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陈勿用横死西北，那堵墙才彻底坍塌。在时代的漫天灰烬之中，周渝偷偷描摹陈勿用，画了上百张，画完即焚。他觉得没有一张能超过那幅少年之作。
可惜那幅画被陈勿用烧了。
陈勿用十六岁生日那天，与周渝、江大道两位同学在老师吴玉堂家里喝酒。周渝量浅，喝了半杯黄酒便满脸绯红，敬了三杯过后，身体便飘在云间，兴之所至，遂拿起画笔给陈勿用画像，行云流水，一挥而就，正在喝酒的三人皆举杯称赞。吴玉堂接过笔来，在翩翩少年郎的右侧题了一手草书，然后高声吟诵了一遍，周渝当场记下了。
吴玉堂自称是宋朝名臣吴潜的后人，他题的便是吴潜《南柯子》：
池水凝新碧，阑花驻老红。有人独倚画桥东，手把一枝杨柳系春风。
鹊伴游丝坠，蜂粘落蕊空。秋千庭院小帘栊，多少闲情闲绪雨声中。
陈勿用嘿嘿笑道：我犯了吴师祖上的名讳，自罚三杯。他本名陈潜，字勿用，以字行，渐渐无人知其名。除了周渝，从七岁开始，他一直喊陈勿用“潜哥”。
当晚四人大醉，兴尽而返。谁也无法预想，仅过两年，他们或反目成仇，或生离死别。
1942年后，陈勿用对吴玉堂恨之入骨，屡欲杀之而后快，有一次竟半夜放火烧了吴家住宅。周渝却一反既往，没有紧紧追随他的潜哥。他对吴玉堂始终心怀感恩，不仅基于他们的师友情分，更是因为若无吴玉堂从中斡旋，周陈两家便不会化敌为友，他也不会与陈勿用少年相逢。
周渝出身世家。其父周远山，被誉为商界奇才，十四岁入行，十八岁独当一面，四十岁接掌了整个家族。正是在他手上，周家中兴，一跃成为鹅城首富，号称“三分鹅城”。
四十岁的周远山却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与失落之中。焦虑在于，他和那个叫陈飞龙的外乡人斗了十年，陈飞龙屡败屡战，对他的威胁越来越大，他深知如果不是凭借周家的雄厚财力，他未必是陈飞龙的对手；失落在于，他纳了五房姨太太，加上正妻，共计给他生了八个孩子，却无一男丁。
1924年，康城爆发洪灾，子民纷纷逃荒至近邻鹅城。周远山带头赈灾，开粥铺，搭凉棚，熬草药，安抚流民，一举救活万人，一时之间，对周老爷的感恩戴德之声响彻鹅城。话说夏末一天，周远山外出归来，在城隍庙门口撞见一位满面菜色的少女卖身葬父，遂吩咐伙计帮忙料理后事，并将女孩收到府里给五姨太当丫鬟。这等琐屑的善举，他原是不会放在心上，直到那年中秋，与家人赏月，桂花浮玉，霜华满地，他无意一瞥，发现五姨太身后的侍女竟是绝色，惊艳之下，半杯酒洒在了地上。
当夜，这位来自康城、年方二九的逃难女子，被周远山纳为六姨太。翌年，诞下周渝。鹅城人都讲，谁说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终究还是天道昭彰，善有善报，周老爷乐善好义，才会天降麟儿。中年得子的周远山欢欣若狂，满月酒摆了三天，他醉了六场。
云鬓如雾，脂粉似雪，周渝自幼生在女人堆中，性情阴柔，甚至有些自闭，好在周远山思想开通，并不指望儿子继承家业，唯愿他平安喜乐过一生。他的样貌酷肖其母，这样的颜色，生在一个男人身上，算命先生看了直摇头。因此每到年底，周渝都要被送往天灵寺寄养半月，以积福报。他还得了个法号，叫“延东”。
“九一八”事变后一月，一个年轻人来到周宅，以书信叩门。周远山读完信，立即开中门迎客，延至书房深谈，尊为上宾。晚宴之时，周渝被唤来敬酒，周远山道：老夫膝下仅此一子，吴先生若不嫌弃，请收录门墙。吴先生连道不敢当，表示愿以幼弟视之。周渝斜眼打量了这位吴先生好一番，见他身材矮小、气质猥琐，面相比实际年龄至少苍老十载，鄙夷之情便挂在了脸上。
人不可貌相，恰在吴先生的调停之下，1932年春节，周远山与陈飞龙这一对宿敌握手言和。吴先生说，神州残破，烽鼓不息，我辈当以国事为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周远山连连点头，陈飞龙热泪长流。年初六，陈飞龙携子到周家拜年，周渝初见陈勿用。当日，两位少年一同拜在吴先生门下，鞠了三个躬后，吴先生告诉他们，他的名讳叫“玉堂”，安徽人，排行第四，这回来鹅城，即将出任鹅岭书院的教务长。
是年秋天，周渝与陈勿用一同进入鹅岭书院，一读就是十年。这十年，堪称周渝此生最快意的十年。后来他患病卧床，给儿子周子钦讲旧事，常常感慨：对他而言，十七岁后即余生。在中药味弥漫的房间，周子钦忽然闻到一丝苍凉的气息。
那些年间，与周渝一道扺掌而谈、诗酒唱和的朋友，除了吴玉堂和陈勿用，还有江大道。江是屠夫之子，形容粗鄙，周渝原是看他不起，然而因陈勿用与其交好，这才青眼相加。四人各有所长，周渝擅画，陈勿用擅文，江大道身手了得，好谈兵法，号称“万人敌”，尽管周渝常讥他纸上谈兵；吴玉堂则以博学著称，自诩三绝：书法、算学、房中术。在陈石撰述的家族史中，陈勿用曾私下评价吴玉堂，认为他最擅长的还是玩弄权谋。
1942年，四人命运几乎同时迎来剧变。前一年，鹅城沦陷于日寇的铁蹄。早在1937年9月，日军便频频空袭鹅城，周渝的亲生母亲与两个姐姐，便死于日本人的炸弹之下。周远山痛定思变，决定将周家主业迁往川东，周渝不愿弃这帮师友远去，则随四叔周凤山留守鹅城。他在天灵寺立誓，要以血还血，为母报仇。因此，1942年春，当江大道提议刺杀驻守鹅城的日军特务机关长秋原平三郎时，周渝十分积极，从家中盗出周凤山的勃朗宁，给江大道使用。
可惜，刺杀前夜，计划泄露，吴玉堂派人告密。周渝、陈勿用、江大道三人在鹅岭书院被捕。车过永定桥，江大道一头撞翻身侧的宪兵，纵身跳入河中，车上枪声大作，周渝与陈勿用面面相觑，久久不语。
被抓之后，陈勿用神色坦然，面对宪兵的劝降，针锋相对，破口大骂。然而，当烧红的火钳逼向眼前，他忽觉双股战战，几欲晕去，小便不由失禁。突然，一旁的周渝开口道：我知道谁是主谋。宪兵转而问他，他却一言不发，各种刑具便招呼过来。
那天下午，血肉模糊的两个少年在牢房相拥成一团，周渝受刑过重，长时间陷入昏迷，偶尔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陈勿用怀里，内心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安，旋又沉沉睡去。直至此刻，陈勿用才意识到自己的怯弱，反而是平日连看人杀鸡屠狗都要惊慌失措的周渝，呈现了大仁大勇的一面。他常推许江大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许正贴在他胸口的周渝更当得起这句话。
周渝彻底苏醒，已经是两天以后，他被安置于天灵寺后山储藏粮食的洞中，陈勿用则不知去向。原来这是吴玉堂与陈飞龙密谋的连环计。周渝等三人的作用，即为麻痹秋原，使其放松警惕。吴玉堂无意牺牲这三个学生，他们被捕当晚，便被潜伏于日军牢房的内应救出。只是第二步计划出现了纰漏，以致在松鹤楼上，陈飞龙竟以身殉。
再见陈勿用，则是1946年底。两人几乎前后脚回到鹅城，不过他来自西南，陈勿用来自西北，还带回了一个叫顾英的女医生，据说是故人之女，异地相逢。顾英短发、干练，扫向周渝的眼神满是戒备，言语之间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客气。
周渝抵达鹅城，第一件事即打听陈勿用的音讯；陈勿用抵达鹅城，第一件事则是找吴玉堂拼命。他一身孝服，腰悬两柄匕首，怒闯市政府，时任副市长、教育局长的吴玉堂并未现身，只吩咐卫兵把一封信交给在门口叫阵的陈勿用，那是陈飞龙的手迹。陈勿用读罢信后，一语不发，含恨而去。
与陈勿用叙旧，周渝分明感觉他的潜哥变了，哪怕回到江南，好像还陷在西北的茫茫风沙之中，令人捉摸不透。他像往常一样去拉陈勿用的手，陈勿用冷然避开，自行斟酒，他失神苦笑，半晌才缩回手，却不觉碰翻了案上的酒盅。时光像酒一样流逝，没有人能够阻止。
吴玉堂虽当了政务官，一遂青云之志，精神却不振奋，反而每况愈下，四十出头的人身上，竟有一种老年的颓唐。周渝与他往还如旧，月月都要小酌。从吴玉堂口中，他听闻江大道已经战死沙场。谈及1942年的往事，吴玉堂并无一丝愧意。他告诉周渝，自己是国民党员，是戴笠戴老板的属下。陈飞龙与国民党的渊源，比他深厚十倍，家国天下，孰轻孰重，无须思量，当时陈飞龙比他还要决绝呢。
1949年初，吴玉堂病故，临终之际，将一岁半的幼子吴子钦托付给了周渝。他子女众多，为官两袖清风，家中一贫如洗。在他死后，举家将迁回原籍，一无积蓄，二无产业，因而不得不请最亲近的学生帮忙分担一点家累。周渝含泪答应。此时他尚未婚配，为了抚养孩子，遂与一个陪他一同长大、对他极为思慕的丫鬟匆匆结婚。
此后周渝似乎沦为了时代的局外人。无论山河变色，还是分家析产，他都不问、不争、不怒、不怨。1950年后，他被安排到鹅城画院。这是养闲人的地方，那个年代，原不许闲人逍遥，不过画院院长系一位开国将军的原配夫人，将军重情，后来虽娶了上海滩的女学生，对糟糠之妻却也不弃，吩咐主政此地的部下好生照应。这位夫人，与周渝师出同门，都是鹅城大画家柳三白的弟子。托师姐的福，在暴风骤雨的时世，周渝安享了十来年的太平。
他一直放心不下陈勿用。他深知，以陈勿用的性情与志向，生于斯世，必将备受摧残。然而他每欲开口相劝，陈勿用便举手制止。二人遥遥相对，良久不语，陈勿用的眼神从阴沉到落寞，至1957年，则彻底绝望。
1958年秋的一个午后，周渝发烧，在家卧床休息，陈勿用忽然到来。进门的刹那，周渝眼睛一痛，面前的陈勿用已经瘦脱了形，一个高耸的鼻子几乎占据了半张脸。陈勿用说，他将被遣送西北，生死未卜，此来向老友道别，也许便是永诀。周渝正待安慰，陈勿用摇了摇手，继续说，这次来，还想看看那幅画。
从午后到傍晚，两个人坐在周渝的卧室，加起来没说十句话。陈勿用的目光，须臾不离墙上的画像。周渝明白他的来意，狠心问道：
“烧了？”
“烧了。”
……
小学生周子钦放学回到家中，但见屋中一地灰烬，残片飘零。他抢过一块，上有“山南吴四酒后狂书”的字样。那时他还不知吴四便是他的亲生父亲吴玉堂。
周渝强撑病体，送陈勿用出门。陈勿用依旧脊背坚挺，头颅高昂，像一根生锈的标枪，刺向沉郁的暮色。此时街上人迹稀落，清寂的灯光照出了时代的荒寒。当陈勿用的背影渐行渐远，在街角打折，消失于无尽的苍茫之中，周渝想起了吴玉堂。他觉得潜哥与吴师纵使反目，本质上却是一种人，就连苍老与骄傲，以及对苍老与骄傲的掩饰，都是那么相似。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1966年，画院终于迎来了噩运。周渝没有震惊，而是长出了一口气。这一天迟早会降临，他知道，北京的那位将军失势了。
周渝不是画院领导，亦非画坛名流，尽管他的画艺并不差，然而他对声名，历来避之唯恐不及，1949年后，他索性舍弃本名，改名周延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籍籍无名未必全是坏事。批斗牛鬼蛇神的革命舞台之上，名家首当其冲，他只在一角作陪，常遭忽视。震耳欲聋的批判声中，他默念心经，几近入定。在时代最喧嚣的时刻，他试图遗忘时代。
1970年秋冬之交，被分到酒厂打杂的周渝忽然接到通知，令他参加年底举行的鹅城山水画展。他打电话禀告组织方，自己已经四年未碰画笔了……对方粗暴打断他的解释：鹅城能画画的人都快死光了，不然哪会找你，你到被封存的画院仓库找两幅旧作，再利用这段时间，画一幅新作，届时一同交上来。
画展从年初一起，开放一周，周渝闲来无事，日日漫步其间，一边看，一边摇头，对自己的画作，他不敢看第二眼。
初七那天下午，风雨凄凄，画展即将结束，人流渐疏。周渝不知何故，竟停在自己的画前。这三张《鹅岭山居图》，乃他的看家作品，从少年画到中年。
背后有人轻声叫道：周先生。
周渝扭头。是一个年轻人，衣装素朴，面容沉静，那种沉静让他觉得十分熟悉且亲近。于是他问：您认识我？
年轻人点头道：您的画，我已经看了三天，这是整个画展当中，唯一值得驻足的作品。
周渝沉默，半晌后才开口：请指教。
年轻人却不客气，道：观摩先生的作品，我想到了三个成语。
他手指周渝的少年之作：灼灼其华。
周渝微笑。
手指青年之作：步步莲花。
周渝的笑容有些苦涩。
手指年前的近作：月冷龙沙。
周渝忽然泪如雨下。
待他回过神来，青年已经离开了。那个清冷的背影，像极了陈勿用。
他神思恍惚，雨伞都忘了拿，穿越风雨走到家，夜里便病倒了，缠绵床榻近一年，后期干脆放弃了治疗。他死于中国的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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