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绿岛归来，和朱迪一起去那里进行一年一度的朝拜，看望安妮·索普。这岛屿有三英里长，面对沙漠山，刚好位于西南港对面萨默斯湾入口处——岛屿到处覆盖着冷杉、云杉，多彩柔软的青苔，一块一块的蓝莓地段，和一片长而开阔的牧场，一直延伸至海水泳池旁。我们来到这没有时间的世界中，沉湎于往昔的传统；我们住在维多利亚时盖的房屋中，这座有贴着橡树板许多房间的房子是由安妮父亲在一八九〇年建造的。在其中住上一周左右我们被一种安全感、舒适感包围着。我们重温了往日那些熟悉的快乐——坐在阳台上，望着静静的帆船驶过海湾，瞧着变幻多端的云彩，目睹阳光与影子映照在水面上、小山上，捡蛤蜊，或是用蓝莓做晚饭，采扎一束束野花，寻找极小的树种以及青苔软泥片，为回家后修造日本花园做准备，高举蜡烛迈上有扶手的大楼梯进入寝室（没有电灯），埋进我们的黄铜双人大床里，一连几小时身挨身地聊着天，然后睡去。我们又回到了孩童时代，每人被分配些小活计做，和“全家”一起坐在楼下门廊大桌旁进餐，进餐时安妮做餐前祷告，她是这个亲密大王国里的女王，用过餐后我们可以坐在那里说上一小时，天南海北谈论着，交换着一年来的所见所闻，从政治到哲学，一直闲扯到太阳落山，末了我们进屋烧旺了壁炉。

    这里的日子是没有时间感的，部分原因是生活在此既有秩序又无拘无束。我们自己生活着，丝毫不感到通常的那种紧张与压力。我上午在那间被称为达迪的房间里工作（达迪是索普家的护士，死去很久了），隔壁是育儿室。中午时分，我和朱迪穿过树林，不时停下脚步聆听小鸟啁鸣，然后越过野地，漫步在多毛金光菊、簇簇杜鹃花丛中，偶尔碰上娇美的紫色风信子，抑或是在游泳池里游游泳。晚间我们高声朗读。我的许多书的手稿都是在这里第一次被听到。深邃幽静的大房间里，壁炉燃着圆木干柴，一人卧在熊皮毯上，安妮坐在沙发里，其他客人闲散地围坐在四周，中间一盏阿拉丁神灯熠熠闪亮，和六个月之后书籍装订出版最终送至纳尔逊相比，这种“出版”方式更令人欣慰。

    自我父母亲去世后，这岛屿便成了我生活中固定的居所，除朱迪之外，安妮·索普也成了我家庭生活中最亲近的人。这里是一处恢复自我、安然自在的地方，你可以暂时不受到伤害、攻击，每一种感受都是一种滋润，灵魂得到了休息。

    将来某一天我希望能详尽描述这座岛屿，但今天我要说的是居住在这岛上的主人所具有的特殊品质。我称颂安妮·索普，因为她像赋予生命的刻瑞斯女神一样一生都在奉献。过去一年里，我一直在思考妇女的生活，思考她们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与冲突，以及未婚女人偶尔体现出的价值。安妮就是代表这些价值的极好范例。对她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但不是以作为妻子、母亲以及祖母的寻常模式。假如安妮结了婚，她的生活会与现在不同，而且无疑是过着一种富有的生活，但她不可能做到像她现在所做的，也不可能以她现有的方式去生活。此处有好几幢房子，夏天全都住满了来来去去的家人与朋友。安妮的生活涉及好多方面，她在林荫山学校工作过（在那里她是我七年级的老师），而且那之前一战后去了法国，在一所法美孤儿院照料难民儿童，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了德国协助一神论服务委员会在布莱梅建立了一处公益社区。由此看来，岛上汇拢着大批不同年龄、种族的人。

    下面船屋那里无疑会有一些小男孩儿专心致志地在用漂流的木头制作小船，远处树林里一位老妇人在采集植物标本，或在鉴别鸟类，一对年轻恋人坐在岩石顶上长时间促膝交谈，对未来充满憧憬；岸边一艘工作船上一家人正在钓鱼。再说安妮，从始至终，肩挎一布袋，步履轻快，为新来的客人准备房间，要不就是牵着一个小男孩指给他看鱼鹰的巢，或是问朱迪和我“要不要喝杯茶？”每年夏天她总有一两次离开岛屿，每当这时，就会出现一种空空的感觉……觉得少了点什么。那个把所有线头牵握在手的人不在了。我们或多或少觉得惶惶不安，也有点孤独。

    安妮现已七十多岁，有些驼背。然而她的形象依旧是纳芙蒂蒂王后[34]的形象，她仍然迈着女神一样的大步。为什么说是女神？脑海中涌现出这个词是因为（大概是五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朗费罗家花园里看她跳一种叫作“女神”的民间舞，自那以后就和这个词有了联系。作为朗费罗的孙女，以我这个欧洲人眼光来看，她有着美国贵族的特点。她给人一种肩负贵族责任感的深刻印象，与那企望被人承认或是逃避普通人应有的责任义务的“特权”阶层大相径庭。她所表现的是做人的博大胸怀，一种以可能的方式给予的博大胸怀，这种胸襟使得她的存在成了一种美好的礼物。她甚至不会对一只耗子生气。捐赠金钱时，她施予的是她那颗心，就像当年在林荫山学校时多少年她都始终如一做到的那样。也许这一切来自于先天遗传的仁慈，然而安妮，除了和家族这一点有联系之外，是一个独特的人。是什么造就了她奇特的品质？这是一个今天一早上我都在寻思的不解的谜。

    大概关键之处是她特有的包容能力。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是喜是悲，她总是随时出现，去分享、去安慰、去充实那人类渴望倾吐、渴望理解之心。所以一个玩具小熊会像魔术一样使一个绊了脚趾头的一岁男孩顿时破涕而笑；所以一个拿不定主意该嫁给谁的年轻女子可以心平气和长时间地吐露心事；所以一位年迈老妇可以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在安妮的蓝色眼眸中看到了与自己一样兴奋的火花。这种参与决不是出于被动，而是像经常发生的一样，你所捕捉到的是骤然间迸发出的大笑，那场景是那么生动、纯真。对于分身在艺术与生活中的我来说，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安妮对人对事有着巨大的包容量，她似乎从没有因为手中握有许多线头，尤其是在岛上，而感到一种压迫、一种负担。这真是一颗神秘之心。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又是怎样把此刻、人的此刻与所有的其他隔开？也许在这一点上她是一位诗人。当我在作诗时我是不会去想我在园圃里应该做什么，或是想到还有一封信没有答复之类的事。那时我全身心投入到无限的创作世界里。安妮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似乎都是生命的开始和生命的终了，她用全部的身心去生活着。

    我和朱迪回忆起在绿岛时的欢乐——也许是在纳尔逊的圣诞节我们围坐在壁炉边时——几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又回到了眼前。我们回忆起有一年大角猫头鹰在岛上栖息筑巢时安妮给我们模仿它们交配时的啼叫。她双臂张开做翅膀，顿时她就变成一只猫头鹰，发出的叫声那样令人难忘，至今许多年后想起来我们都会笑得流出眼泪。还有一次我们到另一幢住着孩子们的房子里去。安妮穿着她的红色长斗篷，使人想起当年她在瓦萨学院读书时的情景。突然间她兴致来了，把红斗篷一张，张得像是蝙蝠翅膀，然后直扑猛抓，引得孩子们欢乐不已，他们也许还被花园里这个新降临的女巫的逼真形象有点吓到。我一直不能忘怀的是某次我捕捉到的安妮的形象。记得当我结束了一上午的工作，从宽宽的楼梯上走下来时，安妮坐在“办公室”里那张大卷盖式书桌前她父亲生前用的椅子里，低着头在计算或是在写信，神情有些疏离，全然沉浸在账目或是信件里，突然间被什么逗乐了，她神秘地微笑了一下。最近一次去看望安妮，心目中她的形象格外鲜明，晚间八点十分她准时和我们一起站在岸边岩石上，怀着特别期盼的心情，等待巨大的深橘色的月亮摇摆着升上天空，在静静的水面上倾泻出一条笔直平滑的银带。

    我没有寻得秘密——谁又能够？——然而在又一次回到喧闹的纳尔逊之前有一小时来领略这位最亲密的朋友的神秘之处是多么的美好！

    回到纳尔逊迎接我的是怒放的玫瑰花和日本金龟子，一个多月的少雨或无雨之后，园圃干燥极了。在门廊下我发现了一些小猫咪。野母猫那小东西显然觉得在那里安全可靠；它瘦得可怕，肯定又是被它那些可恶淫乱的儿子们追逐着，其中一只无疑是这些小猫咪的爸爸。

    我一早六点钟起来浇水，然后插上两束娇美艳丽的鲜花，以示夏天之美好，这样做是让我自己和房屋回到旧有的状态中去；壁炉台上摆着毛地黄、耧斗菜、一朵硕大的和平玫瑰、一朵白色头巾百合花、些许白色铁线莲花枝，以及一枝每季只开一次且一次只开一朵的粉红玫瑰花。室外花圃里的法国石竹和保罗·芳汀花朵绽开了，一株呈淡粉色，另一株是暗红色、传统的一层套一层的的玫瑰花，它们的名字听起来和它们本身一样美好。

    当外面有这么多事情需要留意时是很难待在室内埋头工作的。然而我又不得不如此，因为只有五天时间，五天之后我又要去和X待上一星期。这个夏天像是一盘棋，对它我只能是尽量理智地一步一步移动，欢喜一时是一时。

    浇完花后我又返回床上用早餐，读着星期天的《泰晤士报》一篇很有说服力的论梭罗的文章。文章认为梭罗的新生脱离现实，因为他对“永恒瞬间”的耕耘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我们所处时代他不会是一位令人信服的精神引导者——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人”不得不在痛苦中生存的时代，我们被迫接受越来越多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梭罗希望而且成功地成为一座脱离大陆的孤岛。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可能的或是美好的神话开始不再轻信。我感到一年来推动我持续记这本日记的原因之一是我觉得《种梦根深》塑造一个虚假的精神乐园。我要摧毁这个虚构乐园，事实上，为了越来越接近和接受现实，我已觉察到自己在默默地摧毁着这个虚假神话，尽管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些神话。虽然斯蒂文斯夫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浪漫（正像所有的美人都崇拜美人一样），但她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并不浪漫。

    在我一生中，当我和其他人一样努力追寻真谛时，我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欣慰的虚构神话遭受到抨击，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文明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残忍的；我们也认识到，倘若被给予一种绝对权力，我们都会变成施虐狂（德国集中营、凯利中尉[35]等等），邪恶并非是宗教上用来慑服人们的一种概念，而是一种绝对的事实，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和自己搏斗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在美利坚合众国已不知不觉地被接管和转移成由大企业以及权力集团所控制的政府民主，包括劳工组织和军队，其实质几乎脱离了“人民”统治之概念；因而我们才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中去，对这场战争我们没有信心，最后我们无可奈何地结束了它。我们也逐渐懂得了，黑人远远没有获得“自由”，他们仍然在各个方面受着压迫。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妇女必须要经过艰难痛苦的搏斗才能获得个人意志的自由，才能完全被承认。我们不得不吞下这样的苦果：许多，甚至中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在进行犯罪活动、吸毒，原因是我们所创造的社会风气缺少某种东西，以至他们从这种最为惹是生非的来源中寻求“启发”。我们也目睹过学生由于愤怒和饥饿而捣毁公立学校。而且，最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西蒙娜·薇依所讲的也许是正确的，她说为了使上帝不再对这个恐怖的世界负责，我们不得不把上帝陛下置于无限遥远的地方。

    使人惊奇的是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令人绝望的因素，仍然有那么多富有胆量的人在不停地战斗。

    在我去缅因州的前一天晚上看了五分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节目（查理斯·库拉尔特之旅行），这一看竟使我潸然泪下。故事描述一个黑人——布莱克先生，他是一位砌砖工人，来自北卡罗莱纳州，年龄已有九十三岁，有着一张热情洋溢的清瘦面孔。由政府出资，布莱克先生乘着飞机飞往非洲某个国家，这里要用泥土制作砖坯，急需建筑材料和专业技术人才。布莱克指点他们如何挖黏土，如何做出模型，又如何以极少的成本甚至零成本来建造一座座村庄。在表现一个人所具有的才能方面，这是多么使人充满想象的行为！而且，身为一个年迈之人，看到自己的天赋有用武之地，发现自己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予别人，在他这是多么了不起！我把这故事看作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落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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