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方

    点滴回忆

    陆军军官学校因为设在广州的黄埔，所以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建立到现在已有六十周年了，回首当年，别梦依稀，感慨万千。当时开学典礼上中山先生的讲话，已无力复述了，而胡汉民代读的《训词》，很神气活现的，这训词后来就作为校歌的，我还记得头几句：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

    现将开校初期的景象，和我在黄埔的亲身经历，就印象所及，记载如下：

    一、黄埔开校时期的人物印象

    我到黄埔之前是在环龙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林伯渠总务部长领导下工作。大约一九二三年或一九二四年，听江苏陆军小学同学、崇明人沈应时说，黄埔派邓演达到上海来招收教职员和学员，他竭力撺掇我去。

    初次见到邓演达是在他住的高级旅馆里，我原来来往的都是穷朋友，没到过这种地方。邓演达看出了我的局促不安，他说：“我们革命的生活是波浪式的。”他解释住这旅馆是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如此。

    到黄埔之后，经过一次考试，考军事上战略战术的部署。我在保定军官学校是连战术也没学完就开小差去参加反袁的，所以卷子大概也是马马虎虎。此外还要填一张表，其中有一项“个人嗜好”，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有什么“嗜好”啊？我就填了个“真善美”。这大概引起了邓演达的注意，他特别同我谈：“呃？你对这个真善美——有这个思想？……”后来我就分配在他的训练部办公室，也是总队长的办公室工作，任特别官佐，处理日常的文件。

    黄埔同过去一般德日派的军事学校有不同的特点：它除了军事课程以外，特别设有政治课。还特别设有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邵元冲、戴季陶都挂过名，但都没有到职；到职而实际主要负责的是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平易近人，给一般的师生印象很好。政治部还专设有政治教官数人，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等。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政治教官，除被反革命杀害牺牲的人，后来都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杰出领导者，无产阶级革命家。

    校长蒋介石，在初期看起来，严肃认真，大有励精图治之概。常在清晨起床号一落，即巡视员生宿舍，发现教员刘峙、顾祝同、陈继承等睡懒觉，即召集他们训话，严加斥责，令人难堪。但刘等均唯唯认错而退。以后，只要知道校长在黄埔时，再不敢睡懒觉了。午餐、晚餐，蒋也都亲临食堂就餐，员生要待他举箸后方能吃饭。经常摆在蒋介石的案头，并要他的同事们阅读的，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胡林翼的《曾胡治军语录》，而在他对学生的讲话中，有很多“革命”的词句。例如，他常常对学生说：“西山会议派是反共的，我们要反反共！”曾几何时，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他的伪装已剥露无遗，他在员生中的威信也就一落千丈了。

    党代表廖仲恺，是一个艰苦朴素、诚恳笃实的长者，不像蒋介石那样装模作样摆出权威架子。

    教授部主任是王柏龄——蒋介石最亲信的密友，常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居。在上海时蒋介石同他是同流合污的；但到黄埔以后，蒋介石就“乔装打扮，判若两人”了，而王柏龄依然故我，生活糜烂。总教官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王柏龄领导之下，还保持某些军人生活的严肃作风。他的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对王柏龄也能“尊而敬之”，但内心究竟怎样，就同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一样，我认为是有疑问的。军事教官除主任王柏龄、总教官何应钦、教官林薰南（幼湘）是日本士官生，其他大多是保定学校出身的，如严重、陈诚、钱大钧、顾祝同、刘峙、张治中、沈应时、刘尧辰等。这些军事教官，除极个别以外，后来大多成为蒋介石军事独裁、镇压革命的工具。

    训练部主任李济深，原是粤军第一师的师长，当时任副校长兼训练部主任，是挂名的，实际上由副主任兼学员总队长的邓演达负责。但王柏龄遇事专横、作威作福的气焰使邓演达不能容忍，终于愤而出国。邓出国后，训练部、总队长的办公室，由何应钦管过一个时期。

    开校初期，黄埔军校很有朝气，这是国共合作以后增加了新鲜血液的缘故。一般员生都有理想和要求，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这就是国民革命的目的。至于国民革命完成以后，大约都有一个转入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五四”以后一般人——就像我这样算不上先进、比较落后的人都有的。当时员生的思想大致可分这样几种类型：

    一种是读过《新青年》等刊物，接受了马列主义影响，信仰马列主义的。他们从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将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一种我叫他国民党正统派，他们信仰三民主义，认为实现了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算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还是《礼运·大同篇》的思想，有空想色彩。

    还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他们主张“无政府，无组织，无强权”，反对办黄埔军校，认为有了兵权就要骑在人民头上当军阀，但也主张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例如张禅林，在上海时就很起劲地宣传过这种思想，我也受过他一定的影响，但我认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就不可能打倒军阀，实现理想社会。所以还是到黄埔来了。张禅林到了黄埔以后，还宣传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学校对这类人是要他退学。

    再有一种是保定同学，像刘峙、顾祝同、陈继承等。可称做“军事专业派”，他们总想依靠军事力量向上爬，蒋介石就愿意把兵权交给这些人，在黄埔扩充军队的时候，首先让他们带兵。

    最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有人拿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来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人。我以为孙文主义同三民主义，就像马列主义同共产主义一样，应该完全一致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主张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孙文主义学会反而清共反共，蒋介石也不再高唱他是“反反共”的了！

    黄埔开校初期，我曾经有过一个设想，就是这五百个人，将来是五百尊救苦救难的“罗汉”呢，还是五百只吃人不眨眼的猛兽？现在看起来，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东征北伐中，的确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但是以后就大多变为蒋介石这个反革命的爪牙了。

    二、参加第一次东征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六个月毕业后，于一九二五年初成立教导团，我被调任营长。二三月间进行的第一次东征，是打着陆军军官学校的旗帜，率着两个教导团，配合着许崇智的一个军出发的。那时因要实行团营的党代表制，我已调任第二团第二营党代表，旋又因营长刘尧辰临战患病而兼代营长一职。

    初次战役就克复了淡水。沈应时的一个营，奖励敢死队首先用云梯攻进了县城，我营亦即协同其他部队进城搜索。但团长王柏龄竟把我的一营人分散使用，仅剩一连人由我掌握。草草搜索，敌人已完全退出城外。我跟团长王柏龄在城门观望了一会儿，只听到枪声，觉得呆之无益，就向王柏龄要求到前面去看看。前面是山区，有的部队占领了一些山头，我也占领了一个，位置比较突出。与敌人相持了数小时，还正在打，其他部队不知什么时候撤退了。当我接到通知时已被敌人包围。我这一连是新兵，射击技术很差，我就夺过身边士兵的长枪自己射击，而敌人很凶悍，已直扑上来，把我和十来个士兵抓了起来。他们首先把我身上的手枪、手表、钢笔、毛线背心等都拿去，却不追查我的身份。当然我们也打死打伤了他们的一些人，他们就逼着我们替他们抬伤员，抬死尸。我有意识地同炊事员混在一起，给他们帮忙，知道这股敌军是属翁辉腾（照垣）旅的。当时，我有机会逃跑，但还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第三天晚饭时遇到了前几天俘虏我们的那些人。他们似乎在议论我的身份，因为我被俘时还带着一面营旗。我想不能再留了，就悄悄借故跑到附近一个山里藏着。昏夜不辨方向，挨到东方发白，就急由西南方向的小路，走出了山区。已看不见敌人部队的影子，遂放心大胆走了一天。天晚到村中投宿，听说黄埔的学生军已到平山附近，离这个村子不过几十里地了，老百姓大有欢迎之意。翌晨，我即告别老乡，沿铁路西行，下午就看到了黄埔军校的红旗和岗哨。我对哨兵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他们就把我送到了指挥部。

    同志们见了我，真是喜出望外！蒋介石亦问了一些敌人的情况，仍要我回到营部任党代表的原职。但第二营好像已另派了人，就派我到顾祝同任营长的第一营去。这个人虽然缺乏朝气，但我的责任似乎已轻了一些。听说蒋介石在我被俘期间，对溜回去的官兵很生气，责成他们去战场寻找我的尸体，结果只找到了一顶军帽。后来蒋介石就提出了一种连坐法，规定：作战时连、营长（包括党代表）被打死而不抢回尸首，被俘而不夺回者，他的直属下级都要受处分，推而至于团级以上，也是一样。又听说蒋介石对王柏龄也很生气，说：“我要你去当团长的，你怎么去当连长！”撤了他的职，把校本部的参谋长钱大钧调任二团团长，这使我心情很愉快。但蒋介石是不会舍弃王柏龄的，北伐时王又出任总预备队的司令，在攻占南昌后遭敌反扑时溃不成军。

    我个人虽然经历了这点曲折，但整个东征由于东江方面有以彭湃为领导的农民组织的配合，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很顺利地占领了揭阳，攻克了潮汕等地，并在汕头建立了东江行政公署，周恩来同志任公署主任。至此，只剩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一带尚未拿下。我因在行军途中患脑贫血晕倒，腿部又患关节炎，就先回黄埔军校休息。

    六月，东征军回师广州，迅速平定了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的叛乱。叛军有一个军官学校，它的学生被编入黄埔军校——那时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但他们还是作为第一期第十队，要我去担任队长，大概半年光景就也毕业了。这时，邓演达已回来当教育长。他把我调到校长办公厅（教育长同校长是同室办公的）做主任副官，处理一些日常函件和公文。

    三、中山舰事件之后

    中山舰事件后，蒋、汪斗争白热化。廖仲恺被刺以后，汪精卫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置没有同他商量，汪精卫这个党代表就徒有其名了，当然他就不干啦，后来就不照面了，出国了。有些学生还向校长要党代表。蒋介石说：“他不出来，我也没有办法找他。”早年，汪精卫行刺满清摄政王，曾轰动一时，名扬天下；至于此后，他先被清政府，继为袁世凯所收买，则是外界不晓得的。大家都还以他为左派的领袖。四一二后他还同陈独秀发表过一个联合宣言，武汉政府、共产党还当他是革命的。汪精卫还经常大叫：“革命的，向左来，到左边来；反革命的，到右边去！”未几，宁汉合流，再后，抗战爆发，他不仅到右边去，而且做了汉奸了！

    黄埔军校自中山舰事件后，就没有党代表了。本来黄埔除校本部设有政治部外，后来成立的师、旅、团、营、连，仿照苏联的政治委员制度，也都设有党代表，对军事有监察领导权，军事首长发布命令，必须要有党代表的签署，共同发布。北伐军自军以下也都设有党代表，但总司令部始终没有设过党代表，可见蒋介石与党代表势不两立。这些政治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和极少数右派——如缪斌，是王柏龄总预备队的党代表。我不了解委派的权限是怎样规定的，好像有些非党政工作人员的委派并没有通过政治部，校长、总司令可以直接委派。像我，营、师党代表都当过，政治部并没有找我谈过话，是蒋介石直接委派的。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东征北伐的胜利，政治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蒋介石很不喜欢政工，四一二前夕，将党代表都撤了，师以上的政治部也都改为政训处，完全成了军事首长的附属品。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政训处就是他的御用特务。而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当时，即使非党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反对他。例如，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是个老同盟会的国民党员，同我一起逃到武汉。还有很多团、营、连党代表也都逃到了武汉，其中并非都是共产党员。人数多达五百，总政治部把他们编成一个教导营，要我去负责，给以军事政治训练。这是后话。

    中山舰事件后，除了孙文主义学会的人以外，一般对蒋介石都失去了信心。即如陈诚，也曾离开。严重在四一二事变后也曾离开过蒋介石。但后来都先后回到了蒋介石那里。在黄埔受过革命教育的人，不是不认识蒋介石反动，背叛革命；但是许多人离开了蒋介石就甚至连生活都没有出路，跟了他走，就“飞黄腾达”啊！

    原来我觉得辛亥革命以来的许多头头，少有像蒋介石那样“严肃认真”的；中山舰事件拆穿了“西洋镜”，使我灰心失望。本来我的前妻张怀德病故，头天料理了丧事，第二天我就照常办公了，这时就借送灵柩回籍为名，请假回家，离开了黄埔。

    后来学校电催回校参加北伐，我便重返黄埔。没有再回校长办公厅，而是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当时叫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筹备与工作。北伐中邓演达打前站，我们则跟总司令蒋介石一起行动。直到四一二前夕，我逃到上海，从此再不跟蒋介石打交道了。

    而对黄埔的老同学、老同事中跟蒋介石走的，如陈诚（辞修）、顾祝同（墨三）、蒋鼎文（铭三）、钱大钧（慕云）、刘峙（经扶）、陈继承（武鸣）、袁守谦、李默庵等，我都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本来都是国家的干城，怎么变成了蒋介石一姓的家奴了！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还是爱祖国、要统一的，不过所走的道路不同罢了，最后也许都要“殊途同归”。可惜辞修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不同意把“反攻大陆”写进遗嘱，反对同胞自相残杀。但愿还活着的黄埔故人，能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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