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见三封信，折叠整齐，一封比一封陈旧。
他看见时间在温柔的灯光之下，瘦成了一条黑线，那是父亲周子钦的一生。
2014年夏天，周子钦与癌症搏击了近十载，终于不敌病魔，溘然长逝。他一生劳顿，晚年忧虑国事，寝不安席，朋辈尽朱紫，斯人独憔悴，死时体重仅80斤。死后备极哀荣，高官撰挽联，市长致悼词。最值得注意的是，葬礼之上，至少有三百人以门生弟子的名义前来致哀。这中间，几乎包揽了鹅城的知名企业家、鹅城经济部门中层以上的官员，有些学生当场涕泗交下，坐地痛哭，比孝子还要伤心。
周惜朝自负交游广阔，五湖四海无所不达，三教九流无所不通，此刻才知，曾被他嘲笑“老实到像火腿一般”（鲁迅说王国维）的父亲，其实人缘远胜于自己。
帮母亲陈春成整理父亲的遗物，他再次见到那个大信封。这回信封已经封口了，背后草书四字：小朝亲启。笔迹扭曲，可见写字人所承受的痛楚。
除了那三封信，还有一张面额五十万的支票。周惜朝终于得偿所愿，他却狠狠抽了自己两个嘴巴。
陈春成听到响声，问儿子怎么了。周惜朝答：蚊子。
微笑的周子钦挂在墙上，宽阔的额头似有灰尘，陈春成恐高，让儿子拿下来，准备擦拭一番。周惜朝爬上藤椅，冰凉的手指触到父亲的脸庞，心中轰然响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
你取下我的一生，如同取自壁架，
并吹去上面的尘土
周子钦的第一封信，写于1973年4月，收信人：陈春成同志。
周子钦生于1947年，父亲周渝，母亲周王氏。他不是周氏夫妻的亲生儿子。周渝17岁那年，因参与刺杀日本军官，被日军捕去，严刑拷打，生殖器致残，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成亲前夕，从好友吴玉堂家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周子钦。收养之事，在大多家庭都是需要保守一生的秘密，周渝夫妇却从未向儿子隐瞒，并鼓励他去认祖归宗，可惜吴家在1949年迁回安徽，不知所终。
周渝死于1971年底，临终之际向妻儿交代了一宗秘事。原来，周渝与陈勿用少年把臂同游，雨夜连床，花朝共席，肝胆相照，最称莫逆。陈勿用成婚之后，与周渝相约，以后若生儿女，必当结为亲家，承续吾辈情谊，是以周子钦有一门娃娃亲—那个叫陈春成的女孩，垂髫之年，曾来周家做客。只是陈勿用早逝，陈春成随母亲回到乡下，这兵荒马乱的年景，彼此不通音问久矣。周渝担心，不知陈家是否还记得并承认这门亲事，毕竟仅仅口头约定，且两家都落魄如斯，世道衰折，人心易变。因此周渝叮嘱周子钦，若有机会，可先去陈家看看，倘对方无意履约，那也不必勉强，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周子钦花了近一年时间，才探得陈春成落脚何处。1973年初春，他借粮站工作之便，搭乘粮车抵达顾村。其时正值晌午，鹅湖青山绿水，炊烟袅袅，一派太平景象，仿佛隔绝于纷乱的世道。置身此间，周子钦心胸极是畅快，一贯寡言的他不由话多起来。与司机谈笑之间，一辆粪车斜刺里冲来，司机急刹车，可惜还是刮了一下，车上老少连粪桶一道跌落，黄白之物倾泻一地。
乡民见了，一边捏鼻子，一边高呼：“快请顾大夫！快请顾大夫！”不到片刻，一个少女疾奔而来，巨大的药箱前后摇摆，愈发显得与少女的身材和年龄不合比例。周子钦正与司机议论这位顾大夫的年轻，少女已经验明伤势，告诉围观者都是轻伤，并无大碍。但见她正骨、敷药、包扎伤口，三下五除二，动作娴熟至极，硬是把周子钦看呆了。
少女处理完毕，正待起身，一位妇人斜挎药箱急急走过来。她抬头叫了声妈，围观的乡民纷纷打招呼：“顾大夫，你家小囡真是好手段！”“顾嬷嬷，春成姐可以出师了。”周子钦恍然大悟，原来妇人才是顾大夫，少女是她的女儿，名叫春成……他再次呆住了：这不就是他苦苦寻觅的陈春成么？
有一年七夕，在周家吃饭，一干小辈纷纷举杯，要求周子钦说说他的爱情史。周子钦话本不多，此刻更加缄口。我们的酒杯把桌子敲得震天响，他才淡淡说了两句：我没有正经谈过恋爱，却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陈春成瞪了他一眼，嘴角含笑。我坐在他们对面，忽然发觉，他们的神态、语气，甚至笑纹，都出奇一致。这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世界。
周子钦却说，当他在顾村村头巧遇陈春成，看见清瘦的她满脸汗水，低头为伤者诊治，素朴的衣衫沾满了粪便，丝毫不以为意，他觉得，她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她的宁静成就了世界的宁静。
回到城里，周子钦给陈春成写信，信中介绍了自家的情况，尤其是父亲周渝的死讯，并无一字言及儿女私情。写完信，平时不喜舞文弄墨的他突然心血来潮，在信纸背面抄了一首少时常听父亲背诵的吴潜《南柯子》：
池水凝新碧，阑花驻老红。有人独倚画桥东，手把一枝杨柳系春风。
鹊伴游丝坠，蜂粘落蕊空。秋千庭院小帘栊，多少闲情闲绪雨声中。
随信寄了六本医书，为此周子钦跑遍鹅城，花了半个月工资。
当年年底，二人结婚，从此相濡以沫四十载。周惜朝说过，自他记事，没有听过父母吵架，父亲对母亲，甚至没有高声说过话。
虽然生在了暴风雨的年代，周子钦30岁之前，生活堪称安泰。他只有初中文化，却早早当起了鹅城粮站的会计，这一干就是十来年。那年头，以他的出身，原本不配安享这份体面的工作。曾有人利用这一点，迫他离职，他也不争，交接完毕，回家睡觉。不出一周，粮站领导便登门拜访，请他回去上班，态度之诚恳、谦恭，简直匪夷所思。
周子钦与陈秋离一样，都有接近过目不忘的异禀，不过一者是对文字，一者是对数字。陈秋离背诵《庄子》的功夫，我曾亲见，惊若天人。周子钦的神奇记忆力，则听我的朋友朱发讲起。朱发是周子钦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在鹅城大学读研期间，周子钦教授计量经济学，常常空手上课，不拿任何材料，每堂课至少报出上百数据，都能精确到个位数，朱发怀疑其信口开河，有一天遂私藏录音笔，录下全堂课程，课后核对，无一出错。
周子钦的神奇，不只在记忆，还包括运算能力。他在粮站上班，收购粮食，同时算账，人家用算盘，他用脑子，结果还是他快。鹅城最重商道，脑子快、会算账的人历来被视若珍宝，尊为上宾，哪怕在“文革”期间，这一习俗亦未断绝。所以周子钦凭此本事，屡经风暴而屹立不倒。
周子钦与陈春成婚后三年，周惜朝出生，其名字取自伟大领袖的诗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过彼时周子钦并无大志，白天上班，晚上读书，奉养老母，娱妻弄子，安贫乐道，不亦快哉。他非但不争朝夕，反而希望时光的步履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要知道，1980年以后，他的命运将被捆绑于时代的列车之上，疾驰而去。
青年周子钦读书治学，没有名师指路，全凭一己钻研。自1978年起，他的兴趣渐渐由数学转向经济学，可惜当时图书匮乏，只能依赖自己摸索，与工作、生活经验相印证。有一天，他在报上读到一篇谈粮食价格的短文，觉得有一定预见性，可惜不够深入，于是写出读后感，寄给报社。此文并未见报，而转到了作者手中，因为作者大有来头，系省社科院副院长、名重一时的经济学家袁鹤先生。
袁鹤也是鹅城人，时年五十岁。他读罢故乡的来信，以为周子钦是他的同代人，迅速回信，措辞十分客气，观点却寸土不让。周子钦在鹅城，平素难得一遇能谈经济学的同好，收到袁鹤的复函，激动异常，连夜回信十页，与之论战开来。
据周惜朝整理，单单周子钦收到的袁鹤来信，1980年9月以前，就有二十八封。这最后一封信上，袁鹤与周子钦相约，他将回鹅城调研，亟盼“子钦我兄”到中山招待所一见。会面的具体情形，当事人皆未说起，只知此后不久，周子钦被特招至省社科院，成为袁鹤的助手，翌年则读上了他的研究生。
周子钦留给周惜朝的第二封信，写于1980年9月底，此信不长，仅满一纸。针对袁鹤的邀请，周子钦毫不客气，提出三个条件：一，他跟随袁鹤期间，袁鹤不能强迫他改变学术观点；二，毕业之后，袁鹤不能强迫他留在省城；三，袁鹤不能强迫他从政。若这三点无法满足，他宁可留在鹅城粮站当会计。信纸背面，有两行小字，大意是：鹤师常拿此信论证我的迂，毕业之后，遂退还于我，留作纪念，并道“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1984年，周子钦从省社科院毕业，经袁鹤安排，进入鹅城大学，开始了十年的讲师生涯。说来好玩，在鹅城大学的前五年，他因反对袁鹤的经济思想，被经济系主任——袁鹤的师弟、他的师叔——压制，评不了副教授；1989年后，经济系洗牌，他不愿从校方之命落井下石，批判落难的老师与师叔，遂连参评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当时他累计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评起教授绰绰有余。
周子钦一贯淡泊，对职称素来不甚在意，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他尝自嘲：只要能给学生开课，吾愿足矣；倘能成为鹅城大学最老的讲师，也是一段佳话。
这一番苦涩的梦想，以及他的讲师生涯，终止于1993年。这一年，鹅城市政府重组，新任父母官系行伍出身，于经济完全外行，却自以为内行，强制推行的经济政策，导致天怨人怒，民不聊生。针对鹅城经济现状，周子钦总结了十大病症，开出了十大对策，写成万字长文，投给鹅城与省城的报纸，却无一家敢发。还有人打来恐吓电话，令他噤声。这个老实人被激怒了，迂气发作，直接把这份文稿寄到了国务院，并由他的大师兄帮忙，转到一位中央要人手里。
周子钦留给周惜朝的第三封信，便是国务院领导的亲笔回信。据说此信送达周子钦办公桌之时，他正在上课，同事见状，立即报告系主任，系主任立即报告校长。当周子钦抖落一身粉笔灰回到办公室，狭窄的房间已经挤满了人，静候他的归来。他低头微笑，缓缓拆开了正面右下角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
这封信连同周子钦的文章，随即被数十家媒体刊载，周子钦更因此被借调至省委政策研究室一年，参与全省的经济改革；甚至被一位省领导相中，请他担任秘书，他以老母多病为由推却，好不容易才回到鹅城。迎接的不再是满身粉笔灰，而是满身荣耀：教授、副院长、政府参事……仅仅一年，天翻地覆。
在周家吃饭，他对我们说，如果能未卜先知，预见那一封信将使他支付二十年的光景，以至退休之后都不得安宁，当时他便该好好权衡一下。陈余问：那您还会写吗？周子钦微微思忖，毅然答道：会写！
成名以后，周子钦愈发忙碌，只恨一身不能二用，一天不能拆作两天，给儿子起名“惜朝”的寓意，却应验于自己身上。周惜朝回忆，他大学毕业，考进鹅湖县政府，衣锦还乡，亲友摆酒庆贺，周子钦吃了两筷子菜，刚要敬酒，便被电话催走，为一家正值转型的国企把脉去了。陈春成气得当场落泪，陈秋离在一旁劝解，还不忘卖弄学问，说什么“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众人忙叫他住嘴，令他自罚三杯，并清唱一段越剧，这才打破了悲伤的氛围。
正如周惜朝所批评的那样，周子钦最大的缺点，就是为人老实过了头，心肠太软，面子太薄，不懂得拒绝别人，几乎有求必应，却不知爱惜自己。他与陈秋离恰成鲜明对照。陈秋离一生只为自己而活，我行我素，唯我独尊，任性起来，可置老母、发妻、幼子于不顾；周子钦的人生词典，唯独没有“自己”，他把自我献祭给了国家与学术。陈秋离活出了自我，周子钦活出了无我。
2005年，周子钦被查出胃癌，好在是早期，暂无性命之忧。手术成功之后，他雄心勃勃，誓愿再工作十年。陈春成急了，以死相逼，说你再不从鹅城大学退休，我就把这瓶安眠药吃了。朱发等弟子纷纷响应师母的意见，天天给老师发信息，请他回家颐养天年。前后拉锯了一载，周子钦见老妻日渐憔悴，这才同意退休。
接到朱发的信息，我赶到鹅城大学，去听周子钦的最后一堂课。此前，学校要为周子钦举办盛大的退休仪式，被他婉言谢绝。他愿平静离开，正如二十年前平静走来。这门经济思想史课，听者主要是经济学院的硕士，大约三十人。是日，当周子钦走向教室，发现根本无法入内，连走廊都挤满了人。临时换到鹅城大学的学术报告厅，还是难以容纳全部听众，我和朱发只能站在落地窗外。远远望去，台上的周子钦瘦小、清癯，头发都快掉光了，声音低沉，语速迟缓（那时我还不知，他说话一快，便会口吃），却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令人相信，这个老人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作为人间世的准则。
周子钦引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名言，结束了他的教师生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他摘下眼镜，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快步走出教室，丝毫不顾身后经久不息的掌声。
陈春成在门外等他，两人手挽手，走出教学楼。朱发等人紧跟在后面，或请老师吃了饭再走，或要开车送老师回家。他摇了摇手，径直走向校门口的公交车站。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子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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