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不久的标准叫GNH，即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指数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迅猛，物质生活丰富，但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多幸福。于是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精神追求和心理感受上，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就此登上舞台。但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幸福指数报告大都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研究团体或个人发布的。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国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在不同的时期，不丹政府推出了不同的国民幸福目标，例如他们的2002～2007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将国民幸福目标具体表述为经济增长与发展、保护与改善文化遗产、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政府善治。他们提出了不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新的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指标，即国民幸福总值，包括满意感等主观指标。

    20世纪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并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着重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就能改变人们对是什么真正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他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幸福，《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但幸福指数不仅仅是幸福感。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普通职员小王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能和老婆孩子散散步。”中学生李飞的感觉是：“我数学考了满分，非常快乐！”而职业经理人胡雨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从而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幸福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验，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事实上，幸福指数的含义远不止幸福感，它还包含民众所拥有的外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条件。就像一位教授的统计：“非典”曾让人们的幸福指数下跌，“神六”成功发射则提高了幸福指数。又如农村人就比城里人更容易感觉到幸福。再如，生活在空气污染指数低的城市，就相对幸福。

    可以通过心理测试来把握自己的幸福程度。有专家提出了由10个指标构成的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

    幸福在哪里

    2006年国家统计局有关官员表示，我国已推出幸福指数，把幸福这个原本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东西加以数字化。无独有偶，就在幸福指数推行之际，一本叫做《幸福与经济学》的专著，除了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为之叫好外，也让一些普通读者趋之若鹜。不管是对经济学感兴趣也好，对幸福这样的字眼感兴趣也罢，总之，人们对于幸福的关注可见一斑。

    当吃饭穿衣不再成为紧急问题，生活步入小康之后，金钱对幸福的提升，将变得迟缓、无力。所以，《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强调说：“收入也会对幸福产生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效应。无疑，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们会因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变得幸福，但是在超过了一定限值后，人均收入的增加将不再对主观福祉产生效应与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调整期望水平。人类对幸福的渴望永远没有尽头，这山望着那山高，他们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对幸福的期望水平。也许正是人类这种对幸福追求的持久不满意，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似乎都远离了人间烟火，他们以砖头厚的经济学专著，把普通读者和社会大众拒之门外。很多时候，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为公众理解，而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问题也不在他们的关注视野之中。因而，《幸福与经济学》被如此关注，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认为幸福仅仅和收入有关，或者说收入是决定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准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多时候，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通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比较而获得的。拥有亲密的朋友、事业伙伴、亲戚、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或者作为某个团体（如事业团体、兴趣团体等）的成员，都会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感。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对幸福的追寻，其实也切合了建立和谐社会的要素。

    客观经济学意义上，幸福的定义是生活者对生活者剩余所产生的效用的一种反应。生活者对幸福的感受可用幸福值来表示。一般来说，生活者剩余越大，所产生的正效用越大，幸福值就越高。从经济学角度讲，幸福是中性词，应该是可度量的，度量值为幸福值。计算公式如下：幸福值（HV）=生活者剩余（SL）×幸福弹性（EH）（系数）生活者剩余是生活者为达到某种生活目标而愿意付出的成本总值与实际付出成本的差额，这里的成本包括显成本与隐成本。幸福弹性（系数）是生活者对生活者剩余所产生效用的反应的敏感度。一般来说，幸福弹性（系数）大的人，“给点阳光（生活者剩余）就灿烂”，同样如果遭受一点挫折（生活者剩余为负值），受到打击也会越大。

    生活是一个人所有活动的总和。活动包括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对幸福的定义也可以这样理解，生活者付出一定的成本，实际达到的目标所产生的效用与原定目标可实现的概率值所产生的效用的差额。

    1.拥有了金钱和社会地位的人的幸福值并不一定就高

    换句话说，有钱有势的人并不一定幸福。现做如下假设，某君甲现为某企业中层领导，其生活目标是五年后拥有1000万元，预期实现的概率为0.5；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董事长，年薪为50万元，预期实现的概率为0.1。假设五年后的实际情况是，他成为董事长，却只拥有100万元，其幸福（弹性）系数为5。则其幸福值为：

    HV=[（100-1000×0.5）+（50-50×0.1）]×5

    =（-400+45）×5

    =-355×5

    =-1775

    假设某君乙为普通煤矿工人，其生活目标是五年后是拥有20万元，实现概率为0.8；成为矿井的一名基层管理者，实现概率为0.2。五年后，他拥有了30万元，且成为一名基层管理者，年薪为5万元，其幸福（弹性）系数为15，则其幸福值为：

    HV=[（30-20×0.8）+（5-5×0.2）]×15

    =（14+4）×15

    =270

    由此看来，五年后，甲、乙尽管所处的环境不同，但乙显然比甲幸福。幸福的延迟效应，感受不同，会导致不同的个体行为。甲不但没有幸福，而且为负值。这时甲会急于找寻幸福所以有了新的目标。他想在一年内得到2000万元，实现的概率为0.5，结果一年后他得到了5000万元。这时他的幸福值为：

    HV=[（5000-2000×0.5）]×5=20000

    这时，他又想在一年后得到8000万元，预期实现的概率为0.8，结果一年后由于贪污腐败被查处，没收全部贪污款，并罚家产20万元，且被送进了局子。这种情况是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期望实现的概率为0。这时他的幸福值为：

    HV=[（-5000-20）-（8000×0.8）]×5

    =（-5020-6400）×5

    =-11420×5

    =-57100

    如果甲被判死刑，就超过我们谈论幸福的范畴了。

    2.如何做一个幸福的人

    最有效的途径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调低生活目标的预期或调低生活目标实现概率的预期；另一方面，在既定的预期生活目标下，努力提高可实际达到的目标。

    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过去，评价国家社会发展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关注GDP等硬数据，对幸福指数等软指标则很少关注。

    GDP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一起，成为衡量一国经济景气、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由于长期将环境代价排除在国民收入的账户之外，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和收益已被严重扭曲。比如，在一些片面强调GDP的地区，高经济增长其实是以环境的恶化和高能源消耗为代价的。一个内陆农业大省的统计数据显示，GDP增长9%，但环境污染损失却占到GDP的15%，新增的GDP基本被环境欠账吃掉，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完全消失。从世界范围来看，环境组织的年度报告中更是赫然写着：“近二三十年，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八大问题，已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GDP不能对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加以计量，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前和未来的净福利变化，也不能直接体现公民关于幸福的终极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指数还有值得GDP参考的地方。

    其实GDP指标与幸福指数之间绝不是互相对立排斥的。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幸福感，但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幸福指数与GDP并不一定同步增长。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幸福之间的必然联系。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较为激进，该机构表示，可以用幸福感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

    NEF采用一套崭新的计算方法，考查各地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预计寿命、投放在环保上的资源以及所取得的成效。该基金会指出：“采用这套方法，并非单纯以金钱或经济成就去计算，而是返回最基本，看看环境对人类的快乐程度带来什么影响。”这种计算HPI快乐指数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乘以预计寿命，再除以生态及环保成效的指数（指养活人民所需的土地数量及能源消耗量）。

    通过这种计算方法得出：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人是全球最幸福的。

    排在第2至第10位的依次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巴拿马、古巴、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巴基斯坦、法国、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分别为第12位、17位、23位、31位、32位、44位、62位、81位、95位、102位、108位、112位、129位、139位、150位、172位。

    其中，非洲国家平均成绩最不理想，包揽了最后10名中的7位，津巴布韦更成为倒数第一。

    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是瓦努阿图——南太平洋上一个由80多个岛屿组成的小国，这不禁让人大跌眼镜。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更是被排在了第108位和第150位。

    据说这个排名在标准上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其他幸福指数，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获得幸福的投入产出比”——在指标计算中，更多地考虑了生态环境的因素。组织者说：“结果显示出对资源的高度消耗水平并不能与‘幸福’直接画等号。”

    很多媒体和学者认为这个报告过于忽视个人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作用，让人产生收入越高、经济越发达国民越“水深火热”的印象。不过如果仅因为这些，就彻底否定这个排名的价值，甚至怀疑“新经济基金”、英国“地球之友”这样的公众组织要“蒙”谁，也是很不公平的。

    瓦努阿图人民的生活听起来就很不错，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在知道了这个排名之后，内心一定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平衡。更何况，瓦努阿图的人民过着的确实是很幸福的生活。根据从那里旅游回来的人介绍——在瓦努阿图的海域，只要戴上潜水镜，就可以直接下海抓鱼。游累了，可以回到船上钓鱼。在这里钓鱼是最容易的事，一竿下去，总会有收获，而且收获的常常是金枪鱼这类“贵族鱼”。在这里，被国人视为“极品”的梅花参到处都是，一般都有一米多长，直径在10～15厘米——难道这样的生活不幸福吗？

    现在有人认为幸福指数可以代表GDP，这种看法也有失偏颇。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通过对国内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一种正向关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正确认识幸福指数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把幸福指数作为社会评价指标时，应对其价、功能进行正确定位。幸福指数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它必然受到长期和短期、宏观和微观、主体自身和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决定了它主要用于对特定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良性运行状况的衡量与评价，而不宜用于评价政府组织的绩效，和考察个人的政绩。在关注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发展是否偏离了终极目标，而不是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和它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政绩评价的标准。

    越有钱越幸福吗

    有西方学者研究后指出，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如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时候，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就不存在了。如富有的瑞典人比保加利亚人幸福，但是更富有的美国人则与瑞典人在幸福感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幸福指数的高低。但是，金钱不是唯一的原因。过去民间有一些统计也反映，农村人的幸福感比城里的人更强。上面也说过，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有若干个指标，而且受人的价值观、受教育程度、习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考量不出这样的结果吧？没有必然联系。

    据一项调查显示，四川农民的“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农村居民为94.2%。这次调查中，民众满意理由中，详细调查了生活收入水平、个人健康状况、家庭生活和谐与否、社会人际关系、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等五大指标。

    另有一项调查，2004年4月，由新华社主办的新闻杂志《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合作，对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在内的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结果，杭州第一，其后分别是成都、北京、西安、上海和武汉。

    是否城市经济越发达，居民生活就越幸福呢？奚恺无教授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在六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847元）、北京（月平均收入2484元）和广州（月平均收入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月平均收入2300元）和成都（月平均收入1515元）却排在最前。

    奚恺元说，许多人以为钱多会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实践表明，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感。

    某知名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一位教授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假定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你有两种支付员工报酬的方式，一种方式是给员工支付定额的高薪，另一种方式是给员工相对低一些的工资，但是时不时给他们一些奖励。客观来讲，第一种方式花的钱更多，但是，你的员工在第二种方式中会更高兴，而且公司花的钱还较少！

    当然，如果之前你的公司已经采取类似第一种的支付定额高薪的方式，那么现在要转换成第二种支付方式已晚，因为降低工资总是让员工很不开心的。

    我们无法讳言这样的现实：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人人都希望自己的钱包变得更鼓甚至有朝一日成为富翁。但我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期望人人都成为富豪，富裕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贫富鸿沟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幸福水平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恺元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起最大效用的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真实的例子证明。

    有一位私营企业家，他的公司年产值约两亿元，一年纯利润也有两三千万元。但他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常常要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他自嘲被企业“套”住了，一年到头很难有轻松的时候。有人问他，公司每年财务报表上利润的增加能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他笑笑，摇头说：“增加几百万没啥感觉。”

    事实就是这样，五元钱给饥肠辘辘的人带来的快乐，可能要比一万元带给千万富翁的快乐来得强烈。如果用竖轴代表快乐，横轴代表财富，那么二者的关系可以通过一条曲线反映出来：在一贫如洗时，最初的财富积累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急剧上升。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感的增加进入一个缓坡。等财富增长到某个数量，大大超过一个人一生的需要，拥有者可以“为所欲为”时，幸福感增长就基本成为水平线，很难再有更多增长。无论金钱、财富怎样多，人生终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生老病死，所以，人的幸福感都不可能达到100%。

    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衣食无忧，却怨言很多，他们总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就骂娘”。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此十分困惑：难道是人们的道德水平在不断地下降吗？其实，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英国科学家说他们破解了人类最大的谜团，那就是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们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幸福（F）=P+5E+3H，P代表个性，包括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E代表生存状况，包括健康、财政状况和交友的情况；H代表更高一级的需要，包括自尊心、期望、雄心和幽默感等。有的学者把这一公式进一步简化为：幸福（F）=E/D， E代表效用，D代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效用特别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正是这种递减使人们感到“天天吃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该物品在具体合理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最小效用。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正是按照这一规律活动的。19世纪80年代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其于1888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中以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做了精彩论述：

    一个农民独自在原始森林中劳动和生活。他收获了五袋谷物，这些谷物要使用一年。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因而精心安排了这五袋谷物的使用计划。

    第一袋谷物为维持生存所用。第二袋是在维持生存之外来增强体力和精力的。此外，他希望有些肉可吃，所以用第三袋谷物来饲养鸡、鸭等家禽。他爱喝酒，于是将第四袋谷物用于酿酒。对于第五袋谷物，他觉得最好用它来养几只他喜欢的鹦鹉，这样可以解闷儿。显然，这五袋谷物的不同用途，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假如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将维持生存的那袋谷物的重要性可以确定为1，其余的依次确定为2、3、4、5。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一袋谷物遭受了损失，比如被小偷偷走了，那么他将失去多少效用？

    面对这种情况，这位农民面前只有一条唯一合理的道路，即用剩下的四袋谷物供应最迫切的四种需要，而放弃最不重要的需要，或者说是放弃边际效用。边际效用由谁来决定呢？庞巴维克发现，边际效用量取决于需要和供应之间的关系。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越强烈，可以满足的物品量越少，那么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就越重要，而物品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反之，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低。

    又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碗里的肉越来越多，吃肉需求越来越容易满足，肉的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来越低，因此，“放下筷子骂娘”这种现象从边际效用理论角度来看就十分正常。

    制度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也很有意思。

    事实上，在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人们对生活满足程度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2004年武汉东湖论坛上指出的，人们对生活的满足其实不能只用一个指标（GDP指标）来衡量，那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如在非洲一些国家，那里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是人们经常在解决温饱后就在大树下开展娱乐活动，显得对自己生活很满足；而一些发达国家人们在人均GDP达到数万美元后仍觉得生活困苦或者压抑。从中可以看出，要衡量人们生活的满足程度，用生活幸福度来衡量比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要科学和合理。

    生活幸福度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心理评价，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具有浓厚的社会色彩，和新制度经济学界定的非正式制度范畴具有很多相同的属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其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制度创新能力和方向是知识及其结构的函数，即人们知识存量的多少决定了制度创新的能力，知识存量的结构决定了制度创新的方向。也就是说，人们拥有知识的存量越多，就越能对现行制度进行深刻的理解，这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后要求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欲望就越强烈，而不同的知识结构又决定了人们制度创新的努力方向的差异。如在西欧国家科学创新的精神受到推崇，所以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得以发展和完善，但在中国偏向于“学而优则仕”，这样就使中国科举制度得以巩固。

    人们对幸福度的感知作为一种更深刻层次上的非正式制度，也存在同样的规律：人们在生活幸福度方面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人们对幸福生活追求的价值标准和方向，即知识存量和生活幸福度呈反相关关系，而知识结构则决定了生活幸福度发展方向。如在科学和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的知识存量有限，对于生活满足的要求则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解决温饱是最大目标，此时人们的幸福追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而生活满意度也较高；随着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的解决，对自身的自由和发展的要求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人们的升级的幸福追求不容易得到满足时，生活幸福度就下降。知识结构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爱好和满足状况，如在美国人们都热衷于信贷消费，认为这样可以最大化地提前满足自己的需要，即生活幸福度高；而中国人认为负债消费是一种生活压力，习惯在积蓄后消费，认为这样消费的生活幸福度高。这些对生活幸福度不同的认知根源就在于美国人和中国人知识结构的不同。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既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正式制度数量是很少的，而非正式制度则遍布在人们的周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正如诺斯所说，“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由此可见，非正式制度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往今来，但凡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经济利益。在不同的地区或者社会不同阶层中，由于人们对改革及生活幸福度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就导致他们对改革所触动利益的不同反应。一些人觉得生活幸福度在下降，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从而增加了社会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幸福度在上升，会成为改革的支持者，从而降低了社会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正确处理和掌握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们心中有关改革及生活幸福度的知识存量及结构，可以为经济、社会制度变迁提供方向和动力。正确对待人们因不同知识存量和结构而产生的对生活幸福度的不同理解，采取不同的疏导政策来因应、引导人们对生活满足的程度和方向，让人们感知制度变迁带来的生活幸福度的提高，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非正式制度环境，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不比较，才幸福

    澳大利亚的幸福协会刚刚成立，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每小时交纳200澳元（约140美元）就能让你学会体验伟大的幸福。如果是团体消费，每人只需交纳30澳元。该协会的创始人蒂莫西·夏普说：“你真的可以提高你的幸福水平，这是我们要教给你的。我们可以让一个幸福‘存款’为零的人，在其幸福银行账号里有结余。”

    据专家说，只有大约15%的幸福与收入、财产或其他财经因素有关，而近90%的幸福来自诸如生活态度、自我控制以及人际关系。夏普说：“如果你在这些方面不是太好的话，可以学会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幸福协会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赞恩·皮尔泽所称的“幸福革命”的组成部分。在他的同名书中，皮尔泽说，在上万亿的汽车工业和信息技术工业化后，将会出现一个预防性产业，帮助人们发现和平、健康和幸福。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经济方面都比我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好得多，可是幸福水平并没有相应的按比例提高。有研究说，当住房和食物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额外的财富很少能增加人的幸福感。正如夏普说的：“财富的增加绝对不能保证你的幸福也随之增加，一年挣3万元的人和一年有30万元收入的人相比，在幸福感上的差别非常小，不过许多人对此并不了解。”为什么财富差距不会令幸福感有太大的区别呢？经济学家认为，是因为经济尺度发生了变化。

    几十年前，《巴尔的摩哲人》的编辑亨利·路易斯·曼肯曾说过，“财富就是你比你妻子的妹夫多挣100美元”。行为经济学家说，我们越来越富，但并没有更幸福的部分原因是，我们老是拿自己与那些物质条件更好的人比。

    夏普说：“如果你想幸福，有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可以做，那就是与那些不如你的，比你更穷、房子更小、车子更破的人相比，这样你的幸福感就会增加。可问题是，许多人总是做相反的事，老在与比自己强的人比，所以产生很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觉得自己不幸福。”

    科内尔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弗兰克说，当被问到你是愿意自己挣11万美元，其他人挣20万，还是愿意你自己挣10万美元而别人只挣8.5万美元呢？大部分的美国人选择后者，他们宁愿自己少挣，也不要别人超过他。弗兰克曾写过一篇论文——《多花少存：为什么生活在富裕的社会里却让我们感到更贫穷》，他在这篇论文里写道：就说住房吧，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住房？那要取决于他周围的人拥有多大的住房，如果邻居的住房小，他也不需要太大的住房；如果邻居有一所大住房，他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住房，无论他是否真的需要。

    幸福协会的目标就是要让你学会克服那些让你感到不幸福的因素。夏普说，最好的标准应该是凯利·帕克，他是澳大利亚最富的人，但最近几年，他移植了一个肾，而且心脏也做过手术。夏普说：“在财富上，我倒认为我比他强，你难道希望自己拥有40亿美元而一个肾被切除吗？”

    既然不和别人比钱多钱少，那么就可以适当放松，享受闲暇了。

    在传统观念中，闲暇没有什么好名声。“有闲阶层”、“游手好闲”均是好逸恶劳的别名，好容易有个成语“忙中偷闲”，一个“偷”字让人觉得理亏气虚。我们的传统是崇劳抑闲，提倡劳动光荣，从来就没想过闲暇也光荣。长期的传统教育弘扬蜡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英年早逝，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英雄永远是媒体宣传的榜样。岂不知列宁早就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短期内过度地耗费人力资源，是最大的浪费。“小车不倒只管推”是一种愚昧，注意保养和休整能让“小车”走更长的路程。闲暇是充电，是加油，关注闲暇就是关注人力资源的长期使用效率。况且，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偏好与选择理应得到尊重。何时劳动，何时闲暇，是行为主体的自由。

    改革开放对个人的影响之一是工作负担加重、生活节奏变快。在“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下，每个人都变得更加繁忙。且不说父母官们为了自己所辖的那片热土披星戴月，也不讲登上呼啸战车的商人欲罢不能，就是大学里那群读书教书的先生们也早就没有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那份简单。电视小品演出了《全都这么忙》，流行歌曲唱着《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市场经济带给我们更多的选择时，时间的机会成本骤然增加。从原来大锅饭时代的混日子、低效率，转变为争分夺秒，投入更多的时间为自己与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这是一种进步。然而凡事有度，当社会到处充斥着“繁忙”的身影时，“闲暇”就变得稀缺，其效用也大大地提升，这“闲暇”与“福利”无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人的一生究竟追求什么？财富、权力、知识、健康，说到底，是追求一种快乐。闲暇是快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素说：“人太忙了，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美好的世界等待着能够发现它们的眼睛。人太匆忙，会走马观花。品味生活的美好，需要闲情逸致。在过分密集的现代生活中，给闲暇留点空间，那就留下了一份恬淡，一份从容，毕竟人生不是为了遭遇生活而是为了享受生活。

    世上总有干不完的事，一周七日，一日24小时，忙得昏天黑地；一周十日，一日36小时仍然会忙废寝忘食。既然十天与七天没有什么区别，不如索性假设一周只有五天可用，留下两天给自己和家人。

    工作繁忙我们应该反思。反思之一，我从事的工作能否发挥我的优势，以己之短做人所长自然会事倍功半；反思之二，我的工作是否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越俎代庖，大权独揽，均为出力不讨好的傻子行为。市场经济不承认苦干只承认巧干，不认可苦劳，只认可功劳。在历史长河中，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世界上没有丢不开、放不下、舍我其谁的工作。强调闲暇是强调资源配置的高效，分工协作的合理以及时间安排的科学。工作与闲暇既有替代也有互补。

    经济学中的闲暇并不是指无所事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经济学中闲暇的定义。闲暇强调的是个性的释放和选择的自由。在闲暇的时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心无旁骛地挥洒潜在的能量，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闲暇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幸福。在我们追逐能够带来快乐与幸福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时，别忘了闲暇，它也有效用。

    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情景，与现实不符。

    效用即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时的满足程度，其实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就拿生活方式来说，是“懒惰”地过一种低水平却能充分享受闲暇和交往的生活？还是“勤劳”地过一种可以换来金钱但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且没有任何自由的生活。生活幸福，不在于可换算的金钱有多少，而在于主观感受。就人的本性来说，“只要有可能，就不愿意被强制”，所以，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前一种生活方式。佩罗曼就说，“爱尔兰妇女厌恶在工厂工作。她们不愿放弃假想中的独立，情愿选择贫困，也不愿选择被工厂雇佣禁锢和忍受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爱德蒙·摩根也注意到，在殖民地弗吉尼亚，虽然经常存在饥饿和营养不良，但人们仍宁愿选择悠闲的经济方式维持生计。这样看来，他们愿意选择“懒惰”、低水平但有享受的生活，鼓吹市场给人带来选择的自由、崇尚个性的经济学家与学界精英们，我们似乎不应该群起谴责，相反还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

    就生活方式对人的“效用”而言，只有生活中的人自己知道。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的目的在于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应该尊重农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你无法知道他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的主观满足程度，所以不能先验地以自我标准判断，农民生活方式很“懒惰”，很落后。

    忘记沉没成本，方能潇洒前行

    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说，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之一在于，经济学家计算机会成本，而普通人不计算。其实，他认为，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还有一个，即经济学家不计算沉没成本，而普通人计算。

    小杨周末去商场，小李作陪。小李是经济学专业高材生，最头痛的是在商场里消磨时光。小杨对一件衣服一见钟情，所以，简单地问了问价钱，看了看衣服，但连试穿都没有，就被小李拉着交了款。回到家，小杨一试穿，问题来了：衣服的扣子竟然掉了两个。小杨认为是小李太急才造成的后果，要求一起去退货。没有办法，两人硬着头皮到了商店。谁知售货员不认账，而且同一型号与品牌的衣服也没有货了。最后他们找到商场经理，经协商，店方同意再加一百元钱给他们换一件某著名品牌的夹克，而那种夹克的原价是四百元。小杨很犹豫，有些舍不得那一百元钱，想找两个扣子凑合。小李则痛痛快快地说：“很划算，一百元买了四百元的衣服，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啊！”最后，在小李的极力劝说下，这笔交易总算完成了。

    路上，小杨问小李：“明明那件衣服花了430元钱，怎么能说是一百元钱呢？”小李说：“商家不退货，所以，实际上我们先花的330元钱就等于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的口袋了，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经济学家是不会把这笔成本计入成本的，所以，在经济学家眼中，后来那件衣服实际上就只是花了一百元钱，因此他会认为这笔交易很值得。而如果将原来的330元钱也计入成本，那么，可能会因此不进行这笔交易，那么，不仅穿不上这件合意的衣服，而且实际上前面330元钱也白扔了，因为凑合着穿不合意的衣服完全有可能使你的主观满足程度（即效用）变为零甚至是负数。

    不计算沉没成本，其实就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是覆水难收了。尤其是过去所受的苦难，我们更不要去计较，不要让它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我们咬咬牙再坚持，一切都会有回报。经济学从诞生之日始，就具有一种乐观主义的传统，也因此，经济学家都习惯于朝前看，而不回头看。

    其实，想一想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就会发觉不计算沉没成本也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中国普通百姓也有不计算“沉没成本”的，尤其是在大事上。比如中国人常讲一句成语，叫“功亏一篑”，就是说因为最后一刻没有坚持住，以至于前面所有的付出都化为泡影。我们经常会看到穷困家庭的孩子收到大学通知书时父母坚毅的目光，因为他们的信念是：好不容易已经将孩子送进了大学，如果现在不让他上大学，那么不仅毁了孩子的前途，而且过去十几年自己所吃的苦也都白吃了。所以，他们宁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

    当一项已经发生的投入，无论如何也无法收回时，就变成了“沉没成本”。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可以证明。

    有一个老人特别喜欢收集古董，一旦碰到心爱的古董，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想方设法买下来。

    有一天，他在古董市场上发现一件心仪已久的古代瓷瓶，花很高的价钱把它买了下来。

    他把装瓶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兴高采烈地骑车回家。谁知由于瓷瓶绑得不牢靠，在途中“咣当”一声从自行车后座上滑落下来，摔得粉碎。但他居然连头也没回。这时，路边有位热心人对他大声喊道：“老人家，你的瓷瓶摔碎了！”老人仍然头也没回，说：“摔碎了吗？听声音一定是摔得粉碎，无可挽回了！”不一会儿，老人家的背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老人的反应是不是很让人惊讶？如果是一般人，肯定会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对着已经化为碎片的瓷瓶捶胸顿足、扼腕痛惜，有的可能会经过好长时间才得以恢复精神。

    每一次选择都要付出行动，每一次行动都要投入。不管前期所做的投入能不能收回，是否真的还有价值，在出下一个选择时，我们不可避免还是会考虑到这些。最终，前期的投入就像坚固的铁链一样，把我们牢牢锁在原来的道路上，无法作出新的选择，而且投入越大，被锁得越结实。可以说，“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现象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一次求职失败成一次恋爱挫折，会不会让你耿耿于怀呢？如果回答是的话，那么肯定会有人笑你。因为时间无法倒流，倾覆之水再难收回，过去的只能让它过去。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美国著名作家、企业家奥格·曼狄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但他是幸运的，念完了，有了工作，并娶了妻子。但是后来，面对人生的种种诱惑，愚昧、无知和盲目的冲动使他犯了一系列不可饶恕的错误，最终失去一切宝贵的东西——家庭、房子和工作。几乎一贫如洗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流浪。终于有一天，碰到了一位牧师，牧师给了他一本书，他从中发现了自己的潜力，重新做人。他开始重新找工作，卖报人、公司推销员、业务经理……其中饱受辛酸，但他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帝国，并撰写了一本名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的小说，这本小说就是著名的羊皮卷的故事，其中的原型就是他本人。这个故事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人从失败、错误的阴影中走出来，直至最终走向成功！

    我们与其为已经过去的种种失败、错误悔恨内疚，还不如忘记过去，吸取教训，重新选择人生道路，因为过去的所有投入、付出都如往日云烟，无法回收。这种无法挽回的投入、付出成本，我们常常称为“沉没成本”。对于沉没成本的“选择”就是不要再去考虑它的存在，因为不管“沉没成本”是多少，对于未来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彻底地放弃沉没成本，我们才能生活得更好。

    学会选择，争取效用最大化

    也许理想的人生，就是“有机会选择”。关于选择，人们有无数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自由还是屈服”乃至“这山望着那山高”，但是最沉重的还是“你别无选择”。

    什么是选择？选择可以看做一个判断和舍弃的过程，在多种可能性中找到最理想的一个，标准是效用（机会收益减掉机会成本）最大。

    在作选择的时候你最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收益最大的结果也许并不是最有利的选择——如果它的风险太大的话，比如在肯定得到10000元和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得到10万元之间作出选择，你会怎么做？

    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霍布斯的选择”，据说这个名词来自中世纪英国一位叫霍布斯的马场老板。无论谁来买马，他都答应，但是每次他只卖最靠近门口的那匹马，不允许挑三拣四。其实，“霍布斯的选择”就是“没有选择”。

    在商业竞争不发达的社会，“霍布斯的选择”很多见，随着竞争的发展，这种不可选择的烦恼大大减少。可是又出现的烦恼：太多的选择叫人眼花缭乱。当然，这总比没有选择要好，可是要从诸多选择中找到最优选择也并非易事。

    如果选择只限于买衣服、吃东西之类的小问题倒也无关紧要，可是小至人生道路的选择、企业经营战略的设定，大至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有一个选择最佳策略的问题。

    选择不容易，所以才有在两堆稻草之间饿死的毛驴。每个人都希望有选择，而且希望做出正确选择——即使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比较好的。那么有没有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呢？

    明智的选择，需要清楚正确地计算成本和收益，评估风险，更重要的，是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选择的形成共有五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极其简单：

    1.列出所有可以采取的行动，包括不采用的行动也要列出来，而决策就是从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中选出一个来。

    2.尽可能列出每个行动的可见后果。

    3.尽量评估每种结果可能发生的概率，这一点常被忽略，因此得仔细加以讨论。

    4.试着表达你对每种结果的渴望或恐惧程度。

    5.最后把列出来的所有因素全部放在一起考量，作出合理的决策。

    如果还没有列出选择方案或可能的结果，那么你一定得先解决这两个问题，毕竟决策的本质就是从众多选择中挑出一个最好的，其目的就是要达到最佳结果；如果你连选择方案都说不出来，更别想作出任何决策了。

    人们在最终决定选择哪个方案之前，心里一定有一个标尺——也就是所谓的成本和收益，这个标尺用来衡量、比较和判断哪一个选择更符合自己的实际。然而，这种标尺有很多种，因此才造成了选择时的困惑。

    比方说约朋友去外面吃饭，你选择去川菜馆，因为考虑到朋友是四川人，这时，你心里的标尺是“利他”；反过来，若选择的标尺是“利己”，假设你是广州人，则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粤菜馆。同时，你还会面临高档与低档、坐公交车去还是打的去等一系列的选择。面对这些选择，你若不拿出一个统一的标尺，就很难做出一个决定。

    到了川菜馆，朋友点了几份素菜，而你点的是高热量的蘑菇炖小鸡。朋友正在减肥，不想吃高热量的食物，素菜是他最佳的选择。你却因为整天熬夜，身体疲惫，想补充一些营养，因此对荤菜情有独钟。在点菜的问题上，朋友心中的标尺是低热量，你心中的标尺是高营养。

    人们在作一个选择时，先要有成本和收益的概念。一旦这个标尺建立，就可以很明确地判断我们选择的答案是好或不好、对或不对，而标尺判断的实际过程，是将你心中的想法一一拿出来比对被选择的答案。比如你会考虑自己胆固醇太高，太油腻对健康不利。天气太热，湘菜大多又辣又烫，会不会吃得满身大汗？附近有哪几家湘菜馆？距离会不会太远？今天是周末假期，路上到处都是车子，到了餐馆有没有位子……你会对应所有的需要逐一去比较、判断。

    当然，考虑因素的多寡因人而异，有些人天生就比较注重菜色及气氛，所以拼了老命也要去高级一点的餐厅，其他距离、健康、时间成本、交通等因素就不会那么在意；有些人天生比较精打细算，一旦评估了所有的因素，可能就推翻出去吃的决定，改成在家将就算了。

    每个人的判断标尺不一样，很难说谁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十全十美的。所谓“海畔有逐臭之夫”，个人品味及需求不同，所以很难有一个共同的标尺。

    有些人常在作决定前犹豫不定，就是因为心中拥有好几把“标尺”，“想吃蛋糕又怕身体太胖，不吃蛋糕又不甘心”；“星期六下午想去看电影，又想和朋友去爬山，也想和女朋友去跳舞，又想……”类似这种矛盾，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出现。

    事实上，不管心中的标尺有几把，价值标准差异有多大，每个人在作判断型模式的思考时，方法和理论其实都大同小异，只是有些人反复在更换自己的“标尺”罢了。不管我们有多少把“标尺”，多少选择，最后还是只能有一个决定。

    因此，了解了自己在作判断时的“标尺”，并进行统一，有助于我们更快地下决定，不会在犹豫中浪费时间，伤透脑筋。

    虽然，我们心中的这把标尺是根据自身的需求打造出来的，但是这把标尺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甚至和现实背道而驰。所谓的现实逻辑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各项事实及定律，像是酗酒和抽烟对身体不好却有无数烟民与酒鬼乐此不疲；违法犯纪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却不乏以身试法者等。

    有时候，作决定时，除了自己是阻碍自我效益原则的因素外，外在的客观因素也是一大障碍。例如一个人下决定时所依据的标尺，用别人的。这种做法等于是放弃自己选择人生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所作出的决定，不见得是符合自身效益的。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当事人在作决定时，可能以别人、父母亲友、社会或道德的标尺来作为判断依据，如此情况下所作的决定，很难是好的，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也很令人怀疑。因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效益点在哪里。

    还有一个常见的情形是高考后的选填志愿，本来要选择什么专业什么学校应该是由自己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决定的，然而大部分的学生却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父母的期望等因素影响而作出错误的选择。常常听到大学生因为兴趣不合所以念得很辛苦的例子，适应力强的会继续念下去，也有人幸运地念出兴趣来了，但更多的人浪费了宝贵的光阴。

    如果当初能够以自己的兴趣为标尺，或许可以少走些冤枉路。与其花时间去适应没兴趣或不擅长的事物，还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收获必定会更多，心情也会更开朗。

    我们再来看“比较”选择法。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如果问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会说，幸福就是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有的人会说，幸福就是能周游世界；还有的人会说，幸福是天天睡懒觉；一个乞丐会说，幸福就是能吃到山珍海味；一个赌徒会说，幸福是整天都打麻将；一个游戏迷会说，幸福是自由自在地玩电子游戏……

    但这些回答正确么？

    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幼儿园去问小朋友：“什么东西最好吃？”很多小朋友会回答：“巧克力。”如果我们拿来很多巧克力，让小朋友们吃个够，再接着问：“什么东西最好吃？”这时候小朋友们肯定不会说是巧克力，回答可能是水、瓜子或者其他东西。可见“什么最好吃”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最好吃的东西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再问类似的问题：什么最好听？什么最好看？什么最好玩……这些问题都没有固定的答案。在鲁迅的小说《社戏》中，描述过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看京戏的故事。在舞台上，演员们不停地翻跟头，刚开始时小朋友们都觉得很精彩，但是看的时间一长，大家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可见，因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对于每个人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时间一长都难以继续。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再好玩的游戏，玩久了也会厌；哪怕是休息，保持某种姿势时间太长也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一个人要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最大满足，就要在不同的活动中进行变换。不但要睡觉、吃饭，还要看电视、听音乐、旅游等等。总之，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为了满足欲望，实现幸福，就要对自己的时间进行分配，要在不同的活动中进行选择。所以最好的选择来自理性的比较。

    首先你运用“排除法”，但还是无法作最后的决定，像是到最后，选来选去，排除A也不是，排除B也不是，难以选择。这时候，你可以运用最后的绝招——“比较法”。

    方法很简单，你只要拿出一张纸，把两个要选择的选项分别写在两边，然后各自在这两个选择的底下，列出它们的优缺点。等你列好之后，该选择哪一项，通常便可以一目了然了。

    国内某著名大学的一名女生在不久前跳楼自杀，据称在其自杀前，也曾用比较法为自己的“活着”还是“死去”作了一番选择。她生前在网上发帖子说：我在“死去”的下面写了许多好处，而在“活着”的下面却一片空白。于是，她选择了纵身跃出窗台。

    众多天之骄子的自杀，引起了许多人对当今教育的反思。这些天之骄子在生死的十字路口，用生与死各自的好处进行了比较再作决断，可谓有一定的理性，此为“得”。但其“失”之处在于比较的不客观。死真的能一了百了吗？活着真的没有欢乐与希望吗？事实上，活着一切皆有可能。

    造成上面这位女生的悲剧，不在于其运用了“比较法”，而在于其运用“比较法”时未能做到客观公正的评判与比较，结果也就谬以千里。因此，人们在运用“比较法”作选择时，一定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比较备选答案，不要预设立场，钻入错误选择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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