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对商界的演讲中，南怀瑾语重心长地对听众说，要做企业家，就要研究历史的经验。要真的研究工商的发展，就要好好去研究管仲。他认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不发展，人民不富有，文化就谈不上。他说，我常常感到，国家亡掉了不怕，还可以复国，要是国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远不会翻身了。他把经商致富和国家文化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看成事关国家兴旺的大业。把工商业提升到这种高度来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在他推崇的商界人物中，往往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国家事业为重，通商是为了兴国，如姜子牙、管仲以及最早提倡“实业救国”的大清状元张謇。
二、有社会责任感，有爱心，能肩负历史使命的，如支持孔子事业的子贡，赞助秦修长城的巴清。
三、有着非凡商业智慧，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才俊，如卜式。
这里我们择要介绍南怀瑾在有关著作和演讲中推崇的10位商界人士，看看南怀瑾用怎样的视角来解读这些大商巨贾。
第一节姜太公：通商兴国的商人祖师爷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起姜太公，自然会想起“姜太公钓鱼”的典故。
据史书记载，姜太公（公元前1156~前1017年），即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寿长139岁，先后辅佐了六位周王，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
据说姜子牙的祖先在舜时为“四岳”之一，曾帮助大禹治水立过功，被封在吕，姜为其族姓。姜子牙出世时，家境已然败落，但他却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和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有一天能施展抱负。
姜太公钓鱼一事，就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思维。他不用诱饵，用直钩垂钓，即所谓“愿者上钩”。
故事说姜太公在渭水河边钓鱼，希望有朝一日能引起某位王侯的注意，被明主重用，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钓鱼的时候，鱼钩离水面三尺高，鱼钩是直的，且上面没有鱼饵。姜太公对乡人说：“我并不是为了钓鱼呀，我要钓的是王侯。”
当周文王听说姜太公直钩钓鱼的事后，知道遇到了治世奇才，于是素食三天，沐浴整衣，带着厚礼，亲自前往渭水去请姜太公。
姜太公被周文王拜为军师后，协助周文王治理国家，后来又辅佐周文王的儿子姬发即周武王，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南怀瑾在《历史的经验》一书中这样评价姜太公：“‘用师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称之为尚父，这称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当然不是现代所说干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对尊长一辈的人，才能称呼的。”
在大众的历史知识里，姜太公的成就主要在于政治军事，辅佐周武王建立西周。为什么南怀瑾称他为商人的祖师爷呢？
2004年9月，南怀瑾在上海兴国宾馆应邀给清华大学EMBA学员讲课时，曾这样解释：
我常常告诉工商界的朋友，做生意要效法几个人。中国做生意真的很发财，第一个是姜太公，姜尚。周朝建立后，他的封地是齐国，就是今天的山东胶东一带，那个时候是苦寒的地方。姜太公到封地去，走到半路心中很不舒服，看历史也要看另一面。有个人告诉他，你那么大的功劳，封你到齐国，机会难得，你不去，上面的老板不高兴啊。姜太公一听就去了。他到了齐国，开始做生意，发展渔盐之利，打渔、晒盐，拿来贩卖，齐国就富起来了。齐国富了以后，由姜太公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前后八百年，中国最繁荣的市场，就是齐国的首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大家研究做生意，祖师爷是姜太公，这个需要了解。
南怀瑾在《历史的经验》一书中，也写到过姜太公在齐国“海水煮盐”的故事。
齐是姜太公的后代。最初姜太公帮助周武王打下天下，平定中国，周武王分封诸侯，姜太公被封在齐国，现在山东的东部。
在那个时候，齐国土地贫瘠，是没有人要的地方，周朝对姜太公的酬劳，只是如此而已。这时姜太公已将近百岁了，只好去齐国，但走在半路上不想去了，碰到旅邸的主人，可能是道家的隐士，年龄也很大了，看见姜太公一脸颓废灰心的样子，于是劝姜太公赶快去接事，并且要好好地做，不能有埋怨的心理。就这一句话，姜太公听了心里当然懂，倒霉就倒霉，只有绝对服从，这才去齐国。
姜太公到了这样穷的地方怎么办呢？于是发明了把海水煮成盐，并且开矿，进行现代所说开发资源的工作。古代盐铁是经济上最主要的物资，齐国靠海，有渔盐之利，因此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成为最富的国家。
这就是《史记》中记述的“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的辉煌。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姜太公在商业上的成功，在南怀瑾看来，姜太公借助通商兴国，不愧是商人的祖师爷。
有关姜太公经商的历史，其实在《封神演义》中也有记载。此书虽是小说，但结合考据正史，却大体能够解析姜太公的经商和治世的智慧。
姜太公32岁时到昆仑山太虚宫元始天尊门下学道，虽然学道30年，却被师傅认为“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受人间之福”。于是派他下山辅佐周文王去夺商汤的天下。姜太公下山后，寄住在商朝都城朝歌的一位老朋友——宋异人的家里。
在妻子马氏的安排下，姜太公编扒篱（扒草工具）到京城去卖，然而一个也没有卖出去，姜太公由此总结出了一则经验：把农村用的东西拿到城里去卖，没有确定目标市场，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之后，姜太公还贩卖过面粉，最后也没赚到钱，还损失了两筐面粉。宋异人没办法，便将自己在京城的饭店让给姜子牙经营，结果从早到晚没有一个人来吃饭。因为天气炎热，猪羊肉臭了，酒也酸了。宋异人还给过姜太公50两银子，让他带着助手去贩卖牲畜，结果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被官家没收了牲畜，还差点吃了官司。
姜太公对天文地理倒挺熟识的，于是便开了个算命的馆子，居然一连5个月都没有生意。后来终于有了转机，他一连算准了两个人的命，算命的价格一下子从20文升到了5钱，在京城开始有点名气，也过上了一段受人尊重的日子。
姜太公的从商之路是坎坷的，但从中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的特质：面对困境，百折不挠。这或许也是南怀瑾推崇姜太公的另一个原因吧。倘若没有失败经历和丰富经验，恐其后来也难以成事。
纵观姜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姜太公还被人们奉为武神、智神和“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姜太公去世后，后人编写了他的很多神话故事以歌颂他的高尚人格。到了明代，许仲琳编写的《封神演义》，把姜太公说成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这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也反映出姜太公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南怀瑾称姜太公为“商人祖师爷”，又给姜太公增添了一道光环，相信三千多年前的姜太公一定会感到欣慰。
第二节管仲：为国谋利的商界教父
“我们要真的研究工商企业的发展，要好好去研究管仲。管仲的历史故事很多，我提醒大家注意两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经济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社会经济不发展，人民不富有，文化就谈不上。这两句名言的内容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名言，可是大家忘记管仲提倡的是什么？不是经济领先，而是政治文化领先。“仓廪实，衣食足”只是手段，好的政治可以自然达到仓廪实，衣食足。再譬如他的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所谓四维，譬如房子的4个栋梁；“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4个柱子没有搭好，文化没有建立好，国家很危险了。礼、义、廉、耻这4个内容太大了。你们做工商业发展，管仲也是做工商业出身的啊。”
这是2007年7月，南怀瑾给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师生讲课时对管仲的一种介绍。其实在很多场合，南怀瑾都是用肯定和欣赏的视角来介绍管仲。
管仲（公元前725~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著有《管子》等书。管仲在齐国担任宰相时，大兴改革，重视商业。《国语·齐语》、《史记》、《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是这样记述：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司马迁也极力推崇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的治国理念，称礼义廉耻得不到伸张，国家就要灭亡。国家颁布的政令像流水的源泉一样畅通无阻，是因为它能顺适民情，经济稳定了，政治才能稳定。这就是经典，与南怀瑾是英雄所见略同，文化强则国强。
南怀瑾在他的演讲中这样评说管仲：“中国有一个大政治家，也是政治哲学家，比孔子年代稍早，同时比他更有实际从政经验——管仲。把管仲的政治、管理思想等，做了一个很好的归纳——‘管、教、养、卫’。政治上讲管理，但是光管理是不行的，还必须教育辅助。管理带着独裁性，只有对物品，才能单用管理；对人事，单说管理，也太无情了。所以要另外配合教育，乃至和员工福利有关的‘养’‘卫’，如此才能有健全的人事结构，才能发挥团结精神，创造绩效。”这段话虽然讲的是管仲的政治才能，但也夹杂着他在政治才能中透出的商业管理才华。2500年前的这些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思想，直到今天放在工商界，还是很前卫实用的。
在历史上，《管鲍之交》是一个著名的成语典故，也讲到管仲做生意的事。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有详细的记录：
（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对于这一段历史，南怀瑾是这样解读的：
中国第二个会做生意的是管仲。他政治上很了不起，可是做生意没有本事。他年轻时做生意，靠他的好朋友鲍叔牙。鲍叔牙出钱，大概是鲍叔牙做董事长，管仲做总经理，差不多每次都蚀本，可是后来他做了宰相就不同了。我们说到好朋友啊，有商界的朋友，有政治关系而变成好朋友，但是千古以来，讲朋友的关系，只有这两个人——管鲍之交。管仲年轻时跟鲍叔牙做生意，蚀本的都是鲍叔牙，而赚了钱，他却取走差不多三分之二，鲍叔牙都不见怪。最后他被俘虏，被推荐出来做宰相，还是靠这个朋友鲍叔牙。可是管仲临死的时候，齐桓公问他，你要走了，哪一个可以替你做宰相？齐桓公第一个提出鲍叔牙，管仲说不可以，他太爱干净了，太整齐了，善恶太分明了，对于坏人不能包容，绝不可以做宰相。我们年轻时觉得，那么好的朋友，你死了，怎么不能推荐他做宰相？实际上他是在保护鲍叔牙，万一做不好，会被杀头。管鲍之交，是这么一个故事，详细的自己去研究。所以说，管仲是第二个做生意最成功的，他为国家在做生意。
古代商人的济世和商业才华，往往受制于封建王权，经商本身也是个政治问题。封建王朝是财政和军事挂帅的年代，商人的真实地位是圈养的牛羊，商人人身安全保障是成就事业、发展经济的前提。南怀瑾前半生恰逢乱世，明哲保身是十分高明的选择，只有不陷入旋涡之中，报国报民之心才有可能在图存下来的机会中实现，这是南怀瑾的理想智慧。
南怀瑾常说“经纶天下，济世救人”，还说人生的三大错误莫过于“德薄而位尊，智弱而谋远，力小而任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在乱世纷纭中读书悟道，创办过纸质传媒，收容过地方武装，广交三教九流朋友。他冷眼观世，自称“买票不进场”，一生无党无派，但与政界、军界、商界、学术界都有很深的交往。在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激流勇退，辞别台湾，远走欧美；到了桑榆晚景，他又在太湖边上开讲座，会朋友，穷究经典妙义；他对《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对《古今图书集成》，对管仲都有独到的见解，认为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做生意最成功的人。这不是学院式的高调，而是以历尽沧桑、繁华落尽的超脱旷达，对大智慧、大从容的解读。
管仲留传有《管子》一书，共24卷85篇，现在存世的有76篇。《管子》内容丰富，其中包含道、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的《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财政、消费、交易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第三节范蠡：让经商成为乐趣的商圣
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只有3个人被尊称为商圣，他们分别是：范蠡、白圭和胡光墉。其中颇受南怀瑾推崇的范蠡，是传说中的中国文武四大财神之一，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因其经商才能独具一格，被后人誉为千秋商祖。
范蠡（公元前536~前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商人，楚国宛三户(今河南省南阳)人。范蠡曾经拜计然为师，研习治国安军的方策，博学多才，“有圣贤之明”，但怀才不遇，“倜傥负俗”，行为怪异，被当世视为狂人。后来，范蠡遇见具有识才之明的文种，并与文种先后离楚入越，被越王允常任命为大夫。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故，他的儿子勾践继位。范蠡和文种继续得到重用。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被尊为上将军。
在南怀瑾眼里，富可敌国的范蠡显然是一个为求大利益而抛弃小名利的圣人。他能在身居高位、家财万贯时毅然弃之，勾画另一种人生，不能不让人称绝。南怀瑾曾这样为人讲述范蠡不追名逐利，“三聚三散”财富的经典故事。
在勾践灭掉吴国后，辅佐勾践二十余年的功臣范蠡却上书请辞，他对勾践说：“过去大王受辱，臣不敢言退。今日大仇已报，臣不敢居功享乐。”
勾践十分不解，劝他说：“你遍历辛苦，难道不想有快乐的这一天吗？现在你功高位尊，无所忧患，正是尽享富贵的时候，为何轻言放弃呢？”
范蠡搪塞掩饰，不肯正面回答。后来他对家人说：“盛名之下，其实难久；人不知止，其祸必生。勾践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
他的家人不相信他的推断，都劝他不要在功成名就之时离开。但范蠡自信无失，他长叹道：“人的一念之差，往往决定着一生的生死福祸。若为贪念所系，不加约束，祸发之日再想收手，就为时已晚了。”
于是，他带着家人从海路逃到齐国，改名换姓，在海边耕田，再创家业。
范蠡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经营有方，加之苦心不懈，没多久，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富甲一方。齐王听说了他的才能，深以为奇，便任他为相。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殊荣，范蠡的想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忧心地说：“治家能积累千金，居官能升至将相，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了。至此若不思退，不用理智制止放纵之念，凶险马上就会降临。”
这一次，他又退回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远走。他的家人苦劝不止，又说：“有官不做，我们无话可说，可散尽家财就不可理喻了。这是我们辛劳所得，不贪不占，为何要白白送给别人呢？”
范蠡开口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若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不如放弃！”
他把家财分给好友和乡亲，自带一些珍宝来到陶邑，隐居下来。
初到陶邑，范蠡自觉无比快乐自在。时间一长，他不甘清闲，又思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心有怨气地说：“人人思富，个个求财，你富不珍惜，认为钱财无用，今日何必再提此事？钱财有那么好赚吗？”
范蠡轻松一笑说：“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
范蠡在陶邑以经商为业，求取利润。范蠡的经商谋略也是超群的，他采用“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的方法，贱买贵卖，有进有止，遵循“积贮之理”，没多久又积聚了巨万资财，成了当地首富，自号“陶朱公”。
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贫困的乡党故旧。为此他表白说：“在我看来，经商是一种乐趣，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悟出。它让人受益无穷啊。”
清代诗人徐公修曾写诗赞道：“两国甘心抛相印，五湖浪迹泛扁舟。铸金故主空摹象，凤举鸿冥不可留。”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真的是不求利吗？其实不然，范蠡在离开越国之前，写了一封信给越国大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另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述，文种不听范蠡的忠告，后遭越王勾践猜忌，伏剑自尽。同为越国重臣，一功成身退而生，一身在高位而死。这让我们看出了范蠡的大智慧，即知道如何保全自己，这不也是一种利吗？生命，难道不是人生的大利？
范蠡能发家致富，又能散财，在人们心目中是难得的活财神。偏爱黄老道家思想的司马迁推崇的经济专家，第一位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子贡。这三人也恰恰是南怀瑾所推崇的。
据有关文献介绍，范蠡的经商思想主要表现在“计然之术”中，即商贸活动必须要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适应，要遵循客观规律，要把客观规律应用到经济现象的不断变化之中，以掌握市场趋势，适应市场需求。范蠡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即判断价格的涨落：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一贵一贱，极而复返”，这是很符合现代市场取胜规律的。据此，范蠡提出了一套“积贮之理”，即在物价便宜时大量收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再卖出去。由此可见，范蠡确实是一代不同凡响的商业奇才。后人曾根据范蠡的经商思想，加工整理而成的《陶朱公生意经》，又称《陶朱公商经》、《陶朱公经商十八则》、《陶朱公商训》，至今仍在定陶一带流传。在山东一带，范蠡经商的传说很多，其中范蠡贩马是很能说明范蠡经商才能的一个故事。
传说范蠡在吴越生活了数十年，他深知那里需要好马，而在北方，好马并不难收购。但问题是，马匹的运输很困难，从北到南，千里迢迢，不但运输费用高，路上盗匪也很多，这桩挣钱的买卖中隐藏着无限的风险。
经多方考察，范蠡了解到齐国有一个很有势力的巨商姜子盾，姜子盾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因早已买通了沿途强人，所以他的货物畅通无阻。于是，范蠡写了一张榜文，张贴在姜子盾所居住的地方附近。榜文大意是：本人新组建了一马队，开业期间可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果然，姜子盾主动找到范蠡，请范蠡帮运麻布。于是，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范蠡因卖马赚了一大笔钱。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双赢的商业故事。南怀瑾推崇范蠡，不但因为他拥有经商的大智慧，还因为他有倾财赈民并助人致富的社会责任感。南怀瑾建议现代的商人要多学学范蠡的经商之道，自然也包含让现代的商人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不忘乐于帮助他人，不忘回报社会。
第四节子贡：亦文亦政的儒商鼻祖
旧时，大凡经商之人都会在自己的商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8个大字。这里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端木”则指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贡。
提起子贡，人们自然知道他是孔子的弟子，孔子七十二门生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也正因为此，他身上的光芒或多或少被孔子遮挡着。其实孔子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名扬四海，和子贡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孔子和子贡的经济关系，是典型的“以商敬文”的关系。
孔子周游列国并招了三千多学生，规模之大，办学经费是从哪里来的？衣食住行的费用又是从哪里来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说得很明白：“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
子贡就是孔子人生事业的主要赞助商。这也是南怀瑾推崇子贡为儒商鼻祖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妨看看子贡的家世。
子贡（公元前520~前456年），春秋时卫国人，本姓端木，名赐，到了30岁时方取名为子贡。子贡出生于商业世家，经商上占有先天优势，后来拜孔子为师，经常随孔子周游列国，得以开阔视野，这也为他的经商之路增加了又一优势。师从孔子之后，子贡又返回吴国去做官，并在曹、鲁两地从事商业经营。在孔子最有才德的72个学生当中，子贡是最富有的。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是这样写的：
“子赣（贡）既学于仲尼……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在司马迁看来，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细细阅读《论语》等书，我们可以看出，子贡的确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识渊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的众弟子中，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便是子贡了。子贡靠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资助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因此，我们可以说子贡是货真价实的儒商。
《论语》里涉及子贡的记载有38处，居众弟子之首，且有9处为子贡独立成篇，言论精辟。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孔子的学说受到了一些人的毁谤和贬低，孔子本人也常常遭遇厄运。关键时刻，子贡总是挺身而出，捍卫孔子的学说，《论语》、《孔子家语》等典籍对此都有记述。
南怀瑾也是这样介绍子贡的：
我希望大家要学的一个儒商，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孔子的三千弟子，什么样的人都有，土匪也有，流氓头子也有，读书人也有。今天山东孔子的坟墓，就是子贡出钱修的，这个正史上没有，要看其他的数据才行。孔子死后，弟子们找了一块坟地，就是后来葬汉高祖的那块地。大家也没钱修墓，等子贡来。子贡是大老板，他来了一看，这块地不行，只能葬一个帝王，没有资格葬我们的老师。大家说那你来找吧。他就找到曲阜现在这个地方。然后，其他学生都走了，他还“庐墓三年”，在孔子墓旁边盖了一座小房子，守老师的坟墓三年。
子贡是个真正的商人，这个商人很厉害，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做到这样。这要看一本历史书《越绝书》，后来司马迁写《史记》，也采用了这本书。这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鲁国当时衰落了，齐国要出兵打鲁国。孔子是鲁国人，他说这怎么办？子贡就说，老师，您年纪大了，我去。孔子说，你肯去太好了。子贡一出来就挑起了吴越战争，然后又挑起吴国去打郑国，国际的战争一挑起来，齐国就不能出兵去打鲁国了。你看他本领有多大。子贡到了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诸侯都盛大欢迎。他做的生意、他的学问、他的声望，影响力达整个国际，比苏秦、张仪厉害。所以，诸位要学子贡。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南怀瑾推崇子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他的学识，政治外交能力，理财经商能力，更包括他高尚的道德素养。作为儒商始祖，子贡还奠定了中华儒商的文化基础，即他的经商理念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其主要是：
一、恪守诚信。子贡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使子贡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信誉。
二、和谐共处。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子贡信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做到互相尊重，平等相处。
三、义利兼顾。子贡“不受命”、义中取利、把握商道规律的正确义利观和适应市场的能力，达到了“亿则屡中”、“义利双赢”的经商最高境界。
四、崇仁立德。子贡因货殖发财而名扬于世，他交往富者，同时也抚恤贫者，坚持“以德立人，崇实务本”。师从孔子多年，道德、学识、能力都非同一般，很好地做到了富而不骄，富而好礼。
五、利用资源。子贡打着孔门高徒的旗号在各国从事商业活动，这种商业竞争中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是一般商人无法比拟的。
子贡，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儒商鼻祖，因家累千金而又不失名声，不仅在他的时代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尊敬，还被后来朝代的商人奉为楷模。中国民间至今还流传着“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属子贡贤”的名联。唐、宋、明、清等朝代还追封子贡“黎侯”、“黎公”、“先贤端木子”等尊号。其对于当代商人的启示也是很大的。先秦时代的商人和文化之间有着一种自然而然的纽带，商人用钱财资助思想家，让这些思想家去影响和改变社会，这是一种良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当下的企业家完全可以学习他这种德行，这也是一份社会责任，改变社会，让社会进步繁荣，就是从影响人的精神和观念开始。南怀瑾推崇子贡，个中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节吕不韦：亦官亦商的投机高手
在中国历史上，吕不韦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巨贾，也是一个把持朝政的大国丞相。他不是红顶商人，而是商人红顶。他亦官亦商，先经商，后谋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奉行商而优则仕的人，也是古代唯一一个成功的商而优则仕的人。
在一次对商界演讲时，南怀瑾这样介绍吕不韦：
有一个人，做非法的生意最成功了——吕不韦，秦始皇尊他为“仲父”。我在《原本大学微言》中讲到，中国能够统一，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都是由秦始皇开始。而这个背后的指导者是谁？就是他的父亲吕不韦，以商业的方式来做的。这个呢，实在很难学，也不应该学。如果诸位能够学到这样，另当别论。
吕不韦（公元前292—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人。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为秦国丞相。
吕不韦早年生活的卫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国，而赵国是各诸侯国的交通要道，经济比较发达，各国名人云集于此。为了生意和事业，吕不韦走出国门，选择赵国作为自己的贸易国家，成为了历史上开拓国际贸易的第一人。在赵国邯郸的几年里，他又做起了军火生意，经营战时紧俏物品，刚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家财万贯，暴富一国，展现出独到的经济眼光。
说到吕不韦的生意经，就不能不说他那“奇货可居”的经济学原理，即古今中外投资商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投资前首先要确定此“货”是否是“奇货”，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战国策》中有这样一段父子对话，形象地反映了吕不韦非同一般的商业思维。那段文字的大意是：
吕不韦在赵国邯郸经商，看见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回家后，便问父亲：“耕田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十倍。”他又问：“贩卖珠玉，获利几倍呢？”父亲说：“百倍。”他又问：“立一个国家的君主，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那不可以数计。”吕不韦说：“现在农民努力从事耕田劳动，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若是建国家，立一个君主，获利就可以传至后世。那我愿意去做。”
南怀瑾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提到吕不韦。他在《原本大学微言》一书中，还有一大段文字描写吕不韦的“奇货”投资计划。
有关秦始皇嬴政的身世，与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商业投资计划，这都是史有明文，不必讳言的实事……
吕不韦为了生意到邯郸，碰到了异人。他拥有久经商业资讯训练的敏感眼光，便肯定地说：奇货可居也。是说异人是一个大买卖上的奇货，“囤积居奇”了他，一定可以大发其财的。所以吕不韦便和异人结交做朋友。正在落难中的可怜人，而且随时有被赵国处死的可能，那是多么可怜的处境，现在居然有一个国际上的大商人、大资本家肯和他做好朋友，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当然是高兴极了……
因此，吕不韦先给异人五百金，叫他尽量交际宾客朋友，结识各种人才，等于现在人们的组织人才。另外又拿出五百金，叫他去收买那些最名贵的首饰和稀奇古怪好玩的东西。由吕不韦带着这些国际特等名牌的高贵物品，西去秦国。以吕不韦的生意头脑，没问题，到了秦国以后，先找到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当然是先吹牛又拍马，同时再送重礼。来往于国际间的大商人谁都不免另眼相看，况且吕不韦又彬彬有礼，“币重言甘”，并不像个暴发户的样子，自然就打通门道见到华阳夫人……
吕不韦的运气真好，更名楚的异人，回到秦国不到6年，灭周朝称西帝的昭襄王嬴稷就死了，历史称他为秦孝王。顺理成章地由太子嬴柱即位，不过，只当了3天秦王也就死了。因此，皇太孙嬴楚（异人）即位，尊华阳夫人为太后，称自己的亲生母亲夏姬为夏太后，起用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这样就叫做“封侯拜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富贵尊荣了。
吕不韦投资异人的成功，就是他那“囤积居奇”投机生意的成功。南怀瑾在文章最后说：“我常对做生意经商的朋友们说，无论如何，你也做不到吕不韦的成绩，他只看准一个货色，就投资经营，结果，岂止一本万利而已。但吕不韦真不简单，他还想做千秋的大买卖，要在文化学术思想上变成圣人，想和管仲、孔子比上一比呢！”
南怀瑾这话的最后一句，是说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一书。《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书成之后，吕不韦曾把它公布于咸阳城门，如果有人能提出一个错字，赏金一千两，也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由来，这事反映了吕不韦善于投机人生的另一面。难怪南怀瑾虽然不赞同吕不韦的生意，但还是十分肯定他的。他在《原本大学微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秦始皇的崛起，消灭战国末期的六国，开始建立皇权统一的中国，的确是历史上的大事。但时势造成一个有变态心理的秦始皇，完全是由于商人吕不韦的商业谋略所创造的成功结果。例如现代美国式的民选总统，幕后台前，都是大资本商人所制造成功的国体。幕后出钱推出民选总统，台前的政府体制，也完全学习工商管理。伟哉商人，岂可轻视。当然，只有姜太公与管仲，早有先见之明，决不轻视，而且还特别重视呢。其次，便是范蠡和子贡，他两人才是真正下海入流的儒商呢。无人可以比拟。但千万不要忘了，如果全民皆商，恐怕是国将不国矣！”为此，南怀瑾在和企业家谈中国企业管理时说：“讲经济的宏观，同工商界企业的宏观，必须要读书，第一要研究管仲；第二要研究吕不韦。”
这就是南怀瑾老师所说的，间接造就了秦始皇的中国历史上的投机高手吕不韦。
第六节巴清：赞助秦始皇修长城的富婆
中国长城，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列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在坊间，孟姜女哭长城是众所周知的传说，而另一女性捐资修长城的故事，则鲜有人知。这位伟大的女性，就是南怀瑾多次在商界演讲中提到的寡妇巴清。
2012年3月，南怀瑾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上古矿业界名女人巴寡妇，即巴清，四川人，开矿起家，在当时富甲天下，像秦始皇这种任何人都看不上，都要杀的人，为了跟这个巴寡妇见个面，特别开辟一条马路，从四川把她请来，对坐而谈。这不是工商致富抗衡权势的力量吗？
话语之中，南怀瑾不仅肯定工商致富的力量，也表达了对巴清的推崇。
据有关材料介绍，巴清（生卒年份不详），原名巴寡妇清，今长寿千佛人。巴为巴郡之意，姓不可考，遂以巴为姓。据说，巴寡妇清出身寒微，少年时跟父亲学习诗书，因为相貌与气质出众，嫁给了当地一位青年才俊。传说家财之多约合白银八亿万两、又赤金580万两等；也是秦始皇眼中的“一姐”，曾出巨资修长城，为秦始皇陵提供大量水银。晚年被接进宫，封为“贞妇”。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对这一历史人物这样记载：
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司马迁还将她与乌氏倮相提并论，深情地赞礼：“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明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可见，战国末年直至秦代名叫清的巴寡妇，便是历代中华第一女商人、实业家。她的先辈擅长炼丹用药之道。巴寡妇清早年丧夫，身边没有子女。至于家族后来的产业接班人，史书并无记载，估计远不及巴寡妇清。
中国炼丹活动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但真正的炼丹术却起源于秦始皇。当时炼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求不死之药；二是求炼金之方。巴清的丹砂产业鼎盛时期，刚好是那个时代。当时，作为炼丹用的原材料丹（朱）砂供销两旺，而且秦始皇耗时费力的庞大皇陵地宫工程需要无法估算的水银，巴清看准商机，很快将自己的生产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垄断了当时的丹砂业，从此富甲天下。
据《长寿县志》记载：秦始皇曾派人把巴清等接入皇城。到了咸阳，众多的王公贵族都被巴清的风采所折服，秦始皇谕她为“贞妇”，给予高规格的接待。据说，也是在这次进京拜见秦始皇后，巴清决定捐巨资支持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以保卫国家。虽然史料并无巴清捐资的数额，但从零星的史料可以推断出，巴清捐的数额足够惊动全国了。
正是由于巴清掌握并提高了炼丹技术，合理安排生产布局规模，从而被近代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称作“中国最早的工商业主”和“中国最早的企业家”。
先富起来的巴清不仅为富能仁，全力以赴搞好劳工福利待遇，积极扶贫济困，还组建了庞大的私人武装保护一方平安，自然被乡人奉为“活神仙”，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尊崇。
秦朝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史记》中以女人列入目录的寥寥无几。秦朝还是一个重农抑商的时代，《史记》中能以商人而名列其中的，更是寥寥无几。然而，巴清这样一位有名无姓的女人，这样一位生活在偏远巴郡的女人，这样一位丧夫的寡妇，却堂而皇之地被纳入与范蠡、子贡等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齐名的行列。遍查史书，除《汉书》中的记录与《史记》中一样外，再也查不到关于她的只言片语。秦始皇尊巴清为“贞妇”，阅尽自秦以降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史，可谓独一无二。其原因何在？有人这样分析：
秦嬴政于公元前221年横扫六合，实现统一，进而称始皇帝。君临天下后，他的一切善举和暴政无不为着巩固和加强心目中的万世基业，而绝不会无视战祸连年所造成的寡妇遍野，去树立什么“不更二夫”的贞节榜样。他要褒奖任何一个人，不论是男女，显然都不可能与国家大事不沾边。
那么，巴清沾了哪些边呢？我们不妨从以下3个方面去探究。首先是巴渝地区早在公元前316年即已归属秦国，巴清作为秦国国民，“能守其业”，不但做到了“用财自卫，不见侵犯”，而且有利于发展和壮大秦国经济，支持秦国的统一大业；其次是作客咸阳时，出资支持筑长城，对保卫国家做出了贡献；最后是为秦始皇陵提供了大量水银。距今2200多年前，巴清要把成千吨丹砂经长江，溯嘉陵江，再穿越秦巴山区的古栈道运到关中，不知要具备多大气魄，要克服多少艰辛。然而，她居然做到了。这3个方面，尤其是运丹砂，分明就是“大虑克就”，这和南怀瑾推崇的价值观也十分吻合。
巴清死后埋葬在家乡，今四川境内的千佛寨沟龙山寨。随后，秦始皇专门下旨修筑“怀清台”以示褒扬，后再无他人享受类似的待遇。由此可见，巴寡妇清为秦国所做的贡献，连有万乘之尊的秦始皇也为之动容。
巴清的事迹，《史记》、《括地志》、《一统志》、《地舆志》、《州府志》、《舆地纪胜》等都有记载。虽然不及古代其他巨贾在文献中见得多，但因其对秦王朝的贡献而被载入史册，千古传颂。历代名人、学士也纷纷来千佛寨沟龙山寨凭吊巴清。明代诗人李开光写成的《长寿八景诗》中，以“龙寨秋容”为题，对龙山寨怀清台进行了具体的描绘。明代诗人金俊明登临怀清台后，写下了感怀诗：“丹穴传赀世莫争，用财自卫守能贞。祖龙势力倾天下，犹筑高台礼妇清。”时至今日，巴清已经被奉为代表重庆地区巴国、巴郡时期工商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人物。
第七节桑弘羊：成就汉武伟业的大会计
桑弘羊(公元前152~公元前80年)，洛阳人，汉武帝时期的大臣。自幼聪敏好学，并有心算的才能。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与担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二人深得武帝宠幸。
历史上，桑弘羊忠心耿耿地为汉武帝效劳，为民为国耗尽全力，尤其在为国理财方面贡献卓越。他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从而解决了汉武帝困扰许久的财政问题，为汉武帝献计献策多次打败匈奴的进攻。他陪着汉武帝多次巡游，打通了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同时为开发西南等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都是桑弘羊——这个汉武帝时期的“大会计”的丰功伟绩。当时司马迁对桑弘羊有诸多不满，可是桑弘羊的理财才能令司马迁击节赞扬，所以史书称桑弘羊时代是一个“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时代。
南怀瑾多次在对商界的演讲中提及桑弘羊。2004年9月，他在给清华大学EMBA学员讲课时就说：“武帝时代，曾有两个商人出来做官，一个是桑弘羊，一个是卜式，帮助汉武帝发展工商业。以汉武帝这个才能，就敢用他们，我只提醒大家注意，你们自己去研究，这样才叫读书，研究也才有用处。”
2007年7月，他在给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讲课时，也谈起这两人。南怀瑾说：“像汉武帝的时候，两个商人左右了汉武帝的政治经济发展，一个叫桑弘羊，一个叫卜式，都是商人做官哦。”语气中充满了肯定。
中国古代盛世之中肯定有一批大商巨贾，盛世帝王也会任用一些商业经济人才，经济不同于权谋和战争，因为经济本身有自身的一套规律。所以，尊重经济人才在任何年代都是人本政治治理的核心环节。
南怀瑾为什么这么喜欢桑弘羊和卜式呢？2004年10月，他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讲课时，做了一番解读：“你们做大会计的要读历史，并且要学习历史上的两个人：汉武帝的时候，用兵天下，国家多需要钱，所有用兵的经费都是他们运筹帷幄。”道理很明白，他们虽是商人出身，但也是国之栋梁。
据史书记载，桑弘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这实在是了不起。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不能只依靠耕种，他不赞同中国自古的“重农抑商”思想。史书还指出，他曾强调“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桑弘羊作为一个“神童”级别的人物，13岁就开始参与国家大事，尤其是从小就精通心算，所以在数字和经济概念上是很杰出的。桑弘羊主张政府把工商业包揽过来，由国家出面经商。这一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且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在汉武帝时代，桑弘羊成为著名的理财家，他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得井井有条，协助汉武帝处理财政问题几十年，成为后人纷纷仿效的理财专家。
其实，桑弘羊在汉武帝时代推行这样的理财观念是很困难的。因为汉初以来，仍旧继续实行法家提倡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阶层和奴隶主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许多限制。桑弘羊出生在一个工商业家庭，从小就有经济头脑和天赋的他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不平等待遇。他自从13岁开始做侍中，到39岁，桑弘羊做了26年的侍中。在这期间，匈奴频频来犯，所以汉武帝大举用兵进攻匈奴，造成国库亏空，钱财耗尽。
这段故事南怀瑾在很多地方也讲过。那时候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大臣就向汉武帝推荐大盐商东郭和大冶铁商孔仅，因为他们在经商方面有很多经验，于是汉武帝决定让他们两个人负责管理盐铁事务，并将盐铁事务所收归国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这时桑弘羊已经34岁，由于他有计算的专长，汉武帝决定让桑弘羊帮两位商人规划经商计划。这个规划经过一年的起草才完成，汉武帝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自此国家的盐铁事务由政府垄断不许私人经营。并且在全国各地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并由国家官员担任负责人职位。这一系列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桑弘羊做了很大贡献，所以汉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农丞。
南怀瑾认为，经济问题是经商成败的关键要素，要想把财富管理好，把每一分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就要有一个很好的会计。所以经商之人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不仅要挑选一流的管理人才，一个或者多个好的大会计才是王道。南怀瑾说：“大会计就是宰相之才，真的经纶天下。”为此，他在多个场合特别告诫经济和金融专业的同学们，一定要做一个好会计。桑弘羊就是南怀瑾眼中的一个著名“会计”。
为什么南怀瑾这么看重做好会计呢？这是商界必须明白的道理，“计利须计天下利，出名当出天下名”。若要做好一个公司或者集团的会计，不仅仅是凭借理财观念和精打细算，你还要把整个世界的宏观背景放进去考虑，这样才不会脱离大的经济环境，方能把财理好。南怀瑾就是从桑弘羊的理财事迹，看到了这一系列息息相关的逻辑。所以他对一个好的理财家，特别是能为国理财的“大会记”特别看好。这就是他推崇桑弘羊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怀瑾认为，经商好比管理一个国家，就像汉武帝一样。众所周知，汉朝时候的天下，像云南和广东都还没有统一。还有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收复。那时候汉武帝到处征战，所以大家都说他穷兵黩武。桑弘羊担任大农丞以后，国家的很多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国家财力雄厚，为征战南北、统治四方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汉武帝时代也因此成了一个历史上出彩的大时期。所以，南怀瑾说：“这样一个局面，国家的经济、财政就要一个大会计来办喽，这个大会计，只好用商人。因为读书人是书呆子，除了会写文章之外是不能做大事的。”
南怀瑾十分赞同汉武帝的选贤任能政策，他认为，管好一家企业和管理好一个国家的经济方法是一样的。经济基础才会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理好财，才能办更多的事情，得到更多的商机并且转化成无限的财富。因此，他三番五次地肯定汉武帝任命的“大会计”桑弘羊。
第八节卜式：牧羊倌的商业传奇
一个自幼“以田畜为事”的牧羊倌，十多年悉心牧羊，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成就了一方家业。刚刚富裕，当国家遭受外族侵扰、财政困难之际，他“愿输家财半助边”；而当山东等地发生水灾，政府“仓府空”之时，他再次捐钱20万。虽无意功名，但一颗为国为民的责任心，足以使他从一个牧羊童逐渐步入“三公九卿”之列。这个人就是被南怀瑾推崇的卜式。
卜式是河南人，是和桑弘羊同一时代的人，具体生卒年不详。他从小在家里就以种田放牧为生，后来离家自力更生，靠放羊致富。汉武帝时期匈奴屡次进犯，卜式上书朝廷表示愿意以自己一半家产捐给国家帮助打仗。武帝授以卜式官职，他却拒绝了。后来国家国库亏空，灾民迁徙，卜式又拿出20万钱捐给灾民。朝廷听闻卜式的慷慨之举就给他很多赏金，可是卜式把赏金也捐出了。武帝召卜式上朝，封他为中郎，赏赐十顷田地，并昭告卜式的善举于天下。卜式不愿意当官，武帝说：我有羊在上林苑中，想让您去牧羊。卜式答应了去放羊，一年以后羊群肥壮，数目大增。武帝认为卜式朴实忠诚，后来封他为齐王太傅，又改为齐王的相。
有关卜式的传记，班固的《汉书》里有清晰的记载。
汉武帝接手汉朝政权之时，可比汉高祖刘邦幸运多了。当时整个社会是一个“中外皆安，公私富溢”的盛世局面。汉武帝不仅是一个幸运的人，也是一位圣贤明君。即位之后，他选贤任能，勇敢改革，善用不同人才管理国家，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伟业，所以历史上有“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的写照。
南怀瑾老师每每提及汉武帝盛世时期的管理和经济问题，总爱拿卜式和桑弘羊说事。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你们读会计的人要读历史，并且要学历史上的两个人：一个是桑弘羊，一个就是放羊出身的卜式。”
为什么南怀瑾说读经济的人要去学习历史呢？因为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借鉴的宝贵资源，无论是管理国家还是经营商业，历史上的那些成功事例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因此南怀瑾强调，不仅是经济专业的同学要学习历史，作为一个管理者更应该学习历史。以史为鉴，才是大智慧。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孺宽传》中曾极言武帝时人才之盛：“公孙弘、卜式、瓀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可见汉武帝是一个大胆用人的明君，各路人才也因此投入武帝的麾下，为国为民效劳。南怀瑾经常以此举例。
卜式后来为武帝放羊，把羊群管理得很好，羊儿膘肥体壮。武帝夸奖他羊放得好的时候，卜式说：不只是羊，治理百姓也是这样啊。按时起居，除去它们讨厌的事情，不要让羊群衰败。于是武帝就决定让卜式去试着帮他管理国家。卜式同样把国家管理得很好。武帝后来夸奖他说：以德报德，以怨抱怨。他让卜式在管理和经营上面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现。
南怀瑾曾说：“我是读旧书出身的，有本书《幼学琼林》。上面有句话：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现在看来，经商也是如此，要做奇才而非庸才。”现代社会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往往有很多限制。比如条款的制约、旁人的阻挠等。作为一代明君的汉武帝，他能不拘一格任用一个放羊倌卜式，在当时是需要同很多压力抗争的。这或许也是南怀瑾拿卜式说事，给现代人的一个警示吧。
南怀瑾认为，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并非古时候的经济。现在就是和钱有关的商业，而古代所说的经济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南怀瑾还说过：“一个做师爷的，做会计师的人，必须胸有经济，通达时务。”
卜式可算得上是南怀瑾认可的这种人。作为一个牧羊人，胸怀天下，用极好的心态看待世界。这就是卜式后来为武帝所用之处。当卜式被汉武帝提拔做官以后，他依然沿用管理羊群的办法，并且以身作则地去维护武帝的政策。作为牧羊人出身的卜式，凭借高人一等的才华和能力深得统治者和人民的信任与拥护。
史书记载：“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碑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讲的就是汉武帝唯才是举的盛世局面，以及破除门第等级选贤任能的开拓。卜式应该庆幸生在武帝当朝的时代，否则凭借他的出身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出人头地的。汉武帝也要庆幸卜式和桑弘羊这样的人才在他的朝代出现，促使他成为一代明君。
南怀瑾赞叹卜式和桑弘羊等人，不仅仅是他们有经商和管理才华，还有抛开专业之外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胸怀。南怀瑾不止一次讲到，我们现今要学习这些古人的经济才华和管理理念。作为统治者汉武帝，通过用人制度的改革，直接或间接地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使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踏上了仕途，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这也是南怀瑾希望管理者学习的，敢于开拓新的制度和局面，不固步自封，不保守生财。真正的商人和管理者都是在一个鼎盛时期敢于抛开现有成就开辟新出路的英雄。南怀瑾也可以称之为英雄，一位心怀悲悯又把商人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英雄。
从牧羊人中被提拔的卜式，就像现在很多大隐隐于市的商业人才，可能埋没于市井，却胸怀大智慧。这些人不仅需要一个环境或者时代来成全，也需要伯乐一样的人来发现。南怀瑾从卜式的牧羊传奇中明白了管理和经商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管理和经营都需要顺应规则，以身作则。卜式屡次拿出家财捐赠救民，还有他牧羊的极大成功，都体现出他的心怀天下和管理才华。作为经营者，就应像南怀瑾一样，在卜式的身上看到值得学习的道理，并加以实践。
第九节盛宣怀：晚清天下第一官商
盛宣怀和红顶商人胡雪岩同为晚清时代的人，也是红极一时的官商。盛宣怀不但有着富可敌国的巨资家产，一度成为晚清首富，而且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第一所国立大学等11个“中国第一”。由于种种原因，世人对盛宣怀的了解远远不如胡雪岩。不过，饱读诗书，深谙历史的南怀瑾却没有冷落他，对他另眼相看，多次向金融界、工商界的朋友介绍盛宣怀。
那么，盛宣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商人？
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号次沂，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是清末企业家、政治家、福利事业家、官僚买办。
盛宣怀出身在书香门第，祖父盛隆是举人，父亲盛康为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盛家虽是书香门第，但祖、父两人都比较注重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对孩子的“学历”教育抓得不是很紧，盛宣怀少时学业平平，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然而，盛宣怀落榜不落志，1870年，26岁的盛宣怀经人推荐进了李鸿章幕府当文书，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
盛宣怀在父辈的影响下认识到，中国要强盛最迫切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盛宣怀在李鸿章军前当幕僚时，恰遇李鸿章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盛宣怀为其起草的章程，思路前瞻，见解独到，条理清晰，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由此，盛宣怀以襄助李鸿章主办洋务企业逐步起家，历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大理寺少卿、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和邮传部大臣等职，跟随李鸿章一步步从军营文书做到了一品尚书，成为晚清政府的重要官员。同时，也从典当掌柜变成掌管大清十几家垄断企业的实业家。
盛宣怀地位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官位的高低，而在于他掌握和控制了当时的主要近代企业。旧中国第一家自办最大的近代航运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办的也是唯一的电报局，规模宏大的煤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和最大的纺织厂——华盛纺织厂，旧中国自办的主要铁路干线和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等，都是由他创办、主持和控制的。另外，他还兴办了旧中国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新式学校。旧中国近代化第一阶段中创建起来的主要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大半通过盛宣怀之手。也就是说，盛宣怀是旧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奠基人，也是旧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盛宣怀的主要过失在于没有能在兴办近代企业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突破封建政治体制的上层建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反而利用控制近代企业的能量，向晚清政府谋求“高官”，使自己陷入封建政治体制的旋涡。
1910年，担任邮传尚书的盛宣怀宣布铁路收归国有，这一举措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并引发了“保路运动”，进而引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民族资本家被推向了孙中山的阵营，盛宣怀被革职。随着清王朝的覆没，盛宣怀受到谴责，被迫东渡日本。
铁路问题竟然直接导致了晚清政权的覆没，但出自盛宣怀之手的“铁路国有令”和对外借款，究竟是制衡各国，还是与民争利？争论至今未能停息。于是，从去世那一天起，盛宣怀就成为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有很多关于他的讲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详细地介绍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盛宣怀的副手郑观应，记录的是他如何协助盛宣怀整顿轮船招商局，创办中国纺织局、电报局、电话局、中国铁路总局，并拯救濒临破产的汉阳铁厂、京汉铁路的事。
盛宣怀不但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慈善活动家。上海图书馆保存的近18万件《盛宣怀档案》中，大约有两万多件档案与中国近代社会慈善事业有关，其中很多文献披露了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积极参与赈灾救济活动和慈善事业的史实。
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盛宣怀还曾受一个日本家族的管理模式的启发，立下遗嘱，成立“愚斋义庄基金会”，把遗产的一半放在愚斋义庄，本金不许动用，利息用于慈善事业。盛宣怀生前热心公益，积极赈灾，死后还不忘捐资慈善事业，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慈善事业，为晚清社会的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大量原始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的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赈灾救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国家赈灾救济工作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这当中，盛宣怀也是功不可没。
总之，在中国大地上，李鸿章与盛宣怀首先创建近代企事业，为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立下了大功。而他们的未能冲破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成为晚清第一代近代化失败的关键，又是主要的过失。
不言而喻，南怀瑾对盛宣怀的功过是看得很清晰的，认为他的经营理念与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是相通的。盛宣怀凭着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对中国近现代实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实业之父”，因此南怀瑾给予积极肯定。
第十节张謇：实业救国的末代状元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在南通民间，张謇被称为“四老师”。
张謇不仅是清末的状元实业家，还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他所开创的“南通模式”，是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有益尝试；他所主张的“棉铁主义”，是实业救国的良方。南怀瑾对张謇的“实业救国”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的实业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满清末年。那个时候讲实业，有个口号叫“实业救国”，4个字，什么人提出来的？江苏南通张謇，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所以这一带在那时就注重实业的影响。
因为中国受鸦片战争的种种破坏，所以发现外国的“船坚炮利”，武器厉害，轮船坚固，我们用的是木船，火炮也不行，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呢，我们这个东方的大国被人家搞得已经吃不住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西方的侵略、日本的侵略，这个日子很不好过的，打得一塌糊涂。那么大家反省，等于现在人要开放发展，所以先提倡实业。那个时候的实业家是先做纺织厂——这个纺织实业你们大家要注意研究了，纺织业与西方文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很有关系，现在我们的纺织业在国际上还跟不上，古代实际上是我们领先的。
南怀瑾对张謇的推崇，主要是因为他倡导“实业救国”。
回顾张謇的人生道路，其间也是非常曲折的。
在清代，冷籍（三代以内无人做过官，或三代以内无人中过举人，秀才）是没有科考资格的，而张謇家便是冷籍。为了能参加科举，张謇的父亲托人安排张謇用如皋县人张育才的名义报名。1869年，张謇考上了秀才。
但是，看到张謇考中秀才后，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索要钱物未果后，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官司延续了数年，最后因为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把冒籍风波平息下来。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结果都未考中。1882年，张謇撰写了一篇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的奏折，引起高层官员注意的同时也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赏识。在政治上翁同龢与慈禧不和，他拥护光绪掌权，为了充实阵营，便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当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对张謇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概婉拒，继续攻读应试。他也许是想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吧。
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大寿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试。二月，礼部会试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向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终于在41岁时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张謇从1869年16岁中秀才，到1880年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参加一次乡试，结果都未考中。1894年，终于在41岁时得中一甲状元。1898年翁同龢被罢官后，张謇自觉官场险恶难测，于是决心远离官场，去创办实业，30年科举之幻梦终于了结。
张謇远离官场后去了哪里呢？其实，早在甲午战败后，为了实现“救贫”、“塞漏”的抱负，张謇便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在南通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实践。
当初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商海时，并没有给他带来实际上的方便。因为筹不到资金，原本计划民营的企业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不得不求助于官方资本。
1895年，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后改名大生一厂）。南通是产棉之地，而且其质地为亚洲之冠，能为纱厂提供优质的原料；南通土布名扬中外，且农村妇女大多为天足，能远走和久立，市场和廉价劳动力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资金，张謇便采用招股融资的办法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之后，张謇又陆续在崇明外沙（今启东）久隆镇和海门创办了大生二厂和大生三厂，在城南创办了大生副厂。并且在吕四和海门的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拥有十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作为纱厂的原棉基地。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资生冶厂、复新面粉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
为了便于货物的运输，张謇还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天生港，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并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成为了当时南通的主要港口。南通也因此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实业和教育一直被张謇视为爱国救亡和民族复兴的两大根本。张謇认为“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非普及教育不足于救亡”，于是，张謇又努力去兴办学堂。张謇主办的通州师范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张謇创办实业的宗旨和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创办实业取得效益以后，有了经济实力便去创办教育，提升民族和国民的素质。这一点很值得现当代企业家学习。
身处清末那个特殊时代，在敌强国弱的现状下，虽然张謇的“实业救国”并没有救得了国，但张謇那种积极的爱国精神一直是南怀瑾所欣赏提倡的。
此外，张謇的勤劳俭朴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账房开来家用，云须四千五百元，福食一项，即须二千，大为不合。余为按人核计，至多不过一千二百元。又他项尚有可省者数百元，大约每年用度以三千二百元为限，亦已不小。另有讯复账房，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切切。”民国元年九月又嘱妻子“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
但是，投资扩张过多也使得张謇力不从心，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他的这种做法严重拖累了“大生”。所以，现代企业家们也要从张謇身上吸取教训，投资扩张要量力而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