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业致富过程中，如果能够重用强于自己的人，并将他们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知识经验和精神力量集合起来，添注在自己的脑子里，甚至更上一层楼，成功就可以变得简单、容易和更具光彩。
“与恰当的合作伙伴合作”是个人能够走向成功、成为富豪的关键因素之一。
诚信是商规
商界成功需要机会，但机会并不总是存在，必须靠自已去制造。制造商机的方法多种多样，从个人素质方面说，一个具有诚意的商人通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
就如忍耐是商人必备的素质一样，诚意也是如此，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商机的制造也是如此。
李嘉诚：诚信带来成功
塑胶是二战后的新兴产品。由于它具备便于加工、经久耐用和价格便宜的优点，因而有着很大的发展前景。当然，李嘉诚决不会局限于生产裤带这单一产品的模式之中。
他拿出多年积蓄，并在亲友帮助下，凑了5万港元，开办了“长江塑胶厂”。这是1950年。
长江塑胶厂开张伊始，生产的主要产品是玩具与家庭用品。
与他所预期的一样，他生产的产品还是比较畅销的，不仅在香港、东南亚有广大市场，而且还打入欧美市场。他首战告捷，第一次开拓成功了。
但他并未就此满足。因为第一次成功并非是真正的成功，永远的成功；只有不断开拓，才能步步进取，才能叫真正的成功。
195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了12年。世界资本主义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经济不仅迅速恢复，而且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作为自由港的香港，转口贸易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经济的长足发展，使民众生活的水准得以提高，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人们普遍有了温饱后的精神享受欲望，如室内外的装饰、美化等等，都提到许许多多家庭的议事日程上来。
李嘉诚觉得自己的塑胶厂应适应这一潮流而动。他看出塑胶花可以成为炙手可热的对路产品。因为塑胶花廉价而耐用，又无需莳弄，四季常开，可以实现自古以来的人类愿望：好花应常在。
他正在探讨、研究塑胶花的时候，听说意大利已生产出塑胶花，并已畅销欧美市场。李嘉诚充分利用他人的成功技术为我所用，实行一种拿来主义。他特意飞往米兰，买了几束塑胶花，各式各样的，特别是那种十分畅销、备受欢迎的绣球花，然后拿回下榻的旅馆，反复仔细地观察。因为他的工厂也生产塑胶产品，所以对工艺是十分熟悉的，只是制造模具、调配颜料等还不甚清楚。
次日，他带着这一问题访问了该生产厂家。进厂以后，他认真考察，与技术人员、工人交谈，从中了解到疑难问题的答案。
他带着一份新的蓝图，飞回了香港。
他把长江塑胶厂更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他一方面改造扩建厂房，一方面组织设计制造模具、购进原材料，并很快生产出第一批塑胶花投放市场。产品上市之前，他呕心沥血，大作广告宣传，强调该产品新颖、耐用、便宜。
当塑胶花在各大商场琳琅满目地呈现在广大顾客面前时，那种五颜六色、姹紫嫣红的花卉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无不争先恐后地购买。有人买花布置居室，有人也作为礼品赠人，于是乎，在香港一时形成购买塑胶花热。
但是，他的目光并不局限在香港，而是瞄准世界。他用请进来、走出去以及邮购业务等办法，取得了许多外商的长期、大批的订货合同。一时间，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喜人局面。
这一态势，向他提出了一个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但因资金有限，一时难以实现。
正在这时，有一位外商通过了解“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塑胶花的工艺流程，觉得李嘉诚经营有方、货品便宜，希望大量定货。为了供货有保障，他提出须有富裕的厂家作保的条件。李嘉诚白手起家，一点背景也没有。因此如实相告。
“密斯特李！从阁下刚才谈话可以看出，你是一位诚实君子。信乃做人之道，亦是经营之本。不必用其他厂商作保了，现在我们就签合同吧！”
李嘉诚听了此话很受感动，于是又把自己的底牌亮给他：“先生！受到你如此的信任，我不胜荣幸之至！可是，因我资金有限得很，一时无法完成您这么多的订货。所以，很遗憾，并请您能谅解。”
外商听了此言，内心为之一震：“此人果然是诚实君子；这与‘奸商奸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法门大相径庭！这个风险，我冒了！”
诚实的美德给李嘉诚带来了巨额利润，李借此扩充了公司的生产能力，也解了燃眉之急。
李嘉诚经营之道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挂上了“诚”字金字招牌。这为其后在强手如云的香港闯天下，立下了不败的根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商界成功需要机会，但机会并不总是存在，必须靠自己去制造。制造商机的方法多种多样，从个人素质方面说，一个具有诚意的商人通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
就如忍耐是商人必备的素质一样，诚意也是如此，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商机的制造也是如此。
香港富商杨受成从小就对做生意兴趣浓厚，经常钻研赚钱之道。
50年代初，杨父在香港做钟表批发生意。他把钟表售给零售商，带到日本销售，生意刚刚有点起色，却被老千以偷龙转风的手法骗去钱财，几乎弄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债主每日临门，辱骂杨父没信用，借钱不还，那种情形，使杨受成感触特深。小小年纪的杨受成每天都在琢磨，怎样才能帮助父亲赚大钱，以摆脱窘境。
长到十四五岁，他就利用下午半天时间到铺面为父亲做帮手。由于他绞尽脑汁寻找赚钱之道，学习成绩急剧下滑，每次考试他都倒数第一，甚至连毕业证书也拿不到手。
他虽然不是读书的料，但在赚钱方面头脑却灵活得多。那时杨父在九龙窝打老道及弥敦交界开了个天文台表行。杨受成摸索出一个规律，游客的消费力最强，与游客做买卖利润最大。
他大胆地设想，与其在店里守株待兔似地做买卖，不如走出去寻找顾客。于是，他开始钻到码头带引一些澳洲游客返回天文台表行买表。
首次主动出击寻找游客就获得了成功，鼓起他更大的勇气。他又到机场设法和一些导游取得联系，许予优惠，又采取给予介绍客源的酒店司机、裁缝师傅以回扣的方法，这些办法个个奏效，更多的游客找上门来做买卖，营业额直线上升。
事业的顺利，激起他更大更强烈的欲望，也给予他新的启迪，他干脆跑到日本和当地旅行社取得联系，让他们安排游客到表店购物活动，此举又获成功。主动找客这一决策的成功包含着杨受成的聪明才智，包含着他的勤奋努力，也包含着他直面人生英勇拼搏的精神。主动找客，使小小的杨家钟表店赚到了第一个100万。
机遇总是偏袒那些敢闯敢拼的人。60年代，香港大多数表店对亚米茄、劳力士等名牌表的分销权只有观望的份儿。杨家表店财小力微，更是连边都挨不上。杨受成却不信邪，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找到亚米茄表香港地区代理商、安天时洋行的瑞士籍犹太裔老板，恳求老板给他亚米茄表的分销权。犹太商人看着眼前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一副雄心勃勃的劲头，实在不忍心给他的满腔热情兜头泼一盆凉水，于是就婉转地告诉他：要取得亚米茄表的分销权绝无可能，但将来也许可以考虑给他天梭表的分销权。
这本是犹太商人的一句搪塞话，杨受成却信以为真。他一个月总要抽出几天去拜会犹太商，探问天梭表的代理权何时落实。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犹太商人为他的诚意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争取到天梭表的代理商权，成为杨受成一生事业的转折点。由于杨家钟表店具有广泛的客源，每月销量十分可观，给犹太商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时，劳力士与亚米茄表在市场上竞争非常激烈，他趁热打铁再一次主动出击争取亚米茄表的分销权。
他向犹太商人建议，由他开一间钟表珠宝专卖店，专卖亚米茄表。犹太商人被这个有胆有识、能力超群的小伙子的一番言辞所打动，答应他如果找到铺位，一定予以考虑。杨受成是个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人，他在父亲的担保下，向银行借了20万元，在天文台表行的对面，开设了亚米茄表的分销店，这是多么大的气派！表业同行都向他投来羡慕的眼光。由于他客源广又经营得法，信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不断增强。
1969年，他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子陀（现称帝陀）表的分销权。由于月销售量看好，1970年又顺利地取得了劳力士的分销权，从此奠定了杨受成在钟表业稳执牛耳的地位。
1973年2月，杨受成把英皇钟表、珠宝及若干物业，以好世界的名义投资上市。31岁的杨受成任董事长、总经理。获得公众资金的支持后，杨受成更如虎添翼，他积极地向地产业进军，又进一步扩充钟表珠宝业务。
杨受成的生意后来做得越来越大，但他走向成功的转折点，却是取得亚米茄表在香港的代理权，而这个商机是靠“精诚”制造出来的。
重用强于自己的人
成功学大师们认为：智慧就是成功的能源。而人脑好比是电池。一组电池比起一个电池来，当然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家也都很明白，电池提供的能量，和其内含的组件数量、电能成正比。
人脑作用的方式也相去不远。这种作用方式就可以引出如下的重大说法：和谐互助的一组头脑，提供的思考能量，要比单一头脑所提供的多，正如一组电池比单个电池提供的能量多。亨利·福特出身贫困寒微，目不识丁，所知无几，他的白手起家是不争的事实。没想到在短短10年之间，亨利·福特先生有效驾驭了这三大缺陷，并且在25年之内，让自己成为全美首富。
福特的成功出现在和大发明家爱迪生结为知交之后，此外，弗史东、柏劳斯和伯班克也是福特成功的重要帮手，由于他们三位全是聪颖过人、智能超群的人，福特由此也就有了一个高智慧的工作团体。
人们会采用自己认同的人身上的习惯、本质和思想动力。福特先生借助和爱迪生、弗史东、柏劳斯、伯班克等人的交情，将他们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知识经验和精神力量集合起来，添注在自己的脑力里，甚至更上一层楼，使福特公司成为19～20世纪最成功的公司之一，福特家族从此也成为至今未衰的富豪家族。
总之，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团结合作的做法是无穷的大智。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能为了一个目标，协调一致，互助合作的时候，借着这样的联盟，他们便可以直接自无穷大智无所不在的巨大宝库中，吸收到力量。这种力量的来源是最强大的。不论天才或是伟大的领袖，都在有意无意间求助于这种力量来源。有了来源于智囊的力量，成功就可以变得简单、容易和更具光彩。
人才济济的微软公司
判断一家公司是否真正地兴旺、真正地有实力，其实只要看看该公司有多少真正的人才就可以知道答案，微软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Windows的垄断地位，不在于雄厚的资金实力，而在于它聚集了一大批IT业界的精英人物，并且能让这些精英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
在微软，光图灵奖获得者就有三个：托尼·豪、巴特·兰卜逊、詹姆斯·格雷，他们都是各自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专家。微软在R&D（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力度也是罕见的，它在全球共有4个研究院，两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聚集的都是全球IT科技领域的顶尖级人才，如中国微软研究院的李开复、张亚勤、李劲等都是IT领域的华人精英。此外，还有巴尔默这样的市场行销高手做总裁兼CEO，集天体物理学家、程序总体设计师和企业管理者于一身的梅尔沃德做CTO，以及激光打印机发明人加雷·斯塔克·威瑟、小型机之父戈登·贝尔、前施乐PARC计算中心首席设计师卡克·撒切尔、Pixar创始人阿尔维·雷·史密斯、Word之父查尔斯·西蒙尼等业界腕级人物。
能吸引这么多的天才加盟，并把他们管理好，这就足以说明盖茨超一流的管理能力。实际上，盖茨最聪明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技术，也不在于他的市场能力，而是他善于吸引和凝聚众多天才的力量。就连盖茨本人也常常感慨：“和一群天才们在一起工作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盖茨对企业的管理理念就是“让员工和公司共同致富”，微软公司工资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它会给员工以丰厚的股酬，这样，员工就能够把自己和公司联为一体，能动性自然而然就发挥出来了。世界富翁排行榜上总以微软人最为耀眼，微软员工也以百万富翁多而闻名。
凭外人发家的福特
福特二世在出任公司董事长之后，一直坚持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方针。以桑顿为首的10名卓有才华的年轻军官组成的“桑顿小组”，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的一个统计管理小组，由于对空军作战的贡献而名噪一时。二战结束后，这群年轻军官退役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后生，福特把他们全聘到公司来，委以重任。
许多人认为，福特把公司交给这帮“愣头青”，一定没有好结果。但是福特坚持认才不认年龄，充分发挥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桑顿小组”的10名成员，先后产生了4位公司高级主管，他们成为福特公司管理团队中的高级职员，为福特公司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桑顿小组”后来被美国报界誉为一群“天才小子”。其中曾任公司总经理的麦克纳马拉还出任了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
又如，克鲁索是位精于财务的管理人才，他到福特公司已有52岁了。但是当他展露出超人的才华后，福特很快提升他为公司的财务主管，并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上让他负责公司的工作。其他高级职员曾对此愤愤不平，福特却说：“权力的砝码就是要向有才能的人倾斜。”
就是对待福特家族成员，福特二世也严格按照“贵以授爵，能以授职”的原则行事，不让平庸的家庭成员去充斥要位。他说：“最高职位是不能遗传的，只能靠自己去争取。”1979年比尔退休时，亨利·福特二世郑重其事地宣布他的弟弟“比尔的表现太令人失望了”，从而，没有将其总裁的职位传给福特家庭成员，而是交给非福特家族成员的德威尔。二是对待“功臣”不搞一劳永逸，坚持凭业绩取人。亚柯卡在20世纪60年代为开拓福特汽车市场立下了赫赫功绩，福特将他提拔为公司总经理。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亚柯卡的优势已让位于考德威尔时，福特又让考德威尔取代了亚柯卡，以推进公司的发展，这就是凭业绩取人的激励效应。
福特公司在发展史上有两次曾经陷入困境，举步维艰，但是，公司对具有团队领导能力的人求贤若渴，两次公司都因聘到了能扭转局势的智囊人物，结果转危为安。
在福特创业之初，老福特曾两次尝试创办汽车公司，结果都因缺乏管理企业的本领而失败。所以老福特专门聘请了一位叫詹姆斯·库兹恩斯的管理专家出任经理。库兹恩斯走马上任后立即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一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预测，从而得出结论，只有生产美观、耐用、定价500美元左右的汽车才能打开销路；二是进行技术改造，组织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0多倍，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三是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销售网，打入国际市场，以销促产，增加了产品竞争力。三条措施的实行，使福特公司在短短几年里，一跃登上了世界汽车行业第一霸主的宝座。另一次是在1945年，福特二世从其祖父手中继承了福特汽车公司的全部行政经营权。这时，福特公司也由于老福特的专横跋扈，独断专行而面临危机。1929年福特市场占有率为31．3％，到1940年，竟急剧跌至18．9％。公司每月亏损900万美元，内部任人惟亲、管理人员不称职、设备过时、无人过问技术更新……福特二世知道，要挽救这样的一个“死亡公司”、就要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而要完成这一改革，关键是要有一个具有全面管理经验的人。亨利找到了他所急需的人才——原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经理欧内斯特·布里奇。福特二世“三顾茅庐”，布里奇为这位年轻人的诚意所感动，终于答应了他的邀请。福特二世还将“桑顿小组”10位成员招致麾下。
布里奇等走马上任后，当年就使公司扭亏为盈。第二年，除掉税款，取得了6636．7万美元的净收入。尔后利润逐年上升。
1950年，利润高达2．58515亿美元。就这样，福特汽车公司东山再起。
福特不把公司的安危系于某一精英。从1946年到1986年，40年间共换了10任总经理，平均4年一任。这个平均数正好吻合了创造力周期理论得出的结论。美国学者克库克提出的人才创造周期理论认为，人才的创造力在一次就业中呈现出一个由低到高，到顶峰后又逐渐衰落的过程。在一个工作岗位也体现出这个特征。其创造力高峰大约维持3～5年，如若在衰退期来临之前，适时变换岗位，便能充分发挥人才的最佳效益。福特公司正是按照这一规律，采取“智力接力赛”的形式，把那些优秀的人才的最佳创造期截留在公司的最佳岗位上，从而保持了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
所谓“事业第一”，即选材用人皆围绕事业发展这一目标，这是用人之道最本质的东西之一，因为事业发展本是每个企业所追求的惟一目标。福特公司即为最好例证。
李嘉诚和他的智囊团
李嘉诚可以说是最愿意扶掖后进，最懂得招贤纳士的商贾。他深深地明白，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大财团必定要有不同类型的专门人才，组成人才团队进行管理——商业社会的资讯发展得实在太快了，没有一群能够独当一面的专门人才，一个集团是没有竞争力的。
君王与领袖的一个通病，就是“忌才”；他们可以“独霸”，却无法“分享”。在“工业时代”之前，这种惟我独尊的霸权主义还可以行得通。然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分工合作”与专业化已是必然的事实，妄自尊大，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是“一人尊政”的君王领袖，是注定要失败的。要创巨富的领袖人物，不可误认天下财富为一己“囊中之物”，而要视世界财富为自己带领的团队所共创出来的。
李嘉诚一个很令人欣赏的地方，就是他胸襟阔大，器度宽容，肯用人、敢任人。于是，他那“长江”王国便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尽揽中外名器，尽收中外大财。他曾说过：“我选择‘长江’这名字，目的是为了勉励自己必须有广阔的胸怀与别人一起工作。”
美国的《财富》杂志就这方面对李嘉诚赞誉有加：“李嘉诚极其重视与借助专业经理人才帮助他完成鸿图大业。”李嘉诚的管理团队成员，都是独当一面的商场大将，他能“尽收天下利器”，成功地驾驭这一群中外骏马，证明了他除有领袖的“才”与“财”之外，也有王者之“得”与“德”。
李嘉诚那跨国王朝包括长江实业、嘉宏国际、和记黄埔、香港电灯；它的业务包括地产、货柜、码头、通讯、财务投资、电力与零售。
这个王国，除了两位“太子”李泽钜与李泽楷之外，还有一班元老管理大臣。他们包括：
——长实副董事总经理霍建宁，港大毕业后又曾留学美国，著名的资深会计师，乃策划与理财专家；
——和黄董事总经理马世民，一位历任“怡和”集团高职的谈判高手，乃李氏对外的“大使”；
——长实副董事总经理周年茂，曾在英国攻读法律，乃地产专才及李氏集团的发言人；
——长实副主席麦理思，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行政专才。
此外，李氏又有不少“客卿”为他献策为谋，使他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们包括：律师出身的梁肇汉、股市名将杜辉廉与著名会计师兼律师李业广。
李氏时常声称，他自己很幸运，“有一班可以负责任的得力助手”，又坦言：“长实之所以能扩展到今日的规模，实在有赖属下鼎力合作和支持。”
另一方面，李嘉诚的谋臣平常很尊重他的决策，以他的意见为依归。马世民说：“我觉得电讯行业有极大的潜质，而李先生亦同意，于是便着手进行；他喜欢能源，大家也同意，于是便找投资机会。我们的集团很庞大，然而决策很快，很灵活。”周年茂更是直言：“我们所有人都以李先生为首，没有什么可争的。”
难怪有两位学者在《李嘉诚成功之路》一书里这样说：“正因为李嘉诚善于把一批确有真才实学的人物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鼓励他们出谋划策，而他自己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甚至放手让他们参与决策，这就能够‘博采天下之所长，为己所用’，从而保证了他每逢关键时刻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在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不迷失方向，不失时机地实行战略转移，使企业沿着成功的航道前进”。
合作的威力无穷，每一个希望事业成功的人都应该牢记这一点。
与恰当的伙伴合作
刘备、关羽、张飞在桃园结义之前，都是满怀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希望能够在乱世之年救民于水火。当他们意识到，光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理想时，共同的目标使他们走到一起，桃园结义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这时，一个紧密、合作、高效的团队建立起来，逐渐取得了他们任何单个人都不可能取得的成就。
“一个好汉三个帮”，封建时代的人尚且如此深知团结合作的道理，在现代人看来，单个人的能力和才智是有限的。在生产、生活高度社会化的今天，个人的成功仅靠自己的努力是不能达到的，因为它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
“与恰当的合作伙伴合作”是个人能够走向成功、成为富豪的关键因素之一。
微软的“三架马车”
微软帝国——这是今天的人们对比尔·盖茨辉煌成就的习惯性称呼——它所取得成就，并不单单属于盖茨一个人，在盖茨的光芒之下，还站着他创业中不可或缺的团队成员。
在比尔·盖茨的学生时代，他结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朋友，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合作者——保罗·艾伦和史蒂夫·巴尔默。
在湖滨中学，与盖茨一起对计算机房着迷的人当中，有一个高学部的学生名叫保罗·艾伦，年长盖茨两岁，这个人后来也成了美国计算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
保罗·艾伦很讨人喜欢。大部分在计算机房里沉迷的人都是衣着不整，头发蓬乱的赌徒，而保罗则比其他人显得更漂亮、更有风度。他留着浅色小胡子，戴太阳镜，带着一个公文皮包，说话轻声细语，为人谦虚朴实。有人说：
“他是一个看上去并不温和而实际温和的人，通常比比尔更容易接近，也更为友善……即使你在门那儿追上他，他也会停下来与你搭讪。”
盖茨和艾伦的友谊随着在计算机房呆的时间愈来愈长而加固。艾伦常向盖茨提出挑战，盖茨说：
“保罗经常考验我，所以，当他感到得意时就会对我说，‘嘿，我敢打赌你不能把这道题算出来！’他总是向我提出挑战……并且往往是选那艰深怪僻的问题。”
在谈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时，盖茨回忆说：“他读了4倍于我的科幻小说，另外，他还有许多解释自然之奥秘的书，所以，我就问他有关‘枪炮工作原理’和‘原子反应堆’之类的问题，保罗把这些都讲解得头头是道。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做数学和物理作业，这就是我们何以会成朋友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说，艾伦与盖茨一样具有超人的意志力和进取精神，但这位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的儿子，常常因为说话轻柔，与人握手无力而被人忽略。
艾伦和盖茨怀有共同的伟大梦想，他们不仅花大量时间探讨有关未来计算机技术的问题，而且时刻都在想着能用计算机干出一番事业。
而在哈佛大学，比尔·盖茨则结识了巴尔默，这个人在微软的早期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但现在他却是微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巴尔默。若干年后，巴尔默进了盖茨的公司，成了仅次于总裁比尔·盖茨之外的第二号最有影响的人物。巴尔默性情暴躁但雄心勃勃，从哈佛毕业后，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但最终与比尔·盖茨一样没有念完就退学了，他认定不念书更能赚大钱。
巴尔默对计算机没有兴趣，也不具备基础技术知识。但他与盖茨一样对数学都有着共同的兴趣。巴尔默在哈佛攻读应用数学学位。
巴尔默和盖茨的性格有相同的地方。
有时深夜打完牌，精力仍然充沛的盖茨会走进巴尔默的房间，巴尔默也能长时间地不睡觉，他乐意听盖茨讲述他在牌桌上的冒险经历。两人有时激烈地争论，有时又不紧不慢地交谈，相互嘲弄，开玩笑，两人常常同时说话，却知道对方所表述的意思。
用盖茨的话说，他和巴尔默属于“高频段交流”，另一方刚好能够接受这一方的全部信息。
巴尔默与盖茨不同的是，他善于社交。巴尔默穿梭于哈佛的每一个角落，他似乎认识哈佛的每一个人。
巴尔默劝说盖茨参加“卡雷”男子俱乐部。在首次参加俱乐部活动的仪式上，巴尔默让盖茨身穿礼服，并将他的眼睛蒙上来到学校的自助餐厅。巴尔默强迫盖茨向在场的其他人谈谈计算机方面的事。
盖茨喜欢参加这种人数不多的俱乐部，早在西雅图的湖滨中学，他就愿意加入学校中的某个小团体。但盖茨在天性上常流露出腼腆和拘谨，因此，他只有几个知心朋友。
盖茨喜欢巴尔默，他退学后也常去找巴尔默聊天。当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时，盖茨仍然是有什么事都愿意找巴尔默。
一项成功的事业，光靠个人的能力是难以完成的。比尔·盖茨纵然在微软的成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艾伦和巴尔默同样也是这个成功团队中重要的一员。
1975年，艾伦和盖茨都在为6800编写BASIC语言，为他们自己的微软公司奠定基础。这一年，微软公司诞生了，它是微型计算机（Micro—computer）和软件（software）的缩写。如今，人们不大提起这个最初的含义，而只是把微软（Microsoft）挂在嘴上。
在盖茨和艾伦看来，“微软”之名用于一个专门开发微电脑软件的公司是再贴切不过了，何况当时这样的公司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盖茨和艾伦的想法很明确：要为各种各样的微电脑开发软件。
两个青年做出这个对世界电脑业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决定时，盖茨只有20岁。
当时的软件行业，各路诸侯竞相逞强争能，蔚为壮观。微软公司虽然刚刚成立，名气不大，但两位创始人却在软件行业中名声鹊起，被称为软件开发设计的佼佼者。
微软公司开办之初，盖茨在合作协定中获得了微软公司大部分的权益，即在公司股份中，盖茨占60％，艾伦占40％。因为盖茨可以证明他在BASIC语言的最初开发中做得更多，而艾伦也认可这一点。不久以后，这种比例又进一步调整为64比36。但是，从股份的多少不能划分的是，盖茨和艾伦这个精干的创业团队，缺一不可。
谁也不曾想到，当时一家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公司，会成为日后那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的发动者，并会带来那么多的财富。
微软管理团队中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巴尔默，则为微软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1998年7月，巴尔默正式担任微软总裁。2000年1月，巴尔默更上一层楼，正式担任微软CEO。
可以这样说，虽然比尔·盖茨对于微软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是保罗·艾伦和史蒂夫·巴尔默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没有他们，是否会有今天的微软，真的还很难说。
英特尔“三杰”
1968年，安迪·葛鲁夫同集成电路的联合发明者、Fairchild半导体公司的鲍勃·诺伊斯（BobNoyee），以及人们常常引用的“摩尔法则”的发明者戈登·摩尔（GordonMoore）一起，联合创立一家新的公司，英特尔公司就此诞生。
虽然葛鲁夫不是英特尔公司的直接创始人，英特尔的直接创始人实际上是诺伊斯和摩尔，但葛鲁夫是参与这家公司创建的为数不多的几名英特尔雇员之一，当时他是英特尔研究和开发部门的总监。1976年，葛鲁夫成为英特尔首席运营官（C00），成为英特尔高层管理中心人物，负责英特尔日常管理和运作。1987年接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葛鲁夫和鲍勃·诺伊斯、戈登·摩尔也因此被称为英特尔“三杰”。
在英特尔公司的早期，鲍勃·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使英特尔公司成为IT业重要的领袖公司之一。
安迪·葛鲁夫在英特尔成为最重要的人物发生在1985年。
那时，因为日本众多公司的密集“轰炸”般地倾销，英特尔公司状况非常不好，公司已连续6个月出现亏损，业界都在怀疑英特尔是否能生存下去，当时任英特尔公司总裁的葛鲁夫本来有一个长假，（在英特尔工作7年的员工会享受每年8周的长假，葛鲁夫原来一直带头休长假，他认为只有这样，别人也会跟着休长假。）但当时公司情况不好，所以葛鲁夫破例没有休长假，而是利用休假期间去公司各地巡视。葛鲁夫来到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的分公司举行了一次全体员工大会（英特尔内部把这种会议叫OpenForum，即公开论坛）。在这次大会上，有一位女员工站起来毫不客气地对葛鲁夫说：“在公司成长的时候，公司的成长往往会比管理者的成长要快一些，英特尔公司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如果英特尔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你是不是该打算退休了？如果你不打算退休，那又是为什么？”
如此刻薄的问话使会场的空气一下凝固住，但人们没有想到，葛鲁夫却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我认为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最好的管理人员，我们大家一起可以把这家公司做得更好，我现在还没有发现，谁会比我做得还要好，谁更适合做这份工作。”
葛鲁夫的态度和回答一下缓解了会场气氛。但是葛鲁夫这句回答绝不是一种敷衍，葛鲁夫曾问当时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摩尔：“如果我们下了台，另选一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思索了一下回答说：“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葛鲁夫目不转睛地望着摩尔道：“你我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自己动手？”
于是，葛鲁夫力排众议，1985年带领英特尔放弃了存储器，而进入了微处理器领域。
从此，英特尔发展极为迅速。1992年英特尔一举超越了日本的NEC，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公司。
1994年，英特尔已付运了几百万片有瑕疵的奔腾芯片。葛鲁夫决定花4．75亿美元更换带有瑕疵的奔腾芯片，从此英特尔的名字叫得更为响亮。
同年年末，葛鲁夫得知自己患有前列腺癌。但他靠自己的智慧与毅力，战胜了病魔，不仅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他指挥着英特尔大军浩浩荡荡又驶向了未来战场——Internet战场。
葛鲁夫带领着英特尔公司平安度过了多次磨难。他曾说过：“在这个行业里，我有一个规则：要想预见今后10年会发生什么，就要回顾过去10年中发生的事情。”过去10年中，葛鲁夫把英特尔变成了也许是技术世界中最为自力更生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他给英特尔打上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迹。
在过去5年中，安迪·葛鲁夫重新定义了英特尔公司，使之从一个芯片制造商转变为业界领袖。而今后5年里，公司面临的挑战更大，因为10倍速时代已经来临，失败和成功都将以10倍速的节奏发生。
自从1987年葛鲁夫接任总裁以来，英特尔公司每年返还给投资者的回报率平均都在44％以上。
乔布斯和沃尔兹尼
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尔兹尼也是由个人电脑起家的。他们“异想天开”要想搞个人电脑时，兜里的硬币加起来才25美元，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但是，这些钱对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来说，似乎已经够了。
乔布斯出生于1955年，家境一般，他从小聪明，智慧过人。他读书很勤奋，善于思考，曾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但由于经费拮据，几乎是半工半读，靠自己在业余时间做工来赚取生活费用。但即使如此，他在1974年还是因经济所追不得不中断了大学学业，未毕业就离开大学之门了。
乔布斯中断学业时，年仅19岁。他进入雅达利电视游戏机械制造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然而，他的志向并不在此。当时，微电脑刚问世不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库珀蒂诺镇，一些业余爱好者正在组织“自制电脑俱乐部”。乔布斯虽然没有读完大学，但他已经掌握了不少知识，加上他在业余中刻苦钻研，对电脑技术颇感兴趣。此时，他经过认真思考，认为要干出一番事业，干电脑行业是最好的选择。在当今世界科技发达之时，个人用电脑更是发展的一个方向。于是，他下决心要独闯天下，在研究和开发个人用电脑方面大干一番事业。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朋友沃尔兹尼。沃尔兹尼也和乔布斯一样，因经济所迫放弃了音乐学业，到一家仪器公司当了设计员。他们平时很要好，志趣相投，乔布斯说了自己的相法后，他俩一拍即合。于是，两个人立即着手筹备。
但可怜得很，他们俩手头上都没有钱，东拼西凑加起来才只有25美元。25美元何其微乎其微啊！然而他们就是用这一点钱，买了一片微处理器，乔布斯把父亲的修车房作为工作室，两人便干了起来。这简直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玩游戏。然而，他们就是凭着这25美元的资本干起，经过废寝忘食的奋斗，终于试装出一台单板微电脑，把它和电视机的键盘连接使用，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显示出文字和简单的图形来。
他们为自己取得的这一小成果而感到高兴，便把这台个人用微电脑送到“自制微电脑俱乐部”展示，受到热烈称赞和欢迎。他们信心十足，接着就试制出一小批公开出售，谁知竟然非常抢手，有一家电脑商店，一次竞向他们订购了350台！这给他们带来了发迹的机会。
从此，他们雄心勃勃，把自己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全都卖掉，换取2500美元作资本，再向当地的一家商店买了一批零件，用29天的时间，就创立了一个小小的微电脑公司。为了纪念乔布斯在半工半读的岁月里曾在一个苹果园里工作过，他们把公司命名为“苹果电脑公司”。后来，“苹果电脑公司”成了美国一家大电脑公司。而乔布斯则被誉为“电脑神童”，是个人电脑的开发鼻祖。
在公司里，乔布斯是负责人，又是工程师、设计员、工人、推销员。他们只有两个小青年，工作人员毕竟太少了。而且，他们对于做生意，也毕竟还不熟道。乔布斯立即想到，要想使公司大有发展，必须广集人才，而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会做生意的人才。他想起自己推销第一批产品时认识的麦库拉。麦库拉当时在仙孩半导体公司供职，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推销能手。
乔布斯怀着“三顾茅庐”的热情，再三邀请麦库拉人伙。麦库拉看到这位年轻后生很有创新精神，终于答应应聘，并且拿出25万美元作投资，成了苹果电脑公司的一个股东。接着，他们几经研究、试验，对原有产品重新进行设计，制造出了一种体积小、价格低、适合于个人和家庭使用的电脑，命名为“苹果二型”。这种电脑一上市，顿时声誉鹊起，该公司不起眼的标志——一个咬掉一大口的红苹果，霎时红透了半边天。乔布斯迅速扩大规模，大量增加生产，公司员工由开初的3人，到80年代初便发展到3200多人。1977年，公司营业额为77万美元，纯利润为4．2万美元。到1981年，公司营业额竟达3．35亿美元，4年间增长了432倍。
从这以后，苹果电脑公司进入黄金时代，成了知名度颇高的电脑公司。
杨致远和大卫·费罗
Yahoo的成功是偶然的成功，而这种偶然性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最大特性。
杨致远出生在台湾省，两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弟弟由母亲抚养长大，母亲是英文和戏剧教授。杨致远学习不算勤奋，甚至有点懒，但成绩却相当优秀。199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了离家不远的斯坦福大学，只花了四年就学完了学士、硕士学位。毕业时觉得自己还欠成熟，就留校从事研究工作。正好，大卫·费罗也留校从事研究。两人的邂逅和结交无疑是Yahoo成功的关键因素。
杨致远和费罗是旧识。费罗1988年毕业于杜兰大学，而且曾当过杨致远的助教。一向全拿“A”的杨致远在费罗的判官笔下却居然只得了“B”。对此杨致远至今还发牢骚。后来两人同班听课，还在作业方面开展合作。以此为起点，两人成了最佳搭档。费罗内秀，喜沉思，而杨致远活跃，是社团中的领袖。费罗善于在屏幕上整理资料，有一种“只要在终端前，就能统治全世界”的感觉。费罗的实验室像个被暴风肆虐过的地方。而杨致远的住所比较干净，但在电脑的操作上，却没有费罗有规划。两人的实验室相邻。不久，他俩同去了日本。在那里两人都成了外国人，友谊与日俱增。
回到斯坦福，两人在一辆学校拖车上成立了一间小型办公室。两人都想建立自己喜欢的网站名单。后又决定集合起来，形成了“致远万维网导航”。网站越来越多，两人就一一分类。当每个目录又容不下时，再细分成子目录。这种核心方式至今仍是雅虎的传统。
不久，网站招来了许多用户。人们纷纷反馈信息，还附上建设性意见，使内容更加完善。“要不是有这么多外来的回应，我们就不会继续下去，更不会有今天的雅虎”。到1994年冬，两人忙得连吃饭、睡觉都成了奢侈，学业也扔在了一边。他们开始着手网站的商品化。
当时，网上有许多竞争者，如WebCrawler、LYCOS、Worm、Infoseek等，但这些网站都靠软件自动搜索。虽范围广泛，但不准确。而Yahoo则纯粹是手工制品，搜索准确，更加实用。实际上到1994年底，雅虎已成为搜索引擎的领导者。
1995年上半年，两人与好几家风险投资公司接触。此时，他们的网络已是世界上网访问率最高的网址。最后是美洲杉（SequoiaCapital）慧眼识英雄。这家公司曾投资过Apple、Atari、Oracle、Cisco等公司，如今他们骄人的业绩上又添加了Yahoo。
1995年4月，在“美洲杉”资助下，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资产约400万美元。
两人的传奇故事是最好的公关素材。他们在杂志封面和电视上不断曝光，使他们在网络之外仍能接触到他们的用户，同时更传达出公司年轻、幽默和不断创新的良好形象。他们以自我形象建立了他们的企业——Yahoo。
杨致远表示“我很喜欢目前的工作，我甚至不把它当成是一份工作。”“将原本是技术性、电脑狂的世界，和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费罗和我及我们的工作小组是第一批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人。”“我们就像第一个从直升机跳下来滑下雪坡的人，也好比是登陆月球，虽然我没有真正经历过，不过我相信那种感觉一定很棒。”
费罗和杨致远表白，“当我们创业时，就知道我们的人中谁也不会当CEO，我们知道两人谁也不会听对方的，因此我们得有第三方来仲裁。”
他们找了一个职业CEOTimKoogle，他也是斯坦福的校友。他来主管管理事务，费罗和杨致远就可以专注于研发。后来，费罗负责技术开发，杨致远负责对外公关。
由于三人的协同配合，雅虎公司在网络经济时代风云一时，公司上市后，三人也一起跨入了富豪的行列。
结交对自己有用的人
一个要想创造幸运的人，能有适当的交往是最重要的事。一个工厂的工人一生都和别的工人交往，这也许是件充满了乐趣的事，但这却不能遇到能使他发大财的人。
当地银行也许会借钱给他，但银行经理通常都是谨慎的人，他们的工作也有限制，所以要创业的人最好是直接找银行最高级首脑。这些人惯于处理大钱，但在英国，这种方式也常行不通。英国银行通常多考虑短期贷款，而少愿意作长期投资。在过去10年中，大多数的英国银行也尝试过作“风险投资”，但通常是要能找到这些银行老板的朋友或子女作保证，而且大部分的商业银行都只肯在符合这些条件下贷出大笔款项：
1．你并不是真正需要；
2．你搞的企业是他们所懂得的，诸如搞房地产等等；
3．你可以提供足够的财产作抵押。
投资银行家比较大胆些——他们必须大胆。实际他们也都是些中介入，借完成一笔交易而获利。多年来他们也和那些处理团体基金的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借着精明的投资获取高薪。但是一个初创业者，很少能够一进银行就能带出一张支票来。首先他得设法在某次宴会先和这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见见面，使他对你的企业眼光和理财才能有深刻的印象。
通常最容易筹集到资金的人，也就是有着良好的赚钱纪录的人。假若你能证明你在经营一个赚钱的事业，任何的计划都能够筹到资金；假若你只是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再好的构想多半都会碰钉子。别人所愿意听到的是你的扩展计划，而且考虑让他们也参加行动。实际上一个“热门”的企业家，常得费很大的功夫来拒绝别人的投资，没有任何东西比成功更能导致成功。这是富人们都知道的一个格言：赚第二个或第三个百万美元，比赚第一个要容易得多。
商业银行家、投资人和股票经纪人都属于“应认识的适当人选”，但机会有时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间来敲最不可能敲开的门。有一位商人，他平生最大的一笔生意就是在一次葬礼上完成的。开始时他只是和死者的一位家属随便谈话，结果发现这位家属在金融界非常有势力，当场他们就达成了一项协议。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些最大的生意是在高尔夫球场谈成的，有些是在烦人的午餐会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随意聊天聊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常能遇到或辨识到更大的机会，他们所讲的虽只是未来赚大钱的美景，但鱼儿就能自动上钩。
成功取决于那些对你有信心的人
在取得你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时，无论你取得什么成就，主要取决于那些对你有信心，并信任你的人。
要意识到这一点，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想一想你是怎样找到最好的工作，或者回忆你是怎样第一次遇到你最真挚和最有趣的朋友的。想一想你最满意的生活经历，你参加的俱乐部，或协会，你做成交易，或者与其他人的任何使你获得成功的经历，那么你就会发现，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你都是受到某个对你有信心，或相信你的人的提携和帮助的。
任何人都知道，当你有一些愿意为你患难与共的好朋友时，你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就趋于成功。
你也许在业务上很内行，但是假如在你的单位里没有人提携你，你是不会有多大发展的。如果你在单位以外也没有人提携你，你就不会找到许多吸引人的工作机会。
假如你是个家庭主妇，在你生活的社区环境里没有人帮助你，你就会发现你漏过了许多有趣的俱乐部和社交活动。
就像威尔福雷德·方克曾在玛莎迪思一个广播采访中说的：“假如人们不喜欢你，他们会完全抛弃你。假如他们喜欢你，他们会处处为你设想。”他还引用了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科学家查尔斯·E·科特林的话：“成功的百分之九十是协调人际、和谐共济带来的，只有百分之十才是技术的突破改进带来的。”然后方克先生接着说：“每一个人在学校就应学习的最重要的一门课是如何与人处好关系。”
另外，许下承诺并信守承诺，你将赢得对他人的影响力。但切莫做出无法达成的承诺。只有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可以选择信守承诺。言出必行的能力，可衡量出自己的信心和诚意。
彼得·林奇最初的导师
1944年1月19日，彼得·林奇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是个数学教授，后来成为约翰·汉考克公司的高级财务审计师。
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一般来说是富足的，拥有郊外的独立别墅和中高级轿车，也足以让自己的孩子在衣食不愁的情况下度过快乐的童年，并接受大学教育。他们的孩子大多也会成为白领以上阶级。
彼得·林奇的父亲和其他所有的中产阶级人士一样，过着悠闲而富足的生活，当时的美国同现在一样，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最热衷于高尔夫球运动。
彼得·林奇的父亲也是一名高尔夫球好手，在假日常与同事好友去波士顿郊外的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玩高尔夫球。
有时，彼得·林奇便迈着蹒跚的脚步随父亲在高尔夫球场玩耍，不到10岁，他就对高尔夫球的规则了如指掌，并不时挥着和他身高差不多的高尔夫球球杆跃跃欲试。
10岁那年，彼得·林奇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结束了，父亲经诊断确认，患上了晚期癌症。
癌症是一种不治之症，经确认后的人大都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彼得·林奇的父亲由于拼命的工作，错过了早期的治疗机会，以至在得病后很快就一病不起。
这场变故来得十分的突然，家中的经济状况马上陷入了危机。他们这个家庭，父亲是惟一挣钱的人，父亲不能工作后，家中很快就一贫如洗。
最后，彼得·林奇的父亲没能过上彼得·林奇11岁的生日。
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也就此衰落了。
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在当时那时代，妇女外出工作不会有很高的酬劳。母亲辛勤工作的收入难以维持一个家庭所必须的开销。而且受过中等教育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坚决不让彼得·林奇辍学，而且还要让他上最好的学校。
彼得·林奇也想接受高等教育，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他们。
在美国生存，只有靠自己，人们只崇拜成功者，并不同情失败者，要想依靠别人的无私帮助来使自己成长是万万不可能的。
彼得·林奇和他的母亲也是坚强的人，他们承受住了这次打击，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压力，彼得·林奇决定去找个半天的工作，以帮助家里渡过难关。
彼得·林奇找了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经理，俱乐部的经理以前自然认识彼得·林奇的父亲；他很同情彼得·林奇幼年丧父的遭遇，而且11岁的彼得·林奇在高尔夫球场上厮混多年，熟悉高尔夫球的规则，也是一位相当合格的球童，于是就雇佣了他。
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实行的是会员制，它的成员都是大公司的董事长和股东。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有钱又有闲，当他们击出一个臭球而需要球童去将球拾回之时，常常会慷慨大方地给球童们小费。另外，球童们还负责替这些人背高尔夫球球杆，每当他们离去之时，也会用不菲的小费酬谢球童们为他们付出的劳动。
乔治·沙利文先生是菲德利蒂·麦哲伦公司的总裁。麦哲伦公司是一家管理公众基金的大公司，在美国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
乔治·沙利文先生同吉尔公司、宝丽来公司的老总是好朋友，常常结伴到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来打高尔夫球。
乔治·沙利文是一个乐观大方的人，典型的美国男子汉，要在早些年，他一定会是个出色的西部牛仔。
“小孩，我以前见过你？”他在第一次看见彼得·林奇这个球童时，这样问彼得·林奇。
“是的。”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林奇。”
彼得·林奇彬彬有礼的回答令乔治·沙利文很是喜爱。高尔夫球场上的球童大多是些家庭贫困而不得不出来打工的儿童，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而彼得·林奇不一样，他是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就读于波士顿地区比较著名的有教养的儿童学校。所以尽管他现在沦为打工者，仍然显得与众不同。
“哦！彼得，你以前可不是在这儿拾球的？”
乔治·沙利文先生可能并不认识彼得·林奇的父亲，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社交圈子里的人。但他似乎认得彼得·林奇常随父亲到高尔夫球场上玩球。这家俱乐部离彼得·林奇的家很近，彼得·林奇就有常到高尔夫球场上的机会。
“是的。”彼得·林奇仍然不卑不亢地回答。
乔治·沙利文先生是一个何等精明的人，他虽然并不了解彼得·林奇家庭的变故，但仍然可以估计到个大概。在美国，一个家庭的兴盛与衰落是司空见惯的事。亿万富翁尚且如此，何况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
乔治·沙利文先生没有继续问下去，他知道这个小球童肯定有着一段悲惨的经历，但他很喜欢彼得·林奇的聪明和这种在逆境中能够坦然面对的态度。
“你跟着我吧！替我背球杆。”
于是，彼得·林奇几乎成了乔治·沙利文先生的专职球童，只要他到高尔夫球场，陪伴他的球童总是彼得·林奇。
乔治·沙利文也许最初更多的是出于同情，每每叫彼得·林奇跟在他身边。当然他付小费时也并不比付给其他球童的更多。乔治·沙利文先生有典型的美国作风，他不会因同情而施舍自己的钞票，所以尽管他很喜欢彼得·林奇，但并不想让自己的同情使彼得·林奇感到羞耻。
这就是美国人对金钱的态度。
乔治·沙利文先生不会多给也不会少给，这是对彼得·林奇人格上的一种尊重。
乔治·沙利文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每当打完一个左曲球或者右曲球时，总会得意地吹嘘一下自己在股票投资中刚刚取得的胜利，每当这时，11岁的彼得·林奇总是听得入神，这令乔治·沙利文先生十分惊奇。因为其他的球童对此都显得漠不关心，而彼得·林奇不但聚精会神地听着而且好像听懂了。
“彼得，你是在听我们说话吗？”
“是的，先生！”
“你能够听懂？”
“不，我不知道。”
彼得·林奇的坦诚使乔治·沙利文更加喜欢。从此，他对彼得·林奇不再有丝毫的同情，而是不经意地提携他。这些在彼得·林奇以后的经历中将会得到证实。
当然，彼得·林奇在股票上最初的知识并不是完全从乔治·沙利文先生那里得来，其他的俱乐部成员在无意间的谈话也对彼得·林奇有很大影响。
不过，这些人可能没有注意一个11岁的球童，而乔治·沙利文先生却注意到了。
所以，每当彼得·林奇随球手们打完一轮球，就可以得到一堂有关股票问题的免费教育，虽然很累，却又非常值得。后来林奇说：
“如果你想接受有关股票问题的教育，高尔夫球场是通晓有关股票交易知识的场所。因此也是交易所以外的最佳场所。”
乔治·沙利文先生不但对彼得·林奇青睐有加，并对彼得·林奇的成长有着启蒙和指导，在后来，彼得·林奇又在他的关照下进入麦哲伦公司，并逐渐显露出他对于股票投资超越常人的才华。
在彼得·林奇的心目中，沙利文先生俨然慈父一样无私地关照他，又像一个恩师竭尽全力地指导他。彼得·林奇视乔治·沙利文似慈父，也是恩师。
1977年5月，在彼得·林奇加入公司刚满10年的时候，乔治·沙利文总裁将彼得·林奇叫到了办公室，宣布林奇接任公司总裁。
彼得·林奇自然没有辜负沙利文的信任，在短短的10年内，他将公司的总资产由2000万提高到90亿美元，自己也赢得了“华尔街第一理财家”的美誉。
一个人要获得成功，除了有自身的实力外，机遇也相当重要。彼得·林奇选择去布雷·伯雷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完全是出自于生活的压力，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的时光。
但是，遇见乔治·沙利文先生却使彼得·林奇这段时间的悲剧因素减低了不少。
如果彼得·林奇不是因为幼年丧父，他不会进入高尔夫球场去打工。
如果他不去打工，就不可能遇见乔治·沙利文先生，即使能够遇见，他也不可能同沙利文先生有深刻的接触和了解。
如果没有沙利文先生的悉心关照，彼得·林奇也许就不会选择金融专业，并在这一行业中取得非凡成功。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彼得·林奇就不可能成功，凭他的聪明才智，他仍然可能获得成功，但那完全可能是在另一行业，另一领域。
彼得·林奇的．路至少将是另外一种，股市上也将会有另外一种传奇，或没有传奇发生。
对彼得·林奇感到欣赏的人当中，最感到高兴的要数麦哲伦公司的总裁乔治·沙利文先生了。彼得·林奇能够获得成功，与他的大力提携是有关的。当然，麦哲伦公司也因彼得·林奇的加盟而获益匪浅。
乔治·沙利文先生给了彼得·林奇一个成功的机会，而彼得·林奇给麦哲伦公司带来了财富，这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满意的。
卡内基走向成功的恩人
卡内基果断跳槽追随斯考特先生，可以说是走出了他一生中转折性的一步。在汤姆·斯考特先生的提携和帮助下，卡内基开始涉足投资领域，并获得了初步成功。
卡内基是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在斯考特的帮助下走上投资之路的。
一天，斯考特先生问卡内基：“你能筹集到500美元吗？我的一位朋友过世后，他太太将遗产的股份卖给朋友的女儿。现在这位女子急需用钱，想把股份转让出来。是亚当斯快运公司的股票，一共10股，恰好500美元。红利是一股1元……我想你应该买它。”
亚当斯快运公司在当时是相当有实力的公司，它在波士顿、费城、匹兹堡、华盛顿、圣路易及欧洲各地都有分公司，主要经营铁路，另外还经营汇款业务和银行业务。按当时的行情来看，快运公司的股票的确也算是稳涨的股票。
尽管如此，500美元对卡内基来讲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不久前卡内基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的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并且，他们每年还要付房款给舅舅，而房款的总价恰好是500美元。
“斯考特先生，我现在实在是筹集不出这么大一笔钱。”卡内基只能婉言谢绝了斯考特的好意。
“没关系，我先替你垫上，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买下来。”斯考特斩钉截铁地说。
第二天，斯考特先生有些为难地问卡内基：“对不起，他们非600美元不卖，你还要不要？”“要！我一定要！请代我先付600美元！”尽管这意味着要冒大风险，卡内基仍下定了决心。
卡内基当即写了一张610元的借据，并注明还款期限为半年。他用借据和股票作担保，交给了斯考特。10美元是600美元借款的利息。
为了还清借款，卡内基一家省吃俭用，半年内便积存了200美元。卡内基的母亲玛琪又用房子作抵押，以8分的高利借回400美元。还款期限到时，卡内基把600美元本金如数归回了斯考特先生。
不久，卡内基投资的股票得到10美元的红利，他将其交给斯考特先生作利息，还清了斯考特先生借给他的全部本息。初尝投资获利喜悦的卡内基，沉浸在“我也是资本家了”的成就感中。他的眼光开始寻求更大、更有前途的投资项目。他对他的朋友们讲：“这里有下金蛋的鹅！既然千里迢迢来到美国，就应在这个机会均等的开放社会中，专心一意地寻找金蛋。”
这是卡内基生平第一次大投资，此时的卡内基年仅20岁。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斯考特先生高升，做了阿尔图那事业总部部长。当时，随着铁路工程的进展，阿尔图那的调车场以及修理场扩大了，事业总部由此而变为实际的营业中心。对于斯考特先生而言，这次升职意味着进入了直属董事长的中枢部门，他的地位越发重要了。
斯考特又想到了卡内基：“愿意随我一起去阿尔图那吗？做总部秘书，月薪55美元。”
月薪55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这比卡内基当时的月薪整整高出20美元！卡内基自然是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月薪一下增加了20美元的卡内基回家告诉母亲：“您不用再做副业了。”
斯考特先生和卡内基只身前往阿尔图那，同住在调车场附近的一家旅馆。从此，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卡内基从事的新工作，主要是对劳工的罢工采取对策。卡内基在新岗位上充分体现了自己的“铁腕”能力，解决了多起劳工罢工事件，为斯考特先生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阿尔图那不久，卡内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又找到了一次“下金蛋”的机会。
一天，卡内基为参加一位朋友的葬礼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一名男子走向他问道：“您是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卡内基先生吗？我叫伍德拉夫。”
“没错，有什么事吗？”卡内基诧异地盯了一眼眼前这个陌生人。
“是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董事长艾加·汤姆逊让我来找您的，我想请您看看我发明的产品。我认为我的产品是很有前途的，因为此后铁路将迈入长途时代，我设计的这种卧铺车可供旅客夜间旅行之用，非常方便。”
伍德拉夫一边说一边将模型递给卡内基。
这是一辆造得相当精致的模型车，车内两侧各有一组面对面的两个木制座位。由于当时的客车，两侧仅有前座，并没后向的座位，所以这种面对面的构思，在当时看来是很奇特的。
这种车还有一个好处，到晚上时，可以将这种对面座位铺上装有弹簧的垫子当床铺。而且车窗上还另藏有一个床铺，只要将专门设计的橱柜往外拉，床就出来了。这个床是用锁吊撑在柜子中的，因此白天可以把床垫和毯子藏在柜子中。
“的确是个巧妙的设计，我会尽快向斯考特先生汇报，请留下您的地址，以便联络。”
斯考特先生得到情况后，立即派人把伍德拉夫请来。斯考特一看卧铺车的模型，当即被这种巧妙设计所吸引：
“伍德拉夫先生，请尽快制造两节来看看。”
“好的，但请付我设计费和专利权使用费。”
“没问题！”斯考特先生对这种新式卧铺车信心十足。
卧铺车很快就被制造出来，斯考特先生看后相当满意，当下达成购车协议。
这一次，斯考特先生又帮卡内基抓了一次绝好的投资机会。
在与伍德拉夫先生签购车协议时，斯考特先生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在伍德拉夫即将开办的卧铺车厢制造公司中，卡内基必须拥有八分之一的股份。
伍德拉夫为了能拉到宾夕法尼亚铁路这个大客户，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这一条件，还允许卡内基分几年付清八分之一的股金，每年仅付217．5美元。
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投资方式，尽管在当时看来，身为铁路事业总部长秘书，利用增加卧铺车订货来取得包商的股票是一种渎职的行为。但卡内基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这确实是值得投资的事业，是“鹅生金蛋”的好机会啊！
卡内基找到一位银行的朋友，申贷了第一年必须缴纳的217．5美元。
卧铺车厢制造公司成立后，生意果然红火，不只是宾夕法尼亚铁路签下卧铺车订单，其他公司的订单也雪片似飞来。卡内基200余美元的投资，在一年之内就分到不下500美元的红利，实实在在地捡了一个大“金蛋”。
卡内基24岁时，即1859年秋天，斯考特先生晋升为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副董事长。斯考特先生即将到费城去上班，临行前他已推荐卡内基为匹兹堡管理局长，他告诉卡内基：
“我走后，匹兹堡管理局的职能将扩大，宾夕法尼亚地区会进入你的管辖之下。你的年薪也将提到1500美元。”
年仅24岁的卡内基当上了匹兹堡铁路管理局局长，这无疑标志着他的事业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卡内基一上任就把16岁的弟弟汤姆聘为自己的秘书，同时，把原来的房子卖掉，举家搬迁到一个高级住宅区。
从此，卡内基开始了自己成为“钢铁大王”的历程，而他的第一步，则仰赖斯考特先生的大力提携。
让别人相信自己能赚大钱
“白手起家”是每个创业者的梦想，然而真正的“白手”是没有的，许多创业者在事业开始之时，虽然资金很少，但总算有点“资本”。
此外，还有许多富人在创业时虽然没有多少资本，但却能获得资本的青睐，因为他们有能力让投资者相信自己能够赚大钱，从而获得资本的支持，最终成就一番伟业。
威尔逊：让投资者看到赚钱效果
如今创业，如果你没有资金，可以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但是，精明的投资者会考虑投资回报，并不是什么股票都会买，总之要投资者相信你的公司会赚钱，他们才有可能投资。
要投资者相信自己会赚钱的方式很多，现在流行采用招股说明书，上面有专家的投资回报分析，不过，在早期，人们更相信眼见为实。
世界旅馆大王、美国巨富威尔逊开办的连锁企业“假日旅馆”就是用这种方法获得投资者信任的。
威尔逊在创业初期，全部家当只有一台分期付款“赊”来的爆玉米花机，价值50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威尔逊做生意赚了点钱，便决定从事地皮生意。当时干这一行的人并不多，因为战后人们都很穷，买地皮修房子、建商店、盖厂房的人并不多，地皮的价格一直很低。
听说威尔逊要干这种不赚钱的买卖，好朋友都反对。但威尔逊却坚持己见，他认为这些人的目光太短浅。虽然连年的战争使美国经济不景气，但美国是战胜国，它的经济很快会起飞的，地皮的价格一定会日益上涨，赚钱是不会有问题的。
威尔逊用手头的全部资金再加一部分贷款买下了市郊一块很大的但却没人要的地皮。这块地皮由于地势低洼，既不适宜耕种，也不适宜盖房子，所以一直无人问津，可是威乐逊亲自到那里看了两次以后，竟以低价买下这块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之地。
这一次，连很少过问生意的母亲和妻子都出面干涉。可是威尔逊认为，美国经济很快就会繁荣，城市人口会越来越多，市区也将会不断扩大，他买下的这块地皮一定会成为黄金宝地。
事实正如威尔逊所料，3年之后，城市人口骤增，市区迅速发展，马路一直修到了威尔逊那块地的边上，大多数人们才突然发现，此地的风景实在宜人，宽阔的密西西比河从它旁边蜒蜿而过，大河两岸，杨柳成荫，是人们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于是，这块地皮马上身价倍增，许多商人都争相高价购买，但威尔逊并不急于出手，真叫人捉摸不透，后来，威尔逊自己在这地皮上盖起了一座汽车旅馆，命名为“假日旅馆”。
想法虽好，但没有资金，这对威尔逊来说，确是最大的难题。募股，别人没搞清“假日旅馆”的模式，不敢入股。威尔逊没有退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想尽办法，首先建造一家“假日旅馆”，让欲参加募股者看到模式后，放心大胆地参加募股。
敢想敢干的威尔逊，冒着失败的风险，果断的将自己的住房和准备建旅馆的地皮作为抵押，向银行借了30万美元的贷款。1952年，也就是他旅行的第二年，终于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夏日大街旁的一片土地上，建起了第一座“假日旅馆”。
结果，“假日旅馆”的生意非常火爆，投资者看到了赚钱效应，纷纷向“假日旅馆”投资。
威尔逊获得投资者信任后，乘胜追击，为建立更多的“假日旅馆”，积极筹措资金，正在这时，威尔逊遇到一位知己威廉·华顿律师，他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和清醒的经营头脑。两人研究一致认为募股应找那些愿意接受新思想、新事务、乐意为社会做好事的人募股，如医生、律师、牧师等中产阶级。经过认真的准备，反复的宣传，发行了12万股票，每股为9．75美元，奇迹出现了，12万股的股票，一天就卖光了。这笔来之不易的宝贵资金，帮他们又建成了五座“假日旅馆”。后来，他用同样的方法，成功地将“假日旅馆”迅速地发展到国外各地，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贯彻“物有所值”的原则：威尔逊创办的“假日旅馆”遍布49个国家和地区，不管在世界哪个地区，不论是先进的大国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假日旅馆”网点内的旅馆、饭店，都必须达到国际上最严格的饭店标准。威尔逊深入实际、严格管理，每年都亲自或者派出检查员，到国内和世界各地“假日旅馆”督促检查，发现有不合标准的旅馆，指出问题，并令其30天内改进，如果在限期内还未有改善，即可收回“假日旅馆”的招牌。仅亚太地区，就有4家旅馆，因管理差，未达到标准，又未及时改善，被迫摘下了“假日旅馆”的牌子，与“假日旅馆”脱离了关系。
在“假日旅馆”工作的人员，都要接受“顾客至上”的教育，每个工作人员，时刻想着：顾客相信我们的服务是最好的时候，他们才选择住“假日旅馆”。威尔逊认为：“只有为旅客提供良好的住宿条件，使他们宾至如归，才能争得顾客盈门。”他亲手把“假日旅馆”设计得色彩柔和、光线明亮，使顾客感到有温暖的家庭情调。旅馆设施齐全，屋内装有空调、电视机、收音机、音响和冰箱等，使住在“假日旅馆”里的每位旅客，犹如住在家里一样的方便自在。从而得到了舒适的休息和愉快的消遣。
威尔逊颇有经营之道，他为了赚钱、招揽更多的顾客，在“假日旅馆”里，增设了很多设施和娱乐场所。为了节省旅客的费用开支，在父母的房间里，免费设置了婴儿床，深得父母的欢迎。在“假日旅馆”内，设置了蒸气浴、游泳池、高尔夫球、保龄球等服务项目。这些设施和活动场所，所需开支都打入总收费中去，当顾客一住进“假日旅馆”中，就可以自由利用这些器具、场所。连看病的诊费（药费除外）也免费。这样就赢得了很多旅客，这就是威尔逊经营的绝招。顾客一般都有这样一种心理，即使挣大钱花大钱，但却喜欢占小便宜。如果，样样服务都跟他们算小账，不仅很麻烦人，也使旅客每次都觉得被敲了竹杠，自然非常反感。“我们把这些可能提供的服务费预先打进总费用中，旅客使用时，不再收费，他们会觉得占了点便宜，有一种优待的满足感。”这就是威尔逊的高明之处。
假日旅馆由于地理位置好，舒适方便，开业后，游客盈门，生意非常兴隆。从那以后，威尔逊的假日旅馆便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这位高瞻远瞩的“风水先生”获得了成功。
做生意如同下棋一样，平庸之辈只能看到眼前的一两步，高明的棋手却能看出后五六步。能遇事处处留心，比别人看得更远、更准，这便是威尔逊具备的企业家素质。
企业经营者采用这一谋略，要具有远见和胆识，要善于观察、分析市场发展情况，寻找战机，当机遇出现时，能够果断采取决策，适应市场变化需要，从而在竞争中取胜。
让公司像个赚钱的公司
在以上市为一个战略目标的公司中，如何让投资者相信公司具有赚钱能力是一个问题。在前两年网络经济火爆的时候，许多网络公司并不赚钱，但却纷纷上市，并被投资者所追捧，原因就在于当时的舆论为网络经济描绘了一幅赚钱的远景，许多网络公司也极力将自己包装成一个能够赚大钱的公司。
雅虎的创办人费罗和杨致远请来的总经理Tim上任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公司像个赚钱的公司”，于是扩充了广告版面。开始几天他们收到了不少责骂的邮件。但不久人们就接受了，毕竟大家都要吃饭。同时雅虎还与路透社合作，推出新闻在线服务，将网站的功能推向一个全新境界。
1995年8月，公司出现资金短缺，他们开出了4000万美元的征资活动。看起来好像是狮子大开口。但应征者却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路透社和Softbank成了伙伴。其中Softbank买下5％的股权，并开始共建Yahoo日本网的计划。
经过Tim的努力，雅虎公司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
1996年3月7日，Yahoo股票正式上市，虽然它的两大对手Cycos、Excite已抢先上市，但这一天仍被评为“华尔街盛事”。4月12日正式交易，正值周五。股票最初定价13美元，但交易狂热，平均每小时转手6次之多，一度飙升至43美元，最终以33美元收市。Yahoo市场价值达到8．5亿美元，拥有公司大量股票的费罗和杨致远，也因此成为富豪中的新贵。
当然，雅虎也不能说是一个“包装上市”的公司，因为尽管他目前的情况不佳，但每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使用雅虎的搜索引擎上网。
在1997年，Yahoo收入6700万美元，亏损2300万美元。从账面上看，这完全是一个失败的公司。但是在互联网上，它却是最大的明星。市场价值超过网景，每月访问量超过了网景和AOL，到年底Yahoo已有1700个付费的广告客户。而1996年初才112个。而Yahoo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须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就能实现赢利了。
从这一点上说，作为一个网络公司，当时的雅虎是很成功的。
“如果我们是为了钱，那我们可能早早就将Yahoo卖掉了。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每天都会在收盘时看一次股市行情，但我却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股票。我还不满30，我还不需要钱，也不想钱，更不想交税。我的钱都在纸上，全是股票，数目很大，看起来都不相信是真的。”
初期，搜索引擎过于拥挤，一派混战，大家争夺的是一个从没有被证明过的市场，大家都不知道如何逐利，收入的增加总是追不上支出的看涨。但到1997年初，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出现了：搜索引擎开始从单纯的技术之争转向了商业策略的斗智斗勇。因为大家意识到：搜索引擎是网络媒体最近的邻居，仅一墙之隔。搜索引擎可以成为最有效的广告平台。
而真正推倒这堵墙的就是“门户”概念的出台，也就是成为用户上网必经的第一站。
而最早意识到搜索引擎只是新媒体冰山一角的当然是Yahoo。杨致远的运筹帷幄十分关键。他认为要让用户光临，必须不顾一切地宣传品牌。对这一宗旨，他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一开始就斥资500万美元做电视广告，成为当时公司开出来的最大一张支票。股票报价、地图、聊天室、新闻、天气预报、体育新闻、黄页等，让用户目不暇接。1996年第一季时，Yahoo与竞争对手Infoseek、Excite、LVCOS相比，每天的访问量就超过对手的两倍。1997年年底，日均访问量达9000多万人次，比所有对手访问量的总和还要多。连Infoseek的老板也不得不承认，Yahoo已超越其他的对手了。
1997年下半年，搜索引擎股票一路上扬，“门户”概念成了互联网第一热点。1997年第三季度，Yahoo的市场价值首次超过浏览器大王网景。Yahoo成了华尔街的宠儿。杨致远的财产也水涨船高。当然，最大的快乐不是金钱。“最让人感觉良好的是你每天都在改变着世界。你每天早晨起来问：‘我起来干什么？’然后你就觉得如果你不去工作，Yahoo可能就会出问题。我们当年建立的小小网站现在每天都有千百万人使用，每当看到这情形，我们就会说一声：‘哇！’甚至打个寒战。这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利用股东的钱做大生意
证券市场现在已经成为企业主要的融资场所，从中可以获得廉价的资本金，把企业做大。
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方，好处自然多多，利用别人的钱做生意，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首先，在上市时溢价发行的股票，会带来资本公积金的增加；其次，如果二级市场上将股票价格炒高，差价所形成的利益更为惊人。
国内的网络企业如新浪、搜狐、网易等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之后，在还没有开始为股东赚钱的情况下，立即先被股东们“喂”成了亿万富翁。股东们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当然是为了求得回报。
股东和企业的关系是最稳定的一种关系，你可以在不想当股东时卖出股票，但总会有新的股东接棒。这种牢固关系除非企业破产清盘，否则很难动摇。
作为企业的控股方来说，要协调好同股东的关系，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企业经营蒸蒸日上，股票价格不断上涨。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赢来大批追随你的股东。
美国人詹姆斯·林就是一个善于协调与股东关系的高手。
1955年，拥有一间电机工程行的詹姆斯·林向证券公司申请成立股份制公司。但证券经纪商和投资银行都瞧不起这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他们认为一个小小的电机工程行是不可能公开发行股票的，詹姆斯·林的申请被认为是异想天开。
但没过多久，金融界的人士便发觉他独自一人动手干了起来，并且办妥了一切法律手续，把电机行改为林氏电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发行80万股普通股票。
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金融商们仍不相信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能获得成功，他们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等着看笑话呢！
早年流浪生涯造就的坚强意志促使詹姆斯·林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根据股份公司内部股权的规定，允许他个人持有一半的股份，其余的一半即40万股以每股2．5美元公开上市，也就是说，如果股票全部售出，就可获得100万美元的现金收入。
谁会把赌注押在一个小商人身上，去购买前景渺茫的股票呢？证券商们因此断定詹姆斯·林必将失败。在他们看来，没有他们出马，股票发行将无法进行。
使这些自鸣得意的证券商们搞不懂的是，詹姆斯·林没有按他们的一贯方法行事，却找了一帮朋友替他做口头宣传，而证券商们平时总是以电话和挨家挨户推销的方式发行股票。
其实，这是詹姆斯经过充分比较之后做出的决定。打电话及上门推销的方式虽然有效，但开销太大，进展缓慢。思维独特的他想出了一个方便有效、费用低廉的推销方法。
他和他的朋友们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工业品博览会上，向来宾散发公司将发行股票的传单。此举果然奏效，在短时间内，他的股票全部售完，令那些保守的证券商们大吃一惊。
在这一独特而又大胆的策略运用下，他不仅拥有了大量的发展资金，而且还为其公司及个人拥有的股权建立起高水准的市场信誉。
虽然初战告捷，但通向企业王国的道路却并不平坦。美国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中小型公司时时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想扩大自身经营尚且困难，更不用说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了。
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詹姆斯·林又独辟蹊径，在短短几年间一举买下了3家公司，资产总额扶摇直上，到1960年已达数千万美元。
在其他中小型公司互相拼搏，苦苦挣扎之时，林氏公司脱颖而出。
收购是需要大量现金的，詹姆斯·林个人当然不可能拥有这样多的资金，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向股东增发或配售新股。由于收购能刺激公司股票上涨，股票上涨之后，不但会引来众多的投资者，还使增发或配售的新股价格增高，现金来源也就越来越充裕，有了足够的现金又能支持收购行动。
林氏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王国初具雏形，詹姆斯·林也成为了商业界的风云人物。詹姆斯·林不再是个小生意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他用种种吞并、购买的手法控制了好几家公司，慢慢向自己梦寐以求的企业王国迈进。
1961年春，他又兼并了一家公司，并变更公司的名称为林一迪姆斯一伏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LTV公司。
如果按照常规模式发展，要达到这种规模非得用几十年时间不可。詹姆斯·林却将速度大大加快，在几年内就做到了。
他的每一次收购行动都是用别人的钱完成的。
当这些被吞并的公司并入LTV公司之后，它们的旧股东把原来的股票交回，换发了LTV母公司的股票。这样，在股市上已买不到原来公司的股票，能买到的只有LTV公司一家的股票。
当年组建股份公司的经验告诉詹姆斯·林，发行股票后随着股价上涨，他的财富便大大增加了，现在他为什么不可以用LTV公司的子公司，也如法炮制一番，用以增加公司的市场资产呢？
这些以前曾是各自独立的公司，而今只不过是LTV公司的财务报表中所谓的“账面资产总额”的一部分数字而已。
在这种相当保守的数字后面，一定还有扩展的余地。詹姆斯·林正是在这一思维驱动下找到了一条快速增加财富的捷径。
1965年，他按照业务范围，把LTV公司分为三个独立的公司，即LTV航空公司、LTV电气公司和LTV林一阿提克电子公司。每一公司发行自己的股票，除LTV母公司掌握大部分外，其余都在证券市场上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后，果如先前所料，投资者蜂拥而至，踊跃抢购，三家公司的股价飞涨。这样，拥有3／4以上股权的LTV母公司的财产急速上升，其本身的股票也随之上涨。
企业吸引投资者来当股东的方法很多，收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游刃有余操纵公共关系
富人大都关注自己和自己拥有的企业的公众形象，因为良好的声誉和形象，是企业活力的来源，因为只有信誉高、形象好，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被公众认同的富人和企业，公众也就容易接受企业提供的服务。因此，许多富人都善于操纵公共关系，为自己和自己拥有的企业塑造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
投入巨资塑造自己形象
为了尽快把自己塑成一个理想的大众形象——财富万贯的传奇人物，《福布斯》的老板马尔科姆要找一样真正能引人注目的东西，这个东西终于被马尔科姆找到了——这就是热气球。马尔科姆相中热气球，起因于一家报社刊登的广告：乘热气球旅行，单人75元，双人100元。
1972年7月，马尔科姆第一次登上了热气球，当他飘荡在新泽西田野上空时，突发奇想：“我们也买这么一个东西吧，我看不错，还可以把公司的名字给弄上去。”
3个月以后，马尔科姆和他的司机丹尼拿到了热气球的驾驶执照，并收到了订购的一个黄绿相间的大气球，上面根据马尔科姆的意思印着几个大字：《福布斯》——资本家利器。底下还加着一行小字：商场大将必备兵器。
马尔科姆这个摹仿固定气球广告的做法，不失为促销《福布斯》的一记高招。由于这招效果不错，一年之后，马尔科姆就发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热气球横跨美国之旅”的大举动，从而引来了大批读者。其声势之大，决不亚于迈克尔·杰克逊的环美演唱会。
1973年，在他启动这个价值高达25000美元的热气球之前，他还召开了一个说明会，会中他告诉蜂拥而至的记者说：“你们问我，热气球到底和我搞商业杂志有什么关系？我的答案是：‘八杆子关系也打不着。’这趟旅行纯粹只是为了好玩。”
不过，马尔科姆做什么，绝对不会只是为了好玩而已，所以他马上又加了一句：“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因为这只大气球，你们这些人今天绝对不会跑来这里，特别为《福布斯》的老板做报道。”
1973年11月6日，也就是在拿到执照后的第十五个月，马尔科姆创下了热气球横跨美国的记录，在21天之内完成跨美之旅。
虽然在回程中，气球在维吉尼亚不小心撞上了高压电线，掉进了奇妙的比克海湾，但也有惊无险，水不太深，气球只是卡在那里，没有漂向外海。
马尔科姆策动这项旅行计划，就是要利用此事惊天动地一下，好让《福布斯》的名字远播千里，让原来对商业新闻毫无兴趣的人能听到《福布斯》的大名。马尔科姆的目的达到了，在“横跨美国之旅”接近尾声时，许多从来没有听过《福布斯》名字的美国民众都把马尔科姆当成茶余饭后的最佳话题，说他不失童心，返老还童。
马尔科姆这趟旅行当然不只是出自“童心”，他是要引起注意，招揽生意。对这场耗资高达13万美元的形象宣传战，《名家运动杂志》报道说：“马尔科姆·福布斯在美国已经是人人传诵的名字……虽然他的宣传目的非常明显，但是大家都爱得不得了。”
就这样，马尔科姆一举成名——名声远传商业新闻圈之外，他兴奋极了，而且打算趁热打铁，把名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过这回他希望同时也能赢得各方尊敬。最后他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创下热气球横越大西洋的记录。
虽然马尔科姆作了精心的准备与策划，甚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但横越大西洋的计划还是宣告失败了。临出发前，由于手推车重量不够，13只气球中只有5只飞上了天空，然后又在附近发现气球爆破后的碎片。
之后有人说，这整套经过周密设计的系统——包括发射系统、氢气球，还有降落装置——其实缺陷很多，灾难绝对免不了。
马尔科姆横越大西洋的计划虽然宣告失败，不过因为他创下首度以热气球横跨美国的记录，结果还是拿到了一只“年度太空人奖杯”，为福布斯增光不少。
横越大西洋的计划宣告失败后，马尔科姆毫无罢手不干的意思，因为此时的《福布斯》全美400首富榜已经更换为全球400首富排行榜，马尔科姆要通过自己把《福布斯》带到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地方。
马尔科姆继续磨砺他提高知名度的两项利器：热气球和摩托车。不过，他已决定放弃那些冒险性过高的计划，而是打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慢慢来，不像原来那样野心太大，一口气就想征服全世界。
1979年夏天，马尔科姆仰仗他的好友、工业巨子汉默牵线搭桥，与4名同行者搭机飞到了苏联的莫斯科。不知马尔科姆是无心还是有意，他送给了市长夫人一只大型的女用手袋，上面醒目地写着几个大字：资本家利器。在当时的苏联还处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期间，马尔科姆又创造了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
从1982年起，马尔科姆展开了一连串的“亲善之旅”。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之行，是通过前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博士的关系才取得许可的。马尔科姆特意在热气球上用中文写下了几个大字：《福布斯》向中美友好关系致敬。
虽然中国有关部门对马尔科姆等人特别强调，所有的热气球必须得绑好，不能任它们在空中飘行。但马尔科姆仍然故意捣蛋，在汽车行进途中，他乘坐的那只气球的绑绳突然松开，并自由自在地飘向了空中。
在离开中国的告别酒会上，马尔科姆特别当众表示，他的气球松绑不是他存心捣蛋；他只想告诉大家，气球本来就应该是任它飘浮的，绑着就没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马尔科姆在中国违规之举又引起了不少话题，从而使《福布斯》的名字在大众媒体中又大大风光了一阵。
由于这趟旅行收获颇大，马尔科姆也就食髓知味，连连套用这个公式，不断制造出轰动效应。
到巴基斯坦，他把热气球吹成巴国自由纪念碑；在埃及，随行带着狮身人面形的气球；带到泰国的则是一只气球大象；到了日本，带的是一座气球宝塔；到德国时，马尔科姆在当时还挺立在东西德边界的柏林围墙上，竖起气球吹制的贝多芬半身像……
马尔科姆这么做，对促销广告有帮助吗？一家荣登《财星杂志》金融榜的大公司主管表示，《福布斯》招待他和国际大明星同坐热气球畅游法国乡间，不登他们的广告过意得去吗？
“马尔科姆这招广告促销术的确高明，”广告周刊的发言人曾经表示说，“这绝对比在饭店大厅摆出满汉全席要有效多了。”
巧借政府首脑的“含金量”
政府首脑通常都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如果能邀到他们为自己的产品作宣传，无疑能带来极大的利益。但很遗憾，政府首脑一般都很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不会轻易成为企业利用的对象，如果政府首脑们真的可以那么无原则地为企业张目，那么，世界各国的政府首脑们全都会成为“广告明星”而不是政治家。
不过，在政府首脑所关注的范围内，经济是重要的一个领域，因此政治家们在出访时带上企业家并不是一件新闻，而直接让政府首脑为企业制造商机，只要方法得当，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大的企业集团经常做一些跨国生意，企业的国际信誉好坏会影响到别国企业与它的合作。如果企业的国际信誉好，可能会拥有许多的外国贸易合作伙伴。如果企业国际信誉不好或者缺乏知名度，则很难寻找到国际贸易合作伙伴。在这里，有时你花费巨资打广告依然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可是，如果让克林顿给你作广告，你想想那样的后果会怎样？也许你认为这样不可能，但是事实上有人成功做到了。
1994年12月，中国轻工总会在美国洛杉矶举办了首届中国名酒展示洽谈会。陈世增因其非凡的经历，成了美国新闻界采访的热点，甚至克林顿总统向他发出了邀请。
陈世增决定把握这一机会，让克林顿给自己的豪门啤酒做广告。为此，他决定，在参加宴会的时候，要让美国总统和政界要人们品尝豪门啤酒。
12月18日，克林顿总统安排陈世增先到白宫参观。19日下午，陈世增又赶到美国商务部，分别会见了商业部长的两位助理及国际商业局局长。这几位掌管商业大权的官员听了豪门企业的介绍，看了豪门画册，喝了豪门啤酒后，一致欢迎豪门啤酒进入美国市场，并表示：如果在法律上、手续上有困难，一定帮忙解决。
入夜，副总统戈尔举行圣诞宴会，并邀请了美国的几十位著名企业家。陈世增手持豪门啤酒步入宴会厅，戈尔走到他面前说：“欢迎你们的到来。”随之将在场的企业界名人介绍给陈世增。临走时，陈世增让企业家每人带走一些啤酒，回去和家人细细品尝。此举本身便是一则新闻，第二天便会传开。同时，这些人的家属品尝了啤酒，便成了豪门免费的广告人，豪门啤酒的名声随着他们的脚步远远地传开。
20日晚，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希拉里面带微笑地站在白宫一楼大厅门口，迎候陈世增。
这次会见极大地扩大了陈世增的知名度，豪门啤酒更是在美国大出风头。它所起的效应远远大于花巨资去作广告。陈世增在这里极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次机遇，将豪门啤酒打入美国白宫，创造了一手极其经典的利用政治要人影响来扩大品牌知名度的案例。
如果说陈世增凭借的还是其个人传奇经历的话，那么下面这些例子我们就不能否定其普遍性了。
50年代，法国白兰地公司决定把名酒白兰地打入美国市场。他们把宣传时间选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67岁寿辰，通过不同的新闻媒介向美国人民宣布：法国人民为表示对美国总统的友好，将赠送两桶极为名贵的、酿造长达69年之久的白兰地酒为贺礼……
这些连续报道，吸引了千百万人，成为华盛顿市民的热门话题。人们翘首以待，期望着美酒的到来。当贺礼由专机送到美国时，一向不喜欢热闹的华盛顿人竟出现了万人围观的罕见现象，关于名酒驾到的新闻报道、专题特写、新闻照片挤满了当天的各报版面。法国白兰地就在这种氛围中昂首阔步走上了美国国宴与市民的餐桌。
无独有偶，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访华取得成功，里根决定举行临别答谢会。按照常例，临别答谢会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但刚开业不久的长城饭店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他们说服了美方，承办了这次宴会。答谢会当天，500多名外国记者来到长城饭店现场采访，国内外数亿观众看到了长城饭店，不仅做成了生意，而且让里根总统为自己作了广告，转眼间闻名海内外。
百事可乐在初创时期，由于可口可乐先入为主，在美国本土已经没有多少空间。董事长肯特于是想进军前苏联。1959年，美国展览会在莫斯科召开，肯特请他的至交总统尼克松帮忙，请“苏联领导人喝杯百事可乐”。尼克松显然同赫鲁晓夫通过气，于是在记者面前，赫鲁晓夫手举百事可乐，露出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这个最特殊的广告使得百事可乐迅速在前苏联站稳脚跟。
这就是政治名人、要人的巨大魅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政治的权威性，特别是它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政治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众的取向。因此，这就构成了一种对商业极有影响的潜在资源，善于利用、发掘，就会带来成功的机遇。
善于利用特殊关系的卡丹
20世纪60年代无疑是皮尔·卡丹一统天下的时代。70年代，卡丹的创作设计基本上是60年代的延续，除了70年代末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从中国宫殿的飞檐得到灵感，设计出一系列宽翘肩膀的男装较为突出之外，其他就没有太多新东西了。
尽管卡丹在70年代已经从艺术的巅峰上退了下来，但是，他却仍然能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让世界成为他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得知他的大名。他每年都要举行几场男女时装展示表演，在10年内，他分别在巴黎、东京、伦敦、纽约等地举行皮尔·卡丹服装设计40年和50年展，在更大范围内宣传自己。
与此同时，除了设计时装外，皮尔·卡丹还设计家具、灯具、装饰品、日常用品，甚至汽车、飞机造型，均用“皮尔·卡丹”作为商标。他设计的飞机呈黑红白三色条纹，展翅蓝天，仿佛色彩斑斓的蜻蜒在空中飞翔；他设计的汽车呈流线型，表盘、方向盘的设计都很别致，令人耳目一新。
皮尔·卡丹在经营上更是怪招迭出，令人跌破眼镜。他首先在法国倡导转让设计和商标、利润提成7％至10％的经营方式，打破了服装行业长期一成不变的呆板局面，推动了法国服装产量的增长，同时也使得法国时装在世界各地产生更大影响。他的这种经营方式，不仅可以使他们的设计成果在本公司得到承认，而且可以直接变为金线和走向社会。这些做法很快被法国其他服装业广为采用，为法国的服装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1971年，皮尔·卡丹因对服装表演界贡献卓著而获意大利奥斯卡奖；
1976年，他被意大利共和国授予“特等功勋”；
1977年至1979年，他因设计的服装富有创造力而两次荣获“金顶针奖”。
皮尔·卡丹有一句名言：“我要在世界树立法兰西形象。”他从40年代开始起步，50年代获得成功，60年代打入世界最大的商业市场美国和日本，70年代打入印度，80年代打入最后一块大市场中国，把“卡丹帝国”逐步扩展到了全世界。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而他做生意的方式又别具一格，即善于利用各种特殊的关系。
皮尔·卡丹同许多国家的政府要人、政界名流、实业界大腕和艺术泰斗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他的对外联系都凭着个人来开展，从不需要法国政府代为斡旋。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他经营的目标似乎并不在于赚钱多少，所以从他的经营中看不到斤斤计较的艰难谈判。这种大度的经营作风为他打开世界市场扫清了道路。
与上层人物打交道，使他获得了许多别人得不到的商业机会，这也是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的真谛所在。举例说，他曾十分巧妙地利用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偕夫人访问法国的难得机会，邀请总书记夫人参观他的收藏品展览会，并赠送她一件漂亮的黑色外套。于是，卡丹就成了戈尔巴乔夫在法国举行官方宴会的三位私人宾客之一。这一次机会，使卡丹得到了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和交谈的时间，从而为他日后打入苏联市场铺平了道路。不久，他就与苏联达成了一项协议：在苏联创办一家服装工厂，开设一家面积为6000平方米的展览厅。他说：“我的梦想是让二亿八千万苏联人穿上我设计的衣服，但我又不想使苏联消费者大吃一惊，我不想用巴黎的奢华来打动他们。我的目标只是把高质量与简朴融为一体。”
皮尔·卡丹实现了他的梦想。巴黎、米兰、纽约、东京这世界四大服装中心，卡丹都有着重大影响，就是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南美、中东、东南亚等地，也少不了“皮尔·卡丹”，可以说，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很少没有皮尔·卡丹的商店。
皮尔·卡丹在服装之外的行业上还很有一些惊人之举。
1970年，卡丹投入巨资，将一座花园楼房改为艺术中心，他把它称之为“卡丹的空间艺术殿堂”，人们则把它叫作“卡丹艺术中心”。这座位于巴黎市中区的协和广场和总统府之间的纯白色别墅里，上下三层，分别设有剧场、画廊、电影院、会议厅、表演厅和餐厅等设施，可以演出戏剧，举办画展，可以供文艺界朋友聚会。皮尔·卡丹不无自豪地说：“这是个智慧之地，是我多年梦想的结晶。”
1981年，皮尔·卡丹又有了新创举，他买下靠近巴黎协和广场的皇家路上的著名高级餐厅“马克西姆”餐厅。“马克西姆”本是巴黎餐饮业的一块金字招牌。卡丹把这块金字招牌的专利权买下来，不是仅仅把它当作法国烹调的一个界标而珍藏起来，而是利用它招财进宝，要把它变为一件能产生高额利润的工具。他的生财之道是，首先把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从只对少数人开放的俱乐部式餐厅，改为大众化的、人人都乐意光顾的快餐店。
他认为“马克西姆”过去只为少数人开放的作风不改，能够生存下去的机会就很少，但如果改变作风，业务就会很有前途。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明智与成功的。在法国经济衰退，失业人数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巴黎的“马克西姆”快餐店生意大好，而其他墨守成规的俱乐部式餐厅则门可罗雀。两相对比，就更显出卡丹经营头脑之灵活。
对“马克西姆”这个金字招牌，皮尔·卡丹并不满足于快餐店。不久他就在巴黎的皇家大道上开设了一家“马克西姆”鲜花店，该店的鲜花价高物美，一支白兰花就售40美元。以后，他又在巴黎开设了“马克西姆”鲜果店，与这个名字相联的还有珠宝、首饰、眼镜架、床单、皮草制品、假发、文具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就这样，皮尔·卡丹将自己的事业越做越大，如今，他在98个国家、地区拥有公司，雇员达18万人，200种商品获得4000个许可证，他的近万家售货点遍布世界各地，仅巴黎一处就达300余家，有千余家工厂直接或间接地为他生产。他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拥有自己银行的时装家。他拥有6座陈列馆。他在戛纳拥有一个私人码头。更重要的是，以“皮尔·卡丹”名字命名的牌子几乎已经成了国际通用护照，如：皮尔·卡丹服装、皮尔·卡丹家具、皮尔·卡丹香水、皮尔·卡丹飞机、皮尔·卡丹汽车、皮尔·卡丹洗澡间、皮尔·卡丹手表、皮尔·卡丹打火机、皮尔·卡丹地毯、皮尔·卡丹灯具、皮尔·卡丹眼镜……可以说，皮尔·卡丹的事业堪称“皮尔·卡丹帝国”。
结交名人炒作自己
一个人想在某些圈子里成名并不难，但是，如果想在很多圈子里声名远播可就棘手了。因此，不少富人都借助机会炒作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名气也可以带来财富；而和名人结交，也会使自己成为名人。
马尔科姆·福布斯就是这样一个利用和名人的关系达到既宣传自己、又获得商业利益的典型人物。
马尔科姆·福布斯在和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泰勒认识之前，虽然已经是杂志出版界里响当当的人物，而他那些乘热气球、骑摩托车及收藏法比杰金蛋、玩具士兵、总统文件等等怪异作风，又为他添了不少名气，再加上他那若有若无的同性恋问题，更使得原来清晰的名字被媒介冠以越来越多光怪陆离的名衔。但马尔科姆似乎除了自己的讣告外，一应喜欢不讳，因为它们都能增添马尔科姆·福布斯的影响力。
不过，纵然如此，他的知名度如果和超级巨星比较起来，还有一段距离。的确，再怎么有名的杂志大亨，圈外人知道的也还是不多。这就像棒球英雄一样，对不看棒球的人来说，再大的棒球英雄在他面前也只是无名小卒。
到底怎样才能提高知名度呢？晚年的马尔科姆的办法是：借用伊丽莎白·泰勒的名声。伊丽莎白·泰勒曾两次荣获奥斯卡提名奖，因担任《埃及艳后》主角而被世人尊称为“埃及艳后”，而她本人也被称为“好莱坞的常青树”。
马尔科姆与伊丽莎自·泰勒凑在一起是缘于一次商业合作。
泰勒为了推销新上市的“热情”香水，想找一个名声响亮而品位高雅的百万富翁帮忙。因为这种香水的使用对象是品位高而又性感的淑女，而让她的香水吸引过去的则必须是品位高而又性感的百万富翁，而马尔科姆似乎很符合这个标准，马尔科姆本人对此似乎也乐此不疲。
这对马尔科姆来讲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扩大知名度的绝佳机会。
“做这个国际巨星的护花使者，就如同往银行里存钱一样。”
马尔科姆为业已可见的大出风头的时机而内心雀跃不已。虽然在场的镁光灯全都把目标对准泰勒，但只要和泰勒站在一起，还愁自己不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吗？
从此，马尔科姆便和泰勒搅在一起，马尔科姆也从此粘住伊丽莎白·泰勒不放。
“我做什么都是享受人生，扩展事业。”马尔科姆表示他与泰勒出双人对可以达到目的。
虽然马尔科姆经常表示他和泰勒无意结婚，但同时也经常做出一些小动作，让外界保持对他们的浪漫的幻想。
还有一次，《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马尔科姆，提到有传言他向泰勒求婚。马尔科姆笑着回答说那只是空穴来风，不过他并没有否认他们之间的罗曼史。
但不管怎么说，马尔科姆借助这种与名人的友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确越来越高。很多从不涉足商界的人因为伊丽莎白·泰勒而知道了马尔科姆·福布斯。马尔科姆的名声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马尔科姆为伊丽莎白·泰勒和她所致力的艾滋病防治运动投入了不少时间和金钱，在他70岁寿诞时，他要连本带利地回收了。
在这场耗资二三百万美元的超豪华晚宴上，泰勒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从而成为宴会上最闪亮的明星。不过她充其量只是个配角而已。马尔科姆一直都在利用她的名气促销自己，不管她本人有没有感觉到。她只是马尔科姆事先设计好的盛大表演的一个活道具，而这也正是马尔科姆的前妻罗柏塔最不情愿扮演的角色。
1987年，马尔科姆为庆祝70岁大寿在摩洛哥皇宫举办了又一场晚宴，这次宴会总共有800多名工商巨子和政客显贵参加，包括记者在内的来客，所有的交通费用都由《福布斯》承担。出席宴会的名人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如巴巴拉·华特丝、亨利·基辛格、李·艾柯卡以及来自石油世家的哥登·盖堤、大都会传播企业的克鲁吉、英国出版王国的麦克斯韦尔，英国企业界霸主詹姆斯·高史密斯等；另一种贵宾则是《福布斯》出版企业的衣食父母，包括美国信托公司的丹尼尔、20世纪福斯特公司的巴端·泰勒、国际纸业的乔吉斯、西屋公司的马如斯、丰田公司的东乡原、福特公司的哈洛·波林、通用公司的罗杰·史密斯等。
这些世界上响当当的大人物，可以说是马尔科姆最宝贵的收藏品。他们的展出，不断为马尔科姆带来名望和利润。
好莱坞巨星泰勒小姐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更为这次达官贵人云集的宴会增添了风采。
有很多宾客还是冲着谈生意而来的。就连摩洛哥国王也清楚这是一个扩展贸易的最好机会，他特地免费送给所有宾客一个精制的皮公文包，里面塞满各种文件，详细说明了在摩洛哥投资的种种好处。摩洛哥的官员们也全线出击，游说于各大企业主管之间。
“他们所说的条件不错，我还真的想在这里试一试。”一个旅馆业主管如是说。
《福布斯》的一个大客户托马斯表示，他在宴会上谈成了两桩与《福布斯》没有关系的大生意，“这两个老板都是有可能与我们建立长期生意关系的大主顾。”
日本旅馆业大王伊藤久说：“我在那儿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希望以后他们都能和我有生意往来。”
这也是马尔科姆的初衷，他要讨好的，就是这些广告大主顾。为此，《福布斯》杂志的公关部职员在整个宴会中显得格外的忙碌——巩固老客户，拉拢新客户。
据估计，摩洛哥之宴，马尔科姆耗资200—300万美元，但宴会后向马尔科姆缴出的最后成绩单是：2万多篇新闻报道。《新闻周刊》对此可谓是一语道破：福布斯行销利器——大宴宾客，名利双收。
马尔科姆大肆铺张，却能够免遭批评，原因之一是宴会与其说是为了社交，倒不如说是为了做生意——那可是新闻界与广告界的联合大会。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客人”其实都等于在出公差。
毕竟，能和《福布斯》——纯资本主义的领航拉上关系，对大家的形象都有帮助。
要知道，《福布斯》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名声，销售的重点就是形象。
身为女演员，泰勒小姐自然是非常适合担任宴会女主人这个工作。以致于马尔科姆70岁寿诞过后，《明星杂志》、《国家询问报》、《今日美国》等大型报刊都登上了马尔科姆与泰勒拥吻的照片，并大肆宣扬他们结婚的可能性。
甚至在1990年2月20日，马尔科姆在睡梦中安静死去后，3月13号的《明星杂志》再版发出的标题用斗大的字写着：莉莎·泰勒取消婚礼——为旧情人马尔科姆·福布斯之死伤心欲绝。《国家询问报》更标出：莉莎决定下嫁马尔科姆，可怜马尔科姆无福消受美人。
如果马尔科姆没有死，一定会捧腹大笑，大骂这群笨蛋，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他。当然如果他的一言一行都被人洞悉，他也不会成功了。
免费利用媒体的美容界“魔女”
被称为美容界“魔女”的英国人安妮塔，曾位列世界十大富豪之一，她拥有数千家美容连锁店，不过，安妮塔为这个庞大的美容“帝国”制造商机时，从没有花过一分钱的广告费。
安妮塔于1971年贷款4000英镑开了第一家美容小店。她在肯辛顿公园靠近市中心地带的市民区租了一间店铺，并把它漆成绿色。虽然美容小店的这种所谓“独创”的著名风格（众所周知，绿色属于暗色，用它作主色不醒眼），其真实缘由完全出于无目的，但这种直觉的超前意识却是新鲜而又和谐的。因为天然色就是绿色。
美容小店艰难地起步了，在花花绿绿的现代社会里并不惹眼，而且尤为糟糕的是，在安妮塔的预算中，没有广告宣传费。正当安妮塔为此焦虑不安时，安妮塔收到一封律师来函。这位律师受两家殡仪馆的委托控告她，要她要么不开业，要么就改变店外装饰，原因是像“美容小店”这种花哨的店外装饰，势必破坏附近殡仪馆的庄严肃穆的气氛，从而影响业主的生意。
安妮塔又好气又好笑。无奈中她灵机一动，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给布利顿的《观察晚报》，声称她知道一个吸引读者扩大销路的独家新闻。黑手党经营的殡仪馆正在恫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可怜女人——罗蒂克·安妮塔，这个女人只不过想在她丈夫准备骑马旅行探险的时候，开一家经营天然化妆品的美容小店维持生计而已。
《观察晚报》果然上当。它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个新闻，不少富有同情心并仗义的读者都来美容小店安慰安妮塔，由于舆论的作用，那位律师也没有来找麻烦。
小店尚未开业，就在布利顿出了名。开业初几天，美容小店顾客盈门，热闹非凡。
然而不久，一切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顾客渐少，生意日淡，最差时一周营业额才130英镑。事实上，小店一经营业，每周必须进账300英镑才能维持下去，为此安妮塔把进账300英镑作为奋斗的目标和成功与否的准绳。
经过深刻的反思，安妮塔终于发现，新奇感只能维持一时，不能维持一世。自己的小店最缺少的是宣传。在她看来，美容小店虽然别具风格，自成一体，但给顾客的刺激还远远不够，需要马上加以改进。
一个凉风习习的早晨，市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去肯辛顿公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披着曲卷散发的古怪女人沿着街道往树叶或草坪上喷洒草莓香水，清馨的香气随着袅袅的晨雾，飘散得很远很远。她就是安妮塔——美容小店的女老板。她要营造一条通往美容小店的馨香之路，让人们认识并爱上美容小店，闻香而来，成为美容小店的常客。
她的这些非常奇特意外的举动，又一次上了布利顿的《观察晚报》的版面。
无独有偶，当初美容小店进军美国时，临开张的前几周，纽约的广告商纷至沓来，热情洋溢要为美容小店作广告。他们相信，美容小店一定会接受他们的热情，因为在美国，离开了广告，商家几乎寸步难行。
安妮塔却态度鲜明：“先生，实在是抱歉，我们的预算费用中，没有广告费用这一项。”
美容小店离经叛道的做法，引起美国商界的纷纷议论，纽约商界的常识：外国零售商要想在商号林立的纽约立足，若无大量广告支持，说得好听是有勇无谋，说得难听无异自杀。
敏感的纽约新闻界没有漏掉这一“奇闻”，他们在客观报道的同时，还加以评论。读者开始关注起这家来自英国的企业，觉得这家美容小店确实很怪。
这实际上已起到了广告宣传作用，安妮塔并没有去刻意策划，但却节省了上百万美元的广告费。
到了后来，美容小店的发展规模及影响足以引起新闻界的瞩目时，安妮塔就更没有做广告的想法。但是当新闻界采访安妮塔或者电视台邀请她去制作节目时，她总是表现活跃。
安妮塔就是依靠这一系列的标新立异的做法使最初的一间美容小店扩张成跨国连锁美容集团的，她的公司于1984年上市之后，很快就使她步入亿万富翁的行列。
安妮塔虽然没有向媒体支付过一分钱的广告费，但却以自己不断推出的标新立异的做法始终受到媒体的关注，使媒体不自觉地时常为其免费做“广告”，其手法令人拍案叫绝。
媒体最关注新闻效应。当企业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时，媒体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即使媒体觉得自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但为了满足读者对“新闻”的需求，它们也只有自愿“上钩”。
利用偶然事件塑造企业形象
企业的公共关系活动，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从而为企业赚更多的钱打下良好的形象基础。
美国联合碳化钙公司的一幢52层高的总部大楼竣工了。一大群鸽子竟全部飞进了一间房间，并把这个房间当做它们的栖息之处。不多久，这个房间里到处都是鸽子粪、羽毛，又脏又臭。有的管理人员建议将这个房间所有的窗子打开，把这群鸽子赶走算了。这件“奇怪”的事传到了公司的公关顾问那里，公关顾问立刻敏锐地意识到：扩大公司影响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或设计一次专题性活动，都可以把总部大楼竣工的信息传播给公众，这些自然也算是好方法，但仍是一般常规的方法。现在一大群鸽子飞进了52层高的大楼内，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新奇事，如果再能够巧妙地在这件事上做点文章，则一定能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于是，在征得公司领导同意后，他立即下令关闭了这个房间的所有窗门，不让一只鸽子飞走。接着，他设计并导演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制造新闻”活动。
首先，这位公关顾问别出心裁地用电话与动物保护委员会联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他对他们说，为了不伤害这些鸽子，请动物保护委员会能迅速派人前来处理这件有关保护动物的“大事”。动物保护委员会接到电话后果然十分重视，答应立即派人前往新落成的总部大楼处理此事。
公关顾问紧接着就给新闻界打电话：不仅告诉他们这里出现了一大群鸽子飞进大楼的奇景，而且告诉他们在联合碳化钙公司总部大楼将发生一件既有趣而又有意义的动物保护委员会捕捉鸽子的“案件”。
新闻界被这些消息惊动了。他们认为，如此多的鸽子飞入一幢大楼是极少见的，又加上动物保护委员会还将对它们采取“保护”措施，这确实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于是，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新闻传播媒介纷纷派出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和报道。
动物保护委员会出于保护动物的目的，在捕捉鸽子时十分认真、仔细。他们从捕捉第一只鸽子起，到最后一只鸽子落网，前后共花了三天的时间。在这三天中，各新闻媒体对捕捉鸽子的行动进行了连续报道，社会公众对此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过程中，消息、特写、专访、评论等体裁交替使用，既形象又生动，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争相阅读和收看。这些新闻报道，把公众的注意力全吸引到联合碳化钙公司上来，吸引到公司剐竣工的总部大楼上来，结果，联合碳化钙公司总部大楼名声远播，而且公司首脑充分利用在荧屏上亮相的机会，向公众介绍公司的宗旨和情况，加深和扩大了公众对公司的了解，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借此机会，将联合碳化钙公司总部大楼竣工的消息巧妙地告诉了社会。通过“制造新闻”，事半功倍地完成了向公众发布此消息的任务。
实际上，对偶然事件加以巧妙利用比刻意制造的公关事件更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当今公众见多识广，企业的各类公关活动又太多，所以，普通公关招数人们已见惯不惊，有的公关活动甚至还可能引起公众的反感。偶然事件多半是奇事，看上去又十分自然，利用得好，企业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宣传了企业的形象，达到比普通公关活动更好的效果。
永远的利益与朋友
商场上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格言，但是如果有了永远的利益，则就有了“永远的朋友”。
有不少富人是通过掌握“内幕”消息而发大财的，这些内幕信息，其实多数都属于非法。但是，由于能够快速致富，这一方法也就吸引了不少冒险家铤而走险。
恐怖的伊万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华尔街诞生了一个内幕交易的混世魔王博斯基，他通过一系列的内幕交易使自己的资产达到16亿美元，跻身《财富》杂志所列全美400名巨富之列。
博斯基是一个俄国移民的儿子，也是一个靠着顽强奋斗和非法经营白手起家的典型。
博斯基从事股票交易开始于1975年。那时，他用东拼西凑而来的70万美元，成立了自己的证券套汇机构——伊凡·博斯基有限公司，开始了他在华尔街的混世生涯。
此后数年，凭着每天18小时的勤奋工作和毫不松懈的奋斗精神，以及对金钱的执著追求，博斯基在华尔街树立了一个敢于冒险的成功的投资者形象，被认为是最顽强、最迅速的套利商，获得了“恐怖的伊万”的称号，许多投资人和公司都放心地把钱交给他，让他为大家赚更多的钱。
然而，进入80年代后，博斯基对金钱的追逐欲望恶性膨胀，以至于成了他一种“无法抵御的病症”，他不再满足于以往的赚钱方式，开始大肆进行非法的套利活动。
博斯基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惜重金收买了解股市内幕的人，利用他们提供的绝密情报，抢先下手，混水摸鱼，在股市上大捞好处。
20世纪80年代初，恰逢美国企业界兼并成风，股市上兼并者和被兼并者的股价变动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更为博斯基非法套利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般来说，一个企业被兼并后，它的股票价格都会大幅上涨，因而在每一次兼并正式公布之前，消息都是绝密的。而博斯基却常常利用“内线”，事先掌握企业兼并的机密情报，在消息正式公布前大量买入被兼并企业的股票，待消息公布股价上涨后立即卖出，大发横财。
1982年夏天，一家名叫基迪克斯的汽车配件公司，打算以15亿美元收购另一家名叫马丁的公司。在这场兼并中，投资银行家西格尔被马丁公司聘为首席顾问。
博斯基立刻紧紧地盯住西格尔，从他口中得知基迪克斯公司和马丁公司达成了兼并协定的准确消息，抢在消息公布之前，购入5．25万股马丁公司的股票。不久后，基迪克斯宣布实现了马丁公司的兼并，马丁公司股票的价格急升，博斯基转手获利12万美元。
赚钱之后，博斯基没有忘记西格尔，为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博斯基付给西格尔好处费12．5万美元，超出了这一次他所赚到了的钱。
第二年，博斯基又完成了另一起规模巨大的非法套利活动。
这一次，他从一个投资银行家那里，得到一家公司将被兼并，因而准备卖掉20％股份的绝密情报。博斯基不失时机地购入该公司170万股股票，随后又趁该公司被兼并、股价上涨的机会，将所购股票全部抛出。仅此一笔，博斯基就获得283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
经过说不清多少次的“内幕交易”，博斯基和他的公司财产急剧地膨胀起来，到博斯基罪行败露之前，公司资产达到16亿美元，博斯基的私人财产也达到2．3亿美元。
然而，正当博斯基春风得意之时，他的非法活动被曝光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审判，美国曼哈顿地区法院判处博斯基坐3年监禁，没收其非法套利所得8000万美元，另罚款5000万美元，并剥夺其证券交易权利终身。
内幕交易高手：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摩根——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正是靠着这样的直觉，索罗斯可以在金融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他成为敢向中央银行叫板的人。
德国《图片报》发表“今日焦点人物”文章言：“一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此人就是66岁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这个国家是泰国，它的货币是铢。
“现在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演呢？像这样的人是怎样作好准备来冲击泰铢这样的货币呢？他如何从铢中获得几十亿利润呢？他需要耐心、许多钱（索罗斯可操纵150亿马克基金）和一次经济危机（就像泰国现在的危机）。
“泰国这头小老虎受了伤。此时‘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出动了。他的做法非常简单：他只是散布谣言。他的话对全世界投机分子就是金科玉律，谣言在全世界不胫而走。
“6月27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这就是对铢宣判了死刑。现在全世界投机家都知道这一点：‘卖掉铢，卖掉泰国股票。’而泰国政府却无能为力。最后的出路是：他在7月2日放开泰铢的汇价（过去是同美元挂钩），其后果是币值自由下落。一美元可以买30泰铢（此前是近20铢）。
“索罗斯现在等待泰国铢落到最低点，然后便大量买进泰铢和泰国股票。全世界投机分子都在等待索罗斯发出信号。他一购买，大家都跟着购买，泰铢和股票也跟着上涨。行市上升，交易所的交易赢利便滚滚流人他的私囊。他不顾交易所投机家的大忌而同中央银行对抗，并且又一次得手。
“‘下一次金融危机肯定会到来。问题只在于什么时间。’这是乔治·索罗斯不久前在纽约宣布的。对于他自己以数十亿计的资金作赌注来对付泰国铢，从而给危机火上加油，他却保持沉默。索罗斯量子基金会的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泰国中央银行宣告屈服之后承认：‘我们盈利了。’”
这就是索罗斯，一个与中央银行豪赌一把也绝不手软的奇人！
不只是泰国中央银行，还有英国中央银行也吃过他的苦头，这就是所谓“英镑危机”。
那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79年把11种欧洲货币的兑换率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种欧洲货币汇率连环保，允许欧洲各国货币在不偏离规定的2．75％的范围内上下浮动。如果某国货币汇率越出这一范围，各国中央银行就一致行动，出面作市场干预，以保持欧洲货币汇率连环保的稳定。
然而，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政策不统一，货币受到当事国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或强或弱，欧洲货币汇率连环保的安排不啻迫使各国中央银行买进疲软的货币，卖出强劲的货币，以遏制外汇买卖活动造成的不稳定。
当时，世界外汇交易每天高达7000亿美元，相当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两个月的交易量，这就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在市场发生狂飙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联手事实上也无法真正地稳定欧洲货币汇率连环保。
德国联邦银行是欧洲汇率机制的基础。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得以统一。索罗斯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已无法继续维持了。因为这种机制要求欧洲各国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才可能得以实现。但是德国统一，重建东德的行动使得德国经济发展远远地超过了所有的欧洲邻国。因而，其他欧洲国家指望依靠德国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当的。
倡议中的欧洲单一货币提上议事日程，最终达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敲响了德国联邦银行的丧钟，因为条约中规定将要由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取代德国联邦银行。在索罗斯看来，德国联邦银行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既有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德国联邦银行就没有理由花费巨额的德国马克去买入疲软的欧洲某国货币，去勉强维护即将寿终正寝的欧洲货币的汇率连环保。
谁是这个体系中的疲软货币呢？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这时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正陷八深深的经济衰退之中。
不过，索罗斯还需要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得益于良好的人际关系，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个暗示。
这个暗示是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史勒辛格发出的。史勒辛格在一个重要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如果投资人认为欧洲货币单位是由一揽子固定的货币组成，那么投资人就想错了。他还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不是非常健全的货币。
索罗斯在史勒辛格演讲后问他，是否喜欢欧洲货币单位变成一种货币？史勒辛格回答说，他喜欢这种观念，不喜欢这个名称，如果这种货币叫做马克，他一定会喜欢。
索罗斯心领神会，史勒辛格的话等于是鼓励他们放空意大利里拉。而且事实上，意大利里拉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很明显，意大利里拉的命运就昭示了英镑未来的命运。而索罗斯在放空里拉时所得到的利润，让他有了在英镑上冒险的资金。
跟对抗泰国中央银行的手法一样，索罗斯公开宣布他对英镑的表现感到不悦。他说，这个货币被高估了，将会大跌，他想卖掉英镑而多买些美元。事实上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英国中央银行迫于形势，终于被迫宣布提高本国的利率。但是外汇市场认为这是一种恐慌的表现，因为英国的经济困境不可能再维持更高的利率了。结果，提高利率的效果适得其反，英镑一再下跌。
英国中央银行试图靠买进英镑的做法来稳住汇率，但没有德国联邦银行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的。索罗斯判断英国中央银行惟一的出路是停止硬撑英镑的行为，而放开汇率，让其自由落体到可以自我维持的水平。
当时索罗斯是以5％的保证金方式大量贷出英镑卖出，换取美元，以期在英镑贬值之后再卖出一定量的美元购进英镑还债，而从中净赚一大笔美元。这种保证金方式的借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使1亿美元可以发挥20亿美元的威力，于是原来10％的利润率就会变成200％，而索罗斯当时动用了量子基金中的10亿美元作担保，贷出了价值200亿美元的英镑，使之发挥了极强的作用。
果然，英国中央银行屈服了，英镑退出了欧洲货币体系，中央银行也不再通过货币市场的干预而力守英镑汇率，英镑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
同时，索罗斯是第一位摆脱英镑、捞到美元的人，他挟着20亿美元扬长而去。
掌握绝对的控制权
富人都非常反感“为他人做嫁衣裳”，没有对公司的控制权，你就无法让自己赚来的钱落进自己的腰包。
于是，股权之争常常是富人之间的“战争”，虽无刀光剑影，但却绝对是“白刃格斗”，不但残酷，而且六亲不认。
亨利·福特二世的“抢班夺权”
杰出的实业巨子——福特汽车公司老板的亨利·福特二世则是一位出色的继承人，不过，他却采用非常的手段将父亲赶下总裁宝座，自己担任总裁。
1943年，福特企业的第二代继承人爱德索·福特去世，亨利当时才25岁，因为他是长孙，他匆匆忙忙的脱离了战时海军少尉的职务，被安排在福特公司担任董事兼执行副总裁。后来他两个弟弟班森和威廉也跟着进了公司。
这本来是一个典型的富人继承故事，但在福特公司当时的气氛并不愉快，亨利的父亲继承了总裁之位，但他对董事会已失去控制。在他的铁腕管理下，这家公司每月亏损1000万美元。他采用的是一种顽强的反工会政策，而由他长期合作的副手哈利·班纳特严酷的执行，这带来工人的仇恨，偶尔还会发生暴力事件，生产也一落千丈。
年轻的亨利决心要从事改革。在他母亲和两个弟弟的支持下，他领导了一次夺权行动，将父亲——老福特逼下了负责人的宝座。
亨利就任总裁以后，第一项行动就是开除班纳特，而和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讲和。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公司扩展了6倍，在接下来20年中，使得公司的财富和人们对公司的看法到达新的顶峰。
亨利在成为公司总裁后，大可以在某个阳光艳丽的海滩度假，但他却始终保持每天准时上班。他说：“我对公司有份责任，假若我未完成责任，就会对自己感到难过。”
这好像是说他被迫吞下一大把盐似的，但事实上他平日行动的表现也的确是如此。他的僚属说，他是个工作狂。
亨利·福特欣赏这个职位所带来的权势——雇用和开除的权力，个人对新产品的控制，受新闻界的注意，很容易接触到那些总统和总理等等，这都是单靠钱所买不到的。对一个像他这样精力充沛和充满自信的人来说，权势对他就像一把斧头对木匠一样重要。
当老板就得有绝对指挥权
众所周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每逢重大决议时，只要有一国投反对票，该决议就得流产。这或许是一种合理的安排或协定，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某一个公司，恐怕未见得是一件好事。
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增多，这个日益尖锐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诚然，公司发行股票可以增加公司的资金，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安理会的那种不妙形势。
当老板就得由老板说了算，宛如沙场上的一员主帅，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左右驰骋。
马尔科姆·福布斯只是《福布斯》企业的第二代继承人，他的前面还有哥哥布鲁斯。当布鲁斯英年早逝而使得马尔科姆登上福布斯王国宝座时，留给马尔科姆的只有公司30％的股份。
只有30％的股份使得马尔科姆·福布斯心中很不痛快。一方面，自己的决定很可能被其他股东否决；另一方面，自己辛辛苦苦赚钱，到头来还不知道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所以，马尔科姆上台的第一步骤，就是回收公司股份，他要大权在握而不是当一个徒有虚名的董事长。
马尔科姆面对的有四个股东：与自己同样拥有30％股权的哥哥的遗孀露丝，分别占据16．5％股权的两位兄弟高登和华里士，以及父亲柏地的心腹女秘书葛楚德。16岁便进入《福布斯》工作的葛楚德是惟一一个非福布斯家族成员分到股权的雇员，她拥有送给她的7％的股权。
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实现独揽大权的野心，马尔科姆·福布斯首先拿自己的亲人开刀。
在布鲁斯去世几个月后，马尔科姆把最小的弟弟华里士引进了家庭企业，委以统计主管，并要求在他和露丝对垒时全力支持自己。随后，马尔科姆又说服了对企业根本不感兴趣的在西部电影界工作的弟弟高登，结果，两位兄弟一致行动，把股权托给了马尔科姆保管。
同时，马尔科姆为了打开知名度而进行种种大笔花费，使露丝看在眼里极不舒服，她认为福布斯企业早晚要败毁在这个叔子手里，再加上马尔科姆时不时提出要购买她手中的股权，使她最终做出了决定：卖掉全部股权，不再插手福布斯家族企业。
由此，马尔科姆势力大增，正如华里士所言：“小股东已没有什么权力可谈。”不过马尔科姆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拥有权，部分原因是他不希望做决定的时候，还得顾及别人。
相继，华里士和高登也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马尔科姆。马尔科姆开始把目标转向葛楚德，他以各种方式，或明或暗地向她表示：她掌握着的那7％的股份不肯放手，让他很不高兴。迫于无奈，1972年葛楚德以10万美元的代价把股权卖给了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为收回《福布斯》70％的股权，总共花了340万美元，不过这非常划算——20年后，《福布斯》企业的总值增加了近200倍。
如果当初任何一个股东把股权保留到今天的话，都将成为亿万富翁。
在这过程中，马尔科姆还逐渐裁下布鲁斯原来旗下的人马，在各部门换上自己的人。这样，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去做，而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当老板的乐趣应该像战场上的大将一样，可以全权指挥作战。”关于他的一系列夺权行为，马尔科姆是这样解释的。
紧握最大的利益点
一个人要想发家致富，仅靠一己之力是难以成功的，它需要与其他人合作。事实上，许多富人之间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家共同发财。
但是，富人们也知道，利益分享是一种致富的手段，不过自己一定要掌握最大的利益点。
利润最大的环节在哪里
在当今公司中，很少有公司能够控制一个产业的所有上下游环节，一个产业的构成，往往是由许多处于不同环节的众多公司共同构成的。比如，国内的彩电公司许多只控制着组装环节，零配件生产都依赖上游厂家；在国外，大名鼎鼎的麦道公司所生产的飞机，所需零部件分布于数百家公司。
行业的这种分散化的趋势使得公司必须考虑在整个价值链中要控制利润最大的环节。因为每个环节所能获得的利润是不相同的。
如果公司没有实力控制整个行业中最重要的、也最能获利的环节，那么就应该选择相对更重要、利润最高的环节；如果有了足够实力，也就要力图控制行业中所有最具价值的环节，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
控制行业的某一重要环节，虽然也可左右这个行业，但自身也会受到行业上下游环节的钳制；而只有做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才能真正控制这个行业的最大利润所在。
以上内容可谓是行业控制手段的精华。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了石油。4年后克里夫兰和纽约之间有了直达火车。而克里夫兰变成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城。此时，未来的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开始密切注视着石油业的发展。由于原油价格很不稳定，很多想赚大钱的人冲向油田，其梦想和愿望都落空了。但是，精明的洛克菲勒却看到，原油只有在精炼后变成煤油，才有价值。因为煤油是点灯的好材料。一桶42加仑原油当时在10—20美元之间，而精炼一桶原油只需30美分，煤油售价却可达到1美元1加仑。洛克菲勒看到了炼油业的前途所在，决定创办炼油厂。1863年洛克菲勒与他的合伙人创办了“精进油品厂”，由于经营得当，不久，他们的“精进厂”就成为该地区最大的炼油厂，每天加工500桶原油。
但是，事情不会总是顺利的，兴旺发达的精进油品厂，由于合伙人意见上的分歧而面临分裂，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大家同意把公司拍卖，将公司售给出价最高的人。1865年2月2日，拍卖开始，从500美元，一直攀升到72500美元，最终又是洛克菲勒获得了公司的所有权。
洛克菲勒如此不惜一切代价要控制炼油厂，是因为他当时发现了石油工业的最大利润所在。
投资油田，有可能因发现不了石油而破产，不但风险大，利润也不高；而投资炼油厂，不但风险小，而且利润高。事实证明，洛克菲勒的眼光十分准确，洛克菲勒石油王国的建立，是以他从炼油厂切入这一行业开始的。
洛克菲勒在投资炼油厂之前，虽然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尚无缘跻身巨富的行列，自控制炼油厂之后，全美国的美元开始向洛克菲勒的腰包里流动。
资本雄厚之后，具有远见卓识和深邃洞察力的洛克菲勒认清了产业发展的真正动向。他认为，仅仅靠几座油井和炼油厂是不足以发财的，要想发大财，必须垄断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其他行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铁路运输。
此时的洛克菲勒，已经有足够的财力控制更多的与石油业有关的领域。于是，洛克菲勒用贿赂、强制等手段令美国产油区铁路公司与他达成一项秘密协议，把铁路运输的车皮全部包下，这样他的那些竞争对手，每次运输石油，就等于往他的口袋里白白送许多钱。结果，没多长时间，洛克菲勒就垄断了全美国的石油业。
老约翰于1870年成立了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后改组成为石油托拉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带垄断性的组织。1890年全美90％的石油提炼被美孚公司控制。至1904年，洛克菲勒就控制了全美80％的国内石油市场和90％的石油出口贸易，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
以“行业控制”这一手段创意，最首要的就是要善于发现行业的最大利润所在，并尽自己的能力将其控制。虽然像洛克菲勒那样最终发展到垄断全美石油业的例子在一个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已不太可能再现，但是这一思维方法仍然是当今富人的经营理念。
寻找通向利润的捷径
高新科技投入巨大，风险巨大，获利巨大，这三“大”实际上表明高新科技领域实则也是个风险投资领域。成功了，财源滚滚；失败了，万劫不复。
由于头悬高风险之“剑”，在高新科技领域创意是诱惑中的深渊。比如在计算机产业早期的创业阶段，计算机公司研制计算机的费用都很吓人。所用的部件和人工成本动不动就达数百万美元，而且需要大批的电子计算机专业科技人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是美国财大气粗、技术人员阵容整齐的老牌公司。从1946年9月推出IBM603电子乘法计算机开始，即正式步入电子行业，一直致力于大型计算机的研制，耗费了100万美元的资金和IBM技术精英的8个月的全部心血。稍后，IBM研制出“国防计算机”，它的费用是“程序选择式电子计算机”的10倍，而“国防计算机”的诞生又使IBM公司不得不忍着内心的疼痛把仅仅使用了5年的“程序选择式计算机”拆掉！
就是在这个风险巨大的时代，1948年，又有两位雄心万丈的创业者埃克特和英克利创立了一家生产商用计算机的公司。两位计算机巨人准备并不充分便匆匆上路了。在研制过程中，巨大的开支将他们折磨得困苦不堪。两年后，他们只好将公司卖给了雷明颇·兰德公司，那时，他们连一台商用计算机的研制都没有完成。
任何一项事业开拓之初都充满艰辛，很多人倒了下去，只有聪明而理智的强者才会始终屹立！
当时，王安以600美元起家成立了个人实验室，在强手如林的计算机领域内只是一个矮小得微不足道的小不点，所以，他不敢有什么勃勃的野心。而且即使他有野心，也难以筹措到巨额的资金。那时，自高自大的美国人根本就不会相信一个华人有从事高科技开发的能力。
思来想去，创意就此产生。王安决定避实就虚，着重研制生产那些小规模的实用的数字电子装置。这还是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领域，那些实力远比王安实验室雄厚的大公司如IBM、DEC、苹果等公司对此根本不屑一顾，他们热衷于大规模的通用计算机的研制，而这一领域，恰恰是王安要刻意避开的。
对此，王安有他独特的见解：“不是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吗？他们从大路来，我可以抄小径。走小路或许更近一些。成功的路有许多条，关键的是要考虑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我不想重蹈埃克特和英克利的覆辙，也不想树大招风，碰得满身伤痕。”
事实证明，王安的抉择是正确的。他不但有发明家一样睿智的头脑，更有一个商人应有的精明、善于谋划的禀赋。
所以，当那些计算机厂家醉心于提高他们那些笨重的大家伙盲目啃数字的能力，并为之你追我赶、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王安却潜心于研制那些解决特定问题的、用户一眼就能看清其用途的实用计算装置。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王安用存储磁芯、移位寄存器、逻辑电路和显示器，研制出了各种实用装置。可将各种输入信号转变成为电能形式，然后进行计数，或用这种电子技术进行其他操作，如：可用数字形式直接显示每分钟转速的转速计；适用于实验室用于在测定各种核元素的衰变率时，进行大量计算的数字式计数装置等等。
由于王安研制出的小装置精巧实用，因此，在各大计算机厂家还在为研制费用的无底洞而焦头烂额之时，王安已经开始赚钱了，并把自己的个人实验室改头换面成立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并很快成长为个人电脑市场上最初的有限几家知名公司之一。
在王安所研制出的“小玩意”中，最有实用价值的可说是小巧的掌上计算器了。
被命名为“洛赛”的计算器是王安公司的一个杰作。“洛赛”机只要求使用者对对数的使用和程序的创意有一定的了解就足够了。其使用的方便程度，同类机种无可比拟；其运算速度之快，也是其他同类机种望尘莫及的，只要稍稍按几个键，就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开方求幂的运算，运作的时间只需要50毫秒！而且，它放在桌上只占一角之地，其成本也只有6500美元，与主机计算机的价格相比，小得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洛赛”还有其他同类机种难以想象的创意。用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给计算器编制程序，输人数据；可用控制台的按键编制程序或连接一个附加装置，使用穿孔卡预先存储程序。
用户在购买“洛赛”时，还可以同时买一台电传打字机，既可以用作终端机，又可以用作打印机；“洛赛”还可以改装，使一部“洛赛”机有几个置于不同地方的键盘作为终端。
很快，王安的估计成了美国计算机界有口皆碑的活生生的事实。“洛赛”在1964年度的纽约无线电工程师学会展览会上大放异彩。
这种展览会发起于1940年，展览会一般要持续三四天，厂家们可以在展览会上大肆宣传自己的最新产品，寻找有可能的买主并借机了解竞争对手们的产品情况。纽约展览会的规模和影响力十分巨大，是各个公司开发新产品而必须注意的焦点，也是争取客户、占有市场的最佳场所。想当初，王安和他的实验室就是在这种展览会上一炮走红的。
这一次，王安更是有备而来。“洛赛”一亮相，就立刻引起了轰动。
颇负盛名的《纽约时报》为“洛赛”做起了免费宣传，预言：“未来的计算机市场，一定是‘洛赛’的天下！”
《华尔街日报》也说：“‘洛赛’必将成为计算机市场上横扫千军的拿破仑，看谁敢于和它争夺霸主的地位！”
订单如潮水般向王安公司涌来。“洛赛”不但很快成为美国计算机市场的宠儿，还迅速成为全球计算机市场上的“白马王子”。
“洛赛”后来几经演变，发展成为现在常用的小型计算器，成本低得商家可以免费奉送，但它的前身却曾经价值6500美元。王安公司由此起家，并在“走小路”的过程中积累了资金和技术，为王安公司后来介人微型计算机的主流市场打下了基础。
让产品主宰潮流的金利来公司
“流行就是金钱”。让企业成为流行潮流的策源地，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做到与潮流同步，成为最大的赢家。
曾宪梓创办的金利来公司在亚洲独领风骚，其成功与曾宪梓的名言“必须让产品主宰潮流”密切相关。
要使产品能够主宰潮流，并不像哗众取宠这样简单，必须在企业的深层次下功夫。
曾宪梓非常重视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小环节和细节，使他的事业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他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产品不被‘潮流’所抛弃，就必须让产品主宰潮流！”在实际过程中，他重点抓了三个字，即“质”、“花”、“色”。
在西欧国家中，首推法国布料最为优秀。金利来领带就是长期使用法国的高级布料精选制作而成的。其产品款式新颖，颜色流行，质量讲究，制作精美。为了确保名牌，防止假冒，曾宪梓坚持产品要在大中城市高级商场设专柜经销，以免鱼目混珠，影响声誉。“金利来”还以雄厚的实力和信誉，独揽了西欧国家布料在亚洲的代理权。这样一来，亚洲的领带厂都要受到“金利来”控制，别人无可奈何。这样，“金利来”就垄断了亚洲布料的来源，左右着亚洲领带的局势。
“花”指的是图案，“色”指的是颜色。同一个图案，可以配许多不同的颜色，生产出同花不同色的多种领带。在世界时装主导地区法国和意大利，拥有成千上万的领带设计师，每时每刻都有新“花”问世，专供领带厂商选用。曾宪梓打破常规不设专门的设计人员，而是以主要精力狠抓信息，及时掌握各国市场的动态，他经常派员前往欧洲，挑选合适的花式，如遇上合适的便重金买下版权，拿回香港，自行配上不同的颜料，便开始批量生产。
曾宪梓坚持采用“拿来主义”的做法，他认为，这样不但比自己设计省人、省时、省事，而且易于引导潮流。在此问题上，他曾颇有感受地说：“领带的颜色搭配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能随意搭配。领带和服装一样，也讲究流行色。通常的流行色，有世界性的、地区性的和民族性的等几种。由于地区和民族习俗不同，各自对流行色的爱好就不一样。然后，一般消费者都崇尚名牌。只要是名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宰流行色。”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宪梓的“金利来”一步一步地向世界名牌的巅峰攀越。目前，“金利来”领带已主宰了亚洲的新潮流，他正在为使“金利来”成为世界名牌，主宰世界潮流而奋斗。
在放弃中赢得收获
富人们都明白“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道理，但是只有懂得“该撤退时就撤退”的富人才会永远保持成功。不明白“取与舍”的辩证关系，许多富人只能辉煌一时。
真正的成功者，不但在“前进”时可以获得成功，而且在撤退时同样也能获得利益。
在行业高峰果断出手
1859年，卡内基的家在霍姆坞德镇，邻居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创立匹兹堡城市的显耀家族威廉·柯尔曼家族也住在附近。卡内基搬进新居不久便和柯尔曼打上了交道，这使得卡内基又有了一次赚大钱的投资机会。
当杜雷克在产油河的提特斯维尔开采到石油之后，敏锐的柯尔曼立即看到了油井的光明前景。在柯尔曼的提议之下，卡内基和柯尔曼前往提特斯维尔考察了数次，最后决定购买提特斯维尔下游一位叫斯陶利的农夫的耕地。
“太晚了，其他买主也来过了呢。”这位农夫的贪婪太太耍起了手腕。
“这点东西不成敬意，请笑纳。”卡内基悄悄送出一包装有一匹绢丝和钻石戒指的东西。（这件事后来被记载在提特斯维尔的石油开发史上。）就这样，卡内基和柯尔曼最终以4万美元的价位买下了斯陶利的农场，创设了哥伦比亚石油公司。公司的主要持股人有柯尔曼、卡内基、邦迪尤特、米勒以及卡内基的弟弟汤姆·卡内基。
公司成立后，卡内基兄弟和几个合伙人开始马不停蹄地往返于产油区，用平底船和马车来运输石油。当看到由于运输条件太差而无法运完的石油流人产油河时，他们迅速建造了贮存石油的油槽，准备好在石油缺乏时卖高价。
由于经营管理得当，一年后，卡内基在哥伦比亚石油公司分到了100万美元的现金红利。三年后，卡内基分到的红利竟达500万美元。
然而就在卡内基分到500万美元红利这一年，他却把自己的股份卖掉了。卡内基是不是太没有眼光了呢？显然不是，事实上，卡内基已看到了当时蜂拥而上，进行盲目开采背后的潜在危机。他清楚自己所拥有的矿区已达到了顶峰，必须见好就收，只有在顶峰时才能卖好价钱。
事实上这是卡内基的高明之举，因为果不出他所料，在他出售了自己的矿区后不久，原油的价格因开采过剩而下降，从原来每桶20美元暴跌到10美元一桶，许多原油开发商因此而大亏其本。
几次投资的经历使卡内基学到了不少经商的知识，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中，卡内基越发成熟起来。
清算不赚钱的产品
市场低迷期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到来的。再畅销的产品也终将面临市场衰退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仍然依赖正处于衰退期的产品，企业的财务状况将会惨不忍睹。对于一些依靠一种产品起家的企业来说，当这种产品处于市场衰退期而后续产品研制乏力之时，企业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而对于一些有多个产品及项目的大企业来说，这个问题也很严峻，那些已处于市场衰退期的产品和项目将成为其他优势产品及项目的包袱。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及时撤退是最明智的方法，虽然在短期内有些还有一定市场的产品关停出卖之后会损失一些短期收入，但企业却因此而除掉了财务负担。企业的肌体健康，就有能力将实力集中于优势产品或项目，并能够向新的市场方向进军。
1991年，丹野毅就任日立化成工业社长之时，表面上企业活力蓬勃，前一年的营业额创下新高，达3147亿日圆，税后纯利是日立有史以来第三高的81亿日圆。
然而，新社长却洞察财务体质恶化的征兆，即将侵蚀企业获利。
日立化成从1980年后期积极展开多角化，涉足电子零件材料和生物科技事业。
不计盈亏的多角化，造成人事费用和设备投资费持续膨胀，丹野毅预估他接棒的第二年，人事费和机器折旧费合起来的固定费将多达100亿日圆，吃掉所有的获利。
丹野毅一面唤起员工的危机意识，一面打出为期两年的改革计划。着手清算不赚钱的产品，并冻结与商品化无关的基础研究。在一年之后削减总公司上百名人员。
在清算不赚钱的产品和事业时，为了降低员工抗拒心理，丹野毅邀集各事业部的主管组成委员会，制定事业撤退的标准，明订过去三年获利成长率在10％以下，而且获利率在3％以下的产品，认定为低获利产品，作为检讨撤退的对象。
第一年撤退停产，或者卖掉的产品共计17种，虽然立刻减少97亿日圆的收入，但摆脱不赚钱的产品之后，整体而言，大幅提升企业的获利能力。
1993年，日立化成工业虽然营业额比1992年减少105亿日圆，但税后纯收益却跳跃成长为12％。
日立化成及早摘除侵蚀获利的病根，培养健全财务体制后，再度延伸事业触角，1996年买进美国的制药公司，1997年和美国杜邦公司合资成立生产保护半导体表面的药品，积极拼战下一波全球市场。
另一家日本电子零件大厂TDK，也是因为敢于卖掉赚钱的子公司，集中资金投入磁头事业，抢在对手之前，打造出新的市场，从而冲出不景气的阴霾。
1997年TDK集团总营收6966亿日圆，其中包括磁头事业的记忆零件部门，比前年增长48％，占总营收的三成。这个成就是TDK卖掉赚钱的子公司后换来的。
TDK曾经饱尝泡沫经济破灭的苦果，1992年营业额比前年减少10％，痛定思痛，在观察研究高获利的京都代表性企业，如罗姆、京都精密陶瓷后得到的结论是，严格筛选事业，集中投资于核心事业，其他事业即使业绩好也列为重新检讨的对象。
磁共振（magneticresonance，简称MR）磁头被挑选为核心事业，因为记忆容量更大，是取代薄膜磁头的下一代产品。
当时TDK已经投注700亿日圆的资金在MR磁头事业上，但展望未来，如要拉大和追兵的差距，取得竞争优势，势必追加大笔投资。
回顾以前，在薄膜磁头的市场需求开始扩大之时，TDK就有过因为投资脚步迟疑，以至陷入劣势的苦涩经验。
追加投资势在必行，如何筹措资金的问题浮现台面。正巧1996年春天，得州仪器表示愿意购并TDK设于加州硅谷的生产半导体的子公司“硅谷系统（Sificonsvsstems）”。
由于该子公司拥有类比导号处理技术，是得州仪器最弱的一环，得州仪器想以购并方式直接取得，用于移动电话的声讯处理。
但对TDK来说，员工2000人的子公司硅谷系统，1995年营业额427亿日圆，税后纯利12亿日圆，业绩稳定成长，对企业集团贡献不小。
当时的总裁佐藤博仔细评估，毅然决定卖掉。因为光靠类比技术，在半导体世界中很难出头，若要切人数位技术，需要大笔的投资和时间累积技术，不如集中投资于当时已经保持领先的MR磁头。
而且得州仪器开出的天价632亿日圆，TDK可获利250亿日圆，这笔资金以及原先预定投入硅谷系统的资金都可以集中在磁头事业。
TDK在卖掉硅谷系统后，立即把在美国研发设计磁头的部队增加一倍，并提高中国和菲律宾工厂的产量，顺利成为市场领先者。
如果能在真正的危机到来之前及时撤退，并不是企业向市场妥协，而是以退为进的筹略。1985年，当时英特尔的总裁葛鲁夫带领英特尔放弃了竞争激烈的存储器市场，而进入了微处理器领域，从而使英特尔成为电脑微处理器的龙头老大，扮演了信息产业的领军角色。
当然，如果不能在危机到来之前全身而退，在企业已经背上沉重的亏损包袱时，撤退仍然是一条简便的摆脱困境之道。
然而，有这种先见之明的领导者并不多，更多的企业是等到危机已经威胁企业的生存时，才开始被动应付。
德古广告帝国为何向广告牌宣战
德古广告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帝国之一，在经营中，他们曾发起一个重要的战略——向广告牌宣战。
广告牌是一个重要的广告媒介，也是许多广告公司重要的经营内容，德古向广告牌宣战，不失在自掘坟墓吗？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德古帝国”以其免费的材料、优秀的设计和一批专业人士的认真管理，已经把业务扩展到全球1200个城市。一位银行界人士说，“这需要大约160亿到200亿法郎的投入，但德古得到的是更高的回报”。在击败了传统广告商以及他们的经营方式后，2000年春天德古重新收购了欧洲最古老的标牌经营公司——Avenir公司。在占领了37％的法国市场后，德古发起了反对滥用广告标牌的“十字军东征”运动。
德古说：“目前每3万块广告标牌中，就有1万块是多余的，应该推掉。”
这难道是疯话吗？如果你这样看那就太错了，这实际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自我宣言。特别是这也是为自己做广告，很清楚地表明每块广告牌的费用将上涨30％一40％。
德古的一个竞争者说，德古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对选票的认识上，而他会继续下去。德古的计谋在于，他认识到只有选举中的胜者才能管理广告牌。
德古自己游离在社会边缘，他多次拒绝了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即使是他的朋友、法国总统希拉克也未能在1998年7月14日提名时说服他。他仍然独自工作，仍然游离在商业世界的边缘。通过向广告牌宣战的行动，德古获得了政府和公众的支持，并成功地将广告商使用广告牌的价格大幅度提升，可谓一箭双雕。
看上去是在放弃，实际上是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经营策略。
如今，德古仍像管理20世纪50年代的小公司那样管理着大型跨国公司，他称公司职员为“我的人”，而职员们也一直称他为“德古先生”，他依然聘用那些遵守时间的残疾人，好给那些迟到的健全人一个样子看看。如果他的一些革新措施在实行后35个小时里效果不好的话，就会听到他的大嗓门：“如果这个不行的话，再试一下别的！”虽然简单，但是有效。事业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公司员工的数量直线上升，目前已经达到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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