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屋顶跳下去的后果是头骨碎裂。那滋味肯定不怎么好受。而万一他最后只是在旅馆的遮雨棚上损伤了脊柱——好吧，那他将一辈子瘫痪在床，这样的命运比他现在的境地还要凄惨成千上万倍。另一方面，就算他没有瘫痪，自杀未遂也许会给他造成更多话题——比他的成功更有料可挖。但如果在他下落的途中痛苦像来时一样凭空消失了，在他从房顶上滑下来时从他的身体里溜走了——那时该怎么办？要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清晰的下一本书的细节，一个新的开始，该怎么办？下落到一半的时候很可能发生这些事。假设他只是去斯坦霍普做个实验。所有的痛苦要么在我走到转角前消失，要么在我走进旅馆等电梯时消失。要么在我进电梯前痛苦消失，要么就在我上到最高层出来，穿过防火梯爬到屋顶时消失。我径直走向护栏，从十六层楼高的地方往下看，然后这种痛苦就会意识到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意识到十六层高楼是非常令人敬畏的高度，意识到在折腾了我一年半之后它可以放任我不管了。我身体前倾，朝向马路，对痛苦说——我说的一切都是当真的——“你敢再给我施加一分钟的痛苦，我就跳下去！”我要把它从我体内吓跑。
但被他这种想法吓到的只有他自己。
两张马尼拉信封躺在邮箱里，相互之间插得紧紧的，以至于他在扯开信封时由于过于激动而抓破了自己的指关节。是医学院的宣传册，他的申请表！他没敢告诉戴安娜，早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就已经给芝加哥大学寄去了咨询函。当时他坐在医生的候诊室里，望着病人们来来去去，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四十年了，四本小说，父母双亡，还有一个永远不会再交谈的弟弟——这些证据表明我的驱鬼任务已经完成了。为什么不把这当成是我的第二次生命呢？他们每天和五十个有需要的人促膝交谈。从早到晚，被不同的故事轰炸，却没有一个是需要他们自己编造的。而这些故事意在指向一个明确、有用、权威的结论。这些故事有着清晰而现实的目的：把我的病治好。他们遵照一切医嘱，然后去上班。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可行，我所做的充其量能叫做工作，大部分时候还够不上这个词。
他撕开两张信封中较大的那个——哦，自从一九四八年秋季第一份大学资料寄达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激动的心情了。每天他都在上完课后飞奔回家，喝完一夸脱牛奶，狂热地阅读有关未来的生活；即使是收到他处女作的首版平装本，那种喜悦的心情也无法和收到这些大学资料相提并论。在他手上这本大学手册的封面上，印着一副大学塔的光影画作，突兀、高耸、充满学术感的塔里克山[68]，是医护职业无可厚非的稳定性的象征。翻开封面，是大学的校历。一月四日—五日：冬季生注册……一月四日：开学……他飞快地翻到“录取要求”一栏读起来，直到他看到“筛选方式”这四个能改变一切的字。
录取委员会将竭尽所能，力争以报名者的能力、成就、个性、性格以及学习动机等要素作为是否录取的依据。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是否少数民族、地理位置等因素不会对申请普里茨克医学院造成任何影响。
他们不在乎他已经四十岁了。他可以被录取。
但是前面一页却印着令人沮丧的消息。十六小时的化学课，十二小时的生物课，以及八小时物理课——这是入学的最低要求，比他预计的课程数量多了两倍。全是理科。好吧，越快越好。等到一月四日开学那天，我就能在那里点燃我的本生灯。我会把行李打包好，飞到芝加哥——一个月后就可以在显微镜下做观察了！他这个年纪的许多女性都在这样做——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一年辛苦的预科学习，四年专业学习，三年实习，等到了四十八岁他就可以自己开诊所了。这意味着他将有二十五年的行医时间——如果他身体健康硬朗的话。改变职业正是让他恢复健康的良药。身体的痛苦将逐渐消散；即使没有，他也可以自己想办法把病治好：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再也不用把自己托付给那些无动于衷、没有耐心，甚至对这种怪异病症毫无兴趣的庸医了。
这样他的写作生涯就派得上用场了。一个医生会想：“每个人都会死，对此我无能为力。他快死了，而我无法治愈生命本身。”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却无法对自己笔下人物的遭遇视而不见，不管面对的是麻醉剂还是死亡。他也无法将笔下人物直接交给命运决定，含沙射影地说他的痛苦是他自己造成的。作家得学会伴随在笔下人物的左右，他必须这样做，以使这无可救药的生活有了意义，为的是描绘通向沉重未知事物的转折点，即使那毫无意义。他已经和医生打了许多次交道，而那些误诊母亲早期肿瘤症状以及后来对他的病痛无可奈何的庸医们，让祖克曼确信即使他是个作家，干医生这行也不可能比他们更糟糕。
正当他站在门厅把一叠叠厚厚的申请资料从信封里拿出来时，一个联合包裹公司快递员打开楼道大门，说有个包裹要他签收。是的，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当厄运过去之后，甚至连包裹都是你的。什么东西都是你的。自杀的威胁看来让命运之手有所松动——一个本质上十分愚蠢的想法，但现在他却深信不疑。
包裹里装的是一个长方形的氨基钾酸酯枕头，大约长一英尺半，宽一英尺。是一周前答应寄给他的东西，而他自己却早已将这件事忘了。在无所事事的单调无聊中度过的五百个空虚的日子里，他已然把什么事都忘记了。傍晚时分服用的大麻看来也没什么效果。他的精神活动完全集中在如何忍受疼痛以及如何管理他的几个女人上：他不是在思考该服用什么药剂，就是在安排不同女人的往来时间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撞车的概率。
这个枕头是他去银行的时候得到的。当时他在排队等候支票兑现——现金是要支付给戴安娜的——他强迫自己保持耐性，但是灼热的痛感却沿着肩胛骨左叶边缘发散开去。这时身后有人轻轻地敲了敲他的肩膀，他回过头去，只见一个体型矮小、满头白发的绅士，晒得十分均匀的脸上挂着同情的神色。他穿着一件裁剪精良的灰色双排扣外套，戴着灰色麂皮手套的那只手里拿着一顶灰色帽子。“我知道如何让你摆脱这玩意儿。”他用手指着祖克曼脖子上那圈矫形围领说道。是温和的老派口音。善解人意的微笑。
“用什么方法？”
“科特勒医生的枕头。可以消除睡眠导致的慢性疼痛。建立在科特勒医生的研究基础上。一个设计科学的枕头对像您这样的患者十分有效。您肩膀宽阔，脖颈修长，一个普通的枕头只会压迫您的神经，造成疼痛。肩膀也痛吧？”他问。“同时延伸到双臂？”
祖克曼点点头。到处都痛。
“但是用X光检查却查不出什么问题？没有颈部扭伤的历史，没有出过事故，没有摔过跤？但就是有这些症状，无法解释？”
“一点没错。”
“这全都是由于睡眠引起的。这就是科特勒医生的发现，因此他设计了一种新型的枕头。这种枕头可以让您重获毫无痛苦的生活。二十美元含邮费。附送一个绸缎枕套。只有蓝色。”
“您不会碰巧是这个科特勒医生的父亲吧？”
“我没结过婚。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我是谁的父亲。”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空白信封递给祖克曼。“在这上面写上您的姓名以及邮寄地址。我会让他们明天给您寄一份出去，货到付款。”
好吧，他已经尝试过其他一切可能了，而这个看上去幽默风趣的老家伙显然没什么恶意。那白色卷发，褐色的脸庞，以及全身柔软的灰色毛料衣服的装扮，让他看上去好像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一样，如精灵一般上了年纪的犹太人，长着一对心形大耳朵，如菩萨一般巨大的耳垂，暗色的耳孔，仿佛老鼠打出来的洞一般；他身高只及祖克曼的胸部，却长了个上窄下宽的长鼻子，煞是引人瞩目，两个鼻孔均呈月牙状，生生地躲在宽大、厚重的鼻尖下；一双看不出年龄的褐色眼睛突兀在脸上，目光如炬，就像你在一幅幅可爱的三龄巨童照片中所见。
看着祖克曼在信封上写自己的名字，老者发问了：“这里‘内’的缩写，是代表内森吗？”
“不，”祖克曼立刻否认，“是代表内伤。”
“当然了。你就是那个带给我许多笑料的年轻人。我刚才就觉得我好像认出了你，但不太肯定——你跟我上次看到你的照片时比起来，少了不少头发啊。”他脱下一只手套，伸出手来。“我是科特勒医生。一般我不在陌生人前小题大做。但你显然不是陌生人，内森·祖克曼。我曾在纽瓦克行医许多许多年，早在你出生前就开始了。我的办公室就在克林顿—海街的里维埃拉酒店，后来它被迪万神父[69]买下了。”
“里维埃拉？”祖克曼哈哈大笑，暂时忘却了他那疼痛的肩胛骨。他的思乡之情被调动了起来。这确实是个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童话。“我父母就是在里维埃拉酒店待了一个周末度蜜月。”
“幸运的一对。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家相当豪华的酒店。我的第一家诊所在《纽瓦克纪事报》旁边的学院大街上。我事业刚起步时是买了张二手的检查台，治好了报纸上登的患腰痛病的男孩。消防局长的女朋友在街的那头开了家内衣店。麦克·沙姆林，就是那个剧院老板赫曼的弟弟，开了几家亚普特克斯服装店。所以你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啊。我从你跑跑跳跳的样子推测，你应该是像我这样的最轻量级拳击运动员呢。我读过你的那本书。坦白地说，到第五百次看到‘阴茎’这个词时，我已经受够了，但你真是打开了我记忆的阀门，让我想起我的青葱岁月。每一页对我来说都是震撼。你提到了斯普林菲尔德大道上的月桂园。我曾经看过马克斯·施姆林[70]在美国的第三次比赛，就是由尼克·克莱一九二九年一月在月桂园举办的。当时他的对手是个意大利人，名叫科里，第一轮的一分半钟就被施姆林打出局。当时纽瓦克的所有德国人都在那里观战——你肯定听说过。那年夏天我还目睹威廉·拉·莫代打败了伊兹·施瓦兹下士——打了十五轮，获得次最轻量级职业拳击手冠军。你在书中提到了华盛顿街上的帝国滑稽歌舞杂剧院，就在马克特街附近。我认识那个安排这次演出的老家伙，他头发斑白，名叫萨瑟兰。欣达·华苏，那个金发碧眼的波兰籍脱衣舞女王——我跟她私底下也很熟。她是我的一个病人。我还认识制片人鲁伯·伯恩斯坦，他是欣达的丈夫。你提到了古老的纽瓦克黑熊棒球队。我曾为年轻的查理·凯勒治过膝盖。球队的经理乔治·赛尔柯克也是我一个好朋友。你书里还写了纽瓦克机场。那机场刚开放的时候，市长还是杰罗姆·康格尔顿。我参加了机场的揭幕仪式。那时候只有一个飞机库。揭幕仪式那天早上，他们在普拉斯基悬臂桥上剪彩。真是精彩的一幕——在新泽西的沼泽地里竟然矗立着拥有古罗马时代风格的高架桥。你还提到了布兰福德剧院。这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我生平第一次在那里看了舞台剧，该剧描述了查理·梅尔森和他的乐队。乔·彭纳尔[71]，还有他那‘想买只鸭子吗’的名言。噢，那时纽瓦克算是我的地盘。莫里店的烤牛肉。迪奇店里的龙虾。地铁车站，通往纽约的大门。街道两边的洋槐树结出了干涩紧实的豆荚。WJZ电台的文森特·洛佩兹。WOR电台的约翰·甘柏林。清真寺的雅沙·海菲兹[72]。基斯大剧院——以前的普罗克特剧院——上演出自百老汇的剧目。凯蒂·多纳和她的姐姐露丝以及弟弟泰德。泰德唱歌，露丝跳舞。梅·茉莉简直光彩照人。亚历山大·莫伊希[73]，著名的奥地利演员，在布罗德大街的舒伯特剧院演出。还有乔治·阿利斯[74]、莱斯利·霍华德[75]、埃塞尔·巴里摩尔[76]。在那个时代真是个好地方啊，我们亲爱的纽瓦克。既大到有充足的场地举办大型活动，又小到可以沿街散步和熟识的人聊天。现在这一切都没了。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切都随着二十世纪的人口流失消失了。我的出生地维尔纳，被希特勒下令屠城，接着又被斯大林占为己有。纽瓦克，我的美国，被白种人抛弃又被有色人种毁灭。一九六八年的某个晚上他们在城里放火，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先是二战，再是铁幕[77]，现在又是纽瓦克大火。那次骚乱爆发时我哭了。我那美丽的纽瓦克。我爱那座城市。”
“我们都爱那座城市，科特勒医生。那您现在在纽约做什么？”
“一个很好的实际问题。为了生计。已经八年了。一个被放逐的男人。时代的孩子。我放弃了我辉煌的业务，还有我珍爱的朋友，带上书本和纪念品，打包好我的行李，于七十岁的高龄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我在地球上度过的第八个十年是崭新的生活。现在我正要去大都会博物馆。我是去瞻仰伟大的伦勃朗的。他的画作值得我一英寸一英寸地研究。相当有条不紊。收获很大。此人简直是个魔法师。此外我还在研究《圣经》，深入钻研《圣经》的所有译本。那里面真有不少让人惊叹的地方，但我不喜欢那里面的写法。《圣经》里的犹太人总是出现在戏剧性的时刻，却从来没有学到如何写出好的戏剧。依我看，不像希腊人。希腊人就算听到有人打喷嚏都会模仿。打喷嚏的人会成为英雄，报道打喷嚏的人则是传令官，而那些听见打喷嚏的人则成了合唱团。作品里充满了悲剧和恐怖，充满了悬念和激情。你在《圣经》里的犹太人这可找不到这些。那里只有和上帝进行的全天候谈判。”
“听起来您知道如何让生活继续下去。”
真希望我也可以对我自己说这种话；我真希望，他幼稚地想着，你可以教教我。
“我就做我喜欢做的事，内森。一直这样。从来不拒绝我觉得重要的事。因为我相信我了解什么才是重要的，而我对他人也有所帮助。你也许会说这是保持一种生活的平衡。我想给你寄一个枕头，完全免费，为了感谢你让我想起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你没有理由遭受这样的痛苦。我相信你不是趴着睡的吧。”
“侧着睡或是仰躺着，就我所知。”
“这样的故事我听过无数遍了。我会给你寄一个枕头和一个枕套。”
现在枕头和枕套就在这里。不仅如此，盒子里还夹着一张打在医用文具上的便条：“切记，不要将科特勒医生的枕头放在任何普通枕头之上。这个枕头本身就能发挥效果。如果两周之内没有明显的改善，请给我打电话RE 4-4482。如果是长期病症，开始时可辅以推拿。对于顽疾，则可采用催眠技巧。”这张便条署名是“疼痛病症专家，查尔斯·L.科特勒医生”。
说不定，这个枕头真的起作用，能让疼痛完全消失？他简直等不及天黑，这样他就可以枕着这个神奇的枕头睡觉。他迫不及待地期盼一月四日开学那天的到来。他迫不及待地期盼一九八一年的到来——到了那一年他就可以开自己的诊所，最迟也就一九八二年。他将把这个枕头带到芝加哥——而抛弃他的情人们。他和格洛丽亚·加兰特的关系实在有点过分，即使对像他这样的残障人士而言。当祖克曼头枕《罗热同义词词典》躺在地垫上，而格洛丽亚跨坐在他脸上之时，他终于明白，人实在无法指望痛苦的遭遇能带来什么高尚的影响。她是别人的妻子，一个被丈夫宠爱、无可替代的妻子，而她的丈夫是个亲切的理财魔术师，曾成功地劝祖克曼远离3A级债券，并在三年内成功地让他的资产翻了一倍。马文·加兰特是《卡诺夫斯基》的忠实粉丝，一开始甚至拒绝向祖克曼收费；在他们初次会面时，这位会计说，如果国税局质疑内森的合理避税手段，他将自掏腰包支付一切罚金。马文宣称《卡诺夫斯基》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而对于此书的作者，他将竭尽所能为其效劳。
是的，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让自己至少不能对格洛丽亚出手——但他实在无法抵御她美胸的诱惑。孤独地躺在地垫上，遵循风湿病专家的建议，拼命想找出能让他分散注意力不去关注病痛的方法，而每当此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她那一对傲人的丰胸。在由四位美女组成的“后宫”中，只有和格洛丽亚在一起时，他的无助感才能降到最低——而格洛丽亚看起来则是四人中最开心的一个，看上去有些一反常态的兴奋，仿佛在快乐中获得了独立，尽管她是为了满足他那低级的需求。她的胸不仅能让他浑然忘我，还具备传送食物的功能：格林伯格的巧克力蛋糕、赫布斯特太太的果馅饼、扎巴的黑面包、卡维阿特里亚餐厅里拿来的大鲟鱼、珍珠中餐厅的柠檬鸡块、热腾腾的烤宽面条。她派私人司机开车去阿伦大街的西摩山公园路买青辣椒塞肉，然后回车里加热青椒作为他的晚餐。她则穿着红狐狸毛做的俄罗斯骑兵款式外套冲进厨房，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冒着热气的锅，而全身上下只穿了一双高跟鞋。格洛丽亚年近四十，黑发褐肤，身材结实强壮，她那一对高耸的圆润乳房像两张箭靶，乳头边缘还长着令人欲血贲张的细幼毛发。她的脸很像西班牙裔的黑白混血儿：一双杏眼，宽阔突出的下颚，饱满的嘴唇弯起一个特别的上扬角度。她的背上有些擦伤。祖克曼并不是她野性宠溺的唯一对象，但他不在乎。他享受美食，品尝美胸。他在她的胸上舔舐食物。格洛丽亚绝不会忘记在包里放进各种小道具：乳头开洞的胸罩、无裆的内裤、宝丽来照相机、震动式阳具、润滑剂、古奇蒙眼布，还有一条天鹅绒编织的绳子——以及在他生日时附送的额外款待：一克可卡因。“时代变了，”祖克曼说，“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避孕套。”“小孩一生病，”她说，“你就得带玩具来。”没错，人们曾经相信酒神节仪式对肉体的痛苦有治疗的效果。此外还有一种古老的疗法，即覆手礼[78]。格洛丽亚身上体现着古典史学。而当祖克曼高烧卧床时，他母亲的治病方法是和他一起在床边玩纸牌。为了让家务不至于中断，她会在他的卧室里支起熨衣板，边熨衣服边和他聊学校和朋友。他仍然喜爱熨斗的气味。而此时，格洛丽亚用手指沾了点润滑剂伸进他的肛门，开始谈论她和马文的婚姻。
祖克曼说：“格洛丽亚，你是我见过的最淫荡的女人。”
“如果我不是你见过的最淫荡的女人，你就有麻烦了。我每个礼拜和马文干两次。每次我都要放下手中的书，熄灭手中的烟，把灯关掉，然后和他滚到床上。”
“你躺着？”
“不然还能怎样？然后他就插进来，我非常清楚怎么做会让他高潮。接着他嘴里嘟囔了几句乳头啊爱啊什么的，就射了。然后我打开灯，从床上爬起来，点上一支烟，继续看我的书。我正在看你跟我说过的那本。简·里斯[79]的。”
“你怎么做会让他高潮？”
“我像这样转三圈，再反向转三圈，然后像这样用指甲沿着他的脊柱往下滑——他就射了。”
“也就是说你做了七件事。”
“对。七件事。接着他说了一些关于我的乳头和爱情的话，然后就射了。之后他就睡熟了，这样我就能打开灯继续看书。这个简·里斯吓到我了。有天晚上读过她书里写的关于那个疯女人和贫穷生活的内容之后，我躺到他身边吻他，说：‘我爱你，甜心。’但和他做爱太难了，内森。越来越难。在婚姻中你总是想：‘情况不可能更糟糕了’——而第二年情况却更糟。这是在我必须履行的职责当中最令我厌恶的一条。他快高潮的时候有时会对我说：‘格洛丽亚，格洛丽亚，快说点色情的话。’于是我不得不努力想，然后照做。他是个很棒的父亲，也是个很棒的丈夫，他理应得到他应得的帮助。但即使如此，有天晚上我真的觉得我无法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我放下书，关了灯，然后等一切结束之后终于对他开口了。我说：‘马文，我们的婚姻中缺少了某样东西。’但那时他已经昏昏欲睡，开始打呼噜了。‘安静，’他喃喃着。‘嘘，睡觉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什么都做不了。最奇怪、最可怕，也最让我困惑的是，毫无疑问，马文是我这辈子的真爱，而且不容置疑地，我也是马文这辈子的挚爱，尽管我们从来没有不幸福，这十年来我们拥有充满激情的婚姻，还有许多婚姻带来的额外好处：健康、金钱、小孩、奔驰车、双洗涤槽、避暑别墅以及所有的一切。如此悲惨又如此依恋。这简直毫无道理。现在我有三大恐惧，三个巨大的恐惧：贫穷，死亡，衰老。我无法离开他。我会崩溃的。他也会崩溃的。孩子们会发疯，而这样他们就毁了。但我需要寻求刺激。我三十八岁了。我需要别人额外的关注。”
“所以你开始出轨。”
“这也很要命，你知道。做这种事情你没法一直控制自己的感情，也没法控制别人的感情。我有个情人，想和我一起私奔到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他说我们可以靠种地生活。他很英俊，很年轻。头发茂密，非常野性。他上门来维修古董，结果却开始维修我了。他住在一个可怕的阁楼里。他在和我上床的时候说：‘我真不敢相信我在干你。’这让我非常兴奋，内森。我们一起洗澡，这非常有趣。但是有什么理由能让我放弃做亚当和托比的母亲，放弃当马文的妻子？如果孩子们丢了东西，而我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那谁能帮他们找呢？‘妈咪，我的橡皮在哪儿？’‘等一下，亲爱的，我正在厕所里。等等啊。我会帮你找到的。’有人要寻找某样东西，而我能提供帮助——那就是母亲的职责。你丢了东西，我必须帮你找。‘妈咪，我找到了。’‘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亲爱的。’而我确实很高兴——当他们找到橡皮的时候，内森，我真的很高兴。我就是因为这样爱上马文的。我第一次去他的公寓，结果不到五分钟，他就看着我问道：‘我的打火机在哪里，格洛丽亚，我可爱的小打火机？’然后我就站起来四处寻找，并且真的被我找到了。‘在这里，马文。’‘噢，太好了。’我立刻就对他着迷了。就这么回事。你看，我和我那可爱的意大利小情人一起洗澡，为他浓密的头发和他坚硬的二头肌着迷，这是我生活的目的——但是我怎么能离开那些人，指望他们能自己找到丢失的东西？和你是没有关系——和你在一起就像和弟弟的感觉一样。你有需求，我也有需求，仅此而已。还有，你也知道那个来自康涅狄格的可爱的小淫妇有多好。”有一天下午她不请自来，让司机把一株盆栽棕榈树拖进病房给房间来点绿意，结果偶然撞见了戴安娜。“她对你来说非常合适。年轻，出身良好，而且穿着那条短裙非常性感——甜美多汁，就像咬一口新鲜的苹果或梨一样。我喜欢她的毒舌。和她的高IQ形成恰到好处的对比。当我们在为了把树摆在哪里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看到她在走廊深处——在厕所里补妆。就算有个炸弹扔在那里，她也不会知道的。我要是你的话，不会抛下她的。”
“我无法，”祖克曼的下体被格洛丽亚的手指穿透，艰难地说，“抛下任何人。”
“那就好。有些女人也许只把你当成猎物。这就是那些女人想要的一切——一个正在遭受痛苦的男人，除此之外，生活富足。她们悉心照料，抢占功劳，而如果上帝发难，他没能挺过来，就可以在他死后拥有他的生活。哪个女人不想成为名人的寡妇，你指给我看。她可以拥有他的一切。”
“这是指所有的女人，还是光指你？”
“内森，如果上帝要让这一切发生，我不能想象有哪个女人会无法忍受这样的安排。幸运的是，这个女孩子还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她还不了解这些基本法则。好吧。在你开始抱怨这一切时，让她在你心中葆有新鲜感吧。你的生活优越。没有哪个犹太母亲会像我这样低估病痛折磨的重要性。不信的话就看看《卡诺夫斯基》这本书。犹太母亲懂得如何对待她们受苦的孩子。如果我处于你这样的境况，我肯定会留心的。”
在他去安东毛发研究诊所就诊时，雅嘉总是扎着白色方巾，身穿白色长袍，开始给他的印象像是个写护嘱的新手；她讲话时带着斯拉夫人的口音——她一身医生的打扮，一直以负责而让人生厌的专家态度，用手指轻轻按摩他的头皮——这让他想起《癌症病房》[80]里的女医生，那是他在牵引病房里度过漫长一周时引以为指导的另一部作品。他是那天最后一个病人。第二次治疗结束后，当他离开科莫多尔酒店回家时，偶然在范德比尔特街区看见雅嘉走在前面。她穿着一件久经磨损的黑色毛毡外套，背后的红色绣花镶边已经开始松动。这件曾经在别处十分时髦如今却显得廉价的外套，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她在小诊室里让脱发病人感受到的无形压力。她那急匆匆的步伐让她看上去像是正在逃跑。也许她确实在逃跑：为了躲避他在享受温柔的指尖按摩时向她提出的各种问题。她瘦小而脆弱，肤色呈现出脱脂牛奶的色泽，脸型狭长尖窄，没有多少肉，略带倦容，看上去有点像只小老鼠，直到治疗结束，她解开头巾，露出一头散发着玉米穗光泽的浅褐色头发，去掉了这层头巾的遮掩，她便微妙地流露出一种娇弱且过度紧张之状，她深不可测的紫色双眼也突然变得惊人的深邃。不过他并没有试图在街上追赶她。因为病痛，他没法跑动，尤其是想起自己几次友好提问却被她语带讽刺地鄙视，他决定假装没有看见她。“帮助他人，”当祖克曼询问她为何会进入毛发研究诊所时，她这样回答。“我喜欢帮助有困难的人。”为什么她要移民到美国来？“我这一辈子都梦想到美国来。”她觉得这里怎么样？“每个人都很好。每个人都希望你过得愉快。我们在华沙可没有那么多好人。”
第二个星期，对于他提出的喝一杯的邀请，她表示同意——回答得非常简短，听上去像拒绝一样。她表示自己很赶，只有喝一杯酒的时间。在酒吧的包厢里，她很快喝完了三杯酒，接着，没等他提问，就解释了她之所以留在美国的原因。“我在华沙感到很无聊。我感到倦怠。我想要改变。”又过了一周，她对于饮酒的邀请再度表示同意——虽然看上去还是像拒绝，而这次她喝了五杯。“真不敢相信你离开华沙只是因为你感到很无聊。”“别来那么陈旧的套话，”她说，“我不想要你的同情。需要同情的是诊所的病人，不是头发茂盛健康的技术员。”又过了一周，她来到了他的公寓。祖克曼透过棱镜看着她喝干了他让她打开的一瓶酒。由于病痛，他已经没法旋开红酒瓶的木塞了。他用一根可弯折的吸管慢慢啜饮着伏特加。
“你为什么躺在地上？”她问。
“这个问题细说起来就太乏味了。”
“你出过事故？”
“就我所记得的，没有。你呢，雅嘉？”
“你必须多多忍受别人，”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应该怎么生活？”
她醉醺醺地又强调了一下她的论调。“你必须学会忍受别人。”但是，由于酒精的作用，再加上她的口音，她说的话有三分之二对祖克曼来说根本无法理解。
他在门口帮她穿上外套。自从他第一次看见她在范德比尔特街区匆匆赶路之后，那件毛毡外套的镶边已经缝补好了，但这件衣服需要的是一件新的衬里。而雅嘉自己看上去就像没有衬里的衣服。她看上去像是被剥去了外壳一样，露出了半透明的白色物质，而那外面甚至没有膜裹着，只有裸露在外的苍白果肉。他觉得如果伸手触摸她，这种刺激一定会让她尖叫起来。
“我们两人都有某些地方腐坏了，”她说。
“你在说什么？”
“你我都是偏执狂。我绝不能再到这里来了。”
很快，她每天晚上回家路上都到他这里顺道拜访。她开始画眼影，往身上喷胡椒味的香水，而当他坚持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时，雅嘉的脸就会像一只小老鼠一样绷紧。她穿着一件和她双眸颜色一致的紫色丝质衬衫；尽管最上面的纽扣没系，她也并没有流露出要移到地垫上的意思。相反，她在沙发上舒展四肢，惬意地裹着阿富汗毛毯，给自己一杯杯地倒红酒——然后返回自己在布朗克斯区的住处。她穿着丝袜爬上祖克曼藏书室的梯子，浏览整个书柜。她在最上层的隔板处探头问是否可以借本书，却忘记把书带回家。每一天，都有一本十九世纪美国经典小说加入他书桌边的书堆，全是她想借却没有带回去的书。她半是藐视半是认真地讽刺她自己，讽刺祖克曼以及他的藏书室和梯子，仿佛对一切梦想和抱负都嗤之以鼻，同时把她堆积书本的地方命名为“我的地盘”。
“为什么不把书拿回家呢？”祖克曼问。
“不，不，我从不把伟大的小说拿回家。这种形式的诱惑对我这把年纪来说已经没用了。话说回来，你又为什么会准许我来这里，这片艺术的圣地？我并不是什么‘有趣的角色’。”
“你在华沙是做什么的？”
“我在华沙做的事和现在的一样。”
“雅嘉，你就不能放过我吗？为什么不能坦率地回答这样一个低级问题？”
“拜托，如果你在寻找一个有趣的人写进你的小说里，就去邀请安东诊所里的其他姑娘吧。她们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比我愚蠢，你问这些低级问题会让她们感到很得意。她们比我有更多的冒险故事要告诉你。你可以脱下她们的裤子，这样她们就会出现在你的小说里。但如果你找我是为了性方面的需要，那我只能告诉你我没有兴趣。我痛恨色欲。这事很令人讨厌。我不喜欢那种气味，我不喜欢那种声音。和某个人做一次两次没有关系——但超过这个范围，就是污秽的男女关系了。”
“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我还有个十三岁的女儿。她和她外祖母一起住在华沙。现在你是不是知道关于我的一切了？”
“你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做’什么？他显然不是像你这样的写作爱好者。为什么一个像你这么聪明的文化人要问关于人们‘做’什么这样愚蠢的问题？因为你是个美国人，还是因为你是写作爱好者？如果你正在写书又想让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做不到的。我太乏味了。我只是雅嘉，每天在你的梯子上爬上爬下。而如果你试图用你得到的回答来写书，那你就太乏味了。”
“我问你问题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你一直都是这么愤世嫉俗的吗？”
“我不懂政治，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不想回答关于波兰的问题。我不关心波兰怎么样。让那些事见鬼去吧。我来这里是为了摆脱那些烦人的事，而如果你能让过去的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会感激你的。”
在十一月一个风声呼啸的夜晚，雨点和冰雹敲击着窗户，温度骤然跌至零度以下。祖克曼给了雅嘉十美元，让她打车回家，结果她把钱甩在他脸上走了。几分钟后，她又出现在门口，黑色的毛毡外套早已湿透。“你什么时候想再见我？”
“由你决定。任何你感到愤怒的时候都可以。”
仿佛要撕咬一般，她猛地冲向他，狠狠地吻他的嘴唇。第二天下午她说：“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吻别人。”
“你跟你丈夫呢？”
“我们早就不这样做了。”
她所叛逃的那个男人并不是她丈夫。这是雅嘉第一次解开新丝质衬衫的其他纽扣并在地垫上跪在他身旁时，告诉他的。
“你为什么要叛逃他？”
“你瞧，我真的不该告诉你那么多。我一说‘叛逃’你就兴奋。果然是有趣的角色。你听到‘叛逃’这个词比看到我的身体时还兴奋。我太瘦了。”她脱下衬衫，摘掉胸罩，把衣物扔在书桌上，就在那堆借来的书旁边。“我的胸对美国男人来说太小了。我知道的。也不是美国人喜欢的形状。你肯定没料到我看起来会这么老吧。”
“恰恰相反，这是孩童的身材。”
“对，孩童的。她因为共产党而受了很多苦，可怜的孩子——我会把她写进书里。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老套？”
“你为什么要那么难以相处？”
“难相处的是你。为什么不能就让我到这里来喝喝酒，假装借点书再吻吻你，如果我觉得这样做挺好的话。任何一个有点良心的男人都会这么做。有些时候你应该忘掉写书的事。这里”——等她把裙子脱掉，撩起衬裙，她手撑着地背过身去，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在她撑地的手掌上。“这里，你可以看见我的屁股。男人都喜欢这样。你可以从后面干我。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你可以对我做任何想做的事，任何能让你开心的事，但不要再问我那些问题了。”
“为什么你在这里那么讨厌被人问问题？”
“因为我被抛弃在了这里！愚蠢的男人，我当然痛恨被人问问题！我和一个被抛弃的男人住在一起。他在这里能做什么？我在毛发诊所里工作没什么问题，但男人干这个不行。他要是做这种工作，不出一年一定崩溃。但是我恳求他和我一起逃跑，求他把我从那种疯狂中解救出来，所以我没法要求他在纽约市里干那些清洁地板的工作。”
“他来这里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要是告诉了你，你一定会误解的。你会觉得这非常‘有趣’。”
“也许我不像你想的那样那么容易误解。”
“他把我从那些摧毁我生活的人当中解救了出来。所以现在我必须把他从这种流放生活中解救出来。他把我从我丈夫手中救了出来。把我从我情人手里救了出来。他把我从那些毁灭我热爱的一切的人手里解救出来。在这里，我就是他的双眼，是他的声音，是他生存的源泉。如果我走了，他一定会痛苦而死。这不是被不被爱的问题，这是爱某人的问题——不管你信不信我说的话。”
“没有人让你离开他。”
雅嘉拔去第二瓶红酒的木塞，赤身裸体地坐在他身边，飞快地喝下半瓶酒。“但是我想离开他，”她说。
“他是谁？”
“一个男孩。一个不用大脑的男孩。我的情人在华沙就是这么问他的。他看见我们俩在咖啡店，就径直火冒三丈地朝男孩走去。‘你是谁？’他对那男孩怒吼。”
“那男孩怎么回答？”
“他回答：‘不关你的事。’对你来说可能并不觉得这是什么英勇行为。但他确实是英勇的，当面对一个年龄是他两倍的男人的时候。”
“他为了成为英雄而和你逃跑，而你和他逃跑是为了逃跑。”
“你现在一定觉得你理解了我为什么喜欢你书桌边自己的地盘。你现在一定觉得你理解了我为什么喝你那贵重的葡萄酒喝得烂醉。‘她正盘算着把那男人踢了，换成我。’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尽管我是个脆弱无助的逃亡者，但我绝对不会爱上你的。”
“很好。”
“我会让你对我做任何你愿意做的事，但我不会爱上你。”
“可以。”
“只是很好，只是可以？不，对我来说这应该是好极了。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和错误的男人陷入情网的女人。我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保有这项记录。这些男人不是已婚，就是杀人犯，要么就是像你这种不会再爱别人的人。温柔、富有同情心、和蔼、有钱有酒，但对你感兴趣的原因主要是把你当成一个研究对象。温暖的坚冰。我了解作家。”
“我不会问你是如何了解的。请继续说。”
“我了解作家。美好的感情。他们用美好感情的洪流冲昏你的头脑。但一旦你不再为他们提供素材，这种感情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一旦他们把你研究透彻写下来，你就出局了。他们所给予的只有关注而已。”
“你可能会更惨。”
“啊，是啊，诸如此类的关注。对被关注的模特来说，在这种关注持续的时候，还是很诱人的。”
“你在波兰是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你了，是全世界最容易爱上不该爱的男人的女人。”她再度表示可以摆出任何体位来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你想怎么射都可以，不用等我一起高潮。比起提更多问题，这对作家来说更有好处。”
那什么对你才更好呢？想要满足她的要求不对她提问实在太难了。雅嘉关于作家的说法是对的——自始至终，祖克曼都在盘算要是她能告诉他足够多的故事，他也许能从她说的事情中找到灵感开始写作。她侮辱他，她痛斥他，告别的时候，她有时会变得无比愤怒，必须极力控制自己不伸手打他。她想要崩溃，想要被救赎，同时也想变得英勇，想要战胜自己，而似乎她最痛恨祖克曼的地方在于，尽管他只是默默地听着这一切，却总是让她想起自己哪一样也做不到。作为一个日益衰落的作家，祖克曼竭尽全力让自己无所畏惧。绝不能把享乐和工作混淆起来。他是来倾听的。倾听是他能给予的唯一治疗手段。他想，她们来我这，向我倾吐心声，而我用心倾听，偶尔会说：“也许我比你所以为的更了解，”这些病人和我的人生之路相逢，被生活的重担和各自的悲哀压弯了腰，但是，对于他们所受到的苦痛，我却无法提供治病良方。多么可怕，这个世界的苦难对我来说竟然是有益的，因为对我这座磨坊来说，苦难正是难得的原料——原来，当我面对任何人的沉痛往事时，我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希望能将之转化为写作素材，但如果这也算一个人着魔的方式，那这就是他着魔的方式。这个行业有其疯狂的一面，而这点诺贝尔奖委员会是不会讨论的。像别人一样拥有纯洁并无关利益的动机是好的，尤其是面对需要帮助者的时候，但是，哎，这行不通。作家能治愈的唯一病人只有他自己。
等到雅嘉离开，等到格洛丽亚过来和他吃过晚餐后，他又花了几个小时试图继续往磁带里录制另一份针对阿佩尔的回复。之后，他告诉自己：“今晚就开始吧。今晚就着手做这件事。”然后尽他所能，他把下午雅嘉躺在他身上时发表的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一字不落地誊写下来。她的骨盆在他身上有规律地上下起伏，就像一丝不苟的钟表滴答声，又像某种有节奏地自动震动的节拍器。轻轻的，规律的，不知疲倦的抽插，如脉搏一般清晰可辨，却又如此轻微，让人无法忍受，而全程她都滔滔不绝地讲着，说话的方式和她做爱的方式一样，持久、撩人而又冷漠，仿佛他这个人以及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是她还没有彻底鄙视的行为之一。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犯人，企图用勺子挖通地道越狱。
“我恨美国，”她说。“我恨纽约。我恨布朗克斯区。我恨布鲁克纳大道。在波兰，即使是村庄里也至少有两幢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这里只有丑陋的房子，一幢接着一幢，而且美国人还会直截了当地问你问题。你没法和任何人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在这里你不能贫穷，我很痛恨这点。”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你认为我精神病态。认为我是疯狂的雅嘉。你觉得我应该学学美国女人——典型的美国人：精力充沛，积极向上，才华横溢。就像所有那些聪明的美国姑娘所想的：‘我可以成为演员。我可以成为诗人。我可以成为老师。我很积极，我一直在成长——我在该成长的时候没有成长，但现在我成长了。’你觉得我应该学学这些无聊的美国好姑娘，学学她们那由善良、热情、才华构成的天真和质朴。‘像内森·祖克曼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在和我相爱两个星期后就把我抛弃？我是那么善良那么热情那么积极那么聪明又在不断成长——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呢？’但我可没这么天真，所以你别担心。我的心里有许多阴暗面供我受伤时回归。无论他们心里有什么样的阴影，都求助于心理医生为他们解释疏通。这样，他们就痊愈了。生活变得充满意义。成长。他们信这一套。有些人，那些聪明人，他们兜售这种观念。‘在这段关系中，我学到了很多。这让我更成熟了。’如果他们的心里有阴影，那也是有好处的阴影。当你和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微笑。他们让这一切变得美妙。”滴答。“他们让这一切变得美丽。”滴答。“他们让这一切变得温暖柔情。”滴答。“他们让这一切变得充满爱意。但我没有这种美国式的乐观主义。我无法忍受失去恋人。我受不了。我不会为此微笑。我也不会为此成熟。我会消失！”滴答。滴答。“我有没有告诉你，内森，我被强暴了？在我冒雨从这里离开的那天？”“不，你没告诉过我。”“那天我冒雨走向地铁，喝得很醉。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法走到车站——我醉得走不动路。然后我招手要了辆出租车，让司机载我去车站。一辆轿车停下了。我记不太清楚。是这辆车的司机。他也有一个波兰名字——我只能记得那么多。我想我上车以后一定是晕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做了什么挑逗对方的事情。他就这样载着我开啊开啊开。我以为我正在前往地铁站，然后他停下车，说我应该付他二十美元。但我身上没有二十美元。然后我说：‘嗯，我只能给你写张支票了。’而他说：‘我怎么知道这张支票是可以兑现的？’我只好说：‘那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丈夫。’这是我最不情愿做的事，但我当时喝醉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我给了他你的号码。”“这个时候你在哪里？”“不太清楚。我想是在西岸。于是他说：‘好吧，那我们给你丈夫打电话吧。这里有家餐厅，我们可以进去打电话。’于是我就进去了，结果那并不是餐厅——就是一段楼梯。在那里他把我推倒，强暴了我。完事后他又开车送我到车站。”“这感觉很恐怖，还是没什么？”“啊，你想要‘素材’，我懂的。那没什么感觉。我喝太多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怕我之后会报警，因为我跟他说我会这么做。我告诉他：‘你强暴了我，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离开波兰不是为了到美国来被波兰人强暴的。’而他说：‘是吗，你可能已经和上百个男人睡过觉了——没有人会相信你的。’我根本没有报警的打算。他是对的——他们不会相信我的。我只想告诉他，他做的事情非常可怕。他是个白人，有一个波兰名字，长得很帅，很年轻——为什么？为什么男人喜欢强暴喝醉酒的女人？那样有什么乐趣？他把我载到车站，问我怎么样，一个人是否能上车。甚至还陪我走到站台，给我买了车票。”“非常慷慨。”“他后来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你？”“没有。”“对不起，我给了他你的号码，内森。”“这完全没什么关系。”“那个强暴本身——完全没有意义。我回到家洗了个澡，发现那里有一张寄给我的明信片。是我在华沙的情人寄来的。结果当时我就开始大哭。那终究还是有意义的。我，收到明信片！他终于写信给我了——而且是一张明信片！在他给我寄明信片之后，我总觉得我眼前出现幻觉，仿佛看到了战前我父母住的房子——所有关于以前的幻觉。你的国家也许从伦理上讲比波兰要好，但即使是我们，即使是我们——你现在想射了吗？”“即使是我们怎么样？”“即使是我们也理应拥有比那更好的国家。我几乎从出生开始就没有过过正常的生活。我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我曾经有个孩子，告诉我我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我做的肉丸是世界第一。这一切也消失了。现在我连半个家都没有。现在我有的是‘无家’。我说了这么多是想说，在你厌倦和我做爱以后，我会表示理解的——但是请求你，”她边说边抽插着，而此刻他已毫无预兆地射了出来，“求求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朋友那样抛弃。”
就像他和雅嘉喝酒、和格洛丽亚抽烟那样，他尽全力从地上撑起来，坐在椅子上，膝上的小桌板上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脖子上固定着围领，极力想象他仍不知道的那部分内容。他思考着自己和她相差无几的自我流放。而她的自我流放又和科特勒医生有几分相似。像他们这样的自我流放也应该是一种疾病吧；这种孤独感也许两到三年就能消散，也可能永远萦绕在脑海里，一辈子挥之不去。他试图在脑海里勾画他想象中的波兰，一段过去，一个女儿，一个情人，一张明信片，仿佛只要他能以作家的身份重新开始创作和他自身经历不同的全新故事，他的病就能治好。《雅嘉的痛楚》。但他什么也写不出来。尽管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因折磨、毁灭、残忍、失落而痛苦落泪，也并不意味着他能随意把别人的故事变成自己的，无论他们的故事相对于他平凡琐碎的生活而言，是多么激情洋溢而震撼无比。任何人都能像读者一样，被一个故事征服感动，但读者毕竟不是作者。绝望也同样没有帮助：写一个故事一定不止耗费一个晚上的时间，即使是坐着写也是一样。此外，如果祖克曼写了这些他不了解的事，那么谁又要来写他了解的事呢？
只是，他究竟了解什么？那个他可以掌控、禁锢了他所有情感的故事，已经完结了。她的故事不属于他，而他自己的故事同样也不再属于他了。
为了让自己准备好离开地垫并跋涉八百英里飞往芝加哥——而这一年来他到过最远的地方也不过是去长岛拿镇痛仪——他先花了十五分钟在价值上百美元的全新淋浴头下洗了个澡，这是因为哈马赫尔·施莱默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接连不断的热水冲击对他的病情恢复很有好处。但事实上喷出来的水却有如毛毛细雨般绵软无力。一定是住同一幢褐石老楼的邻居在用洗碗机或是给浴缸蓄水。等他冲完澡，他看上去确实得到了热水的充分滋润，却没感觉比洗澡前好多少。即使在水压充足、水流够大的时候，他也从来没觉得有任何变化。他擦去药柜镜上的水蒸气，凝视着自己刚洗完热水澡而红彤彤的身体。看不出身上有什么对身体有害的地方，连一小块红斑都没有；只是他那曾经引以为豪的上半身，如今看起来如同每天晨浴后刚从睡眠造成的僵硬中苏醒那样脆弱。按照理疗师的建议，他每天进行三次滚烫的热水淋浴。水流的冲击力使得水温翻倍，这样有利于舒展痉挛的肌肉，用高温激起的局部疼痛来化解肌肉的痛楚。“高度刺激止痛”——这个原理被他运用于针灸、热水澡间隙的冰敷以及从旅馆屋顶往下跳。
他边擦干身体，边用手指在身上按捏，直到确定肌肉最酸痛的位置，那是肩膀到左侧斜方肌的中间地带，火辣辣地一直延伸到颈椎第三节的右方，头颈和左二头肌腱的交界处也是一动就疼。第八和第九根肋骨之间的肌肉只是有些许酸痛，比他两小时前自我检视时确实有所改善，而左三角肌的沉重感或多或少处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大约和一个棒球投手在寒冷的九月晚上投了九局比赛后的感觉差不多。如果疼痛的范围只限于三角肌部位，他完全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如果他可以和一切疼痛之源签订契约约定他必须承担的痛苦，甚至死亡，那么不论是斜方肌的酸痛，或是颈椎的刺痛——他所遭受的多重病痛的任何一处，他都愿意拿来换取永远的解脱……
他在脖子底部和肩胛带处喷洒了早晨第二支霜状氯乙烷（这是他上一个整骨专家送他的礼物）。他把围领（这是神经病学专家帮他戴上的）粘得更紧以支撑脖子。吃早饭的时候，他已经服用了复方羟可酮止痛药（这是风湿病学专家勉强同意开给他的）并进行自我辩论——胆怯的受难者对战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关于那么快就服用第二颗药的是与非。一连几个月，他都努力让自己两天内只服用四颗复方羟可酮，以免形成药物依赖。可待因[81]让他脑筋变得迟钝，而且整天昏昏欲睡，而复方羟可酮不仅能让痛感减半，还能温柔地刺激他想起那可悲地早已衰弱的健康感。复方羟可酮对祖克曼来说，就如同莫洛伊[82]的吮吸石一般——没有了这个他无法继续活下去。
尽管内心有个老声音在发出为时过早的警告，他还是不介意抽上一口大麻烟：八百英里的旅程实在让人不安，让他无法思考除此之外的事。他在冰箱放鸡蛋的隔层里储存着一打大麻烟，以便随时取用，还有装在塑料袋里约莫一盎司的量（是戴安娜从芬奇的药典得到的）储存在放黄油的隔间里。一根长条大麻烟，以免他去招出租车时支撑不住：他戴着围领准备搭乘的不过是从布拉柴维尔出租车公司船运来的二手车而已。尽管他并不能指望大麻能像复方羟可酮那样让疼痛缓解下来，但吸上一两口确实能让他从对疼痛的被迫专注中抽离出来，效果甚至能长达半小时。等他抵达机场，第二颗复方羟可酮（尽管欲言又止，但是果断服下）就该开始发挥作用了，这样他就可以将剩下的大麻烟留到旅途上再使用。很快地吸上两口——在抽完第一支长条大麻烟之后——然后，他可以小心地掐灭烟头，放进他衣袋里的火柴盒中妥善保管。
他开始打包：灰色的西装、黑色的皮鞋、黑色短袜。他从衣柜里选了一块颜色最暗淡的薄绢手帕，再从抽屉里挑了一件领尖有纽扣的蓝色衬衫。这是去医学院面试时穿的衣服——这是他二十五年来出席所有公开场合的装扮。为了继续对抗脱发，他把荷尔蒙滴剂、粉红色的七号敷料、一罐安东特制的护发素以及洗发水装进包里。为了继续对抗疼痛，他把电动镇痛仪、三种品牌的药片、一瓶未开封的氯乙烷喷剂、大冰袋、两块电子加热板（形状狭窄类似绳索的加热板用来绕在他的脖子上，那块又长又重的板则盖在他的肩膀上）、冰箱里剩下的十一支大麻烟以及印有他名字首字母图案且装有浓度百分之百伏特加（这是马文的公司赠送的：一箱苏联红牌伏特加以及一箱香槟作为他四十岁的生日礼物）的蒂芙尼银质细颈瓶（这是格洛丽亚给他的礼物）装进包里。最后他把科特勒的枕头也放进了包里。而以前他如果去芝加哥，总是带着一支笔、一本本子，以及一本书以供旅途中阅读。
他决定在到达拉瓜迪亚之前绝不打电话告知任何人他预定去哪里。甚至到了拉瓜迪亚他也不一定打。他知道，只要女人们的几句嘲笑，就能动摇他此行的决心，而一想到布拉柴维尔出租车以及东河岸的路面坑洞以及不可避免的飞机晚点，他的决心已经动摇了。也许他不得不排队。也许他不得不拎着手提箱到达终点。而就在今天早上，他连把牙刷伸进嘴里都十分费力。并且所有他无法完成的事情里，手提箱只是一切的开始。十六小时的有机化学课？十二小时的生物课？八小时的物理课？他连《科学美国》里的一篇文章都看不懂。而以他的数学水平，他甚至无法看懂《一周财经》里的商业记账。当个理科生？他一定是在开玩笑。
还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他究竟是神志清醒的，还是正处于慢性病痛导致的某种被称为“为寻求奇迹般的痊愈而造成的歇斯底里症状”。这也许是他此次芝加哥之行的唯一用处：朝圣者奔赴圣地朝拜。如果是这样，那就要小心了——接下去就会轮到占星学。而更糟糕的情况是，基督教。只要屈服于渴求奇迹的欲望，你就会踏入人类愚蠢的终极境界，进入罹患疾病的人所独有的最荒谬的白日梦魇——进入福音书中，会见我们最伟大的疼痛治疗专家、巫毒派医生耶稣基督。
为了让因打包而紧张的肌肉休息一下，也为了恢复自己飞往芝加哥的勇气——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打消这可能会让他真的飞（下斯坦霍普旅馆房顶）的疯狂念头——他躺在凌乱的床单上，在黑暗的斗室中舒展着四肢。这个卧室相较于一楼客厅更为突出，一直连到后院的楼梯井处。要不是有这个房间，这本应是间漂亮舒适的公寓，这间屋子阴郁沉闷，狭小阴冷，只能说比地下室的阳光略微充足一些。两扇无法擦洗的窗户上装着防盗铁栅栏。侧窗在院子里垂死枯树干的遮蔽下显得更为阴暗，而后窗则被一台空调遮住了半边。地毯上躺着一堆凌乱的接线——是镇痛仪和加热板的电线。床头柜上则堆了厨房里近一半的玻璃杯——他用这些杯子倒水服药——旁边还有一个卷烟机和一叠卷烟纸。一张餐巾纸上散落着绿色的大麻种子。两本打开的书叠在一起，是在旧书店买来的二手货：一本是写于一九二〇年关于整形外科药物的书，里面配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手术照片，还有一本是亨利·格雷[83]长达一百四十页的《解剖学》（一九三〇年版）。他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医学书籍，并不是为了获得入学许可而临时抱抱佛脚。牢狱律师会在床下和监狱的墙上储存他翻烂了的书，而一个认为自己被非法执行刑期的病人也会做些类似的事情。
卡带式录音机放在双人床空着的另一边，他和这个录音机一起在凌晨四点坠入梦乡，一整夜他手里都一直紧紧抓着米尔顿·阿佩尔的文件夹，而非戴安娜。格洛丽亚已经回到马文的身边，雅嘉则哭着回了布朗克斯区，他在椅子和地板之间来回折腾，想要从雅嘉说的话中构思出一些属于她而不属于他的故事。终于，他给戴安娜打了电话，苦苦哀求她留下来陪他，却遭到了拒绝。绝望——不仅仅是因为大麻和伏特加。如果你跳出自我的框框，你就无法成为作家，因为你的灵感源泉是个人经历，而如果再依靠个人经历来写作，他很快就会完蛋的。但丁逃离地狱都比你逃离祖克曼—卡诺夫斯基的牢笼容易得多。你没法代表她的华沙——是她的华沙代表了你想要的东西：不掺杂搞笑的痛苦，巨大的历史之痛，而不是脖颈的疼痛。战争，毁灭，反犹太主义，极权主义，承载了文化命运的文学，在动乱的中心诞生的写作，这种牺牲至少比忍受作为迪克·卡韦[84]的节目嘉宾进行些鸡尾酒会式的闲聊要有意义得多——有些意义，任何意义。被自我意识束缚。被追忆束缚。被我自己导演的剧本束缚，直到我死去。关于米尔顿·阿佩尔的故事？关于我脱发的小说？我无法面对这些。谁脱发都可以，但不能是我。“戴安娜，过来陪我过夜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来？”“因为我不想连续十小时在地垫上安抚你，再花十小时听你尖声控诉这个米尔顿·阿佩尔。”“但这一切都过去了。”可是她已经挂断了电话：祖克曼已经成为另一个骚扰她的可怕男人了吧。
他摆弄着录音机，倒带，然后按下了“播放”键。因为放音系统的缺陷，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阴森可怖，忧郁哀伤，不由得想：我还不如揿下“倒退”键好。我从这开始录的。
“亲爱的阿佩尔教授，”他那如鬼魂般颤抖的声音吟诵着，“我的朋友伊万·菲尔特把你给他的信转发给了我，在信中你向他提了一个古怪的要求，让我代表以色列在专栏版上写一篇文章。也许这并没有那么古怪。也许你已经对我和犹太人改观，因为你把艾尔莎·斯特朗伯格从像戈培尔[85]（她把我在《调查》杂志信件专栏写的文章和这位戈培尔先生相比）那样的反犹太者与祖克曼那样不喜欢犹太人的群体中区分了出去。这真是最高尚仁慈的妥协之举。”
他按下了“停止”键，然后又按下“快进”，再按“播放”。他的声音怎么可能像他听到的这般愚蠢呢。问题一定是出在磁带的速度上。
“你给菲尔特写信，说对于‘人物角色与作者之间的差异’，我们这样的‘成年人’不应该哄骗自己（哄骗学生倒是可以的）。然而，这难道不会造成矛盾——”
他躺在床上倾听着，直到带子卷到头。任何说出“这难道不会造成矛盾”这种话的人都应该被干掉。你说我说过。他说你说过。她说我说他说你说过。这种黏稠、迂腐、可怕而单调的声音。我的生活是艺术。
不，他需要的并不是大吵一架；他迫切需要的是和解，但并非是和米尔顿·阿佩尔。他仍然无法想象自己和亲弟弟的关系如此疏远。当然这种事确实会发生，但是如果你真的听说亲兄弟彼此不说话，那真的是一件可怕、愚蠢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无法相信一本书对亨利来说相当于一件杀人武器。对于像亨利这么聪明睿智的人，不可能因为这么愚蠢的理由而和他断绝来往长达四年。也许他只是在等作为兄长的内森主动给他写信或打电话。祖克曼无法相信亨利这样可爱体贴、心胸宽广又宅心仁厚的孩子，会真的这样年复一年地仇恨自己。
毫无根据地，祖克曼将他真正的敌人锁定在卡罗尔身上。是的，他们就是那种知道如何憎恨并且会一直憎恨他人的人，就像卑怯的老鼠，永远无法直视你的双眼。不要和他接触，她一定是这样和亨利说的，否则你会变成他书上的一个可笑角色——还有我，以及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因为财产问题：像这样的家庭分裂，通常不可能是文学作品造成的。卡罗尔憎恨内森分享了亨利父母留下的一半家产，而内森早已通过污蔑赐予他财产的人而获得百万财富，交完税后还到手一大笔钱。哎，但是卡罗尔不是这样的人。卡罗尔是个自由、有责任心、善良的女人，她那富有开明思想的忍耐度正是她值得自豪的优点。但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让亨利止步不前，那为什么内森过生日时都没有收到过来自弟弟的祝福消息？自从他去读大学后，每年生日都会接到亨利打来的电话。“哎，感觉怎么样，内森，十七岁的生日？”接着是二十五岁的生日。三十岁。“四十岁？”祖克曼本可以这样回答——“亨利，如果我们可以少说废话一起吃个午饭，会感觉好多了。”但是四十岁的生日来了，又过去了，而他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家族里其他人的电话、卡片或电报；只有马文在那天早上送了他香槟，马文的妻子在下午把自己送给了他，而傍晚，喝醉的雅嘉把脸颊贴在地垫上，屁股抬起对着他，失声喊道：“钉死我，钉死我，用你那犹太人的尖刺把我钉死吧！”祖克曼总是在想，到底是没有抓住机会宣布休战的亨利愚蠢，还是自己更愚蠢，以为步入四十岁会自动解除亨利身为内森·祖克曼弟弟所承受的压力。
他抓起床边的电话，却连个区号都拨不下去，疲惫得不得了。每当他想要给亨利打电话时，类似的事情总是重演。他对自己的多愁善感觉得厌烦，一如他厌烦他们的正义感一样。他无法在拥有他作品的同时拥有弟弟。
他拨的是珍妮的号码。这是至今为止他唯一不亏欠任何解释的人。
他让电话铃声一直响着。她也许正拿着画板在果园里画雪堆，或是拿着斧头在小木屋里砍柴。就在一天前，他收到了一封来自贝尔斯维尔的信，在这封既长又迷人的信里，她这样写道：“我感觉到你正处于某种疯狂的边缘。”为此他不得不仔细端详了好几遍，以确认她写的是疯狂的边缘而非已经发疯了。和真正的崩溃做斗争是可怕的。也许会耗费和念医学院一样长的时间。甚至更长。即使是在他解除婚姻后——他仍然无法和像他一样井井有条的人和睦相处——他也没有发疯或是消沉。不管当时情况有多么糟糕，他都能保持理智，直到新的伴侣出现，帮他找回往日的平衡。只是在最近的半年里，一阵阵阴暗可怖的混乱迷惑才开始侵蚀他的平静生活，而这一切并不全都是病痛造成的：更多的原因是，他无法精心呵护曾呵护了他的书籍。在以前，他实在无法想象度过哪怕一个礼拜没有写作的日子。他甚至曾经纳闷，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不事写作是如何熬过每一天的狂风骤雨的——那些苦恼充斥着他们的大脑，却不知来由，也无法道出原因。如果他不培育他假想中的祖克曼家族，他的生命便毫无意义，大概只能用消防栓来诠释自己的存在了。但是他既没有什么存在需要诠释，也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将看似自我暴露他现在究竟是怎样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存在转化为小说。他那辞藻华丽的语言已经消耗殆尽：他被那些不公正的事捆缚了手脚，堵住了口鼻，被碾压得粉碎，只剩自己这颗无法假设的脑袋。他无法再假装自己是别人，而他也不再这样是自己作品的媒介。
在电话铃声响到第十五声的时候，珍妮气喘吁吁地接起了电话，祖克曼却立刻挂断了。如果他告诉她自己要去哪里，她一定会像戴安娜那样阻止他的。她们全部都会阻止他的，正如理智突破重围一样。雅嘉会用她那含糊的口音给他波兰式的绝望洗礼：“你想要和那些心中拥有普通而热情的追求的人一样。你想要和中产阶级一样拥有美好的感觉。你想要成为医生，就和某些人承认没有犯过的罪行是一个道理。你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来这种老一套了。”格洛丽亚则会大笑着说些荒谬的话：“也许你需要个孩子了。我可以冒着重婚的危险给你生一个。马文不会介意的——他比我还更爱你呢。”但珍妮拥有真正的智慧，她一定会阻止他的。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愿意继续搭理他。为什么她们都愿意搭理他。对于格洛丽亚来说，也许到他这里穿着丁字裤懒洋洋地或坐或躺是她一周里有几个下午都会做的事；戴安娜，这个正在萌芽的斗牛士，任何事情都愿意尝试；雅嘉则需要在她那不像家的家和安东诊所之间寻找一处避难所，而他的地垫是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但为何珍妮也会掺一脚呢？珍妮属于冷静妻子中的一员，作家的妻子，和爆破专家一样能够娴熟地拆除作家可怕的多疑症和酝酿中的怒火，并定期砍掉在书房里悄悄萌芽的不和谐的欲望，她们是可爱的女人，不会咬断你的命根子，漂亮可爱、头脑清楚、可以依赖的女人，从小在充满纷争的家庭中就是尽职的女儿，长大后成为完美的女人，但最终他还是和她们离了婚。既然珍妮有强烈的意愿，又有一颗从不绝望的心，你想要一个人走下去是想证明什么呢？
纽约，贝尔斯维尔
更新世早期
亲爱的内森：
我感到自己坚强乐观，并像往常一样，在我有这种感觉时吹着进行曲的口哨，而你却变得越来越绝望。这几天你的脸上总是闪过某些表情，只有在性生活之后才会消失大约五分钟。最近我感觉到你正处于某种疯狂的边缘。我了解这点，是因为我心中有某些东西被掰成跟你一样的形状（这听起来比我真正的意思要淫秽下流些）。有很多事是你不需要为了取悦我而做的。我的祖母（她让我告诉你她穿十六号的外套）曾经说过：“我只希望你幸福快乐”，而这曾经让我很恼火。幸福并不是我所追寻的一切。多么无趣啊！最后，我终于对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在大自然中找到了简单的幸福。你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她幸福快乐的女孩。我就是这样的女孩，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从来没告诉过你，从法国回来时我内心困惑，所以去找了个心理分析师。他说，那些拥有难以驾驭的性本能的男女往往容易走上极端的自我压抑；而拥有不那么强烈的性本能的人，则能放任野兽在体内奔腾。我说我心中有某些东西被掰成跟你一样的形状，这句话需要进一步解释其意。（从色情的方面来说，我们——女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或是女祭司，或是祭品。我们坚持这点。接着，在步入事业的中途时，你会渴望改变，当初你给了我一千块让我在波道夫挥霍一空，这就是你给我的机会。这点需要进一步解释。）
大雪封山了。从昨晚开始，十二英寸的积雪上又增添了十英寸。今日山上的最高温度：〇度。一个崭新的冰川世纪正在到来。我正在把这一切画下来。古怪，苍白。我觉得我要是照镜子，会发现自己长了剑齿虎那样的牙齿。你还活着吗，还好吗，还住在纽约吗？从周一我们的谈话看来，我觉得你过得不太好。我挂了电话，觉得你跟我以前认识的某人很像。米尔顿·阿佩尔真的是最后的结局吗？我们就叫他特维[86]好了，这样你还会生气么。他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残酷的玩笑？我觉得你的作品里到处都是亲切温情的玩笑。对你的自我质疑我感到很吃惊。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小说家与其说是像世俗文化的大祭司，倒不如说像一只聪明的狗。对某些刺激尤为敏感，就像狗敏感的嗅觉一样，在他们的相互交流之中有选择性地提取需要的部分。这样的组合产生的不是说话，而是吠叫、哀鸣、狂躁不安地挖洞、瞄准、嗥叫、匍匐，什么都行。一只好狗，一本好书。你就是一只好狗。这还不够吗？你曾经写过一本名为“百感交集”的小说。为什么不读一读呢？至少读一下标题。由于对自己的家庭、国家、宗教信仰、教育甚至自身性别怀有复杂的情感而书写作品和自己的命运。就我而言，我无法什么都不说，对我自己说这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一栋可供出租的小房子，你一定会喜欢的。不像我的房子那么原始，但很温暖舒适。离我的房子也很近。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一切安好。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住在周围的人，和你聊聊天。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大自然。没有任何事物比得上大自然：最抽象的艺术也会使用来自大自然的颜色。你已经四十岁了，身处人生的中点，而你已经精疲力竭。我不想妄自给你诊断，但你已经厌烦自己，厌烦为自己想象的目的服务，厌烦与犹太人阿佩尔们格格不入的目的斗争。而在这里你可以把这一切都抛诸脑后。如果你没法克服你的病痛，至少你可以放下包袱：可怕的自尊以及寻找动机——无论好坏。我并没有建议你在我的白色魔山里进行七年的治疗，但何不看看七个月会发生些什么？我实在无法想象有人会把纽约当成家。我也不认为你曾经或现在把它当做家。你显然不是像那样住在那里的人。你根本没有住在那里。你把自己锁在病房里。而在这树林里，你很少需要战胜孤独感。大部分时候那是对人颇有补益的孤寂。在这儿，离群索居是顺理成章的。我就住在这儿嘛。如果情况恶化，你可以和我聊聊。我现在只有自己和猫咪可让我关切，这种生活已渐渐使我失衡了。
以下是更多对你的世界观有帮助的引文。（睿智的人说话也相当陈腐。）
我在人生旅程的半途醒转，
发觉置身于一个黑森林里面，
林中正确的道路消失中断。
——但丁
人生的乐事，莫过于在冬天能亲密接触深厚的积雪，秋天身边落满金色的落叶，夏日沐浴在玉米田里，而春天则徜徉在青草的海洋；人生的乐事，莫过于能一直和刈草机及乡下女孩一起，夏日抬头看清澈的蓝天，冬天围坐在火炉边取暖，觉得人生历来如此，将永远如此。你可以随意地在稻草堆上睡觉，嘴里嚼着黑面包，嗨，你只会因此变得更为健康。
——凡·高
你亲爱的
乡下女孩
附：你的肩膀仍然不好，我感到很遗憾，但我觉得这并不会阻止你。如果我是个恶魔，和我的属下一起密谋如何让祖克曼闭嘴，其中一个喽啰说：“让他的肩膀疼痛怎么样？”我一定会说：“不，不好意思，我可不觉得这会有效。”我希望你的痛苦能够平息，想想看，如果你到这里来，不多久你就会感到体内紧张的关节逐渐放松。但如果这没有效果，你也可以带着病痛生活，带着病痛写作。生命真的要比死亡强大得多。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就来看看我新出的十七世纪荷兰现实主义大开本画册吧（三十二美元）。扬·斯泰恩[87]如果不这样宣称，他也没法画出哪怕是装潢画里的一个大头钉。
不，他不想告诉她自己的计划，他也不想去附近租一栋小屋。我渴望的是我往日的活力，而不是隐居得更深；我的工作是让大众明理，不是为了高高在上地独自生存。即使有你陪我聊天，冬天有火炉，夏天看天空，这些都无法造就一个全新而有力的人——这只会让我们生出一个儿子。我们的儿子一定会跟我一样。不，我不能像这样在温暖舒适的小屋里受人关爱。我不想支持那分析师关于“回归婴儿模式”的虚无观点。现在是时候宣布放弃一切了——为了让我们的民族重聚！
但是，如果珍妮的黑面包真的能治愈我呢？有很多事是你不需要为了取悦我而做的。你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她幸福快乐的女孩。我现在只有自己和猫咪可让我关切，这种生活已渐渐使我失衡了。不多久你就会感到体内紧张的关节逐渐放松。
这没错，但是在最初想要治愈我的新鲜感褪去之后呢？毫无疑问格洛丽亚是正确的，一个正在饱受病痛折磨的男人（此外一切正常）对某些女人来说是一种强烈的诱惑，但如果他无法逐步好转，对方也无法获得温柔的回报，那时该怎么办？每天早晨九点，她会准时去她的工作室，直到午饭时分才回来——全身沾满了各种颜料，满脑子都想着自己的画作，只想匆匆吞下一个三明治好赶紧回去工作。我明白那种投入。我的前妻们也明白。如果我身体健康，全神贯注地看书，我也许会动身前往，买一件风雪式大衣、一双雪靴，和珍妮一起变成农民。白天专注于自己的事，像大地的奴隶一样勤勤恳恳地耕耘脑力劳动的产物，然后在晚上一起放松，分享食物美酒，交流感情，纵情做爱。但是分享性爱容易，分享痛苦却难。她很快就会明白这点，而我最终只能一个人枕着冰袋阅读《艺术新况》，学习憎恨希尔顿·克莱默[88]，而她则不管白天黑夜泡在工作室里，和她的凡·高一起。不，他无法忍受从一名艺术家变成艺术家的宠物。他必须摆脱所有女人。尽管和像他那样的人厮混没什么可疑的，但他依赖她们之中任何一人都是错误的。她们用自己的善良、宠溺、顺从，带着我最需要用来逃离这个陷阱的工具逃走了。戴安娜更为聪明，珍妮是个艺术家，雅嘉是个真正的受害者。而和格洛丽亚一起时，我感觉自己更像格里高尔·萨姆沙[89]坐在壁橱下的地板上，等他的妹妹给他拿来残羹剩饭。所有这些声音，这持续不停的合唱，生怕我会遗忘一般地提醒我，自己是多么不可理喻，多么空虚无助，但又如此收入丰厚，即使在不幸时仍然如此幸运。如果再有一个女人向我说教，我一定会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度过余生。
他给科特勒医生打了个电话。
“我是内森·祖克曼。您所说的‘疼痛病症专家’是什么意思？”
“你好啊，内森。这么说我的枕头你已经收到了。你已经在使用了。”
“枕头到了，是的，多谢您。您给自己的头衔是‘疼痛病症专家’。现在我正躺在这个枕头上，想着我应该打个电话问问您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打电话是为了查明在难以催眠的顽固患者身上实施催眠过程的效果；他打电话，是因为德高望重的医生用正统的医疗手段无法减轻他的痛苦，因为医生的年龄或古怪程度让他无法拒绝这种可能有效的疗法，或是因为这名医生刚好和他自己一样来自同样的废墟故乡，是个怀有思乡之情的自我流放者。每个人都来自某个地方，活到某个年纪，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口音。治病的良药既不会来自上帝，也不会来自西奈山医院，现在这点已经很清楚了。在他自己接受催眠治疗那么多年后，催眠已经看似回天乏术了，但如果真的有人可以直接跟疼痛对话，无需探索疼痛的意义，无需干涉自我停滞状态……
“疼痛病症学究竟是科特勒自创的词，还是一种真正可以研究学习的医学分类？”
“这是每个医生每天都会学习研究的一门科学，只要有病人走来对他说：‘医生，我这里痛。’但我凑巧想到以疼痛病症学作为我的专攻，是因为我的治疗方法：反药方，反机器。我重新使用听诊器、体温计，还有镊子。剩下的你只需要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一张嘴，还有最为重要的一样工具：临床的直觉。疼痛就像是个在哭喊的婴儿。它无法表达它到底想要什么。而疼痛病症专家能发现它的需求。慢性疼痛是一块谜一样的境地，我的同行中很少有人花时间去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害怕这种病症。大部分医生都惧怕死亡和垂死症状。人们在临死的时候，需要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支持。而一个惧怕死亡的医生是无法为他们提供这点的。”
“您今天下午有空吗？”
“如果对方是内森·祖克曼，我不管白天夜晚都是有空的。”
“我想来拜访您，我想和您谈谈如果枕头没有用的话该怎么办。”
“你听上去非常心烦意乱，我的孩子。过来吧，先吃个午饭。我这里可以眺望东河。我搬进来的时候曾想过我愿意一天花四到五个小时眺望这条河。但现在我是如此之忙，以至于几个礼拜过去了，我甚至忘记了这里还有条河。”
“我想和您谈谈催眠。催眠，按照您在便条里的说法，有时对我这种情况很有帮助。”
“在不低估你病情的情况下，它对于比你严重得多的病情都有效。哮喘、偏头痛、结肠炎、皮炎——我曾见过一个人因为三叉神经痛而企图自杀，对脸部来说，那是一种噩梦般的剧痛，而此人通过催眠治疗后重新开始了他的生活。在我的从业生涯里，我曾治疗好了无数别的医生认为已经没救的人，到现在，我甚至没空给这些被我用催眠治好的病人回信了。这些邮件多到我的秘书需要再雇一名秘书的地步。”
“我一个小时后到您那边。”
但是一小时后，他却坐在小房间里凌乱的床铺上，给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打电话。他已经受够了战斗之前的畏缩。但是我没有退缩，这也不是第一次攻击。如果我充满耐心地一一指出他那上百处的错误，他会坐起来认真听么？你指望他会感到悔恨？你以为打个长途电话告诉他他不识字就能获得他的祝福？他表达了关于犹太人的正确想法，而你表达了关于犹太人的错误想法，不管你如何嘶吼，都无法改变这点。但正是这些阿佩尔们用他们那邪恶的犹太之眼诅咒了我的肌肉。他们在我身上扎针，我大声喊疼，同时吞下一打止痛片。但对付邪恶之眼的方法是用一根燃烧的树枝把它挖出来！可他不是我父亲的代理人，更不是年轻的内森渴望取悦且忍不住与之对立的伟大勇士首领。我不是年轻的内森。我是安东毛发诊所里一名四十岁的患者。一旦你开始真的脱发，就不再在乎是否被“理解”。那个临终前还称你为混蛋的父亲已经死了，超越道德判断的所谓“犹太性”的忠诚也已经死了。而这一切是我从米尔顿·阿佩尔身上发现的，从他自己的某篇象征他思想的作品里发现的。而你犯不着去告诉他这一点。
然而理性分析已经太迟了：他已经接通了哈佛大学，正在等候接线员连接英语系。这是文学真正肮脏的一面，这些受到刺激而导致的言语交锋，但如果搅拌这堆狗屎是唯一能使之好转的方法，我就只能进入更烂的狗屎堆了。除了我的病痛，没什么能失去的。除非阿佩尔和我的病痛没什么关系。这种疼痛在那篇文章登出的一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不存在什么犹太的邪恶之眼或是双重犹太不祥之物。疾病是一种器质性状态。疾病和健康一样自然。我的动机并非复仇。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动机。只有神经元细胞，十亿两千万个神经元细胞，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能不借助某个书评的帮助而使你发疯。去接受催眠治疗吧。即使没有这个淳朴自然。就让这个玄妙的小小疼痛病症专家成为你童话里的教父吧，如果这是你所追寻的倒退的解决方法。去让他喂你午饭吧。让格洛丽亚过来，你们可以再给彼此戴上眼罩。出发去山上。和珍妮结婚。但不要再在阿佩尔们的法庭上提出上诉了。
英语系教学秘书将电话接到阿佩尔的办公室，一个研究生接了电话，告诉他尊敬的教授现在不在。
“他在家里吗？”
“不好说。”
“你有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吗？”
“打不通。”
毫无疑问，这是个学徒，将尊敬的教授的所有观点都奉为神圣珍宝，包括那些针对我的观点。
“我是内森·祖克曼。”
祖克曼想象在电话那头的学徒窃笑着传了张隐晦的恶搞纸条给另一个窃笑的学徒。那边一定有几打这样的学生。我曾经也是他们的一员。
“是关于阿佩尔让我写的一篇文章。我是从纽约打来的。”
“他最近身体不好，”学徒回答道，“恐怕你得等到他回来才行。”
“等不及了，”祖克曼告诉他。“我身体也不好。”接着立刻打给了波士顿信息中心。当接线员寻找郊区的地址列表时，祖克曼把关于阿佩尔的文件夹中的内容都在床上摊开。他把那些医学书推到地毯上，在床头柜上把所有他戴着围领未写完的信件整理了一下。在他如此激动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即兴演讲能力产生了怀疑；然而，如果他可以静待到能够冷静思考理性说话的时刻，他也不会打这个电话了。
一个女人接起了阿佩尔在牛顿镇住处的电话。是那个在海滩上漂亮的褐发妻子吗？她现在一定是满头白发了。每个人都在逐步走向睿智，除了我。你在电话中需要做的是记录他的原创见解。你在电话中正在做的是成为那些给你打过电话的人中最疯狂的那一类。当你看见他在沙滩上闲逛着走过你的身边，你是否对他狭窄的肩膀和柔弱的白色腰肢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然痛恨你的作品。所有碍事的都不对他的胃口。从来都不对——至少在书里如此。你们两个是完美的最差配对。你从你的缺点中提取故事，为你的恶魔构想双倍的情节——而他认为批评是美德的呼声，是责备我们失误的讲道坛。美德伴随着特权。美德是目标。他教书，他审判，他纠正——正义才是一切。而对于正义来说，你通过伪文学途径把不合理的欲望付诸行动，犯下了去崇高化的文化罪行。这场争论就是如此陈腐：你不应该从生殖生活中编写一出犹太人的喜剧。把勃起迸发的阴茎留给异教徒吧。升华吧，我的孩子，升华吧，就像那些给了我们原子弹的物理学家那样。
“我是内森·祖克曼。我可以和米尔顿·阿佩尔说话吗？”
“他现在正在休息。”
“这件事相当紧急。”她没有回答，因此他又阴沉地补了一句，“是关于以色列的事。”
他边打电话，边翻看着床头柜上的信件，寻找适合开局的话。他选中几句（因为其简洁又富有攻击性），又放弃（因为缺乏技巧又缺乏尊重），又重新考虑了（为了这些缺点着想）前一天晚上他放弃描写雅嘉之后写下的三句话：关于雅嘉，他甚至无法写出三个字来。阿佩尔教授，我很确信，最易让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招致神经质犯罪感的暴力特点，是大众的正义和无知。反犹太人的根源是如此深刻复杂，灭而不绝。然而，不管以什么形式，说到犹太人公开发表声明讨论关于异教徒的意见和偏见，这究竟是否有效，有一句写在厕所墙上的话也许比你想让我发表在专栏版上的文章对我们更有好处：“犹太人天天手淫。”
“我是米尔顿·阿佩尔。”
“我是内森·祖克曼。很抱歉在您休息的时候打扰。”
“你想要什么？”
“你有时间和我说几句话吗？”
“请直言，究竟想要什么？”
他究竟病得有多严重？比我还严重吗？听起来很紧张。压力沉重。也许他一直这样，或者他肾脏里的东西比结石要严重得多。也许邪恶之眼对双方都发生了效力，我成功地让他得了恶性肿瘤。我不敢说我对他的恨意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我的朋友伊万·菲尔特把您寄给他的信转寄给了我，里面提到要求我写一篇关于以色列的文章。”
“菲尔特把那封信给了你？他没有权利这么做。”
“不管怎样，他已经做了。把你对于他朋友内森·祖克曼的那段话复印了一份。现在我手里正拿着呢。‘你为什么不让你的朋友内特·祖克曼写点东西，等等……除非他觉得可以让犹太人带着他们的历史伤痛去吃屎。’古怪的要求。非常古怪。对我来说，在这样的语境下，是让人愤怒的古怪。”祖克曼此时已经开始朗读其中一封未写完的信件了。“尽管您总是定期改变对于我这个‘案例’的观点，就我所知，自从您在《调查》杂志里将戈培尔这样的反犹太主义者和祖克曼这样‘讨厌我们’的人做了区别对比后，您又一次经受了痉挛。”
他的声音早已失控，因为愤怒颤抖得如此厉害，他甚至想播放前一天晚上录好的磁带，让它来替代自己通话，直到他恢复往日那个成熟、自信、理智、权威的成年人的应有语调。但是不行——净化需要比这些更多的荡涤，否则你还不如躺在科特勒医生的枕头上喝喝酒。不行——用你那仿佛锤敲大钟般怦怦直跳的心脏把痛苦一股脑儿赶出去吧。他试着想象这一幕应该如何发生。痛苦从他的上半身轮廓里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在地板上蜿蜒前行，弥漫到家具上，蜿蜒着穿透百叶窗，爬出他的公寓，穿过整栋大楼，让每扇窗户都在窗框中格格作响——这是他释放的痛苦吼声，在整个曼哈顿区回荡，于是夜晚的《邮报》上登了这样一则头条消息：祖克曼释放痛苦，十八个月磨难以音爆告终。“你给菲尔特写信跟他说的事显然不是你会直接跟我说的，而如果我对信的内容没有误解，你好像怀疑（当然这是私下的，没有发表在期刊或讲台上）我远不是像在作品里那样讨厌犹太人‘生而为犹太人’并在病理学上辱骂他们，反而可能正在因为他们的烦恼而烦恼——”
“请等一下。你完全有权利生气，但不应该主要针对我。这段菲尔特好心发给你的话来自我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他从来没有询问过我是否能将其转发。而他这么做的时候，必须明白这样做只会激起你的怒火，因为我所写的内容显然不够礼貌，而且代表了某种个人情绪的爆发。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事正是他写的那本书中足部畸形的角色干得出来的。我认为这件事确实充满挑衅、充满敌意并且十分卑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不管你怎么看待我对于你作品的评价或是大致观点，你也许会同意这点，那就是如果我要直接写信给你，希望你给专栏版写一篇关于以色列的文章，那我一定会更有礼貌，绝对不会说出任何激怒你的话，不管那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就因为在给我直接写信的时候会更‘礼貌’，却不管您在那篇文章中对我的作品是如何评论的——”虚弱的辩解。卖弄学问。绝不能即兴讲话了，免得失去了自己的立场。
他的目光在床上四处搜索，寻找前一天晚上写下的三行言辞尖刻的文字。这张纸一定是掉到地板上了。他努力不让自己弯曲脖颈或转头，从地上拾起了那张纸，却在匆忙反击的时候赫然发现自己读的那一页并不是他想说的内容。“考虑到你跟学生说作家和笔下角色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不是你的真心话，假设这就是你所认为的——但除去这本书的语气不谈，除去环境的情节，除去动态的行为，完全抛开围绕主题的上下文语境，这本小说的精神、韵味、生命——”
“不好意思，不过我没有这个精力听你上文学课。”
“不要自吹了。我说的是矫正式阅读。不要挂电话——我还有其他要说的。”
“对不起，不过我没法再听下去了。我没有料到你会希望我对你的作品写些除了恶评之外的评论。在这样的时候，压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真的感到，如果菲尔特有点节操的话，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不必像这样恶化。我给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以回报他对我的拜访。我有权利认为私人信件不应随意流传，除非我给予这样的权利。而他从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您先是批评我，现在又开始批评菲尔特了。”那就是他生病的原因吧，祖克曼终于意识到了这点。沉迷于批评。他对于批评他人这件事已经无法自拔。所有的裁定，所有的审判——什么对文化有好处，什么对文化有坏处——而终于这一切开始侵蚀他，让他走向死亡。让我们期待吧。
“请让我说完，”阿佩尔说。“是菲尔特给了我暗示，说你确实对以色列怀有强烈的关切。如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写，可能不会减轻你的怒火，但至少你应该明白我的建议不仅仅只是无缘无故的挑衅。我只是把这条建议留给了我们的朋友伊万，就我所知，他的才能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我的信只是给他看的。如果他能表现得更为得体——”
“像您一样。当然。有礼貌地、得体地、礼节性地、高雅地、正直地、有教养地——噢，这真是一块华丽的遮羞布！您真是干净清白！”
“那你的遮羞布呢？请停止辱骂吧。你的这个电话，除了想表示这是你的遮羞布之外，还有其他的目的吗？如果菲尔特表现得体，他应该这样写信给你：‘阿佩尔认为，如果你能给专栏版写一篇关于以色列的文章会很有效，因为现在局势黑暗，而他觉得你祖克曼拥有他所没有的读者群。’”
“这所谓的读者群指的是什么人呢？像我这样讨厌犹太人的人？还是像戈培尔那样用毒气杀死犹太人的人？还是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挑选的我要去迎合的人——正如您在《调查》杂志里文明、得体、高雅的说法那样——选择‘受众’，而不是像您和菲尔特那样选择读者。我这精心算计的亚文学恶作剧，还有您那从不受到玷污的批判之心！您竟然还说菲尔特充满敌意，十分下流！菲尔特身上让人作呕的特点，在阿佩尔身上就是优点——在您身上一切都是优点，即使是最无耻的动机也可以。然后您又在那篇血淋淋的文章里厚颜无耻地说我站在‘高人一等’的道德高度！您说我的罪是‘歪曲事实’，然后又歪曲我的书，告诉世人这书有多么歪曲事实！你歪曲了我的意图，然后又指责我歪曲！您用您那十吨重的引力抓住我的喜剧作品，把它变成一出歪曲的滑稽戏！我这里是粗俗、充满恶意的想象力产物，您倒是充满高尚、理想的人文主义关怀！我是个投向流行色情文化的背叛者，您则是信念的维护者！西方文明！伟大传统！严肃观点！好像严肃不会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愚蠢一样！您这个好说教的混蛋，您这一辈子到底有没有不肆意进行道德审判的时刻？我怀疑您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才能不这样做。所有你们这些没被玷污、没有腐化、毫不自私、忠诚负责、思想高尚的犹太人，善良可靠的市民犹太人，背负了犹太人民的重担，开始忧虑以色列的未来——像健身者一样高抬着下巴对自己的美德沾沾自喜！米尔顿·阿佩尔，善良美德的查尔斯·阿特拉斯[90]！噢，那难度巨大的角色所带来的安慰啊！看看您是如何表演的吧！甚至还戴着谦虚的面具来把我们这些落伍之人踢出局！我是‘时尚的’，您则是年长的。我四处乱搞，您在深刻思考。我那狗屎一样的书是现学现卖的，您则作出明智的重新评价。我是一个‘案例’，我有‘事业’，而您则有您的职位。噢，让我来告诉您您的职位吧——压制笑声弘扬崇高价值拉比学会会长！除割礼手册外犹太作品官方风格部长。规则一：不准提及你的生殖器。你这愚蠢的傻子！我要是抛出你年轻时写的文章看你怎么办，你说自己无法变成像老爸和其他犹太人那样完全的犹太人——那是在你还没僵化腐朽变成激进的成人主义分子之前你自己写的！我不知道那帮在《调查》杂志里吵得不可开交的人对此会说些什么。你自己变得如此合法纯洁之前，曾经写过这样的满腹牢骚；让我觉得百思不解的是，你竟然能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偏偏却记得我出道时写的那几篇东西！”
“祖克曼先生，你有权对我个人抱有任何想法，我也会试着接受，正如你显然已经接受了我对你作品的评价一样。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你好像没有说到任何关于那个建议本身的意见，不管你对这个做建议的人抱有怎样的怒火。可是，即将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是比我如何看待你作品更为重要的事，不管那是我早期或晚期的看法，或是你对我看法的看法。”
噢，他如果是那个十四岁的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该多好啊，他会告诉他不管犹太人发生什么，都他妈的拿这个爆他的菊花吧。但现实中，他是四十岁的祖克曼，所以为了向自己展示作家和笔下人物的区别，他挂了电话，清楚地发现自己的病痛完全没有任何好转。站在堆满纸张的床上，他举起紧握的拳头，猛砸狭小斗室的天花板，他怒吼，他尖叫，发现给阿佩尔打电话发泄怒火之后，他的情况反而更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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