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兵者，诡道也。意指用兵之道在于千变万化、出其不意。只有出其不意，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突围出一条胜利之路。
南怀瑾常说，商场如战场，墨守成规注定会被市场所淘汰。作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认识和体悟的南怀瑾，他的商业智慧主要在于善用奇正之道，即做商业一方面要守正道，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办。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创新，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南怀瑾融合传统国学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商业智慧。
第一节多为公众设想，多做一点实事
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立面。饱读经书、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南怀瑾，对修身立业、以商兴国有着独到的认识。他在《论语别裁》里说：“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如果把这句话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就是在告诫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带着“使命”去做事，多为公众设想，多做一点人事，这样才会有更大的作为与收获。
南怀瑾还说过，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企业经营当然要和企业的生存环境相融相生。企业家不仅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也需要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贡献，毕竟环境是大家的。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经营的长治久安。
南怀瑾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的最高智慧来强调。他不去引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条，而是凭借自己浑厚的国学造诣，引用中国的典籍来诠释。因为这样的话语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同，而且还能够引人思考，原来我们老祖宗也有这么好的见解。
南怀瑾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投资理念，融汇中国文化精神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穷其一生的人生追求，南怀瑾的商业实践也怀抱着这样的信念与追求。
早在1987年的秋冬，南怀瑾还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首府周围。尽管他身在国外，离开祖国大陆已有三四十年，却从不曾忘记自己的布道使命，更不曾忘记自己实业兴国的梦想。在那段时间，他时常为那些留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讲述祖国未来的前途，一些有意回国参与投资建设的海外侨胞也经常来听他讲课，讨教投资策略。
当时的中国内地虽然已经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仍然十分落后，物资缺乏，正是百业待兴的时候，急需大规模的基础性建设投资。作为一个生在中国，却远离家乡的文人，南怀瑾时刻都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正是看到了这种现状，他深深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背负的重大责任。
商业投资利润巨大的诱惑背后是与之对等的风险，正确的投资理念是指导投资行为，控制投资风险，增加预期收入的重要法宝。南怀瑾在与留美学生谈到对中国内地的投资时，他结合当时中国内地的国情和自身的经商经验，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投资新理念，即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必须具备四项理念和认识，即“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
从政治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是由无数公民组成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则是由无数“企业公民”组成。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企业公民不仅享有合法经营的权利，同时还肩负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任。对于企业来说，要有“人格”追求，唯有把“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精神融入到投资和经营的理念中，才能平衡个体与整体、企业与国家的矛盾，从而实现共同和谐的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在中国内地成为一个潮流。公务人员辞职“下海”成为一种特定的现象，同时港澳台胞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也掀起了一场“回乡投资热”。在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占据主流的投资思想就是，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资源和储藏量相当可观的矿藏，再加上12亿充足低廉的劳动力，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东风是什么呢？在许多人的眼里，无疑是技术和资金。只要你能带来技术和资金，肯定就能赚大钱。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规律不限制社会精英的发展，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先锋者铺路架桥，同时照顾掉队的人，如此才使社会富有活力。然而，当时中国内地却截然不同。从制度上看，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尽管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下，逐渐放开了经济发展政策，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的经济环境与自由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天壤之别。此时的中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影子，政府政令对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再大的投资也会水土不服，并最终胎死腹中。此时能够提供社会观念支撑，就是对改革最大的支持。
“国内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政令解释不一，而且法规矛盾。”南怀瑾很早就看出了矛盾之所在，并运用了十分恰当的比喻。在他看来，这个社会就好比是一个古典式大家庭，只要有新媳妇进门，那么，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长们便可以对新媳妇指手画脚。不管是太公太婆，还是祖父祖母，甚至是兄长妯娌，都可以要求新媳妇端茶送水，料理整个大家庭的各种事务。谁都可以当家，唯独新媳妇不能，他们还可以说了不算，互相推卸责任。所以，最终的结果无外乎两种，新媳妇要么被吓跑，要么沉默寡欢，最终积劳成疾，抑郁而终。
实际上，这种结果不管是对“新媳妇”来说，还是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一种损失，但彼此之间的这种矛盾又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究竟该如何消弭这种矛盾，并实现投资经营的顺利与成功呢？
在这种背景下，南怀瑾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精神为终极目标的投资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投资是完全利益化的，但这样的投资理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有入乡随俗，处处为“国家”着想，为“人民”着想，才能在投资经营的过程中赢得国人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实现双赢的共同目标。
中国大陆积极号召港澳台胞以及海外华侨投资，其本意是需要真实投入的资金与进步的精密科技，而并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一本万利，如果抱着一本万利的想法去大陆投资，无疑是从耕夫手中夺牛、从饥渴之人的手中抢夺食物，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一步错就会导致步步错，最终会被国家的经济现状逼进死胡同。
作为中国人不能忘根，更不能忘本，在祖国经济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这本就是一种责任。从投资角度来看，唯有入乡随俗，抱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投资理念，为人民谋福利，才能在大陆投资中融入民族经济的命脉，从而最终实现企业与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这就是南怀瑾的认识和理念。
从“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到金温铁路，再到太湖学堂，南怀瑾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自实践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投资理念，并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了该投资理念的可操作性和正确性。让商业的价值在有形的价值之外实现自我超越，让商业的智慧在一条不断超越的道路上前行，而不是小格局中的精心算计。
理想使命，开启工作的原动力
在金温铁路建设的历史上，曾开工3次，停工3次，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未能建成通车。浙江人民企盼百年的梦想，一直因为资金不足的问题，停停建建，建建停停，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心结”。在这种背景下，年过古稀之年的南怀瑾毅然担当起家乡的“圆梦人”。
金温铁路建设难度大，收益慢，这是众所周知的。南怀瑾也说，“修铁路，是傻瓜才做的。以国内现在的种种条件，一条铁路修成要好几年的时间。至于收回成本，快则10来年，慢则20年。而要赚钱那就是30年的事了。投资铁路，要想赚钱的话，除非神经病，疯了，才会干”。
既然如此，南怀瑾为什么还要知难而上呢？
实际上，南怀瑾成立铁路公司的真正目的是回馈社会。所谓取之于社会，还要用之于社会，这是他的理想，也是做公司的目标。他曾经多次致函金温铁路开发有限公司的同仁，要他们清楚他的思想、目标以及公司发展路线。
南怀瑾究竟要修的是一条什么路呢？很多人理解不了，或者不能完全同意。他曾引用宋儒张横渠的四句话来为他的理想做注解，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了这个理想，南怀瑾做了很多积极有益的事情，如促成“汪辜会谈”，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创办太湖大学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倡导建设金温铁路只是其中的一件。
1992年11月18日，浙江金温铁道有限公司成立，南怀瑾在公司成立仪式的贺词中再次强调：“在我个人的理想与希望来说，修一条地方干道的铁路，不过只是一件人生义所当为的事而已，我们真要做的事是要为子孙后代修一条人走的道路，那是大家真要做的大事业。”简短的“义所当为”一词，很好地诠释了南怀瑾在建设金温铁路过程中所背负的“使命感”。
合作建设金温铁路从1988年开始洽谈，到1991年底获得国家有关部委批准同意，1992年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在温州成立，耗费了三四年时间。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在沿线5个地点同时正式动工。那一天，到各现场观礼的群众达十几万人，这是老百姓自发参与的热诚体现。可见企业家做事只要怀有使命感，对国家社会有意义，自然有人响应，因为它代表着人心所向，能聚合无穷的力量。
有人问，为什么有的人能力大，实际的收益却很小？为什么有的人似乎无所不知，到头来却无所作为？为什么有的人腰缠万贯，却没有相应的社会声望？答案就是——“缺乏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在经营中只想到“利”，忽视了“义”；只想到“我”，看不到“他”；只想到小，丢失了大；只想到今天，照顾不到明天，因此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混迹，无法在事业、人生等格局上有新的突破。
在商业投资上，南怀瑾始终立足长远。他说，即使是最穷的国家也可以修得成铁路，有些铁路迟迟建不成是人为的不肯做、推托。铁路不是修不成，引用孟子的话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南怀瑾经常引用“志心于道义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来形容那些怀有使命感，不为己力，不为私欲，真为天下利益，对于将来个人的有名无名，有功无功毫不考虑的人。
顾炎武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乃至企业、个人，即使再穷，只要有责任心、使命感，都会贡献一己之力的。南怀瑾多次重申投资金温铁路公司不是为名为利，是为了使命。他谆谆教导后人在经商过程中要始终负有使命感，只要真正为社会、国家设想的，一定做得起来。
带着“使命”去工作，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许多时候，内心的格局决定了人生的大局，差异取决于一念间。做人需要责任感，而做企业则要有一种使命感，有使命感的公司才能焕发出生机来。否则，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或者为了挣钱而挣钱，企业很难做大做强。商业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利润，公司的责任在于创造财富。只要你有能力追求利润，创造财富，而又不忘记社会责任，那么公司的声望自会蒸蒸日上。这是南怀瑾的商业智慧的亮点。
事业选择，功成不必在我
早在1988年初次决定倡导修建金温铁路时，南怀瑾便向温州市政府提出了“还路于民”的要求。对此，南怀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是要卖给沿途百姓，大家凑起来，路修平了，每个人都是股东，全民所有，还路于民。”
1993年8月，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完成向海外银行贷款12亿美元，并获得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核准后，南怀瑾再次让弟子与浙江省政府洽谈申请还路于民的方案。他主动提出建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建议，随即便开始交出自己所持有的大部分股份。作为合资的一方，南怀瑾从开始持有80%股份减到51%，到后来的25%股份，尽管只是股份多少的变化，但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南怀瑾主动放弃了掌控权。他是想把铁路的运营权力交给国家，交给人民。
依照南怀瑾与浙江省最早签订的合资公司协议，金温铁路初期铁路的全部投资为1.72亿美元，其中1.2亿美元以6%的年利贷款，5000多万美元为现金注入，其中南怀瑾所占股份为80%，浙江省政府占股份20%。此外，为了建设铁路，合资公司还通过政府支持，取得了车站附近的1500亩土地以及沿线矿产开发等经营权，市场前景光明。
从金温铁路开始建设到建成通车，前后耗时6年，在这6年当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土地的价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合资公司所拥有的1500亩土地也是如此，其价格甚至比当初翻了几十倍，不少人认为南怀瑾投资的十分成功，肯定能从中赚大钱。对于社会上的种种舆论，南怀瑾没有一句回应，也没有一句辩驳，而是在建设初期，默默地为合资公司注入资金，默默为铁路的建设四处奔走斡旋，一待铁路修成，就还路于民，功成身退。
对于南怀瑾的举动，可能很多人会问，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投入了那么多资金，耗费了那么多精力，争取了那么多土地，为什么到最后反而简简单单地主动交出去了呢？投资金温铁路时，南怀瑾已过古稀之年，对于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来说，钱财、名利不过是过眼烟云，经历了一生的跌宕起伏，哪怕是普通人也早已看开，更何况是饱读国学的南怀瑾呢？
1997年9月15日，金温铁路全线建成后，南怀瑾又一次主动委托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的侯承业和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李素美，并嘱托二人将剩余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浙江省政府，以便实现自己“功成身退，还路于民”的理想。侯承业和李素美在给浙江省政府的书面提议案中写道：“为了让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全力贯通金温铁路之工程与经营，特请股东——浙江省政府，收购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所有之股份，最后做到南老师还路于民的原先理想。”
随后，浙江省政府召集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董事对此提案进行了深入讨论。会上，浙江省政府和上海铁路局的董事和代表，对于南怀瑾主动提出转让股权都十分意外，他们再三提出了挽留意见，但南怀瑾功成身退的信念十分坚定，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的代表反复解释南怀瑾还路于民的理想，并恳请浙江省政府和上海铁路局给予理解。基于公司合同关于转让股权的有关条款，董事会最终同意了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的提案。
转让股权，真正做到还路于民，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次会议专门就此进行了协商，最终董事会委托公司尽快进行股权转让的具体工作，对于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则由合营三方共同协商解决，结果报董事会批准后再上报国家机关。1997年9月15日晚，浙江省副省长张启楣还专门设宴款待香港联盈公司的代表，感谢南怀瑾还路于民的高尚之举。
俗话说：“月满则缺，水满则溢。”道理谁都明白，但贪图功名是绝大多数人的共性，到手的功绩怎能安然舍弃？面对事业的成功，真正能做到功成身退实在是太难了，何况商人还有着唯利是图的本性。但商人也是人，一个有着道德与灵魂的人。作为一个实业家，南怀瑾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商人的范畴，而是怀揣民族大义的“儒商”。南怀瑾“还路于民”这一举动，很好地为世人诠释了什么是“功成身退”。在轰轰烈烈的成就面前，他留给人们的唯有功成身退的背影，成为商界社会的一面旗帜。
第二节待人要宽厚，对事要严谨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能源的竞争无处不在。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又是要求广泛合作的时代，合作才能发展，合作才能共赢，合作才能提高。整合资源，合作共赢，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更是这个时代的选择。很多事情的成功都在于合作，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一位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时，问他21世纪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科学家回答：是合作精神。可见合作精神是何等重要。
合作是指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工作或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然而，怎样做好合作却是一门大学问。
南怀瑾是一个很懂得合作精神和合作意义的智者，在倡导建设金温铁路的日子里，他要与浙江地方政府讲合作，要和外国银行财团谈合作，还要和工程指挥部和施工单位搞好合作，甚至是内部团队成员，都是他的合作对象。正因为有着力量强大的“团队合力”，以及那种弥漫于企业的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使合作双方共克时艰，共赢商机，提振信心，共同发展，完成了前人多次未竟的金温铁路建设大业。期间南怀瑾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积极处理好与合作方的关系，推动事业前行的言行细节，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处事细节，以感恩之心善待合作者
俗话说：“地低成海，人低成王。”成功的合作从来都不需要个人英雄主义。尽管南怀瑾是名闻遐迩的著名学者，金温铁路的“催生者”，当初是应邀“牵头”建设金温铁路，但在与各方合作过程中，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谦和的合作态度，虚心向行家请教不清楚的问题。
1988年12月24日，南怀瑾在香港接待了来自温州市政府的章华表与陈敬之两位年轻官员，他们带来了温州市政府领导的函件和金温铁路的详细资料，真诚恳请南怀瑾能够牵头倡导修建这条反复停工至今仍不得建成的铁路。面对有求于自己的乡人，南怀瑾没有一丝高高在上的架子，更没有身为长辈的威严，而是像一个谦虚好学的小学生，与大家共同探讨铁路修建问题。在讨论具体修建工程时，南怀瑾始终扮演着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谨慎地提出问题，谦和地解答大家的疑问。
会谈中，南怀瑾问道：“铁路的建设是温州9个县加上其他多个县所期盼，其实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如果铁路完成，以后再能通福州、南安沿海而下广州，西接云南，则整个沿海的效益就很好了。但我们先谈这里的建设，有哪些问题呢？”尽管只是会谈中的只言片语，但字里行间却不难看出他诚恳的合作态度。
尽管南怀瑾出生在温州，但毕竟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对于今日铁路建设沿线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一直多听少说。良好的合作态度使得这次会谈十分愉快，更重要的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经大家商议，推算出金温铁路的投资资金估算为人民币8亿元。
从1988年开始商议合资修建金温铁路，通过3个年头的公文往来，到1991年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南怀瑾和浙江省政府双方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谈判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91年10月，南怀瑾致函当年分管此事的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邀请他带队到香港签约。信中特别说明，此行邀请诸位往返旅费（包括飞机票等）及旅居费，可由敝公司负责。和现在许多招商企业相比，完全是一种反客为主的姿态。也正是这种态度，不仅展现了南怀瑾高风亮节的合作姿态，也让我们看到金温铁路建设的成功奥妙。
这种凸显真诚的细节，连接着整个合作的过程。1992年5月18日深夜两点，南怀瑾还特地给第二天将在上海和浙江洽谈合资建设的李素美和李传洪姐弟俩发传真，嘱托他们既然成立了合资公司的办事处或筹备处，在给各阶层的职务和职责的待遇方面，决不可小器，不可马虎。各职级的权限和薪资待遇要照中外合资办法规定好，做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讲好了哪天成立就从哪天算起，合资公司账上没钱由自己所在的香港联盈公司已汇过去的账内先行填发，将来再归金温铁路账户计算。不要只顾眼前，还要看发展。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是南怀瑾的一种处事智慧。他不仅乐于帮助他人，而且对有求于自己的合作方的努力也是给予积极鼓励，甚至感谢，就连对自己的员工或弟子，也常怀感谢之心。
1993年年初，万学远出任浙江省省长时，特地致函向南怀瑾问好，并说会尽全力使金温铁路的工程向前推动。按说这也是一省之长的分内职责，但南怀瑾不这样认为，而是把其看做对合作事业的关心和支持。2月11日深夜，南怀瑾回函致谢，称金温铁路有先生（指万学远省长）垂注，必可指日成功。先生高谊，唯有谢谢而已。
从1993年8月20日，南怀瑾给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并转常务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董宏、副董事长兼总指挥杨国章的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内部团队的一种合作谢意。南怀瑾在信中说：您一路行踪，随时有传真回报，均已一一收到，且感善于受命，详于处事，缜密周到，殊足为今时散漫之表率，且感且谢，并免我悬念不安之情，至以为慰。同时，南怀瑾还让侯承业代向杨国章、董宏，及沿途诸位上下领导，并勤奋劳工者致敬。
儒家讲究“谦谦君子”，所倡导的也是“以和为贵”，此时的南怀瑾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德高望重者，但他始终坚持着为人处世的君子之道，以谦和感激的心去善待合作共事者，这在无形之中减少了各方合作之间的摩擦与矛盾，推动了合作事业的成功。
共事原则，注重维护合作者的信心和威信
依照合资公司规定，签订合同后3个月内第一期资金到位。但是在合约尚在讨论修订并未签订时，南怀瑾就提前一个月让所在的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将1000万美元汇到温州市办事处。当时合约规定，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占80%股份，首期注册资金按15%计算，仅需要688万美元，可见南怀瑾的合资态度和决心是很大的。在南怀瑾的促动下，原本只需要到位172万美元的浙江省政府，也于1992年10月16日准备了287万美元。经费有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可以向前推进了。
1992年11月8日，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在温州市瓯昌饭店成立。港方代表、浙江省、温州市等地方领导都出席讲话，仪式隆重热烈。
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在丽水、缙云、温州、金华等五地举行开工仪式，数十万民众自发前往参观，拍手相庆。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也在丽水市莲城饭店召开，此事可谓举世瞩目，轰动四方。可是又有多少人能明白其后面的无奈？
云里烟村雾里山，看之容易做之难。开工仪式后，南怀瑾提笔写下了给金温铁道开发公司同仁的一封信，信中明确地说：以上两次活动，皆为配合浙江省政府方面的需要而先行动作。因为当时公司人员对金温铁道公司本身的宗旨、业务、组织、管理与目前的工作认知，及其指标都模糊不清，外界更不清楚。南怀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在信中说得很清楚。
一、我们为什么在还未完全与浙江方面沟通议定之先，便立即决定先行汇拨1000万美金到温州？这是为了坚定浙江省政府的信心，不要相互猜忌，永远停留在谈谈停停，停停谈谈，犹如小儿博弈，互相对猜，岂非天下笑话。故必须按现代商业成规，是以传统文化的信义为先，胆敢先行投资进去，才打破僵局，促使金温铁道公司的提前成立。
二、为了维护浙江省的威信，希望不要存有不必要的分歧意见。所以，在香港的匆匆签署可行性报告，及在上海又匆匆签订合约，及在1992年11月18日的开幕、12月18日的开工等，完全由于善意维护省政府尊严，但也不希望有什么特别的谅解，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
三、不管如何，金温铁路总算在仪式上已经开工了。大家亲自看见数万人民自动自发的庆祝大会上，已经得到应有的鼓舞与安慰。
众所周知，由于建设资金紧缺，金温铁路曾多次停工，尽管浙江省政府在筹备金温铁路建设方面一直都比较积极，但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免会底气不足，信心不足。作为合作者，南怀瑾深知这一情况，为了给浙江省政府信心，在没有达成共同协议的情况下，他便先行投入1000万美元，这种合作行为十分难能可贵。
俗话说，人无信而不立。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合资建设金温铁路，南怀瑾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企业，而是国家政府，不管是从商业的合作者角度来看，还是从政府的公信力来看，其声誉都是非常重要的。浙江省政府的声誉一旦受损，就会严重影响金温铁路的建设计划，甚至会导致一些人打起退堂鼓。正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南怀瑾十分注意维护合作者的声誉，哪怕是自己多担一些风险，多做一些工作，也在所不惜。
南怀瑾这种处处为合作者着想的做法，在金温铁路建设中表现得特别感人。前述的1992年5月18日南怀瑾在给李素美和李传洪姐弟俩的信中，南怀瑾也提到：“这次与省方签约，以前大家都无成规可循，更无经验，实在太匆促，有缺点太多。但最大要点，当时为顾全省方来人，如柴省长、刘书记等在国内的前途与声誉，宁可马马虎虎签了，使他们回去好交差，我岂不知麻烦在后头。”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设身处地为对方排忧解难，处处为他人着想却又不奢图任何赞扬与回报，是南怀瑾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消除合作者彼此之间因为立场、观念、背景等不同而造成的摩擦与矛盾。金温铁道开发公司提前成立，铁路建设工程提前开工，合资协议条件还没有成熟就签订，这都是南怀瑾为了维护合作者的声誉和威信的运作，牺牲自我的目的是为了给浙江省政府吃一颗定心丸，让合作者安心了，更好地推进合作事业。
成事之道，忘小嫌而顾大局
金温铁路建设几上几下，困难重重。合作各方由于思想理念、立场利益等不同，在工作方法、行为习惯等方面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意见，如人事安排分歧、投资匡算调整、美元汇率平衡等。南怀瑾曾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好处，就不必自吹自擂。但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意见很难融合，猜忌太深，自我太深。
那么，该如何来处理这些矛盾纠纷呢？南怀瑾的意见是：“现在我们既为了一个目标，如何做好金温铁路，造福人类社会人群，要心心相印，忘小嫌而顾大局，团结力量，争取成功，便是第一要义。”
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大付出？1997年8月9日，在金温铁路建成后的董事会上，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代表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发言时说，多少年来，南怀瑾为了铁路的修建，委曲求全，每次遇到合作矛盾和纠纷，都为大局而勉强同意。他举例说，1993年，南怀瑾请他做金温铁路总顾问，沿金温铁路线，忙了3个月，完成了向美国摩根士丹利银行的境外贷款，年利息为6%，分10年还清，由中国银行担保，浙江省政府反担保。等到美国银行核准，可是中国银行说不能担保，这就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三家合资，两家是公家的，只有南怀瑾一家是私人的，他可要负责他股份内的责任。他有意见，不得已只得忍了。
侯承业在会上强调指出：“（铁路建设过程中）预先计划不去执行，跟着缺钱又不去开源节流。南老虽然不是大企业家，但他说，为什么可以抵税的进口材料而不去申请呢？为什么不可以将公司取得的1500亩土地去开发卖出而生财呢？现在可简单，钱不够就增加概算、调整概算。1995年7月开董事会，将原来的15亿元调高为21.07亿元。他不同意，大家去香港向他老人家报告、说明，为了大局，他勉强同意了，说过下不为例。如今两年来未开董事会，要调高了，才通知他来盖个橡皮图章，这已是不合理、不合法了，他能不生气吗？”
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南怀瑾香港公司投资的是美元。当时人民币和美元兑换比例是10∶1，可钱在公司账上却没能换成人民币，最后外方提出来，公司有关人员却说有合约，只能以58∶1兑换，是固定的汇率。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再如公司股份调整时，原先投入取得的土地等增值资产都不做评估，只按原价值计算，南怀瑾也不计较了。不是他不懂，也不是他没意见，而是他想把合作的项目做好，为了大局放弃了个人私利。要放弃这么大的利益，需要多大的胸怀？
《论语》云：“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南怀瑾深知，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强加在他人身上。建设铁路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这与白手起家的创业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所谓万事开头难，在合作过程中更需要推己及人，体谅他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力量，早日把铁路建成。在整个金温铁路的建设过程中，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南怀瑾一直都十分注重维护合作者的信心与声誉。
第三节世界上的钱是人找的
1988年底，南怀瑾在和家乡来人谈论金温铁路建设时曾说：现实世界的事，都是要资源和人力结合才可成功。从中运用资源和人力的，便是用来沟通流动的货币——钱。有句古话说得好，“无钱休入众”，现在我们需要的更是钱。过去7次未成，也就是缺一个“钱”字。
金温铁路能否建成，钱是关键。南怀瑾并不是大企业家，他答应投资建设金温铁路时究竟有多少钱？这钱从哪里来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人的疑问。
1992年9月10日，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李素美、金温铁路合营公司董事陈定国、王伟国到杭州洽谈金温铁路项目时，南怀瑾通过录音让他们带话给浙江领导说：（大家）第一担心的大概是钱，你问我钱在哪里？告诉你不要担心，既然我答应了就要做，世界上的钱是人找的，至于其他的钱，贷款向哪里贷再讲。
其时，南怀瑾是胸有成竹，他有一系列创新的资本运筹设想理念和操作方案。
时代新说，观念比资金更重要
南怀瑾曾说：“国家不怕穷，就怕人们贫穷的观念不转变，人民的观念主导着一切。如果开放过早，中国就会变成地方诸侯经济，老百姓就会一切都向钱看。中国只有一步步计划开放，集体制可以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巨大的利益，那样，中国就会真正走向富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有与时俱进的现代观念。
作为一个时代的智者，南怀瑾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财富时代转变观念的重要性。他十分明白在企业的现代化经营过程中，有时候观念比资金更重要。观念上落后一步，便会步步落后，从而最终丧失发展的先机。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人，不仅要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还必须带头转变观念，从旧有的观念和制度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束缚，创造出一片新天地。
为了建设金温铁路，特别是筹措建设资金，南怀瑾呕心沥血，设想过许多方案。
早在1988年12月，温州市计委主任章华表和副主任陈敬之第一次到香港拜访南怀瑾时，双方就合作建设金温铁路进行交谈，当时南怀瑾就提出成立铁路银行的设想，希望以信用社的形式成立铁路银行，加快资金周转，发行股票，存放款。
1989年，浙江省驻温州办事处处长李景山前往香港和南怀瑾商谈金温铁路投资建设时，南怀瑾就指出：投资铁路就犹如播种种子，这个周期是很长的，只有到了铁路建成的那一刻，才可以逐渐收回新种，这是一个相当于抛砖引玉的做法。所以，在准备开工建设铁路时，就应该采取资本主义股票上市，以及与社会主义大胆合作的双重办法，鼓励那些铁路沿线的人们来购买股票，逐渐使这个铁路公司成为地方性的人民的公司。
在谈话中，南怀瑾还提到，与其求人不如求己，何妨设计向全线利益所及的28个县，1295万人口，自动自发募捐，各输一日所得，或一月所得，甚至发行预购股票（不是公债）的办法，筹集资金。引进外资（侨资）合作，成立铁路公司，首先辅助金温铁路全线所经的乡村或县市，预计必须设立站头的重点地区，给予工农商业小额贷款，把地方经济活跃起来。然后，结合全线所经过的全民力量，分段开工，辅导协助修建铁路。
1991年11月8日，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和计委主任章华表到香港拜访南怀瑾，南怀瑾又一次提到，这条铁路开工了，我要力争由省里、温州、我们三方面合起来，我要弄到股票上市。上市不是资本主义做股票的办法，我们要卖给沿线的老百姓啊！换句话，我们铁路完成了，这条铁路不是归我们的，也不是我们公司的，但这个公司还存在，这个公司等于整个公家的，温州市或者浙江省同老百姓合作。我倒可以退出来，只要事业做成功，成功不必在我呀！
南怀瑾还说，我们要做生意赚钱，拿一亿多美金在香港玩金融，半年以内，若运气好可以变成二三亿呀！不必跟着玩20年，以后再收回投资铁路的成本。修铁路是做社会福利，那就不是做生意的道理了。可是我们要把做生意、做贸易的精神放进去。
在这次谈话中，南怀瑾提到，当初温州同乡来谈金温铁路建设时，他曾让订一个上海船用码头，结果对方没有眼光，没有气派，不给订。如今已经涨价三十多倍了。无论是做生意也好，为国家也好，涨了总是好事。
南怀瑾指出，国家开放了，如果人们只学会了擦口红、穿西装、打领带这些表面东西，而本质的观念上却没有改变，那么国家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有良好的法律和道德来规范约束，那么人们必定会养成良好的习惯，传统观念也会随之改变，那么，不出十年，国家就会有大的发展。
南怀瑾还说：“有许多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因为有这些创新的理念支撑，后来才有南怀瑾倡导金温铁路建设的新篇章。
创新行动，打破僵局的力量所在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铁路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与国家经济命脉紧密相关的大工程，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很少有个人投资的。南怀瑾倡导建设金温铁路，其目的是给中国公共建设开创先例，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同样，他在资金运作方面也希望通过创新来实现。他的第一个创新设想就是海外融资，向国外银行借贷来修建铁路。
根据1990年2月25日浙江省铁道公司和香港联盈兴业公司签订的中外合资经营金温铁路的协议书规定，合资公司投资金温铁路的总额步初估计为163亿美元，注册资金不少于总额的1/3，约5433万美元。出资比例：浙江20%，外资80%。注册资金以外的10866亿美元贷款资金，以合资企业担当债务人，向海内外银行贷款。1992年2月26日双方正式签约时，投资总额调整为172亿美元，注册资本为5733万美元，注册资本以外银行借款11567万美元。
在最初的合作意向书中，浙江省政府希望外资方能在境外筹措80%的贷款资金，贷款的各种费用加利息在内，年利率不超过6%，还款期在10年以上，宽限期不少于4年。在此条件下，向浙江省政府申报，要求国务院特批，由国内银行对外担保，并由浙江省政府反担保，合资公司以自有资产向浙江省作抵押。在正式合约中，还款期调整为15年，宽限期5年，年息及以中国银行向境外贷款银行担保等原则不变。
伴随着现代企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加快，各种创新也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创新不但是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更是一个国家屹立于民族之林的强劲后盾。没有创新，我们的企业就走不出“国门”，更遑论走向世界。但怎样创新，也是一个需要用商业智慧去解决的难题。在今天看来，到海外融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当时思想相对保守的时代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开拓。
南怀瑾为此组织成立贷款小组，并与国外银行进行联络谈判。他们先后与法国、瑞士、美国等多家银行联系探讨贷款事宜，最后，在诸多海外银行中，选中了美国摩根士丹利银行。为了获得这家银行的贷款，南怀瑾又带领手下做了大量工作，并最终取得美国摩根士丹利银行核准12亿美元贷款。遗憾的是这笔贷款最后由于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不肯担保而放弃。
在金温铁路修建过程中，南怀瑾还创新提出发行股票的建议。1992年6月10日，铁路公司进行开会研究，完全采纳了南怀瑾的意见，初步确定发行A种记名普通股票，每股面值10元，计3000万股，分三期公开发行，每期发行1亿元。第一期为合营公司成立一年以后，铁路部分资产已经形成；第二期在金华至缙云或丽水段建成经营时；第三期放在全线基本竣工即将投入营运前发行。
这一次，南怀瑾同样做了大量工作，这个结论也取得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协调支持。此外，他还特意托人请美国丹佛市和西雅图市两家投资公司的专业人员对金温铁路做了上市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在美国上市，并且预计能吸收大约7000万美元的资金。尽管如此，很多人并不认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并不深入，国内股份试点改革虽已加快，但股票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其发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金温铁路发行股票必须跟着整个国家的形势走。发行股票上市的事在今天看来，是可行的，但在当时也只能慢慢设想逐步实现。
南怀瑾听闻此信息后，又提出了新想法：那就是准许发行金温铁路储蓄券。一则可以吸收温州等地过快发展的个体户游资，以安定社会经济。二则使铁路建成之日，即将该铁路归之于国家人民所公有。此设想筹资后来被温州市政府移用。温州市为了筹措金温铁路配套设施建设资金，意欲通过募捐和发行奖券来筹集资金，使之与金温铁路同步建成，发挥效益。然而在组织、宣传的实施过程中没有说明清楚，致使部分人士将配套设施与金温铁路本身之建设混为一谈，不少陌生人给南怀瑾打电话，纷纷告诉南怀瑾说自己也帮忙捐修了铁路。来电的有温州当地的个体户，也有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尽管有人捐钱并不是坏事，但此事对南怀瑾和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来说却造成误会，让人怀疑南怀瑾没有钱还倡导修铁路。最后，温州市政府在1993年3月20日的《温州日报》发表马云博副市长答记者问，声明筹措资金之动因、名义、用途，才使事情得以清晰。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对一个企业来说，在面对经营中突然出现僵局时，一定要有创新精神，只有敢于创新，敢于打破思维定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可能出奇制胜，从而打破眼前的僵局。但创新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有旧势力阻挡。现实生活中，有些企业的经营过于保守，不懂创新，只是一味“吃老本”，结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慢慢走向衰败。也许这些企业也曾经辉煌过、灿烂过，但逐渐走向衰亡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事实上是一种懒惰退步的表现。
创新并不是叫人异想天开地瞎闯蛮干，而是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南怀瑾提出的发行股票、民众募捐、海外上市、向国外银行贷款等方法已不新鲜，且被企业界广泛应用，可在当时的中国，这些都是很超前的创新之举。
大胆设想，突破心中的思维定势
南怀瑾说：“孙子兵法真正重要的是一个字‘势’。一个时代的潮流、一股社会的力量来临之时你跳不出来，就会被淹没。什么是势？只有真正有思想的人才能独自站起来，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格，不跟着社会风气走。”
南怀瑾尽了一切的力量来推动浙江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的事情，可惜的是大家只看到前面“铁道”两个字，而没有看到后面用以支持铁道修建的“开发”这两个更为重要的字，或者是视而不见。
面对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困境，南怀瑾根据具体情况想了各种办法，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借力沿线政府和百姓的热情和力量千方百计降低工程造价，并且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就是其中一个设想措施。为此，铁路沿线的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配合铁路的开发建设，大量采用当地丰富的砂石资源，兴修水利，积极筹备建设公路等基建工程。在整条铁路建设的过程中，当地的百姓也普遍参与，由于施工者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因此减少了住房、工棚等临时设施，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资金的投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金温铁路的整个修建过程中，南怀瑾充分发挥了当地人的优势和智慧。
20世纪90年代，刚刚开放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中外合资公司是怎么回事，更不用说试图成立这样的公司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人们最为熟悉的经营形式，无外乎国营与民营，至于合资修路更是一个新事物。尽管南怀瑾已年逾七旬，但他的思想并不老，观念也不旧，敢于大胆设想。他说，既然内地没有中外合资公司，那么，自己为什么不能尝试呢？虽然没人走过，但至少证明这条路有走通的可能。
南怀瑾不是一个空想家，有了大胆的设想之后，他便决定将金温铁道开发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借助外资来为家乡修铁路。这样一来，不仅融资更有保证，而且对于铁路沿线企业以及商场、办公大楼、海港、旅游等相关的设施建设开发也是十分有利的，此外，还可能会为公司创造尽可能多的收益。
在建设金温铁路的过程中，南怀瑾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始终会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来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虽然遭到一些阻挠，但是南怀瑾并没有放弃，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一些前沿性的管理模式与想法，大胆地进行尝试，为了尽快实现股份制改革，南怀瑾坦诚地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成为股东的希望。南怀瑾借助自己的大胆设想和果敢的行动，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改组成立股份制公司，开发铁路沿线矿产等资源，开发沿线和车站附近房地产项目等，从而使金温铁路的建设顺利地走上了正轨。
设想可以大胆，但做事一定要踏踏实实。南怀瑾深知只有走好每一步，才能有长远的进步。从发行股票的大胆设想，到大刀阔斧地融资改组公司，南怀瑾以创新求发展的设想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并一步步把设想变成了现实，这很值得我们当代企业家学习。
第四节天下唯人才而用
管理之道，唯在用人。古今中外，治国也好，治企也好，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才是事业的根本，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真理。如修长城，人才就是基石；如建大厦，人才就是栋梁；如想把企业做大做强，那就必须重视人才，人才就是成功的保证。
1992年9月18日，中外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请示终于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期间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召集项目主要人员和公司董事等在杭州召开会议，商谈铁路建设的具体事宜。此时已逾70多岁高龄的南怀瑾，尽管想亲自参加会议，怎奈力不从心，于是便专门录制了会议讲话，委托李素美等人将录音带到会场播放给与会人员听。在录音讲话中，南怀瑾说：“现在我们担心的，也是许老（鸣真）前两天在北京打电话讲的，包括李素美这方面担心的，还是人的问题……”
南怀瑾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在推进各项事业中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择和使用，对选人用人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标准。
选人要则，有贡献社会心情
南怀瑾对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有什么要求呢？
南怀瑾在录音讲话中说：“根据契约，由我们找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还有下面几个部门，老实讲到现在心里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今天叫李素美来，我在电话里也和许老讲推荐人的事。我一辈子相信人、考察人，无所谓你我的人，也无所谓大陆人、台湾人、海外派来的人、资方的人，或者劳方的人，都没有这个概念，天下唯人才而用。”
不分东西南北，不论海内海外，只要你是人才，我就使用，这是南怀瑾的基本用人理念。南怀瑾有四子二女，孙辈更是人丁兴旺，长年生活在温州的就有两个儿子和好几位孙辈，但在金温铁路建设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中，南怀瑾始终没有委派一个家人参与其中，相比现在一些家族企业“唯亲是用”的人员安排，南怀瑾“唯人才而使用”的境界是很难得的。
对于领导人才的基本要求，南怀瑾多次与人讲到管仲告齐恒公言：“唯敏捷与果断，成为事之要着。唯此两点，岂止天下大事必须如此，人生些微小事，亦难离此。”这就是说，无论是治国大事，还是居家小事，动作要快，判断要果断，这是担任领导人很关键的两个要素。
作为当今时代的领导人，南怀瑾还强调视野要开阔，知识要渊博，能以小博大。他说：“作为一个领导人，头脑要灵活一点，懂一点现代化，懂一点国际贸易，懂一点国际开发的应用。用钱跟用兵一样的，会打仗的人呀，会以寡击众，以弱击强。我有1000元钱，我要做到10万块钱的生意，才有本事。一毛钱没有能做了事叫本事，不要有100万还只做了30万的生意，那是最笨的人。”
南怀瑾认为，自己兼任金温铁道开发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是不得已之举，是因为金温铁道公司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首创的铁道公司，是由海外商业投资和国内省政府的合作，同时更有台湾同仁方面的乡土感情的援助，至少在国内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公司模式。即使在国外，也没有如此模式。
南怀瑾曾分析设想，假如聘请一位在海外创业投资经营的专才担任总经理，人家既有现成事业，在商言商，谁肯来干半属于社会福利的专业。如聘请没有经验，白手起家，凭空创业的人，纵使工商业学识渊博，管理学位高，我们亦不敢贸然把铁道公司拿来做他的试验课题。他说，我也默默观察海外人才，既有学识，又富有经验的人，往往自视甚高，对于与国人相处，常缺乏谦谦君子风度。这是我所最不放心、最所顾忌的要命之处。并且会认为我们的铁道公司，只是一个省份以内的地方铁道公司，地位分量，也不过如此而已，未必愿意俯就。
南怀瑾还讲，自己这一代，在四五十年来的夹缝时代中，所产生的知识经验、生活习惯、法令规章，甚至言语表达意识形态的沟通，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无可避免的异同，所以始终在求贤若渴中，慎审人选的推荐，借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产生，以免因小失大。他认为，金温铁路既不是政府的政绩工程，也非常规的经济投资项目，而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前路困难重重，因此，“要有贡献社会的心情”，成为南怀瑾选用人才的最重要条件。
在录音讲话里，南怀瑾还特地举大禹治水在外9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忙得这样，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的心情，要求大家明白，修铁路不是为他做，也不是为公司做，是为社会做。更不要分中方资方，凝聚力量把事情做好，这才是高明的办法。
用人原则，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尽管南怀瑾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注重选用人才的人品、道德、能力，但也十分注意考虑人才的意愿和处境等因素，主张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从他对金温铁路负责人的选择，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修建铁路是一项大工程，就好比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要想上阵打仗，没有一个出色的统帅是不行的，对于总经理人选，不但南怀瑾重视，台湾、北京等方面也很关心。在南怀瑾身边，其实也不乏这方面的人才，南怀瑾曾考虑过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人选，包括时任正大集团副总裁陈定国、香港实业家蔡世亮、时任浙江省计委副主任陈同海以及他认为比较理想的学生包卓立，还有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等，但最后南怀瑾都没有选择他们，而是选择了许鸣真推荐的董宏。这又是为什么呢？
南怀瑾这样说：选择陈定国会影响到正大集团，正大集团的大老板谢家兄弟，他很尊重，他们有为世界上做福利善事的思想。陈博士帮他们，老板伙计，相待一家，陈博士帮了正大集团，正大集团发挥了陈博士的长处，我把他挖过来，虽然陈博士表示老师（南怀瑾）要他做事，不谈什么待遇，但南怀瑾还是没有选择陈定国。南怀瑾认为，挖人墙脚不合适，让人带兵打仗不讲报酬待遇也不妥当，更主要的是陈定国当时在合适的岗位做合适的事。为此，南怀瑾聘请他做董事，可以帮助金温铁路建设做事，但没有请他来做全职工作。
谈到蔡世亮，南怀瑾认为以蔡世亮的才能，也很适合做总经理。但蔡世亮本身就是个大老板，当时他是香港叱咤一时的股坛高手，一度拥有“海裕国际”、“海晖”和“百乐门”三家上市公司。综前所述，他本身就有自己的事业，在商言商不合适。南怀瑾还看到，蔡世亮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有贡献社会的思想，在家乡福建办学校，修房子给穷人住，默默无闻做了许多好事，在国内也捐款做了许多好事，所以让他放弃自己的事业也是一个问题。南怀瑾也聘请他做董事，参与帮助做一些事务，如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原计划修好金温铁路后，与福建合作修建温州到福建的铁路，其合作意向书就是蔡世亮出面签订的，同时出资100万元给福建做前期工作。
陈同海最初是浙江省计委分管铁路建设的副主任，南怀瑾在与浙江方面谈判时虽然也开玩笑说他这个宁波佬，会贡献温州利益，却不肯把宁波利益让出来，但对他印象不错，认为也是总经理的合适人选。但当时陈同海到宁波当市长去了，自然也有困难。
南怀瑾还提到时任金温铁路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杨国章，南怀瑾眼中的杨国章也是一员干将。金温铁路从开始洽谈到后来基本建成，杨国章一直是浙江方面的代表人物。南怀瑾认为杨国章脾气大，这既是他的毛病，也是他的优势所在，正是因为有脾气，所以为人直率，有气魄有能力，尤其是有一股敢拼敢干的勇气，基于此，南老推荐他担任副总经理，具体负责整条铁路的修建。事实证明，南怀瑾的选人用人技巧是禁得住实践考验的。在后来的铁路建设中，春节时杨国章冒着大雪依然坚持修路，还专门组织了修路大会战，并取得了不错的战绩。所以，南怀瑾在许鸣真面前称，铁路非此人不能上马。
最后，南怀瑾选择了许鸣真推荐的董宏。董宏原是中央领导的秘书，在北京人脉很广。南怀瑾选择董宏时仅见过一面，他认为“董宏交际方便，有头脑、有才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南老建议董宏来领班，虽然任命为常务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实际上是代总经理，而让杨国章和王伟国两人全力配合。
1993年2月17日，南怀瑾给董宏、杨国章和王伟国三人打电话。在电话中，他以慈祥诚恳的态度勉励三人要像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一样，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开诚布公，有什么话不要藏着掖着，一定要敞开心胸说出来，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在电话中，南怀瑾说，建设金温铁路无疑需要大笔的资金支持。尽管南怀瑾已筹措了启动资金，但后续的资金问题仍然十分严峻，能否顺利及时拿到银行贷款直接关系着金温铁路的建设进度。为此，他把这个重任交托给董宏，鼓励他向中资银行贷款，到省里去讲，到中央去讲，大家商量，讲得通的。
在安排铁路建设的人事安排过程中，南怀瑾始终坚持任人唯才，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他推荐的人不多，仅让自己熟知的老朋友许鸣真担当全权代表，帮助沟通上下左右关系。后因为向国外银行贷款需要，请侯承业出任总顾问，帮助考察沿线工程，准备繁琐复杂的贷款文件。许鸣真早年肄业于香港达德学院经济系，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负责人、国防科工委纪委专职书记，是第十三届中纪委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其子许永跃时任陈云秘书，对推动金温铁路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侯承业曾是美国交通部工程师，在美国成功预测了圣海伦火山的爆炸；在台湾将水力用到翡翠水库，说到侯承业在台湾可以说是无人不晓，而且他有过1000多公里铁路建造实践经验，南怀瑾邀请他出任金温铁路总顾问，仅通过3个月的努力，就落实了美国摩根士丹利银行12亿美元贷款所需要的资料。可以说，都是金温铁路建设的有功之臣。
金温铁路的建设班子可谓个个都是精英，在后续的工作中，南怀瑾还多次给董宏、杨国章、王伟国等人提出了不少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设性意见，并嘱托三人一定要齐心协力，把金温铁路的各项事务办好，把铁路修好。
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让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金温铁路修建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南怀瑾“唯天下人才而用”的重要智慧结晶。
待人法则，多一些人情味
对于金温铁路这样的大工程来说，人员的薪资待遇管理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于员工的待遇问题，南怀瑾一向主张要看得长远，只有待遇高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保证金温铁路早日完工。经过慎重考虑后，南怀瑾将这项工作交给了王伟国，要他研究出一个合适的薪酬制度，不仅要考虑到未来工资上涨的因素，还要顾及薪资水平的合情合理，这对金温铁路建设吸引优秀人才参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但注意选好人、用好人，而且以人为本，注意照顾员工的日常生活，是南怀瑾人才智慧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企业经营也是如此，只有获得人心，才能凝聚力量办好大事。人心都是肉长的，优秀的领导者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一些带有“人情味”的细节，往往会给员工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积极的作用。南怀瑾在这些方面也是十分讲究的。
1993年1月21日夜，南怀瑾特致函给金温铁路施工总指挥杨国章。信中说，有关铁路工地情形，及参与开路者的热情诚意，大家忍寒耐苦，不顾家族团圆，不畏天寒地冻，众志如一，使我闻知，常有热泪盈眶之感。可惜关山阻隔，我未能亲自到各地前线向所有劳心劳力者，泥地叩首，更为遗憾。为此，特电嘱王伟国代我设法聊送一份诚意表示感激之情，敬乞见谅。
1993年年底，南怀瑾对各级指挥部的同志们在春节冒雪坚守岗位的精神深为感动，又特从香港发来慰问电，并个人出资慰问各级指挥部、春节加班人员，以表心意。
不客气地说，尽管身为整个项目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杨国章和工地上的干部职工是为自己造路修道，在春节期间理应去感谢这份事业的倡导者，是他在为家乡为人民造福利。可这时候，工地上收到的却是南怀瑾情暖人心的问候和祝福。
在日常工作中，南怀瑾更像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把所有员工都当成孩子一样关心爱护。1993年8月15日，侯承业博士从香港启程前往金温铁路丽水段收集海外融资所需资料。此时的侯博士已经57岁了，不管是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已经是一个十分成熟的人，但南怀瑾还是不放心，在侯承业准备背包和水壶的时候，南怀瑾还很关切地询问：“要不要我找个人陪你去？”
面对南怀瑾发自心底的关心，侯承业十分感动，回答说一个人就够了，因为人多了，还要分心照应他们呢，况且在工地，一切都是简单的，而且很辛苦，自己是过来人，可以应付的。最终侯承业博士虽然是孤身一人前往铁路施工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但南怀瑾的关怀之情却时时伴随他一路。
中秋节前，侯承业前往杭州办理金温铁路组织股份有限公司事宜。在侯承业临走前，南怀瑾特地将自己的风衣交给侯承业，并叮嘱“带上它，写上你的名字，你会用得着的”。当时的天气还不是十分寒冷，侯承业也表示自己带了毛衣和夹克，但南怀瑾还是反复叮嘱他一定要带上。
到达杭州后不久，侯承业和同仁晚上一起外出前往西湖谈事。出门的时候他特地穿了夹克，还带了南老的风衣，当时同事们还笑着调侃他太过小心。等船开动起来，大家才发现西湖的风还是很凉的，于是侯承业便将风衣借给身边的同仁，这时候他才深深体会到，南怀瑾对每件小事都是仔细的，而且对于下属也是极关心的，这种关心完全是出于一种长辈式的慈爱。
南怀瑾不仅在企业内部管理上擅长运用温情策略，在与合作伙伴的洽谈中也颇有“人情味”。南怀瑾在给柴副省长的信中就曾经写道：“你我相识以后，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始终是好朋友，不是部署或顾客主东关系……有关金温铁路的事，我两次带病签约，尤其是最后签合同，因为我看你是一位肯负责任的好人好官，亲自纡尊到港，不能再仔细计较，老实说，就是为你的关系而签字，这是我含蓄在心中的真意……”
这封信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南怀瑾重情重义的品性。合作条款永远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唯有少一些生搬硬套的冷漠，多一丝人情味，才能更好的化解彼此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从而求同存异，获得共同的长远发展。
企业管理，通俗来说就是带队伍，而队伍是与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和秉性，唯有多一点人情味，才能以情感人，以情凝聚人。南怀瑾从研究佛学普世济人，到从商修建金温铁路，始终都是抱着舍己为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理想，也正是这种浓浓的人情味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商”。
第五节多一些领导，少一些管理
管理是一门大学问。人们常说，管理管理，就是有管，有理，合在一起才能叫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合理、优化配置经济要素资源，达到经营低投入、高产出的目的。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用力少，见功多，以最少的资源投入、耗费，取得最大的功业、效果。在现实生活中，管理者一定是领导，但领导不一定是管理者。领导是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它意味着领导者要运用影响力激励员工以便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同时领导创造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整个组织范围内与员工沟通组织目标和鼓舞员工树立起追求卓越表现的愿望。此外，还要求领导对所有部门职能机构的直接与管理者一道工作的员工进行激励。
我国古代圣贤倡导“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不管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企业，都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领导艺术。纵观古今中外，任何把持大局的领导者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个人魅力，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削弱了管理给人带来的反感，并在潜移默化中以无形的领导力达到了最好的管理效果。南怀瑾在倡导修建金温铁路的整个管理过程中，始终没有到过工地，甚至连浙江也没有去过。他是如何成功地领导和管理这个重大项目的建设呢？关键是以诚待人，并借助自己的高尚道德，赢得了众人的钦佩与高度评价。在具体工作中，南怀瑾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充分信任和授权部属放手工作，关心部属生活，努力鼓励部属积极进取。
人格魅力，把持大局的正能量
所谓“德不孤，必有邻”，是指一个人只有拥有美德，才会避免被众人孤立，从而赢得大家支持，锻造出把持大局的领导魅力。修建金温铁路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参与该工程的人数众多，且都不是泛泛之辈。那么，南怀瑾又是如何让众服膺的呢？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际上，不管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其最重要的都是赢得人心，对于君主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同样，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得人心者才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从1987年在美国与乡人畅谈金温铁路的建设事宜，到1992年中外合资建设金温铁路方案获得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再到1997年金温铁路的建成通车，南怀瑾一直出钱出力，为金温铁路建设四处斡旋。在这10年之中，南怀瑾不顾年岁已大，不分昼夜，不辞劳苦，与浙江省政府、温州市政府以及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等反复协商沟通，为此写下的信函多达数以百万字，令人十分感动。从侯承业所著的《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一书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南怀瑾常常是凌晨时分还在和有关人员商谈建设事宜，给有关领导写信，组织会议研究工程进展，对于很多大的事情，基本上都做到了事必躬亲，展现了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1991年11月8日晚10点，南怀瑾和到访的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会谈时曾说，人家送钱上门还要受气，这个不干。这个受气不是说别的，要这里通过，那里通过，一件事情要盖几百个章，怎么受得了。所以我说命长的人才会干这个事情，（我）发了疯啦。老实讲，做点傻事情，只要我活着，就可以做，到处化缘也好，要钱也好，也还可以化点来，卖卖老面子，这件事我讲的是实际情况。
南怀瑾做事认真负责。金温铁路建设关键是资金问题，最困难的难题在资金筹措上。1993年2月董宏上任时，南怀瑾和董宏、杨国章、王伟国谈过一次话，南怀瑾明确地告诉他们：“关于财务方面，你们三个人不要操心，由我来操心。我跟杨国章讲了，目前财务方面不够，我们会照契约付钱的，一定都遵照契约规定办。”面对困难，南怀瑾从不推卸责任，而是勇于担当。
南怀瑾还说过：“对于有些事情，有的我会坚持，有的你们说怎么好就怎么办，苦命人，反正我去弄钱，钱‘骗’来你们去玩，怎么玩好就怎么玩。把这条路修好，没别的了。”
如此做事精神，怎么能不叫人服帖？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南怀瑾严于自律，宽以待人，他对于大局的把握是非常精准的，他也将最难的事情留给自己，通过高度负责的精神来锻造个人的领导魅力，以此来把持大局，这正是他的表率之道。因为有原则存之于心，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何事要担当，则能够自然布局于自己的事业征程之中。国学中的人生经营之道，也成了商业经营之道。
自古以来，凡能掌控大局者大都是高屋建瓴之人。要想把持大局，协调好从上到下的各层人员和关系，还要走正道，没有谦和的姿态是不行的。南怀瑾显然明白这一点。1989年4月28日，他在给温州市政府领导写信，表达对金温铁路公司成立意向时特别提出，这个独立的铁路公司的成立，必须要经国内主管的铁道部，什么最高当局以及主管省府与地方政府正式批准。因为当时铁路的建设和经营是国家专营事业，尽管南怀瑾怀抱的是为中国建设开创先例，为社会百姓谋福利的理想而来，但他还是希望走正规合法的事业之道。所以，他的要求设想得到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时，他是很感激的。
南怀瑾对当时中央政府的要求不是为金温铁路公司开绿灯，特事特办的形式，而是立足于国家政策层面的全面进步，带动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1994年12月15日，南怀瑾写信给董宏时说：“读书明理难，做人做事有高瞻远瞩而能把握现实更难，为恶易，为善难，而无明智以处善事，反将善事而成恶果甚易……金温铁路一案，备尝苦果，充满矛盾，统因此等基本原因所造成。换言之：即当其事，缺乏宏观远见，又不肯真心办实事之所致。”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但仅有宏观远见是远远不够的。只看准了前进方向，却未必能带领一个团队快速取得成功。善恶分明，有奖有罚，不怕得罪人，也是个人魅力的组成。南怀瑾轻易不会批评人，但对于不端行为，他也是十分痛恨的。金温铁路温州联办主任章华表是浙江省最早参与建设金温铁路人员，他在负责温州办事处工作时，财务制度不规范，运作没章法，而且知错不改。对此，南怀瑾曾予以严厉批评。1993年4月15日，南怀瑾在给温州联办转章主任的信中这样说：“与大家相识以来，大约已有三四年，我始终告诉你们事情要努力去做，小心谨慎，不怕做错，错了勇于改过，所以有人归结我的话：不做没有出息，做错没有关系。须知千里良驹，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武功绝顶的名将，也难免有失算的过错，何况一般人。我对诸位的信任，并无改变，只是错了必须提醒，有功当奖，有错当斥，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南怀瑾本是博古通今的学者，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中都格外注意一个“德”字。在领导艺术上，南怀瑾是一位极其谦和而又仁慈的管理者，他以“慈善”的心态修铁路，以“谦和”的姿态与浙江省政府合作，以“礼遇”的诚心对待每一个施工人员。他的领导方式没有张扬，也不高调，更没有高呼口号的“鸡血式”宣讲，但却如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名员工，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领导方式正是南老的独特之处，也是其高明之处。中央党校超越之路研究员吴耀圻教授在分析金温铁路案例之后，尊他为中国古典式文人在当世展现上古文化修为的典范，看他之时，时光浓缩，你完全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先秦文人的影子，中国发展的超越之路其实就在这些饱学之士身上，通过文化复兴实现超越，这是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吴教授之言，实际上对南怀瑾的社会表率和个人魅力作用做了客观评价。
授权管理，提升领导力的技巧
管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一个企业组织做大了，大事小事千头万绪，如果光靠管理者一个人去处理，即使这个管理者是孙悟空，有七十二变的本领，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管理学上讲放权很重要，优秀的管理者特别善于通过授权来提升领导力。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针对统治提出了授权的观点，堪称授权管理学的鼻祖。《韩非子》一书里记录着他的授权言论。他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昏庸的统治者只懂得用独自一人的能力治国，普通统治者用众人的气力治国，而贤明的统治者则用众人的智力治国。从管理学上讲，就是好的管理者一定是善聚众力和善集众智的授权高手。
南怀瑾饱读诗书，自然懂得古人授权艺术。他明白敢于放权并善于放权是一个管理者取得成就的基础和条件。尽己之能不如尽人之力，尽人之力又不如尽人之智。在金温铁路建设过程中，授权是他的主要管理方式。
金温铁路建设投资总额高达172亿美元，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项目。1989年10月20日，南怀瑾派出其香港联盈公司和台湾方面代表尹衍梁和李传洪两人去浙江，同浙江省代表做了3天深入研讨，于10月22日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南怀瑾根本没有到场。1989年2月26日，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时，南怀瑾也是让李素美签字，他只是做个见证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南怀瑾的一项重要管理智慧。高明的领导者往往能把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通过聚大家之力和大家之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当年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打败盖世英雄项羽，很大程度是懂得用贤才和善于向下属授权。他把带兵打仗指挥权交给了韩信，把计策谋略交给了张良，把后勤财务交给了萧何，通过合理的授权，创造了一个使能人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平台。南怀瑾太清楚这些历史典故了，所以，当商量研究金温铁路如何通过开发房地产来弥补铁路建设的资金缺口和规划设计时，南怀瑾是这样说的：彭会记师讲铁路码头衔接问题要注意，陈（定国）博士、蔡（世亮）老板牺牲了自己的事情到杭州去看一看，将来其他方面及房地产，蔡老板口袋里另有妙计，我就在这里听命了。温州方面房地产和火车站设计也有问题，这次由姚（永棣）老师一路去，他学都市设计的，规划问题，去观察一番，再提出他智慧的意见，我是动不出脑筋来的，猛闯猛打，答应了就去做，就这样一个信念。
1993年2月，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班子走马上任时，南怀瑾也是这样吩咐的：“董宏，你大胆地做，铁路做不好，到上海盈亚集团公司来做，这事是一样的。在人事方面，我跟伟国也讲了，要抽人尽管抽。铁路凭杨国章一个人就能挡住。”这是多么信任的语言。南怀瑾的跟随者还有不好好努力的理由？
授权之后，专业的事情当然就由专业的人士去办了，南怀瑾就又回到自己该做的事情上——一个主事者应该担当的角色。随着金温铁路预算一路走高，他不得不想尽各种法子去寻找资金，但是他对于授权出去的事情，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给予充分的尊重。1993年8月15日，有着美国铁路工程建设经验的侯承业应邀担任金温铁路总顾问，从香港启程前往浙江丽水收集向国外银行贷款的报告书所需的材料时，南怀瑾特地交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些事你看着办就可以了。这话让侯承业感到南怀瑾对他的充分信任，以至于他后来身体瘦了几十斤，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走遍整个金温铁路建设工地，完成了高达数米的报告书材料搜集和写作。
修建铁路是一项大工程，南怀瑾是整个金温铁路建设的谋划指挥者，他知道单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南怀瑾便开始通过授权的方式来催化整个项目的集体推进。1993年金温铁路刚上马，总指挥部就根据南怀瑾的意见，借力沿线政府组织了一批工作组深入到各地指挥开展“百日大战”，积极抢修工程。尤其是金华至缙云段，中层管理人员继续放权，积极吸纳周边民众参加义务劳动。从乡镇干部到普通百姓，政府民众齐心奉献，即便是在春节期间，大家也毫不懈怠，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毫不吝啬地为铁路建设出工出力，仅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建设铁路所需要的路基土石方基本上全部到位。
管理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经营绩效，许多管理思想的发展，均是针对效率的提高而来的，授权就是管理学中的智慧。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领导方式也是如此，只要授权能够提升管理效率，增加管理者的领导力，那么就是合理有效的好办法。尽管金温铁路的修建历史已经蒙上了20世纪的尘埃，但南怀瑾逐层授权的领导方式却并没有过时，即使是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有效沟通，成功管理的手段
在现代的管理理念中，顺畅的沟通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南怀瑾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十分看重。1992年11月，他在给浙江省政府领导人的信中曾经写道：“过去我们双方沟通意见因交通不便，咨询阻碍，经过转告，或因了解水平不同，或因加入中间个人意见，因此而发生误解，妨碍进度，不胜枚举。”信件中的只言片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金温铁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中外合资修建的铁路，观念上和行动上开了风气之先，领先了国内民资参与铁路建设二十多年时间。我国政府在2013年才确定基层铁路建设和管理单位为公司制，鼓励民资参与投资经营。因此，南怀瑾在筹备和倡导金温铁路建设的过程中，也曾遭遇过前所未有的困难。在铁路建设的资金投入、工程建设以及产权归属、人事安排、经营管理等问题上，都出现不同的意见分歧，需要各方进行细致的规划和反复的洽谈商议，没有有效的沟通，合作是根本不可能达成或推进的。
南怀瑾是一个知晓人生经营的人，他在政治上主张“买票不如入场”，一生游走于国共两党和海内外政商学者之间，广泛结交仁人志士，积累了深厚的人脉资源，所以在做事的过程中，总能够得到足够的人脉支持。通过有影响力的人士居间沟通是他的一种经营智慧。在金温铁路建设需要同中央和地方沟通时，他聘请的全权代表许鸣真就发挥了很大作用。
浙江省政府请示中外合资经营金温铁路的报告曾在中央有关部委搁置很久，为此南怀瑾特地委派香港联盈公司总经理李素美和金温铁路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杨国章，一同上京求教许鸣真老师，请他鼎力相助。南怀瑾明白，天下事都是如此，你看到了一个大前提，一个大远景，是造福国家和民族，但是大多数的人，看不到那么远。许鸣真曾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当过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儿子许永跃时在陈云身边当秘书，方便和各方沟通联系。在许鸣真的帮助下，有关批文很快得以完成。
所谓沟通，就是一个磨合、适应并逐渐建立起默契，达成统一意见和目标的过程。从1989年年末开始，南怀瑾便频繁与浙江省政府方面商讨金温铁路的修建计划，但两者的看法和关心的问题显然并不一致。浙江省政府方面认为，金温铁路最关键的问题在资金，只要资金到位，那么，修建自然不成问题。但南怀瑾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着更为细致、深刻的认识。何况双方的思想意识、行为观念也不尽相同，抱定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出现分歧也在所难免。在和浙江方面的沟通过程中，许鸣真也起了关键作用。双方最初在上海会谈建设金温铁路时，南怀瑾就是委托许鸣真帮助洽谈的。后来和浙江方面出现意见分歧，也是许鸣真帮助协调的。如1994年因为中国银行不肯为金温铁路建设向国外银行贷款担保，金温铁道公司调整股份，引进铁道部出资参股，也是许鸣真从中帮助斡旋。
除了通过权威人士居间沟通外，借助书信往来，直抒己见，也是南怀瑾与各方沟通的重要手段。1992年11月22日，南怀瑾在给浙江省政府领导柴松岳和刘锡荣的一封信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在贵方观念所急需的事，因立场不同，环境有异，贵方只要资金到位，铁路开工，便可万事大吉，其他确切不在考虑范围之列。其实资金不是问题，不需要怀疑，如果怀疑敝方资金有问题，贵方早应不该与敝方合作，另觅高明。与其先生等可知资金不是问题，那么，在开工所急需要的全线施工的计划书，及全线工程的明细价格估计书等，一直到了现在，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字，岂不为一大笑话。”这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双方的问题所在，有利于双方避免分歧，妥善解决问题。
在金温铁路上马伊始，金温铁道公司许多干部职工还不清楚自己的职责任务时，南怀瑾也是通过书信来沟通的。当时他曾给公司同仁写过两封长达近万言的长信，细致阐述了公司的宗旨、业务、组织、管理等事项。他在信中说：“我写此信致敬诸位同仁的目的，是在既已就位的岗位上，应认清本公司的宗旨、精神与工作方向，然后能在同一认知的目标，互相沟通各就各位努力，单独奋斗，通力合作。”目的清晰明了。
在20世纪90年代，电话、网络远远没有今天发达，当时南怀瑾与各方面的沟通主要是通过信件以及熟人转达。此外，他还有一个个人特征鲜明的沟通方法，就是通过讲话录音来实现。在一些重要会谈和重要场合，南怀瑾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亲临现场，就事先把个人意见讲话录制好，让有关人员带到现场播放。这种录音沟通方法有许多妙用，一是不会因中间转达者过滤漏水，误传或漏掉个人的真实意见，具有真实性；二是可以留存备查，作为依据；三是避免一些面对面沟通时不方便表述的意见阐述。1992年9月，李素美、蔡世亮、姚永棣等到上海、杭州谈合作建设金温铁路事项时，南怀瑾就是通过录音讲话向浙江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
组织机构越是庞大，领导者耗费在沟通上的时间和成本也就越多，南怀瑾深知有效沟通的重要性，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写信、开会，为的就是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的沟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与合作方的意见分歧，强化了公司内部的凝聚力，创造了和谐的外部作业环境，有力地促进了事业的发展。
制度管理，实现“人治”的捷径
制度与文化是企业管理中两个最基本的管理手段。一个优秀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制度完善、管理规范、文化共享的企业。因为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为求得最大效益，在生产管理实践活动中制定的各种带有强制性义务，并能保障一定权利的各项规定或条例，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有力措施和手段。它作为员工行为规范的模式，能使员工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同时又成为维护员工共同利益的一种强制手段。因此，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是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管理所必需的强有力的保证。科学的管理制度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创造一个融洽、竞争、有序的工作环境。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儒法之争”，儒家主张人治，或称德治、礼治，将天意、道德、权力融为一体，强调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认为国家应该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贤臣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而法家则主张依靠法治，则主张国家主要应由掌权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来治理，提倡“法、术、势”，强调“务法不务德”。尽管南怀瑾从投身金温铁路建设开始，就未曾想过赚钱扬名，为的是造福社会民众，崇尚德和礼，但在具体经营管理企业时，他很清楚“人治”存在种种不可避免的弊端，容易造成管理经营上的阻塞和混乱，即便是整个工程的管理队伍中有不少他的学生，他还是选择通过建章立制进行管理，用制度去管人。
1992年2月26日，根据南怀瑾的授权，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代表李素美与浙江省政府有关方面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外合资修建铁路的合同。这份合同十分清楚详细地写明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其中包括双方的出资比例、股权分配转让方式、总投资金额以及资金的具体注入办法等。
值得一提的是，合同中对于公司的管理框架也做了十分详细的规定，确定“合资公司董事由9名董事组成，由合营双方以书面方式委派，其中甲方委派3名，乙方委派6名，董事长由乙方委派，副董事长由甲方委派，另设名誉董事长两名，甲乙方各委派一名”。该合同还对董事的任期和权限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这种董事会负责的管理制度来源于西方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是一种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制度，能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任人唯亲”、“专政独裁”等传统管理问题，从企业初建立就为确立制度管理创造条件。
经营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即便遗漏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很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并非危言耸听。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错不要紧，关键是制度能够把个人过错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消减到最小。因此，南怀瑾十分重视运用规章制度来管理企业，运用法律协议约束合作伙伴，推动双方合作和金温铁路建设顺利进行。对不遵章守规者，坚决给予批评呵斥。
前述受南怀瑾写信批评的金温铁路温州联办章主任，擅自做主动用合营公司的美元存款，兑换人民币做生意，明知是得不偿失，还一意孤行。南怀瑾严厉指责其在财务运作上不合公司作业原则，要求其遵守制度，按月报送月报，按年报送年报，及用种种合法手续去办理。
南怀瑾在和浙江省政府合作建设金温铁路过程中，最大的意见就是对方不按契约办事，有合同不照章执行。如只知道借钱，不按合同约定去开发土地生钱；如公司章程约定每年一次的董事会，在1995年改为浙江省政府委派董事长后拖延了两年，需要调高概算，需要盖章时才开。这个意见，也是南怀瑾主张通过建立制度来实现“人治”的重要体现。
众所周知，制定一个全新的管理制度与模式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其中的复杂与艰难不言而喻。从“人治”的角度来说，南怀瑾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深得众望，在整个商业领域也颇有影响，而且是建设金温铁路的主要出资者，占有合资公司80%的股份，完全有条件实行“人治”。但南怀瑾不仅不主张，而且乐于做遵守制度的模范，不做超越权力范围的事。
1994年11月22日，南怀瑾在香港联盈兴业公司会议室谈到一事，说近日浙江省有关人员给他打电话，称中国交通银行调拨一千多万美元经费给金温铁道公司，让南怀瑾签名具领。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南怀瑾认为自己7月下旬已经声明只是名誉董事长，没有地位立场去领取中央下拨的款项，公家的事情要符合法律手续，不能含糊不清，为此拒绝。
纵观全球政商两界，功成名就者搞个人崇拜的并非个案，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取得了一定成就后，就会盲目自信，极力夸大自己的个人能力，而不再相信制度。与那些人相比，南怀瑾始终都十分清醒，哪怕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相信制度。
事实表明，南怀瑾坚持用制度去代替“人治”，充分体现了他的经营智慧。如果采用人治，一旦犯错，而当事人又听不进旁人的劝导，整个铁路建设和管理事业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南怀瑾一开始是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他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他认为，制度毕竟比人可靠，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董事长、总经理任免权交到了董事会手中，将有关制度写入公司章程，一切让制度说话。如此一来，管理上的漏洞自然也随之减少。
第六节在逆境中推进
1993年8月，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侯承业应南怀瑾的邀请，以专家总顾问的身份参与金温铁路建设，在短短的3个月里，他走遍了沿线工地，修正了不合理的规章，设定了工程质量核捡制度，规划了财务报表，理顺了自己存拨问题，完成了向外贷款的各项资料收集，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个人体重下降了很多，可谓业绩非凡。但3个月后，他却感觉很累，工毕身退，返回美国休息。此时，他深深体会到南怀瑾为了建成金温铁路所做的努力是多么巨大，也深深体会到南怀瑾在逆境中推进的不容易。
在逆境中推进，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傲骨风范。被南怀瑾誉为一本治世的老书——《周易》之中，有大半的卦象都要求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学会忍耐，在逆境中前进。被南怀瑾称为商人祖师爷的姜太公，也是白发苍苍的时候还待在渭水河边钓鱼，等待出山起事的机会。许多事情从开始到收获，都会遇到数不清的挫折和困难，甚至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候该怎么办？在静观其变中“忍熬”，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寻机再发，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金温铁路建设工程浩大，期间困难重重，耗时甚长，对一些困难南怀瑾是有充分估计的，但也有一些挫折是他意想不到的。在主事金温铁路的岁月里，是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就了他商业实践中的另一番辉煌。
言出如山，成功做事的推力
中国的文人，是一个讲究骨气的群体。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苏武牧羊，寒地18年，矢志不改对祖国的思念，不改坚定的信仰；文姬归汉，尽管有千难万险，也无法阻挡她回归祖国的脚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作者文天祥，更是人们熟悉的傲骨英雄。在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日子里，南怀瑾追求的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人生信条。
金温铁路的建设计划是浙江省政府与南怀瑾反复商议后的产物，尽管政府支持，家乡父老乡亲给予热切期望，但还是有人等待观望，怀疑南怀瑾是否有钱修铁路。为了不辜负众人所托，不失信于人，让浙江省政府早日完成金温铁路修建的可行性报告送呈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批，南怀瑾于1991年1月19日特别开具出资证明，作为保证投资之依据。证明的白纸黑字写着：为完成总投资额约172亿美元的合资兴建金温铁路项目，根据合资协议本公司负责筹措合资企业注册资金，双方在境外贷款资金约12亿美元，资金的年利息现定力6%，还贷期约为15年，其中宽限期为5年。落款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怀瑾。
对于大任已然在肩的南怀瑾来说，此举颇有悲壮的色彩，南怀瑾曾说：“我一生说出的话，一定做到，我做一件事，只问应不应该做，该做的，我一定会去做。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80年，修了7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他还常常告诉人：“我无钱做呆事，但事实上，也常常做些无钱的呆事。我常对年轻人说，记住古人名训：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我不是奇才，但天下事在人为。”
对于剑已出鞘的修建金温铁路工程，南怀瑾丝毫不会给自己任何退路。金温铁路总指挥杨国章曾积极为南怀瑾在西湖边寻找一个地块修建图书馆，就此事他说：“杨国章兄的努力，为我构想修图书馆，他找到里西湖的地方。我也说过，如铁路搞不好，我不但不要西湖的地址，而且也根本不回国，如果铁路修得成，那又何处无地方修图书馆呢！”
作为一个胸怀天下的时代智者，南怀瑾此时的所思所想确实已经超越了一般企业家的心态，中国传统的修学之道在南怀瑾身上尽显无遗。
1992年5月，南怀瑾在写给李传洪与李真吾的信中说道：“金温铁路必须建造起来，这是我承诺了的话，言出如山，必须做到，除非国内政府不须或不许建，那就作罢。其错就不在我们了。”尽管话语十分简洁，但却彰显了南怀瑾言而有信的儒商风范。
战胜挫折和困难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既然痛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锲而不舍的坚持到底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一种渴求成功的宽慰，更多的人为了个人的信仰和追求。作为第一条中外合资建造的铁路，金温铁路的建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一次强烈碰撞。在合作的过程中，南怀瑾提倡的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国文化的精神”，设想运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股份公司与融资形式，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规矩可循，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一旦失信，后果不堪设想，一生声誉，将毁于一时，文人风骨，将荡然无存。因此，南怀瑾始终坚守人生信用的底线。
1992年9月18日，金温铁路建设计划终于获得了中央的批准。随后在杭州商谈金温铁路的会议上，南怀瑾没能亲自前来，而是将所有的事项都交给了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李素美等人处理。他在给与会者的录音讲话中表示：“现在这条铁路，我始终讲是要修的。我答应了要修，不是我主动要修，答应了就要做到。”
人立于世，都渴望成功。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声誉和诚信更是无价之宝。承诺再重也不过是一句话，说出来容易，要坚持却很难。反观现实生活，有很多人，他们在承诺的时候往往干脆得很，但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却是一推二五六。有些生意人嘴巴上说着“童叟无欺”，而实际上却是“缺斤少两”，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不诚信”行为，在当今社会尤其泛滥。当下市场经济的核心跟一般人想象的已大不一样，最重要的因素不一定是资本，而是一种社会诚信。在南怀瑾老师的眼中，诚信是无价之宝，只有恪守诚信，才能够赢得世人的尊重与认可，反之则会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是一条金规铁律。要想维护自己的信誉，就不能开空头支票，一旦说了，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咬牙坚持到最后。南怀瑾这种言出如山，必须做到的品行，让我们看到了他经营智慧的金光。
静观其变，在逆境中推进的谋略
南怀瑾在逆境中推进的另一种智慧是在静观中谋变。
1989年4月，南怀瑾在写给浙江省驻温州联络处处长李景山的信中曾提到：“天下事图难行易，往往不遂人愿。图易畏难，往往成于意外。”他以为，天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困难，怕难想找捷径，往往不如人意。更何况是修建铁路这样的大工程呢？其实，困难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坚持到底，到最后，就可能出人意料地做成自己想做的事业。
在金温铁路建设过程中，有许多事情的确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早在金温铁路还没有开工时，南怀瑾就将1000万美元汇到温州，铁路公司马上就买了几十部汽车。然而，当1993年8月他应邀从香港到浙江工地去考察时，却不见一辆汽车来接，只得从杭州挤火车去金华。这时的侯承业已是年近花甲，却连基本的礼遇也享受不到，他感到纳闷。后来才知道，原来公司有些人是有计划给侯承业这个总顾问一些考验的。
1992年12月金温铁路动工时，南怀瑾曾给温州市领导建议发行债券修路，结果却因组织宣传不当，让人误以为是南怀瑾缺钱修路发动大家捐钱，弄得他哭笑不得。为此特于1993年1月5日致函温州陈文宪市长问询。南怀瑾在信中说：“所示温州为金温铁路建设配套募捐事，本来以为一大好事，经先生鼎力提倡，殊属可喜，故而1992年12月18日晚电话与先生联络，只是贡献意见，请小心谨慎，务必一一登记清楚，以免后患。但是过了旬日之后，忽接温州及台北来电，都说：某某也为你们金温铁路捐款了啊！其意主要报功，其次讨谢。听了真有啼笑皆非、左右为难之感。”事后经省政府领导出面协调了解，方知误会，由温州市副市长马云博出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解说清楚，才消除误会。
金温铁路建设耗资巨大，面临的困难多如牛毛，其中最关键的当然还是资金问题。最初的估算资金投入至少需要8亿元，后来提高到172亿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约15亿元。开工两年后，到1995年调高到21亿元，最后结算时，尽管扣减了不少，还是达到29亿元，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原先合约上写明由中国银行担保向国外银行贷款，待南怀瑾运作获得摩根士丹利银行同意时，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却说不能担保了。前面的一切努力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是天神下凡，没有资金，铁路也是没办法开工建设的。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用南怀瑾的话说：“不只是资金（钱）的问题，而是怎样建立一个可行性的办法的问题。资金毕竟是人的智力所造成所聚集的。无钱固然难办事，但无办法聚财和运用财，有钱也等于无用。”
在南怀瑾看来，修建金温铁路的困难不仅仅是缺少资金。1991年11月8日，他在和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的谈话中提到，自己从美国回到香港3年多，同国内做了很多事，也做了一些投资。除了温州南氏医药科技奖励基金会每年奖励5~6万港币，是温州市领导支持算比较快，国内办事，没有一件是快的，使你头痛得不得了。换句话说，讲国内不能批评它没有制度，它有制度，但它那一套制度是不符合现代化的，不符合开放政策的社会。每一件事，签约也好，合资也好，你想做一件好事把钱汇进去，做好事都有困难。
事实的确如此。南怀瑾的一生曾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混战，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后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与成长。忧国忧民是中国文人的共性，南怀瑾也不例外。他在《论语别裁》一书中这样写道：“历史上近数百年来，中国是处于最弱的时候，但时代在变，国运也在变，未来中国会有200年的机运，会比唐朝开国时还强盛，但事在人为，有机会如没有好好的抓住，也是发生不了作用的。”尽管前路困难重重，但南怀瑾深知，民之所需即是自己所行，他还是选择坚持“忍熬”前行。
因为能正视过去的问题，所以才能找到最为合适的解决之道。这也是金温铁路几度“难产”，终于在南怀瑾的坚持下成功建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怀瑾说：“真正的改革开放，经济开发，不是钱的问题。过去国家在政治的措施上、思想的领导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弄了很多框框，把自己捆起来，捆得死死的。现在所谓改革开放、开发，就是把那些捆死自己的框框解放出来，使自己活起来，这是主要的精神。”
检查反省，寻找困境中的出路
1997年8月8日，金温铁路全线铺通，浙江省省长柴松岳特地给香港的南怀瑾致电，并代表浙江省政府和全省4400万人民，向南怀瑾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称浙江人民将永远记住南先生的卓越贡献。这一年，南怀瑾已是耄耋之年，对此他感慨万千。
1997年8月15日，南怀瑾给柴松岳省长写了一封信。因为建设金温铁路，南怀瑾和柴松岳相识多年，也建立了极为珍贵的友情。在南怀瑾眼中，朋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伦之一，极为可贵。也因为此，他在信中向柴松岳倾诉了修路的种种苦楚和反省。
南怀瑾认为，一是被乡谊情感所自欺。认为自己不必先与浙江打交道，应该一开始就找中央交涉，那样一切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
二是签订合同契约时太大意，对合作方信任太过。认为自己是与浙江省政府合作创办铁路公司，谁知后来只是和浙江省政府所属的省铁道公司合作，地位不对等，信息也不匹配。
三是过于理想化。以为所做的是社会福利事业，应该会得到政府和公众的大力支持，哪知道前路困难重重，许多美好的设想都成为泡影。
大多数商人都清楚，商业就是商业，哪怕是为社会做福利的商业，也应该用商业的精神去做，而不应该感情用事，南怀瑾的反省给商人的提醒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同样，做商业就应该有商业的严谨和缜密，不能马虎大意，这也是生意人的金规铁律。再者，任何美好的理想，也要面对现实，只有入世，才能出世，让事业在现实中更辉煌。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即便是圣贤，也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只要能够及时改正就最好不过了。南怀瑾深知时运带来的历史机遇，可以让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时势变化之后变成可能和现实。虽然南怀瑾对自己在修建金温铁路的过程中违悖商业规律的行为做了深刻反省，但他还是认为自己所做很有价值。他说，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80年，修了7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因为不如此，不能加速国内的公共建设。所以我们不去打开这个关闭的大门，那么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打开这个大门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言行合一，强调人们的修养要以德服人。南怀瑾曾引用古训总结自己的过去，他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老拙虽未敢以智者自况，第以年岁痴长、阅世较深之故，常不惮直率之言。希望政府领导对他反映的情况引起重视，也给当下商界留下借鉴之道。”
第七节融天下为一家
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稳固性，在企业经营中很容易找到的长寿基因。传统中国文人做事，不讲究一城一地的得与失，而是注重保持事业的种子。在四季之中，顺天时春日该种则种，夏日勤勉保持旺盛生长，秋日该收则收，数九寒天则静安等待。人生总有波折，所以顺境时不要张狂，要保持谦逊的资态；失利的时候也要固有一份淡泊之心，不懈怠，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这就是东方文人典型的人生修为。这样的人生经营理念运用在商业实践中自然也是十分贴合。南怀瑾精谙传统文化，他的修为思想很多来自于传统国学，按照一个大儒的修为来要求自己，这在他倡导修建金温铁路过程中曾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南怀瑾热爱传统文化，但他并不保守。他走访过美日等现代科技发达国家，对偏重于理性精神的西方智慧也有很深的体认。理性精神不取巧，而是用数据化的分析方式和制度化的体系设计来完成系统任务。西方经营中有坚定的技术主义和产品主义的思维倾向，所以南怀瑾在企业中任用了一批西学之才，用务实的做事精神，来面对金温铁路修建过程中一个个工程细节。同时，他也看到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就是基于资本的流动性基础之上的金融市场，在实体经济和其他经济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资金池，通过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评估实现资金流转，银行、债券和股票这样的资本金融产品会配置给有市场前景的产业，这对他倡导修建金温铁路有很大启示。
东方传统哲学倾向于由内而外的悟道，西方的现代思维则偏重于理性精神。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二者结合，融汇东西方智慧并深入到实践中，是南怀瑾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治学行事特点，它使得南怀瑾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待世界。南怀瑾在主事金温铁路的过程中，以传统国学修己，以西学管理之道来管理企业，这种融贯中西的管理之道正是当下企业界所需要学习的。
中国学者，世界视野
作为金温铁路的催生者，南怀瑾无疑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学者，但在建设金温铁路过程中，南怀瑾非常注重科学施工，与国际接轨。1991年11月，他和温州市领导商谈金温铁路建设时就提过磁悬浮铁路。他说：“即使修这个铁路，现在铁路进入磁悬浮铁路了，铁路的轮子是用磁铁，可以飘起来走。可是我前天看到中国已经开始研究磁浮铁路了，这个车子已经在做了，已经在研究，预计15年会出来。”
金温铁路工程巨大，南怀瑾希望能有一位对铁路工程、财务、管理、向外贷款有经验的人来代表他去沿线工地视察和慰问，并提出各项施工、管理、财务、经营业务报告以及向外贷款。南怀瑾把视线投到了侯承业身上。1960年毕业于台湾测量学校的侯承业学的是土木工程，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斯图加特工业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德国国授工程师学位、医学工程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交通部担任工程师7年，有上千公里铁路修建实践经验，同时在X光三度空间应用、美国圣海伦火山爆发预测、应用水力及水钻对坝基的层缝处理、精密机械和高楼玻璃窗清洗机器人研究等方面颇有研究，是毫无疑问的国际级别的专业人才。侯承业到任后，果然不负南怀瑾的厚望，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向国外贷款所需资料的收集和起草报告，为金温铁路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具体工程建设上，南怀瑾曾和侯承业探讨过金温铁路隧道的设计。他对侯承业说，如今美国的铁路上货柜车都已经是上下两层了，我们在设计时，就不能设计成一层，要是设计成一层的话，货车到时候可怎么通过啊，而且一旦建成了一层，将来想要改建时，又得花费巨大的资金，施工还得延期，面临更大的困难，费用又得增加，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建议，无疑都是从国际视野来考量的。
金温铁路工程于1992年年底开工，在整个建设过程中，铁路沿线居民的配合也十分积极。在铁路隧道施工过程中，往往是从最长的隧道开始，这样便于控制施工进度。因为很多隧道工地大型施工机器无法进入，只能依靠人工开掘，进展缓慢。浙南地区在6、7、8三个月是雨季，有时候还有台风袭击，桥梁和涵洞建设进度不得不因为自然条件原因而放缓速度。尽管工程建设受人工和气候条件限制，但金温铁路所有的桥梁和涵洞工程在南怀瑾的严格要求下，都按国际标准建成。
南怀瑾曾在美国居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在潜移默化中便有了更为超前的意识和想法。中国本土的企业到美国去上市筹集资金，这种想法和做法在当时来看，绝对算得上前卫，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南怀瑾主动与国际接轨的一个突出体现，展示了他的世界视野。
所谓与国际接轨的世界视野，主要是指管理理念上的接轨和管理方式上的接轨，要从世界的发展眼光去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必须遵循科学管理观念，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此外，与国际惯例接轨，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还要科学地、合理地接轨。从世界发展的视野来看，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实际上是学习西方的诚信精神。企业不仅仅是企业，还需要具有一定的财富良心。南怀瑾在主事金温铁路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企业的人文关怀和队伍建设，只有国际一流的团队，才能够做出世界一流水准的事情。没有出色的人，当然不可能有出色的事业。
南怀瑾认为，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绝不能一味抱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还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当下，“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已经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五花八门。近年来，油、水、电、煤等不断涨价，所打的旗号就是“与国际接轨”，其实是一种片面行为。只有尊重中国国情，合理地看待客观环境，科学地与国际接轨，才是最为明智之举。
重视经验，融汇中西
南怀瑾曾经说过：“今天的世界唯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得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源，是苦恼之源。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南怀瑾对过去的经验是十分重视的，他的思维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文化中，更是囊括了生命科学、现代科技等外来潮流元素。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学者，南怀瑾的国学底蕴深厚，对中国的儒释道和诸子百家都有深入的研究。他重视传统文化，但并不排斥西方的新事物，从他策划金温铁路海外上市、发行股票等事中就可以窥视一二。
难得的是，南怀瑾将自己既重视经验又能接受新事物的态度，运用到了商业实践层面。在修建金温铁路的时候，他充分运用这种二元化的处世哲学。一方面向国外融资、发行股票；另一方面又发动金温铁路的沿线群众，利用土生土长的本土劳力来建设金温铁路。一方面聘请诸如侯承业博士这样的高级专业人才来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又开展当地百姓的义务劳动。在金华县，当地政府组织开展春节义务劳动，百姓听说金温铁路是一条人民的铁路，都积极主动参加。参加的人中有十七八岁的姑娘小伙儿，也有离退休老干部，有全国的劳动模范，也有上了年纪的大娘。正是这种中西结合的管理方式，大大加快了金温铁路的建设进程。
金温铁路的建成通车推开了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基础建设的大门，为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金温铁路通车后不久，美国福丹尼太平洋有限公司便决定参与建设福州到温州的铁路建设，并与有关部门签订了合同。
南怀瑾在整个金温铁路的建设管理过程中十分注重中国国情和以往经验，尤其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商业精髓和智慧。无论是《老子》、《论语》，还是《孙子兵法》，这些都是流传至今的古人经验，南怀瑾精熟这些传统文化典籍，从而形成了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一系列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融汇西方管理哲学的商业经验。此外，他还根据自己在美国、香港、台湾等地的管理经验，引进了诸如融资、股票等西方管理模式，从而真正做到融汇中西。
金温铁道公司是由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和浙江省政府双方联合成立的，尽管双方是合作关系，但彼此的立场不同，这就难免会造成公司内部“帮派化”的用人矛盾和管理矛盾，1992年11月18日，在金温铁道公司成立的仪式上，南怀瑾通过书面发言诚恳地说：“……柴副省长、陈同海同志、杨国章先生，都相继往复海外与我碰头，也都是尽心尽力、志行如一地为这条铁路奔走呼吁……在这段时期，其中辛苦备尝促进不懈的，要算王伟国、李素美，实在功不可没……还有我的好友许鸣真先生，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我在国内代劳……”
尽管只是会议上的贺词，但却不难看出南怀瑾的宽广胸怀。作为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在内部人员的管理上，他也始终坚持着“融汇中西”的包容理念，自己甘愿充当消除内部矛盾的润滑剂，也正是这种宽容的理念和做法，才保证了金温铁路上下人员的团结和统一，而这正是金温铁路顺利建成完工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金温铁路建设整个工程的人员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海外归来的高级人才，也有浙江省政府的地方要员，还有商界的精英以及占据大多数的普普通通的建设工人。从人员招募渠道来看，有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有许鸣真老师推荐的人员，后期政府委派的官员强势参与，曾使双方矛盾明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融汇中西的管理经营理念，是很难把人员和工作协调好的。
在提出自己设想的时候，南怀瑾是希望将自己的设想放在现实环境当中去检验。比如在金温铁路规划设计时曾提及在铁路的两侧种树，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如果铁路两侧都要种树的话，会影响旅客的视野，所以在后来，这样的计划也就放弃了。一个事情好不好，需要通过实践来做出全面的判断，只有重视实际的经验，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担任金温铁道开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南怀瑾，不仅把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层次的人紧密融合到了一起，还形成了带有自身特色的管理理念和方式。以融汇中西为管理理念，以温情关怀式的管理方式打动人心，两者双管齐下，果然达到了绝佳的管理效果，而南怀瑾这种自成一家、中西合璧的管理方式，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与思考。
传统哲学，现代管理
南怀瑾说：“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作为一个时代智者、传统文化学者，南怀瑾看待事物的角度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深知中国国情，因此在修建金温铁路时就明确表示：“中国人原先做事情老往钱上推，那是不对的，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就是要把那些死的框框打破，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学会灵活去运用了，那么财富自然而然就会来了。”
南怀瑾十分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之道。他明白，为什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在短短的两百年间，人们创造的成果比过去几千年的财富还要多？原因就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管理的变化才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财富这个东西，是可以无中生有的东西，所以创造财富是一个完整的创新和交换的体系，需要构建一个分工专业的经济社会。这些东西对于东方的农业社会而言，还有很多需要去学习的知识，因为在骨子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还是带着浓重的农耕时代的思维。先进的管理理念可以让中国的社会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变得更加高效。这就是管理的魔力。所以南怀瑾十分注重系统化的管理。他曾帮助弟子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就是对西方管理和东方哲学的融合。
在南怀瑾看来，中国人自我主观意识太强，缺乏团结性，两个人在一起，经常各怀心思，互不相让。纵观今天社会上把应酬吃喝当做正事，把坐在一起侃大山当做工作，浪费公款习以为常等不良社会风气，不难发现南怀瑾的担忧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他希望人们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对人要宽厚，对事要严谨”。
在金温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南怀瑾借助自己的国学底蕴，运用中国的管理哲学，施行现代的管理方式，并以一个儒者兼商人的身份来修建铁路，用传统文化精神和西方管理模式，终结了金温铁路反反复复停工的命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创举。
面对铁路建设资金的短缺，南怀瑾提出向国外银行贷款，这在当时的国人看来无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卖国求荣的做法，根本不可行。南怀瑾深知，这是铁路建设成功不得不走的一条路。紧接着，南怀瑾要求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从管理方式上来看，这种现代化的管理理念无疑是从西方国家借鉴而来。事实上，企业家需要打破自己的思维局限，不能让固有的思维定势影响了眼界。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视角来看，做事不能食古不化或者排斥新鲜事物。
南怀瑾在铁路建设的整个阶段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针对铁路建设的整体规划、管理方法、股份制改造、经营方法、海外银行融资等，他及时地与有关领导进行沟通，写了大量信件、书函。为了优化金温铁路在建设过程中的管理工作，他还特意邀请著名的侯承业，请他担任金温铁路总顾问，视察指导施工现场。聘请顾问的方式也是西方管理模式中的一部分，这种新式管理方式对促进金温铁路的建设也是很有益处的。
南怀瑾深谙传统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所以在管理公司的过程中，难免会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香港，南怀瑾接触的都是西方的先进管理思想和文化，他既能从中汲取营养，又能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自成一家，从而开创了中西合璧的管理模式。在南怀瑾看来，管理无所谓西方资本主义，还是大陆本土的社会主义，只要对建设金温铁路有用，就可以拿过来施行运用。
总体来说，西方管理模式强调用制度、规则来管人，重视系统的运用，突出企业的效率与效能，以达到目的为追求标准，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所欠缺的。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儒学中的修为和自我提升之道，反而让中国传统管理艺术具备一定的优势。因此，在当代企业管理中，我们不妨学习南怀瑾老师的管理之道，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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