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初现-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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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在20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人民因第一次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而永载史册。抗日战争的胜利,宣告了100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局面的结束,从而使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大大加快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召开了七大和六大,对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决定战后中国命运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纲领。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南京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垮台。蒋介石利用美国的支持,在战后实行独裁内战政策。中共为促进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由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双十协定"。民主党派空前活跃,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口号;九三学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相继成立:昆明发生反内战的"一二·一"惨案。

    军事上,中共领导的军队发动了春季和夏季攻势,并发动了大反攻:正面战场进行了豫西鄂北、湘西等战役;苏联百万红军对日作战。中国接收日军投降。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地和大中城市,发动对中共军队的进攻;中共军队进行上党、绥远、邯郸等战役,反击国民党军进攻,并开赴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外交上,中国参与创立联合国,并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中日就接收日本投降进行接触和谈判;中苏就苏军退出东北、国民党军进驻举行多轮谈判。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马歇尔来华。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领导人民清匪反霸。国民党派出大批官员到沦陷区接收敌伪产业,使官僚资本急剧膨胀。

    年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即由民族解放斗争胜利向争取民主斗争胜利的一年。中日民族矛盾解决后,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成为中国革命的新的奋斗目标。

    雅尔塔密约

    进人1945年以后,德国法西斯在欧洲败局已定,而日本法西斯虽苟延残喘,但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为商谈战后处置德国、建立联合国及苏联对日作战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部海岸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问题;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员为:美国方面,总统罗斯福、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总统参谋长李海、总统特别助理霍布金斯、战时动员与复员局局长贝尔纳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及海军舰队总司令金、陆军后勤总司令索默韦尔、战时航运局局长兰德、陆军航空部队总司令卡特、驻苏大使哈里曼、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马修斯、国务院特别政务局副局长希斯、国务卿助理波伦;英国方面代表,首相丘吉尔、外交大臣艾登、战时运输部部长莱瑟斯、驻苏大使卡尔、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贾德干、战时内阁秘书布里奇、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空军参谋长波特耳、海军首席大臣肯宁安、国防部长参谋长伊斯梅、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驻华盛顿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威尔逊、驻华盛顿联合参谋代表团团员萨姆微耳;苏联方面代表,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海军人民委员顾斯涅佐夫、红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和迈斯基、空军元帅科迪亚库夫、驻英大使瞿塞夫、驻美大使葛罗米柯。

    三国首脑就三大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广泛的交换意见,最后通过了《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公报》,主要内容为:

    关于德国问题。三国部队将各自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成立一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相协调管理控制的工作,委员会由三国最高司令官组成,总部设柏林;邀请法国承受一个占领区。要把德国一切武装力量解除武装,予以解散;把德国所有一切军事装备撤去或破坏掉;使所有一切战争罪犯受到公正而迅速的惩罚;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中、从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中消除所有一切纳粹的影响和军国主义的影响。成立一赔偿委员会,设于莫斯科,研究关于德国赔偿的程度和方法。

    关于联合国问题。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美国、英国、苏联将邀请法国和中国共同发起联合国会议。

    关于被解放的欧洲。三国认为,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欧洲人民,应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关于波兰问题。现今在波兰执行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的民主领袖;决定波兰的东疆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5公里到8公里的逸出。

    会议期间,罗斯福在驻苏大使哈里曼和国务卿助理波伦的陪同下,于2月8日下午3时半单独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讨论远东问题;2月10日下午,罗斯福、哈里曼再次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最终达成协定。2月11日,二人邀请丘吉尔共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著名的《雅尔塔协定》。协定规定:"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页群岛须交予苏联。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雅尔塔会议中国没有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规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5月21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重庆以私人名义向蒋介石介绍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次日,国民政府电告在美国的宋子文,要求从美国政府处获得正式通报。6月9日,杜鲁门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宋子文,宋子文表示不能同意关于中国方面的条款。6月11日,宋子文同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会谈,提出须澄清以下各点:(1)不要提及外蒙古的"现状";(2)关于在大连建立自由港,中国对大连的主权应得到承认,应由中国对港实施行政管理;(3)旅顺港原先租借给日本的期限为25年,但后来日本将之延长到99年,今后不得再依此例;(4)关于南满铁路,希望苏联不要提出控制该铁路两侧的相同地区,也不要把部队运人该地区;(5)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所载的苏联在满洲的优越权利应予考虑。格鲁指出,罗斯福总统曾代表美国政府支持协定的各项条款。6月14日,宋子文再次与杜鲁门会谈,希望澄清上列各点,但杜鲁门未加表态。

    《雅尔塔协定》是美苏妥协的产物,它是背着身为主权国家的中国,作为英美的同盟国、苏联的友好国家的中国签订的,严重侵犯和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中国共产党121万党员。大会按地区编成8个代表团,即中直军直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晋绥代表团、晋察冀代表团、晋冀鲁豫代表团、山东代表团、华中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

    月21日召开了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提出七大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洛甫、彭真、任弼时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开幕式由任弼时主持,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指出中国面I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全力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大会共开全体会议22次,代表团和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多次。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陈云、彭德怀、陈毅、高岗、博古、彭真、聂荣臻、刘伯承等作了发言。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全面总结了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的基本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报告详尽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

    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论述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创造、发展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伟大战绩,总结了解放区抗战的经验,提出了共产党在全国、在沦陷区、在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指出中心战略任务是逐步地准备实现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和成熟的历史过程,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还就党的性质、党内民主集中制、党的群众路线、中国革命的特点等问题作了说明。

    大会仔细讨论了政治、军事、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的讨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和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最初步的名单,主席团以此为基础提出预选的候选名单,再交各代表团讨论后举行无记名投票,作为预选,然后主席团以预选的结果为基础,提出正式的候选名单交大会作无记名选举。6月9日,选举毛泽东等44人为中央委员;6月10日,选举廖承志等3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1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永载史册,标志着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日渐接近胜利,中美英苏四国开始酝酿成立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1944年8月21日,四国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成立国际安全组织的提案。10月7日会议结束。10月9日,四国政府公布《国际组织建议案》12条,内称,国际组织名称:联合国。国际组织之宗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有效及集体步骤,防止并消除对和平之威胁;发展国际友谊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步骤,以加强和平;在国际经济、社会、人道等方面,求国际之合作;在一定时期内,以本组织为中心,协调各国行动,以达上述目的。国际组织之原则: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各尽其责,保障会员国权利与利益。主要机构有大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及秘书厅。

    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决定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3月5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发出请帖,由美国出面邀请40个国家于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会议,商订国际组织宪章。此后又邀请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国,总计42个国家被邀请出席。中国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因国民政府排斥中共代表参加,一直未定下来,经中共据理力争,方同意董必武参加。3月29日,国民政府特派宋子文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霖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随后,中国代表分批赴美。

    月25日,联合国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市歌剧院开幕。美、英、苏、中、法等46个国家的856名代表参加,美国国务卿退丁纽斯为大会临时主席。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总统府向各国代表致欢迎词;退丁纽斯致开会词,表示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4月27日,会议任命美国国务卿为国际安全会议主席;国际安全机构主席由主要国家轮流担任,并宣布宋子文、莫洛托夫、退丁纽斯、艾登四外长为联合国会议主席。会上,各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表明本国对新的国际组织所持的立场。5月3日,会议开始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在关于安理会的表决程序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出现了大国与小国以及苏联与美英等国家之间的对峙。中小国家反对大国拥有否决权,主张联合国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可以修改安理会的决定。5月5日,美英苏中四国向会议提交了《关于顿巴敦建议案之若干联合修正案》,经会议讨论后获得通过。5月26日,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顾维钧称,现在有否决权国家,只限于安全理事会之5个常任理事;关于托治问题,中国并无代治领土,只希望托治之原则与目标可获当地人民之信赖与支持;还就托治委员会、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及其他重要问题,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6月7日,会议决定,新的世界组织定名为"联合国",美英苏中法五国就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取得协议。6月18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宋子文回国,顾维钧继任首席代表。6月25日,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章程》、《建立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等文件。当天,杜鲁门总统按照各国字母次序依次接见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中国代表排列在第5位。26日中午,《联合国宪章》签字典礼在旧金山退伍军人大厦举行。在宪章上签字的共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首先签字的为中国代表,美国作为东道主最后一个签字,中共代表董必武也签了字。签字的50个国家被称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下午,在旧金山歌剧院举行闭幕式。首由中美英苏四邀请国代表与法国代表发言,接着使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的各国代表先后以本国语言演说。最后杜鲁门总统致词,表示《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固的基础,在它上面可以建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6月27日,签署《联合国宪章》的50个国家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由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捷克、法国、伊朗、墨西哥、荷兰、苏联、英国、美国、南斯拉夫14个国家组成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设在伦敦。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会议的核心文件,由50国代表以中、法、俄、英、西班牙文签署,包括1序言及19章,共111条,计1万余字。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1)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2)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3)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4)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组织及各会员国应遵守的原则。宪章规定,联合国设立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及秘书处。联合国大会由所有会员国组织之,每年举行常会,并于必要时举行特别会议。安全理事会以11会员国组织之,中、美、英、苏、法为常任理事国;其他6个会员国为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由联合国大会选出。安理会的行动以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为基础,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有权否决它不赞成的决议。《联合国宪章》由签字国各依宪法程序批准之,一俟美国通知已有中、法、苏、英、美及其他签字国过半数将批准书交存时,即发生效力。8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审议通过《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美、英、苏、中、法5大国及其他24个国家都将《联合国宪章批准书》交存美国政府,《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作为战后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正式成立,此后,10月24日被定为"联合国日"。

    联合国的成立,对于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抵制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坚持独裁统治,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5年5月5日至21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前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149人出席了会议,代表全党692万党员。会议根据蒋介石提名,推选居正、于右任等36人组成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了开幕式,并致训词,指出大会有三大任务: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

    会议听取了吴铁城作的党务报告,吴鼎昌作的政治报告,程潜作的军事报告,翁文灏作的经济报告,潘公展作的特种报告,孙科作的研究宪草之经过情形报告,何应钦作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报告等。

    这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便是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决定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但实际上,国大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国民党中央指定或由国民党包办选举产生的;所要通过的宪法,仍以五五宪法草案为基础;国民大会的职权得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研究后决定。会议期间,冯玉祥等提出《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定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等真正促进民主政治的议案,却被打入冷宫。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反共反人民,准备发动内战。会议通过的《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声称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种暖昧的词句为发动内战埋下了伏笔。在《本党同志对中共的工作方针》中,要求国民党提高警觉,努力奋斗,整军肃军,加强力量。潘公展在特种报告中声称,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之优势条件与环境,故必然从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蒋介石在大会期间叫嚷:"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会议提出了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吸收知识分子、加强国际宣传、加强党员政治训练、加强党团组织、加强敌占区工作等具体措施。

    会议确立了在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纲政策。会议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案》、《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土地政策纲领》、《工业建国纲领实施原则》、《劳工政策纲领》等议案,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富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速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并执行涨价归公;凡有独占性之企业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凡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会议虽宣称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学术研究之自由,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增加战时生产,制定战后经济建设规划,但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发展官僚垄断资本。

    会议修正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并以起立方式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加强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会议选举六届中央执行委员222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名;中央监察委员104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名,组成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5月21日,会议闭幕。蒋介石宣读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揭橥5项任务:当前最急要任务,在于充实军队之配备,努力最后决战,消灭敌寇,竞抗战之全功;亲仁善邻,敦睦盟谊,欢迎外资建设中国;彻底实行民族主义,扶助边疆各族经济文化发展,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权;排除万难实现宪政,如期召开国民大会;实施民主主义,鼓励民营企业,发达国家资本,其基本工作即为实现实业计划。

    月28日至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召开,修正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推举戴传贤、于右任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吴敬恒、张继等7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批准蒋介石、孔祥熙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选举宋子文、翁文灏继任。

    月29日,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国民党六大的路线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是违反世界潮流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也违反多数国民党员的意见,所以这个路线及其支持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英公布《波茨坦公告》

    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但日本法西斯仍在负隅顽抗。为彻底击败日本法西斯,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的西席林霍夫举行会议。随同出席者有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以及参谋长及其他顾问。7月28日,艾德礼接替丘吉尔以首相资格返会,英国新任外交大臣贝文随同出席。从7月17日至7月25日期间,共举行会议9次,后因英国大选而停顿两日。7月28日重新开会。会议期间,三国政府领袖偕同三国外长经常会晤,三国外长亦经常单独会商,三国外长所指派于会前就会议问题作初步商讨之各委员会亦逐日会晤。会议决定设立外长会议,就有关问题继续考虑。会议通过了《苏美英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包括外长会议的设立;在盟国管制初期,关于处置德国之政治及经济原则;取自德国之赔偿;德国军舰商船之处置;哥尼斯堡城及其附近地区;战争罪犯;奥地利、波兰、缔结和约与加入联合国组织;领土托管;修改盟国对罗、保、匈三国管制委员会程序规则;德国人之有秩序遣返;罗马尼亚之油田设备;伊朗;丹吉尔国际共管区;里海海峡;黑海海峡;国际内水通道;欧洲内陆运输会议;对于德国管制委员会军事司令官之指令;以盟国财产作为卫星国之赔偿或战利品;军事洽商20项内容。

    对日作战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杜鲁门参加会议时,携带了一份关于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草案。7月24日送交丘吉尔,丘吉尔表示赞同。两人一致认为,中国应被列为这项公告的发起国之一。杜鲁门乃将公告的内容电告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要求从速征求蒋介石意见。蒋介石获悉内容后表示极为赞同,但要求将自己名字列在英国首相之前。7月26日,《波茨坦公告》正式在柏林向全世界广播公布。由于苏联尚未对日作战,因而杜鲁门事先没有同斯大林商议。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东北后,于当日正式承认了此次公告,并在公告上签字,该公告遂成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对日宣言。

    公告共13条,主要内容为:(1)美中英三国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2)美中英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此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3)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4)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5)以下为吾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6)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7)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8)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9)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10)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11)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被准许。(12)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以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13)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波茨坦公告》表达了反法西斯各国人民打败日本、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心。日本虽继续顽抗,但在中苏美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

    苏联对日宣战

    为彻底击败德、日法西斯,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问题;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战后世界安排问题。会议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于8日和10日两次私下会谈,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署《苏美英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协定规定: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条件为:(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页群岛须交还苏联。

    年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而此时,日本法西斯灭亡已成定局。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宣布苏联政府如下声明:"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与投降后,日本是依然坚持战争的唯一强国。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了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的建议,并参加盟国今年7月26日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苏联政策的这一方针,是能使和平更加接近,解除各国人民进一步的牺牲和苦难,并使日本人民避免德国在其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那些危险与毁灭的唯一方法。由于上述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与此同时,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将宣战文告通知了日本政府。

    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联百万红军在远东苏军总司令、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下,分三路向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大约有120万人,主力集中在中满。9日零时10分,苏联百万红军冒着大雨,从苏联滨海地区波谢特港到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约5000多公里正面,分三路向中国东北的东部、北部和西部边境发起进攻。第一方面军由考列茨科夫元帅指挥,自东而西,由滨海地区向哈尔滨、吉林推进,在15天中前进了500公里,解放了牡丹江、密山、吉林、珲春、延吉等城市;其左翼兵团则南下协同太平洋舰队作战,指向朝鲜东海岸之元山,解放朝鲜北部地区;其右翼兵团指向哈尔滨。第二方面军由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协同黑龙江舰队作战,自北向南,由伯力、海兰泡等地分别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挺进,在15天中前进了550公里,解放了佳木斯、嫩江等城市。外贝加尔方面军主力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率领的骑兵一道,自西北经蒙古、大兴安岭向中国东北中部大平原推进,指向长春和沈阳等城市;其左翼兵团向齐齐哈尔、右翼兵团向锦州协助进攻。与此同时,苏空军轰炸机向吉林、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城市军事工业目标及铁路枢纽进行轰炸。

    在苏军强大攻势下,日本关东军防线迅速被突破,全线崩溃。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大本营于8月16日电令关东军立刻终止战斗。8月18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致电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命令关东军自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一切对苏作战行动,放下武器,投降就俘。当天,山田召集各兵团司令会议,下令全军停止抵抗,在长春集结,向苏军投降。日本关东军自当日即开始向苏军投降。为尽快占领中国东北各大城市,苏军组织小分队,自19日至24日陆续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主要城市空降部队,19日解放齐齐哈尔、承德,20日解放沈阳、长春、哈尔滨,21日解放抚顺、大连,25日解放锦州。20日,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正式向苏军投降。

    苏联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击溃了日军22个师团,俘日军59.4万余人,其中包括148名将领,毙日军8万多人;击沉敌驱逐舰2艘、运输舰28艘、油船3艘、巡逻艇5艘、驳舰及帆船12艘,缴获飞机925架,坦克369辆,野炮和迫击炮2500多门,解放了中国东北、朝鲜北部、库页岛南部和千页群岛。苏联对日作战,加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彻底摧毁了日本关东军,为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的目的。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杜鲁门总统之命,向蒋介石转达了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方面的秘密协议,促与苏联成立谅解。蒋介石虽对《雅尔塔协定》中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满,但为了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也只得根据苏联的提议,派员赴莫斯科谈判。

    年6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当晚,宋子文即与斯大林谈判。在会谈进行当中,蒋介石电示宋子文,称苏联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不鼓励新疆革命,中国愿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自动提出外蒙独立案,否则相机中止交涉。宋子文在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中,强调谈判主旨在改进中苏关系。斯大林坚持要求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则坚持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由于苏联提出的要求超过了《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条件,又因斯大林要出席波茨坦会议,谈判被迫暂停,7月15日,宋子文由莫斯科飞返重庆。

    月17日,波茨坦会议召开。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总统,阐述了中苏谈判的立场: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并明确保证对中共和新疆民族革命武装不进行任何道义和物质援助;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同意维持外蒙古的现状直至战争结束,那时将举行公民投票;准备同意苏联海军舰队有权与中国海军舰队一起利用旅顺作为基地;同意把大连变为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开放港口;同意把对满洲铁路的管理权转交中苏联营公司。当天,蒋介石将这一立场也告之斯大林。23日,杜鲁门电复蒋介石,建议安排宋子文回莫斯科谈判。8月5日,宋子文与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及蒋经国、熊式辉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等人由重庆飞赴莫斯科。8月7日,宋子文一行抵达莫斯科,即与斯大林及莫洛托夫等会谈。经过双方谅解,8月14日,王世杰、莫洛托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人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8条,主要内容为:双方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一方如被日本攻击,不得已而与之发生战事时,缔约国他方应立即尽其能力,给予一切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为联合国组织会员之权利及义务,不得因本条约内所有各事项之解释而受影响;本条约批准后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

    在两个照会中,苏方保证给予中国以道义上和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供给中国国民政府;尊重中国东北三省的主权并承认领土与行政完整,且无意于千涉新疆;中方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赞成独立,中国政府当予以承认,并以现在的边疆作为国界。

    《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组设中苏合办之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设在长春,由中苏各5名理事组成,并在华籍理事中指派1人为理事长;协定期限为30年,期满后中国长春铁路连同该铁路一切财产,均应无偿移转中华民国所有。

    《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规定,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大连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在苏籍人员中遴选,副主任在华籍人员中选任;由国外进入该自由港,经中国长春铁路直运苏联领土之货物,与由苏联领土经上开铁路运经该自由港出口之货物,或由苏联运人为该港港口设备所需之器材,均免除关税;协定期限为30年。

    《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规定,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上开海军根据地之防护,中国委托苏联办理;海军根据地区域自辽东半岛西岸猴山岛湾以南起,向东经过石河站及邹家咀子至该半岛东岸,东西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本地区陆路界线,但大连市除外;苏联在该区域内有权驻扎陆海空军,并决定其驻扎地点;该区域内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为止;协定期限为30年。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规定,苏军进入东三省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军总司令,中国派代表1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之领土内,设立行政机构,协助树立中国军队与苏军之合作;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属于苏联军队之人员,均归苏军总司令管辖,中国军民均归中国管辖;本协定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时,立即生效。

    月25日,中苏两国政府分别批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并于27日全文公布。12月5日,双方在重庆举行换文仪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对于促成苏联对日作战、加快抗日战争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但损害了中国主权,也牺牲了中国共产党和新疆民族革命武装的利益。

    抗日战争胜利

    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战场对日军发起了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1945年发起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并在中共七大以后,实行战略转变,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正面战场发动了鄂北豫西、湘西等战役,收复了部分失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还制定了反攻广州计划。中国军队的反攻作战,使侵华日军穷于应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洲战争结束后,为彻底击败日本法西斯,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7月28日由新任首相艾德礼接替)在德国柏林附近波茨坦举行会议,议定了《波茨坦公告》。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在柏林发表,严正宣告:中美英三国在所有联合国支持下,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日作战,给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日本如若顽抗,不能逃脱与德国同样的命运;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日本军队要完全解除武装;日本战犯将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容许日本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的工业,但不容许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首相铃木于7月28日发表谈话,对公告不予理睬,并表示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

    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于9日出兵百万向关东军进攻。这些军事行动,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迅速崩溃。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发7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起大反攻。各解放区武装部队随之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反攻。在东北,八路军由海陆两路兼程挺进东北,经一个月战斗,收复了东北地区广大国土;在晋察冀,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秦皇岛、山海关等重要城市,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并向辽宁、吉林挺进;在晋绥,八路军攻占了归绥和太原外围据点;在晋冀鲁豫,八路军解放了平汉路、陇海路沿线许多城镇;在山东,八路军进逼青岛、海州和连云港;在华中,新四军向沪宁、沪杭甬、浙赣、淮南等铁路及津浦铁路南段、陇海铁路东段发动进攻,收复了许多国土;在华南,华南抗日纵队向广九、潮汕两路进攻,也收复了许多国土。从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军、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5.79万余人,攻克和收复县城139座,据点740余个,使各大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在正面战场,最高统帅部电令各战区加紧作战,积极推进,但由于蒋介石急于垄断抗战胜利成果,因而没有发动大规模军事反攻,而是准备在战争结束后抢占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

    以解放区战场为主体的中国战场大反攻和苏美的军事行动,迫使日本作出战与降的抉择。1945年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召开,就战与降的问题展开讨论,未取得一致意见。下午及晚上,铃木首相召开内阁会议,仍无结果,决定请天皇裁决。深夜11时50分,日本召开御前会议,最后由裕仁天皇作出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0日2时30分,御前会议结束。3时,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以确认皇室、天皇统治大权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瑞士和瑞典政府,托其转致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日本愿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但仅要求保留天皇为日本元首。当夜,日本政府令同盟通讯社及日本广播协会秘密对国外广播《日本乞降照会》:"日本天皇希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以便天下生灵得免因战争的持续而沦于浩劫。日本政府为服从天皇陛下的圣旨起见,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仍居中立地位的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对诸敌国得恢复和平,不幸这些为促致和平的努力,业已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陛下恢复全面和平,希望战争造成之不可言状的痛苦能尽速告终结起见,乃作下列决定: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这事的明白表示,能迅速获致。"8月11日,美国征得中、英、苏同意,由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中美英苏四国,以复文致瑞士公使馆代办葛拉斯理,托其转致日本政府,内称:"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俾波茨坦公告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实施号令停止积极活动,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在实施投降条款时所需之其他命令。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后,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之安全地点,俾能速登同盟国之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至达到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为止。"月12日,日本获悉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的答复,当天下午,日本内阁召开会议,讨论盟国答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主战派稍占上风。下午,日本皇族举行会议,决定接受盟国答复。13日上午,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下午,日本外相东乡面奏天皇,裕仁主张投降。随后召开的内阁会议决定停战媾和,但日本军部强硬派密谋策划发动政变,但没有成功。8月14日上午,日本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裕仁天皇挥泪作出接受盟国答复的决定,并要政府起草诏书。当晚11时,日本政府用紧急电报通过瑞士公使馆,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接受《波茨坦公告》。

    月15日,同盟国经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裕仁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宣告无条件投降,于是,中、美、英、苏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当天,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停战诏书》"命令朕之臣民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放下武器,并诚实履行投降文件之一切条款以及帝国政府及大本营所发之一般命令"。至此,日本法西斯最后失败,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首次胜利。这一胜利,扭转了100多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斗争中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八年英勇抗日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汪伪国民政府灭亡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在即,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也惶惶不可终日。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伪上海市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奉日军命令,发布布告,严禁人民传播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内称:"本市政府当秉国民政府既定方针,与盟邦日本始终协力……倘有不肖之徒,散布谣言,破坏秩序,扰乱治安,危害民生者,一经查获,定予从严惩办不贷。"但日伪封锁日本乞降的消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上海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庆贺日本投降。见此,上海日军最高指挥官于8月11日发布布告,禁止出版一切未经许可的出版物,并严禁民众在电影院、剧院及街头等群众活动场所"揭扬敌性国旗或呼不稳口号",并在当日宣布紧急戒严。

    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日本驻南京伪国民政府"大使"谷正之,奉命偕一等书记清水董三前往南京颐和路32号,会见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代表日本政府,正式通报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与海军少将川本芳太郎也奉命作了通告。陈公博见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乃通知周佛海,要其火速由上海回南京,赶办伪国民政府后事。周佛海已于8月12日被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伪第十二军所属三个师及浙江保安队等武装,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因而有了新的靠山。8月16日,周佛海赶到南京,就伪国民政府的后事与陈公博进行了商量。随后,陈公博在自己的公馆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陈公博发表讲话,说明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伪国民政府自应宣告解散。会议决定,解散伪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组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组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为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副委员长。会后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内称:"国民政府自汪主席领导以来,即努力于中国之独立完整。今则世界已恢复和平,中日亦消除战祸。虽和平之方式当日所致力者不同,而国家之独立自由,与全国人民所希望者,曾无异致。同人认为今日国家应复归统一,而吾人之使命亦已告终,即日宣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在沦陷区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傀儡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在存在了5年4个月又7天之后,终于宣告灭亡。

    南京伪国民政府灭亡后,以陈公博、周佛海为首的大小汉奸也树倒猢狲散,纷纷为投靠重庆国民政府而邀功。蒋介石为尽快占领京沪杭等伪军控制地区,继任命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又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并对掌握兵权的各路伪军总司令一一委任要职,但对陈公博及没有直接掌握伪军的汉奸首要都没有任命。这些汉奸深感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人民的审判,惶惶不可终日。8月17日,伪国民政府考试院长陈群自杀身亡。陈公博在向蒋介石邀功未果后,于8月25日携其妻李励庄、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国民政府秘书长周隆庠、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军事委员会经理总监何炳贤、秘书兼情妇莫国康,在日军顾问小川哲雄带领下,亡命日本。蒋介石利用、纵容汉奸的做法,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责令军统局缉捕汉奸。9月9日,陈璧君、褚民谊等广东地区汉奸被捕。从9月26日开始,梅思平、李圣五、岑德广、胡毓坤等南京地区汉奸纷纷被捕。从9月27日开始,杨揆一、钱大樾、汪曼云、温宗尧等上海地区汉奸落人法网。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提出备忘录,要求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日本只得同意引渡。10月1日,盟国当局在日本京都拘捕陈公博等汉奸。3日,陈公博等人被引渡回南京。在国民党军队完成对上海地区的接收、周佛海已无多大利用价值的情况下,9月30日,军统局将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邮、杨惺华、马骥良送往重庆,随即软禁于白公馆。

    从1945年12月开始,国民党军统局开始在北平、天津、山东、山西、河南、湖北等省市缉捕汉奸。12月5日,军统局在北平诱捕了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汪时璟、余晋和、杜锡钧、陈曾拭、唐仰杜、文元模等人;在天津缉捕了齐燮元等90余名汉奸。山东、山西、河南、湖北等省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缉捕工作。据统计,全国各大城市高等法院或分院所受理的案件,浙江达2886件,江苏1095件,上海195件,湖北447件,广东386件。

    缉捕工作结束后,国民政府司法机关对大小汉奸进行了调查罪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陈公博、周佛海等主要汉奸进行了公审,作出了判决。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梁鸿志、傅式说、梅思平、林柏生等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周佛海因对国民党接收上海有功,在蒋介石庇护下,由原判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汉奸的受审和判刑,使这些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终究受到了历史和人民的惩罚。

    伪满洲国覆亡

    伪满洲国政府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随着日本关东军的灭亡而灭亡。

    年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开始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猛烈进攻。关东军首脑和伪满洲国首要对苏联的进攻措手不及,一时惊慌失措。9日拂晓,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应急对策,并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名义通知各伪省长,可根据当地情况独断专行,不必请示中央。上午,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偕参谋长秦彦三郎和"御用挂"(关东军安置在溥仪身边的监视人)吉冈安置前往伪皇宫同德殿,面见溥仪,通报了苏军进攻的情况,要求溥仪立即随同关东军向通化大栗子沟转移。溥仪极度惊慌,认为马上行动有困难。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缓期3天转移。随后,溥仪即安排逃跑。

    月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当大上午,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通知武部六藏,伪满洲国政府的最高级官吏和日本在东北实行经济统制的特殊会社的首要分子,11日晚10时向通化转移。随后,武部六藏召集伪满洲国政府充任各部次长的日本官吏和伪中央银行总裁会议,要求他们8月11日晚8时在总务厅集合,向通化逃跑。随后,武部六藏又通过伪满洲国国务院会议和伪参议府会议,传达了向通化转移的命令。与此同时,溥仪谕令伪宫内府大臣熙洽召集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尚书府大臣吉兴和伪侍从武官长张文铸5人,传达向通化转移的决定。随后,张景惠、臧式毅出面召开所谓防卫会议,决定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吉兴、张文铸、刑士廉等跟随溥仪向通化逃跑,于镜涛、全名世、黄富俊、谷次亨等留长春处理政务。随后,日伪各方面均进行溃逃准备,伪满洲国覆苏军进入东北后,关东军一触即溃,长春的解放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日伪按预定计划开始实施溃逃。8月11日深夜,吉冈安置带人带车将溥仪接出伪皇宫,随即向新京火车站驶去,转换火车向通化逃跑。经过一天的行驶,溥仪到达通化,与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相见。随后,溥仪于8月13日又逃到大栗子。山田乙三和溥仪等逃出长春后,长春城内一片混乱。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与各部次长留在长春,应付残破局面。8月13日,武部六藏等人要求伪满洲国首脑全部撤离长春。正当滞留长春的伪满首脑准备撤离之际,8月14日晚,传来日本已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小汉奸见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伪满洲国也宣告解散。8月18日,伪满洲国群奸在通化大栗子沟召开所谓重臣会议,伪满皇帝溥仪宣读《退位诏书》,前后只10几分钟。《退位诏书》由日本方面炮制,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肉麻的颂扬和吹捧,正式宣告解散伪满洲国政府。至此,存在了8年多的伪满洲国正式宣告灭亡。8月19日,苏军在沈阳机场逮捕准备逃亡日本的溥仪一行,拘押于苏联伯力,1946年8月被押至东京为远东军事法庭作证;1950年8月被引渡回中国。

    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完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在政治上采取主动,于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面商国事。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揭露蒋介石利用和谈准备内战的真面目,决定毛泽东等人赴重庆谈判。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同意赴渝谈判。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制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公平合理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并决定在谈判中作出一定让步。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要求全党不要因为谈判放松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警惕和斗争。27日,蒋介石派张治中和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赫尔利、张治中由延安飞渝。毛泽东赴渝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领导全党密切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称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毛泽东到重庆,引起社会各界的巨大震动,受到普遍而热烈的欢迎。8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即与蒋介石、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等进行会谈。当天,蒋介石决定了与中共谈判的三项原则: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9月3日,周恩来将中共拟定的两党谈判要点11项面交国民党代表并转蒋介石。其要点为:确立和平建国方针;拥护蒋介石之领导地位;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停止一切武装冲突;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9月4日,蒋介石手定"对中共谈判要点"4条,作为对中共提案之复案。其内容为: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巾共提出,双方商定;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拟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从双方提案看,国共距离甚远。为争取和平局面的到来,中共作了重大让步。经过43天会内会外的激烈斗争,1945年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桂园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共包括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严惩汉奸、受降12方面内容。在这12个问题当中,有6项达成协议;有些未获协议,同意以后继续商谈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有些未获协议的问题,未载入协定。重庆谈判的最主要成果,就是确立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即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政府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的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积极执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在解放区政权、解放区军队、国民大会、受降等问题上,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之统一,未获协议。关于解放区政权,中共先后提出4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依现有18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第二个方案:在有广大解放区或部分解放区的省份和特别市,由中共方面推选正或副省市长;第三个方案: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普选;第四个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4个方案。关于解放区军队,中共提出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并将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8个省区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集中。国民党坚持军令统一,否定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实际否定了中共的提案。关于国民大会,中共主张取消抗战前由国民党包办产生的国大代表,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宪法草案,但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关于受降问题,中共要求参加受降工作,重划受降地区,同样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国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宋庆龄、张澜、赫尔利、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章伯钧、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屈武、侯外庐、沈钧儒、郭沫若、阳翰笙、史良、罗隆基等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周恩来以中共的正确主张和个人魅力,开展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

    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10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同时发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中央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纷纷发表社论,肯定重庆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重庆谈判的结果,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国民党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但毛泽东告诫全党,成立了《双十协定》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国民党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九三学社成立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方针,中国共产党则以极大的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这一政治格局,为各民主党派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时机,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或积极整顿组织发表政见,或成立新的政党。

    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1944年冬,在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独裁统治,改变误国政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挽救国家危亡的背景下,重庆一批爱国忧时的文教、科技界人士,如许德珩、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褚辅成、税西恒、梁希、黄国璋等人,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3日,许德珩、吴藻溪、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等人,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促进中国各方面力量联合建国和中国人民的民主幸福,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并成立筹备会,在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报纸发表宣言。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褚辅成、许德珩、卢于道、黄国璋、税西恒、吴藻溪、张雪岩、潘菽、黎锦熙等50余人与会。会议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组成主席团。会议通过了《九三学社成立宣言》、《九三学社基本主张》、《九三学社对时局主张》等文件。大会选举王卓然、许德珩、严希纯、李士豪、吴藻溪、张西曼、张迦陵、张雪岩、孟宪章、涂长望、黄国璋、笪移今、彭饬三、税西恒、褚辅成、潘菽等16人为理事,选举卢于道、刘及辰、何鲁、陈剑鞘、侯外庐、梁希、詹熊来、黎锦熙等8人为监事。

    《九三学社成立宣言》介绍了九三学社发起成立的缘起:"本学社发起于日寇败降,国际的民主胜利,与世界的和平奠基之日。"宣言深切表达了对国内纷乱舛错现状的忧时之感,强调在中国应实现和平团结,而和平团结之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之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之实施,实为救国要者;外交政策自应本独立自主精神,谋平衡的发展,于美、英、苏诸国,自不应畸重畸轻,有所偏倚。宣言号召本社同人,本五四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九三学社基本主张》提出了8项基本主张:(1)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2)从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反对属于党派或私人的武力,根绝内战;(3)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4)从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及农村佃租关系;(5)建立以民生为主的经济制度,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及一切为私人或派系谋利益的经济关系;(6)学术思想之绝对自由,奖励科学研究,拒绝党化教育及思想统治;(7)积极的普及国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反对迷信与复古运动;(8)加强同盟国家之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九三学社对时局主张》郑重提出:(1)要求国共两党军队,立即在东北、中原及中国任何一隅,无条件停止内战,一切问题,概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之;(2)无条件实现停战协定、政协协议、整军方案,为促进中国和平民主的唯一有效途径,任何党派不得有任何违反停战协定、政协协议与整军方案的行为;(3)请马歇尔元帅彻底实行调人责任,对两党争执,予以仲裁,立即实行全面停战。在中国政府未根据政协协议改组以前,美国政府勿予中国任何一党派以任何援助(包括借款及运输军队)。

    九三学社成立后的最初阶段,中央机关设在重庆。1946年10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北平(今北京),在重庆、成都、上海、南京设有分社。当时共有社员50余人。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九三学社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1949年1月26日发表《九三学社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响应毛泽东提出的8项和平主张。5月,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9月,选派正式代表许德珩、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薛愚和候补代表叶丁易,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三学社成为以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民主党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对日受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朱德总司令于1945年8月15日,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令其通令日军投降,并派代表静候我军受降。当天,蒋介石也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致电冈村宁次,令日军停止军事行动,静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8月16日,国民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赴菲律宾,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当天,蒋介石电令何应钦全权处理受降事宜。17日,联合国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国境内(东北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投降;东北日军向苏联投降。

    蒋介石出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目的,反对和拒绝中共军队接受日军投降,从而使国民党军队垄断了对日军的投降。8月18日,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分为15个受降区:(1)第一方面军受降主官卢汉,受降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土桥勇逸,受降地点在河内;(2)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张发奎,受降广州、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田中久一,受降地点在广州;(3)第七战区受降主官余汉谋,受降曲江、潮汕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田中久一,受降地点在汕头;(4)第四方面军受降主官王耀武,受降长沙、衡阳地区,日军投降代表坂西一良,受降地点在长沙;(5)第九战区受降主官薛岳,受降南昌、九江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笠原幸雄,受降地点在南昌;(6)第三战区受降主官顾祝同,受降杭州、厦门地区,日军投降代表松井太元郎,受降地点在杭州;(7)第三方面军受降主官汤恩伯,受降南京、上海地区,日军投降代表十川次郎、松井太久郎,受降地点分别为南京和上海;(8)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孙蔚如,受降武汉、沙市、宜昌地区,受降地点在汉口;(9)第十战区受降主官李品仙,受降徐州、安庆、蚌埠、海州地区,日军投降代表十月次郎,受降地点在徐州;(10)第十一战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李延年,受降平津、石家庄、保定、青岛、济南、德州地区,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细川忠康,受降地点在北平和济南;(11)第一战区受降主官胡宗南,受降洛阳地区,日军投降代表鹰森孝,受降地点在洛阳;(12)第五战区受降主官刘峙,受降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樊地区,日军投降代表鹰森孝,受降地点郾城;(13)第二战区受降主官阎锡山,受降山西地区,日军投降代表澄田徕四郎,受降地点太原;(14)第十二战区受降主官傅作义,受降热察绥地区,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受降地点归绥;(15)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受降主官陈仪,受降地点台北。关于香港地区日军受降,蒋介石于8月22日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致电麦克阿瑟,授予英军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权限。这样,错过了使香港回归祖国的一次大好机会。日军投降总代表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战区受降主官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月19日,中美英苏盟国代表在马尼拉接受日本降使副总参谋长河边虎四郎签订的初步投降书,中国代表徐永昌参加了这一仪式。21日,日军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8人飞抵芷江,将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地图呈献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25日,中国陆军总部发布《各部队分向各地受降地区重要城市挺进的命令》,计划将远在内地的26个中央军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8月27日,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率员自芷江飞抵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南京前进指挥所。28日,冈村宁次率今井武夫拜会冷欣。冷欣要求冈村宁次合作,以便国民党军接收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青岛、广州等城市;冈村宁次则向冷欣建议利用投降的日军打共产党。29日,中国陆军总部奉蒋介石之命,将原属中国方面受降的香港及九龙两地日军投降改由英国接收,并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全权受降。

    月2日上午9时,盟军受降典礼在日本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首先由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致词;接着,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裕仁和日本政府,日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先后签署投降书。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签字后,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九国代表相继签字,中国代表为徐永昌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全部典礼约30分钟即告完成。

    投降书称:"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我们兹命令驻扎各地的一切日本武装部队及日本人民,即刻停止战事,保存一切舰艇、飞机、资源、军事及非军事的财产,免受损失,并服从同盟国最高统帅,或在他指导下日本政府各机关所要求的一切需要。我们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即刻下令日本的一切武装部队及不论驻在何地的日本控制下的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他们自己及他们所率的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当天,日本天皇裕仁为正式签署降书发表诏书,内称,根据《波茨坦公告》及《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条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11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以9月3日为抗日战争结束日。

    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对台湾布告,宣布按照《波茨坦公告》,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国。9月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由芷江飞抵南京。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中外代表千余人出席。仪式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陆军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海军上将陈治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出席,日军投降代表为冈村宁次、小林茂三郎、今井武夫、小笠源清、福田良三、泽山春树、三泽吕雄7人。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将《日军投降书》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署降书后呈交何应钦签字。第一号命令规定:投降之日本陆海军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暂留原地静待命令;将所存一切武器物资等予以暂时保管,不加损坏,待命交纳;日本部队须保证严守纪律及秩序,不得有伤害及骚扰人民;联合国战俘及被拘人民必须妥慎照护,并充分供给其衣、食、住及医药等;日军须协助何应钦所指定之军队收复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及中华民国境内各日本军占领区;对于本命令或此后之命令所规定事项,倘有迟延或不能施行,将立刻严惩违犯者及其负责之军官。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我是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月12日,何应钦令冈村宁次取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名义,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9月14日起,中国各战区、方面军开始解除日军武装,至1946年2月13日止,缴械基本结束。投降日军有派遣军总司令部1个、方面军3个、军10个、师团36个、独立旅团41个、独立警备队19个、海军特别根据地及陆战队6个,总计俘虏日军128.3206万人。

    在国民党对日受降过程中,需要特别提到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受降。由于蒋介石错失时机,香港地区由英军接受日军投降。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典礼举行,日军投降代表为冈田梅吉、藤田赖太郎,接受降礼者为英国哈考脱少将,中国代表潘华国将军参加了受降典礼。10月1日,中华民国国旗在台北日本台湾总督府升起。10月18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在台北开始办公。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陈仪为受降主官,日方投降代表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陈仪庄严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人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国民政府为纪念台湾光复,明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

    国民党垄断对日受降,为其发动反革命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上党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即调动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各解放区进攻。其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在抢占太原和同蒲路沿线城镇后,又攻占八路军攻占的襄垣、潞城,并在日伪军配合下,抢占了被八路军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企图侵占整个晋东南,消灭晋冀鲁豫八路军。

    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配合重庆谈判,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发动上党战役,坚决消灭来犯的国民党军。1945年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奉中共中央指示,从延安返回太行指挥上党战役。26日,中央军委向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下达关于晋冀鲁豫的军事部署:太行应集结主力,组织夺取白晋路,收复上党区,消灭顽伪,逼敌投降;太岳应集结主力向同蒲路进击,彻底破坏同蒲路,控制平陆、垣曲一带黄河渡口。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彻底消灭侵占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队,并调整部署,将太行李达所部、太岳谢富治部、冀南陈再道部等野战主力部队,暂编为太行、太岳、冀南三纵队,集结长沙周围,进行上党战役;将冀鲁豫军区主力调到平汉线,结合冀南、太行军区各一部,负责肃清平汉线新乡以北日伪军,为打北上敌军准备战场;以太岳军区沿同蒲线的地方部队加紧破路,迟阻敌军前进,以太行、太岳军区各一部攻取焦作、沁阳等日伪主要据点,控制黄河北岸广大地区,制止敌军机动。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关于上党战役的第一号命令,规定以先夺屯留吸引长治伪军来援,争取在长屯路上以运动战而消灭之。八路军参战部队共3.1万余人,另有5万民兵配合。各参战部队于8月底、9月初向上党地区开进。8月30日,刘伯承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约9个团兵力,向襄垣发动进攻,并于9月1日攻克。9月6日,向屯留之敌发动进攻。9月7日和9日,参战部队先后集结长治地区,并编成太行、太岳、冀南3个纵队。上党战役从9月10日正式打响,到10月12日结束,共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9月10日至20日,为夺城打援阶段。9月10日,太行纵队向屯留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并于12日攻克,歼守城军队千余人。太岳纵队、冀南纵队隐蔽于长(治)屯(留)公路两侧,准备歼击长治援兵;以太行军区两个团为独立第一支队,隐蔽于长治东北山地,准备尾击长治出援之敌;以太行、太岳军区4个团为独立第二支队,监视长子之敌;以潞城独立营为独立第三支队,监视潞城之敌。屯留攻克后,太岳纵队围攻长子,太行、冀南纵队在打长治援敌未成后,乃转攻壶关和潞城。经激战,至9月_20日,各部分别攻克长子、壶关和潞城,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共攻克襄垣、屯留、长子、壶关、潞城五城,歼灭长治外围各据点国民党军暂三十八师等部6100余人。

    第二阶段,从9月21日至10月6日,为围城打援阶段。八路军攻克五城后,乃围攻长治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所部,先扫清外围据点,然后攻城打援。阎锡山为解救长治守军,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二十三、第八十三军、省防军等8个师共2万余人,由祁县东关镇向沁县南进。八路军根据敌情变化,乃调整部署,以太行纵队、太岳纵队兼程北上打援,留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继续包围和围攻长治。从10月2日开始,八路军即对援敌展开攻击,将其压缩在老爷岭、关上、盘磨垴之狭小地区。10月5日夜,敌援军突围,八路军乘胜追击,并断敌退路,激战至6日,除2000余人逃回沁县外,共歼敌1.65万余人,击毙彭毓斌。

    第三阶段,从10月8日至12日,为攻克长治阶段。八路军取得打援胜利后,长治守军待援无望,乃于10月8日向西突围,企图逃回浮山、翼城。八路军当即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并以太岳纵队自厩亭地区直出沁水马壁进行兜击,太岳区人民武装沿途进行截击。经多日激战,至12日在沁河以东将军岭、桃川地区歼逃敌主力,生擒史泽波。至此,上党战役结束。

    上党战役共歼国民党军3.5万余人,内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以下3.1万余人。上党战役是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自卫还击战胜利的战役,也是第一个大规模歼灭战,迎头痛击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革命行径,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谈判斗争,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方,提高了八路军正规作战的水平。

    "一二·一"惨案

    昆明是战时民主运动的中心。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行径,引起昆明广大爱国、爱和平人民的普遍不满。1945年10月2日,国民政府改组云南省政府,任命卢汉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原任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在卢汉未到任以前代理省主席。10月3日,昆明开始实行戒严。随后,又任命关麟征为云南警备司令。云南军政部门改组后,对昆明的民主运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11月24日,云南省党政军当局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25日,李宗黄召集各大学负责人开会,要求各校务必制止学生集会。

    月25日,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和昆华、南菁、五华等校学生,以联大学生自治会名义准备在云南大学礼堂召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时事晚会。国民党军队闻讯发布禁止集会游行的命令,李宗黄还亲赴云南大学巡视,指令校长不准借用会场。在这种情况下,时事晚会遂改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举行。晚7时,时事晚会开始,学生、教师、职工及市民等共6000余人参加了会议。闻一多、费孝通、钱端升、潘大逵等教授发表讲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愿望和利益打内战的阴谋,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会议开始不久,国民党第五军即包围会场,鸣枪示威;国民党特务切断电线,企图引起混乱。与会学生严守纪律,坚持开会。联大等四大学学生团体联合建议,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呼吁美国人民和政府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提案。散会以后,国民党当局宣布紧急戒严封锁交通,阻止到会群众人城。

    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武力威胁,昆明各大中学校于26日举行罢课,要求取消禁止自由集会的反动命令,反对内战,并呼吁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昆明30多所学校3万余学生实行罢课,并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28日,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明俄文专科学校、省立英语专科学校、联大附中等31所学校全体学生,联合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立即制止内战,实现和平;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即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的自由四项奋斗目标。同时向云南军政当局提出4条要求: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问题;保障学生之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要求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言论,并向当晚参加大会的人道歉。

    对学生的反内战运动,云南军政当局决定镇压。11月27、28日,李宗黄、关麟征召集全市大中学校校长及警察头目的紧急会议,决定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28日以后,昆明街头发生多起特务分子行凶事件。12月1日,大批军警、特务、暴徒分头围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新校舍、联大师院及工学院、昆华高工等学校。他们不但大打出手,而且还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联大师院女生潘琰、师院学生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4人。另有25人被炸或被殴打成重伤,30余人轻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血案发生后,在昆明乃至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当天,云南大学71名教职员联名发表《为昆明市学生罢课并受枪击致遭伤亡事敬告各界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同学会派代表向云南省政府、省参议会面陈惨案经过,要求严惩凶手,伸张正义。在这种情况下,云南军政当局惊慌失措,关麟征被迫到联大新校舍询问惨案真相,表示道歉并负责惩凶。12月2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举行死难四烈士人殓仪式,联大代常委叶企荪主祭,各校学生、教师和各界群众6000多人参加。联大教授会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三教授致悼词。4日,云南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召开临时会议,吁请政府立即设法禁止暴徒在市区任意逮捕及殴打学生,禁止暴徒任意闯进学校投掷手榴弹伤及学生。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追悼活动,纪念死难烈士。12月7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冯雪峰、胡风、阳翰笙等18人致函昆明各校师生,对死者致悼。当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昆明惨案》社论,指出,昆明惨案说明,谁要和平,谁在国民党当局眼中就是敌人。12月9日,重庆各界3000多人在长安寺举行追悼大会。沈钧儒主祭,郭沫若读《祭昆明四烈士》。致祭群众一致要求严惩肇事祸首。当天,成都各大中学学生在华西坝举行追悼大会,到会学生5000多人,并有国际友人参加。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追悼四烈士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大游行。

    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声中,12月7日,蒋介石派教育部次长朱经农飞昆明处理善后;12月9日,蒋介石令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停职,由霍揆章代理。当天,云南省主席卢汉与朱经农、霍揆章代表云南军政当局邀请四大学校方和学生代表,谈判复课条件问题。当天,卢汉发出《告各校同学书》,要求即日复课。11日,卢汉亲至联大吊奠死难烈士,并劝告同学复课。罢委会表示,在中央尚无合理的措施前,同学复课实有困难。当天,云南警备司令部处决陈奇达、刘友治二人。此二人原为盗卖军用品而被判死刑的军官,并非真正的凶手。云南军政当局的骗人把戏,很快被学生识破,他们要求严惩真正的凶手。

    斗争的直接目标实现后,12月19日,西南联大教授会举行会议,决议劝告学生于12月20日晨务必复课,并向同学们保证:关于昆明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人已行停职议处外,本会还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先行撤职,决去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将推举代表与军政当局洽商。12月25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通过《复课宣言》,略谓:为顾全大局,为顾及地方及学校当局之困难,更为了顾全我们的学生,乃于12月27日在最低条件下,忍痛抑悲,停灵复课。并继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切实保障人身自由等要求,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而奋斗到底。27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宣布停灵复课,并在昆明各报发表《复课启事》。全市44所大中学校学生一律复课、教师复教。1946年3月17日,由3万人组成的送葬队伍,为四烈士举行了殡葬仪式。四烈士灵柩安葬在联大校园内。

    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新起点,有力地打击和孤立了反动派,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方针,中国共产党则以极大的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局面的到来。这一政治格局,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时机,他们积极整顿组织、发表政见,或建立新的政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鉴于重庆谈判已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有可能召开,为了生存自救,发展民族工业,迫切需要建立维护他们利益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黄炎培、副理事长杨卫玉,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中国工商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章乃器,四川银行经济研究处负责人施复亮等经过酝酿,决定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参加签名的有134人。

    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代表93人。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区组成主席团。胡厥文致开幕词,强调成立民主建国会的最大目能为促进民主。黄炎培报告了民主建国会筹备经过。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

    《民主建国会政纲》和《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阐明了对建国之理想和建国之途径,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张。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建国之途径是采取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之重要进步部分,订人宪法,以确定全民共同信守之范围。在政治上。强调政治须以文化为指导,而以经济为基础,反对军人武断政治与大官僚政客包办政治,必须使从事生产各阶层之广大人民拥有最大发言权;于统一中实行自治,以安定秩序,发挥民力,而和平与统一,均须于民主政治中求之。民主政治之基本条件,为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等自由,应予切实保障。大量裁减常备兵员,彻底改善兵役制度,全国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人民有权监督政府,铲除贪污,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各级议会,行使各级民权。对外主张以公正之立场,团结美英苏法,对美苏两国采平衡政策。

    在经济上,经济建设须有全国性计划,实行经济民主,反对国营事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一面主张国营事业国家化、私人企业社会化,一面更反对在官僚化尚未肃清以前扩大国营事业之范围;要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应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应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人手,进一步由国家征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与农民;一面须能切实解决农民之痛苦,一面仍须保障地主之合理收益。

    民主建国会的政治主张,表明了该组织只以实现民主为目的,与闻国事,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立场,是改良主义的,存在资产阶级的某些幻想。但他们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要求和平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

    《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民主建国会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采合议制决定之。《民主建国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总会暂设重庆。本会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为最高执行机构;监事会监察一切事务。会议选举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王纪华、杨卫玉、孙起孟、王恪成、俞寰澄、张澍林、酆云鹤、胡子婴、黄墨涵、章元善等37人为理事,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等11人为常务理事;选举李组绅、阎宝航、冷通、董问樵、彭一湖、贾观仁、张雪澄等19人为监事,彭一湖、冷通、张雪澄、李组绅、刘炳吉5人为常务监事。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是当时最高领导机构。

    民主建国会成立后,积极投入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去。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这是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公开活动。1946年4月,总会迁上海。12月,与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共12个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民主建国会被迫转入地下,化名民立公司。1948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常委理事会议,赞成中共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民主建国会选派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等12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与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以经济界人士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这就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时机,他们积极整顿组织发表政见,或建立新的政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和出版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业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讨和酝酿,决定成立一个旨在推动和促进民主政治实现的政治团体,并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已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惟华、胡月城等26人参加大会,马叙伦任主席。马叙伦报告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经过。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确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会议一致通过本次集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决议暂设理事11人,常务理事3人,并决定在理事会未成立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已生3人协助。为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政治纲领,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会员33人。会议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已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11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3人为候补理事。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全面阐述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宣言指出,建设一个统一自主强盛的现代化新中国,不仅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且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真正有力的和平堡垒。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为了保障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要求世界任何国家切实尊重中国的民心,不要漠视新生中国人民的力量而助长中国的内战。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是实行民主的起码条件。宣言提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八点政治主张: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立即无条件的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办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纲领性文件。

    年1月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马叙伦、陈已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1月1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要求政治协商会议一定要解决一党专政,奠定民主政治,并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发展民主化的经济等具体建议。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即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6年5月5日,参与发起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6月,马叙伦、雷洁琼在下关惨案中受重伤。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中国民主建国会被迫转入地下。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8年8月起,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陆续进入解放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郑振铎为全国文联代表,赵朴初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葛志成为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为工商界候补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学及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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