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半开始上生物学310/311，一周五个早上。从九点半到中午是临床课300和390。午饭一小时，然后从一点到五点，每天下午都是解剖课301。接着是晚上的回家作业。白天和晚上，不是由他几乎不懂的东西填满，而是由他们用他完全不懂的东西填满。他翻到临床课390的描述那一页。
病人介绍。本课程在第一学年开设，目的是培养……每位学生将在小组成员面前和一名病人进行交谈，将重点放在病人的现病史、发病情况、发病反应和住院治疗上，牵涉到生活变化、个人性格、处事风格等……
听上去很耳熟。听起来像写小说的艺术，只不过处事风格和个人性格属于来往于大街上的病人。别的人。某人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告诉我。
360.母胎医学。学生将在产房进行全日制工作。在产妇阵痛和分娩过程中将需查阅与记录母胎生理参数有关的方法和技巧……
361.产科学：产房。这门选修课主要包括住院病人产科学，尤其是产房的实践经验。可以对特定病人进行产后监督实施持续关怀……
直到飞机飞过密歇根州，祖克曼才发现如果以产科为专业，也就意味着同时精于妇科。肿瘤形成。受到感染的生殖器官。好吧，这将给他过去对女人的沉迷带来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不仅如此，从《卡诺夫斯基》之后，他所有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女人。从他在女性主义出版社上读到的几篇评论看来，他可以预见到，一旦女性主义激进分子占领了华盛顿，开始把艺术领域上千位臭名昭著的厌恶女性者送上断头台，那自己的照片一定会被挂在邮局里，旁边就是萨德侯爵[91]的嫌疑犯照片。他这样的境地不比现在面对对他不满的犹太人的局面好多少。甚至会更糟。他们已经把他登在其中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了。为什么这个男人如此痛恨女人？那些女人是来真的——她们想要一场血祭。好吧，他会扭转局势，在她们的炮火中转向变态。缓解了月经失调的痛苦，他说她说我说你说依照任何人的价值维度。纪念他永远不愿伤害的母亲。以那些做了最大努力的前妻们的名义。为了照顾他起居的情人们。我在哪里私通，我就在哪里诊断、开药、做手术并治愈她们。阴道镜为上，卡诺夫斯基为终。
去医学院上学简直是发疯，纯粹是一个病人想要自愈的妄想。珍妮早就预见到了这点：我真应该去贝尔斯维尔的。
但他并不是一个病人——他在努力同认为自己生病了这一想法斗争。所有被自私的痛苦引诱的想法和感觉，痛苦永无休止地自我循环，吞噬着一切，只留下孤独——痛苦先是吞噬了世界，接着又吞噬了想要战胜痛苦的努力。他绝对不想再多过一天这样的日子了。
他人。每天忙着诊断别人，以至于没有时间好好诊断自己。未经检查的生活——是唯一值得过的。
坐在他身旁走道位置的男人正在把登机时吸引他注意力的宣传纸往公文包里塞。随着飞机的下降，他转向祖克曼，用一种友好的语气问：“去出差？”
“是的。”
“你是做什么的？”
“色情业，”祖克曼答道。
此人显然对这样新颖的回答充满了好奇。“是卖还是买啊？”
“是出版。我正准备去芝加哥见海夫纳。休·海夫纳[92]。《花花公子》的那个。”
“噢，任何人都知道谁是海夫纳。那天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篇文章，说他一年毛利有一亿五千万美元。”
“请不要戳我的痛处，”祖克曼回答。
男人亲切地笑了，好像打算就这样停止话题，直到好奇心再次战胜了他。“你到底出版什么杂志？”
“《立可舔》[93]，”祖克曼回答。
“这是你出版的杂志的名字？”
“你从来没见过《立可舔》？在你们那的报刊亭里？”
“没有，好像没见过。”
“但你见过《花花公子》，不是吗？”
“我偶尔翻翻。”
“打开来看看，是吧？”
“时不时地。”
“这么说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花花公子》是一本无聊的杂志，所以我才没有一年挣一亿五千万美元：因为我的杂志不像他的那么无聊。好吧，我承认，我非常嫉妒海夫纳有那么多钱。他是那么体面，他有市场准入权，他可以在全国发行，而《立可舔》还只属于色情范围。你没看过也不奇怪。《立可舔》不是那种大规模发行的读物，因为实在太色情了。里面没有让·保罗·萨特让杂志变得可口诱人，能让像你这样的男人在报刊亭花钱去买，然后回家对着杂志里的豪乳打飞机。我不相信这种。海夫纳基本上是个生意人，但我不认为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我。当然这是个高利润的行业——但对我来说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至于“像你这样的男人”是否因这样的暗示而感觉受到了冒犯，不得而知。他穿着一套灰色底细白条纹的双排扣西装，系着一条枣红色的丝质领带，是个身材高挑匀称的五十岁男子。尽管也许不太习惯这样随意的侮辱，他也并没有将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挑衅太当回事。在祖克曼的想象中，戴安娜的父亲应该就是这种形象。这名男子又问祖克曼：“你叫什么名字，先生——我可以冒昧这样问吗？”
“米尔顿·阿佩尔。A-p-p-e-l。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我的名字叫阿佩尔。”
“好的，我会留心你的杂志的。”
让我出洋相。“是该这么做，”祖克曼回答。他的脖子又开始疼了，于是他站起来走到卫生间，抽完了这支大麻烟。
等他回到座位上时，他们正飞过一个湖的上空，往下看去，仍是波光粼粼的灰色湖面以及边缘呈锯齿形的块状浮冰。这片广阔的湖面已经完全结冰了，湖面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冰渣。那一大片的银色碎渣，就像从天上扔下千万只霜冻的灯泡摔碎在湖面上。他本以为他们已经飞过金色海岸塔并且可以系上安全带准备降落了。也许在他想象中下降的并不是飞机，而是他自己。也许他应该忍耐这蠢蠢欲动的疼痛，而不是在喝过伏特加吃过一堆药之后再拿大麻往上加。但在他的计划里，他并不打算着陆后就躺着度过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他翻看着医学院的教职员名单，发现一个旧时朋友的名字，鲍比·弗雷塔。大一的时候他们曾是室友，就住在米德韦街对面的伯顿贾森学生宿舍。现在鲍比是医学院麻醉学的教授，同时在比林斯医院工作。认识鲍比可以让所有计划加速进行。这是他一年半来第一次转运。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他了。他已经放弃了纽约，重新回到芝加哥。从毕业以来，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回去了。那时他是多么喜欢那里啊！那里离家大约八百英里：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是一个男孩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朋友。在他第一天到达芝加哥后，就觉得自己应该会永远在那里住下去。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从东部坐着大篷车来到那里，是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并且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魁梧热忱的美国人，身高六英尺，目空一切，放荡不羁，回家过他的第一个圣诞假期时重了十二磅，随时准备好和距离最近的腓力斯丁人[94]决一死战。到芝加哥的第一年，他会在星光满空的夜晚独自去湖边大吼大叫——模仿《时间与河流》[95]一书中主人公甘特式的大吼。他坐在高架铁道上时随身带着诗集《荒原》，一路读到克拉克大街，在那里，跟他一样年纪的女孩们在脱衣舞吧里脱去她们的层层服饰。如果你给她们买酒喝，她们就会从台上下来，帮你一个忙，把手放在你的裤裆处。他曾给许多人写过关于这些事的信。那时他十七岁，一直在关心他的课业、他的生殖器，以及他的伙伴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和俄亥俄。那时如果跟祖克曼提起关于医学院的事，他一定会当面嘲笑你：他才不要把自己的一生花在写处方上呢。他的人生远比这要重要得多。鼓舞人心的老师，艰涩难懂的文章，神经质的同学，严阵以待的事业，语义上的吹毛求疵——“你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的生活是宏大的。他碰见一些和他一样年纪的人，聪明无比却极端消沉，早上无法起床，不去上课，也没有完成学业。他见过不少十六岁的天才，花了两个季度学完了大学课程，已经开始进入法学院了。他见过从不换衣服的女孩，每天画着烟熏妆，身着相同的左岸风格服装，大胆、轻率、多话的女孩，长发披散在背部，腿上穿着黑色长丝袜。他曾有过一个穿披风的室友。他自己则穿野战夹克和卡其裤，就像一个前美国军人。在斯泰威药店里，他看见一些头发花白的老人，这些人早在战前就开始念大学，现在仍然在校园里游荡，盘算着未竟的学业，同时不忘泡妞。他加入了电影协会，看了《偷自行车的人》、《罗马不设防》[96]和《天堂的孩子》[97]。这些电影启发了他。马库耶教授的“西方文明史”亦然——还有沉湎于拉伯雷作品中的戏谑撮弄，以及装点马丁·路德桌边谈话的种种污秽浊垢。他每天晚上从六点学习到十点，然后去吉米比萨外卖，在那里和朋友一起等候较为活泼的老师现身。某个研究流行文化的社会学家曾在《财富》杂志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工作过，有时会和他们一起喝酒直到关门打烊。更富有魅力的是一个教人文学科3的老师，他是个“出版过诗集的诗人”，曾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并作为伞兵空降至敌占区意大利，至今仍穿着军用雨衣。他的鼻子断了，常在班上高声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所有的女孩都热爱他，年轻的祖克曼也是如此。他教他们《诗学》、《俄瑞斯忒亚》、《印度之行》、《炼金术士》、《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李尔王》、《切利尼自传》[98]——所有的作品，都像圣书那样认真庄重地教给他们。恩利克·费米[99]曾给他们的自然科学研究课程做了一次演讲，在黑板上写了一堆讨好的数字表示数学的帮助必不可少。当学生们围上去询问被问滥了的名人问题时，他斗胆向这个理论学家提了一个他正在研究的原子弹的问题。费米大笑起来。“没什么重要的，”他说，“归根到底，我学的是前费米时代的物理。”这是他所听过的最聪明的回答。他自己也在谈话中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滑稽逗趣、反应迅速、自我嘲笑——充满了对国家和其价值观的反感。在冷战最恶劣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在社会科学课上学习《共产党宣言》。他在信奉基督教的美国里，除了犹太人的身份之外，又成为另一个不受欢迎、可疑的少数群体分子之一，按照《芝加哥论坛报》商业社会文化第五专栏的嘲弄说法，叫做“书呆子”。他一连几个星期暗恋一个个子高挑、金发碧眼的女孩，她常穿一条法兰绒格子裙画抽象画。当他得知她是个女同性恋之后，震惊得说不出话。他迅速变得老于世故——以前他吃得起的几个食物牌子都已改名换姓：马尼舍维茨和维菲塔这两个名字现在已经被“红酒和奶酪”所取代，泰斯提面包被“法式”面包取代——但是女同性恋？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过。不过他倒是有过一个女朋友，时间非常短，是个黑白混血儿。在伊达诺伊斯厅的地下室里，他伸出手疯狂地在她毛衣下爱抚揉搓，那时他还能理智地分析思考：“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尽管当时一切都显得无比古怪。他和一个比他大几岁的人交了朋友，是个斯泰威药店的常客，学习精神分析学，抽大麻，精通爵士乐，还自诩为托洛斯基派[100]分子。对于一个一九五〇年的孩子来说，这是热门事件。他们一起去位于第四十六街的爵士俱乐部，两个白人犹太学生专心致志地倾听着音乐，周围到处都是肤色黝黑、不甚友好且十分不专心的面孔。在某个激动人心的夜晚，他在比萨店里听纳尔逊·艾格林[101]谈论职业拳击赛。托马斯·曼在他第一学期时到芝加哥大学讲课；他谈论的话题是洛克菲勒教堂。伟大的事件：歌德两百周年纪念日。托马斯·曼用他的德国口音说出了他这辈子听过的最丰富多彩的英文；他谈到了散文，优美，有力，清晰——随着文雅风格的凋零，他用辛辣的词汇亲切地描述俾斯麦[102]、伊拉斯谟[103]、伏尔泰等诸位天才，仿佛他们是他的同事，前一晚刚在他家吃过晚饭。歌德是“一个奇迹”，他说，但真正的奇迹是讲台下的两排美国人从欧洲人那里学习如何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曼在那个下午提到“伟大”一词有五十次之多：伟大，强大，崇高。他在那个晚上打电话回家，完全沉浸在曼的博学带给他的狂喜之中，可是在新泽西没有一个人知道托马斯·曼是谁，甚至连纳尔逊·艾格林都不知道。“对不起，”他放下电话后大声说道，“真是对不起了，那不是山姆·李文森[104]。”他开始学习德语。他阅读伽利略、圣奥古斯丁[105]、弗洛伊德。他为在校医院工作的黑人薪水低廉而抗议。朝鲜战争爆发，他和他最要好的朋友宣布他们已成为李承晚[106]的敌人。他阅读克罗斯[107]，他点洋葱汤，他把蜡烛放在基安蒂酒瓶里开派对。他在卡柳梅特城里发现了查理·卓别林、W.C.菲尔兹[108]、纪录片和最色情的表演。他前往近北区去奚落广告人和游客。他和一个富有逻辑的实证主义者一起畅游密歇根湖的人工海角，他在《魔力红》[109]上麻辣点评颓废小说，他买了第一张古典乐唱片——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购自消费合作社一个同性恋店员，每次他都用名字称呼他。他开始在对话中称呼自己为“某人”。啊，每件事都如此美妙，生活是如此广阔而激动人心，正如想象的那样，然后他犯了他的第一个错误。他在本科阶段就发表了一则短篇故事，这是“第一次飞跃大西洋的壮举”——一共只有十页，说的是纽瓦克的犹太家庭和另一个叙利亚犹太家庭在泽西海岸的公寓发生的碰撞，这场冲突大致由一个头脑发热的舅舅挑起，由他前来拜访的父亲叙述。第一次飞跃大西洋的壮举。看上去生活好像变得更宽广了。写作可以更深刻地强化一切事物。写作，正如曼所证实的那样——不只限于他自己的例子——是唯一值得的成就，是一种卓越的体验，是高尚的奋斗，而除了像一个狂热症患者那样写作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没有狂热，就无法达成小说中的伟大之处。文学极具吞没和净化生活的能力，对此他有高度的认知。他想写出更多作品，出版更多作品，而他的生命将变得巨大无比。
但到底变得巨大的是什么，那是写在下一页上的。他以为他选择了生命，但事实上他选择的只是下一页。每天偷时间来写小说，他从没想过时间可能会从他这里偷走些什么。只是这个完善作家意志力的过程会逐渐让人感觉像是对经验的回避，是通向想象中的解脱，通向暴露、揭示、发明生活真谛的途径，就像最苛刻的监禁生活一样。他以为他选择的生活是对一切事物的强化，他以为他选择了禁欲主义和隐退生活。而在这样的选择内部，却存在着他永远无法预见的一个悖论。多年之后他去看荒诞剧《等待戈多》，散场后对当时还是他亲爱的妻子的女人说：“这有什么好悲伤的？这只是每个作家每天的普通生活而已。区别只是你没有波卓和幸运儿[110]而已。”
芝加哥让他从新泽西的犹太人中脱颖而出，接着写小说占据了他的生活，同时也让他自作自受。他并不是第一个：他们逃离了新泽西的纽瓦克、俄亥俄的卡姆登、明尼苏达的索克中心以及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他们无法忍受无知、世仇、无聊、正义、偏狭、唠叨而心胸狭窄的人；他们无法承受渺小；于是他们用余生只考虑这些事。在成千上万逃跑的人中，那些在逃离迁移中起带头作用的是那些没能逃脱罪责的流放者。不逃脱罪责成了他们的工作——是他们整天都在做的事。
当然了，他现在想成为一名医生——不仅为了逃离永无休止的往日追忆，同时也为了逃离从家庭纷争中提炼出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导致的一切争吵。在他恶魔般的攻击行径大获全胜后，是屈服的忏悔。现在他的双亲已然离世，他可以昂然向前，让他们高兴了：从一个孝顺的被放逐者到一名犹太裔内科医生，终结所有的争执和丑闻。再过五年，他可以成为麻风病的住院医师，而所有人都会原谅他。就像杀人犯内森·利奥波德[111]。就像麦克白，在下令把最后一具无辜的尸体扔进水沟里之后，加入国际特赦组织。
没用的，祖克曼想。不，肯定没用。这是一个带有严重情绪化倾向的幻想。如果你谋杀了一个国王，谋杀了一个国王——你不是立刻崩溃并自我毁灭，就是选择更好的那条路，登上宝座，自己为王。而如果这顶王冠正戴在麦克阿佩尔头上，那就顺其自然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法在全国发行吗？”他转向坐在他身边的男人。“因为我的杂志不像他的那么无聊。”
“这点你说过了。”
“他只是热衷于大胸女人而已。除了这个，海夫纳对宪法第一修正案[112]夸夸其谈。《立可舔》是什么都有。我不相信任何地方的审查制度。我的杂志就是一面镜子，我们把一切都反映在里面。我希望我的读者知道，如果他们想做爱，不必为此而自我憎恨。如果他们手淫，并不会使他们为人不齿。他们并不需要萨特来让这一切显得正统。我不是同性恋，但我们已经开始在杂志里刊登这些内容。我们帮助那些想要寻找快速性爱的已婚男人解决难题。当今社会，大部分的口交都是已婚男人干的。你结婚了吗？”
“是的，我碰巧结婚了，还碰巧有三个孩子。”
“那你不知道这点？”
“是的，我不知道。”
“这样啊，当然你从《花花公子》里是没法知道的。海夫纳的读者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同样，《华尔街日报》的读者也不知道。但是在电影院的后台，在酒吧的卫生间，在卡车司机停车的车型餐馆外面——美国大部分的口交行为都发生在这些地点。美国的性爱观正在改变——人们群交、舔阴，女人越来越爱做爱，已婚男人则给人口交，所以《立可舔》就反映了这些现象。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说谎？我见过数据。这是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从没有觉得这样是足够的。我觉得这一切改变得太慢了。不过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精液产量至少提高了百分之二百。只不过你光看《商业周刊》是无法知道这些的。你们谈论《花花公子》。像你这样的已婚男人看《花花公子》时，他只能看看那些兔女郎，而那些女人都是遥不可及的，都是你永远无法得到的女人。很好。击退欲火，和自己的妻子回到床上去。但是，如果你看看《立可舔》里的女人，你知道你打一个电话花五十美金就可以得到她们。这就是幼稚的幻想与现实的区别。”
“好吧，”坐在他身边的男人转过头去重新整理文件夹，“我会注意找找这杂志的。”
“确实该这么做，”祖克曼回答。但他现在不想结束话题，即使对方有这个想法。当一个色情从业者米尔顿·阿佩尔开始让他感到很快乐。这是他得以摆脱祖克曼的小小假日。
好吧，也不完全是——但为什么要停止这个话题呢？“你知道我是怎么开始创办《立可舔》的吗？”
没有回答。那个男人显然对阿佩尔如何创办《立可舔》毫无兴趣，但内森有。
“我曾经开过一家换妻俱乐部，”祖克曼说。“在第八十一街上。叫米尔顿千禧年。你肯定也从没听说过这个。这是个会员制的俱乐部。没有娼妓，没有人为性行为付钱，没有一条法律能将我逮捕。两厢情愿的性行为，在纽约是合法的。他们就是不停地烦扰我，仅此而已。我的灭火器离地十二英寸，不是六英寸。结果我为此失去了卖酒执照。然后突然之间我的主管道破了，洗澡的时候不出水。时机还不成熟，仅此而已。不管怎样，我在那里有一个主管，现在因为伪造罪在蹲监狱。判了六年。是个非常贴心的家伙，名叫霍罗威茨。莫蒂默·霍罗威茨。”莫蒂默·霍罗威茨是《调查》杂志的主编。“又是一个犹太人，”祖克曼说。“这个行业里有太多犹太人了。色情业和其他传媒产业一样吸引着大量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
“这样啊，大部分成功的色情从业者都是犹太人。还有天主教徒。你是天主教徒吗？”
“是的，”他回答，不再努力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我是罗马天主教徒。”
“是吗，那其中也有很多罗马天主教徒。他们都很叛逆。不管怎样，霍罗威茨有点肥，”——他确实很肥，那个狗娘养的——“而且老是出汗，我很喜欢霍罗威茨。他这人头脑简单，但是笨得可爱。一个好人。不过，在性方面霍罗威茨相当喜欢吹牛，所以我跟他打赌一千美元，还有人跟他赌两千美元，还有些人跟他赌五千美元，就赌他可以高潮几次。他说他可以在十八小时里高潮十五次。结果他十四小时就高潮了十五次。我们在那安排了一个医学院学生，检查他每次的射精情况。他每次必须体外射精，这样我们才可以进行验证。那是一九六九年在‘米尔顿千禧年’后面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他和一个女人做爱，待他大叫我要射了，那个医学院学生就拿着一只手电筒跑过去，以便我们能看到整个过程。我记得我站在那里，不停地说：‘这是我的生活，这不是变态，这太令人陶醉了。’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如果他们要写一篇《米尔顿·阿佩尔的故事》，这将是最绝妙的一幅场景。’但真正吸引我的是这种让人意乱情迷的诱惑。我想：‘我们持有一切的记录。助攻。击球。安打率。为什么不能来破个阴茎的记录？现在我们有霍罗威茨和他伟大的记录，理应登在《纽约时报》的首页上，结果现在却无人知晓。’这是我在《立可舔》的首刊上登载的封面故事。四年前的事了。改变了我的生活。你瞧，我是不会想要和《花花公子》一样的杂志的，除非能确保我有五亿——”
飞机重重地落在跑道上。祖克曼回归了。芝加哥！但他却停不下来。这实在太有趣了！而他太久没这种感觉了。他要再过多久才能有这种感觉呢。也许得再回学校念上四年书。
“上次有人打电话给我说：‘阿佩尔，你愿意出多少钱来刊登休·海夫纳的性爱照片？’他说他手边有数十张海夫纳和他的兔女郎的艳照。我告诉他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给的。‘你以为休·海夫纳的艳照算是新闻？给我弄到主教的艳照——然后我们再来谈生意。’”
“听着，”坐在他身边的男人终于忍不住了，“我已经听够了！”然后他突然解开安全带，完全不管飞机仍然在跑道上滑行，纵身跨过走道坐到了另一边的空位上。“先生！”空中小姐急忙喊道。“在飞机停稳前请坐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
祖克曼甚至等不及等候托运的行李，就找了个付费电话亭打给了比林斯医院。在等候秘书帮他找鲍比的间隙，他不得不往投币孔里投了第二枚硬币。不能挂断等候对方打来，他这么告诉秘书；他是一个刚刚抵达的老朋友，必须立刻和弗雷塔医生说话。“可是，他已经走出走廊了……”“请帮忙叫住他。告诉他是内森·祖克曼打来的。告诉他这件事十万火急。”
“祖克！”鲍比终于接起了电话。“祖克，这真是太棒了。你在哪儿？”
“我正在机场。奥黑尔国际机场[113]。刚下飞机。”
“喔，是吗，真不错。你是来这里讲座的？”
“我是来这里重返校园的。以学生的身份。我已经对写作厌烦透顶了，鲍比。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赚了一大笔钱，但我现在对这该死的一切都恨透了。我不想再干下去了。我是真的想退出了。然后我发现唯一能让我感到满足的是成为一名医生。我想去念医学院。我飞过来想看看自己是否能申请冬季入学并读完各种理科必修课。鲍比，我必须马上见你。我这里有申请表格，我想和你坐下来谈谈该如何填妥表格。这事你怎么看？他们会不会录用我呢，一个四十岁的理科白痴？我会把成绩报告单给他们看，里面几乎全是优秀。这些可是来之不易的优秀啊，鲍比。是来之不易的五十年代的优秀啊——就像五十年代的美元那么值钱。”
鲍比大笑起来——内森一直是他们寝室里最有名的深夜娱乐节目表演者，而这电话一定是性质相同的小小表演，目的是为了唤起对过去时光的怀念。鲍比总是那个最容易被逗笑的人。在大二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分寝室居住，因为大笑对鲍比的哮喘来说是致命杀手——一笑起来就无法控制，很可能造成哮喘发作。每当鲍比看见内森穿过方形庭院向他走来，就立刻举起一只手恳求道：“不要，不要。我还有课。”哎，在那些日子里，幽默搞笑是多么快乐的事啊。每个人都跟他说，他要是不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发表，那他一定是疯了。于是他这么做了。现在他想成为一名医生。
“鲍勃[114]，我下午可以过来见你吗？”
“我下午要一直忙到五点。”
“从机场开车到城里也要到五点。”
“六点我还有个会，祖克。”
“那就只见一小时，就来打声招呼。等等，我的行李出来了——一会儿见。”
回到芝加哥，他感觉一切都和他第一次来时的感觉分毫不差。一个全新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做法：目无一切、果断坚决、无所畏惧，而不再踌躇犹豫、满腹疑虑和气馁绝望。在离开电话亭前，他没有冒险在八小时内服下第三颗复方羟可酮，而是从细颈瓶里喝了一大口伏特加。除了感到沿着右耳穿过脖颈底部一直延伸到上背部的针刺般的疼痛，他感到一阵相对没那么严重的不适。但这种痛苦是他尤其讨厌的。要不是他现在目无一切、果断坚决、无所畏惧，他甚至都要开始感到有点沮丧了。肌肉的酸痛他可以忍受，压痛、紧绷感、痉挛，这些他都可以承受，甚至可以忍受很久；但他无法忍受这条一直在灼烧的火线，随着头部最轻微的震动或抖动而越来越炽热。通常这种感觉不会突然消失。去年夏天，他曾经这样忍受了九个星期。在服用了十二天的保泰松之后，这种感觉消退了一些，但此时保泰松已经让他的胃部严重不适，以至于除了大米布丁之外什么食物都无法消化。每当格洛丽亚有空在他这里待上两小时，她都会为他烤大米布丁。每隔三十分钟，当厨房里的定时器响铃时，她就立刻从地垫上跳起来，穿着吊袜腰带和高跟鞋跑去打开烤箱门，搅拌一下大米。在吃了格洛丽亚的大米布丁和其他一些易消化的食物一个月之后，情况还是没有什么改善，于是他被送到西奈山医院进行消化道的X线钡餐检查。他们在肠道黏膜上没有找到任何穿孔，但胃肠专科医生还是警告他绝对不能再用香槟冲服保泰松了。他是这么整出毛病来的：每当戴安娜放学后过来，而他绞尽脑汁却无法口授出一页纸——甚至是一段话，这时他就干掉一瓶马文在他四十岁生日时送的那箱香槟酒。看不出他为什么不能庆祝：他的事业已经完蛋了，戴安娜的人生刚刚开始，而这可是顶级的唐培里侬香槟王[115]。
他租了一辆豪华轿车。豪华轿车将是进城最快速无阻的交通工具，而且司机还可以帮他拎行李。他准备在找到晚上住宿的宾馆前都一直使用这辆车。
结果他的司机是个女人，一个非常不错的年轻女性，身材略矮，稍显敦实，大约三十岁左右，有一口雪白的牙齿，修长的脖颈，她身上有一种精力充沛、效率十足的绅士派头，只有在绅士中的绅士身上才找得到。她穿着一身暗绿色的精纺羊毛制服，剪裁得像是女士骑装，穿了一双黑色的高跟皮靴。帽子背后拖着一条金色的麻花辫。
“到南区。比林斯医院。我会在那里待一小时。你在外面等我。”
“好的，先生。”
车开动了。我回来了！“我料想该是个男司机，可你不是，我是否能就此说上几句？”
“这得由您决定，先生，”她边说边露出活泼热烈的笑容。
“这是你的副业，还是你的本职工作？”
“噢，这就是了，这就是工作，还不错。你呢？”是个大胆的女孩。
“色情业。我出版一本杂志，还拥有一家换妻俱乐部，我还拍电影。我是来这里见休·海夫纳的。”
“您要住在花花公子大厦吗？”
“那地方让我感到恶心。我对海夫纳和他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兴趣。对我来说那都跟他的杂志一个样：冷酷无聊又精英主义。”
他是一个色情从业者，这点完全没有让她感到任何不适。
“我只效忠于普通人，”他告诉她。“我只效忠于伴随我长大的在街头混迹的男人，以及我在商船队上服务过的男人。所以我才从事这个行业。我无法忍受虚伪做作。都是伪善。拒绝正视我们的生殖器。我生长的街头充满了性欲、手淫以及一刻不停地想干女人的念头，可是人们却说生活不该是这样的，这和我所经历的生活太悬殊了。如何找到别人跟你做爱——这是个问题。这是唯一的问题。这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问题。现在仍然是。这问题如此严重，让人恐慌——但如果你把这个大声说出来，你就成了怪兽。这里面牵涉了一种反人类罪，是我无法承受的。这里面充满了谎言，让我觉得恶心。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懂，先生。”
“我知道你懂。你要是不懂就不会开豪华轿车了。你跟我很像。我无法和纪律啊权威啊什么的相处。我不想要有一条白线画在那里，说我不能跨越。因为我肯定会越线。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当我卷进斗殴事件，基本上都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人们对我说不。这让我发狂。我内心反叛的那一面跟我说，干掉他们，没有人能告诉我该做什么。”
“是的，先生。”
“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反对一切存在的规则。我不做有关暴力的话题。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行为我也很厌恶。强奸不是我喜欢的话题。同时我对屎啊尿啊什么的没有兴趣。我觉得我的杂志里有些故事也让我反胃。‘祖母的棒棒糖时间’——我痛恨这样的故事。太粗俗恶劣了，让人反感。不过我有一帮很好的手下，只要他们不对着墙尿尿，好好干活，我都让他们随心所欲。给他们自由，否则就是缚住了他们的手脚。我可不像《纽约时报》的大股东苏兹贝格。我不操心那些国家首脑们会想些什么。所以你才没法在这儿看到我的杂志。所以我才没法像海夫纳那样获得全国的发行权。所以我现在才去拜访他。他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绝对支持者？那就让他在伊利诺伊州行使权力，那才是他说话的地方。对我来说，金钱不是像对他那样如此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吗？”
“什么？”
“是藐视。是憎恨。是愤怒。憎恨是无止境的。愤怒是巨大的。你叫什么名字？”
“瑞琦。”
“我是阿佩尔，米尔顿·阿佩尔。和拉斐尔这名字押韵。每个人对性的态度都太他妈的严肃了，瑞琦——还有那么多该死的谎言。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学校里的时候，我相信公民课里说美国是很独特的这一说法。所以在我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行使自由权利却被逮捕。在我第一次开始从事这个低贱行业的时候，人们曾经问我，他们会允许你这样干多久？这真是太疯狂了。他们允许我干什么？他们允许我成为美国公民。我触犯法律了吗？我不想让自己听上去像海夫纳，但我觉得第一修正案确实是法律。你不这么认为吗？”
“确实，阿佩尔先生。”
“还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有用吗？他们觉得我让自由一词蒙上了污名。自由本来就应该是充满污名的。我所做的就是自由的含义。自由并不是给海夫纳创造空间——是给我创造空间才对。给《立可舔》和‘米尔顿千禧年’以及超级肉欲的产品创造空间。我承认，百分之九十的色情作品都很枯燥、琐碎、无聊。但大部分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跟他们说他们不能存在。对大部分人来说，无聊和琐碎就是真正的现实。现实就是拉屎。或者等候一辆出租车。还有在雨中进退两难。无所事事就是真正的现实。人们可以阅读《时代》杂志，但做爱的时候他们会闭上眼睛想象某些不同的东西，某些在生活中缺失的、逃避的东西。怎么说呢，我就是为此而战，我也给予人们这些，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好事。每当我照镜子时，我都会感觉到自己不是一钱不值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出卖过我的人，从来没有。我喜欢坐一等舱去火奴鲁鲁，我喜欢戴价值一万四千美元的手表，但我绝对不会让金钱吓倒我，更不会让金钱操纵我。我比任何为我工作的人都赚得多，因为尝到悲伤和遭到指控的是我，不是他们。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享受性爱，称我为一只贪婪的资本家的狗——他们全是亲菲德尔[116]反阿佩尔分子，还在我的门上涂鸦，写一些哈佛教授教给他们的东西。‘管理烂透了。’‘《立可舔》太知识分子了。’无政府主义者们从九点闹到下午五点，却让我来替他们买单。但我并不住在一个无政府的国家。我住在一个腐败的社会里。有一个充满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和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世界让我去面对，还有分析家，还有死亡，还有开口跟我谈离婚的第四任妻子，还有一个我不想责骂的七岁大的小孩，因为我不想这样。这对他来说不是自由。你听得懂吗？”
“能懂，先生。”
“大约一年前，我妻子开始跟我谈离婚，在我同意进行精神分析之前，她就勾搭上了一个情人，是她这辈子第一个情人，这简直摧毁了我。没法处理这件事。我发狂了。精神非常不安。我干了上百个女人，她只干了一个男人，而我却失去了理智。那男人其实根本无足轻重。她选了一个比我还老的男人，是个阳痿——我是说她并没有挑一个二十五岁的种马，但我仍然失去了理智。那家伙是个西洋跳棋冠军，莫蒂默·霍罗威茨，总是坐在那里盯着他的棋盘。‘封王[117]。’这就是她想要的。我们达成了和解，我告诉她：‘甜心，下次至少挑一个能对我构成威胁的家伙，好歹挑一个加利福尼亚冲浪运动员。’但她却挑了一个没用的犹太人——华盛顿广场公园的跳棋冠军。但那正是我所承受的压力，瑞琦：会玩游戏，坐着不动，说话轻柔，为人友好。我却从来没有软化自己的立场，让自己变得和蔼可亲去赢得那些颁给好男人的荣誉，比如不蹲监狱，合法持枪，并且每次出门吃饭不需要穿着防弹背心。我从来没有软化立场来保护自己的金钱。我内心有一部分这样对我说，去他妈的金钱。我喜欢自己的这一部分。尼克松上任的时候，我本来可以让自己的杂志稍微做个让步，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事情的发生。等他们关闭‘米尔顿千禧年’后，我本可以领会精神洗手不干。但是我却带着‘千禧年二号’回来了，比以前的地方更大更好更时尚，还自带五十英尺宽的游泳池以及异装癖脱衣舞娘供人消遣，看着一个美貌少女下体晃荡着一根阴茎，让尼克松去打飞机吧。我见过这个国家的黑人是受到怎样的待遇的。我见过各种不平等，这让我感到恶心。但他们是否为此抗争了呢？没有。他们和犹太人色情业者抗争去了。哎，不过犹太色情从业者将会反击。因为我内心深处对我所做的一切坚信不疑，瑞琦。我的手下笑话我：米尔顿·阿佩尔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这已经成了我人生的诉求。就好比玛丽莲·梦露说：‘我是个女演员我是个女演员。’她同时也是个荡妇。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千遍我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但从表面价值来说他们难以接受，因为《立可舔》遭到检举，而杂志的封面是个白人女孩，嘴里含着黑人的大鸡巴，同时下面还插着一把扫帚。我们所身处的是个不肯宽恕、冷酷无情的社会，瑞琦。那些敢于越界的人都被当成了社会渣滓遭人厌恶。好吧，我是无所谓被这么对待的，但你不能说社会渣滓没有和好人一样在这个社会存在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对我这样说。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渣，也都是人。对我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那种将自己打扮成好人模样的反人类行为。好人。我不在乎我的小孩长大后变成什么样，我不在乎他长大以后是不是会穿女式连裤袜，只要他不会变成所谓的好人。你知道什么比监狱更让我感到恐惧吗？是他可能会反叛像我这样的父亲，而那是我注定的结局。这就是正派社会该死的报复：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乖巧的好孩子——又是一个受过惊吓的灵魂，被禁令驯服，压制疯狂，一心只想和规则制定者们和谐相处。”
“我想要重生。就这么简单。”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鲍比问。“以为自己的人生也可以像写字板一样被完全擦掉？我不信这套，祖克。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做，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最困难、准备起来又最枯燥的职业？至少选一个简单点的，这样你也不会失去太多。”
“简单的职业无法满足我对艰难的渴求。”
“那你去爬喜马拉雅山吧。”
“爬山就和写作差不多。你一个人在山上，身边只有一把斧子。你完全孤身一人，摆在面前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写作。”
“成为医生同样也是孤身一人。当你俯身查看病床上的病人时，你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你经过多年训练和经验发展出的高度复杂专业的关系，但你总是会感觉自己孤身一人停留在原地，你知道的。”
“我的字典里‘孤身一人’不是这个含义。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孤身一人时都是如此。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所要检查的不是床上的病人。我俯下身去，没错，可躺在床上的是我自己。有些作家从别的方向开始写作，但我所培育的东西就长在我自己身上。我倾听，我认真地倾听，但是能让我继续向前的，真的，只有我的内心世界——而我再也无法承受我的内心世界了，甚至连剩下的那一点也不行。主体性就是主体，我受够了。”
“这就是你所要逃离的全部？”
我应该告诉他吗？鲍比能治好我吗？我不是来这里接受治疗的，我是来学习如何给予治疗的；不是重新沉浸在痛苦之中，而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让自己沉浸其中；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照顾关心，而是自己掌控这个提供这一切的职业。如果我告诉了他，他一定会把我塞进医院里的，但我来此是为了上学。
“我的生活像在反刍，我就是想逃离这一切。把经验吞下去，再从内脏里吐出来，进行二次加工，加工成艺术。咀嚼一切事物，寻找其中的联系——我太执着于内心了，鲍勃，太喜欢挖掘过去了，对这个世界太多疑了，即使这一切值得我这么去做。如果我认为在麻醉学领域，怀疑精神不会占据你的一半人生，这应该没有错吧？看着你，我就看到一个高大、自信、胡子拉碴的伙计，毫不怀疑地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值得的，并且自己能把它做好。自己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服务，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外科医生打开病人的身体，把腐坏的部分切除，而病人什么感觉都没有——这都是因为有你。一切都清楚、直接、无可争议地表明这是有用的，切中要害的。我很羡慕这点。”
“是吗？你想成为一个麻醉医生？从何时开始？”
“从我进来看见你的那刻开始。你看起来就像一百万美元那样耀眼。这感觉一定很棒。你在手术前的夜晚上前对病人说：‘我是鲍比·弗雷塔，明天我将要用一点麻醉剂让你睡着。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以确保你体内各个组织都运作正常，等你苏醒的时候，我会握着你的手，让你感到舒服安心。来，吞下这个，你会像个婴儿一样熟睡。我是鲍比·弗雷塔，我这一生都在学习、训练、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你一切安好。’是的，绝对的——我想成为一名像你这样的麻醉师。”
“拜托，别闹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祖克？你看上去糟糕透了。你身上一股酒味。”
“是伏特加。我在飞机上喝的。我有飞行恐惧症。”
“你看上去绝对比这糟糕得多。你的眼睛，你的脸色。这天杀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他不能让他的病痛毒害另一段人际关系。他甚至没戴围领，生怕他们发现他除了年过不惑兼理科白痴之外还是个病号，就不会考虑让他进入医学院了。痛苦一再重复地大声宣告自己的需求，想要重新让他戴着棱镜躺到地垫上。但他受够了躺在地上只能看到每个人身材高大地在他身边走动。如果有需要，就吃复方羟可酮，还有科特勒的枕头作为百万分之一的期望，但是除此以外，对他在芝加哥见到的一切来说——当然是对鲍比和录取委员会来说——是另一种不灭的有限生命，就像他出生那天一样幸福健康。必须压抑任何向你所钦慕的老室友诉说病痛的欲望（从毫无意义的第一次剧痛到致人无法动弹的痛苦），尽管他本人可能就是一支专注热诚的止痛剂。对于我的病痛，无需再多做些什么，也无需再多说些什么。反正要么是药物不够先进，要么是医生不够水平，要么我就是无药可救。当他感到痛苦的时候，他会假装这不是痛苦而是快乐。每次当疼痛之火突然爆发时，只需对自己说：“啊，这是好事——我还活着，真让我高兴。”不要把疼痛当做毫无理由的惩罚，而要看做免费的奖励。把痛苦看做长期的喜悦，只会因为一个人竟然能有太多的好事而感到烦恼。把痛苦看做重生的门票。想象你欠痛苦所有的一切。想象任何你喜欢的食物。忘记那些虚幻的被书本束缚的祖克曼们，为世界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别人就是这么做的。你的下一件艺术品——就是你自己。
“跟我说说麻醉学吧。我打赌一定非常清晰明了。你给他们吃药让他们睡觉，他们就睡觉。你想提高他们的血压——你给他们注射药物，然后就提高他们的血压。你想提高多少，就能提高多少——你想要这么多，就能得到那么多。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你看上去不可能像现在这样。A导致B然后B导致C。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我没有在美化吧？你甚至不需要回答。你身上、你心里、你的一切都写满了答案。”
这是他在医院的台阶上吞下的当天第三颗复方羟可酮所起的作用（至少他希望是第三颗而不是第四颗），让他像现在这样喋喋不休。复方羟可酮就是有这样的效力：一开始是舒畅的快感，然后接下去两小时你就无法住嘴了。此外还有见到热情、羞涩、和蔼的鲍比成长为一个大块头的成熟内科医生所带来的激动：下巴上一圈漆黑的胡须，刚好遮掉了他的痘疤，比林斯医院里一间角落办公室，刚好能俯瞰窗外的茵茵草坪，周日他们曾在那里玩垒球，书架上放着成百上千本书，没有一本是这个小说家认识的。看到鲍比体重两百磅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鲍比曾经比内森还骨瘦如柴，是个用功刻苦的电线杆，患有哮喘，皮肤不好，同时也是青少年历史上脾气最好的一个。他是内森见过的唯一一个充满感激的十七岁少年。祖克曼突然对他感到无比自豪，仿佛他是自己的儿子一般，仿佛自己是鲍比的父亲一般，好像第七十一街上女士手包店的店主——鲍比曾经在周三晚上和周六下午去父亲开的这家店帮忙。一种强烈的流泪感充斥了他的眼睛，但是不行，他绝不能靠低头求情大声哭诉来获得鲍比的支持。这不是应该哭泣的场所，也不是应该哭泣的时间，尽管此时此地他一直埋藏在心中的所有情感都想在这时喷涌而出。好吧，如果能开枪打人也不错。开枪打那些让他落到如此田地的人。只不过没有人应该为此负责——而且和他杜撰的色情从业者不同的是，他没有枪。
他努力克制住了泪水，却无法克制自己继续滔滔不绝。除了复方羟可酮让他飘飘然之外，还有他刚在一分钟之前立下的里程碑式的决定——即使在他承受痛苦时也要当做没有痛苦，把痛苦当做快乐来接受。当然这并不是指代性受虐狂的那种快感。至少以他这个情况来看，所谓身陷痛苦的报酬是病态的秘密满足感这一说法纯属胡扯。每个人都想把痛苦变成有趣的事——先是宗教，接着是诗人，然后，不甘落后地，连医生都带着他们身心失调的妄想参与到这一行动中。他们想要赋予痛苦重要性。它有什么意义？你在掩饰什么？你在展示什么？你在背叛什么？单只是承受痛苦是不可能的，你还必须承受它所承载的意义。但事实上这痛苦并不有趣，也没有什么意义——那只是平淡无奇、愚蠢透顶的疼痛，是有趣的对立面，它毫无、毫无价值，除非你一开始就疯了。在医生办公室、医院、药店和诊所里无休止的看病、拿药并接受自相矛盾的诊断，这些都毫无意义。被剥夺了工作、散步、锻炼以及任何一样独立自主的行动，心中感到绝望耻辱无助，这些都毫无意义。早上稍微铺个床就累得必须勉力爬回去，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就算他有一百个姑娘当情人，每个人都穿着吊袜带同时为他做大米布丁，也不能让痛苦有些许意义。没有人能让他相信他忍耐痛苦一年半是因为他自认这是他的报应。他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他不信。他并没有想缓解自己的罪恶感——他根本没有罪恶感。如果他同意阿佩尔们以及他们的训诫，他根本就不会写那些书了。他根本就不能写，也不会想写。当然，他确实对无休止的争斗感到厌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疾病代表了对他们审判的投降书。他并没有在为了惩罚或罪恶而赎罪。他在这个伟大的学校里读了四年书、往自己脑袋里灌满理性人文主义，不是为了最终通过生理上的痛苦来救赎自己荒唐的罪行。他已经有二十年没写作了，写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非理性的罪过，目的便是要终结这种非理性的罪过。他也不需要靠疾病来获取他人的注意。事实上，不被人注意才是他所追求的——在手术室里戴上口罩穿上大褂，那才是目标。他不愿意因为任何平庸、浪漫、聪明、诗意、学究或精神分析的理由让自己成为一个受到痛苦折磨的人，当然更不能就此让莫蒂默·霍罗威茨满意。莫蒂默·霍罗威茨是这个世上最能让他好好活下去的理由。为此他没有什么是不愿意干的。他拒绝。
三颗（或是四颗）复方羟可酮，三分之二克大麻，六盎司伏特加，让他看清了所有事物，同时无法停止自己的滔滔不绝。一切都结束了。痛苦的十八个月结束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就这么干了。我很好。
“我不能忘记这一切。我曾经表现优秀，口齿伶俐，擅长讽刺，老于世故，而你曾是那样一个热情、孝顺、患有哮喘病的孩子，在父亲的手袋店里帮忙。我在宣传目录册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我就在想：‘这就是鲍比找到的可以躲藏的地方。躲在外科医生的后面。’但事实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躲藏任何事物的人。这个人在手术室里完全没有时间四处闲逛想着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或是这个药是否有效。这个人完全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怎样才能迅速做对。不能有任何错误。从不怀疑风险系数。生命对死亡。健康对疾病。麻醉对痛苦。这对一个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鲍比向后靠去，放声大笑起来。笑声爽朗，那一对肺叶不再有缺氧的烦恼了。他的体型已经和福斯塔夫[118]差不多，但并非因为胡吃海喝，而是因为自己有用。他的体型和他的价值一样巨大。
“等你知道怎么做了，祖克，你就知道这一切非常简单。就和骑自行车一个道理。”
“不，不，人们总是会低估自己专业的复杂性。这一切之所以简单只是因为你掌握了足够的知识。”
“说到专业，我看到他们在《时代》杂志里说你有过四个老婆。”
“这辈子就三个。你呢？”
“一个。一个老婆，”鲍比说，“一个小孩，一次离婚。”
“你父亲怎么样了？”
“不太好。我妈妈刚刚去世，四十五年的婚姻啊，他情况很糟糕。就算在他最快活的日子里，他也不是你笔下冷酷无情的犹太人——就算告诉你今天是周三，他的眼眶里都会噙满泪水。所以现在一切都挺让人头疼的。他现在暂时住在我这里。你的父母呢？”
“我父亲六九年就去世了。一半是因为中风，后来又是心脏病。我母亲一年以后也走了。脑瘤。非常突然。”
“所以你现在成了孤儿了。目前还没有老婆。这是问题所在吗？被所有人抛弃？”
“我有几个女孩子照顾我。”
“你吃什么药上瘾，祖克？”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打击，没了。老婆啊，作品啊，女人啊，葬礼啊。双亲的死是一剂重药。我在小说里已经预演过这一切好多年了，但仍然没有实感。但最重要的是，我已经烦透了这个工作。这可不是他们在‘人文学3’里向我保证的那样鼓舞人心的经历。我让自己对经历充满饥饿，又只以文字为食。它让我一直做苦力，鲍勃，这种写作所需要的例行公事。在一个外行人看来，这仿佛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没有时间表，可以自由控制时间，收获荣誉，随意选择任何想写的东西。可是一旦一个人开始写作，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限制。被主题限制。被意义限制。被写出一本书的决心限制。如果你想每一分钟都被人提醒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那没有比写作更好的职业了。你的回忆，你的措辞，你的才华，你的同情心，你的观察，你的感觉，你的理解——永远都不够。你会发现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你的周围就是一圈围墙，而你一直拼命想要挣脱。但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各种限制却变得更加凶猛。”
“所有对任何人有所帮助的构造，同时都是一种限制。我真不想说，但我必须告诉你，医学界也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会陷入他最擅长的领域动弹不得。”
“你瞧，就这么简单：我已经厌烦了靠挖取自己的回忆、靠过去为生。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能看的了；如果这曾是我最擅长的领域，那么现在已经不再是了。我想要和生活有更积极的联系，我现在就想要。我想要和我自己维持一种积极的联系。我厌烦了将所有的事物写到作品里。我想要真实的事物，没有经过加工的事物，不为了写作只为了事物本身。我已经靠挖掘自己为生太久了。我有上千种重新开始的理由。”
但是鲍比摇了摇头：无法理解，不愿相信。“如果你作为作家身无分文，一败涂地，你写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发表，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你说你想做点社会工作，好比大概会花上大约两年的时间学习，那么，没问题。如果作为作家的这些年里你一直都在医院和医生身边晃荡，如果在过去二十年里你一直在私下里阅读有关医学的书籍、订阅医学期刊——但像你现在说的这样，你根本和一九五〇年的时候没什么两样，还是那个理科白痴。如果你这么些年真的一直过着某种秘密的生活——但这是真的吗？你到底是何时产生这种伟大的想法的？”
“两三个月之前。”
“我觉得你是有别的麻烦了。”
“是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你只是累了。也许你是想在自己门上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去钓鱼了’，结果跑到塔希提岛待上一年。也许你只是需要再度让自己获得干劲的灵感而已。你就告诉我吧。也许你应该再多搞些女人，可能会有帮助。”
“没用。试过了。所有那些外在的享乐，但结果却是快乐的反面。做爱、爬喜马拉雅山、写书——还是没有足够的陪伴。梅勒都去竞选纽约市长了，卡夫卡都在谈论如何成为特拉维夫[119]的咖啡店服务员。而我想成为医生。想要突破的梦想并不是那么稀少。对最麻木的作家来说这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不断地利用你，利用你，然后你开始想你到底还剩多少可以被利用的东西。有些人借酒消愁，有些人饮弹自尽。我更喜欢上医学院。”
“但是，你要知道，不管在写作中纠缠你的是什么问题，等你当了医生，照样可能碰到这些问题。你也可能会对真实的事物感到厌烦。厌烦癌症，厌烦中风，厌烦各个家庭谈论不同的噩耗。就像你会对任何事物厌倦一样，你完全可能厌倦恶性肿瘤。你看，我算是有经验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行业的回报绝对不像你想得那么丰厚。你可能会太执着于经验，而失去把握你正拥有的机会。你付你的钱，祖克，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你很有可能会变成和作家祖克曼一样的医生祖克曼，毫无区别。”
“但这样就不会有孤独感、疏离感了——不可能会有。这两者的外在差别太明显了。医院里每天有上千人来来去去。你认识什么人会来到我书房，让我触诊并遵嘱开口说‘啊’吗？写作可不是一个具有社交性的行业。”
“我不同意这点。你的孤独是你的特点。和他人共事明显违背你的天性。你的气质就是你的气质，就算你让病人开口说‘啊’，你也还是你。”
“鲍勃，你还记得我当年吗？你记忆中我绝对不是一个孤僻的人，该死的。我当时是个活泼合群、外向开朗的孩子。常常大笑，自信满满。事实上我带着知性的兴奋而疯狂。你的老伙伴祖克不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我是一个热烈燃烧想要开始一切的人。”
“现在你热烈燃烧准备结束一切。这是我从你说的话里挖掘出来的印象。”
“不，不，不——是热烈燃烧想要重生。你看，我只是要在医学院里试一试。这到底有什么地方错了？”
“因为这跟你去休六个月的年假完全不同。这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投资。对于一个已经四十岁、没有资质、没有理科头脑的人来说，实在太费力了。”
“我可以。”
“好吧——就让我们假设你可以，虽然我很怀疑。等你能有所价值的时候，你就已经该死的差不多五十了。你身边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但你无法获得认可，而你到了五十岁怎么可能会喜欢这点？”
“我会爱死这点的。”
“胡扯。”
“你错了。我已经获得了认可。我已经有了知名度。而到头来对大众根本没什么作用，反而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给我自己实施了软禁。鲍比，我不想忏悔，也不想被人当成一个忏悔者，而他们对我的兴趣也就停止于此。这不是文学上的名声，这是性方面的名声，而性的名声可不好听。不，能放弃这一切我会很满意的。文学史上最惹人嫉妒的天才是那个发明了字母汤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什么事情会比到处假装自己是自己作品的作者更累人的事了——只有假装自己不是这个作者才能与之媲美。”
“那么钱方面怎么办，如果你自认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我赚了钱，一大笔钱。许多钱，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尴尬，现在我一个都不需要了。”
“好吧，你会有许多钱，减掉你上医学院的学费以及十年的生活费。你想当医生或必须成为医生的理由没法说服我，你也肯定没法说服录取委员会。”
“我这些成绩怎么样？全是优秀啊，该死的。五十年代的优秀！”
“祖克，作为这个机构的员工我对你如此看重这些优秀非常感动。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不是优秀的我们根本看都不会看。问题是，我们选择的是怎么样的优秀。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有个作家不想再孤独地和打字机一起度过余生并且厌烦了和他的女朋友们做爱就把这个作家招进来。这对你所做的事来说也许是个不错的出路，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医生短缺，又开了那么多医学院，诸如此类等等。如果我是系主任我就会这么告诉你。我可不想向校理事会解释你这情况，以你这种说明方式肯定行不通，像你这样的外表更是不行。你最近到底有没有好好体检过？”
“我一直在旅行，仅此而已。”
“旅行了三个小时，从你所说的判断。”
这时，鲍比的电话响了。“这里是弗雷塔医生……怎么了？……拜托了，振作起来吧。镇定下来。他好好的，什么都没发生……爸爸，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没死——他只是出去了……你看，要不你到医院来，到办公室等我吧。我们等会可以去吃中餐……那你就看看电视，我会在八点回家做点意大利通心粉……我不管格里高利吃什么……我知道他是个帅气优秀的男孩，我只是不再管他到底吃没吃饭。不要坐在那里等格里高利了。你快让自己被格里高利逼疯了。对了，你知道谁在这吗，此刻正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是我的老室友祖克……内森。内森·祖克曼……来，我把电话给他。”他把电话从桌对面递过来。“是我老爸。打声招呼吧。”
“弗雷塔先生——我是内森·祖克曼。你还好吗？”
“哎，今天不太好。一点也不好。我的老婆没了。我失去了朱莉。”他开始痛哭。
“我听说了。我感到非常难过，鲍比告诉我的。”
“四十五年了，多么美好的日子，现在我的朱莉走了。她躺在墓地里。怎么会这样？甚至不能在那个墓地里放花，不然会被人偷走。这样，告诉鲍比——他还在吗？他出去了没有？”
“他还在。”
“告诉他，拜托了，我刚才忘记跟他说了——我明天得到那里去一趟。我必须在下雪之前到墓地去一次。”
祖克曼把电话还给鲍比。
“怎么回事？……不行，格里高利没法带你出去。爸爸，格里高利没法把垃圾扔出去。他能牺牲一个早上出席葬礼我们就该谢天谢地了……我知道他是个很好的孩子，但你不能……什么？……当然，等一下。”然后他对祖克曼说，“他想要再和你说点事。”
“怎么了？弗雷塔先生？”
“祖克，祖克——我刚刚才想起你是谁。对不起，我现在脑子里一片混乱。乔尔·考普曼[120]——你还记得不？我曾经叫你乔尔·考普曼，小神童。”
“对，我记得。”
“你一定对什么问题都知道答案。”
“我想是的。”
“当然，你和鲍比都那么用功。你们两个孩子是多好的学生啊！今天早上我还在跟格里高利说他父亲曾经就坐在那张桌子边学习。他是个好孩子，祖克。他只是需要一些方向。我们不能失去那个孩子！我们培养了一个鲍比，我们可以再培养一个鲍比。如果这事要我一个人干我也会上的。祖克，快，再把电话给鲍勃，趁我还没忘记这件事。”
电话又还给了鲍比。
“是的，爸爸……爸爸，你要是再跟他说我是如何热爱写作业，这孩子一定会把我们两个都捅死的……你会去墓地……我了解。我会打点好的……我大概晚上八点回家……爸爸，认命吧——他不会仅仅因为你希望他回家就回来吃饭的……因为他经常不回家吃饭……我不知道是哪里，但他肯定会吃饭，我保证。我八点回家。我回来前你先看电视吧。我们过几个小时后再见……”
鲍比最近一直在经历这些。和一个得抑郁症的妻子离婚，被桀骜不驯的十八岁儿子蔑视，负责照顾一个丧偶的七十二岁老爸，老爸整天给予他无限的关怀和无限的恼火；此外，还有自从离婚以后承担对儿子的独立抚养责任。由于在青春期快结束时得过严重的腮腺炎，鲍比失去了生育能力，格里高利是他还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就收养的孩子。在当时抚养一个婴儿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他年轻的妻子急不可耐地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而鲍比又是个热情尽职的年轻人。当然，他的父母自从格里高利这个小婴儿进门开始就对他宠爱有加。“每个人都很溺爱他——而他变成什么样了？一无是处。”
他的声音，疲倦中带着一丝憎恨，与其说鲍比的心变得冷酷无情，不如说这更加证实了他所受到的煎熬。显然他是花了番功夫才狠下心抹杀自己对这个自私小鬼最后的一点疼爱之情。祖克曼自己的父亲在最终下决心和他断绝关系前就撒手人寰。“他无知、懒惰、自私。一个低级的美国式小消费者。他的朋友都没什么出息，一无是处，那些小鬼就做做汽车广告。他们整天谈论的就是如何在二十五岁前成为百万富翁——当然不是通过工作。想象一下，我们在大学里的时候，大家提到‘百万富翁’的时候都是心存敬意的。我听他飞快地报出摇滚界无数巨人的名字，就想拧断他的脖子。我本来以为这不可能发生，但看到他跷着二郎腿喝着百威看电视上的双重赛，他甚至让我开始憎恨芝加哥白袜队了。如果我后二十年不用再看到格里高利，我的人生一定很幸福。但他是个该死的吃白食的家伙，看样子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他了。他本来应该去市中心一所大学念书，不过我觉得他甚至都不知道那大学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他没去上学，因为他找不到停车位。我让他脚踏实地做点什么，他却让我去吃屎，还说要和他母亲一起住再也不回来了，因为我是一个吹毛求疵的蠢蛋。‘去吧，格里，’我这么对他说，‘今晚就开车去，我会付你汽油钱的。’但她住在冷得要死的威斯康星州并且有点精神错乱，而他认识的那帮蠢货基本都在这里闲晃，所以接下来的情况是，他根本没有离家再也不回来，而是在他的房间里干某个小妞。他真是个甜心，这个格里高利。在我母亲去世后那天早上，我告诉他祖父会来跟我们一起住直到他情况好转，结果这小子一听就勃然大怒。‘爷爷要住这儿？爷爷怎么可以来住这儿？要是爷爷搬来了，你让我去哪里操玛丽？我在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告诉我。难道去她家？在她全家人眼皮底下？’而那时离我母亲去世仅仅十二个小时。我一整晚都在他们那里陪我老爸。他们当时在客厅里搭了个棋牌桌玩纸牌游戏，就他们两人。突然我母亲放下了手。‘我不想再玩了，’她说。然后她的头后仰，就这么去了。大范围冠状动脉血栓。现在他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熬过最艰难的时光。当我父亲穿着睡衣看十一点的新闻时，格里高利出门开始他的夜生活。‘他这个时间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小甜心，都已经晚上十一点了。’那孩子以为他听到的是非洲话。我说：‘爸爸，算了。’‘但要是刚出门就十一点了，那他要什么时候回家啊？’我告诉他这些是超过他理解范围的东西——你得有专栏作家安·兰德斯[121]那样的脑子才能回答这些问题。糟糕的事业。我爸爸正在面对小甜心的真面目，却完全没有半点思想准备。小甜心原来是个骗子，还是个鬼扯蛋的艺术家，连走到街角帮爷爷买一夸脱的牛奶配玉米片都嫌麻烦。看着这一切实在让人难受。我们这三个礼拜一直在一起，就像当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在店里帮忙一样，只不过现在他才是孩子。母亲死了，老父亲就成了儿子的儿子。我们一起看水门事件新闻。我们一起吃晚饭。早上我在去医院前给他做早餐。回家路上我去买他爱吃的有巧克力涂层的饼干。在他上床睡觉前，我给他吃两块饼干，外加一颗安定片和一杯热牛奶。我母亲去世的那晚，我在他那里过夜，和他一起睡在他们的床上。第一周的白天，我在手术室工作，而他就到医院来坐在我书桌旁等我，跟我的秘书谈手袋的生意经。每天他都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看四个小时的报纸，直到我从手术室里出来，带他到自助食堂去吃午饭。没有什么能比老父亲毫不设防的心灵更能打动人心了，所以我才无法原谅那个该死的孩子。这个老人是那么无助，而他却无动于衷。我知道他只有十八岁，但如此麻木无情？如此视而不见？就算他只有八岁也会招人厌恶的。但是事情就这么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太忙着照顾我老爸了，甚至没有时间来想念我母亲。这种想念可能会来得迟一点，我想。失去双亲对你来说感觉如何？我还记得你的爸妈和你弟弟一起坐着火车来学校看你。”
祖克曼不太想在这个时候提到自己家庭的尴尬局面——这只会让对方进一步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祖克曼仍旧被鲍比如此就事论事地反对他感到震惊。他想要改变人生的计划在鲍比看来相当荒谬，正如他邀请戴安娜和他一起来芝加哥上学时得到的反应一样。
“那是什么感觉，”鲍比问他，“在他们过世三四年以后？”
“我想他们。”去想念。去感受他们不在的生活。同时却无法不去怀念那已经逝去的机会。
“他们对《卡诺夫斯基》是怎么理解的？”
在过去，他一定会把真相告诉他——那时祖克曼会拉住鲍比聊天聊到半夜，告诉他一切真相。但要解释父亲从来没有谅解《卡诺夫斯基》中对祖克曼一家和犹太人的各种嘲弄；要描述他顺从的母亲的慌张失态、受伤的自尊、复杂的情感以及她人生最后一年生活中遇到的尴尬，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是《卡诺夫斯基》中形容的母亲；要告诉鲍比自己的弟弟竟然声称他所做的不是嘲弄，而是谋杀……这个，他觉得过了二十年之后，再向老室友抱怨新泽西的人没有一个懂得如何读这本书实在有点不大合适。
和瑞琦一起开车飞驰在市郊车道上。夜晚的芝加哥，复方羟可酮告诉他，去看看新的毕加索雕塑，古老的高架铁道，看看你日记里写的昏暗的小酒吧，那些“真实”的存在现在已经变成早已过时的古董了——“先得找一个房间让我躺下。我的脖子。必须把手提箱里的围领拿出来。”但是复方羟可酮不肯听：你的围领只是个精神支柱。你不能戴着围领进医学院。“那什么是复方羟可酮？”说得没错，但一次只能丢掉一样支柱。你回来了，但这里只是芝加哥，不是卢德[122]。
在市郊车道上，周围一切让他觉得更像是回到了沙特尔[123]：在他们向教堂塔尖驶去时，他看到了奇迹，以及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用了二十年时间草草拼凑起来的传说。在他写了（同时在为自己辩护时，愚蠢的辩护！）四本书的同时，他们已经建造了罗马、雅典、吴哥窟以及马丘比丘[124]。他也许也是第一次看见电气照明。断断续续的光带，或呈星形，或呈方形，交织在一起，攀爬向上，在湖边形成一座无形的墙，在这一天，这个年纪，再没有什么别的了。为了让这些诠释黑夜的光明的谜团更加复杂——以及那四本书，那上千页的稿纸，那让他成为现在的自己的三十万字——他任由人工麻醉剂刺激他的血液，浸透他的大脑。
羟考酮。正是这种成分让他思维混乱。他母亲在天使蛋糕里加了多少蛋白，复方羟可酮里就有多少羟考酮。他从《内科医生关于制药学和生物学的案头参考》一书中知道了什么是羟考酮，那是一本大开本的蓝封面书籍，第二十五版，就寝时翻看，长达一千五百页，比他床头那本格雷的《解剖学》还要多三百页。其中三十页展示了一千种处方药物的彩色照片，都是实际尺寸。他可以吞下五百毫克乙氯维诺——一种有弹性的红色安眠药，会在服用后慢慢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刺激性气味和味道——而在等待探明某种药是否有效的过程中，开着灯，旁边放着他的《内科医生关于制药学和生物学的案头参考》，抓紧时间温习各种副作用和禁忌症，觉得（如果他可以让自己有感觉的话）自己像是以前那个困倦的男孩，单是把自己的集邮簿拿到床上用放大镜研究邮票上的水印，就可以把他放倒——不只是三十分钟，而是十个小时。
大部分药片看起来都很平常，就像M&M's巧克力豆那样，就像一套套色彩斑斓、印有坚强君主和开国之父人物画像的无聊邮票。但在等待入睡的过程中，他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就像多年前年轻的集邮家审视上千张图画那样，只为寻找那些装饰精美、非同寻常、极有创见的：那些抑制恶心感的栓剂看起来就像玩具战争里发射的彩色鱼雷；有一种药叫三氯甲噻嗪，用来治疗水肿，长得就像一片脆弱的雪花；安眠酮药片，疗效是镇定，首字母看起来像个图章戒指。治疗类固醇的药品有地卡特隆，形状像顶礼帽，而用来软化粪便的科拉切胶囊则和红宝石一般闪耀。三聚乙醛胶囊是另一种具有镇定效果的药物，看起来就像一颗石榴石形状的勃艮第葡萄酒瓶，而治疗严重感染的药物青霉素V（V-Cillin K），则是一枚被踩扁的迷你白色鸵鸟蛋，好像是给一个名叫“莉莉”的小孩的生日礼物。敏克嗪上标记着一个箭头化石，而乙基罂粟碱上则有一只化石昆虫，二甲基黄嘌呤表面的刻痕在祖克曼看来好像神秘的古代北欧文字如尼文。用来减轻痛苦的药有像玩具口红一样的达尔丰胶囊、把自己伪装成覆盆子薄荷糖的醋氨酚药片、从模子上刻出来的安慰剂鼻祖——粉红色的镇痛新小药片。但这三种药里没有一种——他早已大剂量服用过这三种药剂——可以像羟考酮那样减轻祖克曼的疼痛。远藤实验室公司的首席大厨把阿司匹林、咖啡因、非那西汀等镇痛剂各来一点混合在一起，最后撒上零星的后马托品对酞酸盐，制成醇厚温柔、愉悦身心的复方羟可酮。要是没有它，祖克曼还能去哪里？他只能躺在科特勒医生的枕头上祈祷，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城市里徜徉。
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125]。济慈学过医（也有人说他死于某篇评论）。济慈、柯南·道尔、斯摩莱特[126]、拉拍雷、沃克·珀西[127]、托马斯·布朗爵士[128]。这两个职业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这可不是复方羟可酮的甜蜜谎言，这是颇有分量的传记史实。契诃夫、塞利纳[129]、A.J.克罗宁[130]、卡尔洛·莱维[131]、新泽西卢瑟福市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他应该把这串名单念给鲍比听的。但鲍比一定会回答，他们全是先当上医生再当作家。不，别的医生不会信任我，因为我首先选择了做一名艺人。没有人会相信我能行。也不会相信我是真心想干这行。我当内科医生会和当作家一样被人怀疑。还有，那些可怜的病人怎么办？这个新来的医生曾经写过《卡诺夫斯基》——他根本不想治好我，他只想从我这里探听我的事然后全部写进他的书里。
“你是女权主义者么，瑞琦？”
“我只开车，先生。”
“别误会我。事实上我喜欢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实在是太愚蠢了。她们总是谈论剥削。对她们来说，最常见的剥削就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做爱。我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他们有时会请我和女权主义者辩论。每当那些女人继续这个话题时，我就跟她们说：‘知道吗，我这里有个地方非常适合你们生存：没有色情，没有妓女，没有性变态。这个地方叫做苏联。你们怎么不去那里呢？’此论一出，往往能让她们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人在哪里，哪里就有争端。总是没完没了的指控和掐架，总是在打仗。我是一个濒危物种，容易遭受攻击。因为我太具有威胁性了，是最具有威胁性的人物。我一向知道自己的肉体在受到伤害。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有很多人都可以伤害我。我收到过死亡威胁，瑞琦。如果我把这些威胁信给你看，你会看到其中一半都在说‘只有犹太人才会这么做。只有犹太婊子才会那么不要脸’。简直就像在越南战场清点死亡人数。如果你不被看成是个人，就有人会打着正义的旗号要将你置于死地。只要一把枪，一颗子弹，任何人都可以置我于死地。他可能明天干掉我，也可能今晚就干掉我。我想要持枪许可证，现在就想要。我有很多枪，但我希望能合法拥有枪支，你知道的。在纽约，市长让我为拥有持枪许可作战，然后又让我赞同他的反对者。从来没有直接命令，不，不是像那样——但曾有人来到俱乐部对我说：‘市长希望你能这样那样，’于是我就照办了。否则市政府会让我的情况比现在更糟。我非常惧怕被人绑架。在所有的采访和公开演讲中，我从来没有提到我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我在伦敦劳埃德保险社买了绑架保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让我停止我的事业。我永远无法成为像海夫纳那样被世人接受的高尚色情从业者，无法像他那样有一套被世人接受的臭‘哲学’。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被世人接纳的好犹太人，永远不可能。你信什么教？”
“路德教[132]。”
“我从来都没想成为新教徒过。犹太人都是新教徒，大部分人如此，但我不是。被同化，被尊敬，像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那样超然独立，我理解这种欲望，但我知道永远不能去尝试。我见过那些高贵的白人新教徒，梳着漂亮的灰色头发，穿着细条纹西装，屁股上不长痘痘。他们都是我的律师。我就是把这些人送进法庭替我辩护。我不要犹太人。犹太人太疯狂了，就和我一样。容易走向极端。犹太人还容易紧张不安，但这些人自控能力很好，他们身上有我所尊敬的那种冷静超然。这些人非常安静。我可不想变成那样。我没法以这样的状态开始。我是南美洲大草原的野生犹太人。我是美国的青铜巨像。但我爱死这些家伙了——他们让我免于牢狱之灾。尽管他们中有很多人也很疯狂，你懂的。他们酗酒，他们的老婆把头伸进烤箱里，他们的小孩嗑迷幻药然后从窗口跳出去想看看自己是否能飞翔。白人新教徒也有他们的麻烦，我知道这点。但他们没有我那些敌人。我把整个市场逼入绝境，所有人都恨我。所有人。纽约有个演艺俱乐部，我很乐意成为那里的会员。那地方叫调查俱乐部。我喜欢娱乐业，低俗的闹剧，老牌的喜剧。但他们不肯让我进去。他们招待黑手党的打手，他们接受夏洛克[133]这样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但那个犹太老板就是不肯让我进去。我比尼克松的敌人更多。警察，暴徒。就是疯狂、该死、多疑的尼克松本人。我的首席大法官是沃伦·伯格[134]，其他法官还有刘易斯·鲍威尔[135]、哈里·布莱克门[136]、威廉·伦奎斯特[137]、‘奇才’拜伦·怀特[138]，全是美国白人。我老婆是我的敌人。我孩子是我的敌人。我有个分析师，别人雇他来当我的敌人。他们不是想要毁了我，对我进行指控，然后霸占我的产业，就是想要把我变成别人。我从三个月前开始进行精神分析。你有没有做过精神分析？”
“没有，先生。”
“这非常吓人，瑞琦。根本没有结果。我今天早上还在跟医生抱怨，说这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进行一次接一次的谈话到底是不是在浪费我的钱。每次谈话都要一百美元，一个月就是一千六百多美元，太贵了。但我老婆是个非常保守的女人，她想让我接受治疗，于是我只好照办。她是我的第四任老婆，非常保守，我们总是在吵架。她认为色情业相当幼稚。我告诉她：‘对，确实如此，那又怎样？’她觉得我干这行是屈才了。她说我把自己禁锢在一个根本和我不符合的面具底下。如果我能成为别人，我将成为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她和那个精神分析师都是这么想的。我不能说我对色情业半点都没有厌倦，做这行有许多自己无法控制的强迫性——我知道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对谈论舔阴口交以及谁的鸡巴更大这些话题感到无聊了。很多时候我也对各种诉讼案件感到厌倦。我厌烦辩论。对我来说，组织一次让人们观看别人性交的活动也越来越难了——但对于那些想要这样做的人来说，为什么‘不’呢？大家能干其他各种无聊的事，为什么不能干这个？分析师对我说：‘为什么你要如此竭尽全力让自己不被世人接纳？’我有吗？《立可舔》的读者可没有不接纳我。那些想要看一场激烈的色情电影来追求刺激的穷鬼们可没有不接纳我。那些来‘米尔顿千禧年二号’消费的客人可没有不接纳我。我并不是说你可以到我的俱乐部来把任何女人推倒在地跟她做爱。我从来没说过你可以干任何你想干的人。这都是那些该死的法西斯女权主义者们给我扣的欲加之罪，她们之前恨自己的父亲，现在又来恨我。但这并非我的观点。在我这里，每样事情都需要获得双方的同意，每个女人都是由一个男人陪伴进来的。但是你立刻会把那百分之九十说‘喔，我可不做这种事’的人排除掉。你立即置身于一个球场。你可以干任何一个想被你干的人。这在纽约是最受欢迎的。一对男女只需花费三十五美元，包括晚餐、跳舞、在俱乐部待到凌晨四点。你随便去一家纽约的迪斯科舞厅都要花二十五美元。而在米尔顿这里，只要花三十五美元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旅馆套房，能吃东西，还可以拥有整个晚上的活动。而且你很安全。我一年半前重新开业，至今还没发生过纷争。你倒是说说芝加哥有哪个酒吧在过去十八个月里没有发生过骚乱的。在那里，为了争夺一个女人，你得让自己够疯狂。你打架是因为你被压抑、被拒绝。而在米尔顿的店里，你显然已经拥有了一个女人，你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有女人——所以你可以或是看别人做爱自己手淫，或是和你带来的女人做爱，或是干脆和其他人交换伴侣，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对方合适的话。如果你想单独做爱，我们提供小房间，而如果想看刺激的，我们还有宽敞的大厅，里面到处是镜子，甚至还有酒吧。当然，就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无聊的——一百个人一起做爱，那又怎么样？我并没有说这是高级的场所。这些人都住在新泽西或是皇后区。漂亮的人都不会去米尔顿的店里，除了去观赏。真正迷人的交换伴侣者都只在舞会上私下里交换，是加利福尼亚派的。在米尔顿这里，只有笨拙的老好人——有点中产阶级的意思。你知道有多少客人是真的来店里做爱的吗？”
“不知道，先生。”
“你猜猜。”
“我还是集中注意力开车吧，先生。现在交通拥挤。”
“百分之二十，最多。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来看的，就像看电视一样，当个旁观者。但这和海夫纳大厦以及他为随员开的香槟派对不一样。看到电视上他和他那些芭比娃娃我就想吐。我为普通人提供服务。我提供娱乐，提供信息——我让人们心中的感觉正当化，就和别人的一样真实。他们需要来点下流话才能兴奋？那又怎样？他们还是人类，你知道，跟他们一样的人还有成千上万。所有男性杂志加起来有三千万读者。这比给麦戈文[139]投票的人还多。如果所有男性杂志聚集在一起开会要选出一个候选人，他一定会打败乔治·麦戈文。这些买杂志来寻求刺激的男性人数比荷兰、比利时、瑞典、芬兰和挪威的所有人口加起来还多。但是精神分析师还是告诉我我所做的一切只是让我的神经官能症更加系统化。拿破仑也是如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是如此！对我来说这就是精神分析的问题。当然我想要成为一个更称职的父亲。我得应付一个七岁大的儿子，他非常聪明，对我来说非常珍贵，但也非常难缠。他是个神秘莫测的聪明小孩，总是对我所做的一切大加质问。我应该给我的小内森灌输价值观，告诉他何时挑战权威何时接受权威吗？我没有概念。我不喜欢禁止别人做什么事——这不是我的方式。但我在这里，每年收入毛利七百万美元，是性革命里的头号恐怖分子，我完全没有概念该如何教育他。我想学着和他分享。我希望他能感受我的力量，知道我是谁，并且喜欢他自己。我很关心内森。人们往往容易因为我的关系而对他态度恶劣。但我是否应该为了他而彻底改变我的生活？现在他只有七岁，还不大清楚我是谁。他知道有时人们会来找我签名，但他不知道我到底从事什么行业。我跟他说我做电影，有一家夜总会俱乐部，还发行一本杂志。他有一次想要看看《立可舔》。我跟他说：‘这不是给你看的，是给大人们看的。’他问：‘是吗，那里面是什么内容？’我说：‘都是说人们怎么做爱。’他应了声：‘噢。’‘你知道做爱是什么吗？’我问他。结果他说：‘我怎么会知道？’——一副忿忿不平的样子。但等他知道的时候，也许对他来说会很难熬。我去学校接他的时候，那些十二岁大的孩子知道我是谁——我很担心这点。但是精神分析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太复杂了。我通过让人反感大赚一票。我听到分析师提到一夫一妻制，还有什么对婚姻做出承诺，但这些想法在我听来实在太傻。他举这些例子告诉我这才是健康的。我不知道——我是在为一个愚蠢而根深蒂固的精神症状辩护呢，还是在用一小时一百美元的代价让一个专业的资产阶级给自己洗脑？我有许多女朋友，应该摆脱她们。我玩过集体性派对，应该立刻戒除。我跟客人口交，应该停止。我老婆对这一切都不太清楚——她很超脱，天真，心地善良，她不知道。人们都不敢相信她竟然会不知道，但她就是那种女人，而且我又很小心。所以这就是《米尔顿·阿佩尔的故事》：全美国最臭名昭著的色情从业者，我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过着不正当的性生活。荒谬。说我是他们之中最野蛮的反社会亡命徒，粗鲁的化身，生殖器中的卡斯特罗，性高潮狂热者的典范，美国淫妇政治[140]的总指挥——”
即使他想停，也无法停止了。让他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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