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逐渐将题目明确起来：《比较艺术在中国》。1987年，俄亥俄大学比较艺术系的沃特曼和海格妮教授来中国艺术研究院讲学。他们离开中国后，我院的齐小新先生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比较艺术在美国》，对两位教授在研究院讲学的内容作了介绍。这个题目给我一个启发，就写一篇《比较艺术在中国》吧。即使这样的一个题目，也让我颇费心思。在我国没有比较艺术这样的学科，也没有比较艺术系的教学机构。根据我的调查研究，我发现按照美国教授对比较艺术、比较文学的认识，比较艺术在中国也可以说古已有之。我的论文，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学者对比较艺术的理解；第二，比较艺术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关于历史，我说中国最早的《乐记》就把音乐的研究同诗歌、舞蹈等加以比较论述。比较艺术的思想在汉代的《毛诗序》以及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中也有所体现。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虽然没有比较艺术的学科出现，但是，像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些文学大师的文论中，几乎都有“比较艺术”的研究了。我较多谈到现状，并对其特点作了一些描述：第一，主要是从美学的角度，研究中外美学理论体系的异同，研究各国文艺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第二，从具体理论的概念、范畴等方面，比较中外艺术理论的异同，而研究的重点是透过比较来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与创作的民族特色。第三，中外艺术创作的手法的比较。此类研究引人入胜，在细微处开掘出不同手法的内在的意蕴。
我们是乘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由北京经上海直飞旧金山。在昼夜交接的时刻，我从舷窗望出去，天际先是暗红的颜色，太阳的光芒变幻着奇异的色彩，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把你晕进一个美妙的梦境中。
整整十三个小时的飞行，我几乎不能入睡，是相当难过的。那时，飞机上还可以吸烟，事先定好吸烟区的座位，我和雪来先生都是烟鬼，一路上喷云驾雾，倒也不太寂寞。到旧金山机场，还要换乘去芝加哥的飞机，几乎等待了六个小时。而到达芝加哥之后，再换乘去俄亥俄首府的飞机。芝加哥的机场给我印象很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候机厅，前后两个机场，寻找停机口，极为方便。在长长的候机厅里，中间是运送的履带，带着行李也很轻松。到达俄亥俄首府，已经是深夜了。沃特曼亲自来机场迎接，开车到阿森斯，这就是俄亥俄大学城了。当夜住进大学的旅馆。主人安排我们两个人各住一室，雪来先生说，这样太浪费了，一再同沃特曼教授说，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就可以了。其实，那时，我已经听朋友说过，外国人的习惯，还是分住，否则人家会误会是同性恋了。出于对雪来先生的尊重，我也没有发表意见。雪来就是这样一个为人着想的爽快人。
这是一所没有院墙的大学，它就在阿森斯市区里。清晨起来，到外边散步，空气清新，绿树成荫。小松鼠不时从眼前跑过。而晨练的人，迎面而来，总是友好地把手扬起来示意。
这真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排得满满的，而且增加了一场公开的演讲，在大学的报纸上登了广告。我负责讲中国当前的文艺的现状。雪来先生讲中国的电影的现状。
我们造访的比较艺术系，第三天进行专业的论文报告时，前来听讲的不过十几个人。我才知道这个系是很小很小的。沃特曼教授是系主任，他的学生海格妮是副主任，正准备接他的班。我们所讲的题目，引起他们的兴趣，我所设计的《比较艺术在中国》的题目，看来还是合适的。
在交流中得知，他们的比较研究，侧重微观的比较，譬如一首歌曲同一幅画的比较，这种研究，将读者带入一个新的视角，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鉴赏的境界。
面对大学师生的演讲，在一间大教室，来了上百人。据鲍玉珩（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毕业生，是雪来的学生）说，来的人这么多，是因为他们对于当前中国十分感兴趣，连电影也很受大学师生的欢迎。我讲的题目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漫步》，因为是临时准备，只能凭记忆写了一个提纲，介绍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巨大变化。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朦胧诗，都介绍了，看来临场发挥得还好。由鲍玉珩现场翻译。雪来先生对这十年来的电影的发展，作了生动的讲述。他在中国的电影界具有很高的声望，结合他在国内外担任评奖委员的经历，讲起来更引人入胜。
我对于主人接待的盛情，印象很深。他们一再问我们有何要求，除他们为我特别安排了参观戏剧系和观看一次大学的演出外，我提出参观传播学院，也很快地安排了。
戏剧系学生人数不多，这里没有很细的专业区分，表演、导演、舞美，似乎他们都有所接触，参观时，学生们正在实习制作道具和服装。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尤其是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给我印象很深。
他们演出的是根据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改编的音乐剧《西区故事》。那时，我对音乐剧缺乏了解，但看起来，表演还是比较幼稚的。
反而是新闻传播学院让我更感兴趣，他们的设备十分先进。美国的电视除几个大的电视网外，公共电视台很多。在传播学院就有十几个。这些公共电视台，没有广告，节目均系为公众服务的节目，有关妇女、教育、卫生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电视网络的结构，有着它内部的制衡性。这些公共电视台的经费，或来源于政府拨款，或来源于赞助。这对于我的电视文化学研究是有启示的。
在这里，我也深感他们的敬业精神。在参观图书馆时，学生可自由到图书馆查阅图书，有专门为教师设置的研究室，本馆没有的图书，可到全国的图书馆借阅，真让我感慨良深。想想我在国家图书馆借一本书都那么难，复印一点资料，还有很多的禁忌，真的觉得这里才是研究学问的乐园。让我感动的是，当图书馆长向我们展示他们收藏的一部百年的《圣经》时，那种自豪，那种对经典的敬重，委实令人感动。
大学的领导专门设宴招待，我记得来宾有二十余人，除艺术学院的领导和教授，还有中文系的教授。宾主频频举杯，充满友好的气氛。
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得知我们来了，常常来访，听我们讲讲国内的情况，有的也探讨学术问题。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留下他们进餐。我和雪来先生都觉得应该招待远离祖国的青年学子。
艺术学院的副院长，是一位好客的朋友，硬是要在家里招待我们。他家就住在小区一所独立的三层楼的住宅里。他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在他的书房里，摆放着不少“文物”，尤其是墙上挂着的中国花鸟画，都是他在旅游中购买的低劣的作品，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的热情。他的太太为招待我们，专门学习做了辣子鸡。我们向他们赠送了礼物。如果有机会，希望他来北京，到我们的研究院做客。他说，我会安排的。后来，他果然到北京来了。
沃特曼，总以为招待不周，专门安排我们到克利夫兰（这里离加拿大很近了）参观一座艺术博物馆，馆中没有特别著名的文物，更多的是一些现代派画，也让我大开眼界。
夏骏的弟弟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得知我来，星期天驾车来看我，特别带我到超市参观、购物。出乎我的想象，超市远离市区，而且规模很大，进到其间好像进入一个物的海洋。我没有购物的愿望，但是，也让我走马观花，了解了美国人的生活。我买了国内没有的小的家用器物。小夏买了一个带红色夜视灯的收音机送给我，回国后，才发现是台湾制造的。那时，在这个大超市里，是看不到大陆产品的。
在访问中，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对方希望同研究院建立合作的关系，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雪来先生和我都没有在这方面得到院领导的授权。我们与院领导联系也很困难。我同雪来先生商量决定，我们可以草签一个协议，说明必须我们回到北京商请领导同意，方能生效。
这样，初步确定了两条：一是共同合作出版一本比较艺术的论文集，由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印制，中英文版，在中国和美国发行。印制经费，经由双方协商后，由俄亥俄大学出版社提供。后来，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履行了合同，但是我们的出版社却一拖再拖，最后只出了英文版，中文版则石沉大海。
华盛顿的观感
他们特为我们安排的节目是到华盛顿参观。沃特曼亲自驾车，海格妮陪同，大约是800公里的路程，从清晨出发，到华盛顿已经是傍晚5点了。他们这样安排，是想让我们沿途就可以观光美国的风情。我们也是第一次在高速公路上旅行，第一次在休息站开设的肯德基享受美国的快餐。
在华盛顿住下后，沃特曼告诉我们，这里治安情况很差，还是不要外出了。
第二天，上午参观一座现代艺术馆，这里集中了世界最优秀的现代派画家的作品，尤其是萨特的画作。而且看到一位画家当场作画，他把一把提琴当场摔在洒满油彩的地面上，这样，一幅现代画就创作出来了。
下午到白宫广场参观，本来是可以到白宫里边去观光的，因为特殊的原因，那天没有开放。我们第一次知道白宫还是一个供人参观的地方。
在这里，他们的越战纪念碑设计得独具一格，摆脱了传统的模式。沃特曼告诉我们，这个纪念碑就是俄亥俄大学美术系的一位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设计的。
第三天，参观了航天馆，展览的有航天器，以及各式各样的飞机，我在陈纳德飞虎队的事迹展览前，驻留甚久，美国人为中国的抗战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纪念的。太平洋尽管相隔万里，但是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却有着亲密的友谊，这是最值得珍惜的。
我们终于结束俄亥俄大学的访问。沃特曼唯恐我们劳累，头天晚上就送我们到机场附近的汽车旅馆休息。他在机场，将礼物送给我们，送我的是由劳伦斯扮演哈姆雷特的《哈姆雷特》录像带，还有一个用我的英文名字制作的钢印，这确实是最好的纪念了。
我们到达旧金山，为等候回国的飞机，还可以停留两天。是一个上海人开的家庭旅馆接待我们，这是旧金山领事馆为我们安排的。他们很懂得顾客的心理。第二天清晨的早点，就是油条、稀粥和咸菜，真是吃得美滋滋的。他们专门有一辆汽车，带我们去看有名的旧金山大桥，参观弗朗西斯科的教堂。我在这里买了几枚十字架的饰品。
在街道上看两边楼房的窗子上挂着绿色的旗子，向导说，哪里有绿色的旗帜，那里就是同性恋的家庭。旧金山是美国同性恋的大本营。
当我们飞机深夜在首都机场降落时，机场上几乎空落落的，大街上也异常地安静。这是1989年6月3日，第二天就迎来“六四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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