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只有通过废除有组织的暴力，才有可能改善人民的状况。
有些人回答说：“但是有组织的暴力是政府（警察和军队），没有政府我们怎么生活？没有政府，就会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文明的一切成果都会消亡，人们就会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
这样问是正常的，不仅那些从现有秩序中有利可图的人，甚至那些显然无利可图但习惯于斯以至于无法想象生活中没有政府暴力的人都在说我们不应该胆敢触碰现有的秩序。他们说，毁掉政府会造成最大的不幸——暴乱、偷盗和谋杀[27]，直到最后最恶的人类将再次夺取权力并奴役所有的好人。然而，不用说什么暴乱、偷盗、谋杀以及随之而来的恶人统治和好人被奴役，这一切都发生了，而且还正在上演。对现有秩序的干扰会造成骚乱和混乱这一预测，并不能证明目前的秩序是好的。
那些从现行制度中获益的人提到了一种更险恶的威胁，他们说：“只要触及当前的秩序，最大的罪恶就会随之而来。”
只要碰一下摞成一个几码[28]高窄柱的千块砖中的一块，所有的砖块就会滚落下来碎掉！然而，抽出任何一块砖或是怎样推一下就会毁掉这根柱子、摔碎这些砖当然不能证明把砖头放在这样一个不自然、不方便的位置是明智的。相反，它表明砖块不应摞成这样一根柱子，而应该把它们摆放地能够牢固地待着，能够方便地取用而不会破坏整个结构。目前的国家组织也是这样。国家组织极其不自然、不稳定，而且轻轻一推就可能毁掉它这样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它是必要的，而且相反，表明了就算它从前是必要的，现在它是绝对不必要的，也因此是有害的、危险的。
之所以它是有害的、危险的，是因为这种组织对社会上所有邪恶行径的影响不是去减轻和纠正，而是去强化和巩固邪恶。邪恶得到强化和巩固要么是通过证明其合理、用一种诱人的方式去包装它来实现，要么是通过将其隐匿起来去实现。
我们在所谓通过暴力统治、有着良好治理的国度（比如北美地区）所看到的民众的幸福不过是一种表象，是一种虚构。一切会影响到幸福表象的事物——所有挨饿的人、患病的人、十分堕落的人，都被隐藏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相反，他们越是被藏起来，越会有他们的存在，造成他们不幸的人对他们也愈残酷。的确，每一次政府行为或是有组织的暴力的中断甚至停止，都会扰乱我们幸福生活的表象，但是这种扰乱非但不会造成混乱，而且会暴露出隐藏的东西，将其改正。
直到现在，直到几乎十九世纪末，人们都认为而且相信，如果没有政府，他们将无法生存。生活在前进，生活条件以及人们的看法也在变化。尽管政府在努力将人们限制在那种幼稚之中，就如同一个受伤的人觉得有人听自己诉苦会更好一般的那种幼稚，欧洲以及俄国的人们——尤其是工薪阶层，正在逐渐地摆脱童年，开始了解他们生活的真实情况。
有些人说：“你是这样讲，可如果我们照你的建议去做，我们会被周边国家比如中国和日本征服。”但我们读报纸知道没有人威胁说要攻击我们，只有你们——统治着我们的你们，因为一些我们难以理解的目的，互相激怒对方，然后以保护自己的人民为幌子，用税收拖垮我们，拿着我们交的税去搞舰队、发展军备或是修建战略性的铁路，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的野心与虚荣；然后你们跟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开战，就像你们现在对和平的中国所做的那样。你们说你们保护地产是为我们好，但你们的保护达成了这样的效果：所有的土地都已流入或者正在流入富裕的银行，而它们不用劳动；而我们——绝大多数的民众——被剥夺了土地，陷入那些不劳动的人手中。你们拿着你们的土地所有权法，不捍卫土地所有权，而是将其从耕作于其上的人手中夺走。你们说你们保护每个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你们做的刚好相反：所有那些生产有价物品的人，多亏了你们的假保护，陷入这样的境地，他们不仅从不曾收回他们的劳动价值，而且终身完全服从于、受制于那些不劳动的人。
以上就是世纪末的人们是如何懂、如何说的。这种从政府束缚下的无精打采状态中觉醒的速度正在迅速加快。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普通民众的舆论不仅在城镇，而且在乡村，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我们俄罗斯，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有人说，没有政府，我们就不会有那些人人都需要的启蒙教育以及公共建设事业等设施。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为什么认为民间的人们无法为自己安排生活，而政府的人可以为自己以外的他人安排生活？
相反，我们看到，在最不同的问题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安排自己的生活要比治理他们的人安排得好得多。没有政府最起码的帮助，而且常常受到政府的干涉，人们组织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业：工会、合作社和合作组织、铁路公司、俄式合作社[29]以及辛迪加[30]。如果需要为公共建设事业筹款，只要这项事业对大家有益，为什么我们认为自由的人民就不能在不用暴力的情况下自愿地筹集必要的金钱来开活动，而不用像现在这样通过税收进行？为什么假设没有暴力就没有法庭？由争议双方信任的人来进行裁判，一直都有并将继续存在，而不需要暴力。长期奴役恶化了我们，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暴力的管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迁移到偏远地区的俄国人民公社，我们的政府不再管他们，他们自己安排税收、行政、法庭和警察，并且一直繁荣直到政府暴力介入他们的自治。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人们不能根据一致意见来决定如何划分土地使用。
我知道一些人——乌拉尔河哥萨克人，他们不曾承认过土地产权，而他们社群里有着用暴力维护土地产权的社会所没有的福利和秩序。我现在也知道一些不承认个人拥有私有财产权的公社。在我的记忆中，所有俄国农民都不接受土地产权这一概念[31]。政府暴力对土地产权的保护不仅没有消除争夺土地产权的斗争，反而加剧了斗争，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引发了这样的斗争。
要不是因为对地产的保护以及土地价格的上涨，人们不会被挤到这么狭窄的空间里，而是会分散到世界上为数众多的自由土地上。然而，事实上，针对土地产权的斗争仍在继续；这是一场与政府的土地产权法这一武器进行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占上风的不是那些在土地上工作的人，而是那些参与政府暴力的人。
涉及到劳动成果，也是一样的。真正由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且他们自身所需要的东西总会受到传统、公众舆论、正义感及互惠精神的保护，而不需要暴力来保护。
成千上万的林地属于一个业主，需要暴力保护，而林地附近成千上万的人口没有木柴。几代人都在其间上当受骗过而且还正在上当受骗的工厂和工作岗位也是一样的情况[32]。可是，无数的粮食归一人所有，他把粮食囤积起来，在灾荒时节以三倍价格出售，这更为过分。再怎么堕落的人——除了有钱人和政府官员——也不会夺走身边自食其力的同胞们的收成或者他们所饲养的、用来给孩子提供牛奶的奶牛，或者夺走他们制作和使用的俄式轻型犁[33]、镰刀和铁锨。如果有人拿走他人生产的而且他人所需要的物品被发现了，这个人会引起所有生活在同样处境中的人们的愤慨，这样一来他很难发现自己的这种行为会对自己有利。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的这么一个不道德的人，在由暴力维护的最严格的财产保护制度下也一定会这样做。人们都说，只想着去废除土地产权、废除劳动成果受保护的权利，没有人会去努力工作了，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否能留住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应当说，恰恰相反，用暴力来保护通过不道德手段获得的财产这种习惯性做法，就算没有在相当程度上毁掉，也一定大大削弱了人们在使用物品方面天然的公平意识，也即，削弱了人们对财产的天然和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没有财产权，人类将无法生存，而财产权历史上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于所有人中间）。
因此，没有理由预料人们无法在没有组织暴力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生活。
当然，有人会说，马和牛必须由理性的存在——人类——用暴力来引导；但是为什么人们必须由与他们同类的人来引导，而不是由某些更高的存在来引导？为什么人们要受制于那些在特定时间掌权的人的暴力？是什么证明这些人比他们施加暴力于其上的人更聪明？
他们允许自己对人类使用暴力，这表明他们不仅没有比那些服从他们的人更聪明，反倒还不如服从他们的人聪明。我们知道，中国政府选拔官员的考试不能保证最聪明的、最棒的人获得权力。无论是通过继承，还是通过整个晋升机制，抑或通过宪政国家的选举，也都不能保证如此。相反，权力总是被那些没有良心和道德的人掌握着。
有人说，没有政府——换言之，没有暴力——人们可怎么生活？相反，他们应该问，如果承认了社会生活的关键纽带是暴力而非合理的协议，理性的人可怎么生活？
这是个二选一的问题：要么人是理性的存在，要么是非理性的存在。如果他们是非理性的存在，那么所有人都是非理性的，那么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由暴力决定的，没有什么理由规定某些人应当有使用暴力的权利，而另一些人不应当有这样的权利。如果要那样追究，政府暴力是没有正当理由的。然而，如果人是理性的存在，那么他们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理智之上，而不应当建立在那些碰巧夺取了权力的人的暴力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暴力同样没有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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