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勋章

    杨绛的翻译生涯开始得很早，可追溯到她还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当时她跟钱钟书确立了恋爱关系。一次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随手拿出一本英文刊物，让杨绛翻译其中的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说《新月》要发表此篇译文。

    杨绛心里明白，这可能是叶先生要考考她这个钱钟书的未婚妻是怎样一个水平。她便答应下来，好好完成这个"考试"。但是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翻译这门学问，虽然之前学的是政治，但她并不是很有兴趣。她大略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晦涩难懂，但这是"考试"，必须要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才行。当她硬着头皮交稿给叶公超的时候，叶先生却夸她译得"很好"，并且没过不久，《新月》就真的发表了她的这篇译文。

    《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编委会的领导林默涵先生之前看过杨绛翻译的作品──《吉尔·布拉斯》，便决定由她来翻译《堂吉诃德》，之前并没有规定采用哪个版本作为翻译的对象，杨绛经过多方比对，觉得各有千秋。

    《堂吉诃德》在西方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哈姆雷特》、《浮士德》都堪称经典之作。

    为了更准确地翻译《堂吉诃德》，杨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因为之前对多国语言有学习的经验，所以自学起来相对比较轻松。一九六一年开始翻译，直至一九六六年，她完成了整本书四分之三的内容，因为"文革"，中间停滞了很久，一九七六年才完成全部的翻译工作。

    最后杨绛决定翻译西班牙原版，这样最靠近作者本意，版本就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著的最权威的版本。

    因为对学习语言的痴迷，他们两个人还有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两个人在泡脚的时候发明了一个游戏。钱钟书使用意大利文，杨绛使用西班牙文，一个人说一个词，另一个人需要用自己使用的语言说出对应的词，两个人玩得很开心。

    在"破四旧"的时候，经常有人破门而入，进行抄家。无论发现任何跟"革命"有关的东西，一律销毁，因为杨绛和钱钟书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问题大部分来自文章，所以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各种有字的纸张。

    当时杨绛为了安全，几乎销毁了家中所有带字的东西，包括之前保存了许久的跟家人来往的信件和创作学习的文字资料。她舍不得将翻译了大半的《堂吉诃德》毁掉，这是她两年孜孜不倦的结晶，凝结了她无数的心血。

    她想了很多办法，用很厚实的牛皮纸把文稿死死地包住，然后用绳子"五花大绑"，仔细地藏起来，如果这些稿子被发现，里面的内容会被认定为是"黑稿子"。

    厚厚的稿子很有重量，杨绛双手抱在胸前，挤上了公交车。她打算去办公室，交给可靠的人保管。之前办公室的组秘书对待她还算友好，希望他能帮自己这个忙，但是组秘书表现得模棱两可，这东西像个定时炸弹，他不敢收留。

    后来，译作《堂吉诃德》交给了小C，之前他还只是个通信员，经过"改革"如今已经很有地位，但是他所在的队伍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范围内的，就径直拿走了，杨绛站在那里，愣住了。

    后来，杨绛又经过多次"教育"，组织上要求杨绛去掉自己脑袋中的"黑思想"。杨绛就想向组织申请，能不能暂时把之前收缴的稿子还回来，好让自己对照自己之前的"黑稿子"修正自己的错误思想。组织的答复是："黑稿子"太多，一下子找不到了。

    再后来，杨绛被安排打扫女厕所，她每天都边"工作"边搜索自己的稿子的踪迹，希望能找到它。她借口擦擦玻璃或者打扫窗台，就进入房间寻找，找了很久。

    直到有一次，一个偏僻的储藏室需要打扫卫生，她打扫废纸堆的时候，居然看到了自己当时五花大绑的稿子，她激动得像是找到了失散的亲人，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能再把稿子留在这里了，她十分不放心，担心再分开今后就找不到了。她决定先放到女厕所，然后伺机带出去。负责看着她的是个年纪偏大的老干部，她趁着老干部转过身的时候刚要往外走，被另外一个人看到了。

    那个人大声问她："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这时候老干部回过身看到了站在身后的杨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杨绛说："这是我的稿子！"老干部看到她抱着的东西，一下子明白了杨绛要做什么，语气平和地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

    杨绛把稿子抱得更紧了，虽然万般不舍，但也只能交出去，老干部答应杨绛可以把稿子暂时放在这儿。杨绛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担心不够好，最后选择了柜子的顶上，才落寞地离开。

    又过了一段时间，思想改造的风潮渐渐退去，一切已然趋向平静。杨绛心中一直放不下的稿子依然在外流浪，她试图找回，一直未果，直到遇到了之前那个组秘书，这时此人已经成为学习小组组长。一天，杨绛趁着晚上学习的时候，写了个字条给他，请求找回自己的稿子。

    第二天，他就真的把稿子找到了，交到了杨绛的手里。杨绛激动得不知如何表达，只是紧紧地抱着它，心想它终于回家了。

    后来杨绛经历了下干校的"冷却期"，再看自己之前翻译的稿件，不太满意，决定重新提升一下翻译的程度。

    一九八七年，《堂吉诃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它的出现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中译本的《堂吉诃德》很快也受到了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肯定。先后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库"、"名著名译"、"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等，总印数达七十余万册。

    《堂吉诃德》定稿的时候，钱钟书的《管锥编》的手稿校对工作也刚刚结束，钱钟书提议，他跟杨绛交换题签。杨绛笑着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钟书答："留个纪念，好玩儿。"这对文坛的"神雕侠侣"如此"笑傲江湖"，让人艳羡。

    五月，西班牙访华的先遣队来到中国，正赶上北京书店门前排长队购买《堂吉诃德》的盛况，让这个先遣队印象十分深刻。这一年六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因杨绛在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上作出的贡献，她被邀参加国宴，邓小平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一言难尽，杨绛只简单答了句："今年出版的。"一九八六年十月，西班牙国王亲自颁奖给七十五岁的杨绛。杨绛获得"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杨绛回忆自己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制订了详细的翻译计划，毕竟这是个庞大的工程，"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这无疑十分耗费时间和精力，也很考验译者对两种语言的运用能力及了解深度。

    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她每天只翻译五百字左右，字字珠玑！一个句子，她会有好几种翻译的方式，经过细细比较，选择她认为最合适的，如果都不满意就重新查资料翻译，力求完美，几近苛责，追求"信""达""雅"。七十二万字的稿子，前后二十年才完成。

    她所理解的翻译，不仅仅是将异国的单词换成中国的汉字，而是同样的故事或者事件，用同样精美的汉语言文学方式表达出来。她说自己是"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原文"主子"，还有译文读者这个"主子"，力求双方都满意。

    杨绛不仅翻译了《堂吉诃德》，还围绕着整本书，发表了一组论文，阐述整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存在意义。

    因为这部作品，杨绛也被推举成为中国翻译家学会的理事。

    《斐多》是杨绛翻译的另一部作品，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柏拉图，是一部哲学作品，讲的是苏格拉底就义时，与门徒就灵魂是否不朽的事情展开的对话，最后饮鸩赴死。原著的语言是她之前不懂的古希腊文，她选择了这个困难的"课题"来做，依然坚持不刻板地按照原文的每个单词翻译，更注重文章的整体性和易懂性，让人们读起来能够理解原作者的本意。翻译这部作品，也让杨绛经受了一次思想和灵魂的洗礼。

    这部作品出版后，被很多读者喜欢，被称赞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台湾女星林青霞曾经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坦言，自己很希望成为杨绛一样的作家，"她翻译的《斐多》让我很震撼，我买了很多送给朋友。"

    《堂吉诃德》出版之后，引起西班牙的重视，当时通过驻华大使多次邀请杨绛出访西班牙，前后邀请了三次，前两次杨绛都礼貌地拒绝了。第三次邀请，杨绛心中不忍再次拒绝，自嘲"赖不掉了"，钱钟书打趣她："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于是在一九八三年，杨绛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出访西班牙，并有很大的收获。她利用各种间隙，去解决自己翻译时候遇到的问题，一些词在她翻译文章的时候叫不准，而当时的字典单词量有限，有些词没有在其中。

    例如，在翻译《堂吉诃德》的时候，堂吉诃德口中总出现一个名字──"托斯达多"，读起来类似"多斯达笃"。她经过多方查找，这个多斯达笃是西班牙阿维拉主教的译音，而托斯达多只是个绰号，意思就是"焦黄的脸儿"。出访的时候，心细的她在餐桌上发现了一个包面包的玻璃纸，上面印着"Pantosotado"，里面包着的面包，就是焦黄的颜色。

    在之后游览托雷多古城大教堂的时候，她请教了当地的导游，才知道托斯达多是一位吉卜赛混血儿，所以脸色焦黄，有别于西班牙本地白人的脸色。他也是位出名的作家，也是第一位出现在我国文献里的西班牙作家。

    这次出访，杨绛专门去塞维利亚的印第安档案馆寻找塞万提斯的相关资料，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当馆长得知这位东方女性正是《堂吉诃德》中文本翻译者的时候，很感谢她的贡献，并复印了一份塞万提斯的亲笔申请书，因为是原文稿件，上面的签名依然清晰可见，十分珍贵。

    杨绛的口才也十分好，总是能几句话就抓住大家的兴趣点。在塞万提斯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的纪念会上，主办方邀请杨绛出席，并希望她发言。

    当天参会的都是拉丁美洲各国的大使，第一位发言的人主要介绍塞万提斯的生平简介，气氛十分沉闷，大家也都没什么反应。杨绛发言的时候，几句话就获得了满场的掌声。

    她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就是说，天上的日子愉快，一眨眼就是一天，而人世艰苦，日子不那么好过。我们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塞万提斯离开我们人世，已三百六十六年，可是他在天上只过了三百六十六天，恰好整整一年。今天可以算是他逝世"一周年"。我们今年今日纪念他，最恰当不过。"

    现场嘉宾无不为这精彩的讲话鼓掌大笑，本来外文委觉得三百六十六年不是整数，没什么开的意义，一下子被杨绛解释得如此巧妙，十分敬佩。西班牙大使也为这精妙的解释吸引了，上场时只是简单的握手鞠躬礼，下场时大使行的吻手礼，他的夫人跟她热情地拥抱。

    到英国伦敦出访的时候，杨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专挑在国内没法找到的书，想尽快都看完，免得留遗憾。到了伦敦，便省一切能省之事，只扑进大英博物馆。回国之时，带得最多的也是各种期刊书籍，满载而归。

    杨绛和钱钟书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大使，多年的留学经验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创作工作，让他们深知，掌握外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经常鼓励年轻人："多会一门外语，好比多一把金钥匙，每把金钥匙都可以打开一座城门。城里有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好像一个大乐园。你们如果不懂外语，就会比别人少享受很多东西。"

    她用亲身的经历讲给年轻人听，希望大家少走弯路，不要放弃重要的东西。亲切的"现身说法"让听者受益匪浅，也让更多人投入外语学习中来。

    从前有个女儿叫阿圆

    杨绛的小说创作也没有停止，在出国之前她已经发表了《璐璐，不用愁！》，这让她一直对小说的创作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一九八一年，她开始整理自己的小说作品《倒影集》，旨在把自己比较优秀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发表，作品以描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生活故事为主，包括《"大笑话"》、《"玉人"》、《鬼》、《事业》，还包括了之前的《璐璐，不用愁！》，并于次年出版。

    作品一直保持着杨绛诙谐、幽默的叙述方式，征服了很多的读者。其中《"大笑话"》是钱钟书认为她写得最好的一篇中篇小说。文章看起来夸张，却十分幽默，讽刺意味极强，描述了一个由女人们构成的世界，女人们的形象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她们却汇聚成了一幅"百丑图"。

    故事的女主角陈倩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在从上海去北京取先生遗物的时候，不料热心肠的太太们给她安排了相亲的约会，一场闹剧就这样上演了。

    各路女神仙上演各自的好戏，探听隐私，虚伪自私，互相吹捧……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小算盘，盘算着别人，也算计着自己，最后发现自己本身就是个闹剧，女人的世界是是非非，最后陈倩上了回去的火车，结束了这场悲剧。

    在这个家中，每个人的作品，都会有两个固定的读者，杨绛的作品读者自然就是阿圆和钱钟书先生。阿圆曾经跟父亲聊到他们两个人写作的风格，阿圆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whisky），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钱钟书也认同阿圆的看法，他一直觉得杨绛的散文要好于自己的，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还打趣说要是把自己年轻时候的作品跟杨绛的一起出版，就是自己献丑了。钱钟书是从心里欣赏杨绛的作品，对于外界对杨绛的称赞，他也很骄傲。

    转眼几十年，杨绛和钱钟书已到暮年。杨绛开玩笑说，他们已经是"红木家具"。就看起来结实，实际上是用胶水粘着的，一碰就容易散架子，挪不了了。

    年轻时候，杨绛身体不太好，吃的东西也不多，一直瘦小。老了之后，倒是钱钟书身体不好，经常感冒，杨绛便跟护士学如何打针，她亲自给钱钟书打。一九九四年钱钟书住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膀胱癌，手术过程中发现右肾萎缩坏死，也一并切除了。

    这是一场大手术，尤其是对钱钟书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杨绛担心钱钟书的身体，钱钟书术后五十多天杨绛一直陪在病床前。医生护士看杨绛疲惫的样子，劝她回家休息，换其他人来看一看，杨绛疲倦的面容带着微笑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钱钟书也心疼自己的夫人，看她日夜守在那里，日渐憔悴，便让她找别人来。杨绛不肯走，她不放心别人照顾钟书，只肯亲自来。钱钟书再提这件事，她就聊别的，转移话题，钱钟书也知道是拗不过她的，就没再提了。

    钱钟书出院的时候，杨绛本就瘦小的身体已摇摇晃晃，让人看着就心疼不已。

    那段时间，为了让钱钟书恢复得更快，心情更好，阿圆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周末再回婆婆那去看一下。她总会带些教学的书过来，还会带家里用的日用品，也会带来一些外面的新鲜事儿，讲给他们听，逗他们一笑，一家人在一起总是那么开心。

    出院后，钱钟书身体就一直不好，反反复复，不久又进了医院，这次一住就是四年，直到生命走到尽头。

    这次检查的结果也很不好，膀胱颈上也发现了癌细胞，手术之后又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紧接着抢救，最后开始做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慢慢地连话也不能说了，但是杨绛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是能听懂的，证明他的头脑很清醒，他用眼神回应着。

    杨绛一直陪着他，都很少回家，但是又担心钱钟书的身体顶不住，就在家熬鸡汤来给他补身体。钱钟书已经不能正常进食了，只能把鸡汤混在营养液中。为了保证钱钟书的营养，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伙食"，因为他只能鼻饲的方式摄取，杨绛很细心地处理食物，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鸡肉也要把肉筋挑出来，然后捣碎成细细的泥才可以，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这四年一直这样坚持着，阿圆也很忙，工作很累，她舍不得女儿来回跑。阿圆一周来两次，跟爸爸谈心，聊聊工作和学校里的事，这些都是钱钟书爱听的。此时的钱钟书已经没有力气像平时那样聊天，但是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得出，女儿来的时候，他最开心。

    阿圆每次都比杨绛早退一小时，钱钟书心里记着时间呢，要是提前几分钟走，钱钟书便会生气，说："没到时间呢。"等过了几分钟，他便让阿圆走了，他心里计算着时间，不用看表也很准，阿圆称他是"爸爸"灵童""！

    但不久以后女儿也病了，住进了医院，这让杨绛又受到一个天大的打击。

    女儿的病，跟工作的劳累有关系。阿圆继承了妈妈的淡泊名利，只钻工作。阿圆的工作很出色，也很用心地做学问，先后做了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

    从一九六六年从事英语教学开始，一九七八年公派至英国兰开斯托大学进修英语及语言学，一九八〇年回国。一九八六年晋升教授。一九九三年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一路走来，阿圆一直是杨绛和钱钟书的骄傲。

    她一直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要备课很晚，第二天还要走很早。学校当时人手不够，所以她身上的课也很多，因为她住的地方跟学校很远，需要坐很久的车。一直以来这样大压力的工作，她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了。

    那段时间，阿圆身体开始不舒服，先是咳嗽不止，刚开始以为只是着凉感冒，然后又腰疼。家人劝她去医院看看，她为了节省时间只去了校医务处，诊断可能是支气管炎，开了点药吃当是治了。

    阿圆腰疼越来越严重，后来连弯腰都费劲，没有办法蹲下捡地上的东西，但她一直也没去医院，由此耽误了病情。这些事情她并没有告诉妈妈，当时的杨绛正在照顾钱钟书，她心疼妈妈。

    她对妈妈说，腰疼是因为"挤公交汽车闪了腰"。就算病痛如此折磨她，她却从没耽误过工作，甚至还去成都参加了当年全国高校外国语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会议。回来之后的一天清晨，阿圆腰疾发作，甚至起不来床，她才决定去了医院，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骨结核，而且脊椎已经有三节发生了病变。紧接着又发现肺也有些问题，随即办理了住院手续。

    专家会诊的结果，让她很吃惊，此时的她已经是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已经扩散，病情很严重。入院之后病情也没有得到控制，阿圆日渐虚弱起来。

    阿圆住院后，除了每天固定地打针吃药，躺在病床上依然看书和工作。可是身体的疼痛让她看一会儿书就得歇息一下，写几个字就会酸痛不已。

    对于母亲，她一直隐瞒着，报喜不报忧，两个人每天都会通下电话，她们把这种方式称为"拉指头"，因为没有办法像见面后手拉手般亲热，所以便只能到达"拉拉手指头"的级别。

    妈妈知道阿圆病情的详细情况的时候，无疑是晴天霹雳。阿圆却不让母亲来探望，她知道如果母亲看到自己憔悴的样子定会更伤心。当时的阿圆，因为化疗，一头黑发已经掉光了，她笑称："我现在是尼姑了。"

    她继承了母亲的乐观和坚强，面对来探望的学生总是谈笑风生，很少聊到自己的病痛。杨绛也不敢把这些事告诉钱钟书，只是说阿圆住院了，是骨结核，但是可以治好，一年左右就可以出院了。钱钟书听了说："坏事变好事，从此可卸下校方重担。此后也有理由可推托不干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她先于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之前的几天，她似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快支撑不住了，她提出要见妈妈。看着自己心爱的孩子因为病痛的折磨变了样子，却强颜欢笑地跟自己说话，那般感觉应该是撕心的痛吧。

    阿圆在最后的时间曾给杨绛打电话说："娘，你从前有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去世前一天，杨绛拉着阿圆的手，对她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阿圆就笑了，笑得像花一样，也像孩子的样子，在妈妈身边，多大都是幸福的孩子。

    钱瑗火化的时候，杨绛没有去，她需要去医院照顾钱钟书，更是不忍面对那样离别的场面，心中默默送着女儿，愿她慢慢走。在钱瑗充满笑容的遗像旁，摆放了一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寥寥数字：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每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流泪。为钱瑗，也为最爱钱瑗的爸爸妈妈。

    钱瑗生前曾说，骨灰不用留。但钱瑗走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师生们舍不得她，他们恳求杨绛先生留下钱瑗的部分骨灰。后来，他们将骨灰埋在校园内一棵雪松下。在钱瑗离开差不多百日的时候，杨绛去了那棵雪松的地方，安静地坐了坐，她套用东坡的悼亡词："从此老母肠断处，明月下，长青树。"后来有人看到了她，她便默默地离开了那里。

    永远的"夫在前，妻在后"

    女儿离开后，杨绛迅速地坚强起来，因为另一家医院还有同样很需要自己的丈夫，八十多岁的老人，正是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她却一直照顾着亲人，还要经受这般的磨难。她希望钱钟书能挺过这个鬼门关，可以好起来，她每天都在鼓励钱钟书，要坚强。

    还有一个大问题需要杨绛一个人面对，那就是阿圆离开的事情，如何告诉一直住院的钱钟书。怕钱钟书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她决定先隐瞒这件事，装作阿圆还很好，每天依然作为传话员，还读阿圆写的文章给钱钟书听。

    大概四个月之后，钱钟书的病情比较稳定，杨绛思考再三决定将实情告诉他，总不能一直隐瞒下去。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地将这件事渗透给他，最后将实情告诉了他，他点了点头，也许他心中早已经有预感了，只是没有说出来吧！

    要知道，钱钟书跟阿圆是最"哥们儿"的，父女之间有着难以言明的爱，他们跟杨绛撒娇的方式就是"欺负"她，例如，杨绛出国的时候，只有他们父女俩在家，两个人就不打扫房间，连床都不铺，等到杨绛回来的日子快到了的时候，才应急整理一下，等到杨绛回到家之后，阿圆便会轻声地跟父亲嘀咕："狗窝真舒服。"

    时间并不会因为有爱而驻足。钱钟书已成为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他生日那天，下着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到医院祝贺钱钟书的生日，杨绛代表丈夫表达了感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的病情相对比较稳定，杨绛稍微松了口气，但是这段时间并不长。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的时候钱钟书病情出现了反复，开始持续发烧。院方得到中央的指示，全力想办法，组织了专家研究处理办法，却一直没有控制住他的病情。

    杨绛心里明白，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活"，之后不久便离开人世，陪伴女儿去了。

    最后的时间，他似乎没有了痛苦，杨绛守在他的床前，用家乡话一直在他耳边说着什么，直至他停止了最后一次呼吸，杨绛在他额头留下一个轻吻，吻过一世桑田！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著名作家、文学家钱钟书离开了，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便是杨绛先生的丈夫。在"临行"之前，钱钟书曾把自己的葬礼嘱咐给了杨绛："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保留骨灰。"低调了一生的他，决定用最朴素的方式宣告人生的结束。

    他把这个最后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结发六十多年的妻子──杨绛。这是他这辈子最放心的"朋友"了，有她在，他什么都放心。

    杨绛按照他最后的要求，涉及丧事的一切从简。在医院，杨绛为钱钟书换上了他最喜欢的衣服行装，好几件都是她亲手做的。之前杨绛要把这些旧衣服捐出去，遭到了钱钟书的阻拦，他说这些衣服"慈母手中线"，丢不得，因为舍不得。

    钱钟书在医院的告别式，一些得知了消息的人在这里做了凭吊，人很少，房间里也没有布置鲜花和挽联，只是"穿戴整齐"的钱钟书安静地躺在那里。钱钟书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深蓝色的贝雷帽，灰色的围巾，像之前他常常打扮的那样，安静得像睡着了，陪伴他的只有白的床单、青的松柏，还有杨绛亲手扎制的花篮，里面有紫色的勿忘我和代表纯爱的玫瑰……

    最后送行的，也只有家人，还有闻讯赶来的至亲朋友，一切都按照他最后嘱咐的进行的，将他送到八宝山的火葬场。在火化之前，杨绛最后一次掀开那盖在脸上的白布，仔细看着他的脸，静静地取下眼镜，目送着他进入火化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分开，那句"只有死别，不再生离"依然响在耳边！

    大家怕她太伤心，劝她离开，休息一下，她不肯离开，就站在那里，最后的这一站，她也要守着他，像过去这六十三年经历的每一件大事一样，她都要守着他。

    最后他的骨灰就近抛撒了，所有的事情跟他嘱托的一样。有人跟杨绛说，可以把葬礼办得隆重些，但是杨绛还是坚持这么做。她也婉拒了大家送的鲜花和挽联，以及其他的一些表示。

    所有的事情办完之后，疲惫的杨绛回到住所，现在剩下钱钟书安排的最后一件事要做好：好好活！她与钱钟书相扶相守六十三载，用自己的一生讲述了什么叫作纯净的婚姻。

    杨绛只求能比钱钟书多活一年就好，这样她便能很好地照顾他到最后，也应了那句话"夫在先，妻在后"，她的愿望实现了，也别无所求了。杨绛说自己是钱钟书的尾巴，两个人互敬互爱一辈子，钱钟书对她是十分崇拜的，还说在翻译方面，杨绛要比自己做得好。

    钱钟书住院之时，有人带着钱钟书的诗集《槐聚诗存》想请他俩签名，到了才知道钱钟书已经住院半年多了，康复的时间依然遥遥无期。不过杨绛代钱钟书签名盖章，还特意把钱钟书的名字写在她名字前面，她还一边盖章一边微笑着说："夫在前，妻在后。"

    在钱钟书离世的那段时间，一位朋友上门去探望杨绛。进门后还没说话，看到杨绛一个人坐在那里，孤孤单单，来的朋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泣不成声。杨绛忙拉过她的手，安抚她说："你比钱瑗小四岁吧？傻孩子，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钟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钟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刚刚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还安慰替她伤心的人，她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坚强，让人不得不敬重她。她用她的大爱守护着爱人和女儿，守护着她心中的家。

    之后的日子，杨绛就更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只在家安静地看书，很多人想上门拜访，也都被她一概拒绝了。她爱读书，赋其为一种精神的享受。

    书中的世界，一直是她和钱钟书所向往的，之前每到一个地方，最爱的便是图书馆了。她爱读书，读书可以带她去"串门儿"。每一本书后面都有一扇门，只要你打开书，便可以轻松地了解这扇门后的故事。

    杨绛写过一篇名为《隐身衣》的散文，文中提到她们夫妻俩最想要的一样法宝便是"隐身衣"，这样就可以"大隐隐于市"，躲开喧哗世界，专心看喜欢的书，她也很喜欢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她喜欢"隐身"的生活，不被人打扰，自由地思考和读书，这是她跟钱钟书一生的愿望。低调、睿智、平静是她的关键词，她很欣慰自己"甘当一个零"，从最低点出发，每一步都是进步。而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先学会含忍。

    杨绛年事已高，身体也大不如前，但她依然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继续工作。她想把钱钟书生前很多没有整理完的稿子和笔记整理出来出版，也算继续做他的助手了。

    杨绛曾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时间很紧张，她生怕做不完。

    钱钟书有很多手稿，被放在抽屉里、柜子里、箱子里、麻袋里、书桌上，零零散散，跟着他们辗转多地。很多人来电话，想要出版钱钟书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坚持要自己审过才行。

    现在钱钟书走了，这个工作杨绛就接了过来，她自称是"钱办主任"。这些稿子有些因为颠沛流离已经破碎，她就一点点地拼起来，粘好，然后装订起来，重新审一遍。

    也多亏了"钱办主任"，让钱钟书更多的优秀作品能够出版面世，否则会成为文学界的一大损失。虽然这些稿子出版前，没有经过钱钟书亲自确认，但是杨绛也舍不得就这样"放弃"它们，所以还是决定作为资料出版了。

    很多手稿字迹已经模糊，杨绛就凭着自己对钱钟书的了解，一点点复原着，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一段时间杨绛常常失眠，怕来不及做完这些事，愧对了钱钟书。

    数量庞大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手稿数量，经过杨绛后期的整理，共有外文笔记一百七十八册，总计三万四千页；中文笔记三万多页；"日札"二十三册，两千多页，加起来共有四十卷之多，这其中她倾注的精力可想而知。

    外文笔记涵盖了英文、法文、德文、意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多国文字，大部分都是手写的，记录读到一本书第几页第几行的所思所想。杨绛不太懂德文和意大利文，作为《围城》的德文翻译莫芝宜佳博士帮了她不少忙，她也是最早翻译《管锥编》的外国学者之一。钱钟书中文的笔记则是跟日记混在一起的，在记录每天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也记录当日读了什么书，有什么观点和看法，因为之前特殊时期的涤荡，很多稿子已经支离破碎了。

    而"日札"就是单纯的读书心得了，大部分是中文书写，也穿插了外文，所读的书，古今中外，种类繁杂。有人说钱钟书记忆力超强，能够过目不忘，但是只有杨绛知道，钱钟书是好读书，且会读书。他很认真地做笔记，而且好的书他不止一遍地读，多的时候会读三四遍。

    最后，《钱钟书手稿集》出版的时候，杨绛依照两人之前的约定，为该书亲自题写了书名，作为纪念。

    出版社对此书也十分重视，希望最大限度地还原钱钟书先生的手稿，引进了最先进的扫描仪，也指派了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件事。前后共耗时两年，工作人员将每一篇扫描下来，分成小区，然后每小区用技术手段去除污点，再调整清晰度，达到力所能及的效果。

    出版这套手稿的项目在二〇〇〇年耗资三百万元，是一笔很大的资金，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为人类历史保存了这份难得的资料，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也让杨绛了却了心中一件最大的事。

    《钱钟书集》收录了钱钟书全部著述，全书都为繁体横排，对《塞上》、《柳枝词》、《对雪》、《寒食》和《村行》等宋诗做了注释，杨绛也倾注了很多心血。

    "钱钟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六十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钟书集》只能是菲薄的贡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杨绛如是说。

    人生最坦然的时刻，便是来到了生命的边缘，可以平静地回首一生的往事。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刻变成了巨大的怪兽，看似不可战胜，看似没有希望，回首之时，却只是一记笑谈，云淡风轻般寥寥几字便带过了；有些事情当时觉得是件莫大的幸事，到头看来，也只是个苦难的伏笔。这是只有历尽人世沧桑后，才能体会得尽的人生奥义。

    作为家里留守世间的人，杨绛安静地完成每一件余下来的事，世间繁杂故事，皆已淡然。百年的沧桑此时只是额头的几条浅浅的纹路，头上丝丝的白发，还有从内而外散发的淡然，留下的文字只是证明她和他们，都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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