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阶层的人往往会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去组织社会？”
富人阶层的人早已习惯了他们奴隶主的角色，当有人谈到改善工人处境时，他们马上着手（就像我们的农奴主在解放农奴之前那样）为他们的奴隶制订各种计划，而从未有人提及他们无权处置其他人；并且，如果他们真的想为人们做好事，他们唯一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是停止像现在这样做恶。他们犯下的恶是非常明确的。这不仅在于他们强制奴隶进行劳动而且不愿停止，还在于他们参与了开启和维持这种强制劳动。那正是他们应该停止做的事情。
劳动人民也因强制奴役而堕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认为，如果他们的处境很糟糕，那是奴隶主的过错，他们付给的报酬太少，而且拥有生产资料。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糟糕的处境完全取决于自己，而且如果他们希望改善自己和同胞的地位，而不仅仅是每个人尽力让自己过得好，他们所能做的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自己停止作恶。他们所做的恶是，期望借由导致他们被束缚的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工人（为了满足他们所养成的嗜好）牺牲人的尊严和自由，接受屈辱和不道德的工作岗位或是生产不必要的有害物品，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支持了政府，通过纳税以及直接服兵役参与其中，由此他们把自己变成了奴隶。
为了改善现状，富裕的富人阶层和工人阶级都必须认识到，维护自身利益不可能带来改善。服务涉及到牺牲，因此，如果人们真的希望改善他们另一部分同胞的境遇，而不仅仅是改善他们自己的境遇，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不仅要改变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丢掉他们已经获得的优势，还要为一场激烈的斗争做好准备，这场斗争不是针对政府的，而是针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的，而且必须准备好迎接因为没有满足政府提出的要求而导致的迫害。
因此，“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而且不仅仅是确定的，对每个人而言还有着最高程度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虽然它并不是有的人——比如富裕阶层的人——预期的那样（毕竟他们深信他们有权去纠正——当然不是纠正自己，而是去教导和纠正其他人），也不是有的人——比如工人——预期的那样（毕竟他们确信他们的境遇如此糟糕不是他们的错，而是资本家的错，认为只有从资本家手中要回他们所使用的东西以及让所有人都能利用现在富人阶层才能利用的生活便利设施才能让一切回归正轨）。答案是非常明确的，也是适用的、可行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对其拥有真实的、合法的以及不容置疑的权力的人，也即我们自己——的行动；而且它的要点在于，如果一个人，无论是奴隶还是奴隶主，真的希望不仅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且希望所有人的境遇，那么他必须自己不去做那些把他自己和他的同胞变成奴隶的错事。而且，为了不做那些给他自己以及他的同胞带来悲惨命运的坏事，他应该，首先，不去自愿地或是被迫地参与任何政府活动，因此，他不应成为士兵，也不应成为陆军元帅、国务大臣、税务员，也不应去任何法庭作证，也不应成为市政官、陪审团成员、州长、部长、议员，而且其实也不应在与暴力有关的任何部门就职。这是一件事。
第二，这个人不应直接或间接地主动向政府交税，也不应该接受税收征收来的钱，不管是工资，是养老金还是作为报酬，也不应该利用通过暴力从人民那里征收税收来支持的政府机构。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一个想着不仅要促进自己的幸福而且要改善所有人境遇的人，不应诉诸政府暴力来保护自己的土地或其他财产，也不应为自己和亲人辩护，而只应在没有其他人来主张所有权的前提下拥有土地、拥有他自己的或是他人的劳动成果。
“这样的行动是不可能的，拒绝参与一切政府事务等于拒绝生活，”一些人会这样说，“一个拒绝服兵役的人会被监禁；一个不缴纳税款的人会受到惩罚，会从他的财产中扣掉税款；一个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的人如果拒绝政府的服务会和他的家人一起饿死；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拒绝政府保护其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人身上；不利用税收或是政府机构的服务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必要的物品经常是来自税收的；同样地，我们不可能不用邮局以及道路之类的政府设施。”
的确，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难摆脱所有参与政府暴力的行为。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从某种程度上不参与政府暴力的前提下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根本不代表我们越来越不可能从中解脱出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拒绝被征兵——尽管有这样的人而且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避免自愿参军、当警察、进司法或税收服务系统，而且可以优先考虑待遇更差的私营业体，而非待遇更好的公共业体。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放弃他的地产——虽然有人这样做，但每个人都可以在了解这种财产的不正当性之后，减少持有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放弃拥有资本（有些人这样做了）或是暴力保护下的物品使用权，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自己的需求，越来越不需要使用那些引起他人嫉妒的物品。不是每一个官员都可以放弃他在政府的工资（虽然确实有些人宁愿选择饥饿也不从事不诚实的政府工作），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工资更低的工作，这样他们的职责可以跟暴力有更少的联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拒绝利用公办学校[39]（其实有些人拒绝了），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私立学校，每个人都可以逐渐减少使用购买时已经被征税的东西以及逐渐减少利用政府机构。
在以蛮力为基础的现有秩序以及以经过传统确认过的合理约定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之间，还有无数步要走，人类现在已经在往上走了，而唯有人类自己不再参与暴力、不再利用暴力、不再习惯于暴力，才能得到迈入理想社会的方法。
我们不知道，也无法预见，更不能像伪科学的人那样预言，政府的这种逐步弱化以及人们的解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我们也不知道随着人类的逐步解放，人们的生活会出现怎样的新的形式。但我们确切地知道，当了解了政府活动的犯罪性和危害之后，努力不去利用政府或是不去参加政府的人，他们的生活将是完全不同的，与现在这种亲身参与政府暴力、利用政府暴力、假装跟它作斗争以及试图以新的暴力摧毁旧的暴力的生活状态相比，会更符合生活规律以及自己的良知。
主要的是，目前的生活安排不好。这一点我们俄国人都同意。造成糟糕状况和现存奴隶制的原因在于政府使用的暴力。废除政府暴力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人们应该停止参与暴力活动。因此，停止参与暴力活动难还是不难以及停止参与政府暴力是否能很快地带来明显的良好结果，这都是多余的问题；因为要使人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办法！
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何时由习俗确认的自愿约定会取代每一个社会里乃至全世界的暴力，将取决于人们意识的力量和清晰度，以及自我拥有这种意识的人口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整个人类运动的参与者，或多或少地清楚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或者也可以成为进步的反对者。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要么让自己的信仰与意志相违背，过着短暂而不可靠的生活，就仿佛在沙土上建一所不稳定的房子，要么去参与对整个人类都最有益、由自己的良知引导的、永恒不死的、真正的生活运动。
但也许我错了，也许从人类历史中应得出的正确结论并不是这些，人类并没有向着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前进；也许可以证明暴力是进步的必要因素，而且有暴力存在的国家是生活的一个必要形式，如果政府被废除、对我们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被废除，可能人类会过得更糟。
让我们假定它是这样的，并且所有上述推理都是错误的；但除了对人类生活的一般考虑之外，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活这一问题，就算不去考虑任何生活的一般规律，一个人也不能做他承认不仅有害而且错误的事情。
“很可能，这些表明国家是有助于个人发展的必要形式、政府暴力为全社会福祉所必需的推理，都可以从历史中推导出来，而且都是正确的，”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诚实和坦率的人都会这样回应。“但谋杀是邪恶的，比起任何推理我都更为肯定这一点；通过要求我进入军队，或者为雇佣和装备士兵、为购买大炮和建造装甲舰来付钱，你们是想把我变成谋杀案的帮凶，而我不能也不应该这样。我也不想、也不能使用你们以谋杀或监禁相威胁从饥饿的人那里获得的金钱；我也不想利用你们所保护的土地或资本，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保护是建立在谋杀的基础之上的。”
“当我不了解所有这一切的罪恶性时，我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它时，我没法无视它，也就不能再参与这些事情了。”
“我知道我们都被暴力所束缚，很难完全避免它，但我还是会尽我所能不去参与它；我不会成为它的帮凶，我会尽量不使用通过谋杀获得或捍卫的东西。”
“我只有一次生命，我为什么要在这短暂的生命中违背我的良心、与你们的恶行为伍呢？我不能而且也不会那样做的。”
“怎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我认为，只有凭良心行事，才不会造成伤害。”
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诚实、正直、坦率的人，都应该对所有有关政府和暴力必要性的争论作出回应，对每一个让人参与政府、参与暴力的要求或邀请作出回应。
一般推理应当带给我们的结论也由此通过这一最权威、最无懈可击的判断——我们的良知——确认给了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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