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把我抛弃了，思维也像一汪凝固的死水。我的大脑仓库里本来塞满了乌七八糟的故事，各式各样的人物、千奇百怪的思想，此刻却突然变得黑洞洞空无一物，没有印象，没有想象，真的没有了，连虚假的幻觉也不复存在。世界离我而去，生活离我而去，语言也离我而去，文学这个杂种算是把我出卖了！
我上辈子缺了什么大德，罚我这辈子当写匠？
房子像一座坟墓一样令我窒息，我却不愿走出房门一步。我爱这坟墓，我害怕连坟墓也背叛我。往常我一走动思维就会复活，现在我却宁愿久久地站在窗前，死死地盯着阳台石沿儿上的牡丹花。花苞上爬满红蜘蛛，像婴儿的小嘴一样开始绽放的花蕾，从花把儿上一颗颗地脱落下来。是生命就都想开花，好不容易长出这么大的花骨朵儿，眼看就要开花，为什么它要自动放弃这美好的生命、这最光彩的时刻、这最出风头的机会？像尘埃一样微不足道的红蜘蛛真的能把这样一株茂盛的牡丹缠死、磨死吗？可怜这生就一副富贵命的花王，跟着我也受了穷、遭了罪！
“买鸡蛋喽！”
“拐棍儿糖，连玩儿带吃，一毛一根！”
“线手套、布手套换篮子！”
“小磨香油，保准儿香你一溜跟头！”
“换稻米！”
“买活鱼！”
“有旧挂历的卖！”
“有酒瓶、罐头瓶、橘子汁瓶的卖！”
“冰棍败火，败败心火！”
“要煤吗？谁家要煤？”
“打被套！”
“修理钢精锅！”
“谁买香菇？”
我看看表，每隔四十五秒钟窗下就传来一种不同的叫卖声。我的房子地处郊区，所有进城做买卖的小贩全从我楼下开始亮开喉咙，从早晨五点到晚上八点，吆喝之声不绝于耳。这也是一种享受，我房子以外的世界多么丰富多彩，多么生气勃勃，多么诱人，多么烦人。
我非常熟悉的街道代表的声音又从楼角的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来，震耳欲聋，使我汗毛倒竖，以为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这声音我听了五年了，不知为什么老不习惯，憋了一肚子意见也不敢向街道代表提出来。代表是不能惹的，我不怕机关的党委书记却怕街道代表，看见她那用翘起的手指夹着香烟的姿势，听见她那故意咋咋呼呼的说话声，我总觉自己有多少理也说不清楚，感到一种时刻都会被批斗的威胁。
街道代表的所有指示都要借助高音喇叭来下达。据说这几个大喇叭是从附近工厂里要来的，工厂要它没有用，街道不用白不用。老大娘们在话筒面前是什么话都敢说的：
“吴姐、刘大娘、王大爷，快到居委会来。没吃完快吃……该死的，别把瓜子都嗑了，给我留点儿。居民同志们，要注意防盗。别忘了计划生育。别随地吐痰。别让自己的孩子随地拉屎尿尿。别往楼上贴煤饼子，把新楼搞成了个包公脸。别从楼上往下扔脏东西，违者罚款……别逗，等我广播完了跟你算账……少则一元，多则十元，谁捡到一串钥匙，请送到居委会来……”
从前面那座楼群里传来鞭炮声，不知是迎娶新娘，还是为死者送殡。
有人敲门。太好了，今天我最欢迎来客人。倘若是老熟人就更妙了，灌上两杯啤酒，海阔天空地心不在焉地说上一车过后就忘的废话，暂时忘却了一身的文债，乐哉，壮哉，优哉！
来人是我刚结识不久的一家舞厅的老板陈松奇，他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的妇女，有礼貌地向我露出微笑。她很会笑，笑得很得体，很有身份，也很美。
陈老板替我作了介绍：
“这位是大洋海味店的经理颜芳同志。”
我为他们沏上茶，心里猜测着这两位老板的来意……
陈松奇以一种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口吻说：
“蒋兄，我又给你带来一部中篇。”
噢，原来这位女老板也喜欢舞文弄墨，是来叫我给她看稿子的。
“我是不是太冒昧了？”
颜芳不知是自问还是问我，神色却没有丝毫的拘束和不自然。她穿一身款式新颖的乳白色套装，系着鲜红的领带，举止落落大方，气度雍容自然。双眸明澈，透着机敏且又富于表情，从一进屋就不回避我的目光。
陈老板的神色颇为得意，好像他把颜芳领到这儿来是做了一件功德。
“颜经理是个女强人，她的故事足够你写一部中篇小说。”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她本身是一部中篇小说，而不是她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请我看。她一定遇到了麻烦，或是在工作上，或是在个人生活上，也许两者搅在了一起，要向我倾诉一番。这样的事情我遇到的太多了，如果我愿意天天都有得听。中国有这么多善良的受了委屈又起诉无门的老百姓，往往把作家当成了法官、当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这位女士是希望我把她的故事写成小说呢，还是请我帮她打官司呢？也许只是要我做个热心而又有耐性的听众，听她把肚里的委屈全都倒出来，我不用说太多的话她心里也会感到好受一些。
颜芳要讲出一个哪一类的故事呢？
我做完了主人应该干的事情，坐在他们对面的藤椅上，可以仔细地打量这位年轻的女老板。她的脸型、眉眼并不是有多么惊人的美丽，但长得富态，皮肤白得如同葱根儿一般，一白遮百丑。从整体看来她就显得十分漂亮、优雅、丰满，还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嘴角始终带着一种充满自信和对别人无限信赖的微笑。
有着这样一副神情的笑面女郎，会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呢？
陈松奇催促她：
“讲吧。”
“从哪儿说好呢？”
“当然是从头说，好让他听得明白。”
“那话可就长了，”她把目光又转向我，“我没有打搅您的写作吗？”
“没关系，我今天是只坐不写。”
叫我说什么好呢？我知道她会讲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乏味的，生动的，陈旧的，新鲜的？
陈松奇见颜芳要书归正传，起身告辞：
“我把你领来就算完成任务了，你慢慢谈，我还有事就不陪了。”
我把他送到门口，颜芳礼貌周到地又说了一句客气话：
“谢谢你，陈经理。”
重新落座之后她略微沉吟了一下：
“好吧，我就从头讲起……”
一瞬间她突然变得端庄、深沉，眼里似乎还有晶莹的泪光。我立刻觉得跟她的生疏感消失了，愿意为她做些事情。但她的泪水始终没有流出来，闪烁着光芒的眼睛也一直望着我。
哭的学问
一想到父亲的死可能给我带来好运，我哭得就更凶了。别人哭的时候我跟着哭，别人不哭了我一个人还哭，别人假哭我真哭。哥哥嫂子就有一套哭丧的技巧，吊孝的人一来他们倒地就号，声音很大，听起来很感动人，其实是干号，一滴眼泪也没有。身子趴得头挨地，眼睛却滴溜溜乱转，吊孝的人一起身他们的哭声立刻止住，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接来送往，应酬各路亲朋，东张罗西忙活。他们把哭当做一种形式，好像演戏一样是哭给别人听的，是为了凑热闹和制造悲哀气氛用的，把给父亲办丧事当成一种工作来完成，不动感情，忙忙乱乱。我一看到他们这副样子就哭得更伤心了。我是替父亲难过，尸体还在床板上躺着，亲人们就开始糊弄他，不把他当做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真让人寒心，好像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就不觉得他是不该死的。他一辈子没享过福，死得太窝囊了！他刚死，做儿女的就这么容易、这么狠心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吗？我总觉得父亲还没有真死，做儿女的只要心诚是能够把他哭活过来的。
三天来我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唯独眼泪永不枯竭，老哭老流，老流老有。我自己也想不到身上的水分能够通过眼睛都流出来。听说泪流干了就流血，我感到身体渐渐枯萎了，水分似乎快要流尽了。我咽不下东西，吃饭的时候只能喝碗汤。由于跪得时间太长，磕头太多，膝盖酸疼难忍，就像骨头里刺进了玻璃碴儿。只有趴在父亲身上大哭的时候才能忘记这种疼痛。但是一碰到父亲死后第一次见面的人，不论老幼我一律扑上去磕头，孝子（女）头遍地流。老人说儿女磕头是替死去的父亲赎罪，我却总觉得是为自己赎罪。父亲一死我就可以从内蒙古调回来顶替他上班，好像父亲是被我催死的！
在外人眼里我们是一家子，其实一家人之中也有亲有疏，有偏有向。哥哥处处想着嫂子，妈妈最疼大姐，不知为什么我跟爸爸最好，然而数我受爸爸的牵累最多。他在市建筑工程处给头头开小车，有一天得到消息造反派要去掏头头的老窝，他偷着开车去送信，把主任拉到郊区躲起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头头很快就被造反派抓了回来。父亲可倒了大霉，比他拼命为之效忠的当权派挨的打更惨，挨的斗更多，挨的骂更狠，因为他是工人阶级的叛徒，是走资派的走狗，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品质问题，被人瞧不起，单位里不再拿他当人看，我在学校里则成了地地道道的“狗崽子”！
我宁愿当个真正走资派的女儿。走资派毕竟掌过权、得过势、吃过香，人们可以批判他、憎恨他，却不敢轻视他、鄙薄他。有人甚至明里批判他，暗里巴结他，想到当权派终归是当权派，将来也许还会掌权的。当那种人物的儿女暂时受点委屈也值得。我的父亲演的这算哪一出呢？丢人现眼，他活得太老实、太憋气了！
为了洗刷父亲带给我的耻辱，我用了多少心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要想入团就得先博得老师的喜欢，要讨好老师就得有点惊人的举动引起她注意，学校号召捡废钢铁，我就脱下头一天上身的新褂子兜废铁，同学们吓一跳，老师被感动，表扬我是全心全意地一点不掺假地学雷锋。捡的那点破铁不值五角钱，跟我那件新褂子的价值根本无法相比，但我不心疼不后悔。谁知我越是积极，同学们越恨我，越瞧不起我，他们往我书包里倒墨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从后面往我身上砍石子。我成天孤零零的，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有几个同学一见了我就起哄：“汪汪，狗，狗！”
我的活路只能是离开这个学校，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自己的家，宁肯死了也不能再像爸爸那样活一辈子！所以学校刚一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报了名……
火葬车来了，它像个会走动的骨灰匣一样让人发瘆。全家人突然像大合唱一样一块儿号啕起来，他们平时哭得不卖劲儿，原来是留着力气在送爸爸走的时候大哭一场。我却是只有哭的感觉，再也发不出哭的声音。帮忙的人在门外点着了鞭炮，屋里的人七手八脚，闹闹嚷嚷，把父亲抬起来送上火葬车。妈妈和姐姐哭喊着扑向火葬车，帮忙的人把她们拉住了。我始终抓着父亲的手，随着担架不顾一切地跳上了火葬车。我跪在父亲身边，用两只手紧紧握住父亲的右手。
“小芳，下来吧，咱们坐后面的车。”
好像是嫂子的声音，我没有心思搭理她。我不能离开爸爸，不能让他一个人躺在这黑乎乎、阴森森的火葬车里。
“别管她，她是犟眼子！”
哥哥把花圈也想放进火葬车，我使出全部力气才勉强喊出一点声音：
“别碰着咱爸爸！”
一个来帮忙料理丧事的老大爷把花圈拿走了，对另一个帮忙的人说：
“颜师傅的这个老闺女还真孝顺，成天不吃不喝，哭得死去活来。轮到我死的时候能有人这样哭我就知足啦！”
看来真哭还是假哭是瞒不过别人的，儿女的哭声不仅能慰藉爸爸的亡灵，也能慰藉活着的人的心。我感激那位老大爷看出了我的孝心，我把爸爸的手攥得更紧了，如果他有知觉一定会喊疼的。
“哐当”一声，火葬车的后门关上了，车厢里一片漆黑，我看不见父亲的脸，双手抓得更紧了，父亲的手又粗又硬。
火化场在远郊，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进了火化场父亲就真正的走了，我愿意就这样握着父亲的手永远走不到火化场。火葬车里密不透风，一股又腥又霉的恶臭噎得人喘不上气来，车厢不停地晃动，父亲的尸体也在担架上轻轻地摆，就像又活过来一样。我一点也不害怕。由我来陪着父亲走完这通向死亡的最后一站，我感到满足，感到心里的悲痛似乎也减轻一些了。
四周格外安静，只听见了车轮滚动的声音。没有人管我，也不会再有人劝我，我可以尽情地哭，有泪尽情地流，没有多长时间好哭了。人活得这么艰难不哭是不行的，可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痛痛快快地大哭、敢哭，把心里的忧患悲哀痛苦委屈酸咸苦辣全都哭出来……
（她想跟我说什么？泪光闪烁，黯然神伤，脸上的线条无比柔和，惹人爱怜，我真受不了女人的眼泪。几乎可以断定，这位颜经理一定是来向我叙述她感情生活上的不幸，开头先谈她父亲的死，借以打开自己感情的闸门。
前天，我中学时期的一位同学突然来访，费了好大劲儿我才认出眼前这位地道的“城市胖大嫂”就是昔日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侯玉屏。当时她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队长，每逢她们赛球或练球的时候，球场四周就围起好几层人墙，几千只眼睛与其说是看那只飞来蹦去的篮球，不如说是为了尽情地光明正大地盯着侯玉屏，苗条的身材欢跃奔跑，有力在扩张，美在流动。姣好的脸蛋红扑扑，充溢着生命的朝气。飞扬的短发像黑色的闪电，放射出一股强大的电波，吸住了所有观众的心，无一例外地都为她叫好，为她的队加油。许多男同学以能跟她说上几句话或被她看上一眼为荣。想不到岁月的斧凿竟把她砍削成这副模样！我仔细观察才能找到她身上残存的那一点年轻时候的神韵。几句客套话一说完，我问她找我来有什么事情？侯玉屏突然哭了起来，咧着大嘴，完全不管美观不美观，不管我心里会怎样想，她哭得自然而又真诚。我发现女人的眼泪是与人交往的最好黏合剂，有了这种东西立刻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了。
她的精神眼看就要崩溃，谁知道呢？也许永远不会崩溃。但我感到惊慌失措，请她快点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我帮什么忙？我一定两肋插刀！千万别这样真枪实弹地大哭。
侯玉屏的丈夫比她大十三岁，年轻的时候说不清得过一场什么大病，左边的肺和四根肋条被摘除了。身子变歪，右肩高左肩低，胸脯扁而瘪，不论走到哪里，“半导体”的外号始终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导者，倒的谐音。再加上秃顶，丝瓜脸，这副尊容真够十五个人瞧半月的了！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的内心世界比他的外表更难令侯玉屏容忍。他们有三个孩子，二闺女今年要考大学，回到家就复习功课，“半导体”一进家门则必须打开电视机。如果他回来得晚一点，就边喝酒边看电视，酒菜倒不甚讲究，只要有一盘炒鸡蛋、二两花生豆就行。如果侯玉屏再给他加上两个菜，他就会美得摇头晃脑，啧儿咂儿地把酒喝出响声来。喝到兴高采烈时，他就敢当着孩子们拍拍侯玉屏的肩膀，得意地夸上几句老婆：“咱这小娘儿们，没比了！”倘若他回来得早，酒足饭饱之后沏上一壶热茶，往电视机跟前一坐，不看到播完了第二天的节目预报不挪窝。只要是电视剧他就百看不厌，没有电视剧有广告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儿。光眼看还不行，嘴里也不闲着，他的评论自然都是独特的顺口的有时也不失幽默感的一串串粗话，激动起来还要手舞足蹈，拍桌子打板凳。如果有武打片或者足球赛，那更是如同过年一般，“半导体”从一早晨就念叨，就盼着天快点黑。想想看，有个这样的“一家之主”，家里会有多热闹！
二闺女、三小子不得不用棉花把耳朵堵上。趴在墙角的台灯下准备功课。大闺女已经参加工作，就越发看不惯她爸爸身上的俗相劣骨，更受不了他像个大烟鬼似的，香烟一根接一根。他越激动越高兴就抽烟越多，把屋里熏得老是乌烟瘴气。为了三个孩子的健康，侯玉屏也只得给他买好烟抽。他的气质本来就是劣等的，如果再抽劣等烟卷儿，通过他的单肺臭嘴过滤后吐出来，那气味还好闻得了吗？三个孩子嘴上叫他爸爸，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但并不认为“爸爸”是个好名词儿，全不尊敬他，惹急了一块向他进攻。只要有一个孩子先对“半导体”发难，其余的两个人就会在旁边策应，一唱一和。
二闺女忍无可忍：“妈妈，瞧你给我们找的这个倒霉爸爸。你怎么找了这么个人？到马路上随便捡一个也比他强！”
大闺女的思想已经比较解放：“要叫我呀，一天也跟他过不下去！”
看过电影《雷雨》的小儿子也接上一句：“还不如鲁贵。”
“半导体”的优点是不管儿女们骂出多难听的话，他也不会寻死觅活，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不影响看电视。因为他比儿女们更会骂街：“你们这仨王八蛋要造反哪？”
二闺女：“你搅和得我看不了书，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别你妈的拉不出㞎㞎赖茅房！”
大闺女：“那个臭电视有什么好看的，连幼儿园水平都不到，就你一个人看得那么上劲！”
“你管得着吗？老子为你们挣了大半辈子命，不就是有这点享受嘛。”
小儿子最坏，知道他爸爸怕谁，就说：“妈妈，明儿个你到厂子找他的头儿去，就欠叫他的头儿治他！”
“小王八蛋！”
一只茶碗飞过来，“半导体”被捅了疮疤，勃然大怒。
可惜孩子们并不怕他，挨几下打也不怕他。
“我们是小王八蛋你就是大王八！”
“他本来就是第三者插足，咱妈根本不爱他，是他涎皮赖脸地硬把妈给磨过来了。”
“这就叫本事。我不把你妈夺过来，能有你们这群小王八蛋吗？”
“半导体”反而笑了。他知道自己不是王八，所以对儿女们照骂不误。
侯玉屏在旁边坐着，一声不吭，她要说说孩子，孩子是会听的。但她不想说，这能怨孩子们吗？她想说丈夫。丈夫是不会听她劝的，只有她离家出走或提出离婚，“半导体”才会真的害怕。孩子们都这么大了，怎么可以老演那一出？除此她实在不愿意跟丈夫说话，有什么可说的？有时十天半月想不出一句可以跟丈夫说的话。
然而“半导体”并不需要她的语言，也不管她的灵魂呀什么的，只要能给他炒菜做饭，能给他烫酒买烟，能给他管家，夜里能给他个身体，就足够了。他形容侯玉屏的身体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摸着像凉粉儿，上去像个小轮船儿，真美，我这辈子算不白来！”
因为他的躯干瘦小枯干。
侯玉屏真想哭。但是只要有丈夫在跟前，她就一滴眼泪也没有，她感到自己像个木头人一样活了这么多年。只要离开丈夫，她就感到自己像个活人，对谁都可以大哭一场。
她找我来就是为了痛痛快快地哭给我听？她应该去找心理学医生。据说在发达国家心理学医生很赚钱。中国有多少像她这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家庭？特别是中年人的感情生活，许多人都碰上了一点危机。可惜我对心理学著作读得太少了，否则一定会比当写匠有出息。
侯玉屏怎么会嫁了这样一个人物呢？）
有几个日子是我到死也不会忘记的。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三十分，车厢里站满人，站台上挤满人，车上车下一片怪声怪气的哭叫声。那不是正儿八经地哭，开头谁也不敢哭，万一落下个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那就够你哭一辈子的了！一种被压抑的哭泣，一种被憋得变了腔调的哭声，从几千张嘴里一块发出来，变成一片号叫，一片怪叫，惨不忍睹，悲不堪闻！
去内蒙古落户是我自己拿的主意，我一肚子火气，一肚子仇恨，能够控制着自己不哭出声。当看见要跟我一块走的红卫兵大队长也抱着家里人哭天抹泪，我才敢流泪。我的上半截身子探出车窗，妈妈和大姐一人拉住我的一只手，她们早就哭成了泪人，不比现在哭父亲的去世流的泪少。当时她们认为我去内蒙古就是发配，就是有去无回，跟死了差不多。人们哭小的总要比哭老的流泪多，从这一点看我是幸运的，小小年纪就赚了亲人许多眼泪。
我没有听见火车鸣笛，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时候开动的，只觉得拉着妈妈和姐姐的手越来越紧，渐渐拉不住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拉着的手分开，我眼看着妈妈昏倒在站台上。
我全身都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是泪，妈妈怎么办？姐姐一个人能把她救活吗？站台上那么多人会帮忙的，大家都是同病相怜，怎么见死不救？这能怪我吗？我不主动报名也得走，与其被打着走不如自己走，还落个爽快，落个积极。既然早晚都得走，晚走不如早走，早走也许会去个好地方，上级好拿我们做样板动员后边的人。如果我们去的地方又苦又穷，后边的人谁还愿意再学我们的样子上山下乡呢？以后才知道我这些小心眼儿、小聪明全都不灵。
妈妈和姐姐被人群挡住了，我看不到她们了。这时车厢的喇叭里传出一道命令：
“全体起立！”
我们都在自己的位子上站好。
“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重复着，但声音沉闷，混乱。
“让我们放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家唱出的是哭音，声音尖细而又微弱。唱到第三句的时候车厢里变成一片哭泣声……
自我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难忘的大哭。
第二次大哭就是三个月以后了。
内蒙古迎接我们的是夹生的高粱米饭和爬着白蛆的黑酱。一间屋里住着我们八个女同学，一切都不习惯不适应，连饿带累熬得大家邪火特别大。火气一大是非就多，为了一点小事也会吵架，一吵架就哭，一个人哭别的人就跟着一块哭。大家好像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机会痛哭，发泄心里的委屈和痛苦，她们都是“红五类”，有这个权利放开嗓子大哭大闹。唯独我不能哭，我是地地道道的“狗崽子”，低人一等，不敢哭。因此一有人吵架我就急急忙忙地站在中间劝架，我怕她们哭，看着她们哭而自己不能哭是最难受的事。
慢慢地我学会了笑，难受的时候笑，愤怒的时候笑，受了委屈笑，挨了饿笑。但我心里实在憋得难受，真想找个机会大哭一场！
有一天下小雨，我刚接到家里的来信，想家的情绪实在难以遏制了，就骑上马跑到二十里以外的大草甸子上，在这儿不论怎么哭怎么叫也不会有人听见！我先是像演员练嗓子一样坐在马背上大叫：
“啊——啊！”
这喊声逐渐地变成了哭声。我撒了大泼，像个野人，像个疯子。我拼命地哭号，荒漠的大草原立刻就把我的声音全部吞没了。我尽情地放逐眼泪，但泪水很快就被雨水冲掉了。我哭够了，哭累了，从头到脚都被雨水浇透了，心里舒坦多了，骑着马慢慢回村子。
汽车停住了，骨灰匣式的车厢打开了，哥哥跳上车来。
“小芳，快起来，帮我把爸爸抬下去。”
我想站起来，可是腿不听话，伸不直。我的双手还紧紧攥着父亲的右手，也松不开了。不知是我舍不得离开父亲还是父亲舍不得丢下我，他的手指弯曲，骨节像铁钩一样死硬死硬，跟我的手指绞在一起。
哥哥害怕了，吓得脸都变了颜色：
“小芳，你怎么啦？”
他这一喊叫，姐姐、嫂子们都围到车门口，不哭爸爸倒大呼小叫地哭起我来，“小芳”、“小妹”地喊个不停！
还是火化场的工人胆大有经验，跳上车用力把我的手指掰开了，哥哥把我扶下车。他们抬走父亲，我紧追两步，哭喊着要往父亲身上扑，眼前一黑却倒在姐姐的怀里。我并没有死过去，心里还挺明白：
“爸爸就要被他们烧了……”
故事像生活本身一样无聊
（颜芳望着我阳台上的那盆牡丹花，眼睛超然于有情和无情之上，睿智白皙的额头凝聚着静谧和充实感。我眼睛望着她，耳朵听着她有滋有味的讲述，不知为什么脑子老开小差儿，又想起了我的同学侯玉屏。颜芳同侯玉屏毫无共同之处，我为什么老把她们两人的命运搅在一起？
侯玉屏是著名的侯家码头大掌柜的千金，她家趁十几条轮船。从前连日本人也让侯家三分，她记得每年她父亲过生日都要摆下一百桌酒席。侯玉屏却偏偏从小就爱上了一个穷邻居的儿子鲁振元。鲁振元的父母以捡破烂儿为生，他父亲到市内走街串巷地去收破烂儿，他母亲就在侯家码头上捡捡拾拾，最为侯家的人所瞧不起。家里弄得脏糊糊。房前屋后摊晒一堆堆乌七八糟的破烂东西。然而鲁振元却长得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子，英俊的大脑袋，很帅的小平头，大耳、高鼻、闪着光芒的眼睛。热乎乎的一双大手，处处透着憨厚、真诚、英气的力度。他还是全市中学篮球联赛的冠军队——十八中校队的主力队员。
鲁振元比侯玉屏高三年级，侯玉屏有做不出的功课就去问他，做得出的也去问他。她喜欢胳膊肘顶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巴颏，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鲁振元，她就愿意听他说话。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行，至于他讲些什么无关紧要。两人谁有了一点好东西都要偷偷地送给对方，一支钢笔，一个铅笔盒，一种好吃的东西……
渐渐地两人都感到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于是写情书。替他们传递情书的是鲁家窗台上那盆死不了花。谁写好了情书就压在花盆底下，把对方的信取走。侯玉屏说：
“振元的脚爱出汗，他的球鞋和袜子很臭，可是我不嫌。反而喜欢偷偷地闻它、亲它，有一种男人特殊的气味令我激动得浑身战栗。我对老邢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情。”
老邢就是“半导体”，全名叫邢起福。他又干又丑，毫无性感。
解放以后鲁振元的父母都有了正式工作，日子越过越好。而侯家却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侯家的主要人物死的死，坐监狱的坐监狱，侯家码头彻底归了国家。这些变迁不仅没有影响侯玉屏和鲁振元的关系，反而使他们的关系更亲近了。鲁振元决心打一辈子篮球，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湖南体育学院。母亲为他做了个红裤衩，穿上它可以保佑他在球场上平安无事，临行时他却把这件宝物偷偷地送给了侯玉屏。侯玉屏送给鲁振元一块手绢，咬破中指用自己的鲜血在上面写了四个字：“生恋亡爱”！
那个年月时兴写血书。）
我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这七天里，哥哥拿着我从内蒙古带回来的县、公社、大队的三级证明信，到建筑工程处为我办好了顶替父亲回城上班的全部手续，姐姐到派出所替我报上了户口。一切都很顺利，因为父亲死了，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城里终于有了我立脚的位置。
已经官复原职的工程处党委书记吴国基还挺不错，没有忘记我父亲为他开了十几年汽车，没有忘记我父亲为了救他而受的那些折磨，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
曾孟达同志：
颜芳同志分到你队工作，她在农村插队期间表现很好，请你多加培养，对她的能力给予足够的重视。
吴国基即日
哥哥向我夸耀他费了许多周折才见到吴国基，幸好吴书记不是那种“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断”的人，没等他多费话就大笔一挥写了这张条子。别小瞧这张纸，它比任何盖着公章的证明信都更管用。曾孟达是工程处下属的一个修缮队的党支部书记兼队长，是吴国基提拔上来的。吴国基叫他对我“多加培养”就等于告诉他要对我“多加照顾”，叫他重视我的“能力”就是说要给我分派一个轻松的工作。这跟黑话一样难懂。我问哥哥，这位吴书记既然想帮忙，为什么不把话写得明白点儿呢？哥哥说，当头儿的都是大滑头，这张纸条万一落到别人手里也找不出毛病，不至于给他招来什么麻烦。
我有工作了，我也要赚钱了，从今后再不吃闲饭，不用家里为我操心了。我把吴国基的纸条小心翼翼地放进钱包里，恨不得立刻就去上班。妈妈不让，死活又把我关在屋里休息了两天。她说我只要一去报到，再想歇着也不行了。我躺在爸爸曾经睡过的床上老有一种犯罪感，我的职业、我的城市户口都是用爸爸的命换来的。活人沾死人的光总叫我心里感到不自在。家里还笼罩着一股沉闷悲凉的气氛，亲戚朋友都走了，连哥哥姐姐也都回去各自照看自己的小家庭，屋里显得空落落、死寂寂。我不愿让妈妈着急，就老老实实地留在家里。吃不下强吃，睡不着硬睡，无话可说就找事做，把里里外外、墙角旮旯，彻底清扫一遍，凡是爸爸用过的东西该拆的拆，该洗的洗，该扔的扔，该烧的烧。
我把屋子翻了个个儿，换了个样儿，好像把死气、晦气全赶跑了，屋里亮堂了，干净了。
我怀着一种新鲜的感觉去上班，走进修缮一队的大院子却吓了一跳，心情立刻紧张起来。院子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建筑材料和脏糊糊的工具，这儿扔着几个灰斗，那儿丢着几把坏铁锹，小推车轱辘朝天，砖头瓦块如星罗棋布。比这些东西更脏更乱的是院子里的这些人，有人赤裸着上身躺在墙根儿下的草袋子上，枕着砖头，露着黑森森的胸毛，让我想起凶猛的野兽。有的手握大饼油条正往嘴里塞，有人高声说着粗话，他们正常说话就像骂街。阴凉处还有人在下棋、打扑克，我感到惊奇，这也算是个国营单位吗？工人就是这个样子？懒散、粗野、肮脏。我游游移移地走进院子，感到自己的气质和穿着打扮跟这里的环境气氛极端不协调。早晨出来的时候我还特意挑选了一身最朴素的衣服，黑纱的短袖衬衫、黑裤子，白凉鞋，因为我正在穿孝。话说回来，不论什么衣服一穿到我身上就格外抬色，我长得很白，当时留着运动员式样的短发型，被一身黑衣服一衬，一定很精神。我知道自己长得不算多漂亮，可从小到大没有人说过我长得丑。平时被人夸奖长得漂亮是一件很得意的事，但是一个漂亮姑娘走进这样的修缮队可就不大妙了。工人们全都扭过脸来看我，我突然感到全身一阵哆嗦，似乎浑身的衣服被他们的眼光剥得精光，连灵魂也裸露无遗了。我低下头不敢看他们，却又不知道该进哪个门。
有人咂嘴：
“嘿，要想靓一身青！”
有一个身材高大、相貌丑陋的人迎着我问：
“你找谁？”
“我找曾书记。”
“他不在。”
“那……”我不知该怎么办，是回去呢，还是打听一下能不能找别的人报到？
“孙队长在。”那个人主动把我领到院子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门口的墙上钉着个牌子——党支部办公室。他很积极地高叫一声：“孙队长，有人找！”
孙队长倒是一副很斯文的样子，眼睛抬起来，手里的钢笔也停住了，白净脸，整齐的分头，雪白的衬衫领口没有一点灰垢，想不到在修缮队还有这般干净秀气的人物。他望着我，眼镜片后面一双敏锐的眼睛闪闪发光：
“你找我？”
“我是来报到的。”
我糊里糊涂地把吴国基写的那张纸条递过去，孙队长仔细端详着那张纸，好像在辨认是不是吴国基的笔迹，我紧张地在等待着他对我的命运做出安排。孙队长终于把那张宝贝纸锁进了抽屉，站起身来，向我伸出手：
“欢迎你，颜芳同志。”
他的手挺软，可是很用力。我碰了一下他的手就赶紧松开了。
“我叫孙可展，是这儿的副队长，我知道你的事情，请坐。”
我在他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吴书记在信里叫我们多照顾你，给你分配一个轻闲一点的工作。”我心里一动，他们当头头的都看得懂这些黑话。吴书记的纸条是写给曾孟达的，他为什么一口一个“我们”，看来他与曾孟达商量过我的事情了。
“吴书记耍了个大滑头，他本可以把你留在上面，工程处是个大机关，哪个部门都缺人，再说你父亲，生前就是在处里开汽车。”
孙队长讲得诚恳而又直率，竟然当着我这个新工人的面说他的领导的坏话，一副替我抱不平的热心肠。我知道自己只能当工人，因为我是顶替父亲来上班的，父亲是工人，我怎么可以留在处里当干部呢？我担心是他不愿意要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孙队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实实在在地说：
“既然处里把你分配到我们队里来，我们当然非常欢迎。就是工作紧一点，要登梯爬高，修房拆房，搬砖送灰，你干得了吗？”
他尽管讲得很客气，我却没有挑选的权利，我不知道这里还有什么工作，我应该干什么工作。我急于上班，怎能一见面就挑肥拣瘦给领导一个坏印象呢？我很干脆地点点头：
“我能干。”
“那好，你先干着，有了合适的机会我一定给你调换。”
他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
他走到门口，冲着院子喊了一声：“宝和，来一下。”
院子里的工人跟着他的声音起哄：
“宝和，头头找你有美事！”
应声走进办公室的就是刚才为我带路的那个大个子，孙队长介绍说：
“他叫王宝和，过去在部队上打篮球，现在是咱们队三组的大组长。”他转一下脸又向王宝和介绍我，“这位是颜芳同志，分在你的组。你带她去把工作服、毛巾、肥皂之类的东西领出来。”
（怎么，又是一个打篮球的！我今天被困在篮球场上了。）
王宝和显然没有想到我是来当泥瓦匠的，而且还分在他的手下当兵，他那张骨多肉少的脸掩饰不住心里的惊讶，似乎还有几分高兴或者得意。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两颗戴着钢套的大门牙：
“走吧。”
我跟在王宝和后面走出办公室。有人——大概也是组长一类的人物，在招呼工人们去干活儿，躺着的开始坐起来，坐着的准备站起来，站着的懒洋洋地去收拾工具，院子里乱哄哄的。工人们一见王宝和那一本正经的神气劲儿，后面又跟着我这样一个穿着一身青的姑娘，可找到了取乐儿的话题：
“大老王，孙头儿找你什么事？”
王宝和脚不停头不回，扬起右手，用大拇指朝跟在他身后的我一点：
“给我们组分来个新工人。”
“嘿，我说你美得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宝和，孙头儿爱你，尽挑圆脐的给你……”
他们的嘴里好像吐不出有人味儿的干净话。我今后就要跟这些人在一块干活儿吗？看来工人不如农民，农民比较老实，讲点情面，当着我们外地来的姑娘是不说脏话的。
半个月下来我就适应了修缮队的工作。听起来姑娘修房子似乎是个很吃力的活计，其实每天最多干五个小时的活儿，其余的时间就是喝水、聊天、打盹儿，跟我在农村受的累相比差远了。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半农半牧，不要说干开山挖河修台田这些重活儿，就说割豆子吧，内蒙古的地垄几里地长，从这头望不见那头，我干活儿好强，割到地头腰就像断了一样，好半天直不起来，左手被豆荚扎得血糊糊的。我割到头不敢直腰，因为腰伸直了就不想再弯下了，我还要回头接应长毛，长毛至少被落下了一里多地。她是我的同班同学，长得美极了，她才真正是太阳的女儿，是大自然的娇闺女，太阳晒不黑她，风吹雨打也改变不了她那滑润的细皮嫩肉。尤其是那一对眼睫毛，又长又好看，连我都爱看，我俩特别要好。每逢我帮她割到了地头，她就累得坐在地上哭一场。对我这个吃过苦中苦的老知青来说，修缮队的活计简直不算一回事，使我想不到的倒是在智力上受了一次打击。修缮队是个三百多人的单位，有不少适合女人的工作，何况我哥哥又走了吴国基这样一个大后门，我本来是可以不必下组当泥瓦匠的，事后我才知道是自己把事情办坏了。
曾孟达跟孙可展两人关系紧张，我愚蠢地把该给曾孟达的条子交到了他的对立面手中，事情还能不砸锅吗！孙可展一是吃醋，党委书记在写条子的时候只想到曾孟达是一队的头头，眼里根本没有他。他就用琢磨我来证明自己在修缮一队里的权威。孙可展二是多心，他怀疑我会成为曾孟达的人。他如果给我分个好工作，我也只会感谢吴国基和曾孟达。他当然不会办这样的傻事。他把我整治一下，实际是表明对曾孟达的蔑视，等于告诉我，在这里只有他说了算，走别人的关系行不通。他做得无懈可击，又蔫又坏又损，曾孟达上班后知道了这件事也无计可施。
哥哥为这件事对我埋怨个没完没了，我仍然怀疑孙可展是不是真有那么坏。以后他见了我总是主动找话说，问长问短，非常关心我的工作情况。即便他真是曾孟达所说的那种笑面虎，也装得太像了，太好了，令我佩服。我不后悔也不怨恨，怨恨别人是无能之辈走投无路的表现。我从来不承认自己走投无路，我不会当一辈子工人，更不会老干这个泥瓦匠……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信心？自己也说不出多少道理，眼前似乎也缺少根据，但我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决心。人不是靠道理活着，而是凭感觉活着。我的感觉特别准确，我很相信自己的感觉。五年前我下乡的时候嘴里说的是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心里想的也是扎根。但理智之外老有一种感觉冒出来：我不会在农村待一辈子。只要知道眼前的工作是临时的，我就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什么累都能扛得住。现在还不都是应验了！在一块下乡的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回城的。爸爸死的那天晚上我正住在姐姐家，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我从马上摔下来，脸正好摔在石头上，两颗门牙全磕掉了。硬是把我疼醒了，掉当门死亲人！我感到不好，爬起来就往家跑，回到家爸爸正捯气儿，他不看见我是不会咽气的！我抓着他的手，不住声地喊爸爸，他安安稳稳地闭上了眼睛。对，我的感觉和决心就来自爸爸，我决不当个像他那样窝窝囊囊活一辈子的工人！
我开始学科技英语，当同组的工人喝茶抽烟聊大天的时候，我就掏出小本子背单词。至于学好英语是不是准有用、能不能改行去搞翻译先不去想它。长毛的父母都是理工学院的老师，他们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老先生愿意教我，我愿意学，这就行了，总比把时间白白地浪费掉好得多。我对科技英语兴趣很大，我相信只要自己学好了就一定会有用处。各个技术部门和大企业都有科技资料室，我可以翻译英文科技资料，顶不济还可以当资料员，只要能跳出修缮队就行。
但是在干活儿上我不让别人说出闲话，该我干的我决不少干。在心里我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跟王宝和一样的泥瓦匠，我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心里总感觉这是暂时的，就像作家体验生活。在穿戴上我不赶时髦，那时候的时髦就是丑，女的男性化、大众化、工人阶级化。我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一下班就换上自己喜欢的好衣服，即便是上班穿的工作服我也把它拆开重新改做了，穿在我身上就像迎宾服一样合体、板正。我不是夸打扮，我喜欢长毛身上那种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熏陶出来的气质，我羡慕长毛母亲那种有知识教养的妇女所具备的风度。王宝和说我老像个客（qiě）似的——北方土语，指娇贵的客人。修缮队那些邋邋遢遢故意把自己打扮成十足泥瓦匠的女人，背后没少戳我的脊梁骨。说我妖里妖气，尽穿奇装异服，一身资产阶级的臭味。我听到这些闲话不仅不生气，反而高兴，我就是要把自己改造得不像个工人，当个资产阶级也比当个资产阶级的走狗强！资产阶级好赖还是主人，“狗”——这个字给我的刺激太深了。她们忌妒我的衣服漂亮，当着别人面骂我，暗地里又偷偷照我的样子裁衣服。她们还忌妒修缮队里那些最粗鲁的男人也不敢跟我甩脏话，愿意跟我搭讪，在我面前都装得人模狗样、规规矩矩的。
家里开始为我张罗着找对象，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也没有。可自己心里有主意，不找工人，颜家到了我这一辈儿一定要改变门风！
一年以后才碰上一个合适的，他叫谢雨田，是冶金研究所的技术员，他父亲在一家工厂里当会计，头上还戴着一顶资本家的帽子。谢家祖辈经商，开着一座绸缎庄，轮到谢雨田的父亲当掌柜的时候赶上公私合营。我果真找了个资产阶级。谢雨田迷上了我，他的父母却不大赞成，具体意见说不出来，就感到我太精，过分讲究穿戴，一定很会花钱，担心他们唯一的宝贝儿子会跟着我受气、受穷。谢雨田对我的感情倒很铁，宁肯跟家里闹翻也不愿跟我分手。我们相识八个月之后，雨田拿出一百二十元钱在饭馆包了三桌筵席，我们就算结婚了。
（看起来侯玉屏的命比颜芳好，她一进工厂就分配学电工，又轻闲，又有技术，令多少学徒工眼红眼气。而且还碰上了一个好师傅，脾气好，嘴也能说，给她讲技术，讲玩儿，领她逛商店。就是长相有点拿不出去，身体像一把干柴火。夏天，工人们下班前喜欢脱光了膀子在变电室里大洗一痛，并不回避女工。侯玉屏有幸看到了师傅身上那条一尺八寸长的大刀口，像肚子上安了个大拉锁，着实把她吓了一大跳。好在邢起福是做她的师傅而不是做她的对象。当师傅长得丑有什么关系！
侯玉屏的父亲在监狱里得了气鼓症，保外就医没有几天就死了。她的母亲不知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就是不同意她跟鲁振元谈恋爱，没完没了地跟她吵闹。什么小人得势啦，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老太太好像把家破人亡的怨恨全发泄到鲁家人头上了。因为鲁振元的父亲刚好在码头上当了个工会小组长。老太太不愧是侯家码头的大奶奶，家道破败了仍然说一不二，威风还在。侯玉屏表面上看娇生惯养，活泼好动，内里却又十分懦弱，没有主见，凡事都要依赖家里。她虽然给鲁振元写过“生恋亡爱”的血书，现在却感到跟鲁的关系成了她心里一个沉重的负担。家里不同意，师傅劝她散伙，朋友们有的劝她散，有的劝她坚持下去。到家里受围攻，到厂里被议论。她真感到受不了了，这个大包袱实在背不动了，她真想甩掉这个麻烦，快点了结算啦！
师傅邢起福替她做主，托人以她的名义给鲁振元写了绝交信，把那个红裤衩也退回去了。
每天下了班都是邢起福送她回家。在汽车上邢起福偷偷攥着她的手，她不敢动，也不敢叫喊。邢起福摸准了她的性子，在班上趁着没有别人的时候也敢搂她、亲她。她没有一点快感，但也不敢反抗，怕师傅伤心，怕一喊叫让别人看见更不好。稀里糊涂的厂子里就有了风声，大家都知道侯玉屏跟她的师傅好上了，这舆论正是邢起福求之不得的。可她心里只有鲁振元，根本容不下别的男人，至于嫁给师傅“半导体”，她连想都不敢想。但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她已经跟鲁振元散了，如果再吹掉邢起福，人家会怎么说她呢？还不把她看得更坏了！
侯玉屏在心里开始可怜邢起福，缺肋少肺的，快四十岁了还找不上个对象，难道真的就没人要他了吗？
她想，跟谁不是过一辈子。
现在才明白，这一辈子原来这么长，这么难熬！
奇怪的是侯老太太竟接受了邢起福这个女婿，只要女儿不找鲁家的儿子，找谁都行。何况找个年纪大的丈夫知道疼人。
他们结婚的时候全是侯玉屏娘家拿的钱。邢起福是一个穷光蛋，他挣的那点钱不够他抽、喝、玩儿的，根本没存下什么钱。连邢起福身上穿的单、棉、皮、夹、纱，也都是捡老丈人的衣服改做的，全是讲究的外国货。
邢起福婚后十分得意地对他的哥们儿说：
“没想到一鸡巴捅钱柜上了！”）
初试锋芒
我婆婆是家庭妇女，她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希望她儿子跟我打架，最好能每天把我打一顿或骂一顿，她心里就舒服了。她成天走出走进地甩闲腔：
“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
“不叫媳妇知道锅是铁打的还行？”
她儿子偏偏不争气，只要一回到家里就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转，我洗衣服他替我倒水，我做饭他替我洗菜。婆婆当然又有了骂我的话题：“瞧这个小媳妇，多会支使人！”她心疼儿子，就好像我不心疼自己的丈夫，殊不知这正是做丈夫的一种享受，不论婆婆怎么说，雨田的眼睛一刻也不愿意离开我，舌头尖上老有跟我说不完的话。我理解他的感情，我们是新婚夫妻嘛！看到丈夫这副黏糊糊的傻劲儿我心里也是甜滋滋的，我似乎从结婚以后才知道自己还是有点魅力的。女人嘛，就是要学会利用“女人”这两个字，从吃喝到穿戴我把雨田侍候得无比周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不做重样的菜，每天晚上这顿饭都吃得他满嘴流油，肚子撑得鼓鼓的。做完家务我总是躲到房子里把自己打扮得水水灵灵的，在外边不能穿的衣服在家里都能穿，衣服最好也像菜谱一样要不断调换，让男人感到惊奇，有新鲜感才有吸引力。我最不赞成姑娘一结婚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待到生了孩子就更成为一个邋遢婆娘，那样的家庭不会有长久的幸福。我结婚以后比当姑娘时更注意自己的打扮，雨田说我们的“蜜月”变成了“蜜年”，他恨不得不上班、不出差，成天在家守着我。他有一副低眉顺眼的好脾气，还有点上进心，但没有什么很大的事业心，决不想干一番什么大事情。这正是我理想的丈夫，我要的是属于我的丈夫，而不是什么政治家、事业家，丈夫一成名成家就属于别人、属于社会了。我们俩从未红过脸，好像老也好不够，一向把独生儿子当做私有宝贝的婆婆能看得惯吗？尽管我包揽了全部家务活儿，仍然看不到公婆的好脸色，听不到他们一句热乎话。越是这样我就越好办了，表面上看我受公婆的气，在人情大道理上我却占了上风，我不欠他们的，他们只欠我的，他们做的越过分，欠我的越多，我就越主动。他们是可怜的，这样做说明他们心里虚弱，不近情理地害怕我夺走他们的儿子，哪有婆婆跟儿媳妇争醋吃的！我哪是受气的人，他们闹得越凶，反倒显得我是强有力的，心里不虚不愧。既然他们老拿我当外人，我也只需把他们看做是上了年纪的糊涂客人就行了，恭恭敬敬、客客气气，这一套我全会。
“不就是个泥瓦匠吗，一天三开箱，美不够！”婆婆对着门口骂。
我不接茬儿，送给她粲然一笑，等于告诉她，她儿子爱的就是我这个美劲儿。
“在家里干活儿用得着穿那么好的衣服吗？给谁看呀？”婆婆对着镜子说。
她连这个都不懂，当然是给她儿子看。
婆婆的火气越大我越想笑。在学校，在农村，在修缮队，什么气没受过，何况她是我丈夫的妈妈。饭菜做好了我去请：
“爸、妈，吃饭吧。”
夏天我几乎天天下班都要洗衣服，这也是我的一条罪状。我每次洗衣服都要过去问一声：
“妈，您把衣服脱下来我给您洗洗吧。”
“我没有那么臭美，衣服用不着天天洗。”
晚上雨田回来她会用另一套词儿告我的状：
“雨田，今天你媳妇说了要给我洗衣服，我还走得动爬得动。”
好像她的衣服从来没有让我洗过。
雨田只好堆出一脸苦笑：
“妈，她要给您洗衣服不是好事吗！”
“有好事没好心……”
婆婆又开始数落起来了。只要她一拉开架势骂街，我就斟一杯茶递过去：
“妈，看您说得怪累的，喝点茶润润嗓子。”
她就更是不依不饶了：
“好啊，你这个笑面虎，就想把我气死！”
我也成了笑面虎，就跟孙可展一样。
每逢这种时候，雨田就夹在我和婆婆中间受洋罪。批评妈妈吧不像话，老太太一句“娶了媳妇忘了娘”或者“被狐狸精迷住了心窍”，就会把他堵回来。批评我吧，我又没有错。这种场合总是我给他解围，把他拉到我们的屋子里，打开收音机，最好有音乐节目，让他听音乐能消气。我帮他脱衣服，给他打洗脸水。这时候他就要冒酸气，扳着我的肩头没完没了地追问：
“你嫁给我真的不后悔，真的不记仇，真的不生气？”
“哪有那么多真的假的，你看我的脸色像个生气的样儿吗？要是不信你生着气给我笑个看看。”
我对自己的神情充满自信，甚至明显地感到自己脸上的微笑有多么温暖、多么多情，雨田就会情不自禁地向我耍贱……
“我娶了你简直是个奇迹，你的性格就像一个谜，我能够感觉到这性格的巨大魅力，但说不清楚这魅力的成分。”
我喜欢他这种颠三倒四、酸吧拉叽的情话，喜欢他一见到我就能爆发出不可抑制的贪恋，喜欢他像个大孩子一样缠着我耍贱。我们俩在自己的房间里亲亲热热，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婆婆则更为恼怒，好像我们是成心气她，越是挨了她的骂两口子就越亲近。
雨田总觉得对不起我，让我受了委屈。我反而安慰他：
“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能趁你父母的心意，而且把你从你妈妈手里夺了过来，老太太能不恨我吗？只是让你受了夹板罪。”
我知道雨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的父母在我身上欠的债，他还能再对我不好吗？我为此也该感谢这对公婆。其实我什么也没有损失，连邻居都向着我，因为婆婆挑不出我的毛病。
（一般女人的心都藏在眼睛里。颜芳的心一个藏在眼睛里，一个藏在舌头上，还有一个藏在她向四周散发的微笑之中。我明显地感觉到她性格上的优越感……
这样的儿媳妇为什么不能讨得公婆的欢心呢？
有些事情她可能没有讲。越是这种看上去非常坦率的人，越善于隐瞒，而且隐瞒得无比巧妙。颜芳是那种气死人不偿命的主儿，婆婆肯定不是她的对手！
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我无法理解她讲的故事，她对婆婆那样好，婆婆为什么不知好歹，以怨报德呢？要知道这是七十年代！除非她的婆婆对自己的儿子有一种变态的感情。
我听到过这样一件事，一对母子过着非常优裕安定的生活，后来儿子娶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媳妇。邻居们从未听到这家人吵过架，没有人不羡慕这个和美的家庭。但是没过多久，新媳妇跳楼自杀了。于是传出闲话，母亲要求儿子每个星期中只能有两个夜晚可以跟自己的妻子睡在一起，其余的时间要陪伴老娘。谁知道呢，也许老娘不老，是个小娘……
坏了，我怎么又走神儿啦？听着别人讲话思想开小差儿很不礼貌。没办法，这是职业病，我赶紧低下头假装做记录，鬼知道在本子上画了些什么。）
我整整干了三年泥瓦匠。曾孟达要调到建筑工程处去当副主任，他的高升也给我的命运带来了转机。东楼派出所找修缮队借个人去帮忙，曾孟达趁着手里有权，而且即将高升，不再把孙可展的存在当做一回事，就把我从王宝和手里调出来借给了派出所。这的确是个很正当的理由，我堂堂正正地离开了修缮队，谁也说不出什么。
没想到我在派出所又见识了新的世面。本来我对去派出所帮忙就感到奇怪，修缮队不是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怎么可以随便向一个国营单位要人呢？我认为他们要搞什么运动向各个单位借调了一批人，帮助他们内查外调、整材料、办案子。实话实说我对政治运动伤透了心，也不认为派出所是个好地方。只是由于自己已经怀孕，而大地震以后修缮队的活儿又特别多，就没有拂逆曾孟达的好意。跟派出所的所长谈完话我才知道，他们只借调了我一个人，而且是叫我给他们做买卖。所长谈得很实在，不像平常那样摆架子打官腔，他说派出所没有点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活钱不行，许多事情干不成，对警察也不好管理。别看警察表面上耀武扬威、吆三喝四，实际上他们很苦，工资最低，没有奖金，工作时间又长，不论白天黑夜有事就得来顶着。所里不给他们解决困难，他们就会利用自己身上的警服去想别的门路。于是所长就想请我这个不穿警服的老百姓为他们经商赚点钱……
我真是不大不小地吃了一惊。社会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我刚从房屋修建系毕了业又来读政法系的商业科。我虽然对做买卖一窍不通，却很想试一试，心里冒出一股奇怪的以前不曾想过甚至很厌恶的想赚钱的兴趣。也许我的个性不甘于长时间默默无闻，不喜欢死气沉沉，我总在寻找机会，愿意自己的生活有些变化。
警察里有不少坏小子，他们已经想了一些赚钱的主意，不断地给我打气：派出所做买卖保证不会赔钱。我一想也对，谁敢不给派出所方便？我做的是官商，有公安局做后盾，何怕之有！
警察带着我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收取包月车费。东楼派出所的管界很大，是本市的城中之城，属于一级地段，管界里有名的商店多，高级住宅多，可谓寸土寸金。许多单位都在门口的便道上存放职工的自行车，而便道的“所有权”归派出所。警察说这儿能够放车，你就可以放；警察说这儿放车影响城市治安，你就不能放。我建立了第一本账——所有想占用便道的单位一律向派出所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每月需向派出所交纳一笔地皮税，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凑在一起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这不叫做买卖，说它是敲诈勒索还差不多。
紧接着我又建立了第二本账——东楼派出所下属的各个街道办事处组织老头儿、老婆儿、待业青年成立了无数个治安联防组，对在不该存车的地方存车者，对随地吐痰者，对骑车驮人者，总之对一切违犯城市治安处罚条例的人都处以罚款。所罚之款一律缴到派出所来，谁缴来的罚款最多自然会得到应有的奖赏。在我看来这也不叫做买卖，顶多算是一种交易。
在警察的眼里能赚钱的就是好买卖，做交易跟做买卖差不多，在概念上是一样的。
有了上面这两项旱涝保收的生财之道就有了本钱，我在东楼大街上开了一家百货商店，派出所不愁没房子，不愁没地皮，不愁没有好货源，大商店里没有的紧俏货我们这里全有。也不愁没有人从街道上招来一些待业青年当售货员和搬运工，我掌管大账，负责联系业务。我们没有经商执照，但税务局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给它取名叫“四海百货店”，买卖兴隆通四海嘛！
这个百货店才真正成了东楼派出所光明正大的摇钱树。
我结识了许多工商业界的人物，开了眼界，长了本事，鬼使神差真的爱上了商业，就像赌徒一样上瘾了。经商是一种高智力的活动，头脑要精细，行动要敏捷。记得以前我第一次看见爸爸手里拿着一百元钱就感到十分震惊，哎呀，一百块，多么厚的一沓！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们家就很穷，别人家老吃白面大饼，我们家一年到头总是玉米面饽饽。我看到同学手里拿着油条真是馋得要命，只能用舌头舔舔嘴唇装出一副刚吃过油条的样子。那时爸爸借来一百块钱要解决多大的问题！现在成千上万元的钱在我手上过，我眼皮都不动一下。在外行人看来做买卖就是为赚钱，对于有大志气的商人来说，并不把钱看得有多么重，钱是王八蛋，花了再赚。经商不过是玩儿钱，钱来得快去得也快，用钱生钱。工人是靠劳动赚钱，雨田是靠自己那点技术知识赚钱，虽然牢靠但不可能赚大钱。只有用钱去赚钱，才是发财之道。我还没有愚蠢到自己想发什么财，只是对做买卖发生了兴趣，觉得自己很适合干这一行。我不再学习科技英语，已经学得相当不错了，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悔，当时确实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好百货店上了。人活着几乎无时不存在诱惑，没有诱惑人生也就没有意思了，只有无能的人才抵却人生的诱惑。
（真是耳目一新。我以为公安局开商店是为了当眼线哩。）
我掌管着派出所的三本大账，但赚的钱我一分不沾。我刚学着做买卖，要掌得住自己的舵，行得正才能立得稳，利用派出所的便利条件打通各种关节，磨炼自己，多长本事。派出所是个整人的地方，一定要给警察们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印象。我当然也得到了报酬，最大的报酬就是自由自在，比在修缮队可随便多了。我只要把自己那一摊事情干好，没人管我。修缮队把我看成派出所的人，派出所认为我还是修缮队的人。而且指示修缮队凡是其他工人能够享受的福利待遇、奖金和劳动保护用品，也必须有我一份。修缮队也是不敢得罪派出所的。
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体面地跟公公婆婆分开了。但我炒了好菜，买到了新鲜水果都要给公婆送过去，而我要想买什么好东西是不困难的，一般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我都能搞到。作为谢家门里的儿媳妇我要叫他谢家人无可挑剔，说不出一个“不”字！别看我是工人家的女儿，我不拿钱当钱，我要的是面子。也许正因为我是穷工人的女儿才更不能让他们瞧不起，宁丢钱不丢人。
我有了一个宝贝女儿，非常招人喜爱。女人只有当了母亲，才能尝到做女人的甜蜜、幸福、骄傲和伟大。多亏我在派出所帮忙，有足够的时间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孩子越长越水灵，这时候我感到自己身上的韵味也不一样了。我做的剖腹产，对大人孩子都有好处，身体复原后不仅没有变形，反而比以前更苗条了，人也比当姑娘的时候成熟多了。自己觉得性格都变得宽厚随和一些了。
丈夫忠诚老实，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他那个大学毕业生的牌牌突然又吃香起来，在面子上好看，我的虚荣心得到一种新的满足。
女儿漂亮喜人，我的工作轻松自由，至于钱嘛，我和雨田虽然挣得不多，但足够花的。因为我不存钱，我相信将来是不会缺钱花的。您看我还有什么可犯愁、可值得着急上火的事情呢？社会开放了，人们的思想开化了，穿漂亮的奇装异服成了时髦，没有人再对我的穿戴指指戳戳、闲话连篇了。我打扮女儿也打扮自己，女儿陪衬我，我也陪衬女儿，我抱着女儿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没有人向我们母女俩行注目礼。派出所里几位年轻的警察更是愿意跟我纠缠，没事就坐到我的办公桌旁边东扯葫芦西扯瓢。这个偷着送给我一张购买凤凰牌自行车的车票，那个塞给我一块不花钱弄来的电子表，今天送个这，明天送个那，套近乎，拉感情。他们还互相瞒着，都各自以为对我最好。我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主意，修缮队的工人比他们做得更露骨、更粗俗，我那时还是姑娘也都应付过来了，还在乎这几个穿警服的坏小子吗？他们头上的大壳帽就是他们的紧箍咒。他们给东西我如果拒绝接受，就会伤他们的自尊，得罪他们。我外表比较招风，对我好的人很多，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我如果把这些人都得罪了那还能干什么事情！但是，女人贪小便宜也是了不得的，男人见你接受了他的便宜就会有恃无恐、得寸进尺，会在别的方面要你加倍偿还。怎么办呢？我有我的办法，他们不论给什么东西我都照收不误，回到家一五一十全告诉雨田。然后用价值相当或高于他们给我的东西的价值回赠他们，大大方方，高高兴兴，跟他们保持一种良好的朋友关系。当个女人必须拿得住自己才能拿得住别人，叫他们尊重你，对你另眼看待，却又不敢越过不该越过的界限……
（她绝对能够控制自己和她周围的人，许多男人在这样的女人面前往往会变成傻瓜的。
我相信颜芳身上能散发出一种力量，使男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去讨好她，想为她卖命，想保护她，愿意对她俯首帖耳。
而那个又多情又软弱的侯玉屏，却当爱不爱，当断不断……
大地震之后，活着的人总感到是白捡了一条命，因此也最关心自己最亲近的人的安全。侯玉屏死里逃生以后有许多她应该惦记的人，但她心里真正惦记的，是鲁振元一家人的死活。近二十年来，她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一家人，却没有脸面去看他们，大地震给了她一个正大光明的借口，给了她勇气。
那是一个晦暗的下午，她步行了将近两个小时，远远看见那两间熟悉的平房并未倒塌，心里松了一口气，两条几乎快提不动的腿又有了力量。她轻轻地进了小院儿，一个男人正弓着腰锯木头，脊背宽厚，大红背心上印着一个白色的“8”字。她一阵眩晕，双腿发软，身子不由自主地瘫倒下去。积攒了二十年的泪水突然从眼睛里、鼻孔里、嘴里、脑门儿上、脸颊上一块流了出来，像一阵暴雨袭来，不过是无声的。
鲁振元正在拉锯，不可能听到身后那胆怯的、气馁的、轻得无法再轻的脚步声。一定是他的心感觉到了，他忽然停下锯子，慢慢转过身来：
“你？”
他没有反应，没有任何表情，麻怔怔，木呆呆。眼神是那样陌生，表情是那样疏远。他不认识她了，把她忘了，彻底地把她忘了。她的心乱了，被鲁振元手里的锯子给锯碎了，一阵胸闷，仿佛呼吸也要停止了。她多么希望他把她抱起来，他不像邢起福，他是有这个力量的。他至少应该把她扶起来，看她瘫在地上他就不心痛、不动情？然而鲁振元一动不动，像个疯子一样痴痴地盯着她。
侯玉屏只好自己挣扎着站起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鲁振元的母亲从屋里走出来：
“你找谁呀？”
“大娘，您不认识我了吗？”
“啊，”鲁母惊叫一声扑过来，“是玉屏啊！”
“地震后我不放心，来看看您老人家。您没有事这太好了！”侯玉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哭。
“难为你还惦记着大娘，快到屋里坐。”
侯玉屏进屋后坐在靠近门口的凳子上。鲁振元低头又锯起木头来。鲁母招呼儿子：
“振元，别锯了，进屋来陪着玉屏说会儿话。”
鲁振元似乎没有听见，也许他急着要给老娘搭个抗震棚。
他的身体还是那么棒，比以前更魁梧，更有弹性，更成熟了。侯玉屏多想碰一碰、靠一靠这坚实有力的躯体。她只接触过一次他的身体，那是他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他是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知道顾家。明白父母供给他上学不容易，到大学里花钱就更多，他利用假期到造纸厂做临时工，想把自己的学费和买球衣、球鞋的钱都挣出来。有一天下班后，他脱下背心偷偷地叫她看后背，她摸到了他那光滑发亮的身躯，脊背上被芦草划破了几条血印。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身体，像触电一样，心疼地哭了。他也像吓着一样不敢动了，好半天才慢慢转过身来，替她擦去了眼泪。他眼睛放出一种异样的强光，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神态，说：“我这一辈子不能离开两样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是篮球，再一个就是你。”姑娘都是小心眼儿，侯玉屏哭得更凶了，他把她看得跟球一样。其实她还不如球，球是第一，她排在第二。
现在看来球是忠实的，始终没有离开他。她却背叛了他……
鲁母陪着侯玉屏说话，话题老是离不开她的儿子：
“你把振元蹬了以后，他大病一场，在家里躺了八个月，喝了一百多服汤药。回到湖南就跟不上班了，只好退学。在家里又恢复了多半年才出去打球，打过西安队、山西队、湖北队、海员俱乐部队，现在打广西队。”
侯玉屏无地自容，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娘，我对不起他……”
“闺女，别这样说，我知道这事不怪你。是你娘瞧不上我们振元是个打球踢蛋儿的，再说你师傅也不是好人。振元讲，一开始你给他写信老提师傅如何如何好，振元还嘱咐你要好好跟师傅学手艺，将来你们俩一个打球，一个有技术，不论天下发生什么事情都有饭吃。谁想你叫师傅给拐跑了……”
侯玉屏想岔开这个审判她的话题。
“鲁伯伯呢？”
“三年前就故去了。你娘好吗？”
“她也死了。”
“哟，那谁发送的她？”
“我……”侯玉屏的眼泪又流出来了。侯老太太从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弹到死，整整拖了快一年的时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黑白就是侯玉屏守着。邢起福不仅一次不来看望，还骂他的丈母娘是资本家的臭妖婆，骂自己的老婆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他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不能沾丈母娘的黑包，直到侯老太太进火化场他也没有露面。而他这个女婿正是侯老太太亲自选中的，真是报应！
“振元接到你的绝交信认出那不是你的笔迹，就请假回来找你。已经晚了……”
“振元嫂子是干什么的？”
“是部队上的体操运动员，叫田慧蓉。有一次振元他们队跟西藏队赛球打赢了，西藏人要打他，慧蓉得到信儿就叫解放军田径队的人把他保护起来了。振元为了感激慧蓉，就把我给他做的红裤衩送给了她，两人一来二去的就结婚了。慧蓉对他挺好的，两个孩子也不小了，就是两人老不在一块儿，吵吵几次要离婚……”
鲁振元走了进来，生硬地打断了母亲的话：
“妈，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跟玉屏多少年没见了，一说起来话就没完。”
看得出来，鲁母仍然喜欢侯玉屏，一定要留她吃晚饭。自己出去淘米，屋里只剩下鲁振元和侯玉屏，他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谁都无话可说。
但是，侯玉屏自从看见了鲁振元，知道他还活着——其实他是不会死的，她心里充实多了，身上好像正在长出一种新东西。所有的器官都活了，重新有了欲望，自己感到年轻了。她本来就不老。
她有许多话要跟他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现在突然见了面，却一句也说不出。自从她跟邢起福结了婚，没有一天不想鲁振元，她曾试图让那个粗俗的老头子代替他，但办不到。春天有春天的怀念，秋天有秋天的思恋。白天还好过，到晚上睡不着觉就什么都想起来了，记忆太可怕了。只有在梦中是自由的，她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做，跟鲁振元接吻、拥抱、结婚，可恨的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不是隔山就是隔海，每到两人一接近就被外界的力量分开。她每次醒来都好恨呀！
眼下他们仍旧还停留在旧日的感情和过去的回忆里。
侯玉屏用低得只有自己才听得到的声音问：
“你恨我吗？”
鲁振元摇摇头，感情上的原因用简单的恨或爱的字眼是概括不了的。他确实恨过，因为她毁了他一生的生活。但她也毁了自己的一生，见了面他就恨不起来了。
“我只是有点不理解，邢起福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你如果找个像样的男人我愿高高兴兴地为你祝福。你为什么那样怕你妈妈？这不是解放前，侯家码头大势已去，你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当过篮球队长，在学校敢说敢道，为什么在家里要逆来顺受？”
侯玉屏又哭了：“你不知道，我不是侯家的亲生女儿，侯家没有女儿才捡了我养着。如果我不顺着妈妈，就会落个没良心，忘恩负义……”
“噢，还有这么回事！”
鲁振元站起身，第一次现出激动的样子。
理解，世界上真有理解这回事吗？）
吃回头草
当我女儿长到两岁的时候修缮队又来了一位新的党支部书记苏锐，我立刻感到又有好戏可看了。自从曾孟达走了以后，孙可展独揽修缮队的大权，名义上却还是个副队长，他很想顶替曾孟达当个书记兼队长，据说曾孟达在上边卡着不给他。这两个正职的头衔还由曾孟达兼着，如今让出一个给了苏锐，等苏锐站稳脚跟以后会不会把队长也兼起来呢？孙可展能容得下这个“外来户”吗？曾、孙的争斗必然会在苏、孙身上重演，我很庆幸自己离开了修缮队……
谁知道我所预料的苏、孙之间的“好戏”却首先在我身上开场了。新书记上任的第二个月亲自打电话来召我回去一趟，正好当月的奖金我还没有领，便登上自行车回队。走到半路上迎头碰见了孙可展，他跳下自行车向我打招呼，我也只好停下来。
“孙队长，干什么去？”
“下片儿去看看。”
“片儿”就是各个修缮组劳动的地方。
“还是那么辛苦。怎么就您一个人？”
“咳，咱们队新来了一个书记，下车伊始咋咋呼呼，我怕自己待在上边碍他的事，不如躲出去图个心静。”对台戏这就算唱上了！
事后我猜测，孙可展知道苏锐叫我回队，他料到我和苏锐之间将会爆发一场争吵。他如在场向着哪个都不好。不如躲出去，让我们俩闹得越凶越好，借我这张嘴煞煞苏锐的威风！他可能是故意在我必经之路上等着我，给我煽点风……
“小颜，你这是干什么去？”
“苏书记叫我回去一趟，您不知道吗？”
“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刚来乍到屁股还没坐稳就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做事从不跟我商量。”
我很奇怪，孙可展是个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用曾孟达的话说“太阳”。今天怎么有点反常？一谈起苏锐他老是横着生气，在我面前他很少表现这么无所顾忌。他跟曾孟达斗了好几年，也没见他在工人面前说过走板儿的话。苏锐刚来了两个月，难道他们的关系就恶化到这般明枪明箭的地步了吗？也许苏锐是带着“观点儿”来的，他是曾孟达派来的嘛。不过，第一修缮队是孙可展的天下，苏锐跟他闹翻了自己也将寸步难行！
我不愿听孙可展讲述他们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准备上车走人。孙可展却不动弹，他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我只好把自行车搬到便道边儿上，他也推着车子跟过来。
“小颜，你真的不知道苏锐叫你回去是为了什么事吗？”
我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
“孙队长，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小颜，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
我截住他的话：
“孙队长，您这是从何说起？”
“当初我叫你下组当泥瓦匠，有人说是我成心琢磨你。其实那是老曾事先跟我商量好了的。当时处里和队里的干部对你父亲有些看法，老曾屈于压力不敢给你分派个好工作，又碍于吴书记的面子，他不愿得罪人，就称病不上班，让我当那个挨骂的。”
他的眼睛始终迎着我的目光，讲得合情合理，叫我无法不相信他。如果他说的是实情，那么曾孟达就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依我看老曾也不像。世界上的事情太复杂了！
“孙队长，你讲这些过去了的事情干什么？”
“我老早就想跟你聊一聊，一直找不到机会。”
他语调诚恳，态度平等，使我为以前确曾往坏里想过他而感到内疚。他激动地点着一支烟，看来真的要深谈一番了：
“你下组以后我很快就发现屈才了。但吴书记把安排你的权利交给了老曾，我不能动你。直到派出所看中了你，找我来了解情况，我向冯所长拍了胸脯，说你绝对是个人才。但是人情要由老曾送，谁叫他是书记呢！他升迁之后，在你调动这个问题上的压力可就全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
我甚不以为然：
“是你们当领导的把我临时借出去的，我还是修缮队的人，这算什么问题？对您又有什么压力呢？”
“你难道就没有听到过闲话？”孙可展反问我，“几乎有人天天向我嘟囔，说你逍遥自在，两边都吃着，成天不干活儿，好处不少得……”
他突然停住话头，观察我神色的变化。他太精了，真猜不着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我笑了，笑得很坦荡：
“你们可以到派出所去调查。”
“不用调查我也知道，你给派出所创下了一片家业，他们可肥了！冯所长对你非常满意。但咱们队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人杂心杂嘴杂，怀着什么动机的人都有，出于妒忌，出于派性，出于人的狭隘和自私，唯恐天下不乱，气人有、笑人无，等等。我担心的是这些人把闲话又灌到苏锐的耳朵里去……”
“噢！”
我脑子里亮起警觉的信号。
（孙可展这个人有味道，我应该去访访他。愈是生活的失意者，终日惶惶不安的人，愈要在人前买好逞强、说长道短，以掩盖自己的失意。）
苏锐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身板挺直，眼光刺人，倒有一股英武的男人气概。给我的第一印象还不坏。一张嘴却声音生硬，完全是宣战的语气：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颜芳？”
“您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书记了！”我回敬了他一句。
“你用不着挖苦人，除去修缮队里的人谁也不知道我苏锐。你颜芳同志就不一样了，不光在队里名气最大，就是在工程处上上下下、在东楼这一带提起你这位女能人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看来他还是个生瓜蛋子。我不能客气了，脸上堆出充满自信的微笑，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他的眼睛：
“苏书记，你召我回来就是要告诉我我的名气有多大吗？”
“不，我正式通知你，从这个月起队里发奖金不再有你的份儿了！”
“为什么？”
“奖金是发给修房子的，你已经出系统了。”
“有你的奖金没有？”
“我当然有。”
“你也不修房子，为什么有你的没有我的？”
“嗯……我是领导！”
“我是领导派出去的！”
我相信自己这时候是最有魅力的，笑得也最甜。苏锐被堵到墙角，急得找不着有劲儿的话，只好降低水平扔出实话：
“我把钱都分下去了。”
“把你那份拿出来咱俩分开。”
这简直是拿他当小孩子耍了。我本不在乎这几个钱，就是要气气他，叫他知道我不是那么好欺侮的！
他的脸上掠过一阵痉挛，仿佛有团火在他面颊燃烧。一个过分自信的人，又处在像他这样的领导地位，不得不在一个年轻的女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理屈词穷，这有多么尴尬！他心里的火气憋得打旋儿，突然间神经质似的爆发出来，动用了他手里的权力：
“颜芳，你说我没有权力停发你的奖金，但我有权力调你回来。你在外边游逛的时间够长了，必须马上回队里上班！”
“好吧，书记同志，我很愿意服从你的命令。但是你得给我十天时间把派出所的工作交接清楚。”
我回到派出所立刻向所长传达了苏锐的指示，并叫他赶快派人来接手我的工作。我要求离开派出所的时候手上完、脚下清！
所长不叫我走，他想亲自去找苏锐交涉。实在不行还可以去找工程处党委，我的工资、奖金、一切福利待遇都可以由派出所支付。我拦住所长，谢绝了他的好意。告诉他我不愿意跟队里闹得太僵，因为我早晚还要回到修缮队去。我在派出所不论干得多好，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能管我的地方不喜欢我，喜欢我的地方又管不了我，我岂不白卖了许多力气！
我的孩子已经两岁了，往托儿所一放什么事都不耽误，当泥瓦匠还能吓住我吗！我要叫苏锐见识一下颜芳是怎样一个人。回到修缮队直接就去三组上班了，我走得正大，回来得光明。我不论做什么事都遵从理智和智慧，总是这样坦坦荡荡。组里变化很大，来了不少新人，王宝和也调走了，队里成立了一个劳动服务公司，也是想进点外财，给职工们多谋点福利。谁知道呢？职工也许得不到什么好处，头头们倒是捞足了。孙可展让王宝和当了经理。我感到惊奇，王宝和也能做买卖？
（我笑了。颜芳问我笑什么？我想起了中国那段经商成风、买卖兴隆的时期，部队的首长指挥着汽车、军舰运私货，党政机关纷纷开公司、办商店。市委大楼里的每个办公室的窗台上晒着一级大白菜，社会科学院里卖大米，报社倒卖电视机赚了不少钱，文联服务公司倒卖瓷器也赚了数千元。我们作家协会的文人们也眼红了，左讨论，右商议，卖什么东西能赚钱呢？开个什么公司保险不会赔钱呢？文人的想象力丰富，干实事的能力差，拿起笔来胆大，放下笔胆小，说起来天花乱坠，真正能赚钱的主意一个也想不出来，议而不决。我为了寻开心，把一个明知行不通的办法一本正经地说出来：“我有好主意，保你们能赚大钱——倒卖钢材！只要你们能拿来市政府的证明信，货源和买主我负责联系，一转手几万元就到手了。”有人真的动了心，有人则害怕了，色大胆小——文人们就是这副德性。讨论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决定办个书刊门市部，卖书卖杂志总是保险一些。没有本钱，有人放出风要作家们捐赠，搞得那些存了一点稿费的人紧张了好长时间。等到作家协会的服务公司正式成立的时候，中央颁发了文件，党政机关不准许经商。文人们哈哈一笑，非常聪明地说：“我早就知道这不是正路，中央早晚要管的！”）
开市大吃
我在小组只干了两个星期，苏锐又想把我调出来。现在的社会有点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阵势，有本事的吃块肉，没有本事的喝口汤。只要你有真本事，就不怕找不到施展的地方。王宝和的劳动服务公司基本上没有经营方向，没有经营思想，全凭脑袋一热、心血来潮，听见风就是雨。听见别人说卖花生赚大钱，他就去倒卖花生；有人说贩卖瓷器可以赚钱，他又去卖瓷器。人家干的时候也许真的赚了钱，轮到他干的时候就赔钱。苏锐就想叫我去帮助王宝和搞好服务公司。我当然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倒要拿他一把，否则真的跟球一样叫他们当头儿的踢来踢去。再说王宝和是个大草包，又浑又横，而且是孙可展的红人，用一句球场上的术语：跟他怎么打配合？我在他手下当泥瓦匠还可以，干粗活儿不用动脑子，不管他说错说对，睁眼闭眼地糊弄过去就行了。真要跟他搭班子干事业，成天光是跟他生气也生不过来，岂不眼睁睁自己去找罪受！
苏锐跟我谈了两次我都拒绝了。叫他们看看，我干泥瓦匠也干得呱呱叫，而且很像爱上了这一行。
苏锐倒有一副男子汉的胸怀，两次三番地被我顶撞，一点不记仇，常常在办公室当着许多人批评那些给我打小报告的人：
“你们都说姓颜的不地道，我看她挺能干，放在哪儿都是一把好手。”
后来我知道，他也是刚从部队上转业回来的干部，身上洋溢着想干一番事业的热情，爱激动，爱演说，爱下命令。工人们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白话蛋！”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同情他。工人们不习惯他的工作方式，听说他在部队上是个教导员，大概发号施令惯了，来到地方上怎么能吃得开呢！何况还有个孙可展到处说他的坏话……
隔了几天，苏锐又到片儿上来找我。
“颜芳同志，我这可是三请诸葛了，你拿架子要拿到什么时候？”
“苏书记，您坐在办公室里喝足了茶水，看腻了报纸，然后走下来挖苦一个工人找乐儿，似乎算不得是什么英雄壮举。”
尽管我对他已无恶感，可我们两个凑在一起一说话，总是唇枪舌剑，话里带刺儿。
“行了，我算服了，你这张嘴太厉害了。”他身上那股凶劲儿不见了，嘻嘻哈哈，不着急不上火，好像很愿意听我几句带刺儿的话，“你要是个好工人就该老老实实地听从上级调动，我要真把你当成了一般的工人，也用不着费这么多口舌，早就下命令了。”
“又是命令，您要以为下命令就能做好工作，就能让服务公司赚大钱，那就错了！”
“我知道下命令是最简单、最无能的办法。尤其在这个修缮队，我的命令一钱不值……”
看来他对群众私下里给他的评价并不是全无觉察。但转眼间他那喜欢挑战的脾气又上来了，眼睛里充溢着复杂的感情，有激动，也有迷惘：
“我实话实说，你如果执意不肯出来，我就要不顾一切地关闭劳动服务公司，不管得罪多少人，不管冒多大风险，也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干下去！”
我吃了一惊，这是办不到的。首先孙可展就不会同意，许多人靠着服务公司捞好处，苏锐真要这么干，会得罪一大片人。我说：
“服务公司不是干得挺好吗？”
“对个别人很有好处，对国家、对修缮队只有害处。就拿你们刚领到的挂历来说，服务公司到外面用平价买进，我们队再出高价从服务公司里买来发给大家。实际就是多倒两次账，把国家的钱变成集体的，再把集体的钱变成私人的。服务公司的钱都是这么赚的，实际是明目张胆地挖国库，你没听见工人把顺口溜都编出来了：‘要想富，挖国库；工农兵学商，一块坑中央。’这也使我们队的生产成本一再提高。长此下去，有什么运动一来岂不要犯大错误！”
苏锐犀利的目光渗透出固有的气质。他何必这么激动？这些事如同猫盖屎，谁不知道！大家都心照不宣，见怪不怪，有钱不捞白不捞。只有他才会这么慷慨激昂地直捅出来。也恰恰是这一点让我感动了：
“苏书记，我出来可以，但有个条件。”
“你说吧。”
“我自己干，不能跟王宝和那一伙儿人搅在一起。”
“你来当服务公司的经理，我叫王宝和回组劳动。我看他也是一副不学无术的样子。”
“不，那样做就坏事了，闹不好连你也待不长了。我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你说怎么办？”
“让王宝和还当他的经理，我也可以归他领导。但要允许我单独干一摊儿。”
“你想干什么？”
“开个海味店。”
“海味？”
他好像被吓了一跳，修缮队跟海味店离得太远了。我却胸有成竹，向他讲述了我的道理：
“这么大的城市没有一家专门经营海味的商店，我这个主意是冷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海鲜、海味将是抢不上的热门货，何况全市还有几百家宾馆、旅店，他们办筵席怎么能离得了海味？我动了好长时间的脑子，感到开个海味店大有前途……”
苏锐被我说得激动起来，但他毕竟是修缮队的党支部书记，叫我先不要声张，等他请示过工程处领导以后再说。我则必须马上到服务公司去上班，以协助王宝和工作为名，也好为开办海味店做些准备工作。
（这个人太精明，太敏捷。她愿意服从不如她的人，是因为她知道能很好地领导别人。）
这段时间我的家里也够热闹的，谢雨田被群众推举当了他们冶金研究所的所长。不仅我没有想到，就是雨田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还会当官。
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微妙，完全是碰巧了。研究所里有比他能力强的，也有业务水平不如他的，能力太强的人容易受到别人的妒忌，强者之间也互存戒心，谁也不投谁的票。雨田沾光在老实上了，他身上没有是非，谁都知道他不想当所长，他实在也不是当所长的材料，谁也不把他当做竞争对手，选举结束偏偏他的得票最多。这才真叫老好人当选呢！
雨田明明知道自己是怎么被选上来的，可还是把所长这顶乌纱帽真的当回事了。他每天走的早回来的晚，渐渐连说话的神态和语气也都变了，张口就是他的科技规划，他的雄心大志，什么课题承包啦，什么跟基层挂钩、为生产服务啦。我感到有点儿不妙，说老实话，还不如叫我替他当所长呢。他的脾性我还不知道吗！他也在算计钱，没有钱不好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知识分子也是凡人，也是社会动物，没有钱在这个商品社会里也是寸步难行。现在知识、技术都可以卖钱，他们研究所要想赚钱倒也不难，为工厂解决一个技术难题就可以捞到一笔钱，为基层提供技术咨询也可以赚钱。赚钱的门路很多，雨田犯愁的是赚了钱并不能自己支配，财务部门有数不清的条条框框卡着他，只能搞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真还没有看出他骨子里还藏着这么强烈的事业心，一副雄心勃勃的样子。我突然不认识他了，他好像要找回自己，原来的他并不是真正的他。大概男人是最容易被名誉、地位和权势所诱惑的，像雨田这样一个原本是家庭观念很重的人，一下子就变得首先是冶金研究所所长，其次才是丈夫和父亲。我表面上很高兴，全力以赴地支持他，家里的大事小事全由我包了，一概不用他操心。由他操心的只是带好家里的那把钥匙，我下班后要先去托儿所接孩子，有时他比我早到家，可以自己开门先进屋休息。他本是个细心人，当了所长以后老像脑子不够用似的，常常把钥匙丢在家里或忘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偏偏又是官大脾气涨，不愿坐在门口等我回来开门。所长的时间宝贵，他更不会去修缮队找我要钥匙或者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拿钥匙。剩下的只有一条道，就是把门上的玻璃捣碎，伸进手去拔开门上的暗锁。
你自己这样砸，别人也可以砸，小偷也可以砸。他砸了玻璃还有理，满脸不高兴，说话没好气儿，连孩子都不愿意靠近他。每逢这种时候，我不说一句埋怨的话，给他沏上热茶，叫他慢慢地自己消气，再拿出玩具叫女儿自己在床上玩儿。我则高高兴兴地骑上自行车去买玻璃。为什么还高兴呢？我要再不高兴不就得打架吗！我在心里安慰自己，你以为当个所长的夫人就那么简单吗？既然你那女人的虚荣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其他方面就得多吃点苦。我按照门上玻璃的尺寸一次就买了五块，雨田傻吧拉叽地还觍着脸问哪：
“你买这么多干什么？”
“留着叫你砸呀，”我真的毫无责怪的意思，脸上也许还挂着讨好的笑容，“下次你再忘了带钥匙，我也省得跑腿了。”
他还能怎么样呢？只能嘿嘿一笑把这事就遮过去了。我们结婚四五年，一直好里儿好面儿，从未红过脸。
他送她回家。这是母亲的意思。
城市一片漆黑，黑得不祥，黑得瘆人。临时搭起的抗震棚是没有窗户的，偶尔泄露出星星点点的蜡烛光、电石灯的光亮，还不如天上那几颗时隐时现的星星之光。街道已不像街道，一堆堆瓦砾，一垛垛水泥板，一处处断壁残墙，黑沉沉，阴森森，他们需不断地绕路而行。
他们谁也不说话。她在前边走，他在后面跟着，像她的保镖。她几次放慢脚步想跟他并肩而行，一看见路边有乘凉的人或旁边有行人经过，他就主动跟她又拉开了距离。她感到像周围的黑暗一样无边无际的悲哀和自卑。她已经不是他从前喜欢的黄花闺女了，她身上一定沾染了邢起福身上那种烟酒混杂的臭味，她的躯体已经被人彻底糟蹋了。他嫌她脏，嫌她丑，厌恶她，不愿靠近她。尽管如此，她仍然愿意永远跟着他这样走下去，天永远这样黑，路永远没有尽头。
“你什么时候走？”她低低地问。
“打算待五天。”声音朦胧，听不出他的心境。
“为什么不调回北方来？”
他没有回答。她也许问了一句傻话，北方还有他的什么呢？他憎恶北方，这里只有他痛苦的回忆，有他失败的记录，而且他是被那样一个相貌猥琐的家伙打败的！
他们又无话可说了。
有一天傍晚，她到体育场看他跟全市的教工队赛球。有她站在场子外面看球，他就跳得格外高，抢得格外凶，跑得格外快，投得格外准。球赛结束以后他们两个没有走，他要教她投篮，她跟他正相反，有他在旁边看，她就心发慌，腿发软，连球也拿不住。在回家的路上两个人也是这样默默地走着，不过那是因为心里装满了太多的欢乐，幸福用不着说话。她突然指着满天星斗想考考他：“天上有多少星星？”“不知道。”“什么星星最亮？”“不知道。”“笨样儿，牛郎星和织女星最亮最好！”“嗯，你就知道牛郎织女，怎不说还有北斗星？”她哭了，他是个粗鲁的大笨蛋，不理解她的意思……
其实她完全误会了他。
从家里出来一走进黑暗，他就感到自由了，胆壮了，身上突然膨胀着火烧火燎的激情。眼睛像一束透射线，穿过黑暗始终没有离开过侯玉屏的身体，为她的成熟的肉体的魅力所倾倒。二十年来她的变化没有吓退他，反而对他产生了更强烈的吸引力。他看得出她依然爱着他，她虽然不再是从前那个贞洁的小姑娘，但这对他来说更方便，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妨碍他重新得到她。
他听说地震以后每天晚上都有民兵在大街上巡逻，防止坏人趁火打劫。他的胆子并不像他的外表那么漂亮，如果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二十年前就会把那个姓邢的揍扁，抢回自己的恋人。他甚至盯着那家伙拥着侯玉屏走进商场，都不敢近前搭话，自己倒气得差点没病死。他不说不笑，像个莫测高深的正人君子跟在侯玉屏的身边。他的不动声色愈发使侯玉屏感到紧张，以为他不肯原谅她，就愈想靠近他，心里的爱恋之情如决堤的洪水，几乎不能自持。
他们走上了老护城河的大堤，这里没有灯光，没有乘凉的人。天上的星星不见了，远处偶尔有闪电划过。风也刮起来了，带着潮乎乎的雨丝，大堤上码着一座座黑森森的砖垛，侯玉屏有些害怕，慢慢地向鲁振元靠过去。
鲁振元在砖垛的背面站住了。从侯玉屏身上飘过来阵阵女性的气息烧热了他的血液，心里涌起一阵狂暴的浪潮。她明白了，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他身上发出一阵阵热的战栗传到她的身上，她被熔化了，嘴被一块燃烧的火炭封住了，她喘不过气来。她要死过去了，拼命抱住他那粗重的腰身，拥抱了二十年的思恋，拥抱了二十年的痛苦……
她的后背酸软地靠在砖垛上，心里积压甚久的歉疚感、负罪感，刹那间化作狂恋，化作白热的火焰。苦和乐，爱和恨纠缠在一起，载她登上天堂。她的身体柔软了，变形了，发生了质的变化。她心里轻松了，她终于得到了自己盼望了二十年的爱。邢起福从未给过她这样的欢乐，她一碰到鲁振元的身体就激动不已……
砖垛前面似乎有一点什么响声，鲁振元猛地把她推开了。她突然从天堂跃进地狱，眼看要摔进河里，他弯腰又把她抓住了。
她刚才什么声音也没听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明白鲁振元为什么突然从狂热中又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他仍旧不说话，默默地往前走去，她在后边紧紧跟着……
一分钟的接触，也许连一分钟还不到。躲在砖垛后面，偷偷摸摸的像做贼，像一对动物，不如动物。然而她确实尝到了二十年来不曾尝到过的欢愉，震颤中连灵魂都被他拉出来了，带走了，终于偿还了所欠他的东西。现在她只剩下了一个没有感觉的空壳。
他不说一句话，甚至不想为自己刚才那胆怯的绝情的举动解释一句，好像把她忘记了，得到的容易扔得也快。她感到孤单，一种更深刻的骇人的孤单。寂寞像暴风雨一样又开始袭击她……
人的灵魂多么曲折而又黑暗。他变得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对她冷淡而又疏远，她对他反而更加贪恋了。
……
（颜芳有过真正的爱吗？她似乎太理智了，难以想象她会有发疯的时候。）
我为了保谢雨田这个重点，只好放弃自己想开海味店的计划，在王宝和手下干了点省心省力的工作，轻车熟路地为他们开了个百货服务部，建立了一个服装加工站等等，让服务公司名符其实地赚了点干净钱。我只图个清闲，腾出时间干家里活儿。每天早晨准时到服务公司上班，九点多钟就离开公司到该去的地方转一圈儿，顺便到自由市场采买蔬菜、鱼肉，然后回家做饭。
雨田当所长不到两年，就像他上台一样出人意外地又突然被免职了。表面原因是他违犯了财经纪律，指使研究所的会计私设“小金库”，给科技人员滥发奖金。所里有人告状，在财务大检查中结结实实地当了箭靶子。真正的原因就很复杂了，当初选他当所长的人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会真干，他这一真干就触发了各种矛盾，必然要得罪人。知识分子之间的钩心斗角才是促使他倒台的真正原因。
雨田在家里躺了两个月，想不通，气不过，要求上级领导给他说清楚，中国的事谁能说得清楚？
我总感觉这不一定是件坏事，他的气质不适合当官，既然已经过了两年官瘾也该知足而退了。我每天给他做好吃的，希望他恢复原来的样子。有机会一定让他看看我是怎样当头儿的。别看我现在乐于服从别人，哪怕我的领导是个十足的大笨蛋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他们不如我，我能够领导他们……
（因为我们穷，钱对人的诱惑力和破坏力也就愈大。它本身就是一个陷阱，贪心的坏人容易为它所害。它同时又是某些人整治好人的工具和帮凶！）
我有个朋友承包了一家快倒闭的印刷厂，承包合同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只要他完成了合同上规定的各项指标，就可以得到一千元奖金。一年后他不仅完成了合同，产值、利税等主要指标还超额了百分之三十五。傻小子高高兴兴地领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千元奖金。紧跟着告状的、骂街的、打黑报告的、写匿名信的，上级派来这个组那个组，没完没了地查证、落实，一次又一次地跟他谈话。为了调查他这一千元拿的是否合法，国家至少又花费了一万元。谁敢说我们穷呢？
他被折腾得胡说八道，家里人埋怨，厂里人不信任，朋友们骂他无能，几乎被撤掉厂长的职务。不被撤掉也无法干了。他像一只狼，碰巧抢到了一块羊骨头，还没有来得及啃忽然发现四周又围上来几百只饿红了眼的野狼，他如果不丢弃那块羊骨头，自己就会被同类吃掉。他狠狠地朝那一千元纸票子唾了几口唾沫，然后把钱送还给公司，痛哭流涕地说：
“我是个党员，怎么能跟共产党订合同呢？怎么能真的按合同办事呢？怎么能为了一千元钱丢这么大的人、现这么大的眼呢？而且还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我从今后要再拿我们党的一分钱奖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一千元，值得吗？够买一个男人的那一大把眼泪和鼻涕的吗？）
好机会来了，市政府在新市区建造了一座食品中心城，不论国营买卖、集体买卖还是个体买卖，都可以申请到食品城去占据一块地盘儿。我立刻打报告，要求到食品城去开办海味店，我给它取名为“大洋海味店”。我跟苏锐实实在在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如果领导同意再好不过，我可以停薪留职，承包大洋海味店，赚了归国家，赔了算我的。倘若领导不同意，我宁愿辞职，也要去干海味店。
我认为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旦做出了抉择就不回头。我喜欢生活里出现重大事件，身上老觉得有一种积极的东西推着我非往前走不可。苏锐相信我不会赔钱，积极到工程处党委去游说，获得了吴国基和曾孟达的首肯，他心里也就有了底气。我则办理各种开业的手续，看房子，内部装修，招兵买马，指挥着千头万绪的开业前的准备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我这个很讲究吃喝的人有时忘了吃饭或忙得错过了吃饭的时间。苏锐看我太辛苦了，把女干事刚给他斟好的水端给我喝，这真把那些女干事气死了。我有时到了吃饭的时间还没回去，他就替我从食堂把饭菜买出来。还爱把上级发给他的戏票、纪念品等也慰劳给我。我有许多事情都得需要直接找他，我确实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洋溢着男子汉气概的友好情感，他的心坚实可靠，不会出卖我或暗算我，也不会把我扶上墙头撤梯子。
于是，关于我们两个人的闲话很快就传开了。女人总是会成为闲话的中心。好在大洋海味店很快就要开张，我一搬进新市区就算跟修缮队脱钩了。为了保全苏锐，我也应该早点离开。
跟修缮队还剩下最后一项牵扯，找王宝和由服务公司拨给我五万元开办费。我完全可以不要他的钱，只从银行贷款，我估计大洋海味店开业有二十万元就差不多了。但是，名义上我的大洋海味店归修缮队的服务公司领导。他理应给我拨款，如果我不找他，他会得便宜卖乖，说我瞧不起他。我还知道王宝和不会痛痛快快地给钱，我本来可以找苏锐，由他给王宝和下命令，会省我许多口舌。在这种谣传纷纷的情况下，我不想再给苏锐惹麻烦，便自己去找王宝和。他给，我就接，不给，拉倒。我不会求他。
王宝和有一个能消化乱七八糟食物的好胃口，使他这几年在经理的位子上发福了，身躯愈发臃肿肥大。但最难以令人忍受的，是他身上那种浅薄男人的骄傲劲儿，眼光也带着粗野的自信。
“哟，颜大经理，恭喜发财，你的海味店开张得请客呀！”
“你不给钱我怎么开张？”
“你还找我要钱？”他仰起脑袋嘿嘿一笑，“你那是苏头儿亲自抓的大买卖，我这儿是小打小闹儿，你找我要钱不是妯娌打架——考哥们儿吗！”
得意忘形使他那张脸越发显得吝啬卑俗。我真不想再要他的钱了，尽管那钱有许多是我给他赚的。向这样一个人物开口要钱我日后会后悔的，会看不起自己。我也用讥讽的口吻说：
“我找你要钱不是考哥们儿，而是抬举你。大洋海味店不是归你的劳动服务公司领导吗？”
“哼，我看谁敢不尿我这壶！”
他脸色一变，露出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态，连抽烟的姿势也格外粗率放肆。
“你要承认对大洋海味店的领导关系，就得支付我的开业费。我知道你拿不出十万元，所以只叫你拨五万元，两年内还清，今后大洋海味店赚的钱也上缴到服务公司一部分。你如果不愿意拨钱，我二话不说，扭头就走，咱们俩犯不上多费话，今后井水不犯河水。”
他愣了一下，忽然又露出原来那副嬉皮笑脸的痞子样儿：
“钱，我有的是。要给你得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咱们俩喝一次酒，你要赢了我立刻给你拨款，酒钱也算我的，你要输了那可就不能怪我了。”
这算什么条件？一个十足的大流氓，我本可以扭头就走。但他就是这么一块料，如果我转身走了，他就会以为自己胜了，治住了我，不仅不给我款，背后还不知会说我什么坏话。我恼不得笑不得，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快点解决问题，只好豁出去用他的办法来制服他。我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往他的办公桌上一摔：
“你去叫人买酒买菜，还要找个证人来，咱现在就喝！”
王宝和见我主动掏出酒钱，先是一喜：
“现在是工作时间，等会儿下了班咱们找个地方慢慢比画。”
“不行，我们这也是工作。我明天就要用钱，在这儿比画也好有见证人，说出的话拉出的屎，你可不能自己再嘬进去！”
我还不知道他那一肚子脏心烂肺打的是什么主意嘛，怎能跟他单独到外边去喝酒！用话激他，他只好叫人去买酒买菜。他的抽屉里有现成的酒杯，我又用开水烫了一遍。
我平时滴酒不沾，跟我在一起吃过饭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喝酒。王宝和活这么大还没看见过会喝酒的女人，他相信绝不会败给我。一心想看我失态，让我求饶，他说不定还能乘着酒兴捞点什么便宜。酒已斟好，下酒菜是一盘花生豆，一盘罐头鱼，一根火腿肠，二斤水果。
我对自己的酒量确实没有把握。但我对自己的自制力，对自己的神经还信得过。
我成心叫板：
“怎么个喝法？”
“一口一杯！”
我对站在旁边的两个证人说：
“你们可看好了，谁也不许捣鬼。”
“小颜，别逞能了，你现在求饶还不晚，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放了你。”
王宝和咧嘴一笑露出了大钢牙。
“少说废话，快喝吧！”
我喝头两杯感到很辣，喝到后面就无所谓了。王宝和说这一杯能盛七钱五，喝到第十一杯的时候，王宝和说话有点不利索了：
“小颜，你长得真漂亮，而且还会喝酒，我要是找了你这么个老婆，每天晚上对饮两杯，有多美……”
我使劲一摔筷子：
“王宝和，你已经醉了，闭住你的臭嘴认输吧！”
“我没醉！”
“你要没醉咱就撤掉杯子换碗。告诉你，女人要不就不喝酒，敢喝酒的就是对酒精没反应，我在农村的时候，在蒙古包里拿酒当水喝！”
王宝和有点发傻。
我嘴角露出蔑视他的微笑，冷眼已经看穿了他的内心：
“谁说一句走板的话就证明他醉了，算输，王宝和，你是个五尺多高的男子汉，喝酒喝不过一个女人，要再耍赖不认账，传出去你的脸还要不要？”
王宝和立刻叫会计给我拨款。
说起来真跟闹着玩儿一样。
（她一只秀手上戴着铁手套，一巴掌能把人打死；另一只小手上则戴着天鹅绒的手套，光滑柔软，所有的人都乐于听从她的指使。这就是颜芳的处世艺术。）
不怕别人笑话，我确做过这样的梦：
我在经营着一座豪华的大饭店。
我成了一家超级商场的主人，买卖发达……
但我当上了大洋海味店的经理却不是做梦。尽管这买卖不是我私人的，赚了钱也不进我自己的腰包，可这里的一切要由我主宰，我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经营它，不再听从那些傻瓜、笨蛋的指挥。只这一点就让我心里感到多么痛快！
我的海味店门脸儿很小，占地不足二百五十平方米，但我可以把买卖做大做活。
实际上，在大洋海味店正式开业之前，我已经做了一笔买卖。从舟山买了二百吨海鲜，有快鱼、平子鱼、螃蟹、杂鱼等等，冻成冰盘，装冷藏船运到海港。从港口到市里还有百十来里地完全用军队的汽车把货运到市内，我再批发给副食品商店和各大机关、企业的食堂。光这一笔买卖就获纯利三万元，我图的是这个吉利劲儿。赚了钱心里就有根了，可以大大方方地应付门面上的开销。
您可能要问，我一上马怎么就有这么多门路？有这么大道行？敢从几千里以外的舟山买货呢？
替我在舟山买货的人叫侯文举，是青年实业公司的业务员，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我请他做大洋海味店的兼职采购员，试用期为三个月。部队的汽车为我拉货是分文不收的，我在卖给他们鱼的时候会适当地压低价格。
总之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进行公平合理的交换。
我拿出了一个三十岁女人的全部热情，动用了这些年联络下的各种关系。人的头脑是无所不能的，就看你用不用。只要你日夜想着自己的买卖，心就会通向全世界，我感到自己做买卖就像燕子造窝一样内行。当然，女人干事业最容易被闲话包围着。可是，只要你自己拿得住，女人身边也最容易有热心人和勇士……
大洋海味店开张的头一个月，单是请客吃饭就花了我三千多元，心疼也没有办法，钱该花的就得花，人们像红了眼似的扑上来吃我！这批抹着嘴刚走，另一批又来了，有的是我请来的，有的是不请自来的。有的是给过我帮助、今后我也用得着的人，有的是对我没有用处但得罪了就会有害处的人，有的是我瞧不起但又不能不管饭的人，有的是职业食客，吃吃吃，吃得昏天黑地，吃得我心不疼肉也疼！该堵上嘴的堵了，该抹抹嘴头子的抹了，各路神君全请到了，拜到了，破财免灾，值得，值得——我只能这样来安慰自己。
不要以为光是吃我就行了，还得拿！有的人明拿，有的人暗拿，有的人不拿我就送，谁叫我身上有这种虫子！比如吴国基老头儿，想起来就到我店里微服私访，不带秘书，不坐小汽车，老头儿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来了。什么海参呀，海蜇呀，鲍鱼呀，赶上店里有什么新鲜东西就给他装上一兜子。只要老头儿一露面儿，准是想吃海味了。这老头儿，好像我们颜家祖祖辈辈欠了他还不清的债。别看我给他东西，不是巴结他，而是可怜他，就像打发一个高级要饭的。他每逢到我店里来，书记的架子就放下了，跟坐在办公室里大不一样，多少露出了一点真面目。我虽然损失了一些东西，但知道了他的弱点，也值得。否则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老是一副不冷不热，不真不假，不偏不倚的样子，谁也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成天干些什么，然而他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党委书记。孙可展有一帮哥们儿，曾孟达、苏锐也有一群相好不错的朋友，我看吴国基有一天退了休，没有人会去家里看望他。
曾孟达就比较有气魄，也拿得住。他是我最想送礼的人，可偏偏他老不露面儿。我的海味店所以能够开张，多亏他公开撑腰。光靠苏锐不行，他毕竟资历浅，说话办事太直露，也未必斗得过孙可展。他不来，我就只好送货上门，幸好他这个当官的还不打送礼的。我请他吃一次饭，他还要回请我一顿。如果他真的需要什么东西，也很痛快地写个条子来，我包好了派人送去。
最难伺候的就是孙可展，他老端着架子，请他吃饭他不来，等人家吃完走了，他那份饭钱我也给搭进去了，他晃晃悠悠地又来了。我只好另开一桌，单独请他，他从来不张嘴要东西，但是我要不给还不行，我非得假装死气白赖地硬塞给他，他才会高高兴兴地拿着，还要假模假式地丢下几块钱，证明他是买的不是白拿的。太损了，他给的那点钱连对虾的皮都买不下来，我还落个卖，而不是送。此人阴森莫测，无风他也能起浪。又是我的顶头上司，真是得罪不起呀！
脸皮最厚的就是王宝和那一伙儿，你给什么，他要什么，你不给，他也要。你今天刚把他打发走，明天他又来了，就像一群危险的雄性肉食动物，他的肚子是填不满的，你不让他吃海鲜，他就要吃你。他属于那种我瞧不起、惹不起、躲不开的一类人，如果他真的不登你的门了，就说明要出什么事情了。
（这使我想起了吃吃看餐馆的悲剧。一个待业青年开了个餐馆叫“吃吃看”，开张以后果然有不少人来餐馆里“吃吃看”，当然是白吃。其中以警察最多，有个叫曹志庵的人，干脆家里不开伙了，叫老婆去吃食堂，他就以吃吃看餐馆为家，一天三顿，还要求两顿主餐需有酒和肉，高兴了还要求炒点好菜给老婆带回去。一个仅有十二平方米的小餐馆，经常去白吃白喝的各类执法人员多达二十一人，没消三个月，吃吃看餐馆被彻底吃黄了！
吃他的人并不是因为穷，也不是比被吃的人赚钱少，而是得了一种疯狂的吃症，不吃白不吃，越吃越饿！）
海味店开张以后我就难得见到苏锐了，我们都在躲避着闲话。他还是那副清官的样子，给他送礼闹不好就会被他认为是一种对他的侮辱，可我又忘不了他的好处，找了个星期天，我买了点东西跟谢雨田一块到家里去看他，当着他夫人的面把我们俩的关系及有关闲话说了个清清楚楚。他夫人是个医生，非常大方，她说：“今天把话说明了很好，就是你们不来我也会找个机会去找你，因为你跟苏锐今后还要共事的。关于苏锐我就不多说了，他是我的丈夫，我对他多少还算有点了解吧。根据我从旁边对你的观察，你不是一般的女同志，你外表的确是很招风，你当然也深知自己的魅力。我同时也相信你决不过分使用自己的魅力，到一定的程度就打住了。你的小脸儿一绷立刻就露出一股俨然难犯的矜持劲儿，一般的男子是不敢对你这种人轻薄的。即使碰上轻薄鬼你也有办法对付。男女出问题关键在女人，你不是那种把握不住自己的人。我说的对吧？”
她简直把我给说傻了。她也许真的是心理学医生……
苏锐也在旁边凑趣：“算了，小颜，别解释了，这种无聊的事情愈描愈黑。你们也看到了，我的夫人要学问有学问，医学院毕业，要样子有样子，虽不敢说十全十美，至少也够得上是一个句号。你哪，是一个大惊叹号！”
我们都被他说笑了。他的话耐人琢磨。从那儿以后，我们两个家庭真的成了好朋友。谢雨田理解我，他对苏锐的看法跟我一样。苏锐的夫人也理解他，对我的看法也跟苏锐一个样，这就好办了。
水深浪急船掉头
真是大意失荆州。
做买卖讲究第一炮，我的头一炮打响了，各方的关系也逐渐打开了，我过分相信了曾给过我甜头儿吃的侯文举。春节前叫他在舟山买了五十吨一级带鱼。他没有搞到冷藏船，只好在火车上运，车到宁波的时候正赶上下小雨，带鱼化冻。等我见到货的时候，冰盘已经焖汤，原本是白色的带鱼开始变黄。我仔细一验货，表面是一级鱼，底下全是小的。被骗啦！货主在冻冰盘的时候就做了假。像侯文举那么精明的人在买鱼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验货呢？那么就是他得了货主的好处，串通好一块来坑害我！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决定把侯文举叫回来，跟货主打官司。人在不冷静的时候做决定最快。
当我走进邮局准备给侯文举打长途电话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串问号，侯文举要不回来怎么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他又是我的兼职采购员！他心里有鬼完全有可能不接电话。如果是他跟货主联手坑害我，买鱼的时候就不可能订立协议书，没有协议书就没有凭据，我怎么跟他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再等几天鱼全烂了，那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啦！
我跑回店里，派人立刻把带鱼全部送进冷库，再冻它一下会好看点。指挥其余的人分头去联系买主，我决定大甩价批发，一元三角钱一斤买来的按一元钱一斤往外卖，先把鱼处理完了再说，能捞回多少是多少。
如今做买卖说不清有多少婆婆，工程处、修缮队这些亲婆婆不算，还有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银行、新闻单位、新市区管理委员会等无数个干婆婆，哪一头儿得罪了我也过不去。这五十吨带鱼能不能卖出去，关键就要看我的一个婆婆——卫生防疫检查站开不开恩了。没有他们签发的许可证，任何入嘴的东西都是不能出售的。自己的货新鲜可以不怕，这种发黄的带鱼就很危险了。幸好防疫站的医生我认识，开业的时候也抹过他们的嘴头子。他们什么时候想吃海鲜，我自然也是无偿提供方便。他们取样化验的时候那学问可大啦，如果专挑最烂的地方取样，那什么细菌化验不出来呀！我的五十吨带鱼只好倒进大海。我不心疼带鱼还心疼那十六万元钱哪！这么多鱼不可能一个成色，总会有好一点的，谢天谢地，防疫站的医生专门从一条又白又大的带鱼身上取了一块肉化验，结论是完全合乎出售的标准。我算体会到了，吃小亏占大便宜是买卖人必须信奉的真理！平时多烧香，有了危难真佛才会帮忙。
我用三天时间甩出去三十八吨带鱼。最后十二吨有点卖不动，一位记者朋友在晚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国营大洋海味店带鱼大减价，购者从速。”反倒把我吹了一通，说我怎样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吃鱼难的问题，从舟山买来冰冻鲜带鱼……
国家办的报纸，国营商店，谁能不信，第二天就把十二吨带鱼一抢而光。我还没有花费一分钱的广告费。因为他们发表的是消息而不是广告。
西城副食品商店买去三吨，想赚一笔钱，每斤定价一元四角，又不认真进行宣传推销。几天后还剩下一吨多没有卖出去，带鱼已经霉烂变质，被防疫站勒令停止出售。他们把我告了，我拿出防疫站的许可证，他们只能承认是自己把鱼放烂的，反而被防疫站罚款五百元！
一个老大爷给机关食堂买了七百斤，回去受了埋怨，一定要退货，我反复讲解，海鲜品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出门概不退换。老大爷最后没办法，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我知道自己缺了大德，也许要折寿的，但处在那种阵势下不能心软，否则自己就得去上吊。话是拦路虎，我把老大爷扶起来，实情相告，这次卖鱼赔了五万元，是商店关门还是我蹲监狱尚难预料。叫老大爷回去放心大胆地吃鱼，如果吃出毛病来由我偿命……
（她睿智而诡谲。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人，胆略超群，有智谋，她承受压力的风度令人震惊和羡慕。）
做买卖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了，看来我得学会在阴谋诡计中打滚。我检讨自己，为什么会栽这么大的跟头呢？
我对自己一开始的成功估计过高了，在我成功的感觉里包含着许多错觉和假象，现在才认识到刚迈出了一小步随即又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我表面上还能稳住阵脚，内心却在默默地高傲地忍受着恐惧和忧虑的折磨。不要以为这是女人的软弱，我倒觉得自己幸好是个女人。您信不信，当灾难临头需要勇敢时，有些妇女可比男人更可信赖？我的副经理和会计都是女的，也都是我的贴心朋友。噢，刚才忘记说了，会计就是我的好朋友长毛。她回城后分配在一个街道办的工厂里当订本工，家里不满意，她自己也不满意。我就把她拉到大洋海味店一块干，她是我的患难之交自然没有说的。就是其他那些小青年，尤其是我信赖的几个骨干人物，没有慌神儿，没有三心二意，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每天早晨照样把我的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我沏上一杯热茶。我鞋后跟儿坏了，顾不得修理就扔在一边儿，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拿出去就给我修好了。这当然都是些小事，可我重视这些小事，一个集体在小事上心不齐，在大事上心就更齐不了。谁有刘备那样的大德，谁就不愁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像诸葛亮、关公、张飞那样忠于他的人。我不是自比古人，我讲的是道理，现代的青年人跟我们那时不一样，他们再也不愿意浩浩荡荡地去做一些无聊的小事或所谓惊天动地的壮举而获得一个官封的好称号，他们甚至以此为耻。他们不是懒得出奇，而是闷得发慌，烦得要死。要领导他们须得让他们佩服你，觉得你棋高一招儿，的确有绝活儿。要让他们服你就得要有个魅力，有人格的力量。
当然也有偷懒耍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我毫不留情面——开除！有的人赖着不走，找了各种关系，托出各样的门头子找我，向我提出许多极有诱惑力的条件，以换取我收回对某人开除的命令。我不干，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在用人上我决不含糊，不看关系，不看资历，必须保证我店里的一汪活水。我是小店小买卖，养不起懒人、馋人、坏人、是非之人、三只手的人，一个萝卜顶一个坑，有时要求一个人顶两三个人使。我对职工有教育的责任，但海味店毕竟不是教育机构，他们到这儿来主要也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赚钱……
哎呀，我又走题儿了。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女人抗应变的能力。而我周围的那几条男子汉，包括我的丈夫，此时都有点紧张，为我捏着一把汗。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私人承包的小本买卖怎经得住这样大赔！再加上被成群结队的人吃的、拿的，欠下这么大个窟窿可怎么堵？大家都着急，可谁也没有好主意。
只要买卖继续干下去，我相信自己能一点点地把亏空赚回来。眼下的问题是资金挪腾不开。银行还信任我吗？这些事情不能跟修缮队讲，王宝和、孙可展他们只会看笑话。只有银行才是我的后盾，我必须争取他们的谅解和支持。
我到银行去了，他们冲着我左打量右端详：“颜经理，你一点不带样儿，还是这么漂漂亮亮的！”
“你们以为我会自杀吗？”
我也开了一句玩笑。看来他们听到了一些风声，我用不着隐瞒什么，一五一十地讲了钱是怎样赔的，今后打算怎么往回赚。银行里专门负责审批贷款的老方最后咂咂嘴：
“你能应付这个局面就是奇才！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再贷给你二十万元，希望你好自为之。”
有了钱就有了机会，我的买卖又活了。我从银行要了封介绍信，决定亲自去舟山，我第一个目的是找侯文举和他的同谋算账。第二个目的是办货。我再也不敢轻易地相信别人了。
我按照侯文举给我的地址，找到舟山红方旅馆205房间，为我开门的是个花枝招展的当地姑娘。我以为侯文举给了我一个假地址，顺口问了一句：
“侯文举不住在这儿吗？”
“侯经理跟我妈妈出去了。”
“侯经理？哪个侯经理？”
“大洋海味店的吧。”
噢，招摇撞骗。不知他还干了一些什么事？
“你是他什么人？”
姑娘虽俗却十分大方，咧嘴一笑：
“我是侯经理雇的保姆。”
“保姆？”
我怀疑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旅馆里脏吧拉叽，外地的业务员可以明目张胆地开房间，轧姘头……
我找到台湾同胞联络站办的一家较为高级的旅馆住下来，冒着小雨先去银行查账。侯文举很狡猾，从账面上看他没有明目张胆地贪污我叫他用做买鱼的钱。但是他三次把我的鱼款提出，几天后又原数存进来。这就是说他用我的钱买了鱼，转手用更高的价格又卖给别人，赚的部分进了他的私囊，把我的原款再存入银行。他是个大号的二道贩子，在给我买的那五十吨带鱼里肯定也做了手脚。他在当地混得比较熟，因此就利用这个关系倒买倒卖，动动嘴，拉拉皮条，歪财就到手了。不然怎么应付他成天狎娼宿妓的花销！
我先跟侯文举谈了半天，他一开始铁嘴钢牙，什么也不认账。可心里到底有鬼，经不住我三问就毛咕起来，一个劲儿说好话。他硬的时候我笑，他软了我则强硬起来：
“你险些把我的买卖搞垮，现在光说好话也不顶用。你在舟山的所做所为是犯法的，你以为这儿就不是中国吗？你以为我们那里的法院对你就没有办法吗？”
我就是要把他镇唬住，然后去找带鱼的卖主——普陀冷冻厂厂长。这是个长着一嘴黑牙的小个子，带着一股南方人的精明和傲慢。据说本地人瞧不起说北方话的，用北方话问路他们不愿告诉，用北方话买东西他们会抬高价格。我偏偏把普通话说得更标准了，先问他是不是卖给了大洋海味店五十吨带鱼，他承认了。再问他冻鱼的时候是不是做了假，按一级的价格卖的是三四级的鱼，他有些支吾。我把自己的会计也带去了，长毛依然很水灵甚至比以前显得更稳重，更加端庄秀丽，落落大方，不多说多道，很像我的女秘书。她从小皮包里掏出几张照片摊在黑牙厂长的面前，这是我叫人在卸鱼、卖鱼的时候拍的，冰盘的包装袋子上有“普陀冷冻厂”的字样，有火车的车厢号，有鱼的模样。他打个怔神儿，似乎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一手，只好承认他们在冷冻的时候像其他单位一样做了点手脚，但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又把鱼的质量怎么差，群众的意见多么大，我是怎样推销的以及影响多么恶劣等等，叙述了一遍，主要目的是感动他。我又问他把坏鱼当好鱼卖，给了侯文举多少好处？他回答是两千元。我问他这算不算贿赂？他说在舟山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他心里有数，反正买鱼的时候既无合同书又无协议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海产品出门不管换。他对付我的话也是我对付那个老大爷的话，这真是一报还一报。
但我不是那个老大爷。他承认了前边那三个问题就等于进了我的圈套。我示意长毛，她从那精美的小皮包里又掏出一个漂亮的微型收录机，磁带还在转着，证明黑牙厂长刚才说的话再也赖不掉了。
我看得出他的心里开始发虚，尽管他表面上还装得十分镇定自若，不过是用浅薄的傲慢来掩饰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我决不想使用恐吓战术，逼急了，像他们这样的地头蛇是什么都不在乎的。我说的话都合情合理，但决不软弱可欺。必要时吓唬他一下，要掌握火候，适可而止。
“厂长，你说的‘好处费’，在法律上就叫做行贿受贿。你用行贿受贿的办法在卖给我鱼的时候以次充好，造成的严重后果你也知道了，你说怎么办？”
他瞅一眼录音机，皮笑肉不笑地咧咧嘴：
“我也没有办法，在舟山就是这样做买卖。”
“舟山也是中国，在中国，法律只有一个，共产党只有一个，道义也只有一个。何况我有可能要把官司打出舟山。”
他一怔，那种满不在乎的冷笑也收住了。他看看我的派头，听着我这一板一眼的谈吐，再看看旁边不露声色却美貌绝伦的女秘书，大概有点猜不透我的来头儿，知道我不好打发。他沉了一会儿才问：
“你打算怎么办？”
“公平合理，我赔了五万元，咱们两家分担，一家一半。”
“你叫我赔你两万五？那我们太亏了，不行！”
就在这时候有人叫他出去了。我以为这是个花招，黑牙厂长想借机溜之乎也，不会再回来见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盘算着怎样找他们的上级机关，他们的上级再不解决问题就得起诉了。在舟山起诉好呢，还是到省里起诉？应该请我那些记者朋友帮忙，在报纸上捅他一下子……
过了好半天，黑牙厂长跟侯文举一块进来了，态度也变了。厂长递给我一张一万一千元的支票：
“那批鱼我们总共就赚了一万多块钱，全部退给你们，再多了实在拿不出。”
侯文举也拿出两千元现金交给我，退赔他所得的“好处费”。还说了许多请我原谅，千万不要起诉的废话。
黑牙厂长这么痛快地就退赔了一万一千元，大概跟侯文举在幕后做工作有关系。侯文举最怕我告他，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他老婆抱着孩子到家里哀求我，叫我看在她母女的分儿上不要把侯文举送进法院。那样一来即使判不了刑，也会丢人现眼，砸了饭碗。真够可怜的，她也是老三届毕业生，也下过乡。侯文举在外面干的那些事她知道吗？这是后话。
还是接着刚才的话头儿说，我能追回一万三千元的赔款也算不错了，捞回一点是一点，总算是没有白来舟山跑一趟。我叫长毛分别给他们写了收条，这场带鱼官司就算画了个句号。
（她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眼睛里的怒气像两股黑色的火焰在燃烧，全身如涨潮般充满了斗志，难怪那个黑牙厂长要输给她。女性的魅力加上威慑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男人怎么受得住。“只有具备生存能力的人，才有生存的权力。”她心曲深沉，虑事周全缜密，谁能斗得过她呢？）
第二天我们去逛舟山的海产品市场，我进去就不想出来了。这里的海货太丰富了，真馋人。我不是想吃，而是想买。凡是我能叫得出名字的海货，就一样一样地记住它们的价格，凡是我不认识的东西就仔细地打听它们的特点，询问它们的食用价值，长了很多知识。我不渴不饿，在自由市场里整整转了五个小时。
突然，脑子里像电光石火一样闪出一个新主意：改变大洋海味店的经营方向！卖鲜品虽然来钱快，如果干得好也确实能赚大钱。但风险太大，路途遥远，运输不便，哪个环节出点问题都够我受的！如果以经营干品为主，岂不要保险得多？
在舟山，鱼翅才二十多元钱一斤，我运回去至少可以卖到一百二十元一斤，因为全市没有一个做鱼翅买卖的，我经营它就是蝎子㞎㞎——独（毒）一份儿。鱿鱼干在舟山十五元一斤，运回去每斤至少可以净赚三元。还有鱼肚、干贝、海参等等。
在家的时候我到自由市场上给自己买菜、买肉，从不问价，拣好的买，人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一到给店里进货，我就小气得要命，左算计右算计，一个劲儿地讨价还价，能省一分一厘也是好的。但风度不能小气，要派头十足，大大方方，让卖主感到你既懂行又精细。我根据不同的卖主会提出不同的条件诱惑他们压低价格。如果卖主的摊子比较大，我就会说：
“你的价格如果让我满意我就可以多买，而且能够建立长期的供货关系。我们的买卖大，北京、天津的市场无比广阔……”
他们一看我的穿戴和风度确实也像个做大买卖的样子。所以我要求我们店里的姑娘小伙子们打扮不能俗气，高雅华贵一点倒没关系，一定要端庄大方，摆得出去。
我买了五百斤鱼翅，一千斤鱼肚，一千斤鱿鱼。我亲自验货，亲眼看着打包、装车，再也不能受骗了。先用汽车把货送到南京，然后再换火车，我到家货也到家。
从此，我的买卖走上正轨，而且稳实牢靠多了，再也没有出现大宗赔钱的事情。最让我得意的是，到店里来白拿白要的人少了。以前卖鲜鱼活虾，谁看见谁馋，这个要两条，那个要三斤，我赔得起嘛！现在他们还要什么？鱼翅——不会吃，哈什蚂——吓他一跳。都是高档的东西，几十元、上百元一斤，谁好意思张口白拿，然而，我真正的业务关系却越来越多，路子越来越广，大洋海味店的规格也上去了。各种规格、各种成色的燕窝、鱼翅、猴头、哈什蚂等珍贵的海味品我店里全有。各大宾馆招待贵客要做高级宴席，都来跟我商量，一千元一桌的该上什么菜，两千元、三千元一桌的菜谱该怎样搭配？我给他们出主意，也给他们提供原料。在别处绝对买不到的高档货，我的店里保证供应。他们有时急得没有办法了就来找我，即使正赶上我的店里缺货我也会给外地的关系户打电话，叫他们派人送来。我为本市的几家高级宾馆解决过不少难题，每逢过年过节，这些宾馆的厨师总要把我请去，单为我做一桌好菜表示感谢。他们是我的买主，按理说我应该请他们吃饭。
就这样我的大洋海味店的信誉也逐渐树立起来了，我在长岛、青岛、大连都有朋友。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一般的业务关系户。比如长岛海货加工厂，可以向我提供最优惠的条件：卖完货再结账。他们有了困难我也会帮忙的，有时他们加工出来的海味品积压太多，存放时间过长就会发霉或生虫子。他们把货发给我，我给推销。青岛的那位朋友道行更大，他父亲从国外带回一笔巨款，足够他花天酒地过一辈子。可他不想躺着吃老子，想靠自己的能力干出点名气来。他借助手里的钱在青岛真的闹腾了一片事业，开办了四个加工厂，其中就有海产品加工厂和冰冻厂，自己还趁一条冷藏船。他周围有一大群人围着他，吃他，捧他，天南海北都有他许多朋友。但是他自称没有碰上一个叫他佩服的人，他却说佩服我，要拉我跟他一块干。他的宗旨是不给这党那派的干，要干就自己干。我是吃皇粮的，哪能像他那么自由。人各有志，他也不会勉强我。但可以向我提供最好的货源。如果我有困难，他向我资助个二三十万元也是不成问题的。
头一年干下来，我的营业额是一百七十万元，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了我靠喝酒打赌从王宝和那里借来的五万元开办费，再除去上缴管理费、冷藏费、汽车费等等花销，还剩下纯利四万元。
海味店里的职工每人每月平均拿到二百元左右，奖金除外，副经理和长毛更多一些。古人讲重重有赏，就是发奖金。这些事由我说了算，然后会计造表，一切都光明正大、公道合理才能服众。当经理什么时候都应该是个坦荡的人，只有生活中的弱者或心里发虚的人才害怕坦率。
对我来说，赚了多少钱并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大洋海味店站住了，我颜芳站住了，我获得了更多一些的做人的自由，我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下，我的气度，我的知识，我的工作精神和领导手法暂且不论，当领导没有威望、没有人缘儿，跟下边人没有感情就不行。但是光靠这个也不行，人家跟着你干得有所收获。我付给你高薪，就是叫你服从我，实际上我花钱买的是当老板的权力。对上，不必再看孙可展、王宝和之流阴沉或卑俗的脸色了，不必再听修缮队那些女干事的闲话了。大洋海味店里我当家！当经理比当泥瓦匠自由多了，在把人划分为等级的社会里，地位就是自由的标志，地位越高自由越大。我能堂堂正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可以给爸爸上供了——
（只要血液里有智慧，就总会开花结果的。颜芳像所有的成功者一样，也相信自己的直觉，她的敏感真是不可思议。
在她这样的女人面前没有困难，只有机会。
经理的职务使她这个人生色，她更使经理这个职务增光。眼下经理满街走，像她这样的又有几个呢？）
哑谜难猜
（整整一百年前，本市诞生了一家后来闻名于国内外的海味店。第一任老板周四爷，经营镜子铺，委托上海的一家联号买卖代买一些海味来此出售，获利甚厚。第二代老板王十二爷，放弃镜子事务，专营海味，起字号为“隆昌海味店”。第三代经理董树桐，身手不凡，上任后便到上海考察货源。原来他们买的上海货实际来自香港和日本等地，因为香港的海味品价格很低。当时的印度人不知道鲨鱼翅是宝物，割下来当废料扔掉，侨商则大量收购，运到香港出售。董树桐毅然甩开了上海的中间商，派人直接去香港、日本等地购货，进货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润增加。一九一八年之后隆昌海味店进入全盛时期，有职工二百多人，有堂皇的办公大楼，有东、西、南、北四个货栈和两个大仓库，每年盈利十四万现洋。
董树桐独家开创海外来货，专营厚利商品，自己吃大头儿。把小生意和近处生意则让给本市同业，防止同业也去海外争夺自己的商品阵地，自己牢牢控制着商品市场，想定什么价就是什么价。本市各家同业小买卖都不敢触怒隆昌。
董树桐凭借隆昌海味店的声誉地位，吸收大量社会游资，即“有息存款”。自己掌握雄厚资金，在市场上举足轻重，左右价格。
隆昌对刚入店的学徒，一律先放到仓库工作，首先学习商品产地、商品保管、鉴别货物优劣以及分路划等的多方面知识。然后升格到门市部学习售货的知识。这个过程下来一般需要五六年。对有能力、业务知识掌握得好又忠诚勤劳的人则进一步培养，派到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做采购推销工作，并经常加以安抚鼓励，以防止离店单独去干。因此，职员大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有数十人都得到人力股，使职员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跟隆昌连在一起。因此隆昌海味店垄断本市海味市场长达二十余年，货品行销华北、东北、西北各大省、市，买卖兴旺发达。
一九三〇年，隆昌海味店的骨干王印章，脱离隆昌店自己开设了源丰永海味店，打破了董树桐一统海味市场的局面。董树桐对王印章采取了毁灭性打击，决心要把他挤垮。源丰永去日本与隆昌同时都采购一大批海带，但装船速度快，估计要比隆昌的船先回来三天。董树桐接到驻日人员的电报后立即派人到各交往商家预售低价期货，即一星期内货。很快将货全部售出。等到源丰永的海带再运来，各拆货家和外地商人已全部吃饱，即使王印章再压低售价也无法脱手，甘认大赔。如此等等，董树桐的手段多得很！
隆昌海味店还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与日本大商人也展开激烈的争夺。如三菱、三井等大洋行对隆昌眼红，也做海味生意。董树桐打听到日本人想买什么货，他就出大价叫日本人洋行买不成。即使日本强买，货到中国也赚不了钱。等日本人不敢买了，他再压价进货。日本洋行对董树桐的大价买小价卖又奇怪又害怕，轻易不敢进货，只能躲着隆昌走。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各大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随后香港及东南亚各国也都被日军占领，货源断绝，隆昌的业务陷于瘫痪。不久董树桐病故，隆昌海味店江河日下。熬到一九五〇年，不得不宣布解散。从此，本市再无海味店，直到出了一个颜芳……）
第二年我的买卖更好，每人平均上缴利税在新市区大小几百家食品商店中名列第二，这就算能过得去。我心里当然不满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想把买卖做得更大。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在中国做买卖非要懂得掌握政治形势不可。新年前夕，中央似乎也特别心疼我们这些人，三令五申不许请客送礼，不要拜年，不准用公款大讲排场……反正有好几个“不”，对哪一个“不”我都举双手拥护。苦命人心实，我真的信了中央的话，没有挨家挨户地去给头头们拜年，没有大包小包、明的暗的去给头头们送东西。我对天起誓，我不是心疼东西，不是舍不得花钱，我懂得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道理，逢年过节给头头们烧香上供能够保佑我平安无事。我实在是怕给头头们惹麻烦，倘若我去烧香正赶上头头们掉屁股岂不弄巧成拙！
（我笑了，这真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像颜芳这么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哪一年的年底我们中央不站出来吆喝几句，紧缩开支呀，反对铺张呀，冻结呀，卡住呀。既然中央抓起这些小事来可见它已不是小事。他吆喝他的，你干你的，他有政策，你有对策，你有千条妙计，他有一定之规，其结果是冻不住也卡不住。颜芳借机冻结了给头头们的礼物，头头们恐怕就要冻结她的职务。当然事情不会像我说的这样简单明白。如果我猜得不错她下面就该讲怎样挨整了，无非是先造谣言，那是舆论准备。说她既有经济问题又有作风问题，发了洋财，忘了老领导，翅膀硬了，六亲不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可以造得更邪乎一些，说她被抓起来了，蹲了班房。然后就可以派调查组，查她的账目，冻结她的资金，干扰她的生意。最终的目的当然还是要在她身上打主意，最好是把她的经理职务拿掉。不过这要费点事，因为她这个经理不是上级任命，是她毛遂自荐开了这个海味店，经理的头衔也是她自封的。现代社会就是这个德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占山为王，旗号众多。如果撤不掉她就要把她吊起来用小火慢慢地熬着烤着，叫她买卖做不成，心里不痛快，想死死不了，想活活不成。颜芳自然不是省油的灯，她会怎么应付呢？
她见我怔怔地发笑，就停住话头问我笑什么？我把刚才突然想到的对她讲了一遍。她感到诧异：“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会算卦。”
她说：“您开玩笑。您一定是对大洋海味店的情况有所了解。”
“实不相瞒，我一年半载不准进一次商店。在认识您之前还不知道新市区有个大洋海味店，对您颜经理就更不了解。但我多少了解一点我们的党，我们的制度，还知道一些类似您这样的人物的大同小异的遭遇，所以才敢瞎猜。”
她沉默了，神情落寞，脸庞像白色的细陶瓷，透出少有的感伤和疲乏的情状。也许是我的话惹得不快，引起她对今后生活的忧虑。
与其说她是个勇者，不如说她是个智者。我可不能用唱喜歌的办法哄她安慰她。
“你说过一句很有味道的话，给职员发高薪，买的是自己当老板的权力。在中国，老板只有一个，那就是组织。所以你连董树桐那样的规模也达不到，尽管你的聪明才智也许比董树桐还要更胜一筹。我们目前的制度是不突出个人，不会出现大的商业家、企业家的，一够了刀恐怕就要宰！还是讲讲你是怎么对付调查组的，目前的处境如何，今后做何打算？”）
我的上级机关——修缮队劳动服务公司打来一个电话，叫我回公司一趟。我正忙得不可开交，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干吗非要罚我跑腿儿？给我打电话的是服务公司的三号人物刘德，为什么说他是三号人物呢？刘德原来是王宝和的小兄弟，王宝和想把他提到服务公司当副经理，原来两人的关系又闹崩了，刘德上不来也下不去，就吊在那个没有正式任命的副经理的位子上。他自己不嫌尴尬，在电话里还跟我打官腔：“叫你来你就来，这是大事，在电话里怎么能讲呢！”
这帮白吃饱儿能有什么大事呢？我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到服务公司，气氛还真有点跟往常不一样，经理王宝和、党支部书记老李、没有号的副经理刘德，三个人正等着我呢。一副如临大敌、严阵以待的样子。
我问：“什么事呀？”
王宝和推老李：“你说。”
老李推刘德：“你说。”
刘德又推王宝和：“当然得经理谈。”
他们推来推去。老实说都有点怵我。
最后还是党支部书记老李责无旁贷地开了腔：
“领导决定，从今天起你回到服务公司来上班。”
“那大洋海味店呢？”
“你就别管了。”
“我不管不行，我要对大洋海味店负全部法律责任。且不论你们有没有权力撤换我，即使你们真想这样做，也要跟我说出正当的理由，找出一个接替我的人，等我办完了全部交接手续才能离开海味店。”
老李张口结舌，只好耍横的：“叫你回来你就回来，别说这么多废话。”
“告诉你，凭你们这几个人空口说白话，我是不会离开大洋海味店的。”
每到这种时候，我感到自己身上那点比他们优越的东西就从心里流露到脸上来了。越是生气，脸上越笑，气色越好看，神情越镇定。
他们下不了台啦。王宝和只好开口：
“老李，你怎么能这样做工作，三句话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小颜这是想得开，要是想不开出门一头撞死怎么办？”
我说：“哪能呢，撞死我谁给你送礼呀？”
王宝和翻翻白眼儿。
“你在自己家里装了一部电话？”
“不错。”
“请示谁了？”他好像终于抓到了能炸死我的手榴弹，声狠气暴，那张脸涨得像茄子一样难看，钢牙闪着灰色的光斑。
我用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尖：
“我是经理，装电话是工作需要，只要请示自己就够了。”
“就你需要，我们都不需要？连队长、主任的家里还没有电话哪！”卑鄙和平庸把他毁了，完全失去了控制，如同一个醉鬼一旦骂起街来就收不住了，“我看修缮队快搁不下你了，当了个绿豆芝麻粒儿大的经理就烧得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们要给你派查账组！”
“欢迎。”
“什么时候去？”
“最好现在就去，别给我留出做准备的时间，就这么光明磊落！”
他们果真派来一个由工程处、修缮队、服务公司三级会计组成的查账组。最可笑的是，我倒不怎么着急，着急的是工程处的头头们。党委书记吴国基派人到我家里摸底儿，他在我店里拿的那些东西会不会被查出来？
我不是党员，真不理解你们党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吴书记是全系统的第一把手，他害怕查我的账，可又同意向我派出一个查账组。他如果站出来反对，我想王宝和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这样折腾我。
我若告诉吴书记，请他放宽心，我的账面上干干净净，不会查出任何问题，不会损害他吴大书记的崇高威望——我又不甘心，真想让他着点急，害点怕。不能让他早早地就把心里那块石头落地！
如果光图一时痛快讲出这些头头们吃我拿我的事情，让他们出出丑，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伤不了他们几根毫毛，他们最终还是头头，倒霉的只能是我。上下一起来对付我，我岂不更难受。
您看我多难呀！他们吃我拿我还要查我，我把他们吃的拿的都赚出来，还得替他们瞒着、闷着，不能让他们派出的查账组查出来。他们还会得便宜卖乖，跟我打哑谜。我要当个演员也错不了，把这些心计用到演戏上保准能成为明星。
查账组查了五天，连钱带物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最后居然把我的全部账本抱着一走了之。太不讲理了，大概是回修缮队用放大镜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去核对。
王宝和不能闲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要把刘德派给我当副经理。一方面能甩出刘德这个臭包袱，另一面又可以慢慢夺走我的买卖。我的回答是：“没有门儿！等查完账再说，有问题我愿自动下台，没有问题你们要给我说清楚。”同时我也当面嘲笑刘德，绝了这个没人要的无赖的痴心妄想：
“刘德，你到我那儿会干什么呢？食品城里讲究营业额，你一天卖不了三千块钱我是一分不给的！”
王宝和也不像以前那么蠢了，大概是手里的权力使他变毒了。他说：
“别以为就是你有能耐，我最近刚研究完《慈禧前传》。慈禧有什么能耐？还不是在皇上跟前会来那一套，以后生了个儿子就渐渐露峥嵘。告诉你，钩心斗角、争权夺势的这一套我懂。你既然不要刘德当副经理，我就叫他当调查组的组长，从今天起进驻大洋海味店！”
就这水平，他还以为自己很高明。
我的铺面本来就不宽敞，经理办公室更狭窄，两张办公桌加一条长沙发就把房子塞得满满的，突然又增加了调查组的这么三条汉子，您说够多堵心！他们什么事也不干，往沙发上一坐，抽烟、喝茶、盯着我，我到哪儿去他们都得记下来往上汇报。我得接受调查，不能再出去看货买货。这买卖还怎么做下去呀？一开始我千方百计地想激他发火，一天要打扫两次卫生，叫他们到外面去待着，来了谈生意的人就叫他们让出沙发到马路上去站着，干脆一句话——不拿他们当人。他们自以为调查组是来整人的，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势，没想到我这个挨整的不吃他们那一套，刘德心里当然非常恼火。他们一发火我就火上浇油，批评他们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吃社会主义，坑社会主义。还把店里一个女孩子写的打油诗念给他们听：“干的干，看的看，看的给干的提意见。提了意见还不算，变着心眼儿搞诬陷。”真是要反了，刘德外号叫“刘哈喇子”，一着急口水就流出来了，说话也结巴了，气得直跳脚。我更是成心激火，偏要往他眼前凑，假装疯魔地大嚷大叫：“你还想打人吗？敢，吓死你，你打，你打！”我就希望他动手，那样就把事情闹大了，我就可以找新市区的派出所，找食品城管委会，官司打出修缮队就有了说理的地方。可惜，刘德到底是个大屎包，一动真的就尿了，哪还敢动手。我的武器本来是笑，看来用这种怒的办法不灵。最后只好采取冷淡的态度，就像他们不存在一样，全店的人都不搭理他们，看不见他们，躲着他们。三个月来也真够他们受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像狗屎一样讨人嫌。可他们不敢回去，不敢造反，没有自己的人格，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也叫男人？
（侯玉屏神经兮兮地说：“我该怎么办哪？活着太难受了，我老想到死。就这样死了又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活得太冤了！
“我天天盼振元的消息，等着他给我来信，只要他打个招呼，不论他在哪儿我都可以去看他。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爱，自从跟他久别重逢之后我懂了，只有在他身上才有那种我所需要的极其宝贵的爱。我给他写信，一封又一封，接不到回信就拍电报，一次又一次。不知要隔一年还是半载，才能见到他一封信。
“我们又见过两次面。在见面前我把想说的话写出提纲，见了面仍然忘个精光，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的话更少，连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也不作一句解释。但是一看见我就发疯，那激动的样子不可忍受，周围一没有人了就不放过我。《亚玛》那本书里的妓女说得对，一个女人一生只爱一回，永久不变。而男人的爱却像一条公狗……
“我有一年多不让老邢碰我的身子。我嫌他脏，我恶心。但我不能提出离婚，我有三个好孩子。即使我提出离婚老邢不同意也是白搭！我离了婚鲁振元不离婚又有什么用？谁知道他是什么心思？
“我每天照样为邢起福炒菜、烫酒，每当发工资的日子他把一百多块钱如数交到我的手里，我是很感动的。我仍然尊敬他，他在工厂受了气我就去找他的头头替他说理。他的顶头上司对我很客气，凡我提的要求没有不答应的。背地里他在训老邢的时候就说：‘就凭你这份德性，怎么搞了个那么好的老婆？’工人们说这个头头很坏，一想见我了就故意给老邢气受，比如抓住一点毛病就扣他的奖金，等我到厂里一说情又发给了他。老邢多可怜！我给他做时髦的衣服，每天上班前替他梳梳头上那几根毛，想把他打扮得漂亮点儿、年轻点儿。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让我们俩表面上的差距小一点儿。像他那副德性如果不勤打扮着点儿，就像个捡破烂儿的小老头儿，别人就会骂我，说我有外心，不收拾自己的爷们儿。也会有人同情我，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不论骂我还是同情我，我都受不了！
“我白天黑夜想的是鲁振元，伺候的却是邢起福。你说我还算人吗？你知道我的日子多苦，活着真苦呀！你说我该怎么办？”
她应该去看精神病医生。但我说不出口。
她说：“你是我的老同学，我不怕寒碜把什么都讲给你听了，求你把它写出来。我得了厌食症，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全身浮肿，还睡不好觉，我知道自己的寿命不会太长的。我这一辈子活得太窝囊了，你实事求是地把我的生活写出来，登出去，我死也瞑目了！要不怎么办呢？不能上法院，不能跟别人讲，我快要憋疯了……”
我说：“我要真的写出来，老邢饶得了你吗？”
她说：“我不在乎，女人急了眼是什么也不怕的。我正是要叫他知道他是怎样害了我一生！”
这怎么能全怪他呢！）
不管怎么说，调查组是抱着不哭的孩子。他们可以无限期地耗下去，我的买卖可拖不起呀！云南有个朋友在瑞丽为我联系好了一批缅甸的海米，价格比咱这边要便宜三分之一，邀我去看货。我不能动身，买卖只好告吹。还有好几宗非常有利的大买卖，都是因为我出不去只好放弃。也有些老关系单位已经把货发来了，我在时刻接受调查的情况下，已经没有精力再东跑西颠地去推销大宗货物，只好把原货给人家退回去。这要得罪朋友的，同时也影响我店的信誉。可是有什么办法？
我不怕他们把我撤职。最好是把我开除公职，那我就可以自己重新开一个海味店。我真想自己干，做梦都想。我实在受够了这份窝囊气。我凭什么非要在一群歪才、庸才、蠢材、奴才的压抑下干活儿？外地的朋友知道我在挨整，纷纷劝我离开这里。青岛的朋友还是老主意，想跟我合伙儿干或者由我挑头另开一摊子，资金雄厚且有外汇，干得好可以打开国外市场，确实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这对我不是全无诱惑力。长岛县想请我去当副县长，专门负责海产品的经销工作。他们那里有好东西却不会好卖……树挪死，人挪活，我到哪儿去都比在这儿强。
问题是我现在走不了也干不成，蔫蔫萝卜辣死人！我希望来个痛快的，决定甩开调查组直接去找王宝和。我从来没把王宝和当成一棵葱，他派出去的调查组算什么玩意儿？
晚上调查组的人都回家了，我骑上自行车找到王宝和的家里。他住着两间房，王宝和正在外边那间屋子的沙发上歪躺着，屋子里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又脏又乱。以往我到他家来从未空着手过，王宝和爱贪小便宜，就连他身上穿的这身西服还是我搞服装加工站的时候白送给他的。这一次来我手里却只拎着自己的小提包，他撩撩眼皮，硬是没吭声，没抬屁股，照旧哩溜歪斜地躺在沙发里。他是什么变的我还不知道吗，他越是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派头就越是可笑，以在人前逞能来掩盖他的无能。
我也不说话，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望着他。
他冲着另一间屋喊了一声：
“小二，给我拿烟来。”
小二是他的孩子。
我轻轻地答了一声：
“不用了，我这里有。”
他抬起了眼皮。我慢条斯理地打开自己的小提包，像变魔术一样从里面拿出一条大中华香烟。别看提包很小，正好能放下一条香烟。我埋伏下这点东西就是要见机行事，对付像王宝和这样的人不用花太多的钱就行。我把那条烟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像有根绳子拉着一样，他慢慢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打开包装纸，抽出一支香烟点着……
我们面对面了。相互打量着，实际是在心里较量着，谁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对方是怎么一回事，任何虚伪都毫无意义。
他离开骂人不说话：
“你这个老娘儿们还真够难崴的，把我们派去的调查组给晒起来啦。”
我当然也要回敬他：
“你这个老爷们儿里边的老娘儿们也真够差劲的，我姓颜的哪点对不起你，你凭什么整我？”
“完了，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王宝和整得了你吗？我有那么大的胆子、那么大的道行吗？”
“不是你还有谁？”
我故意激他往下说。
“实话对你说，这是孙头儿布置的。”
“孙可展？我哪儿得罪他了？”
“孙头儿一向对你不错，很赏识你，可你瞧不起他，就是不尿他那一壶儿！别以为队里有苏锐支持你，上边有曾主任给你撑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我对孙可展向来都是客客气气，从未当面顶撞过他，怎么说我瞧不起他？我可没有把他看简单了，他跟王宝和不一样，这些领导的心思真难捉摸。
王宝和见我闷了口，以为把我唬住了，神气活现地愈发得意了：
“说良心话，孙头儿早就该提上去当副主任了，等曾主任一到岁数，将来工程处主任的位子就是他的。可现在连个队长都不给他。苏锐懂个屁？刚从部队下来也压他一头，还不就是曾孟达在上边不说他的好话，就怕孙头儿上去顶了他。这回行了，一抓大洋海味店就把他们一勺烩了！”
“这是什么话？你们头头之间争权夺势，为什么要拿我开刀？”
“别装傻了，这两年你把他们都喂肥了。现在整党开始了，不拿你大洋海味店当突破口还拿谁开刀？”
我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了一点，但没有王宝和说得这么赤裸裸、这么杀气腾腾。
我笑了：
“这才叫恶人先告状哪。吃我最多、拿我最多的首推你王宝和，孙可展也不是两袖清风，哪次吃饭漏下过他？”
“你别唬弄小孩子，你对我们跟对苏锐、曾主任不一样，这谁不知道？再说我吃多少也是官的，我不想往上爬，顶大这个副科级不要了。他们那些当头儿的要是被人抓住手腕子可就要栽大跟头……”
王宝和连比画带说，把他知道的那点内幕，连同他自作聪明猜测到的一些东西全抖落出来了。我这一条中华烟送得值得！
我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是着急，是酸楚，是幸灾乐祸，是愤愤不平……我可怜这些头头们。他们也是凡人，胃口跟普通人的没有什么两样，都想吃点山珍海味。现在为了谁多吃了一点、谁少吃了一点就叫得这么凶！他们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干了吗？如果他们光是吃我，不来搅和我，我会很高兴的，我那几笔好买卖就不会放弃，早把他们连吃带拿的那部分赚出来了。我相信能够养得起他们，可他们连吃带搅和就讨厌了……
我想开了，头头们管着我，但他们不如我。如果说我的大洋海味店还比不过七十年前的隆昌海味店，只能说现在不是做大买卖的时代，老板们会吃不会赚。
我看透了，决定展开“穿梭外交”，看看头头们现在的嘴脸。先找孙可展，一见面就单刀直入：
“孙队长，王经理告诉我是您指示他们整我的。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请您当面说个清楚吧。”
他立刻现出满脸的气愤：
“这是从何说起，他们对大洋海味店干的这些事我一概不知道，都是服务公司搞的！”他拿出一本红格纸摊在我面前，“你把王宝和怎么说的都写出来，我要追查这件事。”
“写就写！”
我才不在乎哪，我是施主，他们是要饭的，叫他们狗咬狗去吧！
服务公司的党支部书记老李，像蛇一样从门口溜进来，夺走了我面前的红格纸：
“得了，姑奶奶，你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就把宝和给卖了！”
“王宝和又不是海味品，卖他能值几个钱？”
“得了，我算认识你啦！往后跟你说话还真得留神，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你卖了。”
“那你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想买好就别怕别人卖！”
孙可展换上了一副笑脸儿：
“小颜，不要听别人挑拨，我一向都非常赏识你，这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他示意老李出去：“我跟小颜要好好谈谈。”
他从抽屉里拿出几封信，用一种仗义的口吻说：
“这都是告你黑状的匿名信，既然不敢署真名儿就是有鬼。我们当领导的不能受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左右，打击一个有才能的同志。”
他说着把匿名信撕得粉碎投进废纸篓。
我真是被闹糊涂了，他们为什么既要整我，又要讨好我呢？相比之下王宝和倒还算是老实的，嘴里有时还能够吐出几句实话。
我去找吴书记。老爷子一副阿弥陀佛的神气，亲自为我沏茶：
“小颜，这可不是招待茶，是我自己的茶叶。”
看来我很荣幸，能够喝上党委书记自己的茶叶。
“要冷静，要冷静……”
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冷静，大概知道查账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他可真的冷静下来了。
“对新事物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谁也不能整人，大家的动机都是为了工作，查查账也有好处，回顾一下，总结一下，有利于今后提高嘛……”
我的老天哪，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快睡着了，应付了几句客气话赶紧逃了出来。
他真是活菩萨，让所有的人都过得去。他在官场里修炼得可算超凡入圣、炉火纯青了。我替他包着兜着，他手里有权，看着我挨整就不站出来说句痛快话、公道话！
我看他只有见到大对虾的时候，眼睛里才会流露出一点活人的生动真实的意识和感情。
我又算认识了一个人。过了两天再去找曾孟达——
我以前很少跟这位曾主任直接打交道，他笑眯眯地盯着我问了好多闲事，然后站起来在他的大屋子里边走边说：
“好，这才是你颜芳的风度，挨整不带样儿，告诉你，人家表面上是整你，实际上刀尖是对着我来的。说好听的叫年轻、没有经验；说难听的叫迫不及待地想抢班夺权。我看他们怎么收场！”
呀，我可没想到堂堂的工程处主任说话这么直截了当。于是我把自己“穿梭外交”得到的信息也讲了一些。他鼻腔里吭吭了两声：
“我在整党会上都讲了，你请我吃过饭，我也拉你陪过席。去年春节你给我拜年的时候带了礼物，我收下了。我承认自己不是谦谦君子，但也不认为是同事间请客送礼把我们党风搞坏的。你沉住气，现在下不了台的是那些想整人的人。”
“话是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吃凉不管酸，我可赔不起时间，赔不起精力，将来怎么了结？”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这件事情一了结就把你的海味店划归工程处的多种经营办公室领导。大洋海味店在全市有一定的影响，一个修缮队的服务公司领导不了。现在我担心的倒是你们的买卖不景气，最近我到店里去看了两次，冷冷清清，像友谊商店一样没有多少顾客。”
我心里一惊，我买卖兴旺的时候他没露过面儿，在这种倒霉的时候主任大人亲临大洋海味店视察，令人感动。
“我怎么没看见您？”
“你在办公室里光顾跟调查组的人穷嚼了。”
“你放心，正常的业务并没有耽误。别看没人买，一有人买就是大头儿。昨天上午海城饭店一笔就卖了一千多元，下午北京的建国、长城饭店又来买走三千多元的货，差点连我橱窗里的样品都买走。”
“噢，好好！”
我的“穿梭外交”开始见成效，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根据不同的对象送不同的礼物。为了弥补春节没送礼的过失，现在的礼物要加倍。大家练得胆子大了，心也野了，你敢送，人家就敢接，越是高级的东西越受欢迎。只要他们敢接我的礼物，就算我没白跑一趟，就是我的胜利。我花钱买个笑脸也值得。
别看我是个正在挨整的人物，私下里我仍然是个很受欢迎的人。我到谁的家里去谁都非常高兴，安慰我，鼓励我，讲一些他们各自所知道的内幕情况，真诚热烈地表白他们的心迹，没有一个不想帮助我，甚至给我出了各种各样的主意。当然我都不是空着手去的。我已经跟我们老谢说了，现在是花钱的时候而不是赚钱的时候，要准备扔它个千儿八百的。
谢雨田绝对尊重我的意志。
只有一个人，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他，他倒带着夫人来看我了，而且大包小包地给我的孩子买了许多东西。这是自我挨整以来唯一的一个向我送礼的人。我给人家送了那么多礼，眼皮不眨，不动一点感情，受了别人一次礼却感动得眼睛发潮。不凑巧的是那一天正赶上我们家发大水……
说起来令人哭笑不得。星期天，谢雨田好心好意地要替我洗衣服，这不是好事吗！我就高高兴兴地上街买菜去了。老谢干活儿还是很利索的，大学生嘛，脑瓜灵。干净不干净且不说，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堆衣服都放在洗衣机里滚了一遍。下面就该放清水把衣服涮干净，他老先生打开往洗衣机里灌水的开关，以为这水要灌上半小时，自己便躺到床上看报纸、听音乐去了，把洗衣服的事忘了。
自从大洋海味店进了调查组，谢雨田比我这个经理还着急。想起来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时无缘无故地就冲着孩子喊叫一阵。好在不管他发多大脾气我也不怕他，也不还嘴。我知道他心烦，老实人心烦更难受，一个男子汉看着老婆挨整而无计可施心里能好受吗？等他那阵邪火发过去就好了。
夜里该他睡觉的时候他睡不着，放水洗衣服的时候不该睡觉他却睡觉了。等我买菜回来家里已经水漫金山。我不能着急，不能生气，关了水龙头，关了收录机，给他盖上被子。然后用土簸箕一下一下地把水淘到盆里，盆满了再倒进地沟。这时候万不能惊动他，更不能叫他帮忙，他越是自己惹了祸，脾气也就越大。你要是叫他帮着干，他准会摔盆砸碗，把那一肚子邪火往东西上撒！
我干到一半的时候他醒了，不等他把尴尬、惭愧变成火气，我赶紧笑着说：
“这外间屋我早就想彻底清扫一遍，老也腾不出工夫下不了狠心。你老先生今天办了件好事，将我一军，我是不能不干了！”
他还能说什么呢？
我把外屋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挪开，清洗，擦干。忙了小半天，整个屋子看上去焕然一新。苏锐两口子进来了，他对夫人说：
“瞧，我说的不错吧，颜同志心宽体胖，别看社会上闹腾得挺厉害，人家根本不往心里去。你看，还有心思扫房哪！”
我直起腰：
“知道二位今天要光临寒舍，急忙扫洒庭除。”
丈夫似乎也抓住了能够报复我一下的机会：
“我们这位，没有治了！累不垮，难不倒，吃得饱，睡得着。”
苏锐也许故意打趣逗笑，创造一种欢快的气氛，让我放松一下精神。他像说相声一样接着谢雨田的话音说：
“新市区谁不知道，颜经理是玩儿着干买卖，轻松愉快，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照顾家，不影响照顾丈夫、孩子，会享受，会工作，会娱乐……”
好几个月来我没有这么开心过了。把苏锐夫妇让进里屋：
“今天晚上别走了，看我给你们亮亮炒菜的手艺。”
（历史上许多有大德大智的人物，如富兰克林、林肯、诸葛亮、戴高乐等，从家庭生活中得到的是对事业的促进力量，而不是拖累。真正获得了成功和幸福。
想不到颜芳把跟丈夫的关系，跟苏锐的关系处理得这般美妙。
她说话毫不拖泥带水，声调清脆悦耳，表情率真而明朗。我心里涌动着一股奇特的热情，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关心她的故事。可是随着她的故事渐近尾声，我心里的不安也加剧了，她向我讲述这一切的目的何在？我能帮上她什么忙呢？）
我的悲哀
她停住了话头儿。
我望着她，等待她说出这场会面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话。
她说：
“我不希望您把我的事情写进小说，您的大笔一兜老底儿，得罪了人就毁了，我的买卖也无法干了。”
我说：
“实不相瞒，我真想把您的故事写成小说，很可能还写不好。但我也只有这点本事。”
“不，”她的眼皮似乎含有一种命令的意味，“我真想听听您有什么好主意，您见多识广，了解不少当代开拓者的命运，您看我今后该怎么干呢？我总觉得这样干下去没有多大意思。即使这场风波过去了，以后他们还会抓住别的茬儿整我。”
她神态平静，冷峻的双眸却透露出她心底回旋的风暴。
我说：
“您现在需要的不是主意，要主意您自己脑子里就有的是。您需要的是更大的自由和得以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大时代。这两样东西不是哪一个人能拿得出来的。”
“我给市里领导写了一封信，您能不能替我转上去？”
我非常惭愧，但只能实话相告：
“可以试试看。第一，我见市里领导跟您一样困难。第二，以我的感觉，在领导同志的眼里我们文人的形象远不如你们实业家的形象可爱，信通过我的手转上去是起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实在没有把握。”
她宽容地笑了，让人感到温暖。
“那就不麻烦了。”
她起身告辞，我送她到楼下。
就这样让人家走了？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世上最没有用的就是文人，脑子丢在了稿纸上，除去想入非非有多少实际能力？
一个推自行车的人靠近我：
“老师傅，换鸡蛋吗？”
“换，啊，不！”
“粗粮票三十斤换一斤，细粮票二十八斤换一斤！”
“不换！”
我反身往楼上跑。心想：像我这种人只配吃“零蛋”！
1986年7月15日于天津芥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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