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向日的葵花

    写下《开不败的花朵》的马加老人，其实姓白。他那并不因为姓而白得不能再白的头发，像初冬刚落的雪，又像深秋盛开的银菊，细眯着已经张不开的眼睛，和大大地张着永远也闭不上了的嘴，连同精炼得不能再精炼的身子，一同斜向着窗外的天空，多像一朵临冬的白葵花努力朝向太阳的样子啊。2004年10月21日8时5分，这朵曾经蓬勃耀眼永远也开不败似的向日葵，到底还是停止了漫长的向日旋转。他的几经修饰也没能闭合的嘴，直到遗体安放于鲜花丛中时，还是张开着的，像还要与簇拥着他的无数鲜花一同继续呼吸。我不由得再次想到，这位人民作家的代表作《开不败的花朵》，同时也想到“花开自有花落时，我们要像樱花凋落那样为闰捐躯”这句日本歌词。说真的，站在马老遗体前，握着他还没变凉的皮包骨头的手时，我心情并不是悲痛，而是想到几乎靠人工呼吸还在活着的百岁老人巴金，还有我的59岁就已辞世的父亲。想到巴老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属于他有所作为那个时代的，如果他已不仅无丝毫作为，还成年累月躺着，靠吸氧和人工流食，视觉、听觉、味觉、知觉、甚至疼痛的感觉都没有了，谁还想活啊？都是别人让活，为别人而活的。想到我父亲是因为，马老读过我的《父亲祭》后，当面问过我父亲的一些情况，并借助放大镜写下一篇文章，其中有句话让我永远感念他：“……兆林同志在抒发父子感情方面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那，我便对马老在职责之外又多了一份近乎父子之情。而我在《父亲祭》里，向59岁就已比95岁的马老还要骨瘦如柴的父亲遗体告别时，想的是：“你终于死了吗，父亲？你那日夜消耗也经久不衰的生命之灯真的突然熄灭了吗？我不敢相信这喜讯是真的……”所以我摸着95岁才停止呼吸的马老的手时，真实的心情是：花朵哪有开不败的啊？！马老啊，你这朵开了95年的向H葵，已被岁月的工艺花坊陶制成一朵干花——一朵永远向日的干葵，不朽了！说实话，2003年11月24日那天我就产生写这篇文章的念头了。那天是巴金老人百岁生日的前一天，全国许多报刊和媒体都在纪念巴老。赶巧中国作协有人在沈阳，要我陪着看看马老。因工作关系，我无数次看望过马老了，这次去，等了近一个半小时，已经下午三点多了，他还没从午睡中醒来。他罩在窗子投进的温暖阳光里，就如停止呼吸时那样大张着嘴，实实在在安安详详地睡着。需把耳朵贴于他的嘴边，才能轻微地听到一点点气息。我们在他身边说了好一会儿话，他也没醒。当时我就一边向中国作协工作人员讲马老的名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一边心里想，马老真已化为一朵不朽的向日干葵了。越是这样想，他精力旺盛时的一些细节，却越加鲜活起来——作品传世才算开不败的花朵马老是东北文坛泰斗，省长级待遇。职责关系，我隔三差五就得去他家一次。有的是他打电话叫我去的，有的是别人打电话叫我去的，有的是陪领导或文友去的，有的则是自己想到该去看看他时独自去的。不管怎么去的，他跟我说的头几句话几乎都是，最近又写什么了？又发表什么作品了？如果我说写了什么什么，他便会髙兴说，我老了，就靠你们年轻人写了。如果我说这段儿很忙，没写什么，他便会认真说，作家领导，再忙，也要抓空儿写，这跟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个样子，不写，就等于，没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子！如果我说写了，发表在某某小刊物上，一般化，他就会说，你年轻，要往传世作品上努力，没有传下去的作品，年轻年老，都算开败了的花朵这样子。这些话，虽然简简单单，明白易懂，但反复地出自他口里，而且是说给在作协管点事的晚辈作家，就有非常非常宝贵的意义了。全国那么多作家协会，不写作的领导越来越多了，都在忙许多非文学性的工作。按马老的说法细想想，作协的领导都不写作，可不就如领导干部不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嘛！全国解放后，直到去世，马老一直担任东北和辽宁作协的正、副主席、书记及名誉主席，有许多党务和事务工作缠身，如果他热衷于官本位，顺水推舟不写作了，谁也不会怎么着他。但还会有人民作家马加吗？还会有开不败的花朵似的马加吗？只会有个省级干部马加了。他的确最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好几部重要作品都是当名誉主席时写的。他绝不肯当名誉上的作家，要作家的名，他就用作品说话。

    如果我是陪大领导或主管文艺丁.作的领导去看他，他讲的肯定是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话题，而且那些慢腾腾的话，仿佛一部老留声机慢慢摇动后播放出来的，语调以及主要句子每次都是准确不变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样子，毛主席指的方向这样子，作家要深人生活，写时代这样子，要坚持，为人民而写这样子……”他向那些领导们说这几句话，用字真是不变的，绝不今天说一个样子，明天又说一个样子，也绝不当这个人说一个样子，当另一个人又说一个样子。他的口头语儿就是“这样子”。从他的文学回忆录《漂泊生涯》及他多次谈话看，他和萧军、草明、罗峰、白朗等东北作家群一些重要作家，不仅参加过毛主席亲自召集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而且座谈会一结束，他就响应号召，深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活，写出了座谈会后全国第一部反映除奸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浮砣河流域》，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一时誉满天下，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一员。从那，他的文学信仰一直都坚持不变，就如他的n头语“这样子”一直都没变一样。但细想想他说的“写时代”，又是强调变化的。因为时代是变化的，写时代就是写变化。所以他“九？一八”事变后写《火祭》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写《浮砣河流域》；抗战胜利后又回东北，参加土地革命战争，写《江山村十日》；抗美援朝时期写《在祖国的东方》；经济建设时期写《红色果实》等等。所以他说给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们很少的几乎不怎么变的话，给我打下深深的烙印，即，想要作家这个名，就得坚持写作，这是天经地义的；作家（不管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家甚至是当领导的作家）不写作，这是绝对不对的；而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他又从来不细说细管，只强调要深入生活，写时代，为人民而写，争取传世。这几点就足够了。此外他还好谈他崇拜的一些大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契珂夫、萧洛霍夫，和中国的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等。其实他那么几句宏观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话，是很厉害的，谁真能做到，谁就成气候了。试想，如果马老是个过分聪明的人，一会想干这个，一会又想干那个，不把写作当最重要的事，或一会赶这么个时髦，一会又学那么个花样，随轻波，逐邪流，写下的泡沫作品自己摞起来觉得与身等高了，那也绝对成不了作家，更不要说优秀作家和人民作家了，顶多是个不正规的自由市场上高明的投机倒把的写手。并不聪明过人，但比许多人都韧性执着不改初衷的马老，用一生经历总结出来的这么一句话，并且认真“这样子”做了，因此他成为了“辽河赤子北国巨匠，人民作家文坛师长”。说他是开不败的向U葵花，就是比喻他总是想着写着他为之服务的人民。所以，开不败的向日葵花，就成了马老不朽的形象。

    封笔前后的“意识流””我是在马老晚年才与他有接触的，所以看到的都是他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我感到了他认真做事严肃做人的态度。大概就因这种态度，他才成为一名大作家的，大概也因这种态度，他才只成为一名大作家的。不论谁，即便他是个天才，一生也只能成就一两件大事而已。若没有严肃认真的态度，那就只能连一件小事也难成了。而马老的严肃和认真态度，又总是用十分含蓄和温和的方式表达的，甚至有时你都难于觉察他表达的是什么。

    有次他大清早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有什么急事了，便一下从梦中醒透了。可他唠了一会闲嗑之后说，给你写完评论，我就想过，得封笔了。从今天起，我就封笔了这样子。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试探着问，马老您身体不好了吗？他说挺好。我说挺好为啥从今天起封笔呀？他慢腾腾说，脑子不济了，慢慢看点书，看多少算多少，这样看点还行，写就不行了，写不好了这样子。我说，您是辽宁的文学史老人，您随便写点什么都是很珍贵的！他说，越这样，越不能再写了这样子。

    我以为他这是老了觉少，早早醒来随便找人说说话拉倒呢，过两天又是一大早就打电话，同我慢腾腾闲聊说，某某出了本书，很有激情，给你了吗？他说的是位爱好文学的领导干部。这位领导很重视自己新出的一本书，也送我了，我也看了。马老又慢腾腾问感觉怎么样，我照他的口径说，是挺有激情的。间断了一会他又说了半句，很有政治激情这样子。便没下文了。我主动找些话往下聊说，现在出了不少领导干部作家，都很有激情。马老只多用了两个字，把先说的“激情”完善成“政治激情”，后半句就又没了。后来那位领导干部问过我，马老是不是给我打了电话，并问对他的书说了什么没有，我才恍然悟出，他是不是想让马老写写评介文章啊，所以马老才头一天提到封笔，过两天又只说到政治激情而没提及文采的？后来真的再没见马老写任何东西。好长时间以后我才想到，一个作家给谁的文学作品写评，不提提文采，那算怎么回事啊？而本来没有文采你还要说有文采，那又算怎么回事啊？而实话实说没有文采，那么伤了人家的威信和自尊心，那又何苦来呢！马老含蓄地让人意会他的为文和为人原则，既不伤人，又不违心地维护了自己的原则。这点小事看似简单容易，实际很难做到。越到后来我对此体会越深。马老老伴去世后，我听医院说过马老陪老伴住院的一些小事，也很受感动。她们说马老每天都长时间坐在病床边，拉着老伴儿的手，陪着说话。护士还当笑话说，医院高干病房有规定，不许他和老伴两人住一屋，他怕老伴孤单受不了，夜里偷偷躲过护士去与老伴同住。我听了却深受感动。我父亲要是能这样对待我母亲该多好哇，可他们是打打闹闹了却一生的。马老一直手拉手陪老伴到咽气。老伴先于他十多年去世，开初他神情恍惚，风吹窗帘动他都幻觉是老伴进屋了，上前拉那窗帘。可见他是用了一生的严肃态度对待自己终身伴侣的。这些细节也可以诠释他何以能成为大作家，及何以只能成为大作家，而没成为别的什么人。还记得有一年夏天，马老打电话说有点事儿，叫我过他家坐一会儿。可我过去坐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也没提什么事儿。他慢腾腾问过写什么了，又问干什么呢，再问作协机关和有些作家怎么样等等，再没什么可问的了，又说起延安文艺座谈会。我看快中午了，他还含蓄着谈创作方面的话题，心下便一边佩服老前辈们做事的谨慎自律，一边又于心不忍让他付出那么多口舌。我便主动说，马老啊，工作和写作的事您放心吧，您个人有什么事随时电话或当面说一声，我们办就是了。我又说了两遍，马老才说，老干部处长，给我找了个文件。说着他慢慢挪到写字桌前坐下，掏出一串钥匙，数了半天终于打开一个抽屉，摸出一份复印的文件，用放大镜在文件上找了一会，找到一行字指给我看。原来这是婚姻法的第某条，内容是老年丧偶者可以再婚……我们的省级人民大作家马老啊，原来是这个事！我既十分感动又心下好笑，这早就根本不是问题啦！马老却极其认真也特别难于启齿的样子，最后还是说，老干部处长说可以，不知党组什么意见……马老真是太重情义又太拿党组织当一回事了。直到故去，马老也没去落实国家这条文件和得到党组织同意的想法。马老的组织纪律观念不是一般的强，还体现在交会费上。不少作家们常常忘记或故意不交会费，这绝不是小心眼儿舍不得每年掏那五十块钱，就是个组织观念问题。而马老，从没被别人催过或提醒过，都是主动交最先交的。马老最后交这次会费，《辽宁作家》公布名单时，他的名字打上了黑框，排在一千多名的第一名。

    还有一阵儿，马老感冒发烧，思维有点混乱，我去看他，见面握手时他十分激动，说感谢省委领导这么忙来看我6他烧胡涂了，把我看成了省里领导。我就问他，刘兆林你认不认识？他连连说认识认识，刘兆林是省作协的！我说，马老啊，后天你过生日，给你定做个大蛋糕，还想要什么？想怎么过？马老的口头语也没了，说，酒席就不用准备了，正轰轰烈烈搞运动，大家都很忙，开个千八人的会算了！当时我猜测，马老有点错乱的意识一定是又流动到延安时代去了。这位革命的老作家，意识糊涂时也忘不了他曾献身的革命运动。

    有一天大清早，杨大群老师打电话找我。这是他头一回往我家打电话，他说，你快点到马老家看看吧，马老说他家被盗了。我便连单位的车也没来得及要，乘出租车赶到马老家。马老正在翻找东西，见了我，连忙说存折被偷了。我看看现场，又看他家人直向我使眼色，便明白没有被盗，只是存折和有点钱找不到了。我帮他床里床外翻了一气，在被窝里找到了几十块钱，存折却怎么也找不着。后来我想，他一定是夹哪儿忘了，我也有过把钱夹到书里找不到的经历。我就问他平时好往哪些书里夹东西，他说了鲁迅、茅盾、巴金，还有丁玲的等等。我就到他书柜找这些作家的书一一翻，后来终于在丁玲的一本书页里找到了。马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得真是可爱极了。可以想见，马老是多么尊敬那些比他强的大手笔作家们。丁玲是他延安时的战友，曾经给过他帮助，所以他就格外在意她这个人和她的书。

    树柿子及马加指导马加大约是马老九十岁那年冬天，记不清是过新年还是过春节的假期了，我上医院看完一个朋友，忽然想到也该看看马老，于是半道拐马老家去了。因是临时想去的，便空着手。在大院门口遇见有人卖大红的树结柿子，我想买点当礼物，又觉太拿不出手，便干脆空手上楼了。不想见到马老后，他放下正读着的书，叫家人拿来苹果，非要亲手打了皮再给我吃。我空手来看老人家，却吃老人家亲手给我削的苹果，心里很是不安，便让马老先吃。他说我这牙不争气了这样子，你吃吧。我不忍了却他的盛情，吃了几口，又不忍就这样自己吃，便想到在楼外看到的树柿子。那种柿子，化开后稀溜溜的，很甜，没牙的人也能吃。我就问他，他很兴奋说，树柿子啊，我在哈尔滨吃过，和柳青、周立波……他们，东北文协的人，聚在一栋小楼开会。那时东北文协在哈尔滨……

    一听他说这些人名以及时间地点，我就激动了。那时吃柿子的情景他都历历在目，可见他有多爱吃了。倒不一定那以后再没吃过，也许因后来吃得平淡，便没留什么印象。但这种柿子东北不产，以前不是随便能吃到也是事实。于是我也没征得马老同意，就下楼买了四五斤。马老一见这么大红的树柿子，眼光异常地亮，一看就是想吃的样子。家人说太凉怕吃坏肚子。我被他格外亮的眼光所鼓舞，把柿子放一大碗热水里烫得又软又温了，让他用小勺喝。马老很快将一个柿子吃光了。我也怕他吃坏肚子，没敢再让他c他便以己所欲而施于人的心理，硬让我吃了一个。我不由得感慨，当时，这种柿子沈阳早已稀烂贱得到处都是，马老却以为我给他买了什么稀罕贵重东西呢。这一细节给我印象是，马老丝毫不把晚辈对他的关爱看作应该应分，所以每得到一点点关爱他都诚慌诚恐受宠若惊的样子，努力加以回报。我看这应该算是美德。

    还有两个细节我忘不掉。一个是，2000年冬天，中闻作协的吉迪马加同志叫我陪他看望马老。马老十分高兴地对吉迪马加说，我知道你！吶俩都是马加，不过我是老朽马加，你是壮丁马加，我是满族马加，你是彝族马加，我是辽宁马加，你是中国马加……我很少听马老说话如此幽默风趣，也很少见他当面赠书给谁。那次他叫家人找出自己一本已经极少的著作赠给吉迪马加，赠言是：请马加同志指正马加。他故意把自己署名与赠言紧紧连在一起，便出现了“请马加指正马加”的幽默效果。因此第一次见到马加的吉迪马加，对马老留下了与别人不同的印象：马老不仅慈祥，还幽默。所以马老逝世后，吉迪马加特意改变行程，专门赶到沈阳向马老遗体告别，并用毛笔郑重写下一段留言：黑土地养育的作家，你全部的作品再一次证明了现实主义的胜利。另一细负是，有一年上海编的一部大辞典里收有我一个词条。我当然暗自窃喜，但除家人外没好意思跟别人说。也是有天大清早，马老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辞典收了我和邓刚，说向我们祝贺，向我们学习。我说里面更有您啊，我们是给您陪榜的！马老说，我没出息了，看你们啦！这话在此十多年前我和邓刚一块登门看望他时，他就说过。他说，邓刚的“大海”很迷人这样子，兆林的“枪声”也很震人这样子，我向你们学习这样子，但你们千万别骄傲自满这样子！告诉入辞典这回，马老省略了别骄傲自满的话，大概觉得我们已没什么骄傲自满的资本了吧？

    马老啊，写完最后这句话时，恰值我生日的深夜。面对您这朵已经不朽了的向日葵花，我这已被众多青年远远抛在后头的老中年，的确是只有脸红的份儿，哪还有闲心和资本骄傲自满啊！

    微笑的彭定安先生

    这题目在脑子里转了几天之后，乱哄哄的许多汉字逐渐冷静了，只剩下四个字还熠熠闪光地在眼前活跃着：正人君子。又冷静推敲几日，这四个字仍不倒仍在热烈地闪光，这才敢下笔写来。

    他的正人君子之正，不是一脸肃煞一本正经的正，而是端正的正，不走邪门歪道的正，心正的正。一个人心正不正，脸上是写着的。他脸上时常滋润出的微笑就是心正的写照。他真的是时常流露出笑的。我看到的他的笑都是微笑，都是理解了别人的幽默时由衷的不出声的笑，而不是那种虽然声音不小但很干巴，很勉强，很心不在焉的奸笑、冷笑、嘲笑或假笑。凭我多年的经验，那种从不会心地笑一笑的人，大多心术不正或心地不善。彭定安老师那些常常是被别人哪怕不很强烈的幽默感染出的微笑，从不用调动眉眼和皮肉参与就悄然产生了。他的并不用力就产生的微笑虽不哗众取宠，却是很有力量的，这说明他心中存有许多善和真诚。舞会时，他不跳，但他文质彬彬坐那儿微笑着欣赏他人的舞姿，那是对舞者的尊重。喝酒时，他不喝，但他温文尔雅坐那儿微笑着看同桌们畅饮，那是对饮者的尊重。他常常对别人非恶意的行为表示出微笑，并不是他有许多闲工夫而无时不轻松得发笑。恰恰相反，他时间紧张得要命。他有许多学术著作和论文要写，加上接二连三的学术会、工作会和各种评委会，几乎使他每天的时间都按小时排好了。近几年因T.作关系，我多次和他同开一个会时见他这个会刚刚结束就又奔另一个会去了，甚至此会没完，他便急忙先发了言而请假到彼会去。正因他自己的时间极其紧张，他才办什么事都很守时。他的守时既是对自己时间的珍惜也是对别人时间格外的不忍浪费。他最崇敬的鲁迅先生不是说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吗？所以他答应参加的会就一定准时赶到。有时正在外地他也要放弃马上就要进行的观光内容而赶回去，并且不计较交通T.具的好坏。在如此精打细算使用的时间里，他竟能常常以微笑对待他人的一言一行，实在难能可贵。用微笑面对他人的个性，这大约就是他自己的个性吧？

    有次彭定安老师请我和元举、原野到由他当院长的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去作关于读书的演说。我们三个家伙思想并不深刻，无非靠些俏皮肤浅甚至轻浮的话逗引大学生们笑而已，哗众取宠的心思很重。比如我率先作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在座的同学们只喜欢读我的作品，而不喜欢读别人的作品，包括元举、原野的作品。但这是不可能的！”同学们都笑了。我发现坐在台下的彭定安老师也微笑着。我的情绪因之受了鼓舞，往下讲得愈加兴奋。如果他听了我的话毫无反应，我会捉摸他是否思想深刻得对我肤浅的话不屑一顾，甚或正城府极深地暗自嘲笑我呢。可是他身子一动未动脸上却极自然极灿烂地洋溢出微笑了，比鼓掌，比说一大堆表扬的话还起作用，不仅鼓舞了我，元举、原野也像要在裁判面前多争得几分似的，精神极其振作地幽默起来，他俩妙语连珠博得阵阵掌声和彭老师更由衷的微笑。我明白，这效果绝对是与彭老师在台下用微笑创造的环境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学者和长者，他的微笑就是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我很有体会，与不能作为良好环境条件的长者同日而语时，不仅难于产生激情，原有的一点热情很快也会萎灭的。难得的是，他不是一次半次而是经常以这样一言不发的微笑把晚辈们还不自信的优点鼓舞得蓬勃开来。去年我和他一同到外地参加一个文学方面的会，欢迎晚宴时我俩同桌并且挨坐。那一桌就他是长辈，他不善饮酒，而中青年作家们凑一块不畅饮一番是很扫兴的。我跟他说有个小品讽刺卖假酒的，买者指责卖者酒里掺水了，卖者却更正说不对，我这不是酒里掺水了，而是水里掺酒了。彭老师听了又是会心地微笑。我趁机又说您也把矿泉水里掺点儿酒，和那些酒里掺水的（大家喝的都是低度酒）同志们干一杯。他真就微笑着这样说了，做了，使得满桌作家们情绪特别好，你敬他劝畅饮得十分开怀。假设他不是这样而是一本正经一脸严肃地坚持说不会喝酒并且坚持滴酒不沾，那一桌欢迎晚宴该会多么扫兴啊。

    作为晚辈们成长的一片环境，他发挥了不少滋养的作用。他每次会上一点也不引人发笑但每次都有新鲜见解新鲜内容的有条不紊的发言，都是滋润后生的雨露。我省不少中青年作家得益过这种滋润。起这样作用的还有他的评论文章。记得胡小胡的长篇小说《太阳雪》样书刚出来时正赶上过春节，小胡就把自己这部新作当拜年礼物送给彭定安老师了。彭老一气读完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又放弃了春节期间的一切娱乐活动，一连写了三篇评介文章，后来又在该作的研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

    他作学术报告和会议发言总是内容丰富，并且总是因新鲜的思考和有条不紊的表达而吸引人。但他平时说话不多，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多，偶尔有几句也不生动。但他不多也不生动的话却是一言九鼎的，或说是君子口中绝无戏言。一九九六年他以辽宁省鲁迅研究会会长名义出面筹办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大会，一是筹措经费，二是组织安排会议开法。省作家协会算举办单位之一，我代表作协参加了筹备会。一应事情商定之后，他说让我代表作协和作家大会发言。我说作家协会是得安排个发言的，但是谁得回去商量一下定。他说就定你了。我说我们书记可能参加会，他发言吧。彭老说还是你有代表性。我说回去定。开会前我报了书记和我到会，书记发言，并让书记直接跟会议主持人通了话。在我的观念里，谁职务高谁最有代表性，因而我没作发言准备。第二天我坦然无事坐主席台上认真听别人讲话，却听主持人点到了我的名字。我忽然头嗡地一声，手足无措了几秒钟。但上千人的隆重大会，还有不少北京和外地来宾，不容我作推卸责任的解释了。我闭眼迅急构思了一下，记起几天前曾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写过几段关于向鲁迅学习的话，便慌乱掏出来硬头皮走上讲台，把那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几段话念了—遍，自我感觉糟透了，回到座位时脸还烧得不敢抬头。可马上听到了作为大会主报告人的彭老师说，我非常赞成方才作家刘兆林同志的讲话，他说“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作家，不读鲁迅，那是最大的浅薄，如果再来嘲笑鲁迅，那就不仅浅薄而且是轻浮了”，这话很对！在那么大一个会上如此杂乱无章地发言，在有些领导眼里实在是太没水平了，可学者彭定安却给予赞扬，我发烧的脸一下冷静下来。散会后在餐桌上我一再向他和书记解释说没做准备出丑了，他仍是那么由衷地微笑着说：“不是定你发言的嘛，我以为你故意用散文诗的形式发言呢，无意中创新了！”我这才领教了他口中是无戏言的。

    作为学者的他，才华和贡献不用我说了（我也说不出子午卯酉来），砖头厚的《创作心理学》和鲁迅研究等著述堂皇地在那儿摆着呢（好几十万字的理论著述能写得那么有文采是不多见的），因而我特别想知道一点儿他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但由于对他的尊敬，一直羞于开口。我就从他的衣着上判断。他的衣着是雅致而有生气的。冬天他好穿一件黑呢大衣戴黑呢贝雷帽。若光是这些，就不仅毫无生气可言而且近于修道士的服装了。可是，一条鲜红的领带加一条火红的围脖，.一下子像把火炬点燃出他内心的热情和美来，大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感觉。他的儒雅内向而又不过分的学者风度在辽宁作家群里别是一番独特。那些参加过战争，在战火和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写下名篇佳作说话高声大嗓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着装大众化的老作家们，是一大片可爱的风景。彭定安老师在这一片风景中独特而又融洽地存在着。别的老人高兴时可能直接向我讲讲自己的老伴或家庭方面的事，我却从没听彭定安老师讲过。愈是不讲愈诱我想知道一点儿，不是有探隐癖，是想对长者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以便学习。有一天暮色苍茫的时候，我去他家送第三届东北文学奖评奖材料。他是评委。敲了三遍他家的门都没有回声，我边自责没事先打个电话而白跑了，边作了要走的准备又敲一次。不想随着敲声屋里传出蟋蟋_嗦类似怪物的动静。我忙大声问了一句彭老师在家吗？怪声忽然止了，他的老伴出来十分不好意思地道歉说老彭散步去了，以为是“老彭”回来了呢，想吓唬吓唬他玩儿！只这一个细节，可以想见他夫妇感情的丰富和美好，他的家庭生活一定是幸福和有趣的。怪不得他脸上除了深思外，总是由衷和自如的微笑。他学业的才华和成功一定与这位常常在家里吓唬他玩儿的夫人有极大关系。这也使我联想，他的治家态度一定是和治学一样严谨的。

    中才之我见

    王中才差一点就长我十岁，我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大约十五年，该怎么称他待他，上帝安排好的这两个数字已给定下多半了。有一年，大约是十五年前，有个朋友同我论起中才。我说若把军旅作家按婉约派与豪放派分一分的话，中才该笄作婉约派里的。我丝毫没把婉约当贬义词，我这样说时心里的参照人物是李清照、李商隐、柳永这些古人和徐怀中、胡石言这样的当代军旅作家们。以后中才发表并产生很大影响的《三角梅》、《最后的堑壕》等名篇更加深了我的这种看法。和那朋友这样背后论说他的时候，他已是我的领导（当然也是我的文学老大哥）了。后来他从我那朋友嘴里听到了我的婉约说法，再后来我也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他论及豪放与婉约。他说，婉约没什么不好的，婉约在某种程度上比豪放更有力量，比如父亲和母亲，常常是母亲更给人以力量，还有王昭君、西施比之于花木兰和穆桂英……（大约是这意思）。他这意思我是认同的。我觉得军旅文人能有点婉约气质，是文武的统一，挺难得的。这是当年我下意识对中才文章流露出的看法，其实也包括了对他性格的看法。别看他身材高大魁梧，一个山东大汉形象，要我看他最大的力量在于多少带点母性的宽容、爱心、热情和乐善好施方面。这不需我鸡毛蒜皮细细道来，一大群文学朋友已有口碑立在那儿了。中才的许多朋友其实也是因此而赢得的。他家里事实上已成了他这种性格所吸纳的许多朋友们的倶乐部了。当然，他的朋友多，绝不单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而是性格与文才的结合。十多年前我随他去大西北的新疆和甘肃采访，戈壁沙漠的晚上闲极无聊，我们做起了编谜语游戏。记得我编了个——乾隆皇帝——打一当代作家名，让大家猜。没人猜着。我只好自己揭底说是王中才——乾隆是王中最有才华者。中才评说，他只是中等之才，因得了王姓，作为谐音谜语，算尚可吧。

    可我却真是认为中才的文才令我眼热。我文章中缺的就是被称为采的那一份才。那次大西北之行，我虽然也写出了《“九号半”记》等几篇还可以的特写，但远不如他数十篇散文诗有文采。我们共同经历的一点点小事，我没当回事，到他笔下不成散文则成散文诗了，很优美。而我非得许多特别感动人的材料才能弄成一篇。导弹发射塔上飞起一只小鸟，我还没在意，他已联想成一只鸽子啦。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导弹核武器上飞起一只和平鸽，立即成了他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文诗。茫茫戈壁，火车行驶几个钟头不见一点色彩，忽然一片红土出现，我只是新奇地睁了睁眼皮完事了，他竟写出一篇《血沙》散文诗。1988年他带沈阳军区创作室一行中青年作家骑肉行车沿黑龙江采访四十余天，翻山越岗，风吹日晒，早行夜宿，经过大小兴安岭及沿江的许多哨所和村落，我锻炼体能开阔眼界之外只记了一点日记，至今没写出半篇文章，而中才半年后就向出版社交了一本散文书稿《黑色旅程》。

    中才究竟是中才还是大才，我妄加评说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反正他是个有才爱才却不爱财的人。他是大学生入伍，这在六十年代是不多的，因而他很早就给军首长当过秘书。若对当官感兴趣的话，怕也不是个中小之官了，他偏偏把自己的才华完全献给了文学。在军里当业余作者，到解放军文艺社当编辑，当到快要成了管编辑的官儿时，他乂赶紧逃离编辑部，逃离北京到沈阳军区当专业作家了。当时沈阳军区养专业创作人员的单位还叫创作组，让他当该组的副组长，也就是自己写作之外再为我们十多个作家画家们服点务。有一次赶上创作组重新定编制的时候，我向他建议说，人家南京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等都叫创作室，咱们堂堂的盛京（沈阳）大军区为什么叫创作组？趁重新定编重新下令这机会，也改成创作室得了！中才说叫什么无所谓，再说我去争这个好像我嫌副组长官小，非要当副主任似的。我说你不嫌官小，我们跟你个副组长下部队，人家总以为你跟团里放电影的电影组副组长一般大，我们跟放映员差不多呢。咱们只正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终是不肯去正这个名。我说你不去正我去正，反正我个创作员不会担什么想当主任的干系。我就在要行文下令的前一天找到部长去理论，真就正过来了。所以中才说，我这个创作室主任的名是兆林正过来的。从此，业余作者们和机关同志才开始由王组长改叫王主任。

    我们创作室的人是没谁叫他王主任的，不管老少，连庞天舒这样小他二十四五岁的也中才中才地叫，他听着很舒服，愉愉快快地答应。创作室以外的人，他看谁有点文才，也是非常愿意人家叫他中才的，若是并无一点文才也想混热闹图个虚名的叫他中才，他就不一定答应了。可见他因了爱才，就不讲身份了。即使创作室谁和他闹了矛盾吵了嘴，也只是声音变厉害了说：“中才这你不对……”而不可能说王主任你怎么怎么的。中才的爱才还体现在，哪个能写点像样东西的人求他办点什么事儿，他是不遗余力的。

    中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缺个既能写乂能管的主官社长，又想让他回北京去，他仍然选择了写作这个差事终生在沈阳干下去了。

    说他不爱财，也体现在他的那点儿钱财多被有点才的朋友们喝酒用了。

    他在喝酒方面是不婉约的，不用劝，主动喝，即使不想喝时也好劝。有时先说不喝了今天肯定不喝了，人家一劝，又喝了，而且喝着喝着便主动起来，反过来又劝别人喝。有的酒他是为个人喝的，有的酒是为朋友喝的，有的是为他任职的集体喝的。一九八九年，他带我们沈阳军区作家到南方与南京军区作家进行访问交流，结束时，他代表沈阳军区喝了太多的酒，竟在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一失足以头撞地，像座山似的沉重倒地声我至今在耳。那种喝酒我认为是献身精神，我在老山前线，以及其他许多场合都曾深深体会到，为集体去拼酒真不比战场打仗轻松。那次他头破血流，我不忍心去玩乐了，陪他去医院治伤。那次的酒他绝对是为集体争光而喝的。沈阳怎么能被南京喝败呢！他一生总共喝了多少酒，没法计算了。不过我因他爱喝酒而得了几个好酒瓶子（我喝酒远不如他但爱收集酒瓶子），其中最好一个是他在广州喝空了带回沈阳又送给我的那麻袋状的鬼酒瓶子。那瓶里装着我们的友谊。

    中国文人的优缺点在中才身上体现得都挺明显。琴、棋、书、画、酒、歌、舞等，他虽没全好，但不好的也用类似项目代替了。比如他不爱下棋，用爱玩牌顶了。他不好弹琴，用听音乐替了。没有缺点的文人能有吗？中才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他心太软，有时不善的人同他喝了酒求他帮个什么忙，他盛情难却也会帮的。这时天舒或中夙就会因之咬着牙对他说：“中才呀中才，你管闲事有瘾哪！”或者张正隆铁着脸说他：“这个中才呀，太……什么了……！”中才则会无可奈何说：“你看看，人家确实遇到了困难，这么诚心求到你了，你说我怎么好意思不帮一下？”因为他宽容，能纳下方方面面的人，又热情，又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所以他的缺点也没法不被认为他有缺点的人谅解了。他周围的一群文人就拿他当出气筒、泔水缸、挡箭牌，怨他、怪他、怒他，遇到麻烦事了还得靠他帮忙。大家毕竟拿他当老大哥领导。

    作家们有些想法有时和上级领导有不尽相同的地方，这是自然的。中才当着沈阳军区作家的头儿，在作家和上级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时他组织做些上级指示的而作家们又不愿做的事儿了，会有人当他面说：“中才呀，你个宋江又被招安了！”说的当然也都嘻嘻哈哈，不可能认真做也不可能不做。中才也必定和颜悦色反驳说：“啊，我宋江！你李逵一下让大家看看！你怎么不出来李逵—下？”他就这么带领大家宋江不宋江李逵不李逵地往前走着。省作协有事叫他参加他也参加，全军作家们的公益事情请他出面他也出面，老、少、男、女朋友们有愁事、喜事，甚至婚事找他跑腿他也跑。这其中，究竟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种事该多做，哪种事该少做、或不做，没法说，也无需说。但不管说与不说，他给我和我的一大群同事及朋友们带来过许多话题和难得的记忆。

    个人能给大家留下许多话题和记忆，那是难得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我的不少作品与他有关，不少经历也与他有关，当然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性影响性的有关。比如我出第一本集子他带我去请徐怀中老师作序，我第一次学跳舞他是导师，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开研讨会他出面张罗，我转不转业让他帮出主意，以及家庭有了麻烦事……等等，等等。这些有关的作品和有关的经历，有的在他的文章中提及过，有的在我的文章中涉及过，但大多还都印在脑子里。一个人能与另二个人有过许多有关的事情，这是缘分，是不能忘，也忘不了的啊！中才给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是，他心宽，所以体胖。他能容纳，所以朋友多。他有自我批评精神，所以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散说朱苏进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晓凡约我写篇“作家论作家”稿，我只忖度片刻便认定了朱苏进。于是抽空信笔写上一段，不加分析，只是武断戏说，直到限定的时日和字数满了为止，散散碎碎的，也顾不及是否会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问题，等苏进骂我胡说就是了。我总认为古今中外作家和作品不外三大类：写帝王将相的，写才子佳人的，写平民百姓的。按这说法划分的话，朱苏进该属第一类，写帝王将相的。他虽然很少直接写帝王将相，但所写人物多有帝王将相之气。直接写到的将们自不必说了，那些士兵和校尉们也被他写得将心十足。袁翰、西丹石、苏子昂……仅仅是个连长班长团长，可他们自命不凡的眼光和心胸，关注的多是将相分内的事。不仅写人，他有数的几篇散文也如此——《天圆地方》是写棋中之王围棋的；《南方的暗示》、《山是站起来的大海》是写景中之王山的（也包括海）；《被一个愿望伤害过》是写星中之王太阳的（是传统观念或艺术观念的星之王）；《自然之子的痴笑》是欣赏军队作家周涛散文集《稀世之鸟》的。《鸟》中主要作品多是写大西北的雄鹰啊烈马呀神山啊等等英雄豪杰气很足的景物。写得大气潇洒是肯定的，但有些地方文以载道得太直露也是事实。苏进读后赞叹不已，仿佛一位文帅在欣赏另一位文帅，赏后道：“于是我想，与卓越作品匹配的只能是卓越的欣赏。它好像只是为你一个人而作，好像欣赏时世界都停下来了。”校尉、士兵、景观都被他写出帝王将相之心来，这是否与他自己有将相之心有关呢？如若让我写将相，大概将相们也成了平民百姓，可见我属写平民百姓那类。

    还可以把军队作家按出身分成三大类：军人家庭出身的，农民家庭出身的，一般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家庭出身的。朱苏进属第一类。他父母都是军队医官，妻子也是军人的女儿。苏进把这样的家庭出身引为自豪，常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尽情流露。我们都去过老山前线，我写战场生活的《秋声》、《雾里一团烟》等与他写战场生活的《欲飞》等一比，足见我不是军人家庭出身也不是个优秀军人了。他的军人意识简直浸人骨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了。足见苏进是位军人家庭出身的优秀军人和优秀的军人作家。

    我还认为可以把作家和作品按写情、写理、写智力娱乐三大类归拢一下。这与前两种划分一样都不怎么科学严密，我不过是想粗略戏说一下罢了，并没想认真定义推理。我觉得苏进属写理见长即文以载道的那一类。他的文字，心理分析透彻深刻，笔笔如刀，刀刀见血，思辨力很强，内容和主题也多有哲理性和思想性，流露的多是强力或思想的力量，而不是以情感人以情见长。《引而不发》、《第三只眼》、《凝眸》、《绝望中诞生》，标题就显思想。《轻轻地说》算是写亲情的，但这在他作品中占极少数，几乎再没第二篇了。苏进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深思的、深刻的。他写景不多，偶尔写到时也带感觉色彩：“东方犹如挨了一鞭子，破了，绽出一抹红光，红得含蓄”。在他眼里，连东方的红光都是武力抽打出来的，似乎离了武力一切都不可能。他作心理分析时的思辨力就更强。他作品里的人间烟火气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都被伟大的深刻啊思辨啊挤没了。我呢，我深刻不起来，有点见长的地方也只属肤浅的生死悲欢忍辱负重的真情，就是苏进所说“没有胆略时就弄点善良搁那儿”吧？

    若按雅的、俗的和雅俗共赏的三类分一分的话，苏进当然属雅的，顶多也只能沾上雅俗共赏的边儿。若按时下的先锋派、传统派和中庸派划分苏进呢，就难了点。他的文体是传统的，思想却是先锋的。综合看呢，先锋派认为他有点传统，传统派认为他有点先锋，可见他既先锋又传统。苏进究竟该属哪一种，说不淸了。那么往下我就随便乱说吧。为了避免乱得一塌糊涂一点头绪没有，别人读了啥也记不住，还是用数字标记一下为好。

    一、苏进是强者。他极力赞美强者的争斗，崇尚阳刚之气，歌颂胆略和勇敢。即使恶者的恶也是一流的恶，英雄的错误也是一流的错误。如果他肯向谁承认自己有缺点的话，那也一定认为是一流的缺点或光荣的缺点。他绝不会奴才似的哭哭啼啼或痛心疾首那样去承认错误去请求宽容。他会理直气壮地说自己错在哪里，好像错的不是他而是听者。一旦他这样说的时候肯定能改。他笔下那个出征前犯了强奸罪的班长谷默上刑场时也雄赳赳的。他作品的宇里行间常常冲动着以求一逞的雄野之心和不得逞的遗憾。他敢做带头羊自认了想做的事不左顾右盼，果敢地悄悄地走过去做，做完之后就引起一阵响动，他似乎满意于这种效果。凡事宁可不做，做就做个漂亮。文章要么不写，写就一鸣惊人。连抽烟都是，抽就抽得潇洒，抽出个大将风度来。他脸整天像雕塑一样深刻着，凝思着，总是缭绕着自己吐出的烟雾。那烟雾极自信。强者都是自信的。我总不自信。可见是个弱者。

    二、苏进喜较量。也许只有较量才能检验出是否强者，他写每篇作品似乎都在参战，尖锐、深刻、冷酷的文字仿佛一刀一枪在刺杀，一经问世总要压倒一批作品。读过之后也如随他认真厮杀了一回，很累，但也累得痛快。痛快的事能不累吗？累得大汗淋漓才最痛快。读他带着较量之心血写出的作品累得痛快却不痛苦。再也许他满意军人这职业才对较量感兴趣的，也兴许他是在通过较量这手段来培养军人素质，首先是心理素质、精神素质。他择友极严，弱者、浅薄者与虚伪者绝不与之交、与之谈，他的交友必是强者。他还敢于树敌，或敢于树更强者为敌。树强敌才能真正较量啊！瞧瞧他喜欢的几样游戏，爱看的是足球，爱玩的是围棋，都是对冲对杀较量素质的玩艺。我见过他观赏足球比赛时亢奋和痴迷的情态。下围棋时那样认真以至认真到废寝忘食耽误正事的程度了。他所欣赏的团长苏子昂也如他一样喜爱棋，找不到对手时竟想去监室找死刑犯去下。看看他那篇写围棋的散文就知道他对围棋已偏爱到偏激的程度。他说围棋“召唤档次高尚的人，谐调的人，与自然精神一致的人。这种人，一般都是有质量的好人。丑恶的人下不好围棋，肯定！”“在棋枰上，你可能有万千化身。你可以当翩翩君子，流水不争先，行云不蔽日，落子飘曳，棋风柔软似柳枝；你还可当帝王，君临天下，威镇八方，置万众于股掌，生死垂于呼吸间……”而我只知道围棋是项高超艺术，自己却不会，也不喜欢，只好自叹不是高质量的人。

    三、苏进是精神贵族。他以髙贵为荣，鄙视卑贱，不屑与芸芸众生、与奴颜婢膝者（指精神上的）、与庸人谈半句话，不够层次的平常作品看半页都会闹心，从没听他谈过这类人和这类作品，连所谓大手笔们的作品也常被他说成写的不好哇，太臭。他自己有的作品本来也还看得过眼，问他时也是那口气，这篇不行，臭，xx篇不错，你看看吧。他的精神贵族气似乎带有点军人贵族味，这与张承志的精神贵族气不同。张承志精神上的高贵气也很强烈，但那是充满贫民意识平民感情的贵族气，并且这种贵族气主要体现在文体和语言风格上，而朱苏进的贵族气不是文体上的，似乎是在思想感情上。他时常流露出贵族气，我有点惧他的贵族精神或他这个精神贵族。我写过一篇长散文《父亲祭》，发表后，张承志等我看重的朋友说很不错，我却没给苏进寄。有次他在北京开会时听张承志推荐这篇，就在电话中说要看看，我说不过是忆苦材料，不值一看，终没寄。我是怕他看不起，而我自己却是极看重这篇的。我的长篇处女作《绿色青春期》也没给他寄，也是怕他苛刻的眼光刺伤了我的情绪。我虽然内心深处也很傲，有时也自认精神境界不低，但狭隘的贫民意识和弱者之心又常使我有种自卑感，觉得我属卑贱者，不宜拿自己的真情给别人当笑料，也不宜捧出自己的伤口让别人撒盐。我曾觉得和苏进是朋友，也在几次他在场的公开场合这样说过。但后来看他在哪篇文章里有过“那些假朋友伪朋友准朋友”的话，我就想我是不是他认为的伪朋友啊！便不再与他使用这个词，常常自忖：性格中执著这一面我们是相同的，但思想感情不样，尤其我那常带自卑的精神境况不足以成为他的朋友吧？好几年前曾有小辈评论者论及军队作家时用过“南朱北刘”一词，还有过大学毕业生发表毕业论文论及我俩的异同，我看后有愧，怕辱没了苏进噢。这不是虚伪之词，我真的想我不敢说大话不能做大事，与苏进等出口便是大话动笔则是大文章的同事们主动套朋友确实有点攀附之嫌，何不也学他们那样，到哪儿腰挺直点，说话气壮点，多说些大话（但不能说空话和谎话，他就是如此），甚或不仅不套朋友而是树为对手，也在同他的较量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岂不更好？

    四、对爱和恨，苏进似乎更称道恨。这样谈也没什么充分理由，只是凭感觉。善和恶究竟哪个更促进社会发展？有说善的有说恶的，我觉得似乎善和恶都是，而我的生活经历使我更称道善些。苏进却让我隐约感到会认为恶更有功劳。他心目中的那些榜样哪个是仁的爱的？在我看来，崇爱者多行善，尚恶者多施恨。他的太强的军人意识，他的对战争的渴望，都让我联想到他对恶的功劳看得重。他在《瞬间——战争文学的智慧美》中说过“……从一根枪管望出去，那金属膛线旋转着奔向太阳，仿佛要拽你一同奔去……你不得不承认：它美得令人晕眩！再看：一颗炽热的子弹钻进人躯体，进去时只有针尖大的孔，出去时却扯走几斤肉，人皮像旧书角那样卷起来，在颤抖……这幅战场生态与心态图，不由人不憎恶战争！但是，那颗罪恶子弹，正是从那根美得令人晕眩的枪管里发射出去的呀！为什么不把两样东西联系起来体味？那么，你无论是憎恶或赞叹岂不都更为深刻了么？两者是母子关系呀……最新版的军事著作也必须体现一条原则：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我们可不可以对那些所谓的‘恶’，施与些善意的深深的体味呢？而对那些所谓的‘善’（当然也是真实的善），施与些恶意的刀锋呢？”战争是强者也可以说是军人施展才华的舞台。因而，苏进施展的渴望常常使他以战争眼光为纲看一切，连把人世上最具爱心的母亲给儿子买个玩具枪也看成是崇战意识。当然我不是在说这意识错与对，毛泽东思想里还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呢，毛泽东同志还认为阶段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呢。我说这些并不排斥苏进会爱，也许他对他喜爱的事物比谁都爱得壮丽呢，比如《轻轻地说》的爱妻女，《天圆地方》的爱围棋——诚如他自己所说：“爱有一条胳带，就像婴儿有一条脐带。婴儿的脐带连在一只兽腹里，比如猿；爱的脐带连在两只兽腹里，一只叫做恨，一只叫做妒。”但是我说苏进的爱的脐带还是连着兽腹那一端显得粗壮。他的性格及他的作品总的感觉似乎是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一面挺充分，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面就不怎么鲜明了。

    五、苏进似乎不太喜爱大自然，而只关注人。他的作品里心理活动的描写比比皆是、淋漓尽致却难找到较大的描写自然景物的段落，散碎的描写也不多。我曾有机会四五次和他同一集体游览名山大川，感觉也是他对自然景物不甚热爱。1989年深冬他到东北来，那是他第一次出关。当我们深人到关外最东北边的大兴安岭时，那奇绝豪迈的林海雪原景色，连我这个生于北国长于北国的人都看得目不转睛。他却在列车上和几个人专心致志玩扑克。这使我遗憾。或者他太内向了，不肩在脸上表现出喜爱来？我们一同爬过乐山、武当山、黄山、长城和九寨沟，只在黄山上最壮美的一处景观歇步时见他开心地笑过。我们都是第二次上黄山了。我有篇散文这样描写过第一次登黄山此处时的感觉：……这时才觉得自己真正作为一个人溶入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听见的是云的流动声，还有极乐的人们忘情地发出的呼吼，那声音不是从喉咙发出的，是从心眼奔放出的——啊——啊——啊——黄——山——你——好——！许多人都同时这样呼吼起来，纯净的声音在云上边的山壁和空谷间推来撞去，声音那么结实，推不散，撞不碎一声连一声延续好一阵儿。正当人们忘我地享受那超凡脱俗的仙境之美时，忽听一媚俗的女声喊道：“李——处——长——！”这用媚俗之声喊出的官名把大自然美好的气氛破坏了，气得几个人齐声应道：“李——处——长——滚——蛋——！”苏进就是听我说到这儿时笑的。他还是对人敏感啊。写《人世之歌》和《再生草》的法国作家让？齐奥诺是极其崇尚大自然的，他认为在作家眼里大自然与人应同等重要。他说：“以我观之，现时的全部作品，给予平平麻庸的人类的位置太过突出，而世间山河这类奇伟的居民的脉搏跳动，却基本上忽略了，使我们感觉不到”。“我深知，要创作没有人的小说是不大可能的，既然世间存在着人。问题是，应该给予人以恰当的地位，而不应将之作为宇宙万物的中心。人不应当睥睨一切。须知，一座山不仅是以其高和大而存在的，她也有重量，有气味，有动作，有魅力，有语言，有感情。一条河也是一个人，自有其喜怒哀乐，自有其爱情、力量、灵魂和病痛，并且渴求冒险的经历。溪涧、山泉都是人，也会恋爱，会骗人，会撒谎，会背信弃义；她们袅娜多姿，以水草苔藓为裳。森林会呼吸。田园、荒野、.丘陵、海滩、大洋、山谷，常常受雷电轰击的峭拔的山峰、自创世纪以来山风就在其面前撞得粉身碎骨的傲岸的悬崖绝壁，凡此一切，绝非仅仅是可以令我们一饱眼福的景致。他们是聚族而居的活生生的人。”“作家们应该洞悉、热爱、理解或憎恶人类所生活的环境……”我引了齐奥诺这么长一段话，是因为我喜欢他的作品，赞同他的见解，并受过他作品的影响，因而对不大重视大自然的优秀作家也就多少有点遗憾。我以为写城市和军队生活同样应该重视自然环境。起码可以说苏进重视得不够。这不等于说重视得不够就不是优秀作家，齐奥诺就嫌《至诚至善的人们》这“一部值得称赞的小说”因不重视自然环境的描写而使本来很健壮的巴黎略显瘦小了。

    六、苏进喜欢简洁。他日常生活中就不是爱说闲话废话或没话找话的人，没话可说就不说。废话说了有什么用？有用的话他都尽量简约着说。中共中央委员会他肯定简称中委，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必定说成人文社。有时一部很长的中篇小说里所有人名都是两个字的，这只能说明他喜欢简洁。他似乎最看不起喋喋不休说了一天话，全是平庸废话那种人，还看不起下笔千言，动辄三四十万字而又无惊人之笔这种人。稀汤寡水一桶接一桶似的作品他肯定不会去看的，走后门求到他也不会去看。他的简洁是出色的，有时也有简洁得发涩的时候。如“西丹石父亲”，他说的是西丹石的父亲，省略了个“的”字，语意也容易歪曲成西丹石是父亲。还有“这本润滑的小书弥漫作者的精神”，弥漫后边省略了个“着”字，读起来也犯琢磨。苏进崇尚大手笔，逍词造句总斟酌着使用超凡的，有点像将校点兵，权威地指令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就难免有时显得生硬。川端康成也是苏进称道过的大手笔。可川端康成笔下哪有几个指令性很强的句子。作者和读者不是将军和士兵的关系。川端先生就全是平易近人地娓娓叙说，读来一种宽容大度的亲切，一种超拔自然的大家境界。缺少平易近人气，总是站一高贵角度颐指气使，自尊读者恐怕就不大愿接受，其实人人都是王，都管着点什么。而真正的王们真正能管得着的不过是几个大帅几个朝臣和几个亲姬近妃而已，他们是管不着最下层老百姓的，所以老百姓怕的也不是帝王将相，而是直接管他们的顶头上司。王也好将也好，平头百姓也好，作为生命属性的事都得亲自作。饭谁不亲自吃？觉不自己去睡也不可能，大小便别人也无法代替，性生活不亲自去做恐怕也不大行。这样想来，秦始皇和济公和阿Q和任何一个无名鼠辈都是平等的，就是都得亲自生活。这话似乎说得走板了，其实意思不过是作家也应有个和读者一样都得亲自生活因而都是平等的态度而已。

    七、苏进很喜欢“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句话。好马还用扬鞭吗？只有奴才才须主人看管着做事。苏进是骏马，是军队作家这群马中有带头能力的年轻骏马。他不瞎奔乱闯，他不顺风使蹄，他不盲目跟从，也不左右摇摆，自己认谁了目标就扬鬃奋蹄奔过去，不管有没有现成的好路。当然他不会纵身往泥潭里跳，跳进泥潭的话会葬身，他懂得绕过泥潭或跃过泥潭而奔向自己的目标。他的目标很高很远。他奔向目标的执著精神很感人。他痛恨说是一个队伍共同奋进实则是投机钻营脚踩两三只船不为这支队伍添彩只会拨弄是非瞎搅混的人。他在奔向目标的途中遇了江河湖海也不会脚踏两只船前进。失败并不能证明失败者就不是英雄。海明威写的那个打大鱼的老头就是个失败的英雄。失败的英雄和成功的庸才不能同日而语。苏进肯定是宁当失败的英雄也不当成功庸才的主儿。他蔑视连初衷也没有的人，自己当然不会轻易改变初衷。

    我看重苏进，尊重苏进，始终关注着苏进。我们同在一个马群里奔跑着，不过他跑得快并且跑过的路上留下的风声大些、蹄印深些、而且还会比我跑更远些吧。但是我会一直听得见他的蹄声看得见他的身影却肯定踏不着他的足迹。

    与茶结缘

    赵本山所演乡土小品和电视剧的风靡，使得不少南方人误以为，东北的女人，大概都像赵本山的搭档高秀敏那一帮子，人高马大，似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裔，男盗贼们见了也要望风而逃的样子。沈阳女作家马秋芬写了部《老沈阳——盛京流云》大散文，笔力有些雄健，南京城里一位资深编辑见了她便一脸的惊愕说，沈阳怎么也有江南女子？！他若见了马秋芬最近著文推荐的一位茶女作家王琼，怕是再大的脸也盛不下那些惊愕了。不信就到王琼女士一手经营的和静园茶楼看看，再读读她新近创作的茶散文集《白云流霞》。

    说到王琼，我不禁想起杭州女作家王旭峰来。就像南京那位资深编辑想象马秋芬似的，我原以为，精通茶艺，又写出百多万字的茶人三部曲小说，尤其又生活在杭州的王女士，该是婀娜苗条柔声细气林黛玉一般。不想，她风风火火爽爽快快，见面不久就自称是“父亲的女儿子”，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江南。究其因得知，她从小在军营长大，是军营文化将这江南女子塑造成父亲“女儿子”的，若不是大学毕业后多年受茶文化重塑，怕就是个父亲的“男儿子”了呢！可见茶这东西好厉害，不管南北的人，只要被它缠住，谁都会发生变化，往雅处变，往静处变，往内秀处变……想想武化的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一喝上茶，也变得文质彬彬起来，文化了多少啊！从小在沈阳长大的王琼就是想用茶文化为粗旷的家乡增添几分内秀，才于1996年亲手办起不仅在沈阳一枝独秀，在全东北也是第一家高级茶艺馆，并亲自从茶艺员做起，经营了多年之后还一往情深地经营着，把个灵魂附着在茶上，日日茶蝶般在茶林中舞，夜夜茶鱼般在茶湖中游，影响一天比一天大，现在沈阳已有了六七十家茶艺馆了。王琼和她的和静园茶楼已受到世界一百八十多家媒体的关注，中国茶艺界有关人士称她为东北第一茶人，她因此成为中国茶道专业委员会理事、国家劳动部制定茶艺师评定标准她是茶艺馆界唯一的代表。

    北方至今不长茶树，故少有茶馆与茶女。是改革开放的大风，吹开了王琼心田早就栽下的茶之花。她在大学学的是中医，对中草药有较深的理解和偏爱。为了使那些高贵的茶和高雅的人有个髙档的结缘处，王琼没有去从医，原于1996年在自己的故乡——大清帝闰定都北京前的国都沈阳，创办了全东北第一家高级专业茶艺馆——和静园茶楼。我想，市场经济以来的中国，人的工作选择是大大地自由了。王琼的与茶结缘，除了有一点儿市场的原因，更主要的应该是她与茶极相通的性情和气质。茶与别的中草药比，还有文化方面的精神作用，所以她便有些鲁迅弃医从文的意思而弃医从茶了，这等于是她和茶双向选择而结缘。如果她心性中没有那份执着的柔韧，没有那份恰到好处的淡泊宁静，没有那份既出世又不甘消极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她就绝不会与茶结缘了。当时，茶艺业在沈阳几乎是空白，不存在和谁强烈竞争的问题，做好了做大了，只会对大家有益，不会挤了谁损了谁，完全是一种从我开始，引茶北上，自我完善的有所作为。茶教人不委靡，教人有上进心而不出风头，教人掌握分寸、适度、恰到好处，总之茶所做的都是属于建设性的补益工作。与同为兴奋剂的酒比，则酒破坏性较大，教人激烈、偏狭、说大话又自食其言，许多无德的事都是酒后做出的。当然酒也有优点，比如可以给英雄壮胆等等，这里不去说它了。但是王琼压根就没有想当英雄的念头，她只是想，中国的女子，不仅应继承传统美德，还应以出世的精神做点儿入世的事，还是与茶结缘好。所以当初她只接触了几天酒店业便洗手了。

    王琼一经自愿与茶结缘，便开始了更加雅化的生活。她取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积极因素，选“和静园”三字为茶艺馆名，意在为人们营造一个求和求静的精神家园。这家园不是逃避的场所，而是竞争时代受累遭挫的人们一处和静的港湾，在这里歇息一下，再以出世的精神去人世，精神状态就大不一样了。于是，她就得为了这和静之园奔波于南国的茶山雾水，宿时雾中听草，行时天上观云，以至最爱写作文的女儿也只能一次次在电话里把得意之笔念给她听，她也只能在电话里把从茶的清苦中品出的无限甘甜传达给女儿。

    许多人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就无形中把草木定为了无情物。可是，被称作香草和嘉木的茶，简直被王琼听出了千万种风情，茶成了她眼中最为有情之物。于是有了她编辑的《和静园茶人语录》，有了她主办的《和静园茶人报》，有了她主办的电台《和静园茶人时间》，有了她筹办的沈阳首届茶艺大赛，有了她主讲的大学茶艺课……同时辽宁文坛也有了她创作的茶散文集《白云流霞》。

    可以说，她为粗犷的沈阳增添了一抹高雅、一缕婉约、一丝温柔，而这些属于江南的文化气韵，正丝丝缕缕地在她和同道们的不懈劳作中渐渐弥漫开来，润泽着庞大而粗犷的沈阳。中央电视台因之将王琼和她那书画满目丝弦悦耳的茶楼作为沈阳新的文化亮点，向海外加以介绍。王琼成了沈阳的一棵茶树，她的和静园成了东北的一亩茶林，引得不少没到过沈阳又正在犹豫何时到沈阳看看的文人雅士们提前奔向了沈阳。台湾散文大家林清玄，曾带着自己的赠书到过和静园，品茶赏艺，题诗谈文……她的和静园已成了物欲横流中太累的人们歇息片刻进行灵魂洗浴的一方晴朗天地。

    古时茶人多为重出世而轻入世精神的清谈家，但王琼好茶却不尚清谈，品茶味尚茶道经营茶艺并茶化着自己的同时，又把体悟写成一篇篇美文，这都颇费心血。她的文章都是躲在旅馆的清灯下旅途的嘈杂中写就的，所以才能半分钟健美操没练却文文静静地苗条着，一脸的宽容，一腔的善良，一手的灵巧，一身的冰清玉洁。志同道合的丈夫感谢她，学绩优异的女儿热爱她，手下一群花仙子般的茶艺女子崇拜她。她读诗她们也读诗，她写作她们也写作，和静园的男女员T：们读过她写的每一篇散文，她也读过员工们写的每一篇诗章，凡遇好一点的，她都推荐给《和静园茶人报》刊登。她是和静园茶人报的主笔，她的每篇文章都是该报读者最多的优质稿，一篇篇茶人报的优质稿便结集而成了一本优美的茶散文书，取名曰《白云流霞》，共收有茶散文29篇，茶文化图片21幅。光是一篇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人赏心悦目：《雾里听草》《幽品山韵》《壶中寻曲》《芳名聚仙》《八月桂花拦路香》《时间的茶》《善良使人性平等》……再看看文章中出现最多的字词吧：日、月、溪水、白云、精神、心境、天空、绿、悟、舞、道、生命、雪、善良、平等、味、敬、静、净……任这些字词怎样组合，也生不出卑琐与龌龊来。读罢确如品饮芳茗，篇篇清凉美妙，似觉往灵魂中沁润着防范感冒的药剂，欣欣慰慰的。她就常常是通过写散文来询问自己，离茶多远了？她也是通过日日夜夜茶之湖里洗浴而清洁着自己精神的。茶圣陆羽在天之灵欣慰吧，沈阳出了个优秀的女茶人王琼，她的茶散文集《白云流霞》可以作证，她已离茶越来越近，有望成为一株不朽的茶树了。

    心海层层浪漫

    “心海层层浪，翼下滔滔水”，这句空军飞行员的诗，多年来一直在我脑中留有深刻烙印，所以一写牟心海印象，“心海层层浪漫”这个标题，便马上跳了出来。

    因T.作关系，我见辽宁省文联主席牟心海比较方便，不用约，三天两头就能遇上。有时去省文联办事或开会，就到他办公室坐上一会儿。因为熟，还因为他没架子，我便由衷地称他心海老大哥，即便公务场合，也是叫他心海主席，而不称牟主席。他最鲜明的艺术身份是诗人，办公室却与别的诗人不一样，他的办公室给我印象最为深刻，他本人在我脑中最为鲜活的形象背景，也是他的办公室。那是一间方方正正无遮无隔没有里间没有床，只有书柜、沙发和一张大大书桌的屋子。那书桌的书字，应是书法的书。我多次看他躬身桌上的宣纸或报纸前，潜心练书法。沙发上、窗台上、案几上以及书桌上，潇洒地堆放着许多文学、书画、摄影方面的书籍，以及他自己这些方面的作品。这真是典型的省文联主席办公室，也是他本人形象的典型背景。他不是躬身于案前挥毫，就是伏案执笔在写诗，或修改工作文件。

    他的身姿和形象，在我眼里，就如一位诚实、执着、勤奋而宽厚的农夫，一心一意在田里锄着，他手中的笔就是一柄锄。这锄有时是钢笔、铅笔，有时是长杆画笔，有时是长毛软笔，有时是照相机……一句话，他用这働在心灵的田野里耕耘着。他用这锄耕耘出分行的诗和不分行的诗；耕耘出有色彩的诗和线条職跳的诗；还耕耘出不是客体面貌的诗……总之，他用这锄的种种耕耘，都在他心海里掀动出层层浪漫的波涛。我几乎什么时候见到他，都是躬耕垄亩的姿势，就连他自己主持会在讲话，或参加别人主持的会他在听，也总是两手伏案身子前倾着的。若是例行公事参加一些非文学艺术方面的会，多见他伏案在写，而不是记。他把该记的简单记下了，他在写有感而发的诗句或修改已写出的诗行及诗评、序言之类的文字。他不这样做就没时间做完或做好一个文联主席应该做的啊！会议桌前，他手中的钢笔油笔铅笔等就如一柄小扒锄子，这使他仍像个辛勤耕作的农夫。别看他是诗人，有时和他到外地参加个什么会，却常见他好用相机抓拍些新颖的艺术画面，这更使他像个特别勤劳的农夫，随时随地都往背筐里捡拾庄稼和山菜野果等等，那的确是优秀农夫不肯瞎掉一寸时光和一把粮食的心情。就是跟别人闲聊，或他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的身子也是谦逊地往前倾着的，像躬身劳作惯了的好农活把式什么时候也不会把腰板拔得溜直，更不用说腆肚后仰举目朝天了。农夫的眼光，总是被躬着的腰送往地上，那是劳动者对土地的敬畏和忠诚，也是对其他劳动者的尊敬。

    他还画油画，作画时的姿势我虽没见过，但我得到过他赠的一幅油画静物写生作品，是一束插在瓶中的山花。每看到那花，心里既恬静又温暖，那是艰辛劳作的友人亲手种出的瓜果，而不像从市场贩子手中买的那种，看它时，分外多了一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心思。

    心海主席总有汗滴禾下土而得的果实送人，我多次得到他赠送的诗集、散文集。有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我还要了他好几幅书法作品送日本朋友。他喜欢潇洒的草书，他最爱草书“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首宋词，可见他内心蕴含了许多的潇洒与浪漫。

    从他身上，我看懂了什么叫文联主席。他的那几种爱不释手的艺术创作及其成就，说明他就是地地道道的艺术家，所以他能成为艺术家的朋友理所当然就不成一点问题。他不必用许多手段和方法，刻意同艺术家们去交朋友，加上他待人的忠厚诚恳，能不受到艺术家们的拥戴吗？他那种和艺术家朋友们同采风同创作同开会同学习的平等态度，就是形象化的“协调、联络、服务”，而“协调、联络、服务”就是文联的职能。文联主席不是靠严厉的发号施令把人管得严严紧紧，毫无宽松和谐的文艺之气。每届文代会和作代会上，中央领导都提醒，文联作协要警惕官僚衙门化作风。其实心海主席是正经当过官的，当过乡、县党委书记，当过市委副书记，可我就是一丁点儿也没看出他有官样和官腔，这着实不易，也更加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个艺术家，是集诗人的浪漫书法家的潇洒画家的内秀摄影家的机敏于一身的艺术家。

    他对这些艺术门类的热爱和创作实绩，也说明着他内心世界的丰富和浪漫。不丰富浪漫能写出那么多现代诗吗，而且先锋和前卫意识很强，甚至比有些年轻人强烈。因此他的诗含蓄朦胧并且激情澎湃，很像他经过揭示才可展露的心海中层层美好浪花。近两年，也许时间充裕了，他又对文艺评论发生了兴趣，不仅发表了洋洋洒洒几万言的书法评论文章，还写下十多万言对文艺理论家理论作品的评论。对此我很惊讶，问他，才知道他大学读书时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那时就对文艺理论感兴趣。所以我更觉得，他的丰富和浪漫是内秀的，需要揭示。不多接触些时日，一般人会错觉，他就是终日躬耕的农夫，接触多了，便会分明感到，他确实是激情浪漫的艺术家，只不过他的浪漫激情，很内向，甚至让我联想到医生手术时从他身上取出的那块大大的肾结石。不深入检查，谁会想到他体内有那么大块肾结石啊。他好像不怎么爱运动，所以才培养了大块肾结石的吧。他说话办事就如他亲身培养的肾结石那样实实在在，落地有声，没一点虚假。他的实在，还体现在他对别人的缺点也能指出，且都是当面的，而不像有些人，当面只拣好听的说，不好听的都到背后去散布，你本人还不知道。和他交往，总感到是和一位老大哥在一起，有安全感，也不别扭，也不用小心翼翼。他退休了，还在辛勤而浪漫地和那些作家艺术家朋友们一起耕耘着。我有时想，多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不亦快哉！

    女性的阳刚

    沉闷的午睡中正做着水深火热的梦，忽被电话的手揪住耳朵扯起来。“我有个事不知你肯不肯帮忙。”马秋芬的声音，比往常庄重。我立即清醒了许多。我最怕谁求我办事了，求到我的事往往和当兵有关，我又不掌权，求我就等于我求人。而让我弯腰求人还不如打我一顿好受。我不禁紧张着说：“沈阳市作协主席求我帮忙，我敢不帮？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说：“这事儿只要你不拒绝，肯定力也有余。”我惊慌着问她什么事。她说：“我又出本小说集，想让你给写个序！”我顿时啊了一声，连忙申诉：“怎能轮到我写序呢？我述没混到给人写序的份儿上。人家不笑掉大牙说这小子自己小说还没写咋样，倒充大个儿给别人写起序来了，知不知道天高地厚？”她“嘿”一声道：“我就预料到你非拐弯抹角不肯做，你们就是这套号的，嘴上嘻嘻哈哈说自己不行，心里却狂得可以！”我继续抵赖：“配写序的人很多，怎么偏找我这不配写的？”“咱们不是鲁迅文学院校友吗？咱们不是省作协青委会同事吗？咱们不都在沈阳而我又急着下稿吗？我总得找个既能认真写又能快点交稿的呀！”我再无可抵赖。认下了这个不自量力的事，阿Q那样一想，占了马秋芬的便宜呢，不叫她这个电话，说不上还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几小时。

    于是我就认真拜读了《雪梦》、《还阳草》、《二十九代人杰》、《狼爷？狗奶？杂串儿》、《那刘哥》、《张望鼓楼》几个中篇。边读边暗暗惊奇，怪不得评论家彭定安同志称马秋芬的作品为“关东文化一枝花”，原来她早已不是先前的她了。马秋芬紧跟着文学大队伍的先头部队在刻苦地急行军，每篇作品都弥透着前进的脚步声，并且都带有浓厚的文化色泽。她写出了东北地域文化意味，写出了自己独特的带有阳刚之气的女性风格，写出了一个好作家应有的创新意识，写得潇洒活泼，写得新鲜奇特，写得雅俗共赏，有较强的可读性……再联想她的积极接受新事物，如在辽宁青年作家群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等，便可理解她这些新作何以时有魔幻、夸张、变形、新写实主义等新流行手法出现，也可理解辽宁第二届优秀青年作家称号何以授给她。

    马秋芬不是黑龙江人，下乡插队也没到那里，那片领地不是属于她的，她却忽然闯了进去，巧取豪夺回这么多小说，成果是令人吃惊的。对这批作品的特点细一想，概括出这样一个感觉不知对不对，即：女性的阳刚，逃避的收获。女性的阳刚就是，由原来女作家婉约纤柔的笔调一变而为热情中充溢着绿爽的阳刚之气。而逃避的收获呢？

    我认为东北文化不是光指黑土地的农、猎民的粗犷、豪放、野性，甚至鲁烈的习性。东北的普通市民生活和风习也在其中，尤其当代，这还应是极重要的部分。可是却往往反映前者的作品见多，而忽视了后者。马秋芬是大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除了下过两年乡，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她影响较大的作品却属前者。她避开了都市的嘈杂和喧闹，避开大都市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而跑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去写较单纯的农猎民或边民生活却取得了成功的收获，所以我说是逃避的收获（当然也可以说是有意追求，另辟蹊径的结果）。

    马秋芬逃避开都市了（逃避也要付出许多血汗，这自不必说了）。她在省作协理事会的发言就有这样的话：“……我曾三次游历过黑龙江。每次出发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叫做采访，玩，散心旅游，猎奇，逃避都市，寻觅原始蛮荒，其实也都可以。”这其中就说了逃避的意思。逃避也好，追求也好，总之她跑到那片神奇的土地t去了，并且巧取豪夺一批带有逃避和寻觅双重痕迹的小说来。小说中的熊、鹿、狍子、狼、野猪、人参、鹿茸、还阳草、猴头、木耳、野兽果、淘金沟、玛瑙矿、无边的塔头甸子、深远肃杀的林涛、宽阔神秘的黑水、严酷奇特的大雪、少数民族猎男农女的凄美故事，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新鲜气息。她所到的地方，对于厌倦都市生活的作家来说无疑是太新鲜太丰富了，“仿佛每迈一步都会踩出一个坑，从坑里咕嘟嘟地往外冒东西”。她贪婪地把咕嘟嘟冒出来的东西拣运回城市，用城市人的审美眼光一加工，便成了新奇的艺术作品（也与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后文学观发生变化有关），这些作品自然也就改变了她过去婉约纤柔的气质，而贯注着一股铿锵、悲凉并带有粗矿和宽容悲色的阳刚之气。

    每看中国当代女作家，尤其是东北女作家的作品，我总好用萧红这把尺子去量比，所以又把马秋芬这组女性的阳刚之作放在萧红这把尺下了。萧红是把大尺子，量到谁时有显短的地方也就难免了。

    萧红写东北人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马秋芬也写这些，马秋芬笔下的女性都是坚强的，有生的韧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又都是不幸的。《雪梦》的女主人昕辉，四个孩子三个爸，三个爸又是两个民族，同民族那俩丈夫又是亲兄弟，最后还得同第三个丈夫假离婚，暗同居，费了千般周折和力气，最后仍得留在严酷环境中默默生存下去；《还阳草》中女主人公彩子，被骗奸后不得已嫁给外村一个生疏的男人，当她婚后与这男人有了爱情时，把被骗奸的事告诉了男人，不想男人不容，心胸狭窄地施行报复，报复的目的达到了，女人的爱情也消逝了，以致最后离走；《二十九代人杰》中的女人谷满，带着两个亲生的私生女，自己却压根儿没有丈夫，最后嫁给落魄的跑腿子男人，她有了丈夫却再也生育不出孩子；《狼爷？狗奶？杂串儿》中的狗子，嫁给很丑的男人——狼老大，说什么也生育不出儿女来，直至被狼咬死，死后埋在坟中的尸体也被丈夫扒出，让狼吃光了事。这几个女人都有被奸污或侮辱的经历，但又都在艰难中顽强地生活下去。作者对她们既有强烈的同情心又有歌颂。而那些男性，大多是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角色。《那刘哥》中的刘哥，《二十九代人杰》中的杨白灯，《还阳草》中的春林子、宝仓子，《张望鼓楼》中的金木土，都写得活脱脱的，都是活脱脱的不争气的角色，但他们又随遇而安地生存。萧红笔下也有无可奈何的角色。如（〈马伯乐〉冲的马伯乐就是吧。

    萧红是逃开生养自己的乡野后，在大城市写自己的乡野。马秋芬是躲开自己的大城市，到乡野走一阵之后再回到城市写别人的乡野，所以作品有气质的不同。不同在，萧红字字句句都透溢着自己的乡亲乡情，而马秋芬的却能看出是别人的乡野乡情。还不同在，她们从小接受的文化营养不一样，因而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也不一样。萧红语言是雅的，描写多么粗俗的生活也使用极文雅的语言，并且语法句法太特别。马秋芬则是雅俗共赏的，流畅的文雅之中又夹带了诸如“狗起秧子”、“屑泡屎撒泡尿”之类的东北民言俗语。两人虽然都有非女性的雄迈胸境，但萧红的是外在看去平淡雅致，内里却野性越轨，马秋芬的则外在泼野阳刚，内里火热温情。萧红是散文化带了点儿诗化的，马秋芬是小说化兼点儿散文化的。

    萧红大多体现悲哀和孤寂，马秋芬多奇崛和跌宕，虽都形成了女性的细致和非女性的雄迈兼而有之的风格，但马秋芬的语言有野风扑面的气势感，萧红的则在扑面的风中还夹有沙石，让人时有沙粒击面的刺激感。萧红大多白描，马秋芬变形、魔幻，甚至说书人的夸张也用。

    光作为小说作家，马秋芬比萧红的见长处在于，写人物的活脱，和对于方言健语的使用而产生的生动效果。当然换一个角度，如作为散文家或文学家，萧红的大手笔处就较之明显。马秋芬的小说是易变的。当然萧红也变，《小城三月》、《旷野的呼喊》及后来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就变得更潇洒、自如、流畅，不过她英年早逝，而马秋芬毕竟比萧红有充裕的时间来得及变，她的性格是宽容、随和的，她的变化也是兼收并蓄的，有的篇章语句有文白间杂处，手法也有文野间杂处，显出风格还不如萧红炉火纯青。这已属吹毛求疵了。她语言韵律的明快，语汇意象的丰富已很难能。

    不矮的一棵剌槐树

    《善良是一棵矮树》是本非常优美的散文集。见到这本书前，我只知有个散文写得不错的原野，并没听说这个鲍尔吉？原野。待《善良是一棵矮树》的编辑说这两个名是一个人时，心里曾暗暗闪念了一丝什么东西。还不及弄清那一丝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又捧着书认真端详了一下。原野前边多了鲍尔吉，二者之间有个圆圆的点隔着，揣摩肯定与他的民族有关。一打听的确有关，就是他的蒙古族姓。他从小就叫原野，父亲当了兵战友多是汉人，就识了许多汉字，且当的又是骑兵，给儿子起名原野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不管原野本人理想不理想，反正从小到大一直这么叫过来了，也许这名儿好（是挺好，原野又辽阔又自由又舒心，多有诗意），所以起的也比较多。原来在家乡的时候没觉得什么，等使用这名写文章而且越写越多时才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出书时，站得高看得远的北京编辑提醒说怎么能与别的原野区别一下才好，省得以后闹麻烦。原野说他是姓鲍尔吉的原野，跟别的不一样！就这么着他才把自己个囫囵名字印在自己的第三本书上了。过程就这么简单，并没有我等心里暗暗闪念的那一丝什么微妙东西。名前边加上自己的姓，天经地义。

    我对散文随笔没有什么研究，也没写过像样的篇什，只知道这东西许多人都能照量照量，但真正写好的不多，真正能称上散文随笔家的就更不多。就如诗歌，许多人都能写一首两首，但真正叫诗，真正叫诗人的实在不多一样。我不想说鲍尔吉？原野够不够散文大家，说这个不重要也很没意思。反正通读完《善良是一棵矮树》后，我敢说，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我常常很不自信。我知道不自信一般都源于学识浅薄。我对原野散文喜欢得对不对或说有没有道理呀？又想他的文集被编入《游心者笔丛》第一集了，主编楼肇明先生的总序写得极有见地极有学问，我是极服气的。这么有见地的人编选的一套书，第一辑总共才五本，原野就在其中，大概不会太错的吧？于是才敢安下心来写写喜欢他散文的什么了。

    我喜欢他于极普通的琐事中捕捉到的清白优美而又带点怪味的哲思形象。譬如说《善良是一棵矮树》吧，读完了，善良这个戴了隐身草似的抽象家伙立刻活树一般站在你的眼前。《精神边疆》、《水流我》、《春天喊我》、《月光手帕》、《水晶风铃在我窗前琳琅》……一个个隐含的意思都是由鲜活的形象让人记住的。这是艺术，不这样就不艺术了。原野喜欢栽树，《栽树吧》说的，还说尤其喜欢栽白杨树。所以弄得我感觉了每篇散文都是一棵树，整本书就像一大片树林。不过看去树林里不都是白杨树，而大多是开着白花的刺槐。细琢磨吧，哪篇不是既开花又带刺的呢。由此我想到了鲁迅笔法：“……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娜去比比看……”看看原野的《雪地篝火》：“我想起以前在雪地燃起一堆篝火。那时节，在做什么事情已经忘记了。燃篝火是在事情的开始，也许是结束之后或中间，但这与雪和火无关。……（中间是极拟人化极优美的雪和火的描写）……雪最后把灰烬榭盖了，一切归于平静。抬眼，身后不冻的茫吉林郭勒河在夹雪的两岸流成了黑色，它沉缓涌流，间或浮溢白雾，仍有广大的悲凉。许多年之后，在办公桌前填什么表时，面对‘业绩、贡献’一栏，我真想填上‘在雪地里点起一堆篝火’”。这篇不足千字的小散文真如一株繁花上落着雪的小槐树，细一摸时也有一两根小刺儿。别的篇刺儿就更多些，甚至有许多刺儿。

    他的刺儿是讽刺，准确适度的讽刺我很喜欢。而对于幽默我则是偏爱了。我说读原野时能想到鲁迅笔法，并且产生喜欢感就是由他带刺的幽默引起的。虽然原野在《萤语》中说过“多么感谢李白不像绍兴师爷般老辣，也不似孔明那么擅逞谋略，不然文学史黯然矣”，也否定不了他吸收了不少鲁迅的文血。原野在《性幽默种种》中既论及了幽默也再次提到了鲁迅就是个证明。我觉得鲁迅是大幽默家。他是残酷的幽默，冷静透骨的幽默，让你伪君子及无赖恼火和憎恨的幽默。一点不幽默的作品我就难于自觉自愿读很多。就像喜辣的湖南人和四川人，离了辣椒就吃不下多少饭差不多。原野的幽默不残酷、不辛辣，但有点薄荷糖、花椒面儿和山西醋似的味道，时不时给你点可回味的刺激。例句信手可拈。就从开篇《男根》中随便扯出一句吧。“大人的虚伪所造成的后果，未尝没有阴毒。几年前，我见到一个同事的孩子对一个试图‘揪个鸡儿吃’的大人说‘你咋不吃你自己的呢？’此人大惭，众人哄堂。小孩的母亲也在场，低头努力抑制笑声。我想这小男孩若通文言，则更激壮地宣称：‘胡不峻己之阳具耶？’闻之有梁任公的豪迈。”原野常常使用自嘲来弄幽默。自信的人才敢自嘲，有力量的人才敢自嘲，所以自嘲是很有力量的。带有自嘲的幽默就既有力量又有意味。不经意者会以为他的自嘲很老实。其实是貌似老实，背后藏着狡黠的带有宽容意味的大嘲讽，他在嘲讽许多人呢。他肯定知道鲁迅老实是无用的代名词那句话。对不良的人和事干嘛要老实呢！嘲讽嘲弄嘲笑都应该。但他的自嘲的确不是那种调侃扯淡油嘴滑舌，目的只在嘲讽别人其实不包括自己的假自嘲。他的自嘲里带着真诚的自审。如在《栽树吧》中，他说：“也许是因为细数平生，并无点滴创造。我吃着喝着用着兼以眼睛看着世上的一切，维持自己可有可无的生命。我惭愧了也许是害怕了，想补偿一些什么。于是想做一件普通人所能做的事，又是富于创造意味的事：栽树……我们为过去的破坏或污染感到卑鄙吧，然后做一点事，譬如栽树。”还如《拽住妈妈的衣襟》说：“人长大了真不知有什么用处，特别是我，对社会和别人无所供益，只是徒然闯入了中年……但童年已被岁月的砖石密密麻麻地砌死了……在我老了而母亲更老的时候，她上台阶时，我应不失时机地扶一把。我所能做的，大约只是这些了。”他还不回避自己的出身和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小地方人的经历，不时把生他养他那个“小地方”的故乡的东西拿出来透视，既不是愚昧地炫耀，也不是与己无关的嘲笑，是透视，连同透视自己的心肺血质。这也还是自审，但决不是自卑，恰恰是含着自谦的自尊自重自强之心。他珍重故乡和自己民族的历史，更珍重故乡和自己同胞的真善之美和朴素自然之美。“在时间的流逝之中，我已将故乡由异地慢慢迁到心里”，所以他特别善于从偏远的故乡那亲切的普通中发现高贵。他真情地歌颂平民、贫民或说卑贱者的高贵和纯情。这种真情的歌颂很多，我有些偏爱，不免想多摘引几段。《雅歌六章》这样写一株高粱：“山坡上，有一棵孤独的高粱，它的身边什么也没有，山坡后面是几团秋云。高粱脚下的遗迹证明，伙伴们被农人割下，用牲口运走了。那么，农人你为什么留下这一棵高粱？……高粱很高，兀自站在秋天的田野，样子也高傲。他的叶子像折纸一样自半腰垂下来，又如披挂繁复罗带的古人。叶子在风中哗哗商量不定。我想它可能是一位髙粱玉……我站在它身旁，拉着它腰间的叶子握了握，想到它的主人，那个割地的农人……我想，我若是一个有钱的雕塑家，就在路旁买下一块地，什么也不种，只雕塑一棵兀立的高粱。不久，就会有许多人来观看。”还用什么有钱啊，这不已经雕塑出一尊高贵的高粱了吗！紧接着他又雕塑了一只高贵的农家公鸡：“我很久没见过鸡了，城里不许养鸡，菜市场一排排倒悬的白条鸡，不是我想看的那种。……公鸡永远高着头……一副王侯之相。它在观察时极郑重，颈子一顿一挫，也是大人物做派。公鸡走路是真正的开步走，像舞台上的京剧演员，抬腿、落下，一板一眼，仿佛在检阅什么。当四处无物时，人家公鸡也这么走路，此为慎独。……我……发现了一只大公鸡，漂亮极了，体形也大于同类，羽毛映霞，这公鸡毫无惧色地看着我，颈下的红肉坠一颤一颤。高贵呀，同志们！这是一只高贵的公鸡。估计此鸡早已人馍，被人峻掉了。它主人卖它的原因，大概不是妒忌它贵族的气质，而是它不下蛋。人类对于鸡类的逻辑是重女轻男。”原野带点狡黠和自嘲的斜眼好像总在暗暗撒目什么。撒目是东北话，动词，是带有目的性地用眼光搜寻的意思。撒目到了就叫发现。美呀高贵呀都在那儿存在着，就看你发现的才能了。当然这才能最关键在于你自心有没有美。我想原野是有的，不然他文中那些美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一旦发现了他就用他优美而幽默的笔记下来。这又需要勤奋。勤奋当然也是一种美质了。大概他就是勤奋地发现着，记着。可以说这都是作为作家的一般才能。只有一般才能的作家只能发现一般的美或表面的美。特殊和深层的美就不行了，就看不透了。这个透字很了不得。你发现了金子，你只看见了金光，可能不能透视出分析出金子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主族元素是什么副族元素是什么，分子式怎么写呢？我喜欢原野散文随笔的另一原因，就是他“乘美以游心”，一旦发现了什么，便盯住它透视。透就是深刻，就是淋漓尽致。现在的许多读物，文字是不透的，写的是表面现象。现象之外，之内的什么也没有了，那叫什么作品呢。

    原野的作品虽都很短，可许多篇都将他的幽默、自嘲、自审、发现、美……与透熔于一炉。“我的泪水是一批高贵的客人，他们常在我听音乐或读书的时候悄然来临……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泪水，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些高贵的客人手执素洁的鲜花，早早就等候在这里，等着与音乐、诗和世道人心中美好之物见面。我是一位司仪吗？不，我是一位被这种情景感动了的路人.是感叹者。……我理应早早读一些真诚的好书，听朴素单纯的音乐，让高贵与高贵见面。”泪水在原野眼里成了高贵的客人，他愿经常介绍它与音乐等其他高贵的客人相见。说得透彻。《月光手帕》，眼光真是美丽而透彻，审视一位小姑娘误把投在地上的一片月光当成一块手帕去拣时的纯美心境，同时反思因自己的一双俗眼能看出月光的破绽而失去了审美的愉悦，没了孩子的纯美之心。他的斜眼竟然这等天真无邪。《小米真小》！原野对小米的发现可算是淋漓尽致了。小米真小——小米为王——小米的哲学——这是原野的发现。“忽然发现灰漆的窗台散落一些小米……小米真小，我仔细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它们的模样。拈些放在手心里观察，真是可爱，像小鸡崽羽毛那种颜色，掌一动，它们几乎无重量地跑动着。小米的样子有点像中国的玉，温润和瑞，半透明，没有火气……其味也如玉的性质，得乎中庸。一种朴素气实际也是大家气，能养活^？万斯民活下去的味道，不可能是卓越而不群的海参鲍鱼之味，大约就是像小米这样没什么味道的味道……小米历经商铸周鼎之后还是这么小？在吃物纷繁吃法百般的今天，也还这么小？它真是历沧海桑田了。这种悠远，使它定型于永久，不想改变也顺应万变了。得道了，小米。可以致广大而尽精微。小米的优良还在不酿酒。谷物正道是养人，旁门才酿酒。此事小米不为也。粮食里头玉米个头最大，如兵卒，常被碾碎。其次高粱，美艳而粗厉，其豪气化杯中物。大米是城里娘们，阴柔绵软。麦子乃正房发妻，温良和顺。小米为王，不温不火，静观万物，以小制大，是米中的王……”再往下引已有想拿别人的东西赚稿费之嫌了，但我还是宁可再引一段，实在喜欢，把这几元稿费还原野买一斤小米就是了。美文一读就知味了，还用饶舌去评吗。请往下读：“我的梦中曾有园圃之愿，譬如种点菜和向日葵，现在加以修正，加几垄谷子。秋天碾好的小米用簸箕飞泻装人白市布口袋，我像农人一样竖掌插入米中，攥一把让它顺拳眼泻流，黄澄澄如细沙的小米摩挲着掌心流下，再抓一把，让它流。嘴里学农民的口吻说，啧！多实成。心里想，操，小米咋这么小呢？这时手与眼同时享受着一种比较开阔的喜悦，与天地关联起来……”此篇我觉得是上上品，它与《精神的边疆》、《萤语》、《雅歌六章》、《善良是一棵矮树》《我妈的娘家亲戚》、《雪地篝火》、《水流我》、《黄土》等，我视为原野的代表作不知对不对。

    也有些不喜欢的篇什，譬如卷三及另几篇，觉着略有点儿贫嘴了。贫嘴不是幽默，不美，也不会有感染力。不是乘美以游心吗？还是不能放松乘美那根弦为好。

    原野的语言文字水平非同小可，用典不少，但举重若轻，顺其自然，已形成了风格，其厚实的底蕴令我佩服。我当引以为鞭，时而策之。何况这鞭就在身旁，鞭长莫及之说于我们不适用。

    皮皮印象

    皮皮是作家，是个见一面就能让人记住的小说作家，而且是沈阳长大又主动接受西藏髙原神圣的阳光照耀了好几年的辽宁女作家，因此她既不可能是那种平庸无奇的女作家，也不可能是那种轻浮随意的女作家。她这两年忽然被文学圈以外的广大读者所知名，是因为相继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出版发行了两部长篇小说，《渴望激情》和《比如女人》。我在新疆、云南、北京、辽宁等许多地方的书店、书摊以及火车和旅馆的许多人手中、口中看到与听到过这两本书，甚至还看到这两本书的合版本，同时也在不少报刊杂志上看到这两本小说的连载，皮皮的名字能不受到关注吗？《南风》杂志能几经周折找到我写写关于她的文章，就是一个证明。杂志编辑是最知道读者心思的，读者关心谁，编辑便找人写谁。其实皮皮早就在文学圈里知名度不小了。十来年前她就在不少很有水准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精短小说和散文，我在作协机关就几次收到过权威选家征询欲将她作品人选而找不到她地址的信函。一个作家的作品能有人读固然是好事，但能被权威选家所看重，我倒觉得更为难得。因此我也跟着权威格外重视皮皮。可最初见到皮皮时我正在格外重视马原。十多年前马原正最为先锋评家和选家重视的时候，我这个根基不深主见不足的部队作者也跟着重视马原。那年夏天，马原刚从西藏回到辽宁，落脚在沈阳。我们并不认识，只是相互知名而已。我这个当时的部队小说作者便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去拜访马原。不仅因他小说写得优秀，他那些优秀小说同他从辽宁大学毕业能奔向令人神往但却难让人身往的神奇西藏有关，能自觉在西藏生活过好几年并能把那些生活变成美妙小说的人不是凡人。我左找右摸终于在天已很黑时见到他。那是临时租的或借的套间旧房，布置极端简朴，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布置，只有一个书架，两张桌子和床，好像还有两幅油画像。我就是在那个晚上和那个屋子见到皮皮的。当然是经马原介绍我才知道她是皮皮。我对这两位一同到过西藏的文学男女初见印象都很深刻。两人话都不多，但都是让人一见就能记住形象而且很难忘记的优秀男人和女人。不知是西藏高原阳光照耀的还是在东北时就是这种肤色，反正他们都不是娇贵也都不是矫揉造作的人。我和马原坐下来聊天，皮皮为我们泡茶。就这一个小小的细节足见她是北方式的贤惠女人。我只记得皮皮泡的那杯茶很浓很满，接时烫了下手，还记得那茶喝下去有一股清香味。茶是君子之交的好东西，不像喝酒，喝多了酩酊大醉，甚至烂醉如泥，把亲口说的好多信誓旦旦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而茶喝得再多，也只是兴奋得话多，彻夜睡不着觉而已。我们喝了茶虽然有点兴奋，但三个性格内向的人谁也没话多得滔滔不绝，倒是说了比平时要多的话。我现在只记得自己说的一句话：现在的年轻人成熟得吓人，反而有些老年人幼稚得要命，意思是指当时很年轻的苏童等刚露头角的作家写的作品很见功夫，而一些著名老作家的东西却没法恭维了。

    那次只记住了皮皮的那杯茶和接茶时的一下烫，她基本没参与说什么。我说的那句年轻人成熟老年人幼稚的话倒是没说什么的她后来提起，才使我记到如今的。不久又一次见到皮皮是在我家，她和马原到我家用军线电话往成都军区找西藏的什么人，西藏军区属成都军区管辖，他们从西藏回辽宁老家不久。打完电话我们摸了几把麻将，这我印象很深，因我和我妻子都不会玩那东西，弟弟刚送了一盒让我们学学。皮皮和马原也不比我们会玩多少，所以四个麻将幼儿班水平的摸了几把就散了。正是这麻将幼儿班水平使我对皮皮印象很好，后来再见到她写的小说散文等一概要读一读，读后愈发印证了她是个不仅外秀更是个内秀而有事业心的文人。再后来，又在几次文友聚会时遇见了她，才知她当时具体的工作单位是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省艺研所的人却总和市文联的文学朋友聚会，是因为她有朋友在市文联，为朋友私人帮忙，帮的却是公事，比如帮女作家马秋芬和女编辑李晓惠忙活作代会或笔会的会务了，等等。有一年，广州的《羊城晚报》文艺副刊编辑芮灿庭到沈阳组稿，我根据老芮的要求找了鲍尔吉？原野、庞天舒、白小易、皮皮等。之所以找了皮皮，因她精短散文和小说都写得很不错，比较适合“花地”。那次我才发现，皮皮在相熟的同龄男女作家朋友中间话并不少，有时甚至妙语连珠，尤其对在女人面前说话好脸红的男作家白小易更是振振有词。还发现她有种近乎自然的个性习惯，比如因为人多椅子少，她就席地坐在地毯上，使得其他几个人连我也跟着席地而坐了。这一席地而坐不要紧，遥远的南方来客以及我们本地的青年作家朋友一下就熟得很了似的，话说得更投机了。《羊城晚报》的老芮很高兴，说辽宁青年作家很和谐，并一一约了稿。不久便见到了各位的稿子在“花地”发了出来，有的还不止一篇。老芮在遥远南方的电话里说皮皮写的那篇很棒，后来什么报刊真就转载了，足见老芮的话不假，也足见皮皮笔力的不凡。

    皮皮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不浅。有年三八妇女节，省作协要召集女作家座谈会，不少人都愿意参加，有的大老远从外地赶到沈阳，可打电话请住在沈阳的皮皮时，她却说不参加。我说你再抓紧时间也不该在乎这半天。她说我连你们省作协的会员都不是，参加什么女作家座谈会呀？我不禁大吃一惊，皮皮竟然还不是省作协会员！自己这个正当着作协领导的所谓作家不免大大脸红了一次，问她为什么不是，她说不够呗。原来几年前她曾申请过人会，没被批准。我想，她已经是佼校者了，她都不是会员，作协的联络工作不是有疏漏吗。作协的协调、联络、服务对象无论如何应该包括她这样的作者。我再三向她说明这个意思，后来还和作协的另一位领导登门看望了她一次，她才又填了一回入会表，被发展为辽宁作家协会会员。

    以后又是好长时间不见皮皮的身影，不知她在哪里，也不知她在忙什么。忽然一天收到她赠送的长篇小说《渴望激情》，方才明白，她已调到出版社，编务之余在埋头忙这部长篇处女作。这就是写作事业心极强的人的特点，不喜欢出头露面到处凑热闹，有限的一点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创作了。由衷的惊叹指使我接连两天就读完了这部近三十万字的小说，这在我是少有的。读后我立即电话找到她谈了感觉，当然感觉不错，尤其她叙述人的内心感受和分析某种现象的内在含义时既酣畅又空灵的才气，令我不能不说些赞美的话。她很感动，说了两声谢谢，又谦逊地解释了一下，说这部长篇比她以往的短篇好读，但并不完全赞成通俗，小说的题目就不是她自己的本意，编辑者的市场考虑她是不得已而勉强同意的。她还说虽然读者感觉好读，但她写得很累，主要是写得很投人很认真，所以完稿后似乎病了一场，好长时间恢复不过来。

    《渴望激情》很畅销，再版、盗版和连载以及改编电视剧等等，又是好长时间不见皮皮身影不知她的下落。忽然又一天，《芒种》的编辑李晓惠打电话告诉我说冯丽（皮皮的真名）要到德国去了，时间紧迫，只好请别人代为告别。我感谢她能通过别人跟我打个招呼，所以没经她同意第二天赶到火车站送她。一个辽宁的中国作家，就要只身到外国去了，而且听说也许是很久，无论如何该有个辽宁的作家送一送。火车都要开了，才见她匆匆出现的身影。她很意外，也很感动，匆匆说了几句话，急急忙忙留了个地址，火车就开走了。地址是记下了，却没有通过一次信，不是一次没想写过，是想了没写。

    也不知皮皮在国外呆了多久，也不知她在国外忙些什么，倒是在刊物上见了几篇她写国外生活的短作品，挺耐人寻味的。

    记不清她是什么时候回的国，只记得她回国后又同作家协会有了联系，还被聘为辽宁作协首届合同制作家，但她总是在北京住着，后终因诸多不便和一些想法，没有续聘第二届合同制作家。

    建国五十周年“辽宁文学奖”和“东北文学奖”评奖时她获了双奖，但颁奖会时她没到会领奖。一是忙，二是她仍不愿凑这类热闹，她看重的是抓紧时间写新作。但她不是清高得不懂人情的人。她托她的同学李晓惠捎给我两个不到二寸高的洋酒瓶子，她听说我喜欢收藏酒瓶子。她作为谢意送我的这两只酒瓶是我所收藏中最小的，但却是最洋的。

    又是好长时间不见皮皮了，虽然不知她具体在忙些什么，但我想她一定是在忙写作，因为后来又收到她寄自北京的一部长篇小说新作《比如女人》。她的《渴望激情》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即将上映的时候，她的《比如女人》正在畅销。现在她留于我脑中的最深印象，一是匆匆忙忙奔波的身影，二是稳稳当当埋头静坐走笔的幻影。

    辽沈诗人写意

    辽宁新诗学会正副会长、秘书长牟心海、刘文玉、阿红、晓凡、郎恩才主编了一部《辽宁诗歌大典》，大16开本1513页，洋洋120万言，可见辽宁诗歌作者之众，所以遵嘱接了这题目要写时不免犯难了，写谁呀？恰好首届辽宁诗歌奖揭晓，获奖者六人，正好是编者所指定的人数，那么就写写这六个最近的获奖者吧。不想其中一个魏胜吉我不认得，什么情况都不掌握，现找他采访又怎么也来不及，索性拿李松涛顶这个数吧，他于去年刚获了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而且是辽宁唯一获此全国诗歌最高奖者，并且不用现找他了解情况。

    李松涛：大东北无倦的诗涛辽宁的诗人里，我和松涛接触较多，但较多的接触里还是电话接触更多，最早一次接触甚至只是目光上的，二十多年前在北京新桥饭店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会场。我要去新疆采访，路过北京听说了这个会就弄张票去听。散会匆匆离去时经人指点，说那个身板儿最直的年轻人是辽宁的李松涛，我们才互相注目了一下，握没握手记不清了，好像是没握。从此辽宁诗人李松涛在我脑中可以进行形象思维了。那时他还不是军人，正在《诗刊》帮忙，在全国的诗名很大。后来听人当他面开玩笑说，当时全军诗名最大的周涛接到松涛的退稿信时很激动，说李松涛给我写的退稿信！后来松涛因诗的成绩入伍到沈阳军区空军创作室，我们得以同在沈阳落脚，得以多了见面机会。年龄、身份甚至性情的无大差距，使我愿意和松涛接触。他机智过人而且随和幽默，他的幽默极精练，随时随地就妙语连珠，可他的脸却从来都严肃着，妙语连珠说笑话时脸也板着，笑时肌肉也无大变化，变化都在声音上。我看过的他的照片，没一张是笑的。

    我们一打电话开头必是“你写哪？”不管写没写肯定都说“写哪，写名著哪！”然后就从身边的猫泡起，泡到儿子，泡到同事，泡个十分八分的才说正事儿。我们说正事三言两语从不啰嗦，三言两语，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但基本没有不行的情况，因为觉着不行的事也就不提了。不行的事你还难为朋友，那还能叫朋友吗？

    后来他真的写出了名著。我在杂志上读了《无倦沧桑》后脱口跟家人说，中国出了篇诗歌名著，然后大段大段朗诵给家人听，再然后就打电话说，松涛，你写哪！他笑说写哪，写名著哪！我说这回你可真写了篇名著，这回你可成了有名著的著名诗人！后来我把这意思写成一则短文印成铅字留作对他的由衷祝贺，也留作我们友谊的永久纪念。他送我的该诗单行本上写的是：人生渴望无倦，友谊拒绝沧桑。

    我愿意和他接触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的话题很广泛，民俗、政治、大道消息、小道新闻，文坛故事等等，有声有色而且不兜圈子不卖关子。他偶尔也写小说，跟他这么愿讲故事有关。跟他同行、同住、同办什么事儿，他总是替别人着想，宁可自己吃了亏绝不小心眼儿占小便宜，或弄个小动作坏谁一下，尤其不搬弄是非。

    松涛腰板直得不能再直了，我几乎再难找到能与他比直的文人。我都纳闷儿，从不向谁弯腰可以保持腰直，但他那么多诗不是弯腰伏案写的吗，难道会是站着往墙上写的，或是空军的诗人都坐飞机往天上写的？不可思议。

    他腰板儿直身体却不大健康，常常是电话问完你写哪，再问你写名著哪，他便会说最近龙体欠安了，病又跑来和我套近乎，影响我写名著了。我说那就少写点名著，龙体健康是大事。他则说写作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怎么行！我便说，我常常是两天打鱼一周或半月晒网呢！他大笑了说有你陪我晒网心里就轻松了。

    松涛身体不好精力却旺盛，还写报告文学还当创作室主任，总天南海北地跑。

    个空军大校，常常骑辆自行车跑，当然是指在沈阳，出远门他会时刻忘不了自己是空军的，陆军的交通工具他才不用呢。他请朋友到家吃饭，桌上的菜都摆成塔了，让你感到他全家人的满腔热情。他是辽宁作协主席团副主席，辽宁诗歌评奖自然应该有他当评委，他诗的成就和人品让大家信任。他能写好诗，会做好人，这真难得。

    他是辽宁抚顺出生的，他故乡在两条河之间，一条是淸河一条是浑河。有次笔会上我开他心说，松涛应该叫李清浑，郭沫若就因故乡在沫水和若水间而定名的。松涛当然不会因我的玩笑而去叫什么细细小小的李清浑的。大东北有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松涛滚滚时虎啸猿啼，那有多么雄浑。所以他的诗风总似他的名字，带有虎啸猿啼之声。他的代表作《无倦沧桑》之后，又因长诗《拒绝末日》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那长诗也是一身虎啸猿啼之雄风。松涛的确在大东北的文学林海里掀动着无倦的诗涛。

    柳云：诗田躬耕与守望者如果国家劳动人事部门麻烦到我，从辽宁几千万人口里找一个最钟情于诗歌的人，我想恐怕该是柳云。我是从对诗歌钟情的角度这么说，若换个角度就不一定是他了。打个不算准确也很俗的比喻说明一下：皇帝身边美女如云，但皇帝对那些女人的感情并不见得怎么深。柳云写了二十多年诗，数量质量都很可观了，到现在却没能弄成一本像样的诗集送朋友，可以说这也是因为他对诗太钟情的缘故。求求也想弄弄诗的有钱人出点资，对柳云来说不一定办不到，他手里握着诗的版面权呢。可是他低不下那个头，也弯不下那个腰，主要是求了人家以后回头拿不够发表水平的诗来交易他办不到，办了就会给他对诗的深情以伤害。这结论不是听别人说的，是我直接感受到的。

    我到作协以前就知道柳云的名字，是因为诗。到作协以后在一栋楼里七八年，没见他干过别的什么，除了编诗就是写诗，再不就是谈谈诗谈谈诗人，这一点儿都不夸张。我觉得他是吃诗喝诗长大的，又寻找了一块诗的田园，耕种着，守望着。我的印象里，除了诗，他真的心无旁骛。他参加丁作就当诗歌编辑，三十六七岁了，对其他什么权也不感兴趣唯独对属于他的八块诗歌版面，绝不许对诗歌感情不深不真者乱动。《鸭绿江》这么变那么变，柳云据理力争不让诗歌所占的版面缩小一寸一分。缩小一分就等于少了一亩诗田。为此他同主编发过火。他发火不是大吵大嚷，而是严肃得怕人说，那样的话，我就不干了！谁也不能不让柳云干诗歌编辑，谁都知道，柳云要不干诗歌，他就什么也不愿干了，差不多什么也干不好了，因为他只爱诗歌（当然他也编过主编交给他的小说和散文）。但他也不让诗歌搞特殊化，不求诗歌版面多到比其他文学样式多，只求不少到失去诗歌尊严的地步就行，因为生活中真正懂诗的人也没那么大的比例。柳云的诗属于严肃而开放那一种，对我这样不会写诗的人来说，能感觉得出很不浅很不俗，但读一遍两遍又不能真懂。若是用心多领会几遍也能馑的，但我拿不出那么多时间来对待。有的老同志曾跟我讨论说，柳云爱诗钻研诗是没说的，但我怎么越来越读不懂他的诗了呢，可是也怪，年轻人就说好，他们就读懂了吗？对这现象我认为好理解。我打了个比方。哑巴们用哑语交流得多么自由，我们却像被蒙在鼓里，是因为我们和哑巴没共同语言。年轻人的诗老人们读起来越来越艰难，是因为相互之间共同的思想情感少，因而共同语言少，这也属正常现象。所以读柳云以及比他还年轻的诗人们的诗时，我时常反思自己艺术思维和语言的直白。相对来说，一个阶层一个圈子，都有相对的共同语言。普通农民听不懂美学家的美学语言，美学家听不懂化学家的化学语言，化学家也听不懂书法家的书法语言，不少人也听不懂政治家的某些政治术语。我觉得自己只要用心读，是读得懂柳云诗的。他这次获奖的长诗《墙。与墙无关》我是能读懂其中意思的。

    总之柳云对于诗，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作为诗人的柳云，绝对是有根的。他的爱诗及成为诗人，根源在于他的父亲，他父亲曾是沈阳军区创作室的专业诗人。但他父亲也有读不懂他的时候。我猜想，这种现象在中国诗坛也可能不鲜见。李小雨的父亲是李瑛，顾城的父亲是顾工，他们父子之间就相互都读得懂吗。有一次我到作协宿舍去拜望一个老作家，顺便到同院的柳云家看了看。那时他没有一件像样家具，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最普通的旧木桌，他在桌的一头写诗，他儿子在桌的另一头写作业。我摸摸他儿子的头说，你爸爸是有名的诗人，你佩不佩服他？他儿子说，我在写作业，我不懂你们的话。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极深，对于了解柳云有一定作用。去年中国作协在南方召开全国诗歌座谈会，辽宁有一个名额。对于诗人来说，这会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作协通知柳云参加时，他却极平静说不去。这使我很意外，但也理解他。他从来不愿意出头露面，更不愿在任何会上发言。在一般人看来，到会不发言，借机公费南方一游不是很难得的吗。他不这么想。开会就是发言的，不在大会发言也得在小会发言。领导说那你就听，把精神带回来传达一下就行。他又以《鸭绿江》差旅费有困难不去。领导说差旅费作协管，他又以儿子离不开他为由不去。我才正了脸色说，那就是你因为私事完不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了？柳云毕竟当过几天兵，父亲当过几十年兵，想了一会儿才勉强说，那我就去吧。会间他和李松涛住一屋，大会小会真的一言没发。他回来仍一如既往爱诗。有回编辑部讨论如何增加发行量时，我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柳云说低头求人太屈辱，人的尊严丢了。我说你怕屈辱怕丢尊严，领导也是人，就不怕受屈辱丢尊严？他怔了一下，说那好，咱们和领导共同不要尊严低头求人去！他说是说，让诗和人都去低头弯腰，他还是做不到。

    阎月君：冰原上的一片大火曾经主编过《朦胧诗选》并以《月的中国》一诗成名的女诗人阎月君，她在获奖诗集《忧伤与造句》题记写到：生下我的那女人/其实是放了一把火/孕育了一种波涛/点燃了一场战争的导火索。而诗评家沈奇先生写的《阎月君论》题记则说：她是这样的月色/使躯体发冷/使灵魂发热/有如冰原上的大火/使我们为之颤栗而死、而复活……

    诗人自己和诗评家都这么说，想必阎月君的诗真的像一把火，一把冰原上的大火吧。沈奇先生还说，阎月君有着毫不逊色于任何耀眼星座的独在的光芒，说她“是一位从源头出发，扎根甚深且不乏探索精神的诗人。尤其是她那种将时代、女性与男性融合为一的宽阔视域和超越性气质，更是当代女性诗歌中极为难得的优秀品质”。我因不懂诗，便极重视好诗评家的话。细想想我对阎月君的印象，差不多就是沈先生说的这个样子。我知道阎月君几乎和知道林雪同时，而且都是先从朦耽诗选上知道的。《朦胧诗选〉堤阎月君和周宏坤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从出版社朋友那里得到该书后同时也便知道了一点阎月君的情况。她那时从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团省委的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当文学教师不久。自己就是青年又给青年当教师并且业余当诗人，真是不错的事情。由于工作关系，我先认识了《朦胧诗选》主编之一周宏坤。有时外地来了文学朋友他也把我找上，我们彼此很谈得来。有回阎月君一个北大作家班同学来沈阳，周宏坤把我邀去作陪，得以认识阎月君。她确与一般女性不同，说话直率，没有半句过分热情的虚话，甚至让人有点冷淡的感觉。家里书柜及其他一应器物甚至连同衣着都是冷静颜色的，都是深沉不爱出风头的人所喜欢之色。尽管这样，我还是从北京及省内外一些诗人朋友嘴里知道了她诗的水平和在诗坛位置，她的诗是能够在全国诗坛给辽宁争光添色的。所以我到作协工作后，一开会了便想到怎么没有她来？有年三八妇女节，省作协召开一次女作家座谈会，特意通知到她、林雪和皮皮。不想她（还有皮皮）说不想参加。我很意外，说都是你们女作者聚会，你怎么不想来呢？她说不愿凑热闹。我再三恳请甚至说，“那么我到你家做客就是我愿意凑热闹？”她这才勉强到了会。座谈会由我主持，作协主席和书记都到会了。不知怎的，座谈时有四五个人说着说着就发出哽噎唏嘘之声，泪流满面。但是阎月君没有。再三点她发言，她特别冷静地谈了谈对诗歌创作的想法，希望作协能够重视诗歌创作并能组织点创作活动，就完了。我带点戏谑口吻说，泪水可是好东西，是营养身体最宝贵的肥水。老农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以后作家们眼里的肥水要流就一定流到作协这块田里，以后作协争取每年开一次座谈会，让各位来流肥水。可后来这话没能兑现。后来阎月君几次问过，“你不说作协每年都组织座谈会吗，别组织流眼泪的座谈会，组织到外边转一转的创作采风会！”我表示尽量组织，可终是没落实。

    阎月君后来忽然打电话说，她不当教师了，调到政协报当记者去了，再后来忽然又来电话说调到政协报驻大连记者站去了，忙得很。她的编人《中国当代女性诗歌文库》的集子《忧伤与造句》出版后，她忙得连个小小的座谈会也没张罗。通知她报送诗歌评奖参评的书，她说忙昏头了，还没倒出空去找。最后是出版社责任编辑买了书代她报送的。

    她现在是《人民政协报》驻大连记者站的站长。之所以离开比较清静的教师岗位去当报社记者，她说是为了多接触社会，扩大生活阅历。没想到，这一扩大就收不住了。记者站新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加上居住的城市变动增加了家务拖累，几乎没一点时间写诗了。她是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既然心里钟情于诗，手又在干着别的，索性就先让诗在干净的地方好好歇一歇吧。她说有失也有得，虽然眼下少了写诗时间，但忙得酸甜苦辣使心里装了不少诗。等过些时日脱不开手的急事料理差不多了，再静下心来写诗，一定会有很多可写的。她目前基本就是这么个状态。

    林雪：深水下的火焰林雪继去年的诗集《在诗歌那边》之后，紧接着又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深水下的火焰》。她把这两本集子都报上参评辽宁文学奖了，结果还是诗集获奖。可见评委们更肯定她诗的成就和诗人地位。我问柳云对林雪诗的看法，他说她的诗更注重个人心灵的抒发。她的这本《在诗歌那边》和阎月君的《忧伤与造句》同在谢冕先生编的《当代女性诗歌文库》里边，可见她俩在诗坛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记得当年《朦胧诗选》辽宁诗人也就选了她和阎月君两人的，说明她们在诗坛地位是那时就奠定了的。我说不出她的诗优长何在。她在散文集《深水下的火焰》前面有首《我的自白》诗：在生活的屋檐下怎么才能管住我的心/使她不向着天空和大地触碰/向着人群与人群中的你触碰/触动那些雷霆中的云朵，大地上的烟人心中闪电的亮与黑/这样的一个女人，心中举着火，眼中含着水/水火交织——织身前身后，热的喜冷的悲/泊在星宿的船上，向着大地坠，飞快地坠/留不留情？水的五行，火的命/爱不爱你——在水中取暖，在火中颤栗/无论生与死/她叫着：值！她的自白别人只能靠想象去理解，我能道出的只是我看到的表面的一孔之见。

    我是在一个儿童杂志办的笔会上见到林雪的，那笔会上还有松涛。松涛诗的眼光我是信得过的，经他介绍认识了林雪之后，我向他探问林雪的诗，他说行，行。东北人嘴里能连吐出两个行字，那就是很不错了。得到松涛背后连说两个行字的林雪，那次穿件蓝色长风衣，围条蓝色带有白色碎花像落了雪似的纱巾。高高的一个模特儿似的身材和披散的长发，使人想到雪天的黑桦树。以后见她几次差不多都是蓝色调衣着，可见他的第一本诗集取名《蓝色的钟情》不是随便起的。那时我和辽宁的诗人们不熟，松涛向林雪介绍我说“这是军区的兆林，写小说的”后，林雪还有别的生人就以为我姓赵，所以酒桌上和我碰杯时认真说“敬赵先生一杯”。松涛就乘机开心说“赵先生酒量很大，敬他就得一饮而尽！”林雪没发觉松涛在寻开心，真就认真要我干杯。我忽然来了开脱的灵感，把她的名也牵连上说，“我不姓赵，我是日本名字——刘兆林雪！”大家笑了一阵她才明白过来，说原来是刘先生，不是赵先生啊。从那次他对我的赵冠刘戴开始，我发现她的机智与伶牙俐齿，在辽宁诗人堆里仅次于松涛。而他俩恰恰都是抚顺出来的诗人。还有，头几年在笔会上见到林雪总能同时见到她儿子小虎，因只有林雪带儿子参加笔会，即使不带，她也要不时给儿子打个电话。以前我曾有个看法，认为不爱母亲和孩子的女性不会是个好女性，不管她有什么惊人的大成就。看来林雪爱儿子是无疑的了，这还有另外证明。有年林雪带儿子参加笔会组织的舞会，一有人请林雪跳舞了，小虎就会上场拽母亲。林雪便总是不声不响坐回原处陪儿子看别人跳。小虎极有个性，嘴总是不停歇地说出也不知他自己是否真懂的大人话，不时逗得大家捧腹。林雪讲起自己儿子来也很得意，她讲小虎子把青年小说家刁斗的名字念成“刀斗（DOU）”。有回林雪家厨房抽油烟机坏了，一时找不到人帮忙，就打电话把刁斗找来。刁斗赤手空拳弄了一会儿，根本没有办法弄好便作罢了，但也不能转身就走哇，总得坐下说几句话吧。可才说不几句，小虎就冲刁斗说，我知道你不会修抽油烟机，你就是想来和我妈说话的！尴尬得刁斗脸红却递不出话来。小虎的聪颖过人伶牙俐齿也像一面小镜子，照衬出林雪的这一面来。有次笔会上我抓住一件事说她叶公好龙，她马上讽刺我说，刘先生那应该读“SHE”公好龙而不是“YE”公好龙！我吱吾了一会儿才想出一句牵强的反击话来：刘先生只好叶而不好色（沈阳土话发音有时“色”“社”不分）。

    林雪很能干，人缘也不错。她的诗集《在诗歌那边》出版后在沈阳开了个讨论会，不仅沈阳的许多人参加了，北京还来了些诗界要员。这两年她除了当编辑、写诗写散文，还承包了她所在刊物的某些工作，忙得很，有事找她越来越难。今年夏天意大利蒙得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率团到辽宁访问，我负责接待。召集座谈联谊会时，考虑意方有两位诗人还有一位女士，并且都很爱唱歌，又考虑在沈的诗人里能唱歌善说话也能喝一点酒的要数林雪，便把她列进了名单，作协事业发展部通知她时她答应了的，可开会那天意大利朋友都到场了，别人也都准时到了，还不见林雪影儿。工作人员打传呼问她，她说正在老家抚顺呢。这个林雪呀，被编辑部承包给她的工作缠昏头了吗？

    巴音博罗：玉乡一座富庶的诗谷我不是有意的，却经常翻开一本不错的文学杂志就看到巴音博罗的名字。后来知道了，他是满族，名字的满语意思是，富庶的山谷。他在玉石储藏量很大的岫岩县的政府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我曾想，他能搞好计划生育工作吗？他的诗歌一首接一首可是一点也不计划生育的！前几天在辽宁文学院建院15周年纪念会上，我看到文学院编的《追忆似水流年》集子里有巴音博罗一篇名为《在世纪末做一名诗人》的短文，文中写到：“在我居住的北方小城，不论官员、菜农、商贩……甚至连陪酒女都对诗人充满崇敬……虽然他们对现代诗从来不懂，也从来不读，但他们知道河流、山川、月亮……知道诗就是美，这样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有时候站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我知道我是这座小城中唯一写诗读诗的人，心中不觉涌上一阵寒意，一阵孤寂。我担心有—天我会不会也被淹没，或窒息而死……因为我现在捧出的真的不是人们所迫切需要的。这就好比一座生满树木的山谷，大多数人进山担回来的是供人们生活、取暖、煮饭的柴禾；少部分人担回的是木料，然后他们砰砰啪啪做床铺、家具、棺材，甚至精美的工艺品……只有一个人带回来一块做乐器用的材料他躲在家里闷头做呀做，流金般的岁月慢慢逝去了，他点灯熬油冥思苦想，终于做好了琴箱。现在，他要用自己的血一遍一遍涂染，用自己的脉管做琴弦，用自己的心做弦弓，用自己的梦做翅膀……他死了，琴活了，他把自己的呼吸传给了琴，使这绚烂夺目的圣物冲破囚困之屋扶摇而起飞扬而去，像一只红色的神鸟翱翔于人们仰望的苍穹——那种声音，喔……那种神鸟的啼唱之声是人们始料不及从未聆听过的稀音大乐！所以人们肃穆、呆怔、敬畏、迷惑……所以人们很快又低下头去吃端在碗里的饭。这就是当今诗人的真实境况。他歌啼过，但随即消逝！”读了这段自我写照的文字很受感动，不由得想起一些我对他的印象。

    巴音博罗在非常像样的刊物上发表了那么多诗作，却至今也如柳云一样没一本印制像样的诗集送朋友。我曾想帮他出版一本，终没弄成，但他散发的诗我浏览过，读懂读不懂都能让你感觉到大气磅礴，真像辽阔的山谷草原一样开阔人的胸襟。有回我在《上海文学》上看到他写了一首《雪的二十七种飞翔方式》，剪下压在办公桌上。我很喜欢雪，想，能看出雪有二十七种飞翔方式的人该是怎样的不凡啊。我们先是电话接触，才知他说话是很简少甚至有点木讷的。有时明明是他打来电话，可报完姓名就没话了，好像是我有事找的他：我只好主动和他闲聊。我怕浪费他太多电话费便问他有啥事没有，每次他都没什么具体事，只是问最近作协有什么活动没有。看来他最大愿望最大的事就是希望作协能多组织点活动，也可以想象得出，他这座处于偏远山区的“山谷”是多么渴望与外界的作家们沟通与交流。所以他被聘为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后，每次活动他都一次不落，如期而至。他的每次发言都很与众不同。他没法不与众不同，二十多个合同制作家只他一个诗人，其余都是写小说的。诗人的话一般要比别人严肃深刻，但没法比小说家生动活泼。饭桌上听写小说的讲笑话时他听得也很严肃，偶尔抓到机会他也讲个故事时，小说写手们等听最后的笑料包袱呢，他已埋头吃饭了。结果是大家都交头接耳问，巴音博罗讲的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所以我看他在合同制作家里也有点孤单。

    合同制作家要按合同完成一定数量的创作任务，还要求达到一定水平。巴音博罗都达到了，所以第二届他又被续聘。为了更好完成合同制作家的任务，他到岫岩县的一个镇去任挂职副镇长，干了快到两年。前不久，那个镇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都投了他的赞成票，可见群众对他印象不错。

    近一阶段巴音博罗又写散文随笔和小说，也都是在很有品位的报刊上发表的，写得也不错。他发表在《山花》上的那篇小说《狗债》，读后让人心里有些酸痛。他为什么又写小说和散文了呢？是当副镇长当的，一时没了诗心吗？

    他妻子是县法院的干部，对有巴音博罗这样的诗人丈夫很自豪，因而也很支持。这对于巴音博罗是再好不过了，可以聚精会神写作，写了妻子还能认真听然后说感觉如何。我想，这应该是巴音博罗的最大幸福。

    前天应巴音博罗邀请，我到他所住的玉城去了一趟。那座县城到处是玉器厂和玉器商店，四周又到处是玉矿，而且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玉石就在他们县放着，几百吨重谁也运不动。我说怎么从没听你提过蚰岩玉也没见你写过呢？他想了想说，我琢磨琢磨！华舒：不爱乌纱的爱诗者华舒先生以诗集《阳关在前》获奖，评委们说这也展示了辽宁文坛的一种现象。一批官员从政之余写散文随笔等，人数不少，作品数量也不少，甚至形成了一道风景。写古体诗词的更多，但只限于较小的圈子流传，不为广大读者所爱。写新诗的也有，但不多，华舒就是这不多中的极重要一员，他目前已写了十几本诗。他当过一个工业城市的宣传部长，后又改任那个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据说现在他自己提出请求，不再担任这个副主任，只保留办公室供他写诗用就行了。凡事从不同角度看都会有不同结论。也许政界人士会认为他斗志衰退，退而玩弄文字去了。若以作家眼光看，却感到他很勇敢，退休年龄还没到，就转到很清苦也很艰辛的写作之路上去了。

    四五年前看到他以部长身份出席某种会议时，就有与其他同职位部长们不同的感觉。不同在言谈举止的不像官，我所谓的不像官，是指说话不武断，也不指手_脚。主持会的点到名了，他还要退一退再发言，而截然不像往前抢的那些人。他脸上眼上透着带笑意的温和，连坐姿和举止透出的也都是温和。这都不是因某种场合需要而故意做出来的，一定是长久的文化力量所冶就的气质使然。打听别人，印证了我的判断，他是学美术专业出身，创作过不少美术作品。因品质中还有其他方面的能力，逐渐走上了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后来陆续收到他赠寄的诗集，还有画集，才知道他竟还是位髙产的诗人。他主要写抒情诗，而且篇幅较长。最让我意外的是他还出版了一本《风月无边》集子，每首都很精短，而且多是写爱情方面的诗作。这对于他，确实不易，我觉得不易在他敢于出这样一本集子，敢于把自己的爱情世界展示给食人间烟火的芸芸众生。我也听到过有的诗人甚至女性诗人非议说，这么大岁数个当官的，写什么风月无边！我倒觉得，这恰恰证明他本质上真是个诗人。

    他是满族，他的诗集还获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这些并不是我看重的，我看重的是他对评奖无所谓的从容心态。我最挠头那些争奖如争命的人。一要评奖了，便频频活动，可能跟政界那些跑官要官的小政客相似吧，跑到了还要说自己最不愿当官偏偏非让自己当，跑不到则流言蜚语说自己不会拍马屁等等。

    和华舒先生的真正接触严格说只有一次。有年出版社找几个作家、诗人到本溪搞个活动，我在其中。那次组织者是爱诗者，所以找的诗人居多，所以就找到华舒先生，他既作为诗人参加活动，又作为东道主安排活动。他那时正当着宣传部长，可留给我的印象全是和作家们一同极为和谐地融人山水的诗人形象。那时我还是部队作家，和松涛同被作为军旅文人分在一屋住。在漆黑的后半夜了，华舒还和大家在太子河边趟水，在山洞里唱歌……

    华舒的诗我同样评价不出髙低来，如果以我个人的口味来论定，未免太容易遭诗人们笑话了。反正我凭直觉感到，他能在不用愁衣食住行的官位上还能有浓烈的诗心诗意，并且常有诗作贡献给诗坛，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何况好几位中青年诗人评委都说自己绝不是违心投了华舒的票。

    为母亲活出的水平

    文人堆里，文作得好，人也做得好，即人们常常脱口而出说的，这个人文章写得漂亮人也棒者，真的不是很多。怎么可能很多啊！文章花拳绣腿洋洋洒洒甚至铺天盖地写来者不少，但写得不诚实，没有真功夫，不过是个写手。这种写手做人也不会有高境界。有的人品不错，从不损人利己，也诚实可靠，甚至乐于助人，但文章作得过于平庸。所以文和人都很不错者，就很难得。我看葛水平就属于文和人都很不错者。她出身清洁的乡野民家，却毫不雕琢地透有高雅气韵，文章（我看到的多是小说和散文，也有诗）也篇篇弥漫着清新气息真诚心态和浓郁的诗意。读她作品和与她交往都有一种美感，觉得她的人和文，都有较深的根，沉稳，不摇来摆去的，都有活气，即于沉稳中有一种内敛的动势，那动势里传给你的是诗香是文韵，像品美酒佳酿，余味绵长。山西的清幽山谷给了她大隐于市的心境，山西的大山之巅使她有了一览众山的眼光。她作文和做人都在质量上下真功夫，而不在活动啊走关系啊等方面下力气，因而文和人就都有好收成。是她的一方水土和当教师的亲娘美育了她，使她特别好说“真水无香”啊“上善若水”啊“人要靠自己的技艺活着”啊，等等。她的名字所以叫水平，是她母亲看重学校墙上刷的一条大标语“把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中的水平二字，期望自己女儿能活出个水平来。葛水平与自己母亲给起的名字很相符。一个人没辜负母亲的期望，就算活出水平来了。

    我们“八一”期

    我入文讲所（中央文学讲习所）是1984年初。当时我特别羡慕先期入学那些作家，他们一说起自己的学历，自豪的口气多少给我们带来些压抑感。“我是六期的，文革后第一期和蒋子龙、王安忆同一期！”“我是二期的，所长是丁玲，茹志娟、邓友梅我们同期！”而我们，已是第八期的了，所长和同学们在文学史上都不如先前那些人记得重。那时有一部人人熟知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叫《第八个是铜像》，有人特别羡慕先期的作家们时就好自嘲说第八个是铜像！好像前边那些期的都是金的银的，而我们是铜的一般。也有不愤劲的则说，威虎山是八大金刚，第九个才是臭老九！我们第八期那些同学大多是不愤劲儿想当金刚不愿做铜像的主儿，人学不到一年就上蹿高教部，下跳好几个大学，又联名请愿中国作协，生生把文学讲习所改名为鲁迅文学院了，连学制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年而改为两年半。大家图的是名正言顺，怎么我们作家协会就不能正式办大学呢？苏联有大名鼎鼎的高尔基文学院，我们堂堂十亿人口的中国怎么就不能有个鲁迅文学院呢？八期的学委会主任是邓刚，我是副主任，还有党支部的朱苏进和吕雷，我们几个不能有违同学的意愿和信任，带领大家折腾了几个月。当时的所长李清泉和徐刚，还有作协的党组书记唐达成老师都很支持我们，唐达成把自己的专用车派给我们各处去跑，书记处的鲍昌、张锲也很支持。第二年我们八期同学和教职员工便全部戴上了鲁迅文学院的校徽，老师是红底白字，我们是白底红字。师生们都自豪说，我们不是文讲所第八期了，我们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期！不愿放弃历史荣誉的则强调说，应该实事求是，我们是“八一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期。记得当时有位学校领导还找我谈过话，希望我脱了军装留下当副院长。我当然不是一点也没动心，但还是对军装的感情战胜了文学院副院长的诱惑，暗中收藏着很看重的那一枚校徽，而从没好意思戴过一次。而一些同学则胸上戴了鲁迅文学院的牌子兜里揣着文学讲习所的牌子大摇大摆上街去。偌大的京城也有不知鲁迅何许人也者，公共汽车上竟有人指着同学胸前的牌牌问，鲁迅女（把手写体的文字读成女了）学院是干什么的？戴牌者的自豪心情可想而知受了打击，方才觉得，文讲所也好，文学院也好，都是高教部不承认文凭老百姓也不知是干什么吃的一个所在啊。于是大家又要求我们学委会和党支部的几位别当叛徒，再继续领导他们为正规文凭而奋斗一番。我当时已有了辽宁大学的正规文凭，其他文凭于我已无实际意义，但我不能当叛徒，又和大家共同努力了几个月（最后的努力也有第七期的同学如高洪波等的参与），终于获得了中国最鼎鼎的名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也如数交齐了，但开学后我却一天也没能去读。我认为，单说培养作家的话，哪地方也不如鲁迅文学院！这话走题了，回头再说我们“八一期”那段难忘的日子吧。

    入学考试和入学报到那天的情景都能让我牢记半辈子的。东北片的入学考场设在吉林省会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一间教室。那是冬天的一个星期日，人考场前我喝了半杯咖啡，我还把这法儿事先告诉了其他同考者，可见我对上文讲所的重视。黑龙江的孙少山说我，你应该让别人喝蒙汗药才对，大家脑袋都不好使了你才能考上。当时我的几篇代表作都刚刚发表，还没来得及产生影响，所以没谁重视我的话。我差不多是独自喝了咖啡进考场的。从北京来的文讲所老师亲自监考，一人一桌，老师又监视得极认真，谁也抄不得的。为了考上，每道考题我都答得极认真，宁肯答得不对，也不肯让卷纸留一点空儿。记得天黑了又赶上那天停电，每人桌上点了一支红蜡烛，那情景真够诗情画意的了，仿佛登文学圣殿前在进行祈祷和洗礼。那一阶段我有考辽大的复习基础，自觉考得不错。但后来到北京开会，听部队的文友朱苏进说，考试只是走走形式，主要看作品如何。恰在考后那段时间，我的几个中短篇小说忽然影响大了起来。朱苏进安慰我说，放心吧，我保你能考上。我不可能放心，他友好地和我打赌说，你要考不上我请客，你要考上了就你请客，把部队参考的文友都得请上！我巴不得能请上这次客，就一口说定了。结果是我请了客，朱苏进打赌很少有输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迈进自己心中的文学圣殿“文讲所”啦！这所文学圣殿最先给我打下深刻烙印的是，那间独立于整个院落西南角的平房厕所。那时文讲所离现今的亚运村不远，在元大都土城遗址旁边的绿化队林丛里，清一色的砖瓦平房。院里院外都是树木，让我记忆最深的树是我们东北没有的柿子树。厕所门前就是一排柿子树，秋天时蹲在厕所里就可以看见树上一盏盏红灯笼似的熟了的柿子。若是解完手忽然起了馋心顺手摘一个吃了也不算什么，但那时我穿军装耳边总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约束声响着，只在心里吃几个算了，手并没有真伸上去。关于厕所外面柿子的印象是后来到了秋天才有的，开初最深的烙印是师生一边同蹲厕所一边左右唠嗑。那个室外的平房厕所七八个蹲位，是没有隔断的。记得开初有一次，刚蹲下就进来了杨觉和毛宪文老师。二位老先生若无其事在我左右蹲了就向我聊问部队的事，我不仅嘴上拘谨，其他更是紧张，根本就无法解下手来。我越是和尊敬的人尤其是和老师在一起越拘谨，记得中学时一位管宿舍的男老师带我们男生一同洗澡，因见了他的裸体再上课时我都觉得他不如以前值得尊敬了。所以待二位文讲所的老师系了裤带悠然离去，我这个一向雷厉风行的军人才慌忙用力，唯恐再来了哪怕不是老师的也解不下手来。当然到了后来，哪怕是作协的领导如冯牧先生一同来蹲，我们也能如杨、毛老师那样若无其事了。当初文讲所的条件就是如此简陋，只有一间作为教室的大点的屋子，兼做会议室和俱乐部，凡大点的活动都在这间屋子进行。另一间大点的屋子是食堂。所谓大点是与宿舍比，其实食堂只能站下全体师生四十多人排队买饭，连一张坐下吃饭的桌子也没放，都是排队买了饭回宿舍去吃。等到变成鲁迅名下的文学院了，才搬到现在的胡家楼十里堡，不仅有一栋楼也有一个放了许多张桌子可以师生共同坐着就餐的独立食堂了。如果用最简明的话概括一下当时的文讲所和后来的鲁院有什么不同，我看就是，文讲所是师生同蹲厕所却不能同坐吃饭，而鲁院是师生再也不能同蹲厕所却可以同坐吃饭了。关于宿舍，不论是文讲所还是鲁院，都是三人一屋，不过后来是楼房，而且房间面积大了些，床也换了新的。文讲所时期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北方称作“撞拐”南方叫作“斗鸡”那种很消耗体力也非常有趣的男性运动，和虽然男女皆宜其实只有男同学能抢得上拍子的羽毛球运动。之所以这两项活动得以盛行，完全是条件使然。只要不下雨，这两项活动就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别的活动，比如打篮球和跳舞，一只球架子也没有，场地也不够大，怎么打？跳舞得现把桌椅搬出教室，然后再连夜搬回去，偶尔一次可以，哪有如此勤快的人啊。不是贪天功归己有，“撞拐”活动的确是我从东北带去的，也是我倡导起来的，因为所有体育活动我都不行，唯有撞拐我非常出色，羽毛球我抢不上拍子。为了撞拐活动能开展起来，我特意宣称，此道老子天下第一，不信就试试，单个上集体上都可以。结果是各省的同学都跳出来比试了。没一个撞得过我，连体力最好最不服气的山西张石山也服了，最后不得不选择集体撞我。虽然打羽毛球很难轮上我，但我也不甘心，我想利用职权之便捉弄一下所有羽毛球优秀选手们。我以学委会名义提议搞比赛评奖。大家十分踊跃参评，成立了评委会认真评出一、二、三等，还有特等奖。没评上奖的安徽同学陈源斌不服气，最后评委商量评给他一个最佳观众奖。记得还有同学提意见说，陈源斌漏掉好几场比赛没看，该评看得最认真的孙少山。我担心少山那倔脾气到时受不了捉弄急眼，便没忍心替他争下这个奖。评前就宣布了有重奖的，而且跟老师们也说好了，我们学委会自己筹钱买奖品，不用学校操心。这样老师也很感动，颁奖会那天连所长也到场亲自给颁，还请了一个报社的文学爱好者朋友配合说是体育报的记者来给拍照要在报纸上发表。颁奖会一开始十分庄严，所长致歉意说学校穷，让学委会自己筹钱买奖品，很过意不去，等等。他把纸包纸裹的一大包奖品郑重地颁给特等奖获得者张石山，张石山又当众撕开纸包裹，出现于“体育报记者”的镜头前的竟是一个大香槟酒瓶子。庄严地等待拍照的其他获奖者们一一撕开自己的奖品袋子时，竟然依次是啤酒瓶子、白酒瓶子、罐头瓶子、咖啡瓶子等等平时躺在懒鬼床下没来得及被扔掉的废品们！最佳观众陈源斌的奖杯更惨，竟是口径只有一寸多的咸菜瓶子。因为平时他喜欢用很小的水杯，便有同学给他起外号小水杯子，另外他在同学中年龄也是最小的，取笑一下他也无可奈何。那时大家还没想到他毕业后能写出《秋菊打官司》等名篇来，可见文讲所的平房厕所和廉价的各种酒及咖啡、咸菜们培养了多少知名的作家啊！到了鲁院时期，文体活动就变成了篮球、跳舞、甚至滑旱冰了，也是因为条件原因，鲁院的新球场兼操场是水泥面的，很光滑，于是便兴起了滑旱冰。宽大的食堂只需稍稍挪一挪桌子，便是不错的舞厅。

    那时的文讲所虽然简陋艰苦，但却是全国最能吸引文学编辑的地方，到了鲁院时期更是如此了。经常有各省的编辑们轮番来组稿。组稿方式各有不同，条件好的刊物干脆就派车把全班同学都拉去玩一次，次之的派个能干的女编辑来悄悄拉走一伙人到饭店聚聚餐，再次之的来上一个编辑挨屋串，不仅不请我们吃饭，到了饭时赶到谁屋了还得由这个倒霉鬼掏饭票给他买饭。也有使损招的，看快到饭时了，连忙把编辑领到别屋，别屋那家伙理所当然就成了倒霉鬼。当然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对待不出名的刊物或没有魅力的编辑，出众的美女编辑很可能就被悄悄领出去独自受招待了。到了鲁院时候，我们学生的房子宽裕了，学校还有了招待所，不仅可以留编辑吃饭，有的也有条件留宿了。烙印更深的是关于考试方面的事。开始考试是不多的，完全是我们自己闹文凭闹的，考试就逐渐多而严起来，后来就成了大负担，连我们学委会也不得不亲自参与对付那些于当作家没用的考试来。学委会既压题也想法刺探考题，还组织同学分工一一作了答案以便大家打小抄，有的甚至把答案事先抄好，到时把整张纸写了名交上了事。实际老师早就明察秋毫了，只是开始装作不知而已。后来学校领导严格要求考试纪律，大家也没当回事，又一科考试时才傻了眼，教务处悄悄换了卷纸，我们私下从打字员那儿要来的纸已与新换的卷纸完全不一样了，现场打小抄也打不成，不少同学就没能及格。也有不听邪抄的，被抓住让领导找去谈话，还得补考。有一次与我同屋的上海傅星赶巧在考试期间病了，住好长时间的医院，我们就借机吓唬老师说，不能再用过分的严考摧残作家们了。后来学校怕大家和当时有些大学里的学潮闹到一块，不得不将监考松了下来。我们当时的师生关系非常有趣，不少学生比有的老师年龄大，许多事是老师听学生的。比如有个独身的男老师许多事都找我们学生讨主意。他找对象好几次都没成功，后来又看上一个怕再成不了，就找我和邓刚帮忙说，你们都是正红的作家，哪天我把对象带到学校来，你们把自己的书送她一本，最好写上请我们俩人一同指正，既叫她看看我的学生都这么有名，又让她感到我们俩的名字已经连在一起无法分开了，这就黄不了啦。我俩不仅照办，而且比要求还热情地吹嘘了一番老师，果然很奏效，老师的婚事终于成了。我们和老师们的关系都不错，不存在毕业分配方面的功利目的，所以那种不错的和谐是极自然的。我们每个学生还有学校给找定的校外“导师”，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老师更加尊重，因为他们都是颇有成就的著名作家。我的导师是我非常崇敬的徐怀中，部队的文友都非常羡慕我分在了徐老师名下。徐老师对我们五个部队学员都十分爱护和关照，他不仅对我们好，后来很快就效法文讲所创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并且亲任主任，凝聚和培养了当时全军一批最活跃的青年作家。我们文讲所的部队“五朵金花”多次在他牵线下与军艺文友相切磋，获益匪浅。每次我们结伴到他家去，从来不是去给他送礼，而是白吃他亲手为我们包的饺子。我们跟鲁院的老师也大多是这样的师生关系，从不懂得给老师带礼物，而是白受老师招待。同蹲厕所和集体对付老师的监考，以及帮老师成婚还有白受老师的招待等等，就是文讲所和魯院师生关系的写照。当然，我们也有让老师伤心的时候，比如有次某大学一位著名老教授见有的同学穿拖鞋提水壶还叼着烟来上课，听讲时还不停地交头接耳，难过得流了泪。这是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极大反差造成的。这位老师到军艺讲课时，一进教室，全体学员唰地一声站起来，加上齐唰唰一声老师好，然后再齐唰唰坐下，听讲时鸦雀无声，他被感动得流了泪。

    我们“八一期”实有在校时间是两年半，而经历的时间跨度却有三年。那三年的日子还可以讲述许多或美好，或沉重，或痛苦，或有趣，也有与龌龊沾了边儿但都难以忘怀的故事，这些故事都紧紧联系着同学和老师以及到校谈创作的作家们的名字。这些名字杂乱无序排列起来的话，老师和作家有，丁玲、张光年、冯牧、王蒙、邓友梅、刘绍棠、姚雪垠、李德伦，刘再复，徐怀中、李清泉、徐刚、周艾若、陈三三、刘小珊、张玉秋、毛宪文、杨觉、景瑞、王祥、徐学淸、陈凤楼……同学有，辽宁的邓刚，黑龙江的孙少山，吉林的杜保平，北京的甘铁生、尹俊卿，陕西的梅绍静，天津的伊蕾，解放军的朱苏进、乔良、简嘉、唐栋和我，江苏的赵本夫、储福金，广东的吕雷，深圳的张俊彪，云南的黄尧，河南的杨东明，四川的魏继新，广西的聂震宁，湖南的蔡测海、聂鑫森、叶之蓁、贺小彤，湖北的姜天民、李叔德，浙江的郑九蝉、薛尔康，陕西的赵宇共，山西的张石山、周山湖，山东的张玲、谢颐城，宁夏的査舜，青海的程枧，上海的傅星，安徽的陈源斌……十六七年已经过去，这些同学大多已过或接近五十，已知天命了，还都在文学的.田地里熬着心血流着汗水，鲜明地显示着与其他哪怕是非常名牌大学毕业生的不同，即铁一样证明着，鲁院才真正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她的真正在于，没有哪个学校能够像她那样给学员心灵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地心灵碰撞，自由地天马行空，自由地突破自己，自由地超越他人……而这自由又都被文学之绳紧紧栓系着。

    我的文学老师

    事业上没弄出个名堂来，反去说谁谁是你的老师，岂不等于说是老师教导的结果，侮辱了老师嘛！名师出高徒，自己没成为高徒，就不该把老师扯上。这样想过之后仍向外人说谁是老师，实在是出自感念之心：若不是老师的指引，连现在这个没名堂的样子也混不出来呢！那么就说说与自己的文学之路有关的人吧。

    先说这个老师，不仅没教过我，而且没和我说过话。他本人的理想可能是当教师的，但确实一天也没当过。现在他是否还在人世，已说不好了，因我曾几次听老家传来关于他自杀的说法。其实我只在上中学时从侧面见过他一回，而他并没见过我，那时他也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么个人。他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才生，但未及毕业就成了右派分子，蹲几年监狱后当了农民。他其实是个诗人，干着农活，业余写诗，常常用笔名或别人的名字发表诗作。他的真名、笔名和所用的别人名字我都知道，是从大同学们嘴里知道的。他本来和我家同住在个镇上的，因劳改当农民就到乡下去了，所以天天按时上学的我就没机会见到他。后来我到县城住宿读高中，有次回家过完星期天又返校，路过县城一座邮筒时，同行的高年级大同学将一个没贴邮票却剪掉一角的信封投了进去，我才知道这叫给报社投稿，可以不花邮费，如果稿子刊登了还可以得到稿费。既可出名，又可得利，还不用花一分钱，这可真是件不错的事，但一个高中生不可能不知道那需要非常出色的写作才能。所以我非常佩服敢往报社投稿的人，自己却不可能马上去投，对我，那只能是将来的事情，还十分遥远。可是，当我得知那同学不是自己投稿，而是替前面我说的那诗人投稿时，那诗人便正式作为一颗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了。数日后真在报纸的文学副刊上读到了他没贴邮票寄出的诗，那颗文学种子便开始在我心田悄悄膨胀。以后凡在报纸和文学刊物上看到他的诗，我必定剪贴了反复读上几遍。有年寒假，我在伯父的鲜货铺子里留恋着不肯走，是想混点糖果吃吃，忽然看见铺子外面出现一架扎满糖葫芦的草靶子。满靶紫红色闪着光彩的糖葫芦像一簇鲜花在雪天里怒放着，吃不到伯父糖果的我便面对糖葫芦流开了口水。当我发现卖糖葫芦的人竟是个非常难看的罗圈腿，而且穿条免裆棉裤，地地道道一个贫丑农民形象时，口水便止了。可伯父说那就是我佩服着的诗人！那次我又从伯父嘴里知道了那诗人很多的不幸，这里就不一一絮叨了。我只从侧面见过那诗人这么一回，虽然没同他说上一句话，以后再读他或别人的诗时却懂得了，诗是美丽的，但诗人很可能是不幸的，就如糖葫芦是花一般的，卖糖葫芦者却很寒酸。经历了许多艰辛直到现在我还喜爱着文学，不能说不与这位诗人初始给我打下的烙印有关：不幸本来就是一所文学院。

    2第二位老师不仅没教过我，连师范学院也没念过的，是入伍后参加部队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认识的，我一直叫他“田干事”。前年外地有个人来沈阳，要我陪他去看看老田，我十分感慨，说老田去世快有二十年啦！去世快二十年了还有人惦念着他，而且不知他已去世，这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给人许多好感，却不事张扬。我参军不久认识他时，他是沈阳军区文学创作组的创作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专业作家。那时还算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能被称得上作家的也就是鲁迅、浩然等不多几个人。他是专门从事写作的，又不能被称为作家，且又没官衔，我们一些部队文学爱好者便尊称他干事。在基层部队，被称为员的放映员、炊事员、卫生员等，都是战士，而虽不带兵管人的干事却是干部。所以我当他面称呼他田干事，与别人说起他则进一步尊称军区田干事。在我们军龄很短的青年同志眼里，机关的干事就很了不起了，而老田又是大军区能发表文学作品的干事，岂不是更了不起？我默默开始在心里把他当老师对待，是在参加他主办的一次创作学习班，听他同我谈文学创作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以后。他没有直接教导我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而是讲了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他那时只有四十几岁，但长相却比鲁迅先生晚年还显老，也如鲁迅那样用一只大烟斗子抽烟，脸型和头型也如鲁迅先生相似。他说他常常骂别人怎么怎么不是东西，其实细剖析剖析，有时自己往往比别人还不是东西。？如果一个作家既敢描写别人不是东西的东西，也敢揭示自己内心不是东西的东西，那他才有望成为一个优秀作家。他说最难写的是剖析自己灵魂的忏悔录。他当众剖析了一件自己的事。

    1962年我国闹自然灾害，以后连年遭灾，老百姓饿死了不少，部队也常常以糠菜充饥，偶尔吃一回纯粮食的干粮，便不啻过年了。有一回老田和同单位一个战友下部队采访，吃饭时一只盘子里端上两个玉米饼子，一大一小，而且大小比较明显。本来盘子是先端到老田面前的，老田犹豫一下却推给战友先拿了。不想那战友却拿了大的，剩下小的自然就归了老田。本来大的吃下去离饱肚子也还很远，得了个小好几口的饼子，就吏吃不饱了。那年头的一小块干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金银的。老田就十分生气地在心里暗骂那位战友：真不是个东西，让都不让一下就拿了大的。哪管吃了后说一声对不起也好，就那么厚脸皮占了如此乏大的便宜！这事在老田心里一直暗骂了好几年，待到后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搞斗私批修，总是强调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才忽然揪住了自己在这事上的狐狸尾巴。他发现自己其实比那战友虚伪。他说：“盘子先端给我了，我可以有四种选择的，一是自己主动拿了小的而把大的留给战友，二是直接把大的拿给战友自己留下小的，三是自己不顾一切就拿了大的，四才是把盘子推开让战友先拿。而第四个选择是最狡猾最虚伪的，那等于把战友先推到枪口上检验优劣，自己却躲起来了。战友固然没经得住检验，但自己也隐藏了期望战友能拿小留大的不良用心。这虚伪地隐藏着的私心，难道不比战友赤裸裸的私心更可恨吗！？老田能当着我们这些学生辈的小青年面剖析自己的灵魂，给我留下极深的烙印。后来我念辽宁大学中文系，有次作文考试写自己的老师，我就把老田的这件事写了。记得被辽大老师判了最高分，并入选了学校编印的优秀作文选。这也使我从辽大老师那里得到印证，老田应该算是我的一位文学老师，并且是位好老师。

    3“好的小说语言其实是内分泌的结果，是大脑和心灵在兴奋状态下自然分泌出来的，而不是硬挤出来的。”这话是著名作家徐怀中老师说的。“任何内分泌都不可能随时随地产生，必须有一定条件。比如唾液分泌是在见到想吃的食物时，汗液的分泌是在身体受热时。小说语言的分泌也是需要条件反射的。为了能分泌出好语言来，每次动笔前我都要读一阵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什么时候读兴奋了开始分泌了，才动笔。”（大意）可以说徐老师这话已溶化在我的血液中了，只要我的血还流动，大概它就会发生作用。我想，一个人的某些话或某句话能对你发生长久的指导作用，那他就真的是你老师了。

    我之所以认认真真称徐怀中为老师，不仅因为他的“内分泌”说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因他是我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时名正言顺的写作导师。没到鲁院前他曾为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写过序，使我对自己作品优缺点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但怎么提高，自己却一时摸不着头脑。我所以能落到他名下当学生，和我自己积极要求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部队小说家，我最喜欢的是他。他的叙述总是不紧不慢春风化雨般地流露着文雅的诗意和幽默感。当时我读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八期，也就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和我同班的有邓刚、朱苏进、赵本夫、简嘉、乔良等，我是学委会副主任兼学习委员，所以有机会先知道了辅导老师们的名单，便事先向学校提出希望能分在徐怀中名下。我的愿望理所当然实现了。没有分到徐老师名下的朱苏进和简嘉很羡慕我，当我和唐栋正式拜访导师时，他俩也和我们一同去了。我们除去带了一颗敬慕之心，什么见面礼也没带，倒是带去的几张空嘴大吃了一通徐老师亲手包的饺子，几双空手又都带回一本徐老师赠给的书，耳朵也装回不多但几乎都记得住的一席金玉良言。我们几个几乎一致认为，徐老师无论从形象到性格到为人为文，都是最不好为人师却应当被我们引为骄傲的良师。他既参加过战争，又是训练有素的文人，既能严以律己又能宽爱对人，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凝聚队伍，从他身上可以多侧面地学到东西。

    我们进文讲所不到一年，解放军艺术学院诞生了文学系，徐老师便是众望所归的系主任。他名下忽然聚集了李存葆、莫言、钱钢、苗长水等二十多名比我们还名正言顺的文学弟子。于是，我们作协文讲所八期的五名部队学员和军艺文学系一期那帮同学便开始互相羡慕了：他们羡慕我们“文讲所”的名气，我们羡慕他们可以天天和徐老师在一起。那一阶段，我们这群全军青年创作主力，可说是以徐老师为纲形成了既互相学习又热烈竞赛的局面。细查这伙人那一阵子语言方面的进步，就可以看出徐怀中老师“内分泌”说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由于那阵儿同他接触较多，我才明白了，《西线轶事》那独特的语言只能从健康宽厚朴实又热情正直的徐怀中老师身上分泌出来。他做事首先替别人着想，所以写作时才宁肯花很多时间去慢慢分泌，而绝不像有些作家喝多了生水节制不住跑肚似地去写，只考虑自己排泄掉许多有炎症的语言垃圾舒服了，而不替读者着想。徐老师最先—批去的老山前线，生活时间也不短，但面对全国许多刊物的稿约，他只分泌了那么一个短篇，精美得至今都没法改成电影。语言妙极的小说是很难改成电影的，改就把原作那种分泌的韵味改丢了。人类历史已经很长，古今中外值得一读而读不过来的好作品已经不少，实在是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垃圾来图财害命误人子弟了。所以能耐得住寂寞，精诚地分泌作品的作家就该有资格成为我们的老师。

    后来进一步亲身体验时才懂得，分泌二字实在是太准确，也太难得了。泌汗不使出相当的力气产生出相当的热量能吗？泌泪不有了巨大的悲伤或深深的感动能吗？而分泌洋溢才华的小说语言，不调动心脏加速供血，不促使大脑细胞高度兴奋，甚至不让浑身的肌肉都活跃起来，行吗？真的是不行！为了促进这种分泌，得去体验某种生活，得去进行某种锻炼，甚至吸烟、喝茶、饮咖啡、跑步，同亲爱的人说一会儿话……徐老师经过前期那么多的准备了，动笔前还要读上一大阵子美文，那的确是可以为我师表的做法。今后还要时常以此提醒自己，如果一时分泌不出好语言来，那就宁肯不写。枯涩呆板毫无生气的语言一但落到纸上，就不好改了。除非扔掉重写，但那不已是无效劳动了吗？

    不幸给他送上的礼物

    不幸是个非常残酷无情的家伙，害得多少人苦不堪言，甚至痛不欲生，但有时它也可以成为严师，会培养出优秀的人。《想骑大鱼的孩子》这本书的作者赵凯，就是不幸用无情的手培养的优秀青年。当然，这样说时，我还是怀着深深的疼痛祈祷，上帝还是别叫不幸到处乱走，去培养什么人才了，尤其不希望谁因碰见了不幸而成才，不过是想为既已遇了不幸又逃不脱的人们说些慰藉与鼓舞的话，以帮他们战胜不幸而已。

    赵凯实在是太不幸了！认识了他之后，我才明白，我青年时的不幸，真是算不了什么的。大前年，退休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著名编辑家何启治先生电话里跟我说，辽宁沈阳的辽中县老观挖乡后老薄村有个残疾小伙子，与他联系多年，写了许多稿子，虽未发表过，但已有了希望，嘱我能给他点帮助。一位退休老先生出于人性，毫无私心的话，我若不当回事儿，自己会良心不安的，便约上沈阳市文联的作家黄世俊，《芒种》主编张启智和辽宁作协创联部主任、作家李光幸，前往乡下去看赵凯。几经寻找见到他时，我们都被惊呆了。原来我只是一般地想象了他的不幸，以为他只是能起能居能走的肢体残缺罢了，哪想到他只能偃直地仰躺在炕上，不能坐，不能走，只有一双手臂可以活动，能够把书和稿纸捧在胸口仰脸读和写，有时由人帮助他挣扎着下炕来，也就是直直地站着，像直直地躺着一样。他读，他写，用各种各样的纸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小说。难以想象，那些五花八门的纸上浸透了怎样的心血啊。更惨不忍睹的是，一间小屋子里，常年陪伴他这个只能直俚僵躺在炕上的残疾男人的，竟是另一个残疾男人，他的严重鸡胸罗锅上不了炕只能睡在一张矮床上的哥哥！还有挂在墙上画里面的几个女人！那画里的女人都是绝色美女，但都是纸的啊！这强烈的反差刺得我心剧烈疼痛，至今那疼感仿佛还在心头。我当时就透彻地明白了，这个叫赵凯的魁梧英俊却除了躺着什么也不能干的小伙子，不学写作就啥也不能干了！那挂在纸上的美女还告诉我，也只有文学之美能拯救赵凯了！我同他谈史铁生，他知道。我同他谈张海迪，他知道。他还知道其他一些因残疾而创作的人。他见了我们这几个作家和编辑，喜得简直不知所措，仿佛见到天堂来拯救他的上帝。于是我们留下带给他的一些书、稿纸和无限的同情与疼痛，还留下由黄世俊、李光幸、张启智带上他那些稿子今后给他以指点和帮助的话，才沉重地离去。后来他常同我联系，我还通过当时任着沈阳市委副书记的刘迎初同志和沈阳市卫生局的李针红处长，帮他手术整治过一次残疾，术后我和李光幸到医院看他，他说能欠身四十五度角了，但还是坐不起来。对此他也欣喜万分，一再说写作水平和身体都在见好。可是不幸又一次接待了他。正当他写作有点进步时，黄世俊和李光幸两位大好人竟都因重病先后去世了。真是太不幸了！他们去世好久之后，赵凯才得知消息，他的那—大堆稿子没有了下落。我只好鼓励他在新起点上继续努力，并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直接给他些指点和扶持。赵凯是好样的，他不仅没有气馁和颓废，而是更加坚强和勤奋地钻研下去，还通过电脑网络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结交了一批新文友，使自己的生活和写作都有了新起色。让我欣慰的是，终于看到他的作品开始在一些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还有网上一篇篇问世了。写亲情和人性的（〈母亲的手》《爱情的名字》《阳光中的乳香》《女娲的母亲》《农民节》等，都亲情洋溢，充满理想和人性的温暖与光辉，既有想象力和新意，又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尤其（〈母亲的手》等还在全国影响极大的《读者》等杂志转载，更为赵凯增添了信心和快乐。听说赵凯要出书了，还引起沈阳市副市长祁鸣同志的关心和重视，指示市残联领导过问此事，可见全社会对不幸的人们有多么的爱护。

    我由衷为赵凯精神的升华和写作水平的提高而高兴。当他电话中请求我为他这本处女集《想骑大鱼的孩子》写序言时，虽然我也正有点身体方面的小不幸，还是心甘情愿地为他终于得到了大不幸给他送上的这份大礼而写了以上这些话。我也把这本作品集当作赵凯慰问我的礼物收下了。由衷祈愿他以后少遭遇不幸，多碰见欢乐！

    我喜欢的几句格言

    一、不幸是一所最好的文学院。人活着都很不易，都需要关爱与温暖。钱多钱少名气大小地位高低身体好坏男女老少，谁能没有苦恼和不幸呢？钱多的兴许没爱情，名气大的兴许身体不好，身体好的兴许一辈子打光棍，地位高的兴许没朋友……这就注定了文学不灭的定律。只要有人在，文学就没法儿死灭。文学是人学，是人类精神的家园，无论是强人还是弱者，都需要在文学家园中得到被理解、被抚慰的关爱。而作家们往往是那些受文学关爱较深的大不幸者，尤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不幸和被关爱更为重要。所以我把一位伟人说过的话——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甚改成不幸是一所最好的文学院。还有一句“美丽出自痛苦”也和这有点关系。许多写出美丽著作的文学大师们其实都是这座文学院培养的。我这样说绝不否认幸运的人也能成为好作家，只不过为了安慰那些不幸者别把不幸当成太坏的东西。想想我的文学之初，最应感谢的就是苦难和不幸了。

    二、有爱才能有才华。我属于没有才华，有点笨这一类型的人。我常常因此而悲观。后来，我发现托尔斯泰说：“有爱才能有才华。”我虽然没有过目成诵之才，但我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那些创造美、创造财富、善良的人们。“有爱才能有才华”我是用这句格言来树立自己信心的。

    三、读名著，而且要站着读。我认为二、三、四流作品不要读，把时间、精力用来读第一流的作品。而且要站着读。如果你跪着、坐着、躺着读，人家就永远高大，自己就永远奴才似的矮小。弄文学如此，做其他事也一样。

    四、文学不是数学。不能像数学那样一个故事加另一个故事等于一篇小说，不是用这个历史材料加那个历史材料得出一个长篇小说。有的人积累了那么多故事，那么多材料，他就是写不出好的小说。所以，搞文学要把功夫下在对生活的理解上，去感觉：人，理解人，分析人。不要像研究数学、化学一样去研究技巧。今年年初，在广州笔会上，一个诗人拿了很多卡片来叫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一人写—句话，回答什么叫诗人？当时我写的是：“人心里美的秘密就是诗。”我说的诗泛指文学。不管你写什么，如果你不能发现别人心里美的秘密，不能发现别人心里隐蔽的、不轻易让人知的那些角落，你就算不上好作家。所以我说文学不是数学，也不是化学。文学就是人学，是人心学。

    五、要寻找自己的位置。有一年，我跟湖南作家古华到大连去。那时，我正彷徨、苦恼，不明白怎样突破自己。我就把自己刚写好的一篇小说《雪国热闹镇》给他看。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能立足于东北边疆的独特生活中，从这里走向世界是大有希望的。”他的话使我认到，越有区域性才越有世界性。想走向世界，必须立足于自己独特的生活领域。

    六、不攀别人的高峰，但求发挥自己的长处。我有个比喻：你的优点像一座山峰，你的缺点像一个山谷。如果你把精力只是用来改正缺点，用了十年或者五年时间把你的缺点改过来了，把那个山谷填平了，可是，代表你优点的那个山头还是那么高。如果你把主要精力和才气用在发挥你的长处上，你比原来的离峰哪怕是增加了半米，那么你也突破了原来的水平了。

    若用几句概括的话总结一下，我说，一个作家，不管他写什么或怎么写，从更高意义上说，都是写自传：不管他写猫写狗写蛇写鱼也都是人眼中的这些东西，也还是为人所写；不管他写历史写现实，还是历史地写、现实地写、浪漫地写、魔幻地写、幽默地写、诗意地写、科幻地写、乐观地写、悲剧地写、先锋地写、传统地写、无边地写……都不可能有一种文学写法的主义与现实没有一点关系；怎么写都可以尝试，但不能攀别人的高峰，也不能排斥别人，只能自己超越自己；把精力花在发扬自己的长处上，而不把心血费在克服缺点上，避免克服了缺点却变为平庸或克服了自己的缺点却成了别人。宁可让显著的长处与缺点并存而显示自己的独特性，也不要属于他人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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