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席琳斯基夫人来之前，西桥没有一个人认识她。布洛克先生在音乐刊物上看过她的照片，有一次还就布克斯特胡德[22]手稿的真实性问题与她通过信。另外，在她来音乐系工作的事情定下来后，他们之间就实际问题也互通过几封电报与书信。她的字迹清晰工整，信里唯一奇怪的地方是，她偶尔会提到布洛克先生不知道的人和事，比如“里斯本的那只黄猫”或是“可怜的海因利希”。他把席琳斯基的这些疏忽大意归因于她曾携家带口搬离欧洲。
布洛克先生是个挺温柔的人；他多年讲授莫扎特小步舞曲，解释何为减七度、何为小三和弦，这让他有了一种职业性的周到和耐心。一般来说，他都是独来独往的，他厌恶学院里的各种琐事和委员会。多年前，音乐系的人决定一起去萨尔茨堡过暑假，但就在要出发前，布洛克先生却偷偷溜走了，独自去了秘鲁。他自己就有些怪癖，所以也能容忍别人的怪癖；的确，他很喜欢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在有些严肃又滑稽的场合，他会觉得心痒痒的，温和的长脸上表情变得僵硬，灰色的眼睛也变得犀利起来。
秋季开学前一个礼拜，布洛克先生去西桥火车站接席琳斯基夫人。他一眼便认出了她，席琳斯基夫人身形挺拔，面色苍白而憔悴，眼眶深陷，毛躁的黑发从前额梳起束在脑后。她的手精致修长，却脏兮兮的，整个人散发着一种高贵又难以描述的气质，这让布洛克先生不禁后退几步，不安地站立着，解开了自己的袖扣。她身穿黑色长裙，外面套了一件破旧的皮夹克，尽管如此，还是可以隐约感觉到她优雅的气质。与她同行的是三个六岁到十岁的男孩，三人都留着一头金发，眼神空洞，都长得很好看。此外还有一位来自芬兰的老妇人，后来才知道她是他们的女佣。
这就是他在车站见到的一行人。他们唯一的行李是两大纸箱手稿，其他的随身物品在斯普林菲尔德换乘火车时忘在了车站。这种事情谁都会遇到。当布洛克先生送他们坐上出租汽车时，他以为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可是席琳斯基夫人却突然越过他的双腿去够车门。
“天哪！”她说，“我没拿我的——叫什么来着？会嘀嗒嘀嗒响的那个——”
“你的表？”布洛克先生问道。
“哦，不是的！”她急了，“你明白吗，嘀嗒嘀嗒响的那个——”她左右摆动食指，像只钟摆似的那样。
“嘀嗒、嘀嗒，”布洛克先生说，把手放在额头上，闭着眼想，“你是说节拍器吧？”
“对呀！对呀！我想一定是在换乘时弄丢了。”
布洛克先生努力地安慰她，他甚至一冲动就豪迈地说明天就去给她买一个。不过同时他又想，她的其他行李都丢完了，却单单为一个节拍器如此激动，这还真是奇怪。
席琳斯基一家人在布洛克家隔壁的那座房子安顿了下来，看起来似乎一切顺利。三个男孩都不大爱说话，他们分别叫作西格蒙德、鲍里斯和萨米。他们总是黏在一起，走路时排成一路纵队，领头的一般都是西格蒙德。他们用家里自创的语言交流，这种语言融合了俄语、法语、芬兰语、德语和英语，旁人极难听懂，但奇怪的是，如果旁边有生人，他们便不再讲话了。席琳斯基一家人总是让布洛克先生感到不安，倒不是因为她的什么言行举止，只是平时一些小事罢了。比如他一直下意识地觉得那三个小孩在家里让他很心烦，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愿意踩在地毯上，只走有地板的地方，如果房间里铺了地毯他们便站在门口不进去。而且席琳斯基夫人搬入这里已经好几周了，但她似乎没有一丝想要住下来的意思，只置办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床，再没有添过其他家具。大门整天都敞开着，没过多久，这座房子就被他们搞得像一座被遗弃多年的诡异空宅了。
席琳斯基夫人一来，学校自然是心满意足了。她在教学上有一股子狠劲，谁要是没能完成她布置的斯卡拉蒂[23]的颤音练习，她就会大发雷霆，才不管你是张三还是李四。她琴房里有四架钢琴，她会让四个不知所措的学生合奏巴赫的赋格曲。整个系里就数她琴房的响动最大，可是席琳斯基夫人却毫不在意，因为音乐上的灵感远比单纯的意志和努力重要得多，否则赖德音乐学院早就登峰造极了。席琳斯基夫人总在晚上写她的第十二交响曲。她似乎从不用睡觉；在夜里，每当布洛克先生无意地从他的起居室向外望去，她工作室的灯光永远都是亮着的。当然，布洛克先生并不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才变得这么疑神疑鬼的。
到了十月下旬，他才第一次觉察到的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天他和席琳斯基夫人一起愉快地吃了午餐，夫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她1928年的一次非洲之行。下午，她有些神情恍惚地站在他办公室门口。
布洛克先生从办公桌上抬起头，问道：“您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谢谢你，”席琳斯基夫人说。她的声音很低沉，很美，也很忧郁。“我只是在想，你还记得节拍器的事吧。你觉得我会不会把它落在那法国人那里了？”
“谁？”布洛克先生问。
“我前夫啊，怎么了？”她回答道。
“法国人呀，”布洛克先生温和地说道。他努力去想象席琳斯基夫人丈夫的样子，但他的头脑却不听使唤。他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们的父亲。”
“并不是，”席琳斯基夫人说，“是萨米的父亲。”
布洛克先生马上发现说错话了，内心最深处的本能警告他千万别再说什么了。可是他极尊重人际交往的规矩，他的良心迫使他问道：“那么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呢？”
席琳斯基夫人一手放到脑后，揉了揉她那参差不齐的短发。她神情恍惚，沉默片刻后轻声说道：“鲍里斯是一个波兰短笛手的。”
“那西格蒙德呢？”他一边问着，一边看向他自己井井有条的办公桌，上面有一叠改好的作业、三支削尖的铅笔和一只大象形的象牙镇纸。当他瞥向席琳斯基夫人时，她显然是陷入了沉思。她目光扫过房间的每个角落，眉毛向下垂着，下巴左右颤动。最后她说道：“你是问西格蒙德的父亲吗？”
“哦，不，”布洛克先生说，“如果不方便您就不必回答了。”
席琳斯基夫人用一种庄重而决绝的声音说：“他跟我是一个国家的。”
其实是什么国家的人对布洛克先生来说根本无所谓，他对此没有什么偏见；就算谁结了十七次婚或是生出个中国孩子来，他也觉得无可厚非。可是不知为何，这番与席琳斯基夫人的谈话让他心烦意乱。突然之间他明白了，那几个孩子一点儿也不像席琳斯基夫人，可是哥仨却长得很像，然而他们又各自有不同的父亲，布洛克先生不由得觉得这样的相似有些惊人。
可是席琳斯基夫人已经不打算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她拉上皮夹克的拉链，转身离开。
“我就是把节拍器丢在那儿了，”她说，迅速地点了点头，“就是那个法国人家。”
音乐系的事务都进行得很顺利，布洛克先生没再摊上像去年竖琴老师和修车工私奔那样的烂摊子，只是看不透席琳斯基夫人让他心烦不已，他不知道两人的关系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知道自己心里为何五味杂陈。首先，因为她遍游各地，与别人说话时她的老练显得格外突兀，总是扯到一些遥远的地方。她会一连好几天都不说话，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在过道上徘徊，面无表情，仿佛陷入了沉思，但突然之间她又会激动地揪住布洛克先生自顾自地高谈阔论一番，迫切的眼神里泛着光芒，声音充满激情和渴望。她要么谈天说地，要么一言不发，但她说的话无一例外地让人觉得怪异，与事实不符，连带萨米去剪头发这种事都能被她说得像去巴格达玩了一下午那样不同寻常，这让布洛克先生很不解。
然而，突如其来的真相让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至少是让布洛克先生有了头绪。那天晚上，布洛克先生早早地回到家中，在他客厅里小小的炉架上生了火，觉得舒适而安逸。他穿着袜子坐在炉火前，身边的桌上放着威廉·布莱克[24]的诗集，他给自己斟了半杯杏仁白兰地。晚上十点，他一边在炉火前舒服地打瞌睡，一边神游，脑子里迷迷糊糊的都是马勒[25]的旋律。这时候，恍惚之间，他脑海中突然蹦出了四个字：“芬兰国王。”这几个字他似乎很熟悉，但头几分钟他还无法确定它们从何而来，紧接着他突然都明白了。那天下午他正走过校园，席琳斯基夫人叫住了他，开始不知所云地胡扯起来，但那些话对他来说都是耳旁风，他正想着旋律对位课上同学交来的那摞卡农作业。而此时，她说的话和抑扬顿挫的声调异常清晰地重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席琳斯基夫人一开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我站在一家法式蛋糕店门口，正好芬兰国王乘了一辆雪橇经过。”
布洛克先生猛地坐直了身子，放下他手中的白兰地。那个女人撒谎成性，她在教室之外所讲的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假的。倘若她通宵工作，她会故意告诉你昨天晚上她去看电影了。如果她是在“老酒馆”吃的午餐，她肯定会说她午饭是在家里跟孩子们一起吃的。那个女人总是不由自主地说谎，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
布洛克先生压了压他的指节，从椅子里站起身。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日复一日，席琳斯基夫人竟然还有脸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把他骗得团团转！布洛克先生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接着又走进小厨房做了个沙丁鱼三明治吃。
一个小时之后，他在炉火前坐下来，愤怒已经转化成了一种寻根究底的好奇。他告诉自己不能意气用事，而是应该像医生看病人那样地看待席琳斯基夫人。她的谎言倒算不上欺诈，她并没有蓄意要骗取什么，也从未通过说谎获取什么好处。让人恼火的正是这一点——这些谎撒得毫无理由。
布洛克先生把剩下的白兰地全都喝了。慢慢地，快到午夜时，他渐渐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推测。席琳斯基夫人说谎的原因既可悲又明显。她工作了一辈子——弹钢琴、教课、创作那十二部优美而宏大的交响乐。白天黑夜，她都在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工作，她也没什么其他的精力来应付别的事情。她也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工作之余的空虚，她只好尽力设法弥补。如果她在图书馆伏案工作了一整夜，之后她会称这段时间她是去打牌了，这么一来，她就仿佛既做了工作也有了娱乐。这些谎言让她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充实，让她工作之余少得可怜的时间翻了一倍，也丰富了她索然无味的个人生活。
布洛克先生凝视着炉火，他脑海中出现了席琳斯基夫人的面孔——她满脸严肃，疲惫的双眼黯淡无光，嘴抿得紧紧的。他意识到自己胸膛里升起了一股温情，并且还有一种怜悯、保护欲和深深的感同身受。一时之间，他竟陷入一种混乱的暧昧之中。
随后他刷了牙，穿上睡衣。他得实际点。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个法国人、那个吹短笛的波兰人、巴格达？还有那些孩子，西格蒙德、鲍里斯和萨米，他们是谁？他们真的是她的孩子吗，或者只是她从什么地方捡来的？布洛克先生擦擦眼镜，放在床头柜上。他必须立马弄清楚她的底细，否则系里肯定会出乱子。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他朝窗外瞥了一眼，席琳斯基夫人工作室的灯光还亮着。他爬上床，想着明天要怎么跟她说，在一片黑暗里，他表情十分狰狞。
第二天，布洛克先生八点不到就去了办公室，他弓着背坐在办公桌边，等着席琳斯基夫人从走廊上经过。没过多久，他听到了席琳斯基夫人的脚步声便叫住了她。
席琳斯基夫人站在门口，看上去有些迷糊和疲倦：“你好吗？我昨晚睡了个好觉。”
“请你坐下，”布洛克先生说，“我想跟你谈谈。”
席琳斯基夫人把公文包放在一旁，疲倦地靠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怎么啦？”她问道。
“昨天我经过校园的时候你跟我说话了，”他慢慢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说了一家点心店和芬兰国王的事儿。对不对？”
席琳斯基夫人把头扭向一侧，似乎在回想着什么，眼睛盯着窗框的一角。
“你说了关于一家点心店的什么事儿。”他重复了一遍。
她那张疲惫的脸变得神采奕奕。“说得没错，”她起劲地说道，“我跟你说了，那回我站在那家店门前，正好芬兰国王——”
“席琳斯基夫人！”布洛克先生喊出声来。“芬兰根本没有国王。”
席琳斯基夫人看上去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然而，过了片刻，她又开口了：“那时我站在布扎尼蛋糕店的橱窗前看那些蛋糕，然后我转过身子，突然看到了芬兰国王——”
“席琳斯基夫人，我刚刚告诉你了，芬兰没有国王。”
“在赫尔辛基[26]，”她又急迫地说道，但讲完国王，就没有下文了。
“芬兰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说，“你是不可能见到芬兰国王的。所以你刚才在说谎，彻头彻尾的谎话。”
布洛克先生今后永远都不会忘记席琳斯基夫人当时脸上的表情。在她的眼神里，有震惊、沮丧以及一种走投无路的恐惧。她那神情，就像亲眼见到自己的整个内心世界崩溃瓦解一样。
“非常抱歉。”布洛克十分同情地说道。
可是席琳斯基夫人振作起来，她抬起下巴，冷冷地说：“我可是芬兰人。”
“这我知道。”布洛克先生回答道，但他转念一想，似乎连这一点也不是很确定。
“我出生在芬兰，我是一个芬兰公民。”
“你确实有可能是芬兰人。”布洛克先生提高声音说道。
“战争时期，”她激动地往下说，“我骑摩托车当过信使。”
“你的爱国热情跟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
“就因为我正要取出第一份文件——”
“席琳斯基夫人！”布洛克先生说，他双手紧紧抓着办公桌的边缘，“那件事与这无关。问题在于，你坚持说你见到了——你说你见到了——”看到她死人一般苍白的脸色和发黑的嘴唇，他说不下去了。她瞪大了眼，在绝望中坚守着她的骄傲。布洛克先生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杀人犯，他心里百感交集——对她的谅解，为自己说的话所感到的懊悔，还有荒唐的爱，让他双手掩面。他说不出话，直到他心中的焦灼不安逐渐平静，他才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说道：“是的，是的。芬兰国王，他人好吗？”
一个小时之后，布洛克先生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西桥路上静悄悄的，两边的树几乎都落光了叶子，学院的一幢幢灰色建筑看上去安详而忧郁。他心不在焉地打量着这熟悉的景色，发现德雷克家的那条老阿莱德尔犬在街上蹒跚而行。这景象他过去看到过无数次，可为什么他还会觉得奇怪呢？伴随着一阵寒意，他惊讶地发现那条老狗是在倒着跑。布洛克盯着那条阿莱德尔犬直到它消失在视野之外，很快心思便回到了他的工作上，对位课刚交上来的卡农作业还等着他批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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