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过了半个月，曹禺先生就邀我到医院，专门谈《曹禺传》的问题。他准备了一个提纲，先是简要地介绍他的身世，开出我需要访问的人物。南开时代的有孙浩然、孙毓棠、凤子、王宪均、杨善荃、陆以循、陆以洪、陆孝曾、鹿笃桐等；国立剧专时代的有马彦祥、吴祖光、方琯德、陈永倞、冀淑平、刘厚生、傅慧珍、吕恩、耿震、赵鸿模、骆文等，还有江安迺庐的张廼赓；其他有巴金、萧乾、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等。
他不仅仅是开名单，主要介绍与他的关系，以及有关的人事。我基本上是按照他开列的人物去采访的。这就是我在《曹禺访谈录》中所记录的。
我首先访问的是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北京人艺的大院，因为这里集中住着曹禺的学生和同事。十分幸运，我第一位拜见的是吕恩同志，那天只有她在家里。我看过她演的四凤，尽管她已经退休，风韵依存。我没有带任何介绍信，我只是说曹禺先生让我来访问你，吕恩就十分高兴地谈起曹禺先生。
她对曹禺先生是那么敬重，那么佩服，又是那么亲近。这次访问，让我第一次从他人的回忆中，看到先生当年的风采。是吕恩告诉我郑秀的住所，尤其是当年与曹禺先生共同演戏的鹿笃桐的住所。须知，要找到当年的一些人，是很不容易的。
对叶子的访问，也很顺利。叶子和曹禺似乎有些亦师亦友的关系，她谈起当年曹禺与杨帆（石蕴华）的关系，曹禺和这个共产党人确曾有过亲密的接触。也让我了解到张道藩以及他和国立戏剧学校的关系，尤其是对余上沅校长的了解就更为深切了。
直接的采访与阅读书面的资料，是有所不同的。可能人和事说得都一样，但从访问人的态度、语气和感情中，所得到的信息的可信度，尤其是感性的深度是不同的。
我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采访陈永倞、冀淑平、石羽、张逸生、金淑芝，只是事先同陈永倞联系的，想不到他们竟然为我组织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中，我意外发现石羽同志就是当年在天津师范学校的孤松剧团演出《雷雨》的剧组成员之一。他是青年艺术剧院的副院长，已经退休。他当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曹禺的才华在解放后没有发挥出来？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我考虑过却未能回答出来的问题。他一再嘱咐我，这个问题值得你在写传时加以回答。
在同曹禺的学生的谈话中，都谈到曹禺和郑秀的分手，一方面他们对郑秀十分尊重，但是，都一直认为他们的分手是必然的，也很同情曹禺先生。在他们的眼里，郑秀脾气不好，对曹禺的生活关怀不够，很喜欢打牌，对曹禺管得很严。我正是带着这样的印象去访问郑秀的。
采访郑秀，是最难忘记的。在一个深宅大院的最后一个院落，找到她。室内光线较差，住的条件不好。恰好她要去上班。我们一边走一边谈，从她的谈话语气，她的步履、神态，都让我感到格外亲切，是一个慈祥文雅的老太太，神采奕奕，十分健谈。这和我采访他人得到的印象并不相符。她还在她的母校贝满中学，现在的灯市口中学教学。她对曹禺依然有着感情。离婚后，她还一直关怀着他。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文革”中，在红卫兵揪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行动中，曹禺也被他们绑架了。在开大会时，郑秀就特意跑到会场附近，从远方看着曹禺，可见她对曹禺多么关心。在曹禺被关押期间，她让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女儿万昭去探望方瑞，送去吃食。同时，还为放出曹禺而奔波。她约我再找一个时间详谈。后来她敞开心扉，谈了她的家世，她和曹禺的恋爱和分离，谈了她对曹禺的期望。尤其是，在曹禺写作《雷雨》期间，郑秀一直伴着他，他们热恋的情境，也被融入《雷雨》之中。曹禺将一本似乎是特制的《雷雨》的精装本送给郑秀。可以说，郑秀是《雷雨》的催生者，是她点燃了曹禺的创作激情。
能够找到陆以循老先生，是很不容易的。只知道他在清华，我在清华的老战友那里得知他的电话，才联系上的。他约我在清华音乐室见面。在中国的大学里，大概只有清华有音乐室。陆先生，30年代在清华毕业后，就在这个音乐室工作。陆先生是一个很厚道的人，做事情有板有眼，循规蹈矩，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细声细语，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他同我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嫂子、蘩漪的原型的故事。曹禺创作的秘密，也是他创作的想象力，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表现在从原型到升华为艺术形象上。我能够从陆先生这里得知有关蘩漪原型的故事，真是让我欣喜若狂了。他还告知他的侄子陆若曾的住址在王府井金鱼胡同，可惜我找到那里时已经没有人住了。陆先生说，他对曹禺了解得更多。
鹿笃桐自然也是最想找到的。也只有她是同曹禺同台演出的唯一的一位了。从对她的访谈中，可以真切地感到张彭春先生当年是怎样地喜欢他的这位爱徒，感知到他们之间的亲密的师生关系。而她对曹禺表演天才的赞赏，让我认识到，曹禺也是一位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后来，我访问吴博（电影《李双双》的导演鲁韧），他说他当年在南开话剧团看曹禺的演出就很着迷，他对我说：“曹禺的天才在于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是下不出来的。”
采访杨善荃老先生，颇费了一番寻找的工夫。是在已经失望的情况下，听说他在中国公安大学任教。恰好，我的大学同学尹奇在该校工作，通过尹奇才找到他。老先生和夫人蔡荆风住在一间宿舍里，很拥挤，条件很差。想不到，见面后老先生第一句话就问我：“你采访他干什么？”
似乎是不屑于回答似的。老先生的威严和自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是曹禺在南开读书时唯一同住一间宿舍的室友，是曹禺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杨先生家中藏书颇多，是他经常将一些外文的戏剧书籍带给曹禺阅读；同时，曹禺也是最早将创作《雷雨》的构想告诉杨先生并得到支持的。他过去是曹禺的老大哥，现在还是老大哥那样直率，那样不客气。
最集中的一次采访，是在上海，不但与曹禺先生有三次长谈，极为难得的是还访问了巴金、张骏祥、黄佐临和孙浩然。
这次上海之行，是事先与曹禺先生约定的。
我住在衡山饭店，一个双人间，光线很差。所幸我还有一张桌子，让我晚上回来，可以整理记录。那时，我还是托一位认识于伶的同志，请他为我找到这样一个住处的。
曹禺这次到上海，是想暂时摆脱北京杂事缠身的环境，集中一段时间，将《桥》修改出来。我是1982年5月20日到达的，21日就到复兴中路1462号，李玉茹的住所去拜访他。这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有一个小的院子，院里点缀着一些花草，显得格外地清幽。曹禺先生和李玉茹，已经在客厅迎接了。稍事寒暄，曹禺就把我带到二楼，很快就开始了采访。看来他是有所准备的，可以说，他把自己的记忆闸门全然打开了，我真的感到他把自己的心也交给了我。他想得很周到，怕我在上海不熟悉，就特意安排了他在国立剧专时的学生张家浩先生陪同我，帮助我联系安排，并且一直陪着我访问。这样就顺利多了。
在21日、26日、28日三次访谈中，除了他所准备谈的，对我所提出的问题都一一作出回应，可以说谈得十分尽兴了。而其中他给我最为珍贵的提示是，他说：“本相，你要写好我的传记，就要把我的苦闷写出来。”这席话，成为我写作《曹禺传》的指针。
记得告别那天，留我共进午餐。也就是这一天，我给先生买了两瓶女儿红。这是我和先生二十年交往中，唯一的一次送他礼物。这个礼物，也是因为在这次访问中，曹禺先生提起当年在重庆与叶圣陶先生的友谊，说到他们常在一起喝“渝绍”，就是重庆制造的绍兴酒，我才知道曹禺先生是喜欢喝酒的，于是才有送酒的想法。我记得还是张家浩先生告诉我买“女儿红”的。那天午餐，李老师亲自为我做了上海菜，如蹄髈、海鱼，还有烤麸之类。
在上海的采访是丰收的，一睹诸多大师的风采。还没有去采访张骏祥，张家浩就告诉我，必须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他是最讲究准时的。他那种严谨的作风，给我印象很深。我准时到达，他几乎没有什么客套的，我没有提问，他早就准备好他的谈话了，所以谈得很顺利。到黄佐临先生家里，看起来他很严肃，可是一开头，他就风趣地谈起曹禺与李玉茹结婚的事情。他说，外边都传开了，香港的报纸上都报道他和李玉茹谈恋爱了，可是我问他，他就是否认。我们不会反对的。他来上海，在广播里都说，他是上海的女婿了。是老巴出面，在锦江饭店摆了一桌，把曹禺的老朋友请来，算是婚礼了。还是老巴想得周到，老巴对他是太好了。佐临先生与曹禺也是数十年的友谊，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解，说曹禺的戏剧创作是从改编到原创的。确实是这样的，张彭春先生指导他先是改编《新村正》，再改编《争强》（根据高尔斯华绥的《斗争》改编），最后是《财狂》（根据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在改编中，不只是对原著要做仔细的研读，而改编起来，更从经典剧作中学到了编剧的艺术和技巧。
孙浩然先生在上海戏剧学院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他和曹禺从南开中学到清华大学，不但是同学，更在一起演剧。他对曹禺了解颇深。譬如他们在清华一起到日本游学的经历，浩然先生记忆很清楚，而曹禺同郑秀恋爱的经历，他更是一清二楚，甚至可以说，最初是由他穿针引线的。
家浩先生还带着我到当年曹禺与方瑞的居所参观过。
在这样集中的采访后，曹禺先生的形象逐渐地在我脑海里活跃起来。
我说过我是有着“传记情结”的。这次，我又读了大量的新出版的传记，如斯通的《渴望生活》，以及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等人的传记，为了探知曹禺在青年时代对林肯的崇拜，甚至到老年还能用英文诵读《在葛底斯堡的演讲》，我特别读了《林肯传》。而一本《托尔斯泰传》则启发我怎样使传记具有学术性。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曹禺传》的写作，是最愉快、最舒畅、最自如的了。我很难用语言形容我当时的写作状态。
其实，在1985年之前，我已经开始写作了。而且我已经有了一个设想。最能代表我的想法的是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的一次传记作者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我说：“我所涉猎的传记写法是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一是追求客观准确的叙述（当然也有评价）；一是追求写其神魂，而不必有闻必录。我的倾向是：（一）当然要有准确的事实材料作为根据，不能胡编；（二）但我不愿只是在那里叙述，像流水账；（三）力求生动。我的中心点，在于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要有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可能这样的传记就会有些特点。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是有罗曼·罗兰的理解的。茨威格的巴尔扎克恐怕同泰纳笔下的巴尔扎克也不一样；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作家的三棱镜看到巴尔扎克的形象。我以为传记尽管是史实的记录，但绝不失去传记作者的独特的观察和理解，否则，这传记就失去了特色。”
我还这样说过：“曹禺曾对我说，一个传记作者应当对其所写的人物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要融化所掌握的材料。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具体说来：一、曹禺有着他丰富而独具的性格特色，他的热情、血性、气质、心理都表现出这一点来。那么作为一部传记应该抓住他性格的核心，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思索和追求，他对戏剧的爱好，他的种种审美情趣以及待人接物、爱情婚姻等，都无不打上他的个性烙印。既要写出他的性格，同时还应写出‘这一个’曹禺性格的背景、家庭、社会的诸方面，否则就成为不可捉摸的了。二、他是有他的创作个性的。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道路，不但与他的性格有关，而且更有形成他创作个性的世界的、中国文学戏剧的背景和种种动因，应当揭示他艺术成功的秘密。这些，可能是动人的。三、曹禺作为一个剧作家，是有他的典型意义的，他的创作道路就是话剧史的一个侧面，与之联系的、平行的话剧史上的人物都成为与他相比较而存在的对象，在比较中才能看到曹禺的独到的贡献。但，这不是评论，而是通过话剧史的生动趣事而透露出来的。因之，这部传记应给人以知识。”“我想这部传记应该使青年读者由此得到成才之路的启发，同时也不叫专门研究者过分失望，他们也可能从中提取一些可供研究的事实。这些可能是奢望，但还是要追求的。”（《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文学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
回想我曾说过的这些话，与我所做到的，它的确成为一个“奢望”了。不能说我毫无追求，而实际做起来，这些“奢望”便苦闷着我，熬煎着我，直到写完，仍然还不能从这“奢望”的煎熬中走出来。我后悔说了那些空话，而且又印在刊物上。如今，我又把它抄在这里，让读者来对照，这是很严酷的，但也是无法收回和逃避的。我觉得这样做，反而心情更安稳些。
我深深地感到，为一个作家，特别是为一个健在的作家写传，在我，在客观上都有事前所未曾料到的困难。我未能“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更没有能力写出“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曹禺说：“人是很复杂的，也是最宝贵的。”懂得人很难，深刻地懂得像曹禺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家的性格、心灵，懂得他漫长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中的一切，真是谈何容易！
不知曾同曹禺有过多少次谈话，他的确为我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使我增进了对他以及他的创作的理解。我也曾访问过他的朋友、同学，他的学生，他的家人。但是，仅仅凭着作家的这些追忆，这些访问，就能写出曹禺的性格和心灵，透彻地理解他心灵的隐秘吗？对我来说，仍然是不轻松的。
我没有想到，为了查找他入读南开中学的确切时间，即使在他的母校，都提供不出一个有力的历史材料。南开中学的学生档案，都在战火中流散了。又如，对他后来的创作曾产生过影响的地方——宣化，连曹禺自己都记不清楚是何年何月了。关于他的一些信件，据说是极为珍贵的书信，都在十年动乱中销毁了，而书信对于写传又是何等重要呵！欧文·斯通写文森特·凡高的传记《渴望生活》时，其主要材料来源，是文森特·凡高写给他弟弟泰奥的三卷书信，那是由霍夫顿·采夫林编辑起来的。当然，还有作者沿着凡高的足迹发掘出来的材料。我也曾花费了些气力进行采访发掘，但收获并不理想。令人感叹的是，我们太不重视对人、尤其对名人资料的保存。每得到一点新鲜的材料，都是很难很难的。在写传的过程中，使我深深地懂得，巴金老人那样大声疾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文革”博物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太重要了。
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
于是，我们不敢再“奢想”了。如果在这一部传记中，能够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原始的材料，为今人或后人写出更好的《曹禺传》做些准备，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可以看到，我是有一番追求的。也许这个目标和我的实际水准相距甚远，反而成为我的束缚。我写出几章，看看不满意；再写，仍然不满意。这样，反复三次，连我自己都感到一筹莫展了。就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田耕，还有责任编辑李志强到家里看望我。
说到这里，我真的难以忘记田耕、李志强这些同志的编辑作风。他们同作者的关系，是朋友，是园丁，像朋友一样给你带来温暖的关怀，像园丁一样为了出版一部好书在辛勤地工作。
当了解到我正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时，田耕同志说：我给你提一个建议，你不要这样写一点就重来，写一点就废了。不管写得怎样，你就一直往下写，实在写不下去，就跳过去，先完成一部初稿，然后你再通盘考虑，进行修改、定稿。他们的话，真是及时雨，一下子就让我找到出路，摆脱困境。
在我调到中央戏剧学院时，我已经按照他们的话，写出一部初稿，手中有了一个胚胎。1986年的夏天，我已经全然摆脱了广院期间的梦魇，我的植物神经紊乱症，也逐渐消失。我的精神是那么轻松。每天，清晨起来，就伏案写作。五百字的大稿纸，几乎每天都会写五千字，真是痛快淋漓。
也许，已经写过一遍，材料已经烂熟于心；也许，怎样修改的计划也早已孕育成熟，于是，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且，在行文中，一些想法似乎天外飞来，自然涌向笔端。
那时，还没有空调，但是，我并不感到炎热，真是心静自然凉了。
在构思《曹禺传》的写作时，我说要写出我所认识和理解的曹禺来。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看一些著名的传记，如罗曼·罗兰等写的传记，在这些传记中自然有着传主的历史真实，但是，也通通烙印着传记作者个性的印痕。但是，怎样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怎样写出我的理解来呢？
应当说，曹禺先生的一句话，成为我的指南。他说：“你要写我的传，就要把我的苦闷写出来。”当我最后一稿写作时，我心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目标：我要写出一个苦闷的灵魂来。因此，一开篇，就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抬出来。
首先，要充分地展现曹禺的青少年时代。在写《曹禺剧作论》时，我已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他23岁就写出《雷雨》来，他究竟是怎样成才的呢？我相信他有天才的成分，但是，又并非全凭天才。那时，我不过只找到他早期写的一些诗和杂文等。而在采访曹禺中，他的童年，少年，大学时代，就成为探寻的重点，所有的细节，都在我的寻思追索之中。
另外，我从一些外国作家传记中看到，作者对一个作家的童年、少年时代，以及他们的家庭，都给予许多篇幅。一个人的成长，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太重要了。因此，我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曹禺的这个时代，而核心写出他的苦闷，他的苦闷的环境，苦闷的由来，苦闷的内涵和表现。
我对于曹禺出生才三天就失去生母给他带来的痛苦，给予多方面的细致的展现。在采访中，对此我有着深切的感受。年已七十高龄的曹禺，一谈起失去生母的痛苦，不仅眼里含着泪花，似乎直接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歉疚、懊悔和痛苦，甚至，他的面部的肌肉都在抽动着。
我最初接触弗洛伊德的学说时，对所谓恋母情结有所了解，而在采访曹禺的过程中，它带给我的理论印证是太深刻了。我把这样的理解都写到《曹禺传》里。
而我对于曹禺的几个家庭成员，特别是他的父亲万德尊用墨之多，也在于写出曹禺苦闷生成滋长的环境。这些苦闷酵素积淀成为他创作的动力源泉。
再有，就是如何体现一个学者撰写传记的特色，使之具有学术性。也就是说，它本身应当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将研究的结晶蕴藏在传记的叙事之中，同时，又给曹禺研究的学者以必要的启示。因此，在一些重要的关目上，将访问曹禺的记录发表出来，给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譬如，曹禺对于宗教、戏曲、马拉松、音乐的追求和热衷，以及这一切与他的创作的关系，都有意识地给予突出地描写和引用曹禺的原话。我想，这些对于研究曹禺的戏剧创作是十分重要的。
而对于建国后曹禺的心路历程，对其后期剧作的评估，也重点引用他的原话，给研究者以依据。这些，在《曹禺传》发表之后，引发了又一轮曹禺研究的浪潮。对于这一点，我是格外感到欣慰的。
曹禺先生是真诚而坦率的，当他把黄永玉给他的信拿给我看，并且同意将它发表在《曹禺传》上，我真的感到他的伟大。黄永玉对曹禺的批评出自他对曹禺的尊敬和热爱，在严厉的批评中，他准确地抓到曹禺晚年不能写出杰出剧作的某些原因。我从写《曹禺剧作论》，到写《曹禺传》，都面临着如何对待他后期的剧作，以及如何对待他的晚年的问题。从黄永玉先生的信，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曹禺晚年的悲剧性，到我能够比较明确地认识这种悲剧性，已经是经过数年思考之后了。
我看一些人，总是把曹禺晚年的悲剧归结为制度的悲剧和“文革”的悲剧时，我并不否认这些原因，但是，我以为曹禺的悲剧是更为复杂而深刻的。
曹禺先生给我讲过王佐断臂的故事。他说，经过“文革”，我什么都明白了，但是我，人却残废了。当他讲到这里时，我真的感到一种莫大的悲哀，一种刻骨铭心的痛。当他一次又一次地哀叹、悔恨这一生写得太少了，总是要冲决、要拼命写但又写不出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他的人生的悲剧。他真的像文清那样再也飞不起来了，也好像陈白露那样陷于“习惯的桎梏”，再也拔不出来了。这样的感受，我在《曹禺传》中流露着，我不愿直接地说出，那样，会刺伤一个老人。当我看到有人引用传记的一些文字，而把矛头引向制度和社会时，我以为他们并没有看到其中蕴藏的内涵。对于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描写，也是《曹禺传》的一个着重点。直到2007年，我到香港参加“曹禺探知会”，正式发表了《对一个悲剧艺术家的悲剧性的探寻》，后来在北师大、在浙江大学就此作了讲演，正面作出我的回答。
《曹禺传》出版后，得到一些专家的首肯，尤其是由于这部著作，引发起新的一轮曹禺的研究。从钱理群的《大小舞台之间》到邹红的《“家”的梦魇》等，《曹禺传》中所提示的资料，为他们的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契机，为此我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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