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指导和要点提示

    本章第一节讲立意的重要性。写文章要意在笔先。立意是文章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主导着一篇文章的全局，处于决定性的支配地位。立意的考虑，实际上是对整篇文章的谋划。写文章，一定要重视提炼主题思想，意在笔先。

    本章第二节讲立意的产生。亦即主题的形成。主题是作者对生活本质意义的提炼和对某一问题的深刻见解与概括。从认识论说，主题的形成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的思想认识的飞跃和升华。主题的形成是个艰苦的认识过程，一方面要有丰富的生活和知识积累作基础，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辨析真伪善恶的判断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自觉地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思想飞跃。高尔基说，主题的产生就是把大量印象泥土压缩成石头的过程。学习这一节，要明确从材料中提炼主题的过程和要求，掌握怎样把“泥土压缩成石头”的规律和技巧。

    本章第三节讲立意的选择。提炼主题要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最重要的，同时还要考虑现实斗争的需要，使主题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初学写作者常常忽视这个问题。

    本章第四节讲立意能力的培养。提炼主题是一种综合运用观察力、想象力等多种能力的思维过程。立意能力的培养，就要从培养思维能力入手。要达到立意明确、集中、深刻、新颖的要求，必须训练思维的灵活性、敏锐性、深刻性、独创性。

    写文章要意在笔先

    立意，就是文章主题思想的确立。

    主题是个外来词。原出自希腊，后传到德国。主题最早是一个音乐术语，是指乐曲中最具有特征，并处于优越地位的旋律，亦即主旋律，它表现一个完整的音乐思想，为乐曲的核心。后来被移植到文艺创作中，日本从德国翻译过来叫主题。我国使用的主题这个词，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一般写文章所用的主题，是指通过文章的全部材料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作者的写作目的、意图。“意”是我国古文论中使用的术语，它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主题”、“主题思想”。在古文论中，和“意”含义相同或相近的术语还有义、理、旨、主意、主旨、主脑等。

    确立主题是文章构思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主题是文章的灵魂和统帅。好比一个人的生命要有灵魂作主宰，灵魂的高尚低下决定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大小一样，主题就是一篇文章的灵魂，它是一篇文章价值大小、得失成败的决定因素。所以古人认为“意”是“一本所系”，“一身之主”，“文以意为主”，“意高而文胜”，“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把主题比作统帅，是说它象军队里的指挥官那样，写作的各个环节都要服从它的调遣。选材、布局、语言、修改，以及表现技巧的使用，都要以它为准绳，为尺子，即古人说的“字字句句受命于主脑”。不然的话，就会如李渔所说：“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逐节铺排，有如散金碎玉。”（《闲情偶寄》）

    既然是文以意为主，写文章就应当意在笔先，没有意就不能轻易着笔，“意之所至，滔滔汩汩，意所不至，不复强为。”（周亮工《王于一遗稿序》）清人张惠言说：“夫意在笔先者，非作意而临也”，“熟之于中而会之于心”。这就是说，要意在笔先，不是“临笔作意”，动笔前就要“熟于中”、“会于心”。意在笔先，立意有高致，才会文思畅达，从容着笔，写出文质兼美的好文章；“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欲多而理愈乱。”（杜牧《答庄充书》）达不到写作的目的。文学史上有这样的典型例子。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汉代司马相如见汉武帝好神仙，就作《大人赋》，意在劝武帝不要迷信求仙，但由于文章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只是堆砌了一些靡丽的词句，结果，汉武帝读后：“大悦，飘飘然有凌云之气，拟游天地之间意。”求仙思想更强烈了。《汉书·扬雄传》又记载汉成帝广造宫室，扬雄上《甘泉赋》，也由于主题不明，虽洋洋洒洒铺陈了许多丽词佳句，皇帝读后，适得其反，“皇帝不觉，为之不止”，兴造宫室的劲头更大了。“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晋·韦铄《笔阵图》）初学写作常出现立意方面的毛病，如漫无中心，主次不分，立意不深不新，往往是由于不重视立意，“意后笔前”造成的。

    主题的产生

    主题是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材料是形成主题的基础。材料的获取有直接和间接之分，主题的形成也有直接和间接两条不同的途径。

    从直接经验中提炼。直接经验是指作者在生活中的观察、体验所得，也包括通过调查采访获取的生活经验。文学作品，一般记叙性文章，议论文中的政论、杂文，应用文中的总结、调查报告等，主题思想主要是从直接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作者在生活中，在调查采访中，积累了大量的感性材料，这些感性材料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经过分析研究、集中概括，就要发生质的变化，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统摄这些材料的思想感情或主张见解，即文章的主题思想。这就是高尔基所指出的：“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论写作》）

    从间接经验中提炼。这是指一般议论文的主题思想（议论文一般叫中心思想或基本论点）形成的途径。作者对某个问题有所体会和认识，经过分析与综合，写成论文，这种议论文的主题思想，多不是靠从生活经验中提炼，而是靠读书，查阅资料，从间接经验中提炼出来的。

    主题的形成，不论来自哪条途径，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要有丰富的材料作基础

    主题来自材料，材料对主题的形成具有强烈的制约作用。只有感性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才能提炼出一个正确深刻的主题。材料不丰富，就可能以偏概全；材料是错误的，可能导致错误的主题。所以写文章要材料在先，主题在后。决不能凭空确立一个主题，然后凑材料，或者硬拿某些材料去附会、解说那个臆造的主题，这都是违背写作规律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有了十个月的怀胎孕育，才能在一朝间生出一个小宝宝来；没有材料凭空造主题，就无异于不怀胎就要生孩子一样荒唐可笑。材料的占有还必须尽求丰富，多多益善。蜜蜂要从大约一千二百万个花朵上吮吸液汁，才能酿出一公斤蜜，居里夫人从数以吨计的矿渣中，才提炼出一克镭，从材料中提炼主题也是同样的道理。文章虽然只是写了一点，或者是一篇短文，也必须有丰富的材料作后盾，也必须调动作者全部的生活、思想、知识的储备去支援。因此，材料的准备必须锐意穷搜，广取博采。

    由此看来，立意的第一步就是搜集可供提炼主题的丰富材料。材料主要靠平日积累，但并不是有了平日积累，立意时材料就会蜂拥而来；还必须从立意的要求出发，对平日积累的材料进行搜罗、梳理，分析和研究，这仍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细致的思维过程。

    写议论文，要根据论题的要求，靠读书，查资料，广泛搜集材料。列宁说：“《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列宁为了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就搜集和整理了六十余万字的材料。

    写记叙文，因为是记人叙事，再现所反映的生活，材料的获取主要的不是依靠读书，而应该是回忆和联想。回忆，就是要打开头脑这个记忆仓库的大门，来一个翻箱倒柜，尽量把旧日的生活，和题目有关的人事景物历历如画地再现出来，这就可以从记忆中挖掘出许多财富。联想，就是以一个事物、一个问题为中心，天南地北地想开去，神与物游，联类不穷，这就可以开掘出无限丰富的材料宝藏。茅盾把这称为“拉拉扯扯”法。他以青年店员生活为题举例说明。首先要就这题目的范围内采集材料，如青年店员服务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店铺，他们的家庭情况，做店员以前的生活环境，还要从这一行的店员拉扯到另一行的店员，“由甲这一行拉扯到乙，由乙再拉扯到丙……如此以至囤积逾量，无奇不有。”其次，还要拉扯到题目范围以外去，如各种商业的情形，各种老板剥削店员的大同小异的法门，各种赚钱发财的新兴法门。“我们是写店员，但收采材料的时候，一定不能自划界限；店员生活是主，但从主这一边，我们要拉扯到老板，他是宾，还要拉扯到宾外之宾。”（《有意为之》）

    初学写作常苦于找不到提炼主题的材料，即使写自己经历的生活也往往是“搜索枯肠无所得”。主要原因是平时不留心生活，材料的库存太少。有时也并非脑子里就没有可作一篇短文的材料库存，由于不善于联想，拿到一个题目，思路打不开，伸不长，拉不阔，不会扩展联类，结果就是思路枯涩，笔下无物了。所以，要大量占有材料，必须展开联想，开拓思路，要开拓思路就要掌握使思路开阔活跃的思维方法，要学会从多方面进行发想。发想的方法，主要有：

    广泛发想。如纵横想，纵想是思考事物发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横想是思考和某一事物有关的其它许多事物。远近想，从与某一问题直接有关的材料，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想到间接有关的其他材料。

    变化发想。如反转想，从一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进行思考。开合想，就某一问题既要放得开想，又能收得回想。

    连锁发想。如连环想，就某一具体问题，一环扣一环，连续不断地向纵深发想。形理想，从具体、形象的思考到抽象、概括的思考。

    以上就是常用的几种作文发想法。

    二、必须开掘事物的本质

    开掘事物的本质，就是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分析研究，把握事物蕴蓄的深远的思想意义。事物蕴蓄的思想意义，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因为事物有现象，有本质，有表面，有内里。现象的表面的东西，人人看得见；但内里的本质的东西，潜游于事物的深处，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开掘工夫才能把握到。这个“开掘”，也就是主题的提炼，从感性到理性，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上的飞跃。不开掘，不飞跃，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或一般思想意义的水平上，而达不到对事物本质意义的认识。常常是这样，同样一个材料，在不求深入、浅尝辄止者的笔下，就只能写出乎庸的文章，相反，在勤于思索、勇于开掘者的笔下，就能写出立意深新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讨论是从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发表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认为是“放了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炮弹”。作者曾详细谈了他这篇文章主题提炼的过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引起了胡福明的深思。例如，他在一个会议上揭露“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严重破坏，有人就指责他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另一次批判会上，他指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有人就当面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这是批到谁头上来了？”他还听到了同事们一些发人深省的议论，比如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却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有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翻。怎样才能分清这些问题的是非？是非的标准是什么？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后来他通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践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这样诞生了。

    文章的题目也就是这篇文章的立意。很明显，如果胡福明不是在斗争实践中掌握了那么多丰富的感性材料，如果他不是有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又经过“时时咬啮着他的心”那样的苦苦探求，使思想认识得到了升华，就不可能弄清问题的关键，也就不会提炼出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思想。正是胡福明所说的：“这篇文章不是玄想的产物。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以上引自197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载《实践之树常青——访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可见，要提炼出一个深刻的主题思想，决非唾手可得，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开掘劳动，“黄金要经过淘洗才能得到，精粹的、被表达得很好的思想也是这样。”（托尔斯泰《给戈洛娜》）

    在主题提炼的过程中，还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作者虽然积累了众多的材料，却仍然形不成明确的观点，苦苦思索而不可得，一个偶然的契机，一人一事，一言一行，甚至是一阵长风，一声雁叫，一片落叶，触动了作者的情思，就像心头掠过一道闪光，突然照亮了他全部的生活积累，看清了事物的本质面貌，于是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便应运而生了。周恩来同志把这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契诃夫曾作过这样的生动描绘：“平时注意观察人，观察生活……那么后来在什么地方散步，例如在雅加达岸边，脑子里的发条就会忽然卡的一响，一篇小说就此准备好了。”（《契诃夫论文学》）这种情况也是符合写作规律的。“长期”是“偶然”的基础，“偶然”是“长期”的必然归宿。从长期到偶然正是一个完整的思想飞跃过程。偶然只不过是飞跃的导火索，这就如同浓云密布，需轻雷一击，才会有倾盆大雨；礼花千朵，只有点燃火线，才能喷红吐绿一样。鲁迅正是由于对旧中国知多识广，积累甚丰，所以才能“偶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写出《狂人日记》。茅盾从报纸上看到一则蚕乡农民破产的新闻消息而创作《春蚕》，也是因为他“二十岁以前常在家乡住，天天接触农民”。

    作家刘白羽曾谈到他的散文《春雪》的构思过程。文章写于八十年代第一春，这新的年代的开始，正是我国实现四化的伟大转折的开始，这年春天下了三场春雪，落第一场时，他就开始思索，通过洁白、温暖的雪来表达这个大时代，但没有写出来，下了第二场雪，还是写不出来，“只在第三场大雪落下来了，我一次又一次观察、体验，苦苦思索，只当我站在正在落雪的白杨树下，听到水落到泥土里的声音，我才一下抓住了事物的精髓，豁然开朗，完成艺术构思。”作家还谈到，“我写散文常常苦苦思索，百思不得其解，而后，偶然得之，一触即发，便成文章。”这绝不是什么“主观存在的神秘的灵性”，“它是现实生活、积累、丰富、联系、比较、思索、突破，是从现实生活辛勤劳作中爆发的思想闪光的火花。”（《芳草集》序：《天涯何处无芳草——序》）正是这样，巴尔扎克才对“偶然”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人间喜剧》序言）既要重视长期积累，又要善于捕捉偶然，才能源源不断地从生活中提炼主题思想。这就是主题提炼的基本规律。

    主题的选择

    立意，立什么，不立什么，应该有所选择。“要选政治上重要的、为人民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这是列宁在编辑工作中提出的选择主题的原则，也应当成为一切文章写作选择主题的基本原则。

    选择主题，要服从政治形势的需要，要考虑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要反映迫切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是由文章的性质所决定的。文章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语言、写作规律没有阶级性，而文章是有阶级性的，它必然要为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服务，作他们的舆论工具和斗争武器。“文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我们的文章要成为革命斗争的榴弹和枪炮，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宣传党在一定时期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在现阶段，必须有利于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鼓舞人民同心同德为四化而献身，歌颂新时期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鞭笞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意识。这些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十分注意、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从这些方面去考虑文章的立意，文章才具有“共产主义比重”，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文章也才会有生命力。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

    立意要服从政治形势的需要，就要反映出时代的特征，要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同是以白杨树为题材，在散文方面，茅盾四十年代写了《白杨礼赞》，意在赞扬北方军民坚强朴质、力争上游、团结抗战的斗争精神。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方针，茅盾正是从宣传党的这个政治主张出发才写了这篇立意高远的散文名作。靳以在五十年代写了《耸天的白杨》，写的是朝鲜土地上的白杨树，歌颂了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坚持斗争的朝鲜人民军的英雄品格。袁鹰六十年代写的《白杨》，同茅盾的《白杨礼赞》一样，也是赞祖国大西北的白杨树，然而他不为《白杨礼赞》的立意所囿，赋予了白杨树以崭新的时代风貌，歌颂在新疆扎根落户的边疆建设者的艰苦创业精神。当时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袁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激发人民向困难作斗争，这就给他的散文注进了浓重的时代气息。八十年代又有杨普写的散文小品《杨树的赞语》（收入中学课本后改为《杨树》）。这篇与上面的几篇有不同，因为它实际上是篇说明文，目的在于向人们介绍白杨树的种类、分布、种植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但作者也给他的这篇说明文着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文章最后激励人们：“用一把把植树锨，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出一篇篇八十年代的新的‘白杨礼赞’吧！”这卒章显志的一笔，正传达出了时代召唤的强音，反映了广大人民绿化祖国的强烈愿望和革命积极性。这几篇散文，由于注进了时代气息，虽然是一题共作，却是春兰秋菊，各异其趣，读来篇篇有新意，闪耀着璀粲夺目的思想和艺术光彩。所谓反映时代特征，当然不是硬给文章贴上时代的标签，外加一些政治口号，而是根据时代的特点、要求，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出发，对材料作深入的分析，从中捉炼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思想。

    立意，要服从客观形势的需要，还必须考虑主观的可能条件。即要从自己确有感受和见解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主题思想。不考虑时代要求，就要失却立意的大方向，不从自己的主观可能条件出发，硬加立意，那个所谓重大的主题也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口号。主观和客观统一，需要和可能相结合，就是主题选择的基本要求。

    立意能力的培养

    一、广泛思维，选准立意的角度

    角度，就是看问题的着眼点，好比摄影选镜头，摄取的镜头不同，表现的思想和显示的意境也不一样。写文章，立意、选材、表达都有个角度问题。同一个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去立意谋篇，一个巧于选取角度的作者，就可以写出立意高远、文采斐然的优秀篇章；一个不善于变幻角度的作者，只能写出一篇平庸浅陋、呆滞乏味的蹩脚文章。因此，有人认为，写文章的艺术，就是选取角度的艺术。选取角度的艺术，就是能从众多的角度中，择取最能反映生活本质、最能显示问题的真正价值的角度去立意谋篇。这里先谈立意的角度选择。

    同一个材料，作者从不同的写作意图出发，从不同的侧面去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意义，就会提炼出不同的主题思想，写出立意各有特色的文章来。同是出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写作意图，同是以分析六国（指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先后被翦灭的原因为中心，题目也都是《六国论》，由于作者从不同的着眼点总结六国破灭的经验教训，结论不同，文章的立意也不同。北宋的苏洵和其子苏辙二人写的《六国论》，虽然都是针对宋王朝面临北方辽和西夏威胁的形势，要求北宋统治者积极抗战，不要苟安妥协，但分析的着眼点和结论都不同。洵文着眼于政治形势的分析，以“非兵不力，弊在赂秦”，批评六国屈辱苛安的国策立意。辙文则着眼于战略形势分析，以“背盟败约”、“自相屠灭”，批评六国没有战略眼光而招致失败（四国不援助韩、魏）立意。清代李佐周也写过一篇《六国论》，李则一反二苏之见，认为“六国皆欲为秦所为”，而“秦独能为”，是“得天助”，六国自存之术是应“以仁王天下”。这种种立意，虽然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他们能针对当时的不同情况，抓住关键性的问题，确立文章的中心论点，也都写出了义理昭畅的名文，这种善于多角度立意的写作艺术，很值得我们学习。

    正如一个多棱镜，可以闪射出不同的折光来，有些反映对象本身就具备多义性。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内容，也为多角度立意创设了有利条件。写作的时候，就应当广开思路，尽可能挖掘事物多义性的各个方面，多角度、多侧面立意，然后再从众多立意中，选择其中一个最佳立意角度铺陈成文。思路越开阔，立意角度越宽广，立意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大。比如以《蜜蜂精神赞》为题作文，就可以考虑以下立意角度：

    从酿蜜多自己吃的极有限，概括出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

    从刺后死去也在所不惜，概括出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

    从酿蜜付出的艰辛劳动，概括出日夜操作、不辞辛劳的勤奋精神。

    从酿蜜的独特方式，概括出既能博采又能提炼的创造精神。

    ……

    古人说：“一树梅花万首诗。”把握了多角度的立意，一只蜜蜂也可以写出无数篇立意不同的文章。杨朔就是根据上述的第一个立意角度写了《荔枝蜜》，而秦牧则根据上述的第二个立意角度写了《花蜜与蜂刺》。

    要获得多角度的立意，就要具有对事物的多角度的概括能力。这就必须进行广泛的思维，根据反映对象的特点和写作要求，“反复研讨，从各方面加以思考”（列宁），不局限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巴尔扎克说：“象分布在地球上的金刚石矿一样，是十分稀有的。需要长时间的去探找……去等待；需要使用测探器遍访思想领域的汪洋大海。”（《论艺术家》）多角度的立意，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展开思维的触角，像一个敏锐的测探器那样，深进到事物内涵的各个领域，去搜寻、探找，这才有可能找到最佳的立意角度。

    二、系统思维，立意力求明确集中

    立意要明确，是指一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必须是很鲜明地贯穿在整篇文章之中，既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也不是一个笼笼统统的印象，而是一个可以用明晰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议论文往往用“片言居要”等方法点明主题，记叙文则多是将主题渗透在文章的内容之中）。立意要集中，一是指主题要单一，不要多中心，一篇文章只有一个主题思想。“作品必须简单而明了……主题只应是一个。”（狄德罗《绘画论》）“文主于意，而意多乱文。”（程端礼《伯子论文》）二是指主题思想要具体，从一点突破，大中取小，小中见大，不要贪大求全，面面俱到。如李渔所说：“作文之事，贵于专一。专则生巧，散乃入愚。专则易于奏工，散者难于责效。”（《闲情偶寄》）把一个模糊的命题逐渐缩小形成为一个明确、集中的主题，这个思维过程，就叫做“主题的限定”。如果把这个主题用准确的文字固定下来，这就叫“主题句”。对主题加以限定，写出主题句，这是使立意明确集中的重要方法。

    要做到立意明确集中，必须培养系统思维的能力。系统思维就是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进行思考，“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资本论》）对主题加以限定，就是根据系统思维的要求，对某一反映对象，由粗到精，由大到小，由概括到具体，由分散到集中，顽强地思考下去，直到“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鲁迅），形成一个集中单一的主题。林雨的小说《刀尖》，写战士苦练杀敌本领的事迹，主题是表现战士从难从严、刀尖见红的苦练精神。主题思想是这样提炼出来的。作者在部队工作，很想把战士苦练杀敌本领的许多动人事迹表现出来，开始他想以战士为革命杀敌，不怕苦不怕累，精益求精为主题统帅这些事迹，但这个主题太宽太大了。他认为考虑作品的主题要象打攻坚战，不能平分力量，全线出击，要选择一个突破口。

    后来我到一个连队，他们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动员工作。动员的内容之一是讲这个连队的光荣传统。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是个有名的尖刀连，这时候他们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又被命名为“红色尖刀连”。于是“尖刀”这个主题在我脑子里山现了。就在我以此为统帅酝酿写这篇小说时，我到另一个连队遇到一个刺杀标兵，他正在对着稻草人靶练刺杀。随着一声“杀”字，刺刀尖朝靶子胸膛上一点，“噗哧”一声，捅了进去。到了休息时，我和他闲谈，他一边腼腆地回答着我，一边掏出自己的手帕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刺刀尖。好，“刀尖”！这个闪亮的主题进了出来。于是，我很快写出了短篇小说《刀尖》。

    “尖刀”已经是锋利的了，可是它仍然有刀根、刀背和刀尖之分。在与敌人的白刃格斗中，插入敌人胸膛的尖刀，首先是刀尖见红。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正是需要这样的刀尖吗？我想，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从无到有，从“尖刀”到“刀尖”，可以算作是作品主题的孕育和提炼过程的了。（《漫谈主题思想》，载1978年第8期《上海文学》）

    这个主题形成的过程是“苦练——尖刀——刀尖”，正好显示了主题提炼的一步步集中化。

    立意宽泛抽象，文章就势必空洞干瘪，言之无物。所以古人提出：“善作者，能于将作时删意”，“减头绪，立主脑”。“删意”，“立主脑”，主题才集中明确。“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作传奇者，能以‘头绪忌繁’四字刻刻关心，则思绪不分，文情专一。”（李渔《闲情偶寄》）立意不集中，必定是思绪不分明，文情不专一。“念不旁分”，就会“妙理自出”。这是文章立意必须“刻刻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深入思维，立意要有深度

    立意的深度，是指要深入开掘出最有思想价值、最有本质意义的主题，不是只限于有某些思想意义，也不是只满足于对事物一般本质的认识，必须是开掘到生活的最深处，把握住事物的精髓。明代黄宗羲说：“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才有至理可言，犹如玉在璞中，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以认璞为玉也。”（《论文管见》）立意求深，就如同“凿开顽璞”，璞中寻玉。

    一题共作的诗文，从立意的深度上来分析，最容易品第出文章的高下。古今有不少歌颂蜜蜂的诗文。唐五代诗人罗隐写了《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这首诗格调不高，流露出“为他人做嫁衣”的惋叹，立意不足取。假如意在歌颂蜜蜂的勤奋精神，立意也属一般。而杨朔的《荔枝蜜》和秦牧的《花蜜和蜂刺》自然属于立意的上乘。《荔枝蜜》由对蜜蜂勤劳的赞美，到对其品格的赞美，再到对劳动人民的赞美，比仅限于赞蜜蜂勤劳的立意要丰富深沉得多，和罗诗比，更见高下悬殊。《花蜜和蜂刺》则是独出机杼，不赞蜂蜜赞蜂刺，赞颂蜜蜂武士般的勇敢精神，更是别开生面的深刻立意。

    只有把钻机插进地层的深处才能取出甜水，不进到大海深处就难以捕捞大鱼和蛟龙，深入思维才会有立意的深度。事物固有的精华，总是隐藏在最深处，只有溯根求源，探幽显微，才能有所获取。张贤亮的获奖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叫《牧马人》），写许灵均拒绝在美国做富商的父亲要他去做财产继承人的要求，毅然返回他原来生活和劳动的农场。作品的立意很有深度。因为他不象同类题材的其它作品那样，主题仅是表现爱国主义思想。小说的立意没有停留在表现爱国主义这一点上，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许灵均的爱国主义思想，亦即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的爱是怎样产生的。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了我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这质朴而平凡的劳动中，激起了我心中美好的感情……我好像已经融化在这群质朴的人中。”（《牧马人》画外音）正是这种和劳动人民渗透着血肉和灵魂的深厚感情，才把许灵均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与劳动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毅然决然地拒绝走父亲的道路，到美国去当资本家。

    立意的深度，源于认识的深度。立意要深，必须具有锐意穷搜的探测精神，有“不见黄河心不死”、“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求索态度。朱熹谈读书的方法时指出：“未见道理时，恰如数重物色包裹在里许，无缘可以便见得，须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使粗心大气不得。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沉方有得。”（《学规类编》卷四《诸儒读书法》）这里讲读书时层层剥笋式的深入思考，也是立意求深必须遵循的道理。

    四、创造思维，贵在立意新颖

    文贵独创，首先是立意要新。创新是立意的难点，它必须有仔细的观察，独创的见解，科学的分析，周密的推测，丰富的想象等多方面条件的配合，但关键还在于必须勤于思维，特别是要有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和习惯性思维相对立的。习惯性思维是求同思维，创造性思维是求异思维。习惯性思维囿于陈规，承袭俗套，步人后尘，没有创见；创造性思维要求“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随园诗话》卷四）文章立意不新，多是因为图省力，走现成路，照搬别人重复过多次的立意。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在立意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立意的创造性思维，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扩展式。立意遇到熟人、熟事、熟路，就要在通常立意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补充，老中求新，立出新意。秦牧的《花蜜与蜂刺》的立意，也可以说是扩展式思维。扩展式思维，实际上是多角度的思维。不但能从一个角度立意，还能适应对象特点，随时改换看问题的角度，从几个不同角度观察事物，探索真理，发挥创见，以此立出新意来。

    二是反常式。这是与传统立意对立的一种立意思维。正中见反，异中求新。反常式立意只要不是违背事物逻辑的标新立异，就能使立意更加鲜明、突出，给人以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之感。正如郑板桥所写的“领异标新二月花”，新颖的立意就如同初春二月在刚刚复苏的大地上傲放的鲜花一样，格外引入注目。

    人们多是赞美园中的芳草，飘浮的白云，鲜美的绿叶，而不去赞美野草、乌云和落叶，这是传统的立意。人们一向是把野草视为萧条颓败的象征，把乌云视为黑暗丑恶的象征，把落叶视为凄凉悲苦的象征。其实，它们也有值得人们赞美的地方，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具有矛盾的两重性，有其利必有其弊，反之亦然。何况文章的寄意抒情，本来就是“缘物体情”、“以情染物”，立意也自然是不拘一格的。野草在明媚春光之中，栖身于花木脚下，从不与群芳争妍斗艳，默默地为春天增光添色；旧叶不落，新叶安托？没有叶子黄，哪有树干粗？乌云带来暴雨，冲尽大地上的一切污垢，暴雨过后，骄阳喷薄，世界更加壮丽。如果能从这些方面去立意，那就是反常思维了。茅盾的散文《黄昏》是反常立意的典范。《黄昏》跳出了前人见夕阳伤感，临黄昏忧愁的窠臼，写道：

    愤怒地挣扎的夕阳似乎在说：

    ——哦，哦！我已经尽了今天的历史的使命，我已经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现在，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却也是我的新生期快开始了！明天，从海的那一头，我将威武地升起来，给你们光明，给你们温暖，给你们快乐！

    这种反常式立意，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言之成理，不能生拉硬扯，任意杜撰。立意的内容必须同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不是复旧，求异也不是求谬。

    立意离不开思维，培养立意能力，必须重视发展思维能力。爱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立意能力的培养，实际上就是思维能力的培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