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南怀瑾与众不同的智慧展现。
南怀瑾常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要了解现在，了解未来，必须读历史。大家研究经济，发展工商，希望能够回过来借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更要看清楚，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存在五千年，不是容易的事。
这就是南怀瑾经常给工商界人士推荐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典籍的重要原因。同时他还强调，我觉得我们国家，经济、财政，包括金融、银行，自己要研究研究，要建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文化必须自信，文化必须为国家和人民发展提供话语权。因此，南怀瑾给工商业界朋友推荐过不少好书。其实南怀瑾不仅仅是推荐，更是一种南怀瑾式的文化解读，通过他的视角，我们就能够在这些典籍中找到属于中华的人生智慧和商业智慧。南怀瑾一生读书浩如烟海，给工商界推荐的书也很多，如《古今图书集成》、《汉书·食货志》等，我们不一一介绍，在此只能择要而述之。
第一节《大学》和《中庸》：修身处世的实典
彼得·圣吉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斯隆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国际组织学习协会(SoL)创始人、主席，著名管理学家。1990年，他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积极推动人们刻苦修炼，学习和掌握新的系统思维方法，在世界各地反响强烈，连续3年荣登全美最畅销书榜首，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过去20年来5本最有影响的管理书籍之一，他本人也被称为继彼得·德鲁克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
1995年4月，彼得·圣吉应邀到台北演讲，在《第五项修练炼》一书的中文翻译者、高雄中山大学教授杨硕英的陪同下，专程到香港拜访南怀瑾，咨询自己写了《第五项修炼》之后，应该如何再提升，应向哪方面努力。南怀瑾建议他读中国的3本书——《大学》、《中庸》、《管子》。称前两本书不但是个人内在修养和立身处世的实典，并且包含了最高的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至于《管子》，则记述了管仲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以及形而下的用世及治国理念和实际措施。
其实在许多场合，南怀瑾都向工商界人士推荐过这几本书，他还专门写书解读过这些书。2007年7月，南怀瑾在为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学子讲授《新旧文化的企业家反思》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劝你们诸位，真正地反省，做到自己管理。这个管理的学问，最好去读两本书：《大学》和《中庸》，读前面的部分，背出来。为什么只叫你读前面的呢？因为后面是大政治哲学了，管理天下，‘齐家、治国、平天下’，你不要管，先把个人管好了再说。”
南怀瑾这么看重的《大学》和《中庸》究竟是怎样两本书？
《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二书。《大学》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8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每一个都以前一个为先决条件，而“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前4个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后3个是“修身”的必然效果。从天子到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它明确肯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修成。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开篇就讲到“性”与“情”，这是最高的哲学命题。南怀瑾认为，人的修养，内在的修养最难，要读《中庸》。《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这是身心修养的最高原则。
《大学》和《中庸》一样提倡“慎独”，主张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诚心诚意地恪守道德规范。《大学》反对统治者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货，提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些论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南怀瑾说，《大学》是“四书”的第一本书，《中庸》算是第二本。其实《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写的一篇学习心得文章。《中庸》一书是曾子的学生，也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写的一篇学习心得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其价值远远超过《大学》。
南怀瑾一生推崇德和自然，他把《大学》和《中庸》提倡的“慎独”奉为做人和经商的准则之一。“慎独”主张在周围没有人的情况下，依旧能按照“诚”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有得体的行为举止和精神状态，这是难能可贵的。《中庸》指出“不诚无物”，无物即没有自然，可见“诚”是万物的本源。南怀瑾老师认为，这些思想都不是陈腐的，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采纳的。
南怀瑾不仅是常人眼中的国学大师，也曾经走进商界，在经商之道上有独到且供世人品鉴之处。他倡导修建中国第一条中外合资的金温铁路，历时10年，委曲求全，终于建成这条让浙西南人民企盼了近百年的交通大动脉，就是本着《大学》和《中庸》两本书里的精髓来做事和经营的。如果南怀瑾没有这种理念支撑，金温铁路今天或许也能，但绝不会这么快建成，并且在目前全国铁路经营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取得年收益超亿元的骄人业绩。促成这条铁路早日开工，早日给铁路沿线的百姓带来实惠的，不是金钱的力量，是南怀瑾愿意为家乡的进步奉献力量的思想觉悟，是每一位参加建设的工人一心一意克服重重困难的意志。真可谓至诚无息，化育万物。一个“诚”字将宇宙万物囊括其中，把世间冷暖化作一团春风，扑面而来的融融暖意将人间的乌云驱散；一个“德”字将天地万物尽收眼底，把剑拔弩张从容化解，朗朗晴空下是夺目的鲜艳。
世界级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对美国人说，美国人21世纪的主要管理挑战就是提高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效率的问题，问题转化一下，其实也就是那些掌握知识的人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也就是在没有外界管制的情况之下如何去提高自己的贡献。其实这就是《大学》和《中庸》中提倡的管理思想。
中庸之道，体大精微，纳须弥于芥子的涵容，非大智慧的人不能参透其奥妙；公正无偏，宽容大度，不是仁慈的人不能体会到它的妙处。尽管凭空触摸不到，它却须臾不曾离开人生的大学。中庸之道既神奇又玄妙，既朴实又充盈。若想真正切实地感受“道”的质感，唯有静下心来将它钻研。慎独为上，执著为本。要做到德才兼备不是容易的事情，诚信更是难上加难。很多商人也深知诚信的重要性。在开始也是以诚为本的去经营，但是有了一定的成绩和财富以后就忘了“本”，或者看到很多没有诚信的人比自己成功，于是就舍弃了诚信，结果呢？只能是作茧自缚，最终由于丧失诚信而失去信誉和财富。所以南怀瑾循循善诱地告诫人们，并且也身体力行着“诚信”这一信条。《大学》、《中庸》这样的儒家经典书籍，教会世人的不仅仅是做人要仁爱，有德行，还要讲究诚信。
第二节《管子》：中国古代经济学巨著
《管子》是南怀瑾向世界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推荐阅读的三本中国经典著作之一。这本书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贵资料。汉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在诸子百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世界经济学学术论坛与历史谱系中，中国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与声音，一直都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占据绝对的主流、主导地位。但事实上，中国早在神农时代就诞生了经济市场，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市场经济已经逐渐发育成熟，于是产生了可与世界上三部经济学巨著媲美的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管仲。
《管子》一书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涉及了政府税收政策、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货币政策等涉及国家命脉的重大经济活动，并且由于管仲辅佐齐桓公长达40年，所以书中所讲的政策都是经历过实践验证的经济手段，其中有很多方法在现在看来都十分先进，这些经济思想对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的方式和力度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南怀瑾认为《管子》记述了管仲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以及形而下的用世及治国理念和实际措施。要真的研究工商企业的发展，就要好好研究管仲。
由于我国在历史上就有相当大的疆域面积，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不同，农作物类别也不一样，使得管子时期就已经开始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之必要性。《管子》认为，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就是要调节人民的利益，实现国家的大治。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说到底是国家运用财政机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有雄厚的财政储备。没有强大的财政储备，就无法进行调控。所以《管子》有云：“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
国家的调控工具是物资、货币，但最终都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都落实到具体的人。所以，在管仲为齐国理财的过程中，始终突出人的作用，强调“以人为本”。管仲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南怀瑾认为这种以人为本的调控思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很有深度的认识，我们国家当前进行的国企改革、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金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调控，最终的作用点还是在人身上，社会问题本质上就是人的问题。
《管子》对物价的调控方法也做了详细叙述，记录了齐国在同一年中有的地区丰收而粮食便宜，但有的地区受灾而粮价偏高的情况下，通过将货币税折合成粮食税来实现地区间的粮价平衡。不仅如此，《管子》还注意调控相邻两年之间的粮价波动，通过强大的国家财政力量来稳定丰年和灾年的物价水平的波动程度。
令人更加吃惊的是，《管子》还论述了不同国家之间也要注意进行物价调控的问题，并以当时齐国美丽的绢布被低价抢购为实例，给出了“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的结论。南怀瑾认为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新颖、非常超前的，因为这两句话阐述了一条发人深省的道理：价格是国际贸易中的锋利武器，切不可等闲视之。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管子》提出应该由国家运用财政工具来进行调控。若不及时调控，则会导致利禄再也不能驱动富人，刑罚再也威慑不住穷人，于是贫富差距必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情况的对策是对富人收重税，对穷人收薄税，对特殊困难户还有称为“九惠”的社会保障制度。南怀瑾认为，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正在加速增大，收入的再分配必须引入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打击逃税漏税者，为社会最底层的困难群众提供生活保障。
在《南怀瑾与银监会的漫谈》一文中，南怀瑾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然后他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在中国古代叫做“食货”。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可怜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一百年当中，有几个学者回转来研究研究自己的经济学？如南怀瑾所言，我们真的缺少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农业社会的经济、税收、国家财政和商业行为的研究。中国记载的历史多数都是权谋史，实际上经济运行的是默默的财政史，历史大部分都是经济史，而《管子》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系统性经济学典籍，作为中国的商人，理应学习中国的古典经济学经典。
第三节《孟子》：修炼道德的教科书
南怀瑾极其推崇孟子的德学和才识。对于《孟子》一书，他这样表达自己的用意：“现在我们为了要研究《孟子》这本书，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现实社会的环境，就会觉得并不枯燥。而且对孟子的人品和风格，也更有一层深刻的认识。那么才会知道后世的人，为什么把孟子承继在孔子之后，称他作‘亚圣’，不是没有道理的。”
《孟子》是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部，记录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策略，是孟子和他的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的。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四书”之一。南怀瑾研究后发现，读书和管理是一样的。而《孟子》讲的就是孔子以后孟子继承的人性问题，讲的是尽心、人性和修养。他曾说，小时候老师就告诉他，要想写好文章，必须把《孟子》读好，要大声朗读，文章就写得漂亮了。日后的从商经历则让南怀瑾明白，把生意做好，让管理到位，需要从《孟子》这本书里借鉴智慧。
南怀瑾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他曾这样告诫商业界的朋友：要做老板、领袖，搞管理学，就要先管理好自己，将自己性情管理好、智慧管理好、理性管理好，然后再管理别人，再谈事业。基于此，他认为现代人尤其是对工商界人士来说，熟读《孟子》并从中获取尽心做事、提升修养的方法，至少有以下几方面收获。
第一，信义精神。孟子游历齐国与梁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没有采纳孟子的学说作为治国之方略。南怀瑾认为，这两个国君想要的是成就一番霸业，而孟子希望的是实现仁政。所以彼此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尤其对孟子执著于王道的精神而感到肃然起敬，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底线。对此，《孟子》里说：“人者，信人也”，“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南怀瑾讲到这段话时，特意要求大家把它记下来。
第二，尽心思想。南怀瑾在一次演讲中告知听众：“你们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研究佛教的，道教的，要做功夫修养，通通都在《孟子》的《尽心篇》里头，这个大原则非常重要。”就像史书记载的一样，梁惠王告诉孟子说：“对于我的国家，我非常尽心啦！每当河东受灾的时候我就征收河内的粮食送到河东，使灾民免受饥饿的痛苦。当河内受灾的时候我就征收河东的粮食送到河内，这是我尽心仁爱人民的事实，可是我的邻国都没有像我这样做。”孟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梁惠王的行为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南怀瑾非常赞同孟子的观点，他认为，治国也好，经商也好，与个人发展的道理是相通的，一个人只有具有远大的眼光才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第三，分享意识。孟子屡次劝说齐宣王要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并且巧妙地使齐宣王接受了自己的建议。南怀瑾认为，没有分享的人生是一种惩罚。这句话对每个人都是适用的，尤其是想在商场上有所成就的人，更应该学会分享。与合作伙伴分享商业信息，可以及时提醒他们是否有新的商机出现或者是否应该观望一下市场的走势再确定投资方向，如果你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那么他也会留意你所感兴趣的方向。这样一个分享的良性的循环转动起来的就促进投资的稳健性和收益的提高。在有了更好收益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把你的喜悦同下属一起分享呢？
第四，辩证观点。有一次，南怀瑾和别人聊天，顺便讲了孟子的一个故事。一位国君在与孟子的谈话中，聊起了御花园中“囿”的大小。“囿”本来是用来供奉宗庙的或训练军队的，可是到了国家鼎盛的时期，囿却变成了皇帝玩乐的地方，最后还是被敌人占领去了。南怀瑾说，造囿也是有反效果的——天下所有事都有正的一面和反的一面。做生意赚钱了之后可能一时冲动导致后续的投资失败，与供应商不熟悉恰恰会对供应的货物认真检查从而避免产品的安全隐患。这就是两面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不忘时刻规避风险，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或许能激发前进的动力。孟子正是因为能够辩证地看问题，才不断地在思辨中成长、成熟，最终成为了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家。这也是南怀瑾讲这个故事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得意忘形，学会辩证看待问题。
今天中国商业社会日臻成熟，商业人士想有更大的作为，必须持续不断地修炼商德。从根本上说，领导者、经营者的素质，决定了团队的战斗力，决定了个人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多远。南怀瑾认为，中国亚圣孟子的谆谆教诲，对今人仍有很大启发与借鉴意义，因此，多次向工商界人士推荐，鼓励大家好好研究。
第四节《大禹谟》：中国文化之道的诠释
南怀瑾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同工商业发展都关系密切。何为儒、释、道？南怀瑾认为，其实中国文化没有儒、释、道三家的分别，至少没有儒家、道家的分别。诸子百家的学问统称起来即为一个“道”字，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根脉。
那何为“道”呢？对比西方的“认知科学”、“生命科学”，“道”就是中国的认知体系。南怀瑾在应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之邀为海航金鼎俱乐部成员开设《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时，特别选讲《大禹谟》这篇古文来阐述这个中心思想。
《大禹谟》本为记叙大禹、伯益和舜谋划政事的言论，这是梅氏伪古文尚书之一。南怀瑾说，这篇文章为我们讲述了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一切的大原则。这个原则是政治的基础，不管你走共产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你走封建帝王之路，它依旧是政治的大前提。
《大禹谟》选自《尚书》，讲的是尧、舜、禹三代禅让制，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此时为公天下，并非家天下。帝王是由人们推选出的实干家。大禹治水，众所周知。因为禹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以及“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所以舜把帝王传给了禹。南怀瑾认为，这说明了作为领袖应具备3个条件，即：“作之君”，做他的领袖；“作之亲”，变成他的父母；“作之师”，就是成为他的师长。然后大禹又说了“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这是什么？这是法制。除了道德以外，最高还是司法。道德礼让是为政治，政治以外即为法治。
人们知道古希腊有过民主制的最初雏形，其实在中国的上古时代也曾有过这样的雏形，只不过人们没有去深究，没有被挖掘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是一直专制的，实际上在先秦时代，中国同样有着不逊于古希腊的灿烂思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大禹谟》告知领袖的自律是极其重要的。南怀瑾重点讲解了中间的两句话：“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这即是说罪可疑时从轻，功可疑时从重。在有疑点时，要弄清楚，尽量有罪轻判，有功重赏。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道德，后来司法的最高思想。
文中舜帝又告诉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这和老子说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一脉相承。舜吩咐大禹十二字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二字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就是“道”。儒家也好，道家也罢，孔孟圣人，老庄思想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南怀瑾对这十二个字作了精准的解读。他认为，“人心惟危”说的是人的心理、人的思想最可怕了。“危”，就是危险；“道心惟微”，说的是道心精微。这个“道”就是中国文化的“道”；“惟精惟一”，方法是“精”跟“一”两个字，就是要精研要专一；“允执厥中” 的意思就是要诚实，做起来实行中庸之道。这十二字就是中国文化的道统。而所谓的政治大原则的基础，则可以用《大禹谟》里的八字来概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就是政治道德。这是作为一个领导的本身修养，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你的行为、你的策略，是由你的品德来制定的，而后这些行为和策略，又决定着是否能把你公司每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提升到最高处。
“利用”，经济方面的利用是什么，南怀瑾给了解答——对于“利用”，现代人认为是个贬义词，骗了你叫利用你。其实不然，真正的“利用”是做任何一件事时，有利于大家而不是有利于自己。“利用”就是经济学的“正德”，是政治道德达到了至高点后，利用万事万物，造福万民。
“厚生”，这是讲生产发展，从而使人民的生活富足、充裕。
最后讲“惟和”，这是要求一切都达到和平，这种和平不是通过斗争达到的，也不是政治达到了，更不是战争达到的。
南怀瑾认为，《大禹谟》并不是过时的东西。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八字包含了所有文化。这八个字都可以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可以成为写政治论文、经济学论文、博士论文的题材。他说，有人觉得现在的博士生、硕士生写论文考学位很辛苦。可是你以为拿到了学位你就有学问了吗？其实不然，学位都是骗自己的。学问很大，你小小的研究一点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但是你并不是掌握了学问。这样的东西学出来后其实什么事都是做不通的。为了前途，好多人学了管理学，但是管理学是没有学问的，真正的大管理家，都是天才，不是学问学出来的。要知道，最难管理的是自己，自己的思想和情绪。
南怀瑾还特别指出，中国古代文字讲究精简准确，比如何为“谟”，谟是国家公告、中央文件，代表的是谋略，在军事上叫战略，在政治上叫政略，在其他方面上叫策略。再譬如这个“俞”，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两人对话，表示“唉，不对噢”。现在人不懂古文了，所以都看不懂文字了。如果不求甚解地随便读过去，便觉得一点道理也没有。所以子思告诉了我们做学问要做到的五方面：“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做任何一个学问，甚至做事业，做商业，考虑问题都要这样，要博学，什么知识都要吸收。不但要学知识还要学会审问，学会怀疑，做正反面研究，然后还要仔细考虑是指合乎逻辑，最后再去好好实践。
中国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上古传统。舜用这八字告诉大禹做皇帝应该注意的方面。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政治大原则，告诉世人做事的大方向。正因为这八字的重要性，所以南怀瑾才在演讲中重点讲解了这篇文章，着重给予推荐。
第五节《货殖列传》：古代商人的致富经
在《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中，司马迁为春秋末期到西汉时期著名的“富商大贾”写的传记，就是其中的《货殖列传》。包括范蠡、计然、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刀间、师史、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等。司马迁说过，他之所以写《货殖列传》，是由于这些人都是“布衣匹夫之人”，他们的经营活动，“不害于政，不妨百姓”，是靠“取与以时”而致富的。他们的经验可供后来的“智者”采纳借鉴（《史记·太史公自序》）。
南怀瑾对《史记·货殖列传》特别看重。2007年7月，他在太湖大学堂给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师生作演讲时，隆重推荐并讲解这部书。在《货殖列传》一书中，司马迁对致富方法持肯定态度，并做出了精辟的概括，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南怀瑾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儒家、道家都看不起工商业，看不起做生意的人，但是司马迁不同，他极力肯定商人与他们的商业活动，这是一个突破。”
司马迁从合乎人性的角度去研究商业、商人，并总结出经商的真谛，因此《货殖列传》成了古代经济学巨著，得到很多后人的推崇，南怀瑾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多个场合向商界的朋友推荐《货殖列传》，建议大家仔细品味其中经商的精髓。许多人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该怎样做才能求得财富呢？南怀瑾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很多独特思想和做法值得研究、参考。
古往今来，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今天人们在谈论“经济学”时，似乎感觉只有西方的理念最正统。其实，中国古代就有“经济学”这个概念了，只不过叫“食货”。司马迁写《货殖列传》，就是描述古代从事农、林、牧、虞（山泽）、工、商、高利贷等的生产或经营活动。他不仅记载了这些富商大贾的身世、从事的行业、发家致富的经过、财产的数量、经营的规模、活动的范围、从业人员的数目以及和主人的关系，还记述了这些富商大贾的社会地位等。这些珍贵的资料，提供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情况。
阅读《货殖列传》，可以深入了解历史上那些富商大贾的个人修养和经营特点，包括经营思想、个人的能力、作风等，从而了解他们之所以能够致富的主观条件。如司马迁记载了据说是春秋末期与商圣范蠡同时期的计然的经济思想。计然提出粮价太低“病农”，太高“病末”，主张粮价应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中变动，以使“农末俱利”。在商业经营上，他主张“务完物，无息币”。他还认为物价变动是有规律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所以主张在经营时应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还说范蠡运用“计然之策”经营商业很有成效，“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又比如战国时期的大商人白圭，在商业上“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呈现出“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经营方法和作风。这些记载，保存了相当难得的古代工商业者的经济思想，特别是经营思想的宝贵资料，对后世从商者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南怀瑾不仅是世人眼中的国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智慧非凡的实业家。他说，读过《货殖列传》就会知道，商人了不起。而在《货殖列传》里面，每一个故事都会告诉我们管理、经营的道理。并且，它不仅记载了富商大贾的事迹，而且紧密结合春秋末期到西汉的时代背景，描述了产生这些富商大贾的社会客观条件。因此，这一时期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产、人口、农业、工商业等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习惯都得到具体而生动的记录。所以，《货殖列传》也包含了相当丰富的经济史、经济地理和民俗等方面的资料。
综合来看，司马迁在为这些富商大贾作传时，还对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如何看待求富、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如何看待这些富商大贾，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原则等，都提出了他的看法，做了不少评论。所以，《货殖列传》又成为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
司马迁说：“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任何一个人都能创造属于他自己的财富，关键是要懂得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一个懂得经营的人，能使财富不断地向自己聚拢，而一个不善于经营的人，即使原来拥有再多的财富，最终也都会败光。所以一个经商的人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运用自身的智慧来获得成功。反之，“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为此，南怀瑾告诫商界人士，不但要成功赢得财富，还要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多读历史才好，不仅要专注赚钱的事业，也要注重观历史和政治的变化和发展。这对于今天的企业家仍有借鉴意义。
第六节《盐铁论》：义利之辨的财经学说
“一个国家政治，当财经发展时，如果文化的基础跟不上，文化没有跟财经同等发展，国家社会是很危险的。如果光有文化，财经不发展，老百姓生活也不行。汉朝有部名著《盐铁论》，这部书，就是讨论文化发展重要，还是财经发展重要，以及政治、财经、军事、外交的政策，中间、正面、反面，全部都讨论这些问题。”
2005年11月，南怀瑾在上海给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和工程博士班学院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管理》时，专门提到《盐铁论》。2008年6月，南怀瑾再次应邀到上海国际会计学院开讲有关《商业道德》的讲座时，又一次着重介绍《盐铁论》观点。足见南怀瑾对这部历史著作的推崇。放眼世界千年历史长河来阅读此书，中国人能够找到文化上的自信，能够体会中华先祖睿智的锋芒，完全可以站在人类的智慧之巅，让那些对中华文化失望的国人能够重新找到信心和文化复兴的方向。
《盐铁论》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期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和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辩论，后人根据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本书辩论颇多，就发展文化和生产经济的第一性，即应当重视钱还是文化教育，在本书中论辩深刻。
南怀瑾举例表明，在我国有《盐铁论》争辩经济和教育、计划和市场何为第一要义时，在西方欧美经济中占主导的《国富论》尚未出现。而当时在我国汉朝已经对政治和经济发展重要，还是儒家思想、人伦道德重要展开了激烈讨论。现在中国商人满脑子都是钞票、股票、期货这套，这些很容易使人陷入迷惑之中。南怀瑾说，毛泽东也提倡研究《盐铁论》，这是讨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何为第一性的重要书籍，十分值得深入研究。
南怀瑾认为，我国现在讲商业行为都是西式问题中式为主，这些观点都是西方的，站在中国文化立场讲是侵略的，是对财产管理的一种思维方法，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没有研究。他严厉地指出，你们研究工商业的，研究金融、研究经济的，你对中国五千年金融、财政、经济有没有研究过？遗憾的是，没有。研究的都是西方学问，西方的文化。中国自己这几千年仅仅被归结为儒家思想，重农抑商，中国的儒家思想即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第一经济是农业，然后由农业发展为工业，再由工业发展为商业，不能简单地看成是重农抑商。何为商字？商贾商贾，行商坐贾，我国商业从神农开始就已经得到重视。汉代讲究“休养生息”，社会安定，专心发展经济。
《盐铁论》提出“让利于民”的观点，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中国儒家讲的是“道”，这都是人性的问题。天下为公，但是天下没有绝对的公，没人能办到，天下绝对没有绝对的无我。同样天下绝对为私，这也是做不到的，谁也不敢，自古没有出现过完全管自己，不管他人的。所以儒家讲的是中庸之道，公里边保持一部分自私，私里边保持大部分为公，这是《盐铁论》里的大哲学。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话形象概括了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把利仅仅看成赚钱，是缩小了观念。真正的利是做任何一件事时，有利于大家而不是有利于自己，是大利而非个人小利。
南怀瑾提出，现在的商业资本连接私有资产的资本很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说“开放发展以后我们一切都是手上作乱”。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现在的中国要居安思危了。现在的经济状况下，关起门来自己搞文化是要反省的，不懂国际文化，国人赚到的钱又被外国赚走，自己收入有限却还在洋洋得意。自己没有计划，没有思想，这样多少财富都会流失。再者现在很多人讲奢侈品消费，南怀瑾大师严肃地批评了这一现象，声色犬马要不得。
中国几千年文化，学的是孔孟之道——生之者众，用之者广；学的是老道思想——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但中国现在做生意有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商业道德的问题。国人的商业道德在之前有这样一个体现，商店门口贴着的是几千年的文化，上书的是“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家家都贴，说的是经商之人不欺骗、不讹诈，即使是三尺孩童来买东西也是不会欺骗，这就是所谓的童叟无欺，讲的是公平，讲的是道义。现在呢，开放发展后的商店风气是“欺、哄、呵、诈”，几千年的基本道德都没有了。中国看上去富裕了，但是不懂得团结，不重视商业道德，人民辛苦，政府担子也重。
南怀瑾认为，现在中国的学子太急躁，读书不是为了学问，为的是应付，应付社会泡沫需求，从业急躁，跳槽频繁。失去商业道德的财富堆积有什么用？他举例说，人活着不外乎两件事，最难办的是人的欲望——“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存焉”，这是儒、释、道都讲究的问题，一是饮食；一是男女。现在社会风气混乱，男女关系很糟糕，这是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但这并不仅仅是政府问题，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从没有政府出钱培养人才的现象，都是百姓自己培养再卖给政府，这叫“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现在呢，政府出钱培养人才，培养到最后却出了大问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部市场经济发展史，其中只有所谓的社会政策，没有社会主义。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藏富于民，民富国强”的哲学基础上。2000年1月，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魏萼访问上海时，看路上标语仍写着“国富民强”等字，心生疑虑。在从上海返回台北途中，经香港赴南怀瑾寓所拜访时，曾就“国富民强”或“民富国强”有关中国经济思想一事请教南怀瑾老师。南怀瑾说：“国富民强，民富国强，互为因果，法无见后，智者善谋，能者果断。”
根据《盐铁论》哲学，南怀瑾提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原则——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管理，中华文化精神，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第七节《诫子书》：商界领袖必读的修身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篇《诫子书》是诸葛亮在54岁时写给8岁的儿子诸葛瞻的家书，也是南怀瑾从12岁开始背诵且广为传诵的美文。该文言短意骇，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美玉，读来令人动容，虽然只有短短的86个字，但却包含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文章阐述了敬业奉献、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浓缩了诸葛亮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借鉴之处。南怀瑾曾多次滔滔不绝地给工商人士解读。
2007年7月，南怀瑾在为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学子讲授《新旧文化的企业家反思》时，特别强调诸葛亮的《诫子书》。他说，我当年二十多岁教军校学生，就要他们背这个，每天要背来。你将来要做统帅、做领袖，不读这个不行。我几十年来一直在提倡诸葛亮的《诫子书》。诸葛亮不是道家，完全是儒家。他一生的学问精神，就是这一封给儿子的信。我几十年来讲了无数次。
诸葛亮《诫子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南怀瑾是这样解读的。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汉朝诸葛亮这封信问世以后，一般人常常讲的名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就是在这两句名话里提出来的。南怀瑾说，这句话是要人们先学会心境的宁静。他希望中国新的企业家，要注意淡泊，不但生活要淡泊，思想也要淡泊。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是说人要讲学问，要能在一个宁静的环境里，宁静的时间中，宁静地反思、反省、读书，知识的增加，才能的增长，是从学问中来。“非学无以广才”，不求学，不能得到广泛的知识与才能；“非静无以成学”，没有宁静的心境，宁静的思想，你的学问不会深入。
“淫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南怀瑾老师说，这两句话是对起来的，这是汉文的特点，句子是对应的。他认为自己对自己原谅、放逸、不精进是“淫”；“慢”是傲慢，自己认为满足了，了不起了，每个人都容易犯这个毛病。他还说当代企业家们和一般年轻的人读书一样，一看以为都懂了，其实连影子都没有摸到，这就是“淫慢”，淫慢则不能研精、精到；“险躁”，内心思绪跳动，思想不稳定，脾气很躁，则不能理性，管理不了自己。
“年与时驰，意与岁去”，年龄跟着时间跑了，年龄老了，思想衰退了，一岁一岁，觉得自己长大了，今年四十，明年四十一，好像长大了，实际上是衰老了，落伍了。南怀瑾老师用这个解释来警示企业家要珍惜时间，思想要跟上时代。
“遂成枯落，悲叹穷庐”，你马上就要老了，像枯叶一样落下去了。“遂”就是现在白话“就”。他吩咐儿子好好读书，老了自己再后悔，“将复何及也”，到那个时候，走投无路。
南怀瑾曾意味深长地对众人说，诸葛亮这一篇短信，是中国儒家教育目标的浓缩，很清楚。开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说的就是我们国家民族教育的宗旨、教育的方向、教育的目标。先说如何做一个人，再谈事业。诸葛亮的儿子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仗打到最后没有办法支撑了，战死为止，决不投降。这种流芳百世的忠义之举，就是这种教育造就的。
今天西方管理学的探索，就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如何给予人最大的选择自由，其实选择自由的前提就是有自我管理的能力。而诸葛亮的《诫子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已经用精绝之语做过阐述。人的自律程度决定了社会的文明程度，素质之说在中国自古就有。南怀瑾从自己的少年时代就吟诵《诫子书》，并且把它作为自己人生行为自检的训条，人生取得成就的第一条就是自律。他说：“中国自古至今，从孔子、老子、孟子、荀子等哲学家、教育家，到诸葛亮和近现代的每一位伟人，均首先注重道德品行的修炼与提高，不养成良好、高尚的道德品行，则难以胜任社会的需要，更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他认为，《诫子书》提出的修善自身，用俭朴来淳养品德，对于今天我们的为人处世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古人的教育思想、方法虽然简单，却是精辟、现实的，它已经鼓舞了近两千年国人齐家治国，也必将成为今天的我们为人处世的旗帜。
第八节《孔子与中国之道》：欧美人看孔子与中国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孔子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文化人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过境迁，孔子的许多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学者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孔子研究专家顾立雅教授著述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就是西方汉学界孔子研究领域学者的必备参考书。
顾立雅的英文名字是H·G·Creel博士，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员等，是美国著名的老一辈汉学家、孔子研究专家。他的著述，除《孔子与中国之道》外，尚有《孔子真面目》、《传说中之孔子》等。顾立雅的孔子观对现代的欧美人士影响颇大，《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记述了孔子研究背景、孔子生平、儒学思想等相关内容。作者在书中阐述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敬仰，却又与传统的卫道士有根本的不同。顾立雅浓厚的汉学功底以及与中国知名学者的密切交流，使得他对孔子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也是本书成为孔子研究领域中的名著，至今还受到海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原因。
2005年9月，南怀瑾老师应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锋之邀，在上海四季酒店为航海金鼎俱乐部会员和航海集团部分管理干部作了一次题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在讲座中，南怀瑾说：“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同你们工商业发展都有关系的。我希望大家看一本书，这本书翻译名为《孔子与中国之道》，是美国最早的汉学老教授的著作，他的中文名字叫顾立雅。”
南怀瑾没有详细讲述孔子是“真理的使者”，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只是介绍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友兰的同乡，自己的好朋友。译者对作者非常佩服。但从作者的自序里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南怀瑾推荐此书的缘由。
顾立雅在英文版自序中说，在很多人类群体中，孔子都被认为是许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在现代西方的某些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孔子的思想发挥过作用。在东亚，孔子的名字仍然引发着思想最保守者与最激进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他们都在寻求对于有关资料的种种不同注释的蕴意，以证明孔子赞同他们的观点。
当我们从孔子所获得的荣耀着手，审视那种告诉我们这位历史人物背后的传统说法时，我们失望了。在这些传统说法中，孔子被说得毫无独创性，仅仅是热衷于复兴古代的习俗。在对他的生平事迹的叙述中，孔子大体被描述成一个没有个人魅力的人，他的行为也经常与他讲述给他人的思想背道而驰。这种情况不能不让人认为，肯定有某种东西出了差错。传统说法所描绘的这个人和历史事实所显示的情形不甚相符。对此，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传统说法没有实事求是地描述曾经在人世间生活的孔子。本书就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探究。
《孔子与中国之道》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此后作了多次修订。该书问世的时代，虽然是孔子思想随着皇权时代的结束而失去了所谓的正统地位，并且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批判，但顾立雅还是充满信心地认为，孔子思想必将继续影响着中国和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孔子与中国之道》也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在整体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1975年第十五版《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利坚百科全书》都把本书列为研究孔子与儒学的主要英文参考书。在李约瑟所著《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当论及孔子和早期儒学时，主要引证的就是本书的有关观点。在西方学者有关孔子及先秦思想史方面的著述中，本书通常都是主要参考书目之一。近年来，在国内学者的有关著述中，也经常有对此书的引证。尽管如作者引用《论语》的话所说，他的这本书不免“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但是，随着其汉译本的问世和推广，《孔子与中国之道》必定会对读者产生进一步的积极影响。
南怀瑾是对孔子高度推崇的人。他说，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名传千古的圣人，是因为他的思想境界远远高于一般的人。即便如此，孔子仍然心怀谦恭，十分崇敬心中有道的人。孔子对“道”充满了敬畏之心，这可以从《论语·里仁》中看出，他说过：“朝闻道，夕可死。”意思是说，早晨明白了宇宙的真理，即使晚上死去也死而无憾了，惜道重道之心跃然纸上。人世间无论什么样的人，聪明也好，愚笨也好，大多数都是贪生怕死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许多世人的口头禅，意思是说再好的死还不如活在世上受罪好。人们平常所说的害怕，实质就是怕死。如果一个人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然而这样的思想境界却不是一般的人所能达到的。从中国历史上看，崇尚“朝闻道，夕可死”的古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忠义之士，这和西方人尊崇真理是一样的心境。《孔子与中国之道》以欧美人的眼光，讲述中国的传统，见解独到而犀利，把《论语》剖析得透彻明晓，自然对今天的商人成功融入中国商业社会是大有裨益的。这或许就是南怀瑾推荐这本书且不需要说明的原因。
第九节《南怀瑾与金温铁路》：学习投资的参考书
在中国铁路史上，金温铁路开创了合资建设的先河，这条铁路圆了浙西南两千多万人企盼了大半个世纪的梦想。并且，这条铁路全线地形复杂，施工艰难，从申请报批到工程完工，总共投资近30亿元，费时近10年。如果没有胸怀大众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是很难完成这一历史功业的。为此，侯承业根据大量的文档史料、信函传真、合同报表、新闻报道等第一手材料，编著了《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一书，为读者还原其中的来龙去脉。善于钻研的商界人士在这本书中能够找到运营大事的来龙去脉。
1993年8月，侯承业应南怀瑾老师邀请担任金温铁路总指挥部总顾问，亲临工地帮助测绘工程、编制报表材料、指导勘测设计，参与重大项目讨论谈判，是金温铁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为此，侯承业博士根据大量第一手有关金温铁路的资料，以及南怀瑾的口述编写成了这本书，书中真实地记录了金温铁路修建史实。正如刘雨虹在出版说明中指出的：本书的出版，不是为了任何人的功勋，更不是标榜任何事业的伟大，而纯粹为了一种社会影响。因为金温铁路建设是一项牵动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事件，属于社会公众事件，其真相有必要向社会公开。
在这本书里，侯承业讲述了南怀瑾为什么倡导修建金温铁路，在修筑铁路期间的甘与苦，8年筑路的奇特经历等。除教育意义外，更具企业的经历，提供了宝贵的合资经验。刘雨虹说，书中的经验不仅有助于大陆以外的投资者，更增进了大陆方面对外资企业的了解，似乎还具有文化交流的意义。
曾任正大集团香港国际投资公司执行副总裁，并兼任香港正大中国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的陈定国博士，他在给学生讲授投资学时，就把《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一书定为教学参考书。南怀瑾也多次在有关场合谈到，《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一书是许多大学学习投资经营管理师生的必读书目。
在《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一书中，侯承业披露了金温铁路建设的全过程。他说：1989年2月，南怀瑾请贾亦斌为代表和温州市政府在上海初步商谈合作铁路。同年10月，派弟子李传洪等人在浙江与对方签定合作意向书。1992年2月，南怀瑾的香港联盈兴业公司代表和浙江省副省长在港签订合资修建铁路合约，与浙江地方铁路公司合办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中间，向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行融资1200万美元，成立股份公司。1997年，金温铁路全线铺通，南怀瑾将全部股份转让浙江省政府。
做大事者需要平衡心绪，南怀瑾在修建金温铁路之时，真正做到了委曲求全，体制对人心的淬磨甚于工程本身，中国经济体制下，很多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就如此被消磨掉了，十年成事过程中，南怀瑾的心境，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书中披露，铁路修建期间南怀瑾数次给地方政府及相关人士发去信件与录音，流露出他为家乡修路，做好事反觉受挫的心绪。
1994年1月，致浙江省政府领导的信中是这么说的：“老拙离开家乡四十余年，对国内官场习气或未够了解，故以为，金温铁路既系一省之大事，省府方面起码能派一位副省长级大员综绾其责。讵料贵府仅成立一个仅三四级层次之公司应付，以致数年来省府本身竟不知何人负责联系者，宁非咄咄怪事？每次有事，我方公司欲向贵府请示洽谈，其困难程度似乎比皇帝时代晋见一品大员尤甚。”
1997年8月8日，侯承业出席金温铁路全线铺通仪式时，朗读南怀瑾的诗句，“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我想他在说世间须有大道，是一个通往人心的大道。”
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在金温铁路建设过程中，各方参与的人要突破种种障碍都需要大智慧，都需要付出数倍于常人的艰辛劳苦。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怀瑾为使金温铁路由构想变为现实，对整体规划、管理制度、经营方法、股份制度、海外银行融资、领导方法等都做出具体细致的研究，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投资理念的阐述，让广大读者读来都感到十分生动亲切，具有启迪意义。
早在1987年，南怀瑾在美国讲学时，就对来自国内的留美学子提醒说，要有4个基本理念和认识，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是几句和当时环境做妥协的话，听起来像政治口号，其实是用商业的力量，践行服务大众的宗旨，让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一书可以让读者明白，做投资不仅要看到能够预见的商业利益，还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谋福祉，为子孙贡献绵薄之力。只有在利与义之间获得平衡，有了这种责任感，投资实践中才会产生大智慧。同时，它还通过翔实具体的介绍，让读者学习经营中创新思维、人才网罗和使用等商战技巧，获得商战中的真知灼见，让读者能够从中感悟到经商的真谛，充分理解财富的本质。
侯承业说，《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一书给我们展现了南怀瑾倡导建设金温铁路的良苦用心：第一，它打开合资修建公共建设的大门，对全国的建设方法提供了借鉴；第二，金温铁路难度大但造价低，引导地方政府与人民都出钱出力；第三，打开了人心，用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修了一条通往人心的大道。
第十节《中国十大商帮》：地域商帮的创富秘诀
农是社会经济固本之道，商是社会经济拓展之道，二者平衡，才是健康的社会管理之举，然而重农抑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的传统，一直到了明清时期，商业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甚至兴盛，个体的“商”才开始结队成为“帮”，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也开始有所改变。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十大商帮，它们是山西商帮、洞庭商帮、徽州商帮、龙游商帮、陕西商帮、福建商帮、山东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
其实每一个商帮尽力生息发展，都能够带动国家富强，只是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之中，中国人的商智在王权的辖管之下一直没有成为中华的主流文化，所以国富之道实际上就是要“重农扬商”，所以重视中国商业脉络，就成为中国国学传播伟业的一部分。过去，不好的制度扼制了中华商业思想的传播，今日国人已有机会将中华商业智慧摆回历史正位。2007年7月，南怀瑾应邀给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子作《新旧文化的企业家反思》的讲座，在谈到怎样做实业时，南怀瑾说：讲起这个，我就想起来告诉大家，我希望你们在坐的老板们去买一本书，香港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书，叫做《中国十大商帮》，我看来很惊讶，咦！这个香港中华书局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这本书值得你们诸位参考。
南怀瑾推荐的《中国十大商帮》，究竟是怎么一本书呢？
《中国十大商帮》是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10本的商帮故事丛书，它是以地缘、人缘经济学为基础的，详细地介绍了明清商业达到鼎盛的原因，以及期间出现的十大商帮“派系”的发展经过、营商特点和这些商帮崛起、盛衰与当时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这套书通过品读其中的商帮故事，分析其成败的经验，给现代人一些启迪。如果是现代经商者去读，受益会更多。
南怀瑾为什么向众多的企业家们推荐《中国十大商帮》呢？
首先，南怀瑾推崇的是中国十大商帮里所具有的“智、勇、仁、强”的经营素质。
智，就是要有谋略。一个商人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全面的策略，要依据大的形势和方向，做到宏观掌握。南怀瑾主张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以足补缺，以丰补歉，各地物资通过流通，互相支援，这样才是一个有谋略的商人企业家。这种统一大市场的理念正是全球化的核心要素。
勇，就是要果断。经商者在关键时刻要能看准商机，当机立断。商人最忌在关键时刻犹犹豫豫，优柔寡断。
仁，即仁义之心。在经营上，既不忽略小惠小利，也不靠诡计欺诈。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商业道德，要真诚地为顾客服务，因为顾客是上帝，有顾客才有市场，有市场才有销路，有销路才有利润。
强，就是说要稳固加强财富。绝对不能因为有了钱财就肆意挥霍，要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定要保持忧患意识，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所以经营者不但要会赚钱，还要能守住钱，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经商就像是打仗，能打天下并不值得骄傲，要是这天下能永远太平才是真英雄。所以，“强”是经商者必备的素质。“强”不仅是根基强，更重要的是，企业要有强有力的发展后劲。
南怀瑾在强调经营者的“智、勇、仁、强”素质要求时表示，如果一个人不具有随机应变的智慧，果敢决断的勇气，就做不到道德仁义，更不能发展强大，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大成就的。
其次，南怀瑾认为这些商帮的创富秘诀非常值得今天的企业家们借鉴。他曾以山西晋商为例进行分析。他说晋商“学而优则贾”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即使是在许多年后的今天，这样做仍然需要很大的勇气。晋商规模宏大，存在时间长久，经商领域广阔，一方面靠的是客观的地理条件，还有以亲缘为纽带的商帮凝聚力，他们的行为充满了优秀的道德传统，广泛的人脉关系使他们在政治上能得到朝廷的庇佑，商帮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十分顺畅。晋商“学而优则贾”的传统观念在山西家族中影响是很深的，他们十分重视子孙的经商才能，只要有经商的慧根，一定会好好栽培，而那些对经商毫无兴趣的孩子才选择读书成名。
南怀瑾认为，山西商帮赖以成功立业的种种经营制度，其中不少与现代某些西方管理学主张有契合之处，如用人唯贤的人事制度，实行东伙合作制、人身顶股制、学徒制，等等。
另外，很多晋商视企业信誉为生命，在他们眼中，要想保持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信誉，企业员工的道德水平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山西很多大型的企业都明令禁止员工收礼送礼等等。晋商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踏实做人，诚信经商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发展思想和制度化方面实际上已经走出很远，若这样的文化能够得到弘扬，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善莫大焉。
除了晋商在十大商帮中格外显眼之外，江西商人也绝对不可小觑。因为江西地理位置偏僻，而且自然环境恶劣，所以很多江西人为讨生计不得不出门经商。由于资金缺乏，江西商人一般是贩卖本地的土特产品，所以江西最早的商业形式呈现小本经营的特点。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这样描写江西的小商人，说其中的布商是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一直以来，从江西走出来的商人非常多，而且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虽然这种传统的小本经营很灵活方便，但是，这种方式也有不利的方面，由于力量分散，资金不足，很容易在市场上失去优势地位。
江西商人格外讲究商德，这也是南怀瑾非常看重的一点。南怀瑾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江西商帮是个十分注重诚信的帮派，从他们勤劳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上就能反映出来，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江西人身上的自然表现。总之，为了售尽积存的货品和及时地捕捉到商机，江西商人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理念，这是他们发财致富的经验，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效仿的。
唐太宗有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历史演变，朝代更替，先人的失败成功为今天的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就是南怀瑾向工商界推荐《中国十大商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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