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不管是元帅这颗星还是列兵这颗星，都是军旗上的星。

    尊敬的元帅呀，看见军旗，我们就会想起你们那征帆急驰的岁月！

    尊敬的老师们，你们在晚辈心里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隔几代人了，我们总是仰着头看你们，感到亲切，但又不可避免地有点高不可攀的感觉。在我们的心目中，老帅是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的，你们一起建立了人民军队，一起缔造了共和国。

    你们爱唱《国际歌》，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有机会就哼唱起来。可以肯定地说，从你们嘴里唱出来的歌声没有小青年们唱得标准、动听，但是却唱得赤诚，把每个音符都化作自己的生命。

    你们是带枪的人，军人，大盖帽，腰间别着手枪，这个形象给大家心里蒙上了一种神秘、威严的色彩。

    我们最佩服你们那双粗大有力的手，一生中剪断了多少绊羁中国人民手脚的镣铐，炸毁了多少设在通往胜利路上的碉堡。正是这双手，托起了整个中国，使苦海深渊中的人民从暗夜走向了光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你们勇敢地冲上阵地，架起机关枪向旧世界猛烈地射击，中国人民才有了今天。

    当然，尊敬的元帅们，我们热爱你们的原因还来自另外一个方面：你们之中有的人本来就是生活在民众中的普通人，有的家庭出身虽然高贵，但是自幼接触了不少社会基层的普通人。当初在你们与那些被生活折磨得驼了背、弯了腰的受苦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在你们用自己那粘满泥土的双手捧起半生不熟的牛肉和高粱馍馍填着饥饿的肚子的时候，是不是就萌发了变革现实的想法？过去的一切都不算遥远，仿佛就在昨天，你们在前沿指挥所里发出了拂晓前进攻的命令，于是，山炮、机关枪、子弹，还有一腔的热血，组合成捍卫祖国尊严的气魄。

    军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悲壮的一幕！

    元帅，你们是真正的军人，因为你们懂得牺牲、奉献对于祖国的价值。

    你们当中有一位说过，他一生最爱军旗，他去世以后，遗体上除了覆盖党旗外，还要盖一面军旗。

    这是军人的性格，这是战士的情操，祖国会给予你所珍爱的一切的！

    老帅呀，你们的功劳盖世，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会忘记你们。有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鲜红的军旗高高举起，军旗的每一根纤维里，都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

    看见军旗，就想起你们那征帆急驰的岁月，壮丽多姿的故事……

    1.朱德说：我是个老粗

    是党叫我当总司令的。

    一位外国记者对朱德同志作过这样的描写：“他是朴质而英勇的人——一条军衣的腰带就是他几十年来的装束；身材高大，又宽又厚，如同最结实的刚石，脸有些黧黑，由那长锋似的浓眉下，眼睛射出沉着而又威棱的光……对于我们，却更多的时间是喜悦，和霭。他有着农民的朴素、温厚、坚毅，从他身上却找不出一丝农民的消极成份，他从不顾及自己，而专心一致为革命奔走，几十年如一日——最危险的战线上，他是那里堵防的人。”

    这个记者接着写道：“朱德同志从农民中出来，对于他们的痛苦，认识得极清楚；他们的痛苦，就正是全部灾难的土地的痛苦。”

    这就是我们敬爱的总司令朱德元帅。

    他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两个字：厚道。他厚道得像一个朴实的老农民。1939年，朱总司令所在的党支部授予他模范党员的锦旗，他接旗后说：“我是个老粗，今天当了总司令，是党叫我当的。”

    朱老总对反动派和仇敌，毫不容情地予以反对以至歼灭；对真理、友人，却表现了热情洋溢的挚爱。这些便组成了他伟大的人格。一个人如果没有个人的性格的伟大，是不可能支持着伟大的事业的。

    对于朱老总崇高的品德，许多接触过他的、了解他的人都称赞不止。

    战争年代，部队行军每到一地，住在老百姓家里，都要号房子。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天，部队在太行山中一个小山村宿营，警卫员把总司令安排在一户人家的正房里，那房子豁亮，宽敞，总司令办公、批阅文件，正合适。可是，总司令却提出换房。

    为啥？

    原来，总司令进村后从老乡口里得知，此地有个风俗习惯，长辈住正房。警卫员没有总司令作风深入了解情况多，硬要坚持让总司令在这间正房里住。

    朱老总拍拍警卫员的肩膀，说：“小鬼，正房是人家长辈住的地方，我怎么能住？记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后来，警卫员请村长在另一户人家号了房子。朱老总又了解了这一家的人口和住房情况，便在四间房子中挑了一间窗户小、光线差，堆放着农具的简陋房子住下了。

    警卫员为工作考虑，怎么也不同意总司令这个决定。总司令给他解释说：“这房子就蛮好嘛。你看看，这家老乡家里有老人，有小孩，还有个儿媳妇要生也孩了，他们的房子很不宽裕，咱们再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

    “你还要办公，这间库房行吗？”警卫员嘟囔着。

    “条件好坏应该有个标准，无限地要求这好那好会永远也没个满足的时候。要我看，这间房子比当年过雪山草地时睡在野外好多了！”

    这就是朱总司令对待个人生活标准的观点。还是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他就要求红军于部必须心甘情愿地过苦日子，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战士，要做到‘三个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钱，三不要家。自己不要命，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能很好地生存；自己不要钱，是为了天下的穷人过上富裕日子；自己不要家，是为了每个劳动人民之家都能幸福地团聚和生活。”

    全国解放以后，进了大城市，生活条件舒适了。但是，朱老总在长期战争岁月里养成的对待个人生活要坚持低标准这一观点仍然没变。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普通党员，甘做人民的公仆，使人感到他多会儿都是那么可亲可敬可爱。

    1974年，朱老总的儿子朱琦去世了，当时他的几个孙子孙女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很需要一个孩子陪他，照顾他。于是，有关部门便按规定，把他一个在海军工作的孙子调回了北京。这事朱老总事先并不知道，当他发现孙子已经回到北京后，便很严肃而耐心地对孙子说：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组织上照顾得很好，这已经使我很过意不去了。现在又把你调回北京照顾我，这种事我们万万不能干。我最大的希望是要你们成为可靠的接班人，不需要孝子贤孙。你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吧。”

    随后，他又把海军领导请到家里，让他们快把孙子调回到基层去锻炼。

    阴历腊月廿九日，孙子接到了调往外地工作的命令，他想在家过完春节再去报到，便问爷爷行不行。朱老总说：“不行，一个战士必须模范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大年三十也要走，到部队和同志们一起过春节更有意思。”孙子听了爷爷的教诲，大年三十就离开北京到部队报到去了。

    在军事博物馆三楼展厅，陈列着一张两万多元的存款单。这是朱老总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他的夫人康克清同志按照他生前嘱托，全部交了党费。

    朱老总要把自己的积蓄交给党这个心愿已经有好些年头了，他逝世前多次说过，我的存款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要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最后一次党费。孩子们也是党的孩子，他们应该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金钱和物质享受，让他们接受钱则害了他们。

    有人说，如何对待金钱和自己的子女问题，是摆在各级领导面前两道十分严峻的考题，它能考验出你是人民的公仆还是人民的老爷。朱老总交出了优秀的答卷。

    2.彭总，你是岩石的化身；岩石也蕴含着丰富的感情

    想起你，彭总，人们不由得想起山野里的岩石。任暴风狂雨的冲撞，任电闪雷鸣的折磨，它仍然纹丝不动，仍然有锐气。

    彭总，难道岩石是你的化身？

    你总是沉默多于狂躁，特别是在你受到委屈的时候。你就那么悄悄地消失了。1974年11月29日，你含恨去世时，76岁。当时盖在你遗体上的白单子上，写的名字是“王川”。焚化后的骨灰编号是327，年龄32岁。你就是这么悄悄地、含着一腔冤气离开人世的。一代开国元勋变成谁也不知道谁也弄不明白的“王川”，就这样去了。

    你有那么多的冤情，是因为你有岩石一样的骨气。人们钦佩你，同情你，尊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彭德怀！

    岩石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岩石也有博大的胸怀？

    你的心里有一面红旗，那上面有你的鲜血，有你的眼泪，还有你的汗水。即使在乌云暂时遮在头顶的时候，你心里的这面旗也是鲜红的。你的信念，你的感情，你的意志，都渊源于这红旗。

    硬骨铮铮的彭总啊，你也有流泪的时候，也有痛哭得止不住声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对你的人民爱得太深了，你对你的事业追求得太执着了。有人说，你一生中哭过三次。当然，不可能就这几次，但这三次你确实是坦露着胸怀哭的！

    红四方面军有一个妇女团，这个团的200多名女战士在长征途中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以后，便散落在祁连山中。其中有的女战士受到藏族同胞的保护，人身安全和生活都有了一定的保证。另有一部分同志落入恶人手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用她们的话说：祁连山地上的泥巴，山上的野草，河里的石子，都染上了我们女战士的眼泪。

    妇女团的姐妹们大多是四川人，1934年前后参加红军。那时候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娃，蛮有一股冲劲，在爬雪山过草地时，和白匪的几次恶战中表现得十分英勇。散落到祁连山后，尽管弹尽粮绝，她们仍然不失骨气，不失气节，与围攻她们的匪军浴血抗争，不少姐妹就是不向匪徒低头，在匪军的马刀下还死死咬住做人的手不松口……

    后来，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绕到祁连山追捕残余匪军，遇到了几个衣衫槛褛的红军妇女团战士，她们一见到亲人就放声大哭，边哭边说：

    “可把你们盼来了，毛主席派来的红军来了。同志们呀，受苦受难最深的是我们妇女团的姐妹……”

    下面的话被抽泣声淹没了。

    彭总很快就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我晓得妇女团的遭遇！当时，她们当中的一部分同志逃到了延安，我听她们讲过。这些参军不久的女孩子表现很好，她们在失去与部队的联系以后，以大无畏的精神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战胜了多少人间少有的困难。她们是我们的好姐妹！”

    彭总说这话时眼里飘着泪花，他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些，便向有关同志详细地问起了这些女战士的情况。

    “她们有么子要求？”

    “向她们做了工作吗？”

    “她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你们给了点帮助没有？”

    “这一带一共有多少妇女团的同志？”

    “她们之间保持着联系没有？”

    问着、听着，彭总在沉思，用手背擦着眼边的泪。稍停，他满怀感情地说：

    “千山难断同志情啊，中华遍地埋忠骨！妇女团是一支英勇顽强的铁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有她们的一份功劳，人民是不会忘记她们的。她们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姐妹，我们的亲人……”

    他说不下去了，失声痛哭。彭总又一次流泪是在朝鲜。

    那时，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受党中央的委托，踏过国界，把满腔深情洒在朝鲜的国土上。

    一天，他乘坐着吉普车在前线奔驰，路过一个村庄时，看到在被敌机炸毁了的房屋前，一位老大娘背着小孙予坐在路旁痛哭。彭总见状立即让司机停车，下来扶起大娘，问她家住哪里。老人回答：哪有家，家早被敌人的飞机炸成灰了。彭总和同车的几个同志一齐动手，在路旁搭了个简易的棚子，让老人和孩子住了进去。也许是觉着日子太凄惶，也许是受了感动，彭总临上车前，老大娘哭声不止，孙子跟着她一起哭。彭总迈不开腿了，他又返同到小棚里，劝说老人不要哭，我们很快就会把敌人赶走的，朝鲜人民盼着的和平日子就要来到。

    大家看见彭总在劝说大娘时，眼里噙着亮晶晶的泪花。这块土地上的血泪和仇恨太深沉了！

    彭总第三次流泪——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流泪——是1974年，他临终前两个月。当时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有一天偶然清醒过来，对守在身边的侄女彭梅等亲人说几句话，亲人们流着眼泪把他的话记录下来：

    “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彭总说得很吃力，眼里饱含着泪水，身边的人都在哭。他接着说了下去：

    “我不能再工作了。在这样的黑屋里，我住一天嫌多。想到工作，我觉得再活上10年才好哩。你们年轻，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盖瓦，不要去追求名利，搞那些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的事。”

    他喘了几口气，又说：

    “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对同志没有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他悲怆地哭了。

    这眼泪绝不是软弱的标志。他仍然是一块岩石。

    3.不拘常法，智取、巧歼，这就是罗帅用兵的妙处

    许多人都没见过他，但这张照片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顶战争年代军人戴的那种前面缝着两枚扣子的军帽，鼻梁上架着眼镜，那被艰难岁月浸白了的双鬓，那坚毅的脸上，凝聚着深深沉思的表情。

    他就是罗荣桓元帅，1963年去世，当时只有61岁。

    他走得太早了，那发光发热的生命正在喷射着诱人的智慧。他去了，军歌与涛声共鸣，他把自己的生命汇入了无边无际的浩瀚。

    毛主席特地写了一首七言诗——《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元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担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工作。去世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

    作为我军杰出的军事家，罗荣桓同志在长期与敌人斗争中表现了深谋远虑的大智大勇，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不仅在他后期指挥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表现得很突出，就是在早期的对日寇作战中，他的指挥艺术已经令大家折服。

    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十天的残酷“大扫荡”之后，又分10多路把八路军一一五师机关和一些部队重重包围在沂南县留田一带。日军指挥官得意了，长刀一扬：“一一五师的，要全歼，全歼！”

    情况的确危急！

    兵力对比：日军人数大于八路军20倍。

    武器对比：敌人出动了坦克装甲部队和大量骑兵，有几十门大炮和数百挺轻重机枪。

    罗荣桓领导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得严严实实。

    突围，只有突围才是生路！

    可是，从哪个方向突围？紧急军事会上，10张嘴10种意见，大家争论得非常激烈。

    南面是临沂，日军驻守的据点。

    东、北、西三个方向敌人都加强了防线，严密把守着。

    争论！争论！会议开得很艰难，主张从东、北、西三面突围出去的人都有，难以统一。唯独没人提到南路。

    等到大家的意见说得差不多了，师政委罗荣桓站起来果断地端出了一个方案：“我看应该向南突围！”

    众人吃惊，会场一时变得鸦雀无声。

    南边临沂是日军的心脏呀，这不是硬往石头上撞吗？

    罗荣桓摇了摇头，给大家摆起了向南突围的理由：“日军早就想吃我们一一五师这块肥肉了，这是我军在山东的指挥机关，不拔掉，敌人是不会舒服的。现在好不容易把我们包围在留田，他们必然集中力量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空虚这是可以意料得到的。我们就钻这个空子，趁机插到他的大本营临沂去。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

    胆识过人！折服，折服！

    罗荣桓完全料中。敌人果然把主力从临沂调出去围攻我军。当夜，罗荣桓率部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南面500多米宽的两山空隙，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重围。

    部下称罗荣桓为“福将”，爱国民主人士赞扬他为“真正的帅才”。

    1942年秋天，盘踞在山东的日寇推行“梳篦战术”被我根据地军民粉碎之后，他们又创造了一种“蚕食”的恶毒政策，即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广筑碉堡，密安据点，一步步地向根据地的腹心地带推进。

    敌人的碉堡群越筑越近，根据地的地盘越来越缩小。

    大家都在犯难！

    我军没有足以摧毁碉堡的重炮，就连使用黄色炸药进行爆破的技术也未普遍掌握。

    就在这时候，罗荣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翻边战术”：敌进我进。不少人听了都感到惊讶，红军时期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哪个人不熟背在心？现在猛地冒出个！“敌进我进”，行么？

    罗荣桓笑笑，对大家说：“没错，就是‘敌进我进’。不这样就不能粉碎敌人的‘蚕食’。只有派部队打到敌人的后方去，挖他们的心脏，到敌人的后院去放火，才能迫使乌龟壳里的敌人回去救火，这就叫‘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

    这一战术后来得到中央军委的赞赏，并迅速在抗日根据地加以推广。不久，日寇的“蚕食”政策就被抗日军民实行的“翻边战术”碰得粉碎。

    不拘常法，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这便是罗荣桓用兵作战的妙处。罗帅会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4.鲁智深醉打山门，毁了寺庙；聂荣臻与和尚共进素宴，留下美名

    五台山是同昔陀山、九华山、峨嵋山齐名的中国四大佛教圣地。

    五台山的故事很多，每个故事都使它的知名度陡增。

    花和尚鲁智深大闹了一场五台山，《水浒传》里才有了那样精彩的一段；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五台山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进行着神圣的医疗救治工作，给这块圣地添了新的色彩；

    聂荣臻与五台山的和尚共进素宴，被传为美谈。

    首先是白求恩，他对聂司令此举大加称颂。

    1936年6月，白大夫从延安一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在五台山金刚库迎接他。

    白求恩拉着司令员的手说：“毛主席在延安告诉我，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它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你去的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聂司令戏称：“聂荣臻难比鲁智深。”

    自求恩：“不过，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弄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

    白求恩此言是有根据的……

    五台山坐落在山西省境内，绵延100多千米，山中的寺庙有300多座，和尚、喇嘛数千名。聂荣臻率领部队驻进五台山后，对部队广泛地进行了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指战员们尊重僧人的生活习惯，爱护寺院里的设施，和尚、喇嘛齐声称赞：聂司令的文明之师到五台，纪律严明，训练有素。

    聂荣臻深知只有把这数千名僧人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更稳固地在五台山进行抗日斗争。一日，他带着几名干部到驻地附近的一座庙里去参观访问，和尚们出庙夹道欢迎，排着长长的队伍，还奏起了优雅悦耳的音乐。进了方丈，聂司令盘腿而坐，与住持和尚谈得十分融洽，询问生活上的饥饱，畅谈抗日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不觉日偏过午，和尚们就在方丈内摆开餐桌，请聂司令吃了顿别具风味的素宴。

    不要小看这顿素宴，僧人们从聂司令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诚意，看到了希望之光。从此，五台山的和尚便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和抗日军队的感情日渐加深。

    后来，晋察冀边区筹备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的同志对于和尚、喇嘛的代表资格问题提出异议，认为：和尚、喇嘛本是出家人，吃斋念佛才是他们的本分，对抗战并没有什么作用，不应该吸收他们参政。聂司令得知此事后，亲自来到“筹备处”做工作。他说：“我个人是主张他们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的。因为和尚、喇嘛也是中国人，在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之中，应该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地握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绝不能因为和尚、喇嘛的宗教信仰不同，便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大门之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只要他们不甘当亡国奴，有抗日要求，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而不要歧视人家。”

    大家都赞成聂司令的意见，同意和尚、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

    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当和尚、喇嘛的代表来到时，会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5.陈总追船与贺总办学——发生在战火中的两个故事

    光阴飘走了半个多世纪，该淡忘的事情早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得痕迹不留。但是，如果是一坛陈酒，它会变得益发醇香、诱人。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它一直被人们传颂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闪射着新的光彩。

    故事发生在当年皖南新四军总部驻地，故事中的主人公是陈毅司令员。

    那是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太阳还没有爬上山垭，河面上浮游着一层轻烟似的雾气。这时，一个中年微胖的军人，一个闪跃动作，从岸上跳进了河中，奋力向河中心的一只小船游去。可以看出，他的游泳技术蛮熟练，一会儿趴着刨，一会儿仰着蹬，很快就游到了小船的跟前。只见他手扶船沿，把头伸到船上，对船上两个文静、雅气的青年人嘱咐着什么……

    游泳的人就是陈毅。两个青年人，一个是音乐家贺绿汀，一个是画家许幸之。陈毅给他们讲什么呢？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和许幸之两位热血青年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救国活动。陈毅对他们的来到非常欢迎，做了很好的安排，要求新四军有关部门为他们创造一切创作条件。这天，新四军得到情报，日寇要发动“扫荡”，陈毅首先想到要保护这两位难得的人才，他选派了可靠人员，妥善安排他们先行转移。乘什么船，什么人做向导，到什么地方去，对方谁接应……陈毅都一一过问。他一再叮咛办事人员：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宝贝，一定要安全转移，不能发生问题。

    他原定贺、许两人出发前，还要见见他们，因为他们来到新四军不久，有许多情况不了解，还要叮嘱他们路上处处小心，注意隐蔽等等。没料到，次日起来后，贺、许两人已经乘船走了。他追到河边，船正行到河心，他考虑到让船靠岸不方便，就下水追了上去。反正他陈毅喜欢游泳，权当洗了一次澡……

    这就是发生在40年代初陈毅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一段佳话。

    陈老总爱才惜才的思想在建国后表现得更强烈了。祖国富强、事业兴旺更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啊！1960年初，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剧作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多会儿想起来都是那么鼓舞人。现摘录两段：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笑声）……”

    其实，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是几位老帅共有的可贵品德，叶剑英、刘伯承、朱老总等将帅不管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都保护、培养了一大批各种人才，就说贺龙元帅在解放战争中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的事儿吧！

    1945年9月1日，山西文水县回到了人民手中，面黄饥瘦的文水人民站在萧瑟秋风里，脸上挂着感激的泪花，向解救他们出火坑的贺龙部队招手致意，贺老总走在队伍里，不住地停下来和路两旁的群众搭话。

    第二天，贺龙在听取干部汇报工作时，得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文水中学的数百名学生中，有部分学生渴望参加革命。他听了十分高兴，站起来提高嗓门说：

    “这些学生是宝贝疙瘩！是宝贝疙瘩！我们老解放区经济文化落后，斗大的字识一箩筐的人不多，更不要说是中学生了。知识分子，军队和地方都需要，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有文化的人。”

    接下来，贺龙分析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形势逼人，他当场很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现在，闰锡山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正分路向晋中进犯，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文水县城可能暂时放弃，但人才我们一定要争，不能把学生留给敌人。下午我就去学校动员，争取把师生拉出去，转移到后方，办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可以扩大招生。”

    他还当场敲定，学校的名称就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他亲自任校长，留下秘书彭德当副校长，还抽出一些干部参加学校的筹建上作。

    贺龙同志当时的职务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他日夜操劳战事，运筹歼敌，确实忙得拉不开拴。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忘记关心学校的事。凡是反映到他那里的问题，他总是想尽全力去解决。学校成立后，扩大了招生，学生人数猛增，干部、师资奇缺。可是，部队和地方都缺干部呀！在这种情况下，贺龙仍咬着牙抽调了一批有教育经验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干部、教师。到学校去任教。

    1948年，贺龙到陕北参加中央会议返回晋绥后，学校与陕甘宁晋绥步兵学校合并，在晋南临汾成立西北军政大学（附设贺龙中学）。截至此时，学校先后向部队、地方和中央机关输送了1500多名知识青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有一位在这个学校工作过、亲身受过贺老总教诲的同志，写了一首诗赞颂这位在战火中办校的人：

    戎马阵中伯乐来，千方百计举人才。善播革命好传统，桃李成林自早栽。

    6.有三个淮上人家装扮的人在勘察水情，那就是刘伯承司令员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被淮河拦住去路，部队在岸边停了下来。

    河里浪涛奔涌，发出哗哗的响声，好像在对战士们示威：敢从我身上过去吗？

    没有桥。只有十来只小木船静静地躺在岸上，破破烂烂。那是敌人抢劫后扔下不要的没法下水的废品。

    刘伯承司令员心里急得像着火，胸腔都快被烧焦了。

    后面，敌人的七个整编师和一个骑兵旅紧追而来，追得最近的，只距淮河渡口10多千米，已经和后续部队接上火了。

    前面，河对岸还有敌军的堵截部队。

    能不着急吗？

    徒步过河！

    不行！这里水深浪大。当然更无法架桥了。

    那么，只有用这些小船抢渡了……

    刘司令员下了这样的决心。他让先头旅的政委在渡口指挥抢渡，自己回到临时指挥所商议加快渡河的办法。同时进指挥所的还有李达参谋长和先头旅旅长。

    “河水真的深得不能徒涉吗？”刘司令员问旅长。

    “是的，不能徒涉。”

    “到处都一样，没有浅水的地方？”

    “眼下正是淮河涨水季节，河边的老百姓都说，从来没有人敢在这样的时候涉水。”

    “光是听人家说，你们亲自看过了吗？”

    “看过。”

    刘帅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得到清楚的回答，但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因为这些答案毕竟是别人对淮河的认识。

    他告诉旅长：“我去看看，兴许能找出点办法来。”

    谁也没敢阻拦司令员办这件事，因为他下定了决心，是扳不回头的。

    黎明时分，淮河上显得格外安静，偶尔响起的枪声，似乎更增加了这种安静。刘司令员带上两名警卫人员，拄着一根竹竿登上了小舢板。他们完全是淮上人家的装扮。

    警卫员警惕地了望着。舢板慢慢地划向对岸。刘司令员用竹竿勘测着水深，一一标记在竹竿上。

    船到了对岸，掉过头往回划来，他又勘测了一遍水深。

    勘测的结果，使刘司令员非常高兴，也非常生气。高兴的是：与原来了解的水情大有出入，河水不深，流速甚缓，完全可以架桥；生气的是：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总是谎报军情？归根结底还是腿肚子懒，什么事都轻信别人的结论。自己长着脑子干什么用呢？

    他随手给李达写了一封简单的信：“要尽一切办法，坚决迅速架桥。”

    “尽一切办法”和“坚决迅速”下面是一串圆圈。

    刘司令员这才有机会长长地舒了口气，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粗枝大叶要害死人的！要害死人啊！”

    之后，他又带着警卫员继续到淮河上去调查研究水情。他们没有坐船，走走，看看，问问。

    与此同时，先头旅的政委也得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高兴的情况：河上游有人徙涉过河。

    他立即将这个信息写信告诉刘司令员，可是，信刚写好还未送出，倒是刘司令员的信先一步落到他手中，那信上写道：

    “我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着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立即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组织部队迅速徒涉！”

    刘伯承司令员在淮河上勘测、观察、凋查，一切都瞒不过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指挥员。

    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向大别山挺进！

    7.徐帅的沉默和忧郁，能撞响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之钟

    徐向前元帅享年88岁，匆匆地走了。

    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挑夫的身影。从他1924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到1990年9月21日与世长辞，他肩上一直挑着中国人民的灾难、解放、幸福、欢乐、忧虑……66年中，他没松过肩，他爱这块黄土地和这块地上的人民，爱得太深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的仍然是这块黄土地。他对到医院与自己诀别的李先念同志说：“我的遗嘱有三条，一是不搞向遗体告别仪式，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他向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清清白白地来到人间，又清清白白地走了。

    徐帅过了88个生日，孩提时期不好说了，单说参加革命以后吧，没有正儿八经地做过一次生日。他反对搞祝寿这样的事，共产党嘛，还兴这干什么，既铺张浪费，又耽误别人的工作，劳民伤财！

    就这样，像他这样的开国元勋本来应该热热闹闹的祝寿日，每次都变得冷冷清清。为此，他没少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闹“别扭”。大家总希望元帅的生日过得红火一点嘛！

    又是一个生日即将来临，感觉灵敏的徐帅感到了气氛有点异样，好像有人嘀咕着要张罗着办点什么。不行，他把秘书叫来，给他们打“防预针”：“给有关同志和单位打招呼，我不做生日，谁送礼我也不收。”大家的愿望又一次搁浅。

    但是，黄埔同学会的老同事没被挡住，硬是要登门向他祝贺生日。他说，平时你们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可这阵子你们带着礼物来，我只能“谢客”。当然，对于大家的心意他是全部收下了。

    有年秋天，徐帅住在广州，这个秋天他要在这气候温和的南国度过，一切全安排停当。谁想到，走漏了消息，他生日的日期被人知道了，当地的领导和有些老战友张罗起来了。徐帅劝说了半天也无济于事，无奈，他只好比原计划提前离开广州，在他生日的前两天回到了北京。徐帅就是这样的脾气。

    还有一年生日，因为徐帅的忧郁甚至烦躁，惹得家人和工作人员挺不愉快的……

    那年，徐帅接待了几位从老根据地大别山来的同志，他们聊起了家常。他经常对大家说：我们几十年闹革命，常常连命都豁出去了，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老区的群众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为革命受尽了磨难，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他们。这次和大别山的同志聊家常，他详细地询问了群众的生活现状。其间，他了解到了这么一件事——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有些人家日子过得蛮苦，缺衣少穿的人比较普遍，不少人只有一条裤子，到换洗时就作难。有的家里好几口人合用一条被子。有一家姓王的七口人，只有六个碗。要是全家一起吃饭，就有一个人干望着……

    这件事对徐帅的刺激很大，给他心里留下的负担很沉。一连数日他都显得少言寡语，嘴里不时地自言自语：“七口人，六个碗呀！”

    那些日子，他和秘书谈工作时，多次这样说：“农民生活还是那么穷，我们愧对群众呀！”也巧，当时，适逢徐帅82岁生日，家里人准备为他做寿，他知道后，十分恼火地说：“哎呀，做什么寿，不要忘了，有的人还穿不上裤子，有的一家七口人只有六个碗呀！”

    不久，徐帅给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的报告，党中央国务院对徐帅的意见很重视，专门派人去老区调查了解，逐步解决群众生活中的一些困难。

    徐帅的沉默和忧郁，能撞响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之钟！

    挑夫，他更多挑的不是轻松和欢乐。徐帅的心里是起伏的山峦，眼里是奔腾的江河。

    8.叶帅把数百万亿金圆券从北平运送了出去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这是毛泽东的话。他赞扬的仅仅是古人吗？不，他是以诸葛、吕端比叶剑英元帅的。

    叶帅有超人的胆略，大智大勇，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关键时刻多次使革命化险为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南昌起义爆发之前，叶剑英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的第四军担任“参座”，当他得知汪精卫从武汉米到庐山，经过密谋策划，企图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然后对其扣押，并将其部围歼，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密邀叶挺、贺龙到九江甘棠湖上划船，把汪精卫的阴谋告诉了他们两个，从而使汪的阴谋未能得逞，保障南昌起义的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长征途中，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的决定，阴谋分裂党，分裂红军，他电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全部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首先看到电报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深感事关重大，迅速把这封密电送给了毛泽东。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脱离了险境。

    事过多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时还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主席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当然了，后来，毛泽东同志去世了，叶剑英的事他就不可能知道了。又是这位“大事不糊涂”的元帅，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眼看被“四人帮”断送掉的危急之际，和其他几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一举逮捕了四个祸国殃民的害虫，挽救了整个国家。

    下面，我们讲的是建国前夕发生在北平的一个巧运金圆券的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出叶剑英元帅的智谋和勇敢。

    这是一笔巨额国民党金圆券。是我军在解放华北、中南和西北地区中缴获的。

    党中央决定把它从北平运往江南国民党统治区，交给地下党组织，这个任务由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指挥完成。

    当时正是我军百万雄师渡江战役发起的前夜，挖掉国民党这么一块金银财宝，可以加速他们的彻底垮台。

    南京政府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早就作了防范，一方面命令江防国民党军队对长江严加警戒，不许漏掉一人一船，把可能过江运送的途径封死；另一方面派出了大批特务到香港活动。把可能通过中转运送的通道截断。

    “国民党就是布下天罗地网，我们也要把金圆券运出去！”叶剑英对王磊说。王是承办此事的联络部部长。

    他俩商量再三，终于找到了门道——在送国民党和谈代表来北平的中航公司的专机上动脑筋。能否争取到和谈团的随员，是办成此事的关键。

    和谈团两个随员一个叫于仲仁，一个叫郭子玉。于仲仁是叶剑英几十年前的同窗挚友，有较强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可作争取对象，这，叶剑英很清楚；郭子玉是担负特殊使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必须设法摆脱他。

    叶剑英秘密会见了于仲仁，寒喧几句后，便把话引入正题：

    “老同学，今天搬你的大驾，有一件要紧事请你帮忙呢！”

    “什么事？”于似乎有点紧张。

    叶剑英很严肃地说：“掉脑袋的事！”

    于知道事情重大，并已经从老同学的眼神里看出了对自己的信任，很是兴奋，马上表态说：“剑英，只要我于仲仁还能干点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事，掉脑壳也算不了什么！”

    “好，就等你这句话呢！”

    于是，叶剑英拉着于仲仁来到里间，那里王磊正在等候着呢。三个人商定了进行这次特别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

    机组人员要送谈判代表邵力子回上海了，郭子玉却有点不大高兴。原因是他此次来北平，除了上司布置的特殊任务以外，自己还揣了个“小九九”：到北平搞点已变成废纸的金圆券，弄到江南去发财。可是，现在一张金圆券也没弄到手，就要回上海，太冤了！灵机一动，他便装作肚子痛，赖在北平不走了。

    这下于仲仁好高兴。他们很顺利地将那批金圆券装上了飞机。上飞机前，他怕郭万一要同机回上海，便特地把同机的陈医生（也是自己的好友）找来为郭看病，诊断结果：患的是“急性阑尾炎”，需马上吊葡萄糖盐水观察。

    郭子玉有苦难言，他硬着头皮躺下让陈医生扎上盐水针头，心里却直犯嘀咕：他怎么真的诊断我有病……

    郭子玉联想到装机时的行李物品又多又重，而且大多是装在大皮箱里……不对，这里面有问题！

    他马上明白了什么，提出要到外面去看看，可是陈医生就是不给他拔下针头。他急了，顾不得那么多了，推开医生就跑了出去。

    晚了，飞机已经上了跑道，腾空而起……

    郭子玉疯了似的跑到一个地方，让一个潜伏的特务给上海发了急电，在上海机场做好拦截检查专机物品的准备。

    郭子玉，你输给叶剑英了，他比你棋高一着。装在专机上的数百万亿金圆券已经安全地卸在南京。

    军旗上有多少颗星？哪一颗星最亮？哪一颗星最大？

    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敬爱的陈毅元帅，你曾经说过，不管是元帅这颗星还是列兵这颗星，都是军旗上的星。军旗上的星都最红，军旗上的星都最亮。

    列兵们说，不想当将军的兵，就不是好兵。元帅的星、将军的星，是人们心目中最圣洁的星。

    军旗上哪颗星最亮、哪颗星最大？

    这实在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们爱军旗，爱军旗上的每颗星，包括那一颗颗永不泯灭的将帅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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