇小说之余，始终不忘电影文学和电视剧本的创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先后创作并发表了《青山遮不住》《洁白的晚香玉》《弯弯的山路》《虎山行》《戒严夜脱险》等十八部影视剧本，其中三个剧本被拍摄成电视剧，与此同时，出版了《女儿国情事》和《浪迹》两部电视连续剧剧本。看来，徐联能有此收获，是他对文学艺术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的结果。我愿与之共勉，期待着他陆续有更厚重的新作问世。

    （本文刊于《当代文坛》）

    独特的文学踪迹史

    蒋蓝是一位肯下苦功不怕艰难的作家。从2011年开始，他用两年时间写作了《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运交错的历史》这样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其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采集者的辛勤付出。

    在四川、云南两省边境的许多地方，他像一个探险家，像一个勇士，像一个采矿工，更像一名考古工作者或者探宝者，跋山涉水，不管春夏秋冬。七百多天里，寻寻觅觅，一字一句，写写改改，先后十二稿。这是一部读来可津津有味的长篇，也是一部有历史意义、历史价值，又有生动文学笔法、叙人叙事、动人心境的长篇。蒋蓝自己说：“用近两年时间来全力完成一件事，长期奔波于田野山河间。”“写作中，我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官场文牍、稗官野史、江湖切口、烟帮密语、袍哥茶阵、天国客家用语等构成的专属空间与特定时间，我才可能竭力成为一个文学/文化的福尔摩斯。”“我相信，我追踪的四川提督唐友耕的踪迹，及所带出的1850—1900年之间的四川官场史、军事史、民俗史、植物史、道路史、城建史乃至风化史，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再现努力。”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蒋蓝是能真正深入到他要写作的那种生活中去的，尽管艰苦而且艰难。事实上，今人写旧时代和旧人物，总比深入今天的生活写今天要困难，但他是努力深入了，而且确有所得。他的作品感染了我，我仿佛能看到他站在大渡河边面对大风呼啸、波涛滚滚，遥想当年石达开在此艰难作战的情景；又仿佛能看到他在寂静的深夜里钻研白天采访到的散乱资料；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孤寂简陋的客栈小屋里听春雨声奋笔写作……

    蒋蓝不仅是一个“写书的人”，也是个“读书的人”。他博览群书，正史野史、诗词歌赋、中外典籍直至写作本书时所能觅到的一切文史资料、四川典籍、地县方志、信函日记、档案文件、民间传说、地图照片、老人回忆以及书中人物后裔的叙述……均在阅读研究及考据之列。正因如此，此书得以丰满，此书得以完整，此书得以可信，此书得以成功。

    我想，这部“踪迹史”如果不是作家来写，纯由历史学家来写，可能不会像蒋蓝这部述作感人而且吸引人阅读。文学作品重于塑造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当然也要同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学笔法及文句、叙事、写景、状物……史学家重在发掘、研究，重在实地考察及潜心考证，有所发现和前进。哲人则从学术角度体现人之才能识见，从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之累积及体悟中寻觅出规律、法则及正误之道。蒋蓝在处理文史哲的问题上做得很出色。他是作家，文采斐然，他写踪迹史，自然要去伪存真；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想象力的作家，常常在叙史叙事时颇多哲思，或诗意盎然。但这些都是既尊重史实又尊重文学性的一种写踪迹史的必要和可贵之处。

    蒋蓝在书中极恰当地用“杀孽深重”、“刀头舔血”来形容唐友耕。选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做本书主线，写出了晚清时期那段极不平常的历史，像历史老人串起的一串晚清时期的珠链，作为古董，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蒋蓝说过：“人迹是构成史迹最重要、最深切的痕迹。”我同意这种说法。

    （本文刊于201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致田闻一[1]的两封信

    一

    田闻一同志：

    酷暑天，感谢惠赠大作《成都残梦》为我消夏。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可读性强，内容吸引人，有悬念，读来津津有味。读完全书二十万字，颇像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您希望听到意见，决定写这封信给您。

    我在街上书店、报亭及书摊上看到《成都残梦》畅销。目前，正宗文艺书印数都少，《成都残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三万四千册，真不容易。您的书艺术品位是高的，却大众化，我很赞赏。我们很需要有畅销书作家，您颇有成功的条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