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航：阅读完《风和日丽》后，我有个印象，觉得语言比你以前作品的语言更好读了，可以说十分成熟流畅，但你似乎变得平静了。你以前的小荷花、张小影、俞智丽等女性人物形象，灵魂的深层冲突十分强烈，以前你作品中最出彩的有关性、暴力、灵魂的游移不定与冲撞等等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有所冲淡，这是否是你写作姿态与心态的一种转变？一如小说的题目“风和日丽”，一切都在一种平和冲淡之中进行叙事，哪怕是起伏跌宕的历史风云，你也似乎很平静。假如我的理解与阅读感受有误，那你是否是将复杂的人性放在历史的复杂进程中，是将一些与人性相关的表述融入到不可捉摸的历史变化之中进行自足性的映照呢？
艾伟：我前面说了，这部小说关注的不是人性中的黑暗面，而是人性中的光亮一面。事实上这部书中这么多人物，只有吕维宁有些坏，其余的都是好人，但他们人人都在受苦。我完全可以把杨小翼黑暗时期的内心写得很黑暗，但如果这样，这个人物就不是杨小翼了，杨小翼不是这样的人，她的家庭背景及教养规定了她的善良本性。这同我过去的小说是不一样的。说实在的，在日常的或“正常”的状态下要写出戏剧性，要让人感到跌宕起伏，从某种意义上难度更大，更要有想象力。说到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里，所有的故事都是杨小翼经历的或看到、听到的，她是视角，而任何视角的人物，一定要像海绵那样柔软，要有一种“暧昧性”，这样才可以把整个故事讲述下来。如果主人公是一把刀子，那么所有在她视角中的人物都会成为一把刀子。所以，这部作品既然选定杨小翼为视角，那么杨小翼必须是有反思能力的，是有理性精神的，是内敛的。我告诉你一个写作中的秘密，这部作品在开始是全知式视角的，写了几万字感觉不对，推倒重来。后来又用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形式写，也就是一个年华已老的人叙写自己的历史。但后来因为考虑到我是男性，用女性的第一人称总感到别扭就放弃了。最终选择了现在以杨小翼的视角叙事，但你依旧可以看到回忆录的痕迹。即这部小说是一部回望个人历史的小说，它已化解了历史现场的激烈和冲撞，已化血泪于平静，充满了宽容和淡定。而杨小翼现在的形象就阅读效果而言也许并不是坏事，反而有普遍性，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在其身上找到共鸣，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杨小翼。
周航：最后想与你讨论一下关于《风和日丽》的现实性与精神性的问题。你说过：“我理想中的小说是人性内在的深度性和广泛的隐喻性结合的小说。它诚实、内省，它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具有飞离现实的能力。”你的几部长篇你都实践了这些话，在这部作品中好像你回归了现实。你之前的作品，不仅“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具有飞离现实的能力”，充满了诡异的想象与实验的品质，在我看来，这正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是一种文学的高度，也即文学的精神性。在这部作品中，你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艾伟：我想文学精神性是多方面的，想象力，飞离现实的能力，人物的复杂性，都是。就这部作品而言，如前所述，它同我以前的作品是有区别的，它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我现在的小说观念有所改变，我认为文学不是用来分析的，而是用来感受的。这部小说在《收获》发表后，我看到了很多读者写的文章，有人读时“数度哽咽”，读完“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其中有一个读者这么写道：“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无力以及内心的拯救。人性之美使悲剧又洋溢出暖意。我们是无力的，取舍并不取决于自身，但是我们一直在力求自身的问心无愧。杨小翼用一生的幸福赎回了对伍思岷的歉疚，她的此举引发我们不同体验层次的共鸣。这是我们的义。杨小翼最终在放弃中走向平静与释然，她放弃对血缘的执著，放弃对父亲的逼视；放弃相濡以沫的爱情，尊重和成全他人之爱——在这中间，杨小翼与刘世军的几度分手显得如此动人；最终她甚至放弃对丈夫的追问。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我喜欢这位读者写的这几句话，就一个读者而言，其从这部作品里得到的人生感受既感性又形而上，是整体性的。刘小枫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现代小说承担的是类似教堂里的喃喃自语，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所以，判别小说好坏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读完后百感交集，无以言说。我想小说首先要在情感上打动人，然后再判断其别的价值。现代学里有那么多分析的方法，即使一部破绽百出的小说，依旧可以分析出伟大的意义。我这么说是想强调精神性并不表明只有那些尖锐的态度才得以呈现，有时候，日常生活的广阔中亦有其深邃的精神性。我相信小说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情感。
“谁不被历史捉弄”
——与王春林对话
王春林：艾伟先生，你好。作为一位长篇小说的跟踪研究者，我个人认为，你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应该是2009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收获。阅读这部长篇小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2009年，恰逢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你的小说正好在这一年发表出版，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以长篇小说的方式艺术地再现并深入追问反思共和国的六十年历史，可以被看做是你的创作动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你事实上采取了一种对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行“正面强攻”的方式。所以，首先想请你就这个问题展开谈论一下。
艾伟：和建国六十周年碰在一起纯粹是巧合，之所以写这部长篇同我自写作以来所关心的问题有关。如果你读过我的《越野赛跑》或《爱人同志》等小说，你会发现我其实一直在追问和反思1949年以来的历史。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时代意志”之下的人的境况。《越野赛跑》讲了两个时代，所谓“文革”时期的“政治年代”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年代”，小说在这两个年代下，探讨了人的欲望及其梦想、智慧及其愚蠢。而《爱人同志》则是80年代初期的革命理想主义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中国人被抛离的那种阵痛，我让一位被符号化的自卫反击战的残疾英雄和一位爱上英雄的圣女去承担这种阵痛，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刚好在时代的节点上。要说“正面强攻”，我的小说一直都是这样，历史一直没有缺席，我希望历史丝丝入扣地进入我的文本，希望探讨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下的人性状况。我的认知是“人性”从来是历史的，我不相信一成不变的所谓永恒的“人性”。比如，当下人们的道德感肯定不同于别的时代，甚至同“文革”时也不一样，人性也是如此，今天，我们似乎更愿意掩盖我们的善，恶似乎成了普遍真理。就《风和日丽》来说，是这种思考的延续。当然，你能感觉到，这部小说里，也有一些新的元素，新的方法，我珍视这些变化。
王春林：反思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切入方式，你所选择的，我以为是一种把对六十年共和国历史的追问反思纳入到一部成长小说模式中的艺术表现方式。这样的理解对吗？如果对的话，请谈一谈你为什么要作出这种艺术选择。
艾伟：这部小说选择了一个革命“私生女”的一生，选择了“私生女”这个视角，我也曾谈过这个视角对这部小说的意义，在此不谈。这部小说写了1949年到2000年五十年，因为杨小翼这样的身份，天然地和革命及其历史相关。但对我来说，我首先是想写一部“个人史”，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杨小翼的个人情感上，构成这部小说的主体是杨小翼作为女人一生要经历的种种情感，初恋、婚姻、婚外情、对父爱的渴望、对儿子的爱、友谊等等，这是这部小说的物质基础，所以，我愿意把《风和日丽》首先当成一部关于情感的小说。至于小说涉及共和国至今的历史及其反思，那也是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当然也是我想要表达的更深层的内容。
王春林：我始终认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必须成功地塑造若干丰满鲜活的别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杨小翼是你用笔最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但我觉得，小说中在艺术上塑造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却并不是杨小翼，而是杨小翼的父亲尹泽桂将军，是她曾经的丈夫伍思岷，甚至于还有尹南方。请问你是否同意上述判断？
艾伟：有一段日子，我重读过去读过的书。我发现，我喜欢的书都是古典作家的，简·奥斯汀、萨克雷、托尔斯泰等。我作为一个读者一次一次地被这些古典作家所创造的人物所感染，我感到古典小说真是一种情感丰沛的令人荡气回肠的艺术。当然，我也重读了一些现代主义作品，读现代主义作品，就没有这种“被感染”的感觉了。这样，我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区分古典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方法。当你用一种理性的不动任何情感的方法阅读时，你读的往往是现代主义作品。现代主义作品基本上是冷静的，分析的，寓言的，智力的，并且有几个核心的词：冷漠、孤独、异化等。现代主义小说几乎取消了戏剧性，我觉得戏剧性的取消同人物形象的取消有关的。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往往符号化，没了立体的有温度的人，当然你很难戏剧化。站在读者的立场上说，现代主义小说真的是枯燥的。“先锋”以来，我们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对小说的基本价值有所忽视，我认为这是个问题。我想，无论如何，人物、情感、故事等都是小说这种文体的根基，但我们现在似乎有点忽略这个常识。
你对小说中的人物如何判断，我都没有意见。小说中的人物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非常个性化的，这种人物比较好刻画，形象也容易鲜活；另一种个性上相对中性一些，含蓄一些，暧昧一些。对写作的人来说，前一种比较好办，后一种则得下力气。杨小翼显然是后一种，她的丰富性在于她的情感，她向世界伸展的触角。
王春林：好像一般人都认为，对尹泽桂将军这一形象的塑造，是《风和日丽》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对这个观点，我基本认同。但如果更深入地想一想，却又觉得，这个形象似乎不够具体。不知道你认为如何？此种情形的生成，是不是与他是共和国的领袖之一，而你在对领袖的生活进行艺术想象时，多少还是缺少了一点直接的生活体验有关？
艾伟：将军形象的刻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这种艰难不在于生活体验与否，而在于你在中国写作，你写一个共和国领袖的私生活，你无法用一般的写实的方法，有很多禁忌在那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历险，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能说他是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你不能说这位开国将军官至哪级，你也不能写他究竟在哪个部门工作，你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将军”，否则你的书就无法面世。我完全有能力把他写得更日常一些，更具体一些，但那将招致非常大的麻烦。除了那些歌颂领袖丰功伟绩的主旋律作品，你见过我们的文学中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私人生活形象的作品吗？所以，在写作时采用的策略实际上是把这个人物寓言化的，让他若隐若现，但又笼罩全篇，他是本书的一个叙事动力，也是本书的一个主宰，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意外的效果，让将军有神秘感，也符合公众对大人物的想象。就风格而言，这是一种写实性和寓言性的结合，我也达成了我想表达的目标。即使像现在这样，在发表、出版时编辑也删节了关于将军的一些细节。本书曾有一则附录，是将军的一个官方年表，也被毫不留情地删去了。
王春林：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可能只是从杨小翼的“思父”，写到“寻父”、“认父”、“仇父”就够了。因为，一般的小说似乎都是这么构思的。但在事实上，你却在最后一直写到了杨小翼对自己生身父亲的深刻理解。请问，您为什么要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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