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小说，故事外壳特别明白。《局外人》完美得给人一种近乎简单的错觉。这部小说特别好读，甚至比当下的中国小说要好读得多。当下中国小说喜欢搞得云山雾罩，以为叙述上绕几个圈子就算是先锋小说。在我们的小说面前，加缪恐怕是太传统了。他的叙事是海明威式的，简洁短促，用得最多的是白描手法。手法虽然简单，但加缪有本事让我们看见应该看见的一切，看见人物的表情和周围环境。读完加缪的作品，除了记住那个墨尔索，你还会记住灵堂、公共汽车、楼道、大海、那把刀子反射出来的光芒、监狱等物象，并且加缪机敏地赋予这些物象以象征意义。读加缪的小说就好像看了一场电影。当然聪明的读者还从他明白的故事中读出许多形而上的思索。
除了车祸的不幸，加缪在写作这事上是个运气特别好的家伙，他写作《局外人》时只有二十六岁，就是这部短短的中篇，使加缪成为巴黎文学界谈论的中心。很快整个社会都谈论这部作品，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那情形还真有点像我们国家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只要随便发表一篇小说便能一炮打响，并成为一个社会明星。现在我们都在谈小说或小说家的边缘化，可加缪所处时代的作家们显然不这么想，存在主义者把参与政治当作小说家必须遵守的教条。他们个个都是明星，他们一边上街发表演说，一边写作。他们的写作是针对时代的，他们可没有心情在边缘搞什么艺术。但你不能说他们不边缘就离文学的本质很远，就出不了伟大作品。可见有时候你特别强调某一点是可疑的。
关于加缪我也有点不满足。我觉得加缪的小说缺乏叙事艺术那种冒险精神。加缪似乎没有勇气通过叙事抵达我们仰望的星空，抵达我们内心的神秘地带。
十三、逃避或者质疑
我把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概括为一部关于“说话”的小说。小说一开始就有着小丑式的自我嘲讽和温和的自我怜悯。这是一种既玩世不恭又诚恳真挚，既滑稽又悲怆，充满了夸张的喜剧性而又具有一本正经的严肃的腔调。这种腔调不是单纯的，是经过了储存、混合，有着多种线索和信息，就好像那些话一直在小说主人公赫索格的心中发酵，那些话语在不断地膨胀。好像赫索格的心中是一个储存话语的水库，终于有一天泄洪的闸门打开，于是话语以混乱的方式蜂拥而出。因此，我们听到的说话声是迫切的、不吐不快的、自由的、神经质的、幻想的。因此这种说话声同我们平常听到的不同，我们平常听到的声音是节制的，是经过理性过滤的，我们的话语自动适应着我们习惯听得清的音频范围。现在，这声音中有很多尖锐的黑暗的东西（许多人说赫索格疯了），我们就有了一种不适感和怪异感。正是这种方式，索尔·贝娄质疑着我们习见的经验，质疑着早已被后工业时代所格式化的生活。于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愿被说出的部分被无情地击中了：这个有点聒噪的声音源自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感到的孤立无援。
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写的是赫索格和几个女人的风流故事。但这部小说不是“私小说”，这部小说紧紧联系着历史和现实。信在这部小说里是重要的，它试图展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模式。赫索格总在不停地写信，写给亲戚朋友、报社刊物、知名人士甚至州长总统，认识的与不认识的，活着的与死了的，甚至上帝与自己都是他写信的对象。这里，信是与这个世界的广泛联系，但赫索格的确从来都不“寄出”。因此，赫索格对历史现实此岸彼岸发出的声音是没有任何回音的，只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信的模式是散射式的，像一束光线，从赫索格这边出发，射向外部世界。赫索格表面上是一个中心，是那些信件的源头，但这个中心是失去任何联系的中心。同样，在赫索格的生活中，他表面上也是几个女人的中心，那些由性爱构筑起来的关系中，赫索格也同样有着他对待那些信件的态度，他似乎总是在逃避什么。小说中赫索格在美国飞来飞去，实质上是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赫索格对待事物的态度是相互矛盾的混合体：接受和拒绝、责任和逃避、爱和仇恨、反抗与妥协。
但不管怎么说，赫索格总还在喋喋不休。赫索格生活在自己的玄思之中，同时也生活在矛盾之中。他总是试图在混乱的生活中寻找真相，正是这种尖锐的方式使人感到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因此，只要赫索格在说话，那他还是在找一条能够保持个人尊严又不附和现实的道路。“我把信撒遍全世界，为的是阻止它，不让它逃跑。”真相总是层层覆盖，一不小心就会从人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但现实永远是强者，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出问题的只能是“个人”。因此，在小说的最后，赫索格的哥哥替他找了一位精神大夫，他虽然觉得这很可笑，但还是接受了这种安排。他不无自嘲地说：“我对现状已相当满足。”现在，赫索格“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任何信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世界终于安静下来，赫索格似乎放弃了对世界的质疑。现实像一块巨石那样纹丝不动。小说就这样结束了，那条保持个人尊严又不附和现实的道路无从寻觅。
这种双重特性也是生活中的索尔·贝娄的方式。在现实中，索尔·贝娄介入现代都市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享受名牌，经常西装革履出席那些生意人、房地产业主、市长办公室的酒会，衣香鬓影之间，流露出对他们的几分艳羡。同时，他又有逃离尘世的一面，他书写的故事都发生在现代城市，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却是在乡村度过的。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自学烹饪，是个好厨子，还是一个园艺师、小提琴手和体育爱好者。总之，他过着双重生活。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小说里的人物的灵魂奇特而敏感，充满了矛盾。索尔·贝娄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往最好处说，我感觉迟钝，往最坏处说，我则是一个精英主义分子，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一个反革命和种族主义者——总之一句话，一个怪物。”
十四、魔幻之路
1967年，阿斯图里亚斯“由于……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拉美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在这一年，拉丁美洲的另一位作家的一部惊世之作出版了，那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是富有意味的，因为他们是同一块土地、同一条道路上两个醒目的标志。这是一条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之路，阿斯图里亚斯是道路的起点，而马尔克斯站在阿斯图里亚斯这辈子没法想象到的远方。这之后不久，“魔幻现实主义”将在全世界“爆炸”。这条道路甚至深入到古老中国的土地，给这块土地上的文学注入了活力。不管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写得怎么样，我认为这回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奖授予这个人是富有远见的，因为在这个方向上，他们还会有更大的收获。1982年，文学院把奖金授予马尔克斯。他们给马尔克斯的评语是：“他在小说中运用丰富的想象能力，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想象中的世界，反映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和斗争。”其实，这些话用在阿斯图里亚斯身上也是完全适合的。
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不是马尔克斯的首创，马尔克斯只不过是个集大成者。首创者也许也不是阿斯图里亚斯，而是印第安叙事文学。印第安叙事文学向来包括两个内容：梦幻和现实。“印第安文学作品中描绘可以感知的日常现实，与此同时也传达另一种梦幻的、神奇的和想象的现实，并将两者描绘得同样细致入微。”阿斯图里亚斯后来使用这种方法同他的经历有关。由于父母受到政治迫害，全家被迫迁居到内地山区，这里居住着印地安人玛雅部族。阿斯图里亚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因此玛雅—基切印第安民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成了他一切创作的源头。在1946年出版的《总统先生》这部反映独裁者统治的小说里，作者大胆运用幻想、变形等方法，他让神话诞生于人们的梦想中，把人们“从严酷现实的狼嘴里救出来”。阿斯图里亚斯认为，表现被残酷现实扭曲了的心理需要一种扭曲的形式，梦幻与非理性的描写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到了1949年出版的《玉米人》这里，阿斯图里亚斯走得更远也更大胆了，小说中的想象已扩展到七成。这部小说有着难以抵御的吸引力，全书充满了迷人而恐怖的诗境。甚至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美妙的前半部分已经超过其他拉美作品的总和。
拉丁美洲是举世公认的充满活力的大陆，那里居住着富有生命力的风格强烈的民族。那里流动着浓艳的色彩。表现在语言上，拉美作家往往富有冒险精神，喜欢那种像美洲舞蹈那样热烈、奔放、浓郁、新奇，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语言。这在拉美作家身上都是一脉相承的。语言是拉美文学活力最重要的一部分。而阿斯图里亚斯可以说是这种语言的开创者，他直接向生活探求更生动更有活力的语言表现形式，充分发掘了语言本身的潜力，使我们听到语言的音响，看到语言的色调，闻到语言的芳香。阿斯图里亚斯创造的这种美洲风格的语言同样影响了这条路上的后来者。
有意思的是马尔克斯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位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对他的影响。马尔克斯认为自己的影响来自福克纳，来自卡夫卡。马尔克斯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因为“美洲的现实……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他认为自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但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无论从题材、艺术手法、狂欢式的语言，还是个人气质、经历都有相似性。比如他们都用西班牙语写作，他们都写过独裁者，他们的小说中有着相同的意象（热带、香蕉种植园、橡胶等），同样的斗争主题（拉美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岁月），又比如1923年，阿斯图里亚斯在巴黎学习并写作，二十年后，马尔克斯也来到这座城市做新闻记者并开始写作。因此，我想把阿斯图里亚斯说成是拉美文学的种子，而马尔克斯是这些种子成长起来的一棵大树。
作家之死
一、和虚构的人物为伴
死于：1850年8月18日（终年五十一岁）。
死因：心脏病，后期因动脉炎引起水肿和坏疽，病情恶化
地点：巴黎幸运路（今巴尔扎克路）14号
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1850年，巴尔扎克已病入膏肓。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已分不清现实和幻觉。幻觉中经常出现的是他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出现在他的病床前：在他的左边，可能是拉弟斯耶克，一个出身卑微的野心家，最后荣华富贵；左边的这位寡妇是个外省人，她是来巴黎找律师商量一件案子的；在那张写字台前，坐着一个穿撑裙的钟情女子，头发对中分开，在那里给她的负心情人写一封热情的信；那边还坐着一个性情暴躁的老头儿，穿一件绿礼服大衣，围一条硬领巾，正在怒斥他挥霍无度的儿子。
他是1850年回法国的。这之前，他去了俄国，同罕丝卡伯爵夫人结了婚，他变得富有，但行将就木。同一位贵族女子结婚是他一生众多梦想中的一个。他和这个女人相恋了十八年，为她写了二千四百封情书。可以说罕丝卡伯爵夫人曾经是他灵感的源泉，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因为她的爱情的激发才创作而成的。罕丝卡夫人在丈夫去世、女儿出嫁之后，终于同意与巴尔扎克结婚。巴尔扎克曾兴奋地说：“您知道我既不曾有过幸福的青年时期，也不曾有过繁花盛开的春天，但是我将会有最灿烂的夏季，最温暖的秋天。”回国后，他一直住在幸运街14号。那是一座简陋破旧的房子。这房子原是德·博永先生的公馆，巴尔扎克买下了残留部分。这座低矮住宅的主要部分出于偶然才避免拆毁。他把这些破房子用家具布置得富丽堂皇，使之变成一幢迷人的小小公馆，大门面临福蒂内林荫大道，一个狭长的院子当做小花园，小径交叉地切割开花坛。他的楼梯上有扇门，能看到街角那座小教堂的圣楼。“钥匙一转，我就能做弥撒，我更看重圣楼而不是花园。”他曾对来访的雨果这样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保皇党。他对现有秩序是非常认同的。他尊敬并且认同贵族制度。他十分羡慕雨果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头衔，认为那是“仅次于法国国王头衔的最美的头衔”。他不能认同雨果的政治观点，他责问：“您怎么能这样平静地放弃这个头衔呢？”
但回国不久，巴尔扎克就重病缠身。为他诊断的四五个医生都认为，德·巴尔扎克先生活不长了。他因为写作，长年服用过量的咖啡，已咖啡因中毒，血管硬化。另外，他在一年半前得了心脏肥大症，身体迅速发胖。不久前，他不小心撞上一件有人像装饰的家具，皮肤划破了，伤口迅速化脓，生了坏疽。没有人能治得了他，医生们已经不来了。是呀，谁又能救他呢？他能想起的只有他小说中的人物：“比安松，快叫比安松……只有他能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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