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跨进中戏的大门，就被告知戏剧发生了麻烦，戏剧危机的呼声，甚嚣尘上。他们告诉我，现在的剧院，再也看不到那种排起长龙买票的情景了。
据说剧院是“不演戏不赔钱，越演戏越赔钱”。有的剧团竟然开舞厅，女演员干脆成为伴舞女郎了。这让我十分惊愕。我看戏不多，但是，如新时期初期北京人艺的戏，青年艺术剧院的戏，我还是很愿意看的。我看到的是全场满座的景象，怎么一下子就跌入低谷了呢？
陆陆续续地看到，不但有戏剧危机呼声，戏曲危机、电影危机的呼声也高涨起来。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门类中最具有观众、最有影响力，并雄踞首位的电影也居然发生危机，对于一些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文化部分工负责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发表文章，他公开对电视的播放提出意见，希望得到节制。电影界的人士对这个新兴的媒体，是恐慌，是无奈，是看不起。但是，中国的电视毕竟是大发展了。
产生这些艺术部类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这些传统的艺术，这样步调一致地发生危机，不得不让人看到是电视冲击的结果。
在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我自然考虑到这是一种文化现象。首先，在我这里形成的概念是“电视文化”，这是一种电视文化的现象。而我，则把这种电视冲击传统艺术的现象，称之为“电视冲击波”。
电视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科技成果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在数十年的历史中，其发展速度迅猛异常，规模宏大，遍及世界。在各个国家，它的发展都给整个社会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并且对文化系统中的其他部门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当然也带来种种麻烦和困扰。
我在调查中，发现我国电视的发展是异常迅速的。
到1987年7月，我国已拥有6亿观众，近1.2亿台电视机，成为世界上拥有观众最多、电视市场最大的国家之一。（参见《中国广播影视》1988年第3期）
开始，我只是想到，讨论一下这个新兴的电视文化。在传统的新闻学理论中，大概只有报纸和广播，还没有电视的地位。在我当时看到的外国有关电视的资料中，也没有对电视文化的论述。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如何给“电视文化”正名，让它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入舆论中。因此，就想首先论证一下电视文化。
这里要说到崔文华同志，他硕士毕业后分配到广播学院文学部担任文艺理论教学，他的理论根底很好。当我同崔文华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时，得到他的赞同，于是合写了第一篇文章《论电视文化》，新闻理论刊物没有接受这篇文章，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未定稿》先发表了。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在《新华文摘》上转载。之后，有不少刊物摘要发表。这自然引发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在逐渐地深入研究中，萌生了撰写《电视文化学》的设想。
“电视文化（video culture）”这一词语早就在西方流行起来，无论是传播学家、社会学家都在沿用这一概念。在我国，这一词语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人开始使用。在我看来，一个新的词语的流行，不单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还可能意味着观念的变化。假如“电视文化”这一词语流行起来，对电视学来说，就意味着观念的更新演变。而观念的变革又必然会反作用于实践。
我把“电视文化”提出来，还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概念、一种观念，而且是想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加以讨论和研究。因此，就冒昧地想写一部《电视文化学》了。
当时我也考虑到，有人会说，眼下什么都可以称为“××学”，这种风气岂不是对学术研究的亵渎？这种意见是值得严肃考虑的。其实，最初我也没有想到要写一部《电视文化学》，特别是对我这个电视的局外人来说，尤其是这样的。开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电视文化现象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由于电视的突然崛起腾飞，它给一些艺术部门带来巨大的冲击。虽然，导致危机的因素是多样的、复杂的，但是电视的冲击却是重要原因。我把这些称之为电视冲击波所引起的电视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文学艺术界的一些人士起初未免感到惶惑不安，甚至有些愤慨。但是，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它是暂时的、偶然的，还是有它的必然性呢？对它又该作出如何的评价呢？这些，同样困惑着我。于是萌发出要给予解释和理论回答的愿望。
岂止是对于艺术系统的冲击，电视在社会生活中也激起巨大的反响，产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它同样是令人瞩目的。让人惊愕的是：一个小小的“魔盒”，竟然如此牵动着亿万观众的心。一部《姿三四郎》引起一场轰动，一部《霍元甲》掀起一阵热潮。据记载，为了看这些连续剧，有的城市竟然“万人空巷”，连晚间的犯罪率都有所下降。一台成功的春节晚会，能使亿万观众守在电视机前，形成万民共乐的节日气氛。可是，一台不成功的春节晚会，却又遭到观众无尽的指责。后来发生的“迪斯科热”、“足球热”、“通俗文学热”等，无不与电视有关。可以说，电视文化为整个社会的生活带来了一个动力性极强的文化因素。这一切都迫使人们对它不能不刮目相看了。正是在静观默察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文化现象之中，我逐步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学科正在酝酿诞生，这就是电视文化学。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看法，即把电视对传统艺术部类的冲击，看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结构的大变动。不仅是文学艺术，而且对传统的大众媒介也是巨大的冲击。但是，怎样展开对它的研究呢？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传统的学科，如历史学科、中文学科、哲学学科都在萎缩削弱，像原来的北京广播学院本来是一所在培训班基础上创办不久的学院，但是，在电视的发展中，竟然发展为一个热门的大学。但是，开始它的专业课程设置主要是环绕着实用的目标建立起来的，根本来不及理论的建设。因此，我想，一个新兴的电视事业，没有理论的支撑是不可能持续发展和健康发展的。
随着深入电视文化的殿堂之中，我发现环绕着电视已形成了一个辐射圈，电视牵动着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也牵动着有关的学科。单是运用传统的新闻学、文艺学等都不足以解释电视文化现象，时代呼唤着一个新的学科产生。我就是带着对电视文化的种种联想以及对这个新的学科的憧憬而开始研究的。我深深感到驾驭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有些力不从心，甚至难以把它构筑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但万事总有个开头，既然确信它的未来，那么，就大胆地写出来，作为对一部更完善的电视文化学的呼唤吧！
我所以研究电视文化，同时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电视文化事业是一个伟大而影响广泛深远的事业，它承担着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历史使命，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不能设想，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能够长期处于缺乏自己的理论的状态之中。如果说学术理论是社会的大脑和眼睛，那么，电视的理论则是电视文化事业的神经中枢。电视没有自己的理论，就不可能维持其自身的发展，更谈不上向事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甚至会迷惑自身的发展方向，导致始料不及的后果。在我看来，探索电视文化理论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具有学术的价值，而且有着迫切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对于电视从业人员具有意义，而且对从事其他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员也具有参考价值。
那么，什么是电视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这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我看来，电视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当广泛的。单是就电视而研究电视已经不够了，单是把发展电视看成仅仅是“电视台的事业”已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了。电视文化需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即把它纳入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艺术的系统以及社会的系统中加以考察。因此，其一，要把电视文化的历史成因、电视文化的特性、电视文化的功能等作为重要的课题提出来加以讨论。其二，探讨电视文化同其他文化部门之间的关系，即研究电视同传播文化系统诸如报刊、广播等的关系，电视同电影、戏剧、文学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及其深层的联系，在文化大系统中揭示电视文化的发展和运动，揭示它的地位和作用。其三，在社会系统中研究电视文化，即研究电视和政治、电视和教育、电视文化和社会闲暇时间、电视与观众的关系。其四，专门讨论电视弊端问题。电视的负功能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如何防止电视文化的异化，如何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是必须加以思考的。为此，对于电视文化的结构提出若干设想。其五，特别要探讨电视对人类思维的影响问题，也许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未免为时过早，但也是应当给予关注的。
这些讨论的课题，并非全系纸上谈兵，而是基于电视文化的发展实际。由于电视等现代视觉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已使整个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动，电视文化向原有的各种传播媒介和各种艺术部类发出了挑战。如果我们对此有较深入的研究，就可以清醒地面对这种重大的变动，理解它，认识它，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不致陷于恐慌和焦虑。有了科学的指导，就可以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并因势利导，作出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又有利于其他文化艺术部类发展的决策。因此，电视的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来考虑问题的。
在电视普及的条件下，对原有的传播系统以及其他艺术也有一个重新估价和认识其地位以及探求其发展道路和前途的问题。在这方面，作为社会主义的电视文化的理论建设，就应当研究如何避免电视的“冲击”，使电视文化同其他文化部类得到共生共长，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渗透，而不是以邻为壑，互相排斥。实际上，凭借电视的强大影响，可以给其他文化部类以助力，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健康发展。电视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它带有强烈的综合性，节目多样化是它的优点。俗话说：“唇亡则齿寒。”如果电视把其他文化部类挤垮，最后，势必会削弱电视的丰富性，最终影响到自身的发展。正如自然界“生态平衡”一样，文化的生态环境也需要平衡。电视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那么，就需要在更高的水平上恢复其平衡的生态。因此，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必须具有一种系统的结构观念。
那时，中国刚刚步入了一个电视社会，迎来了一个电视的时代。电视对整个社会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我们虽然已有所感触，但还来不及加以深入研究，甚至还不能适应它。电视文化的理论，就在于使电视文化的观念普及开来，特别是使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新的历史事实。如有的文化工作者，长期以来只懂得为报刊写作，即用语言媒介进行著书立说，把自己的思想化为铅字，形成了传统文人的工作方式。面对电视传媒时代到来，由于历史的因循和客观条件，我们的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等，还不善于运用这个强大的传媒，甚至对它抱着一种轻视的态度。因此，电视文化的理论也在呼唤着知识界的电视文化意识，即如何运用电视传媒传播思想的著作意识和创作意识。一旦电视文化的观念为广大文化工作者所接受，不但会使电视的面貌改观，也将会对整个文化事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电视文化的理论将会解放文化的生产力，创造出电视文化的宏伟奇观。
在研究方法上，考虑到电视文化学还处在初创阶段，没有可供参照的前例，也只能摸索试验。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全然按照传统的新闻学或者传播学的格局是行不通的，而应采取多维研究方法（malti—dimensional—opproach）。许多社会学科研究的事实表明，这种研究方法是有着它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的。多学科的交叉可以突破原有的学科疆界和局限，从而促进新学科的诞生。此外，采取这一方法也是同研究对象有关。任何科学研究的方法都是研究对象的适应手段，电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它必然涉及有关的学科，诸如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电影学、戏剧学，政治学、教育学，美学、思维科学等诸多领域。譬如现代政治学对电视的兴趣就是十分强烈的，而社会学更把电视文化引向自己的范围。所以，把这些纳入电视文化学的视野也就不奇怪了。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更多的是采取理论探讨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从理论上的思考，比较容易切入研究的课题；另一方面也因为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如果要做定量的分析研究，那就需要进行充分而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而这方面是经费和能力所不能达到的。但我相信，随着电视文化学研究的深入的开展，必然会把定量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当然它需要不断地积累。
在研究中，虽不敢存有过高的奢望，但也有些追求。一是把描述现象同提出问题结合起来。首先，对一些突出的电视文化现象，特别是对8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腾飞崛起之后所产生的电视文化现象，给予必要的描述，以期引起诸方关注的兴趣。尽管在搜寻资料中遇到不少困难，但只要认为是重要的电视文化现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都尽可能加以粗线条地勾勒和描述。在我看来，这些电视文化现象，不单是电视界所应了解的，而且也应引起整个文化艺术界的重视，这样，可为人们进一步思索和研究问题提供若干线索。现象是研究入门的向导。也许还不能揭示这些现象的本质内涵，但把它提供出来，对促进电视文化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在描述现象的同时，把问题提出来，作些粗浅的讨论。目前还不可能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电视文化学的体系，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并提炼出为理论体系所必需的理论观念和概念。所以，就采取把问题尽可能提出来的方式。所提的问题有些是我国电视研究中还未曾探讨过的新的课题，有些则是国外学者提出的老课题，但仍需加以追索。这样做，也是为了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我以为，有些课题有可能形成电视文化学的分支，足以写出有关专著。在电视文化学的领域中，许多是未曾开垦过的“生荒地”，它会吸引人们在这个新兴的领域进行辛勤的耕耘。
二是立足中国的国情，并参照西方电视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电视文化，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不同国家、地区的电视文化的面貌，因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电视文化学既应当研究电视文化的共性方面，更应充分考虑不同电视文化的发展个性。我们研究电视文化学的目的，仍希望对中国电视的发展有所帮助，因此，就应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学作为目标。这样，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实际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虽然对此作了些努力，但仍然是不够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对外国电视发展经验教训的借鉴和参照，而比较参照的目的，仍在于探讨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道路。
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一切都在变革，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变革，而且文化也在变革。而我们所面临的竞争，同样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上的竞争是更为深刻的竞争。文化的进步是具有更深层动力源泉的进步，电视文化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的进步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处于变革竞争时代的电视也需要变革，其变革内容，必须使电视成为文化的电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电视，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电视文化，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我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尽管是业余的，但却有着我对电视理论的渴望和追求。早在1985年，我写过一篇《重视电视理论的建设，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学》，即反映了我对电视理论建设的一些设想。作为一个热心的电视观众，或者说电视界的朋友，我始终对电视事业有一种热爱，也深深地意识到电视理论探讨的重要意义。因此，虽然我的本行是中国现代文学，却有着对电视跃跃欲试的理论冲动。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作为一个电视圈外的人，却获得了一个从电视圈外观察电视文化现象的天然角度，也就是说，既可以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职业惯性，又可以运用我的知识视野，更冷静、更客观地来看待由电视冲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这种“旁观者清”的审视角度，拓开了我的思路。此刻，我感到走出广播学院的好处。从一个带有新闻学院的广播学院转到戏剧学院，给了我一个不同类型的学科的文化碰撞的机会，也是一个发现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的机会。而能够发现问题、抓住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关键。我常想一个问题，就专业研究专业的封闭状态，是不可能将专业研究好的。“功夫在诗外”可以说是治学甚至创作的普遍规律。
80年代，我曾经设想编辑一套《电视文化丛书》，对《电视文化学》提出的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甚至第一本《〈河殇〉论》作为这套丛书的一种已经出版。本来，已经组织了一些年轻学者投入研究，而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我是觉得十分遗憾的。
我觉得《电视文化学》提出的问题，它的基本思路和方向，仍然没有过时，中国的电视目前还处于结构性的困扰之中。它没有在高度的文化理念指引下处理好的电视文化的结构性问题，还是值得关注的。
《电视文化学》于1990年5月出版，印1700册，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这本小书被誉为中国现实文化学的开山之作。这并不重要，就我的研究成果来说，这本小书在开启人们的电视观念上多少起到一点作用。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有一位教授，在香港报刊上对《电视文化学》有所讽刺，有所指责。我想他没有看过全书，不过是一篇只看过文摘就下车伊始的赚点稿费的文字。真是与我讨论电视文化，我倒是很愿意的，可惜不是。但同时，我看到过去不以电视文化为然的电视台的一位领导，他写的一本书就以讨论电视文化为书名。这就令人感到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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