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我必须说说其中的一封信，这封信告诉我爱默生·克罗克因脑肿瘤去世了。我为这样一个罕见的富有仁慈之心，尤其对老人心怀仁爱之人的去世感到哀伤。印象中他是那样善良，比如说他带着奶昔和三明治去看望亲爱的老埃塞尔，坐下来和她待上一小时一起吃午饭，好好聊一聊——一位真正高尚的人。在仁慈善良变得甚为稀少的时代他竟是那样不吝给予别人。相比之下，有一件事显得那样丑恶。一位朋友去参加老同学五十周年聚会，路上她在宾夕法尼亚车站排队买票，行李箱竟被人偷去了。我又拿皇后大学的氛围和爱默生的善良做比较（前天我在那里朗读诗歌），那里不仅每一间办公室都要随时上锁，而且每张桌子和每个文件柜的抽屉也是一样。书架上贵重些的书籍无一不被留心看管！气氛简直像监狱一样戒备森严。当一位老妇人在公众场合之下遭到抢劫，有着丰富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学校，竟把自己武装起来以防备学生，我们又该如何去提防芸芸众生的行为？
我把爱默生一生善良和受人爱戴与我所听到的年轻历史学家们喋喋不休地对乔治·萨顿的贬低做比较。当然他有他的不足之处，这也许根源于他生在十九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永远不会理解弗洛伊德。用现代的观念来看，他也不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是一位老派的真正的历史学家，着眼于那些被人忽视，或只是零星记载下来的历史。无疑他的伟大在于他用一种整体的眼光把艺术、科学、宗教作为人类的伟大发明来看待，因此，正如他常常所说：通过对人类科学史的检验，达到科学的人性化。他不仅乐于强调具有国际性质的科学实验，而且注重那些靠着默默无闻投身事业人们之成果，站在其肩膀上最后成为“天才”的巨人们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如此来说，年轻科学史家们是站在乔治·萨顿的肩膀上了；当然他是父辈式人物，一定得压下去，只有到了科学史祖父辈时，他才能有自己的地位。
来吧，让我们嘲笑伟人
他是那样心事重重
不辞辛苦劳作到很晚
想要在身后留下什么纪念
却不考虑那夷平一切的风。
来吧，让我们挖苦智者，
他们瞪着酸痛的老眼，
盯着所有那些历书，
却从未见过四季如何循环。
然后嘲笑那些嘲笑别人的人
他们也许不愿抬手助人
协助善良、智慧与伟大
把那恶劣的风暴关在门外，
因为我们交换着嘲笑。
对此叶芝说得一点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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