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第一刀从宰相开始】
宰相之职由来已久，起源于春秋时期，时人称为上卿，第一位杰出的宰相就是当时齐国的管仲，他被尊为“春秋第一相”。后来又有丞相、相国等多种称呼。一直以来，宰相都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是熬夜苦读的莘莘学子痴心追求的功名极限，具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上荣光。李渊在位时，这份荣耀属于裴寂。如果说晋阳起兵是太宗与刘文静等定下的谋略的话，那么，裴寂则在物质上给予了李渊最大的支持，而且他劝说李渊举事卓有成效，他与李渊的关系不同凡响。这些，都决定了大唐的开国宰相中有他的一席之地。
可他不是太宗的嫡系，甚至在玄武门之变前还站在李建成一边，又害死了太宗的死党刘文静，太宗拿他开刀很正常。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即位不久的太宗不动声色，对裴寂加食实封一千五百户，在所有功臣中位居第一。贞观三年（629年）发生了“沙门法琳事件”。太宗派最会“断”案的国防部长杜如晦来审这一案件，果然，最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最善断的杜尚书推敲再三，得出法琳妖言惑众的结论：法琳为主谋，好像还牵连到裴寂，既是从犯帮凶，自然负有连带责任。法律无情，于是太宗顺水推舟，免了他的官，让他靠边儿站。裴寂从天堂一下掉进地狱，有些不习惯，他向太宗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请求长住首都长安。但因为刘文静的事情，让太宗一直耿耿于怀，没有同意这个要求。
裴寂解甲归田，可说是无言见江东父老，可事情并没有完结。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又有人造谣说“裴公有天分”，说你裴老爷命好，有天子的福分。哎呦，这话可有谋反的嫌疑，要是让太宗知道了还要不要老命了。免了官的裴相爷战战兢兢，十分害怕，不敢报告太宗，怕太宗一怒之下，把他千刀万剐，却自作聪明地派人把造谣的人给杀了，想杀人灭口，一了百了，让其死无对证。可这正好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可叹老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纸里包不住火，太宗最近比较烦，知道后吓了一跳，这老头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们李家对你是仁至义尽了，你还要干嘛，造反吗？赶紧叫人立案侦查，这一查可了不得，裴寂犯了四大死罪，足够杀四次了。太宗最后还是宽大为怀，留了老裴一条命，把他安置在了静州（今广西昭平）。
太宗有理、有利、有节，冷静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为后面的大换血定下了基调。
裴寂倒台了，接下来是摆平属于自己人的三老问题，使队伍年轻化，工作起来有激情，富于青春活力。
首先是老资格的陈叔达，他本是南朝陈宣帝第十六子，一身才学，满腹经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典型的江南才子。投进李渊的怀抱后，深得其信任，干了秘书长的职务，成了李渊的笔杆子。此人贵族出身，却不显摆，玄武门事变后转投太宗。由于老眼昏花，干了一些糊涂事。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太宗便有了动他的念头。
再说萧瑀，这家伙来头不小，本是杨广的舅子，与太宗沾亲带故的，还是长辈。功劳也不小，凌烟阁上排名第九。只是脑子不开窍，很自以为是，相当偏激。常与王公大臣吵得热火朝天，不争个输赢是绝不罢休，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一点团队意识。摊上这样的犟驴，连太宗也头痛。只得好言相劝，说你老爷子有骨气，耿直，我是相当佩服，忽悠完毕，回家则恨得咬牙切齿。看来这老萧同志是老糊涂了，自己定位不准不说，还以为自己在太宗眼里算个人物，很把他当回事，呜呼，悲也。
那曾被太宗骂做“小人”的宇文士及则属于北周宇文大家族出身，也是十八学士之一，一样的老顽固，不思进取。
于是太宗对他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办法，并一直在找机会下手。一次，陈叔达与萧瑀当着太宗的面大吵大闹，还吹胡子瞪眼睛的，后来双方忍无可忍，互相拉扯，扭作一团。看那光景，不分个胜负是不肯罢休的。就在双方势均力敌正准备使用最后的绝招给对方致命一击时，太宗叫停了比赛。让他们回家打去。二人这才有些慌了，急忙是赔礼道歉，太宗板着个脸，哪里肯听？干脆趁热打铁，来了个一锅端。于是这二老只好告老还乡了。当然，太宗还是赏给他们很多礼物，精神激励也是免不了的：时不时请陈叔达吃饭，并赠题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匾额特加慰问，这种奖赏极为罕见，太宗是帝王，又是书法家，诗人，还抽空亲笔题诗。此诗见于《全唐诗》，只知“疾风知劲草”的成语故事表扬的是萧瑀。
死不改悔的老萧，死灰复燃，又担当宰相了，真是老而弥坚，一样讨人嫌，常与同志吵架，经常给太宗出难题，以考验太宗的耐心，成了衡量太宗肚量的活的标本。
宇文士及也不错，死后也得了个陪葬昭陵的精神安慰奖。
最牛的顽固派被打倒了，贞观四年（630年），太宗带着新组建的宰相班子亮相了，他们是：房玄龄为左仆射；李靖为右仆射；温彦博为中书令；王珪为侍中；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戴胄为民部尚书参预朝政；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预朝政。这个班子中，既有秦王集团，也有李建成集团，只有军方代表李靖是中间派，属“个体户”。
这时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是三省六部，这还是杨广留下的遗产。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三省。中书省负责草拟诏救，制定政策；门下省驳正违失，审议签发；尚书省辖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处理全国行政事务。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因李世民即位前任过此职，“其后人臣莫敢当”，故以后尚书省不再设尚书令，让尚书令称号光荣退役，像美国NBA巨星乔丹的23号球衣，自打乔丹功成身退后，为表示对其尊重，没有人再穿其象征荣耀与辉煌的球衣。以左右仆射为长官，这在之前已有先例。三省各司其职，又互相牵制，很有点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味道。
贞观三年（629年）四月，太宗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制度，重新启用了李渊的五花判事。即国家军政大事，中书舍人各依自己的见解，签署自己的名字。交由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由给侍中、黄门侍郎校正。
三省限制了宰相的集权，封驳则防止了太宗的专权。
封驳，是指封还皇帝失宜的诏令，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古时候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为了防止泄露秘密，要用袋子装好封口，称作“封事”。驳议是臣属向皇帝上书的一种名称，是就他人所论，辩驳是非，陈述自己的观点。封驳都采取密封，这不仅是防止泄漏，更主要的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威严，使皇帝不致因干了错事而失了面子，不公开批驳皇帝的意见。
要说这封驳的威力，太宗可是最先领略，他最有发言权。
贞观元年（627年）的一天，太宗正为部队人手不足而发愁，最善于溜须拍马的右仆射封德彝，把准了太宗的脉后，开了一剂自认为高明的良药，建议把未满18岁的、16岁以上的少年强行招进队伍。太宗一听，眉头舒展是喜笑颜开，当下就写了一道征兵命令，门下省接到命令却不理不睬，把它压下了。原来太宗的命令违法，违反了唐朝的兵役法中关于征兵年龄的规定。给事中魏徵照章办事，没有领会圣上的意图，跟皇帝干上了，就是不肯签署核准，接连四次，太宗的命令都被驳回。他窝火呀，皱了眉头发了脾气。他咬咬牙，硬着头皮又给黄门侍郎王珪写了一张条子，还特地声明不要叫魏徵知道，可这王珪也真不含糊，身为太宗的贴身秘书，胳膊肘向外拐，就是不肯签字同意。太宗把二人叫到身边，板着脸质问魏徵说，年纪小的当然不能入伍，年纪大的身体好的虽不到18岁也可应征入伍，请你不要太认真，我说了算。
见太宗变了脸，魏徵也不管那么多了，他郑重其事地摆事实讲道理：我听说把水放干了捕鱼，肯定能捕到很多，可是第二年就捕不到鱼了。人也一样，不管大小都去当兵，税收从哪里来。而且法律有规定，君王也应遵守，信用很重要啊！就几句话，却如锤子一般敲在太宗的脸上，这尊贵的“龙颜”刷地一下就红了。刚想发火，又一想，这话在理，不能吃了上顿没下顿，信用也很重要，不能因为征兵的事毁了我的形象啊。于是太宗收回了命令，并诚恳地向魏徵道了歉。他知道国家的信用比个人的面子更值钱，要不是魏徵这一醍醐灌顶，还真被封德彝这小子给耍了。当下一声令下，把老封召到面前，不管青红皂白就是一顿臭骂。那老封还以为事办成了准备领赏，哪知这马屁拍错了位，连连承认错误，并悔过自新，并发誓下不为例。太宗还是有气，一连三天没搭理他。为了弘扬正气，太宗“赐（魏徵）金瓮一口，赐（王）珪绢五十匹”，看得老封是又流口水又是嫉妒。
看来这封驳是权力通天，什么都管。这下可好，一不小心，竟敢干涉太宗皇帝的私生活了，还有这样一些有趣的事情：
贞观五年（631年）九月，由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日本派遣唐使前来朝贺，太宗心情大好，便决定去旅游。去哪儿呢？目标锁在了西边天台上的仁寿宫。这天台位于今宝鸡市麟游县新城区，海拔1100米。这里不仅青山绿水，明媚秀丽，而且夏无酷暑，凉爽宜人，是避暑胜地。可太宗去了后大失所望，嫌那地方破旧，既不卫生，也不够档次。便下令扩建，重新装修，好容易扩建工程完工，太宗还不满意，嫌仁寿宫的名太俗，老土，不如就叫九成宫，从此仁寿宫消失了。这九成宫也够豪华的了，有皇家园林、亭台楼阁以及皇家寺庙，是贵族旅游避暑的好地方。还好，这次没有人反对。
第二年太宗又大驾光临，这一次的队伍更加庞大，几千人啦。太宗在这里游山玩水，吟诗作画，很潇洒。好东西都有玩腻的时候，太宗玩着玩着就没劲儿了。四月十六这天，太宗一个人闲庭信步，独自登高探险。走到一片土地旁他站住了，心细的他突然发现这块土比其他地方的土湿润。难道这下面有水，太宗一阵激动，连忙用随身携带的拐杖刨土。刨了一层又一层，终于见到一股泉水。他越刨越来劲，慢慢地泉水汇成了一股小溪。太宗顺着小路，边走边刨，直接就把这涓涓溪流引到了九成宫，给缺乏灵性的行宫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看那潺潺流水，碧玉一般，清澈透凉，缓缓流淌。
太宗渴了，抔了两口喝下肚，真是饮不尽的豪爽。太宗大喜。把随行的魏徵带到了清泉边。指着清泉，让魏徵写两句词。魏徵不好扫太宗的兴，满口答应，不多久便写了一篇《九成宫醴泉铭》。太宗兴奋不已，又找来了书法大家欧阳询书写，最后刻于碑上，被后人称为“正书第一”，今天我们有幸一睹芳容。于是，默默无闻的醴泉被太宗开发出来了，只是不知现在是否依然流淌，不然可以合理开发，就叫太宗矿泉水，保管畅销。
太宗还未尽兴，后又亲自写了一篇《温泉铭》，叫人拓下刻在石碑上以作纪念。这一无心插柳的率性之举，竟成了不朽名作，开了以行书刻碑的先河。看来这书法家的头衔并非浪得虚名，难怪太宗百年之后还专横地把王羲之的传世名作《兰亭序》带到天堂，永远陪伴着他。
可是，太宗的大气性格决定了他不知足。玩了没几天，新鲜感消失了，太宗又觉得九成宫太小，没有什么好玩的了。他的眼睛盯上了洛阳，那是他的老窝，很有感情。
洛阳是大城市，经过杨广的苦心经营，已成规模。由于战乱早已残缺。太宗一时心血来潮，想把洛阳宫来个彻底翻新。按说太宗乃堂堂一天子，修几间屋子玩玩儿也没什么，花不了几个钱。命令下到民部尚书，戴胄却不拨款，他合理使用了封驳权。要说这戴尚书也是太宗一手提拔上来的，再怎么着总不能跟太宗唱反调吧，识相的巴结还来不及呢。可他不吃这一套，小题大做，给皇帝泼冷水，打了个报告说天下刚刚太平没几年，要节约，不能干这种铺张浪费的事。一语惊醒梦中人，太宗猛然想起表叔杨广的下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玩物丧志啊。对戴胄的建议是言听计从，一一照准。
还有一次，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二月，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见专管装修装潢的少府少监窦德素，他们问：“北门为什么要装修啊？”德素知道他们是太宗的红人，不敢隐瞒汇报了情况。不久太宗知道了，很生气，你们也管得太宽了吧，我还有没有自由了？就装修一下北门，芝麻大一点的事。他把房玄龄叫来，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这很反常，房玄龄有大功呀，打从娘胎里出来还没人这样骂过他，运气差撞到太宗枪口上了。太宗说了，你只管你自己的事，“北门小营缮”，用不着你操心。
太宗是真生气了，玄龄也是真害怕了，赶紧叩头谢罪，说声对不起。硬骨头魏徵却不买太宗的账，太宗生气，他更有气。他针锋相对地说，我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要责骂玄龄，而玄龄又为什么要道歉！玄龄是陛下的得力干将，对他有什么隐瞒的呢。如果装修北门应该，当积极支持；如果不应该装修，当请陛下停工。最好请法官来判断是非，我实在不知其中的原因，请陛下给我一个说法。歪的遇到横的，太宗只好自认倒霉，不再提及此事。
看看，就这么一点小事，就把太宗折腾得“撕心裂肺”、狼狈不堪，简直有损帝王“唯我独尊”的形象，可这实在怨不得别人，只能怪他作茧自缚，自讨苦吃。“紧箍咒”可是太宗自己给自己戴上的。在封驳这双“电子眼”的监督下，全国大搞财务公开制度，连太宗的个人收入也是公开透明的，其个人生活水准是相当一般，顶多算是小康水平，可百姓却从中受益多多。
封驳并不是太宗的发明创造，但作为一种制度，是太宗第一次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正式确立下来，并真正落到了实处。
【法治：谁说了都不算】
俗话说这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太宗早就有先见之明，刚占领洛阳，就叫房玄龄收集杨广留下来的法律文书。贞观元年（627年）正月，他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组织专家学者开会，将绞刑改为流刑。贞观十一年（637年），房玄龄主持完成了《唐律》的编写，这在当时可是大事。
《唐律》内容丰富，很完善，明确规定了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做了挨鞭子，哪些事做了打板子；哪些事做了要充军，哪些事做了要砍头。好倒是好，百姓能信吗？能坚决执行吗？太宗的心里也没谱。
贞观元年，天下初定，文武官员各就各位，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还有一些空缺的，有人就眼红了，拼着老命往里挤，比谁的后台硬，比谁的神通更广大，不正之风是到处乱刮。太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积极性挺高的，不错，都想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为民办实事，顺便趁机捞点油水，可庙小僧多，只好搞民意竞选了。选民资格很好确认，竞选人身份的资格就难办多了，相当苛刻。有人狗急跳墙打起了歪主意，高价买来了假的身份证件。看，造假之风，不自今日始。有关人员工作马虎，加上没有电子识别器，不学无术之徒竟蒙混过关了，取得了候补官员的资格。太宗需要的是真才实学，不需要滥竽充数。造假的越来越多，有人告到太宗那儿，他下了一道命令：假冒者自首无罪。
胆小的老实交代了问题，确认身份后，罚款了事。还是有位胆大的，想浑水摸鱼，侥幸过关。结果栽在了太宗手里。太宗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大法官大理寺少卿戴胄。
别看这戴胄是法学界的权威，首席大法官，一碗水端得很平，误差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平日里办事很有气魄，可这次不一样，皇帝的话，金口玉言啦，不管对错，没有理由都得死。从法律上来看，却不够杀头，充其量只能判个有期徒刑。怎么办，一边是法律，一边是皇帝，中间可是活生生的人啊。手下有人说话了，这是皇上要杀他，我们就顺着他的意思，把他杀了得了。戴胄想了很久，自己是太宗一手提拔上来的，按理说该替皇帝说话，可他最后还是量刑判罪，坚持把自己的处理意见报告了太宗。
太宗看了报告很不高兴，当着一干文武责备戴胄说，你该知道我的意思啊，你判他劳改，不是让我没面子吗，你是不是收了他的红包？大臣们都吓坏了，违抗圣旨可要脑袋搬家呀，开不得玩笑，一个个瞪着戴胄，看他的好戏。只见这戴胄不慌不忙地说，如果你不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就算把当事人杀了，我也管不着。既然把案子交给我审理，我身为法官，受百姓重托，就要依法办事。太宗又说，你这样做，你是守法了，然而这不是叫我在天下人面前失掉信用吗？戴胄也很滑头，早知太宗想捞回面子，就说，陛下，法律是用来伸张正义的，而你说的气话很随意，不能成为断案的依据。当时你正在气头上，说要判他死刑，其实你也知道，他不该死，所以才会把案子交给我办理。这正是陛下尊重法律的具体表现，朝廷上下都要向你学习。
瞧瞧，这就是水平！造假者认罪伏法，不再上诉；太宗被戴了高帽也高兴，挣足了面子；百姓说他是戴青天，百官说他是水平高。
还有一件事更好笑，乐蟠（今甘肃合水县）县长叱奴鹭知法犯法，胆大包天，竟敢带着手下偷盗官府的粮食，这个案子影响很坏，惊动了监察部长，他拍案而起，表示要实行严打。太宗也很生气，身为朝廷命官，堂堂一县之长，竟敢干偷鸡摸狗的勾当，还偷的是国家战略储备粮。太宗下令杀头，原因是“仓粮事重，不斩，恐犯者众”。身为朝廷命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魏徵跟太宗急了，又要杀人了，犯了什么罪啊，法律上也没这一条啊。两人吵了起来，争得是脸红脖子粗，太宗实在找不到杀头的理论支持，魏徵则理直气壮。太宗终于软下来，把偷粮县长撤职查办。
贞观元年（627年），俞口县县长裴仁轨叫看守衙门的门卫干私活，这事传到了太宗耳朵里，就不同一般了。看来太宗的谍报工作相当出色，这么远的地方、这么一点事就把他惊动了。太宗认为门卫虽地位低下，但他们拿县衙薪水，代表县衙的形象。你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就把人家随意使唤，还当人家是人吗？“上怒，欲斩之”，看看，太宗怒了，一口气缓不过来，又要大开杀戒了。特别顾问殿中李乾及时劝住了他，李乾说了，法是大家的法，不是你一个人的。裴县长贪小便宜还不至于枪毙，不然百姓不服啊。话说到这份上了，太宗也就借驴下坡，撤了裴仁轨的职，死罪已免，活罪难逃，打他五十大板，只有李乾捡了个大便宜，升为侍御史。
太宗对违法犯纪行为严惩不贷，但他也深知惩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对犯人的具体处理，他也有人性的一面。贞观四年（630年），好学的太宗读了一本叫《明堂针灸书》的医学专著，他发现人的五脏六腑的经脉都在后背，因此，中医可以在人的背部施行针灸疗法以治疗各种疾病。太宗在佩服针灸的神奇时，猛然想到衙门审讯犯人时施行的“鞭笞”刑，不正是打犯人的后背吗？那样的话，犯人的五脏六腑该有多么痛苦啊。太宗想犯人所想，立即下令，今后审讯犯人，只能打屁股，不能打后背。
贞观五年（631年），相州（今河北临漳）出了个人才，名叫李孝德。这人游手好闲，什么事不干，吹牛有一套，围棋下得还行，总之属于不务正业之流。这家伙还有一大缺陷，时不时地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抽起羊角疯来。这不能怪他，他也不想这样，他这也是得他妈的遗传。照理说病人应好好呆在家里调养，可他不，仗着看过几本易经就开始占卜天下，还常常散布谣言，扰乱民心。太宗下令把他抓进大牢，亲自点将由大理寺丞张蕴古主持工作。这张法官可是个人才，史载其“性聪敏，博涉书传”，人很聪明灵活，读的书也多。而且此君是个破案高手，最善于捕捉蛛丝马迹以发现线索，业内很有口碑。由于工作忙，爱好也没那么多，只是喜欢下围棋，调剂调剂单调的生活。一来二去，张法官的棋艺是突飞猛进，其官位却不见上升，仍然是带副字的二把手，他也不以为然，陶醉于围棋的乐趣中。最终走火入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老张玩归玩，工作起来简直是不要命。他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对案件的分析是细致入微。他特别注意到犯罪嫌疑人李孝德似乎有精神分裂症的倾向，而且街坊邻居都这样认为。为慎重起见，他又召集有关权威专家集体会诊，结果出来了，这人还真有病，不太正常。
老张松了一口气，赶紧把有关案例分析报告书上报太宗，报告的结论是病史属实，建议拘留。太宗一口气读完案卷，在报告结论处画了一个圆圈，算是同意了老张的判决。
工作告一段落，老张很高兴，一高兴就脑袋发热，叫人陪他下棋。这帮兄弟知道老大的脾气，自是投其所好，真输也好假输也好，反正老张是百战百胜，成了独孤求败了。不行，我还得努力钻研棋谱，戒骄戒躁，想办法进一个速成班什么的。
老板有烦恼，兄弟看不下去了，有人就说呀，这牢里不是有现成的对手啊，谁，李孝德。不行，他可是太宗皇帝点名的要犯，犯法的事儿不能做啊。没关系，无所谓，反正皇上不知道，就下一盘棋，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史上最富喜剧色彩的一幕上演了：大法官走进了牢房，不是审案，而是娱乐下棋。就着昏黑的灯光，酒足饭饱后，两人便摆开战场开始厮杀。这一番战斗是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哪管他什么法官犯人。如同出笼的小鸟自由飞翔，如同脱缰的野马信马由缰。天黑了，老张不想走，加夜班干了个通宵。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就开始称兄道弟了。
既然是兄弟，当然要互相帮助了，老张知道小李眼前的处境，便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老弟你就安心地待着吧，管吃管住的没事，皇上说了要宽大处理，最多拘留几天。小李吃了定心丸，高兴呀，老毛病又犯了，对着一帮难兄难弟吹嘘自己有怎样的关系，连皇帝都不敢把自己怎样。这话三传两传，就传到了告状专家权万纪耳中，这位持书侍御史添油加醋马上报告了太宗，太宗的火一下就点着了，杀杀杀，只说了三个字，大臣们顿时傻眼了，这不像太宗作风啊。杀无赦，斩立决。胆小的靠边站，胆大的劝不了。连最后出马的魏徵，太宗也没给他面子。张蕴古下棋害己，最终被斩于东市。都是围棋惹的祸，玩物丧命，代价也太大了。
老张血迹未干，太宗就觉得他死得冤，他叫来房玄龄狠狠地批了一通，还专门制定了关于死刑判决的程序，即使是立即执行者，也要三次报告、五次复审。张蕴古的血终于算没有白流。
贞观九年（635年），岷州（今甘肃岷县）都督高甑生犯了法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充军边疆。高甑生是太宗原秦王府的功臣，有人为他说情来了。太宗说了，虽是老部下，过去有功不能忘，但法不容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同等对待。现在如果免了他的罪，就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况且国家功臣很多，如果高甑生获免，谁都想将功赎罪，所以不能饶恕。
还有一位濮州刺史庞相寿，开始还能耐得寂寞，替百姓干了点事儿。后来就开始腐化了，先是小贪，见平安无事，就大贪。这一贪是东窗事发，乌纱帽也保不住了。老庞就故意整一身百姓衣服，灰溜溜去见老上级太宗，他以前也在太宗手下干过。太宗见他那副落魄模样，不免动了恻隐之心，怎么混的呀，还有老脸来见我。老庞见到太宗，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可怜的人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声声忏悔，真的打动了太宗，他也明白了老庞还想当官。说实话，太宗还真想帮他一把让他官复原职。就在老庞的梦想就要实现时，多事的魏徵又来管闲事了，他说，你以前的手下多的是，如果大家都来找你帮忙，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太宗清醒了，理智战胜了感情。我早就不是早年那个秦王了，我是堂堂大唐天子。于是他拉着庞相寿去了长安最豪华的酒店，品尝了最正宗的陕西羊肉泡馍，凉皮儿，还有肉夹馍，管够。吃完了，又去逛西市、东市，买了很多东西。然后，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
贞观二十年（646年），刑部尚书张亮被人告发，说他要造反当皇帝。张亮傻了，我造反，可能吗？老侯叫我合伙干我都没干，还打了他的小报告。我敢单打独斗，单挑大唐王朝吗？张亮很压抑，太宗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抓起来再说，叫手下拿出一个处理意见。说起这张亮，那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是太宗死党，救过太宗的命，可说是患难之交。他的功劳是很大，凌烟阁排名第十六。就是这样的开国功臣，大家都说该杀。可叹狱中的张亮，如果知道这班弟兄如此无情不知作何感想。唉，怪就怪自己的老婆，作为女人，什么没玩过，什么没吃过，什么没喝过，可她还不满足，很爱学习，还要玩更新鲜更刺激的，玩儿什么呢，巫术。这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法术，很邪门，有点旁门左道的意思。
说来奇怪，史上帝王大多对巫术不感兴趣，特别是西汉武帝刘彻的家庭纠纷，更与巫术有关，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以此为鉴，所以这张夫人应忍痛割爱，戒掉此不良嗜好，或者保密工作做好一点，至少不能让太宗发现。可太宗就是发现了，太宗也对巫术极为反感，加上张亮自身素质有限，得罪了太宗，与同事搞不好关系，所以大家都不帮他说话，都说他罪该万死。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说了公道话，他坚决反对杀张亮，说我们是法治社会，当以事实为依据，用事实说话，张亮没有造反的证据，他并没有罪。太宗见李少监不知好歹，一气之下把张亮开刀问斩了。不久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副部长）一职空缺，太宗下令择优录取，大家推荐了几次都没通过。太宗忽然想起了李道裕，想起了他的忠言逆耳，想起了张亮的冤魂，心里那个悔啊，甭提了。
太宗妻妾成群，膝下儿女一大堆，高矮胖瘦是应有尽有。当然了，一张脸一个脾气。太宗作为帝王那是满意百分百；可作为父亲，却并不怎么称职。可以理解，朝廷那么多的大事等着他呢，家里的事就全交给了长孙皇后。皇后也是人，没有三头六臂，忙不过来。再加上有的孩子是其他嫔妃所生，不好过分管教，怕得罪人。因此呢，这一帮公子哥儿便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不良习性，老五齐王李佑就是其中的典型。
李祐于武德八年（625年）封为宜阳王，没多久又改封楚王。贞观二年（628年）改封燕王，十年（636年）改封齐王，授齐州都督。他成了独当一面的将军，可以领兵打仗了。这小子，官是越做越大，道德却越来越败坏，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整天与小流氓鬼混，勾引良家妇女，净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不过呢，他也有特长，有百步穿杨的好箭法，经常带一帮弟兄漫山遍野游玩打猎，搞得当地是鸡犬不宁，百姓很有意见。秘书长见齐王实在太过分，就苦口婆心地劝他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李佑正玩在兴头上，见有人泼冷水，顿时游兴全无，气得他赏了秘书长一记耳光。秘书长不服，就到太宗那儿告状去了。
太宗生气了，怪秘书长无能，连一个小伙子都看不住，不讲究方式方法，辅导无方，换人，你先去休息休息。换谁呢，换了大家都讨厌的、敢于犯颜直谏的权万纪。老权把太宗忽悠得团团转，前面提到的张蕴古同志就是被他的铁嘴咬死的。老权没别的能耐，就会打小报告，大概他学的是告状专业吧，并以此为职业，痴痴追求乐此不疲。大家对他是又怕又恨，暗地里叫他权告状，都想找机会修理他一下。这不，机会说来就来，大家举手表决异口同声说权大人是齐王辅导老师的最佳人选。太宗见全票通过，便最后拍板定了下来。老权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还以为捞了个美差。
就这样，专业不对口的权告状改行做了权老师。英雄无用武之地，郁闷啊。不过权老师倒也有职业道德，多次劝说齐王努力学习，多做好事少做坏事，尽量节约不要浪费。可怜权老师一番苦心，可叹齐王一意孤行，软硬不吃。一次，齐王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野外郊游，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大家在山上唱啊跳啊，很惬意。齐王又搞了一次射箭比赛，几十匹大马卷起滚滚尘土，向山顶冲去，看谁能一箭射中正在飞翔的小鸟。冠军当然是齐王了，谁敢不服呀？
有一个人不服，人家权老师有意见，相当不满啊。看见漫山遍野的绿油油的麦苗遭到毁灭性打击，老头子哭了。他知道山上虽是欢声笑语，山下却是怨声载道，百姓肯定有意见，庄稼给糟蹋了，日后吃啥呀？
这一晚，权老师又恢复了告状血性，他把齐王的勾当报告了太宗。
太宗这个气啊，粮食，那是百姓的命啊，民以食为天啦，怎能贪图一时痛快而置麦苗于不顾呢。老五也太不争气了，整个儿一败家子，净往老子脸上抹黑。太宗一声叹息，转念又想，莫不是这师徒二人搞不好关系，这老权又来恶人先告状了，先前为张蕴古的事太宗难过了好久。这次可要小心，决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于是太宗给老五写了一封信，其措辞相当严厉，叫他放下架子好好做人，要听老师的话，跟手下搞好关系。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不要惹事生非，好好做人。信末要求两人一起进京，为践踏麦苗的事当面对证。
齐王傻眼了，老权出卖了我，老爸什么都知道了，当面对证自己不是死路一条了吗？他小眼珠儿三转两转，竟给他转出一个自以为高明的主意来。他叫老权先走一步，自己随后就到。这老权也没想那么多，反正你孙猴子逃不过我如来佛的掌心。他在前面走着，突然被齐王派来的杀手砍倒了，还被肢解成几大块，大概齐王觉得这样才解恨。老五在悬崖边上越走越远，甚至想到要造反。简直没有王法了，儿子要打老子。太宗忍住悲痛了下诏书，“往是吾子，今为国仇”，说以前你是我的儿子，现在是国家的仇人。毅然发表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又派人把作恶多端的老五抓到了面前。
面对从王子变成犯人的儿子，太宗老泪纵横，无言以对。是放，是杀，他实在为难，骑虎难下。子不教父之过，他不听话我也有责任啊，不如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放了他；可是那些受害的百姓能放过他吗，那冤死的权万纪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怕是死不瞑目啊。
家事，国事，孰轻孰重？父亲，帝王，谁大谁小？法律，亲情，怎能得兼？
太宗一筹莫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怕失去儿子，更怕失去百姓的拥护。他知道，在他身后很多人都在看着他的表现。如今你儿子犯了法，看你怎么办。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那皇帝的家务事有多难呢。太宗的眼睛也红了，嗓子也沙哑了，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这样过了三天，最后，他鼓起勇气，咬咬牙，把老五关进了牢房。叫他闭门思过，好好反省反省，最后让儿子自杀以谢国人。
看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是有案例为证的，此言不虚。
太宗以身作则，成为遵纪守法的好榜样。榜样力量无穷，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也只有290人，太宗皇恩浩荡，很有人情味，放他们回家过年，通过亲情来感化他们，效果顶呱呱，来年秋收后，2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跑。
唐代的法律是我国古代最严密、最广泛的封建立法，其后各封建王朝的法律多以它为范本，其内容之完备、影响之深远，颇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气魄。
【吏治：官人奉法，盗贼日稀】
都说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可这官多了是什么后果？太宗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
隋末大乱，李渊火中取栗，刚打下一片江山，却为没人管理发愁。那时，战火的硝烟刚刚散去，读书人都想过安静日子，不愿做官，给钱也不来。加上战乱，民不聊生，以致李渊当政时出现了无人为官的极不正常现象，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渊随意任命官员，一天就任命了一千多人。吏部还手持文牒到州县督促选调官员，路远的，吏部管吃管住。选调来后，授以不同官职。李渊急于将领导机构的架子搭建起来，结果给李世民留下了一个官员泛滥成灾的烂摊子，首都长安就有七千多。
吃饭的多了，干活的少了。财政赤字一天天增加，太宗坐不住了，要求所有官员都要考试，及格者才能当官。这种考试方法叫“考课”，考试内容是政绩，看你在任上的工作是否合格，是否真心为百姓干事儿。
贞观元年（627年），新上任的救火队员、邓州刺史陈君宾，风风火火赶到邓州，满以为迎接他的有鲜花掌声，谁知道只有冷眼和怀疑。原来上一任刺史战后重建的工作没做好，管理不当，乱收税费，百姓气得不种地了，要饭都比种地强。这一跑没剩几人了，还都是老幼病残孕。税费收不上来，衙门里就发不起工资，这当官的十万火急告到太宗那儿。换人，于是替补队员陈君宾上场了。还没来得及休息，就亲自去乡下调研。邓州地广人少，地势也平坦，土质也不错，有大河，很适合种地，可为什么百姓都出去要饭呢。而且街上也不热闹，没有人气，店铺里的商品也无人问津。陈刺史熬了一个通宵，想出一个绝招：贴告示。他叫人在最繁华的地段贴了一张大海报，公开招聘，只要找回逃走的原住居民，让他们安心种地，就可获取一定的报酬。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回了失散的亲人，真的领到了货真价实的开元通宝。这开元通宝可值钱了，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而一千文则重六斤四两。其名字也大有开头，取“开国奠基、流通宝货”之意，由大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有铜质的，还有金、银质的。相当于现在的英镑，很牛！于是大家都踊跃地找回了自己的三亲六故，新朋老友。在相逢团聚的同时，还发了一笔横财，同时还有地可耕。就一个多月时间，几乎每一个外逃的村民都回到了家乡。
贞观二年（628年），天空飘来一团乌云，邓州周边发生了洪灾，邓州当年又是好收成，吃不完的就装进粮仓。洪水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老陈一声令下，对逃难而来的灾民兄弟都热情招待，临走还带一口袋粮食、一匹布帛。灾区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充分发扬了战天斗地的精神，把损失降低到了最低。老陈放粮救民的感人事迹报到长安，太宗很受感动，号召满朝文武向老陈同志学习，学习他那种“轻财重义”的优良品质。当年的考课他得了第一，没人敢与他较劲。太宗还修改了考课条例，凡安置灾民的官员都被评为优等，接纳灾民的民户免交当年税费。
在太宗的考课测试评估下，出现了很多像陈君宾这类好的地方官，这是主流，最值得发扬光大。当时由于政治原因，朝廷工作重心在长安，地方官不被重视，好多京官放任地方都有一种被贬的感觉。可难能可贵的是，到地方上任后，他们把个人不满转化为了工作动力，为百姓干了实事好事，而且所有工作都严格把关，没有暗箱操作。
当然，人有好坏之分，这官也有优劣之别。太宗曾做过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派了几个手下用钱去向封疆大吏行贿，结果相当失望。而身处朝廷的所谓上流精英中，也有这样的腐败分子，首当其冲是长孙顺德。
长孙顺德是长孙皇后的远房叔叔，不知皇后兄妹落难寄养舅舅高士廉家时他在何处，是否伸出了援助之手，反正大业十二年（616年）他意识超前，参加了李渊父子的太原起兵，为太宗即位立下大功，凌烟阁排名第十五。他是皇后的亲戚，又有功劳，还算有本事，可他有爱占小便宜的毛病。此人既为勋戚，又有战功，但贪图小利，曾受到李渊的批评。贞观元年（627年），长孙顺德发现自己的几个仆人勾结起来偷盗宫中财宝，依照法律应杀头。仆人吓坏了，求主人饶命。顺德知道这事的后果，便板着个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主子的脾气下人还不知道，仆人心领神会，赶紧从偷来的财宝中拿出一半的丝绢和金银，孝敬老爷。拿了封口费，顺德知道要按规矩办事，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不错，又发了一笔横财。仆人见主人被收买了，更加放心地偷起来，名声也越来越响，最终被抓了个人赃并获。这一查，把顺德给供了出来。皇后叔叔纵容手下偷皇宫的东西，成了轰动一时的丑闻。
太宗很生气，皇后也难过，向太宗要求辞去皇后职位。太宗很感动，还是老婆深明大义啊！他没怪老婆，只是对手下人发牢骚，顺德，论身份是我的亲戚，论功劳是开国元勋，地位高，爵禄厚，可以说富贵到家了吧。如果能多看些书，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鉴，以自己的言行为人民作出榜样，我会与他一起共享富贵，他怎么不顾自己的身份，自己给自己抹黑，贪那么一点小钱呢？按法律应将顺德撤职查办，但太宗深思熟虑，念他有大功，又是老婆的叔叔，不忍心问罪。太宗上演了一幕出人意料的话剧：早朝时，当着大臣的面赏给顺德很多丝绢，你不是喜欢丝绢吗，我现在当众给你，看你害不害臊。顺德羞得是满脸通红，可圣命不敢违，只得双手接过，谢主隆恩，狼狈退出。
大理寺少卿胡演不乐意了，皇上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如今有人犯法，不但不法办，还要奖励，不是鼓励犯罪吗？太宗说了，“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后来顺德老实了几天，可狗改不了吃屎，老毛病又犯了。太宗把他调任泽州刺史，这下规矩了，放下架子认真办事，并且严明纪律了。一些官员收了百姓的红包，顺德一一查办，被老百姓称为好官。
顺德是皇后娘家人，如果说太宗想整他还有点顾忌的话，那么，对自己的堂兄弟、家里人李道宗的处理则充分显示了他的态度与决心。
要说这李道宗跟太宗的关系要比顺德亲密，打的仗也比顺德多，对战术很有研究，是李家亲戚里的第一号人物。而且做事有分寸，对人也和气，与太宗年龄差不了几岁，两人是惺惺相惜，彼此欣赏。贞观十一年（637年），李道宗升官了，主管礼部，任礼部尚书，这可是很有油水的肥缺，部门大，关系也很复杂。道宗王爷戎马一生，打仗是他的专长，当官却未必在行。还有，人都有弱点，很快这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便栽在了官场上，有人告他贪污。太宗不信，派人一查，还真有这事。太宗生气了，一声令下把道宗兄弟抓进了大牢。太宗气得对房玄龄说了这么一段话，“朕富有四海，士马如林，欲使辙迹周宇内，游观无休息，绝域采奇玩，海外访珍馐，岂不得耶？劳万姓而乐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自此，他打心眼儿里有点瞧不起这位弟弟，免了他的官职，削了他的分封的土地，只让他以王爷的身份住在王府。
前面说太宗于贞观五年（631年）去九成宫旅游，嫌那地方不好玩，去了一次就很少光顾了。可自古皇上住过的地方，都是禁区，得有人保护。担当守卫的神圣使命落在了卫戍司令部的右卫将军陈万福身上。陈将军带一帮弟兄兢兢业业，坚守工作岗位。一年过去了，这一天，太宗下令叫将军回京汇报工作。将军很高兴，好久没回家了，当下交待好工作，带了两个护卫出发了。这一路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到了离长安不远的一处招待所，天就黑了，只好就近借宿。瞧见厨房有几袋面粉，将军的眼就红了，悄悄叫警卫把面粉放在马车上，第二天天没亮就出发了。
将军先把面粉放回家后，才去朝廷汇报工作。一阵添油加醋地自我吹嘘后，太宗叫他回家等候命令。将军回家就大鱼大肉地吃起来了，还叫人把偷来的面粉做了肉夹馍，味道好极了。正吃得高兴，有人报告太宗有请，他赶紧去了宫外候命，太宗见了他问道，你还有什么工作没有汇报吗？
没了，皇上。
真没了？真没了。那几袋面粉是怎么回事？
一听到面粉二字，将军吓得是屁滚尿流，磕头如捣蒜，我错了，饶命啊！皇上。知道错了，很好。记住，顺手牵羊也算偷。朝廷的公粮你也敢偷，你偷了面粉，其他的官员吃什么？你偷了多少？六百斤。好，我再赏你六百斤，不过你得一袋一袋扛回家，中间不许休息。这些你还嫌不够吗？够了，够了。谢皇上恩典。
太宗叫陈将军扛面粉的举动很有创意，顿时在长安传开了。第二天骄阳似火，长安城是喜气洋洋，锣鼓喧天。在众目睽睽下，陈将军双眼凝重，奋起神威，毅然扛起第一袋面粉，踉踉跄跄回到了家；扛第二袋面粉有些吃力；扛第三次时是使尽了吃奶的力气；第四次是在人们的鼓励下才得以完成；最后一次呢，感觉背的是座山，头重脚轻，衣服也湿了，鞋也掉了，回到家时，他累倒了，病了。这一病就是俩月，将军这才体会到了太宗的良苦用心。
这就是太宗，卓越的政治家，高明的心理学专家，对于一般违法乱纪行为，没有一味打压，而是合理地、艺术地进行人性化处理，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值得借鉴。
太宗对爱占小便宜的干官员有一套，对付倚老卖老、摆老资格的重臣也有手腕。
贞观六年（632年）九月二十九日，太宗请了一帮老哥们儿，到他的出生地武功县庆善宫喝酒叙旧，尉迟敬德、李道宗、宇文士及等都应邀出席。平日里各自在不同的岗位工作，难得有这样的聚会。大家一起嗑瓜子儿、喝茶，聊天，都很兴奋，气氛是相当得融洽。酒席摆上来了，非常丰盛，平时吃不着的都有，好酒好菜伺候着。由于大家是老朋友聚会，没有那么多规矩，入席选座位就随便了许多。上首位肯定是太宗的，谁也别争，大家都采取就近原则随意坐下。尉迟敬德突然发现宇文士及的座位紧挨太宗，在自己之上。想自己一身武功，为大唐出生入死，几次舍身救太宗，你凭什么坐我的上首。那年头，也以能亲近皇帝为荣。敬德生气了，问士及，“汝何功，坐我上？”宇文士及不干了，老朋友煮酒论英雄还讲座次？并不理会敬德。敬德更有气，便起身去拉士及，士及不干啊，两个人就在太宗眼皮底下拉拉扯扯。
大家看不下去了，太宗也皱起了眉头。和事佬调解纠纷来了，任城王李道宗走到敬德身边，双拳一抱，还未说话，敬德的铁拳就打了过来。这一拳来得突然，力道又大，李王爷没有准备，正好打在左脸上，成了熊猫，眼睛也差点瞎了。道宗王爷生气了，凭什么打我，你也敢打我，我功劳不比你差多少，皇上还是我堂哥呢，我怕你不成？想着就要上前理论。回头见太宗那冰冷的脸，顿时怨气全无，算了，忍了吧。他能忍，太宗可不能，他决定给敬德一点颜色看看，他委婉地说道：“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太宗有意见，给自己敲了警钟，敬德再笨，也听出了弦外之音。额头冒出了冷汗，他也怕遭到韩信悲惨的下场，赶紧磕头认错，从此老实做人，得以善终。
人人都想当官，可这官也并不好当，要管好当官的更难，太宗深有体会。后来又建立了一套管理官员的监察制度。
贞观元年（627年），魏徵升官了，任尚书左丞。有人就犯红眼病了，报告太宗说这小子私自提拔亲戚做官。太宗很奇怪，有这事吗，魏徵可是我的一面镜子啊？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他也不敢大意，立即派首席检察官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温大人相当重视，调集了强大的力量参与调查工作，结果查无证据，人家是凭真本事考上的，简直是莫须有，纯属诬告。这温大人估计与魏徵有点矛盾，仍以怀疑心理向太宗汇报，暗示魏徵办事诡秘，不留行动迹象，外人很难知道。即使他没有偏私亲戚，也应该受到责备。唐太宗同意温彦博的看法，让他责备魏徵，还派人转告魏徵说，“自今宜存形迹”。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徵也有气呀，一天，他见到太宗说，“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意思是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徵说了，“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太宗感到魏徵是君子坦荡荡，勇气可嘉，赏给他五百匹绢。
贞观四年（630年）春，名将李靖生擒颉利可汗的消息传到长安，群情振奋，凌烟阁上是热闹非凡。“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大胜当然要大庆，通宵歌舞是无醉不归。然而，当喜庆高潮刚刚过去，御史大夫萧瑀，以大唐的江山社稷为重，找大功臣李靖的麻烦，“勃奏李靖破领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掳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说你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感到很突然，这李靖我了解啊，很老实的一个人，没有野心，仗打得不错。玄武门之变前，我还叫他跟我一起干，他不愿，这么本分的人怎么会让自己的士兵干坏事呢。别忙，你说他纵兵抢掠的事我再调查调查，辛苦你了。太宗知道这老头子多事，也知道李靖的为人，但还是派人去审查。
过了几天，李靖朝见太宗，太宗责备他说，“前有人谗公。”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是个老实人，听有人告自己的黑状也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又说，“今朕意已寤”，我知道你是冤枉的，李靖只是点头。太宗又说，“公勿以为怀”，请你不要放在心上，李靖说声谢谢。太宗用行动为李靖正了名，“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正所谓愈挫愈坚，越遭陷害越要升官，那是太宗了解信任他。
后来李靖又两次遭到陷害，都得到了太宗的有力保护。
太宗整顿吏治还有一个土方法，在宫中屏风后写上每个州县长官的大名，把他们的是非功过记在上面，以便随时奖惩，有的放矢。
经过一系列的梳理整顿，官员的素质大为提高，基本上杜绝了贪官的泛滥。出现了“百姓渐知廉耻，官人奉法，盗贼日稀”的安定局面。
【兴农：在一亩三分地上做文章】
制度定了，官员也各就各位，该管管百姓的事了，至少得收买人心，干点实事。可太宗拿不出钱来，由于前朝皇帝杨广吃喝玩乐，掏空了国库，便死皮赖脸地向百姓伸手要钱，以致“徭役无期”，“赋敛不已”。这下可了不得，惹大祸了，黄河以北“千里无烟”，人都跑完了；江淮“鞠为茂草”，田里的草都长一人多高了；关陇“田畴多旷”，没人种田，家家户户没几人在家。普天之下，“百姓穷困，财力具竭”，百姓吃不起饭，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冻死很多人，饿死的也不少，“尸骸蔽野”的悲惨景象惨不忍睹。
百姓没饭吃，太宗难过呀。没办法，只好带头自掏腰包捐了一些钱，其他人也捐了一些，可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太宗又失眠了，是呀，闹心的事一大堆：百姓没饭吃，庄稼没人种，西北的突厥又不时搞点小动作，其他部落也持观望态度，关键是朝廷内部并不团结，像顽固派的萧瑀、封德彝等，老是没事找事，地方势力如李瑗、罗艺也有不满情绪。
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多事儿，孰轻孰重，谁先谁后？太宗虽是全才，却非天才。没有分身之术，也无三头六臂，更非先知先觉之类的圣贤，可他有自知之明，有一颗善良而谦虚的心。他决定公开征求大家的意见。
于是，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的一天，历史上有名的一场大会开始了。
大会由房玄龄主持，太宗希冀群臣能够群策群力，提出意见，真正解决国家眼下的诸多棘手问题。
名相魏徵首先站出来说：“要治理国家，让国家正常运转，必须要行王道，实行人治。”
封德彝出来说：“治理国家要行霸道，要法治。”
两位当朝绝顶聪明之人的意见截然相反。太宗让二人具体阐明自己的想法。
魏徵说：“乱后易教”，应该以教化为主，这很简单，就像饥饿的人吃什么饭都容易吸收一样，一年便可初见成效。
封德彝表示不赞同，他说：“从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变坏，所以秦朝专用刑律，汉朝杂以霸道，不是不想教化，实在是想教化而不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若信魏徵言，恐大乱国家”。
魏徵听到这些，也不客气，反驳说：“历代乱后皆有致‘太平’的事例，人心都是好的。如果人心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百姓可以教化，国家也可以治理，关键在于执政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
大会到了这里，太宗对如何治理国家，也基本上心里有数了。他更认可魏徵的发言，句句在理，又切中要害。
随后太宗又问：“我们的国家问题繁多，但就现在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封德彝回答：“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
这点太宗也很认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农民就无法生存。所以，土地问题才是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历史遗留下来最为棘手的问题。唐朝建国之初，人少地多，大片土地没有人耕种，早在武德七年（624年）四月，唐高祖李渊就颁布了均田令。本着忠实历史、还原真实的原则，将其规定记录下来：
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丁给田一顷，重病和残疾人给田十亩，寡妇三十亩，如自立门户加二十亩。都是以二十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永业田属私有，可以植桑养蚕，种榆栽枣。田多可满足授田的叫宽乡，田少的叫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一半。工商业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迁徙他乡和因贫困无力办理丧葬者，可以卖永业田，但口分田不许出卖。自狭乡迁往宽乡，或田地充作住宅、邸店、碾时，方可出卖口分田。但土地出卖后，耕地不足数的，不再补给；不足部分可以买进，不过仍以不足之数为限。买卖必须报官，要以文牒为凭；如无文牒，便作无效。
和尚、道士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女冠、僧尼二十亩，一般妇女、奴婢和部曲不再列入授田范围。对官僚贵族特权者的授田和隋代相同，但作为体禄的职分田多于隋代，少者二十亩，多者十二顷。对于府兵官兵，身死王事，子孙不退田；本人受伤者，终身不退田。
均田令极富人性化，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种类和范围扩大了，凡属老人、重病者、残疾者、寡妇，都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寺院经济不断发展，吃斋念佛的大和尚也有钱了，商人也占有大量土地，成了暴发户。均田令把这一事实合法化，保护了百姓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捍卫了百姓的尊严。另外“杂户”授田同于百姓，一视同仁。唐制，凡反逆相坐者，役其家属。男十五岁以上，配置岭南为城奴。一免为番户，二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杂户”的待遇与百姓相同，身份有了提高，干起活来不要命。因奴婢数量减少，所以规定这部分人不授田。
均田令规定，授田有先后之分，纳赋税的先授，不纳赋税的后授，调动了纳税人的积极性；贫穷的先授，富裕的后授，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思想；无地的先授，少地的后授，完全合情合理。趋向合理，既能维持朝廷的财政收入，又可能防止农民逃亡，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发展社会生产，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均田令颁布后，执行起来却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的政局很不稳定。就在颁布均田令的当月，党项人西犯松州（今四川松潘），五月，突厥又北掠朔州，羌人与吐谷浑同侵松州，以后，边关狼烟四起，搞得唐政府焦头烂额。朝廷内部也因权力之争而无暇他顾。玄武门之变前后，李渊的儿子们在搞窝里斗，他们没有时间管这方面的事，因此，均田令虽已颁布，也只是一纸空文，直到太宗亲政后，均田令才得以推行。
贞观初年，曾被太宗羞辱的长孙顺德到了泽州（今属山西）任刺史。顺德经过上次被太宗修理后老实了许多，夹着尾巴做人。见太宗没有抛弃他，还派自己当地方官，便也想干点正事，给老百姓干点实事，证明一下自己的本事，为李渊父子打江山肝脑涂地，现在要露两手治理地方的本事。新官上任三把火，顺德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他的前任官员。
经过调查和群众检举，他发现前两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非法占有良田几百亩，而附近好多百姓没田可耕。顺德连夜给太宗写了一封检举揭发信。太宗看了信，当即批复，按均田令规定办理。有了太宗的尚方宝剑，顺德的底气足了，带着一班人马收回了田地，并把这些田地分给了附近缺田少地的百姓。百姓傻眼了，同事惊呆了，这是以前那个仗势欺人又贪钱的长孙大人吗？他们虽不信，可在事实面前又不得不信，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了。路见不平，劫富济贫，这是英雄侠士的壮举。这长孙顺德一生战功赫赫，人品却并不怎样。没干多少好事，只这一件值得大书特书。或许他心血来潮，或许他良心发现，天知道！反正没过多久，老毛病复发，又被太宗撤了职。
贞观二年（628年），长安大旱，庄稼长势忧人，估计收不了多少粮食。百姓的心情都很沉重，一年的辛苦白费了。好歹还有一点收成，正当大伙儿准备收割庄稼时，可恶的蝗虫黑压压一片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三下五除二，庄稼全给吃没了。百姓是伤心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什么办法呢，只怪天没眼，只恨虫无情，看来只好喝西北风了。没饭吃只好等死，有的就卖儿卖女了。太宗听在耳里，痛在心头。他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百姓何罪，而多遭困苦”。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为钦差大臣，轻装出行，带了很多珠宝，到了灾区，赎回了卖出的贫穷人的儿女，并把他们送回父母身边。他实在想不明白，都这么多年了，百姓的温饱问题竟然还不能解决。
一天，太宗视察灾情，随手抓住几只正在啃食禾苗的蝗虫，咬牙切齿地骂道：“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食我心，无害百姓。”太宗对蝗虫可谓是恨之入骨，对百姓，可谓是爱民如子，以至于甘拿自己心换取百姓的粮食。太宗说着话，就把手中的蝗虫往嘴里塞。手下人慌了，说“圣上不可如此，恐成疾病”，皇上吃虫，要吃出个病来那还了得，都来劝阻。太宗哭着说，朕正期望移灾于自身，以拯救劳苦大众，你们别拦我，硬是把蝗虫吞下去了。
太宗此举，虽不免有作秀之嫌，但至少也表明了一种姿态，在政治上可以起到一种鼓舞人心的宣传作用，试问历代君王，有谁有此壮举呢？
天干不下雨，百姓没水喝，庄稼要干死，烦；下暴雨涨洪水，庄稼一样要毁灭，人的命都可能保不住，更烦。这在古代是天大的难题。贞观十一年（637年）七月，天降暴雨，谷、洛二水暴涨，滔滔洪水冲进了洛阳城，“坏宫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人”。洪水无情人有情，太宗引咎自责，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暴雨成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朕甚惧焉。”太宗害怕了，他以为自己干了坏事惹恼了上天，故要遭此劫难。真是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同年九月，黄河水像脱缰的野马，搅得百姓是不得安宁。太宗依葫芦画瓢，又是自责，又是亲自到司马坂现场办公，了解情况。
靠天吃饭靠不住，老天也有发怒的时候。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一味地消极防守只能徒增损失，而且也不像是太宗的性格。英明的太宗要防守反击了，痛定思痛，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命令手下积极治理水患。
沧州是个好地方，可由于当地人没有环保意识，乱砍滥伐严重，再加上地势低，洪水一来，便如脱缰野马四处乱窜，洪水过后一片荒凉。薛大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舞台的。
要说这薛大鼎可是名门之后，只因老爹参与造反而被杀，可怜他因年纪小才保住小命，摇身一变做了“官奴”，给当官的做奴隶，只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公民。薛大鼎也争气，硬是靠自身的努力换回了自由身。从此苦尽甘来，很是风光。
薛大鼎努力工作，为大唐建国立下功勋。曾为李渊龙门献计，不被采纳，后为太宗重用，由于有谋略，“骨鲠敢言”，被太宗派为齐王府秘书长，辅佐齐王李祐，就是前面说到的老权的前任。那次太宗可是冤枉了他，“无能”的他却因祸得福，换了老权做了替死鬼。后来多次在地方任职，很有成就。这不，当太宗因沧州水患而头痛时，第一时间便想到了他。于是，一纸调令把薛大鼎调到了沧州。同时为他平反。希望你再接再厉，干出点名堂来。
薛大鼎热血沸腾，忙说，是臣无能，谢皇上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他很识相，知趣。
无棣河的修治成了当务之急。
无棣河西起运河，贯沧州全境而东入海。隋末由于黄河水的泛滥，加上人为因素，逐渐荒废，后来干脆填平做了耕地。薛大鼎找准病因后，下大力气动员百姓出工出力，重新深挖河道，并在河道的两边修筑渠道，并根据水利专家提供的准确数据，按预防百年不遇水患的能力修建。这样，任黄河水怎样汹涌，任暴风雨怎样猛烈，它自岿然不动。百姓不再为洪水担惊受怕，民心稳定下来，都说薛大鼎有本事。
洪水不再，无棣河重新焕发生机，清澈的河水悠悠向东流去。
以后，薛大鼎又带领沧州百姓疏通了漳河、衡水、长芦河三条河，取得了防洪治水的决定性胜利。
薛大鼎干出了名堂自然高兴，更高兴的还是沧州百姓。百姓自发地推选一位书生写了一首赞美诗，其诗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这诗经百姓反复传唱，薛大鼎的名气可火了，大有赶超其偶像陈君宾之势。他的粉丝也多了起来。著名的有瀛州（今河北河间）刺史贾敦颐和冀州（今河北冀县）刺史郑穗本。贾敦颐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每次入朝只坐一辆旧车，羸马数匹，他还在州界滹沱河及滱水边修筑堤堰，杜绝了水患。他们和曹州（今属山东菏泽）刺史郑穗本都有美名，是地方官中的翘楚。沧、瀛、冀三州又均位于黄河以北，成“铛（古代一种大锅，有三足）足”之势，河北人民并称他们三人是“铛脚刺史”。
据不完全统计，唐初兴修水利工程共二十余处，有力地缓解了旱涝水灾的泛滥。贞观七年（633年）在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县）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汴州陈留（今属河南省）县令刘雅“开凿观音陂，灌溉田地百顷”；贞观十一年（637年），扬州大都督李袭誉在江都“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灌溉田地八百余顷”；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河中府龙门（今山西绛县）县令长孙恕开凿十石垆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
为了治水，政府对治水的专门机构进行改组，工部专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泻，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即掌管天下河流湖泊及舟楫灌溉之事，职位不低，享受司局级待遇。待遇一高，责任就大。其有两大职责，一是防止水害，二是开发水利。京师还设有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的疏浚与灌溉。此外，具有法律意识的太宗还对水利与水运专门立法，制定《水部式》法，用法律形式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
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虽然自己不可能亲自下田劳动，但是也要做出某种姿态，让天下百姓知道皇帝是重视耕种的，于是便有了“籍田礼”。太宗也深明其中的道理，也依葫芦画瓢演出了一幕籍田大礼的戏码。
贞观三年（629年）癸亥日这天，太宗带一队人马来到长安东郊，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后稷（农神）仪式，然后也不换衣服，亲自下到田间耕田。只见他右手扶犁耙，左手拿鞭子，啪的一声，拉着犁耙的牛开始工作了。动人的一幕上演了，老黄牛在默默耕耘，大皇帝在紧紧跟随。百姓惊呆了，简直是目瞪口呆，从没见过这样的皇帝。也难怪，《籍田礼》荒废好多年了，是太宗的行动让百姓大开眼界，更大的作用则是用行动为农业造势。
太宗耕田出名了，也过了一把瘾，还不知足，回到宫里亲自种了三亩多地的庄稼，按时下田除草耕作。早朝前到田里转转，散朝后到田里看看。虽然日理万机，仍忙里偷闲抽时间劳动，这绝不是籍田作秀，而是对劳动的热爱，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这在历代帝王中找不出第二人。
太宗太重视农业了，绝不允许有任何不利于农业的事出现，即使是为太子李承乾举行的加冠典礼也要为农业让路。按说，为太子加冠是大事，选黄道吉日很重要，阴阳先生掐指一算，认为二月春暖花开是好日子，太子的老师、萧瑀也说太子典礼“用二月为盛”。太宗则认为，二月正值春耕即将开始，此时为太子办事，“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一年之计在于春，太宗也懂这个道理，更不迷信阴阳先生的说法，他是破除封建迷信的模范。
不止如此，为不影响农业生产，太宗特地把自己喜欢的打猎活动改在了农闲季节。还有，为从根本上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太宗特别为农业立法，不允许在农忙时搞工程或收税，如有违反，按贪赃罪判刑。的确够严，历史上没有先例。
贞观十八年（644年）二月，均田令实行二十年后，太宗不辞辛苦，亲自到灵口（今属河南洛南县）实地调研，了解当地农民分田情况，他也怕部下报喜不报忧，统计数字有水分。当他得知百姓分田很少，每丁只有三十亩，远远不到法定数额的三分之一时，竟“夜分而寝，忧其不给”。看吧，太宗皇帝为了百姓没有分够田地而睡不好觉，还担心地方官员不给。百姓事无小事，至少太宗是这么认为的。
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太宗很高兴。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见太子李治坐船游玩，就问他，“汝知舟乎”？太子回答说不知。太宗一本正经地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这话听起来很熟，好像在哪儿听过。就是魏徵讲的，真的很经典，难怪老子要引用来教训儿子。魏徵的嘴皮子太宗是领教过的，大辩论的场景历历在目，如果没有魏徵的慷慨陈词，哪有今天的盛世气象啊。
【休养：轻徭薄赋，多子多福】
朝廷把田地分给了百姓，还帮百姓兴修了水利，应该说是办了实事。百姓心里都有杆秤，吃水不忘挖井人嘛。税收的问题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
武德七年（624年）四月，均田令颁布时，朝廷就制定了赋役政策。其赋役办法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简称租庸调法。具体规定如下：
课户每丁年纳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绞、绢（粗绸）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绞、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加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常正役不得过五十日）。
租庸调法是赋役负担的基本形式，它具有地租与课税合一的特色，并包含了劳役和实物地租的内容。这种税法有点重，有一定的灵活性，如规定可以以庸代役或以绢代役，这就使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变通，灵活处理。此外，朝廷也考虑到了一些特殊情况，如乡有宽狭，授田有多少，农民有流动迁徙，土地有买有卖，年成有好有坏等。为了正视这些变化和不同，使税收较为合理、有序，朝廷加强了户籍管理。每年春天，基层官员对本地农户的人口、年龄、相貌特征等当面核实一次，叫作“团貌”，然后将“团貌”记录编订成册，叫做“手实”。“手实”类似今天的户口簿，先填户主姓名，再填亲属，并将家庭各成员的五官特征及有无缺陷，如腿瘸、眼瞎、有瘤、有痣、脸黑脸白等等如实填上。每隔三年一造户籍，一式书写三份，州、县各备一份存档，一份呈送尚书省，作为官府检查农民纳课情况的依据。
其次是计账，县城的坊正（村长级别）和农村的村正（村长）要制定第二年税收报告统计表，朝廷按此收税。朝廷规定，凡税收的数字，要在县衙门和村坊正式公布，搞税务公开，让百姓都有知情权。这使赋役更加公平合理，纳税人心中有数。自唐朝以后，各朝大都沿袭了税务公开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深得人心。唐初的赋役征收有一条原则，即“务在宽简”，充分考虑了百姓的利益。从李渊父子起兵到武德年间，多次减免税收，李世民即位后，子承父业。贞观元年（627年）夏，山东各地大旱不雨，颗粒无收，朝廷免收当年税务；贞观四年（630年）十月，陇（今陕西陇县）、岐（今属陕西凤翔）二州免役一年；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免雍州当年税务。这种情况，贞观时期共有十余次。对少数民族实行特别的民族政策，几乎不收税，用法律规定免役十年。
除租庸调法以外，还有户税与地税两种。户税是根据财产多少而确定的户等进行征收，属于资产税。唐初户等初定为三等，后改为九等，少数民族也定为九等，不搞特殊化。四等以上为上户，七等以上中户，八等以下为下户。内地户税纳钱，岭南诸州纳米，特事特办。上户一石，中户八斗，下户六斗。少数民族是根据户等和丁口征收银钱，还是有一点优惠的。上户税银十文，中户五文，下户免收。户税是朝廷正式税收之一，三年一大税，其率为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为四十万贯，多用为运输及邮递之用。
地税属义仓性质，属于公共资源。贞观年间规定王公以下垦田者，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急需，具有现代粮食储备的雏形。义仓由地方官员管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仓储种类很多，沿袭前代的有京师的太仓，诸州县的社仓等。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下令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规定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
义仓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贞观二年（628年）春，尚书左丞戴胄提出了储粮备荒问题，提议每年秋收后抽取一定的粮食作为储备，他说：“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租米，不实仓廪。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遇凶灾，将何赈恤？”这又是一条合理化建议，太宗照单全收，以诏书的形式颁行天下。
义仓为官方机构，具有强制性功能。它利于备荒救灾，而以储粮向农民贷借种子，又具有扶贫功用。太宗大加赞赏，认为此举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收到了“仓储衍溢，亿兆赖焉”的效果。
而常平仓的作用也不同凡响，它是专为打击投机倒把分子而设立的，粮多时低价购进，荒年时低价卖出，用行政手段来影响市场，以平衡粮价。太宗刚即位，就于武德九年（627年）九月诏令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太宗“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更将此作为一种制度在全国推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百姓丰衣足食，不再为吃饭发愁；官仓满粮，大有粮多无用武之地。于是一声令下，粮食一律降价，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前无古人的大事。
还有件更漂亮的事，贞观时期的百姓远行，轻松自在，什么都不用带，顶多带点银两，再加几件换洗的衣服。这在当时是空前绝后的咄咄怪事。因为自贞观以前的百姓出门远行，都要自带口粮，怕买不到吃的得喝西北风，因此出远门都要带上足够吃的口粮。贞观时期完全变了，有钱就行，没钱也无所谓，“取给于道路焉”。可以想象当时百姓的富有，民风的淳朴。
国以民为本，没有足够的劳力，就不能创造出足够的财富。贞观初期，人口户数由隋的九百万户减少到不足三百万户。由于人手奇缺，大量的土地没法开垦，最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鼓励百姓生育。多生子女，也是为国家做贡献。于是，本着利国利民、造福后代的原则，太宗又搞了一系列增加发展人口的措施。
第一，倡导自由恋爱的风气。
大臣对太宗的私生活非常关心，经常挑他的毛病；他也“以牙还牙”，关心起百姓的婚事来，自愿充当百姓的媒婆，又怕百姓不买账，特于贞观元年（627年）二月郑重其事地下了一道诏书，叫《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诏令规定：男二十女十五为法定婚龄，与现在的法定婚姻年龄差不了几岁。婚龄已到而未婚配的单身一族，要任其双向选择，自由恋爱，并由州县官府主婚“以礼聘娶”。自由恋爱，这在中国古代是痴人说梦的事。你看，男女授受不亲，互相牵手对视都是犯忌的事，如何能有自主婚配。但是，古代真正的爱情就在大唐时代出现了。虽只有短短200余年，如昙花一现，却也意义深远。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说“妇人正月以来生男，赐粟一石”。也难怪，太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加劳动力。
第二，积极为鳏寡孤独牵线搭桥。
朝廷提倡寡妇改嫁、光棍再娶的风尚，是历代王朝少见的开明之举。这个做法，不仅适用于普通百姓，也适用于王公贵族之中，李渊的老四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改嫁段纶；老七房陵公主，下嫁窦奉节，又改嫁贺兰僧伽；老幺安定公主，下嫁温挺，温挺死后，又嫁郑敬玄。唐太宗的女儿中，老三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后改嫁刘玄意；老四遂安公主，下嫁窦逵，逵死，又嫁王大礼；十六女城阳公主下嫁杜荷，杜荷因太子承乾事被诛，又嫁薛辞；就是“性孝睦，动循矩法，帝救诸公主视为师式”的老大襄城公主，也是先嫁萧锐，萧锐死后，又嫁姜简。
第三，以人口增长作为考察地方官政绩的办法。
人口增长没有捷径，一样遵循其自身的规律，不可能速成，可朝廷有的是办法，集思广益，把人口增长的多少当作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优劣的办法，办法规定，能使所辖区域内婚姻完美和谐，没有离婚，或是离婚率最低，光棍、寡妇减少，丁克一族消除，户口增多，可“进考第”，就是升官。
第四，鼓励和尚尼姑还俗结婚。
僧尼是社会中的特殊阶层，除占有大量土地和房舍外，还不用缴税。僧尼们过的都是一种清苦压抑的生活，吃的是清汤寡水，穿的是粗布僧衣。还是现在的社会比较人性，僧尼可以结婚生子，享受作为人的一切基本权利。可你知道吗？人家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准许僧尼结婚的壮举了。当然，太宗此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繁衍人口，增加劳动力。但以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有这样空前绝后的行动，一样令我们肃然起敬。
贞观初年（627年），朝廷为和尚尼姑大开绿灯，大开方便之门，怂恿他们还俗回家。十几万和尚尼姑从阴暗凄苦的庙庵走出，经过官方媒人的牵线搭桥，整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集体婚礼，轰动了长安城，成为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五，释放宫女及奴婢，任其自由婚配。
朝廷为了节约，也为了增加人口，在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和贞观二年（628年）九月，曾两次放还宫人，总计5000人。被释放的宫女们返回故乡，投归亲戚，“任从婚娶”，随便你找谁结婚，建立新家庭。必须得结婚，不然要罚款，或是重新回到宫中，过那种有苦说不出的生活。另外，为了救济因饥荒沦为奴婢的贫民子女，贞观二年（628年）三月，太宗“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朝廷出钱为奴婢赎身，让他们父母团聚，此举不同凡响。太宗还下令到了婚龄的年纪一律要结婚，否则朝廷就要出面干预了。
第六，合理利用罪犯开发边疆。
为了增加劳力，政府对犯人采取宽松政策。犯人一般都是身强体壮的男人，百分之百的劳动力，太宗令他们开发边疆，将功赎罪。贞观十六年（642年）正月，“徙死罪者实西州（今属新疆吐鲁番），其犯流徒则充戍，各以罪轻重为年限”，将他们变为可创造价值的劳动力，而不只是纯粹的犯人，节约了成本。新疆是偏远了点，可犯人愿去，因为可以减刑，劳动几年就可回家与家人团聚了。
第七，买回流落在外的汉人。
为了增加人口，政府可谓绞尽脑汁、用心良苦，全力赎回流浪在外的汉人。武德九年（626年）九月，“突厥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万只；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好家伙，三千匹马，万只羊，能吃多久，能卖多少钱？具有很大的诱惑，可人家太宗不要宝马肥羊，只要大唐汉人。太宗知道，战争期间逃到外族部落的人口不在少数，把他们找回来就是现成的劳动力，拿来就用，很省事儿。贞观三年（629年），“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服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离家的孩子终于回家了，120万啊，不少了，这要重新生产培养成人要花多少功夫啊！贞观四年（630年）三月突厥投降的时候，朝廷招回流入突厥的男女8万口。同年十二月，党项、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回来30多万人。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铁勒诸部内附为州县，皇帝下诏寻找被抢的边民，让他们回到老家。室韦、乌罗护、三部人被薛延陀所抢的人口，也令赎还。据统计，前后赎还外流人口约200万人。由于朝廷采取了开明、积极的人口政策，人口迅速增长，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在籍户口已由武德年间的200多万人增加到380万户。
太宗带头厉行节约，手下人自是不甘示弱，他们积极推行减免租税的优惠政策，使得农民有地耕，有粮收，有饭吃。
土地问题摆平了，人口问题也不在话下，大病初愈的唐王朝容光焕发，生机勃勃。生命的第一需要——生存，终于在贞观初期迎刃而解了。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大丰收，“米斗不过三四钱”，太便宜了；各地村庄“皆外户不闭”，百姓得其所愿，有了自己的家，又有了田地，可以生儿育女，安享天伦；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刀耕火种的老百姓，对生活追求的目标仅仅是随遇而安、安居乐业。于是，牧童，短笛，炊烟，小桥，好一派田园风光。
【科举：千万人难过独木桥】
科举制是新兴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人才（官员）的选拔制度经历了禅让（原始社会）、世卿世禄（奴隶社会）、征辟察举（两汉）、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和此后影响中国长达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五个阶段。科举制形成于隋而充实于唐。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9年）九月，杨坚下令“从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热”。隋王朝为科举制度拉开了序幕，隋炀帝继位后继续推行，明确设立干科、四科、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等，唐朝延续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制度。
科举考试内容与学校课程设置一致，主要是《诗》《书》《易》《三礼》《三传》及时务、诗赋等，根据考生报考科目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规定。如明经科注重帖经、墨义；进士科注重诗赋、时务（隋朝的进士科仅策试）。考试帖经、墨义全靠对经文及其注解的死记硬背。而考试诗赋、时务则需要实际的能力和文学才能。明经科较容易考中，而进士科则很难考中，“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考中进士难之又难，就跟过独木桥一样。一旦考中则闻名官场，所以考中进士被社会视作“成名”，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属于冷门专业，不受人重视；俊士等科很少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曲高和寡，可能不好就业，后来就取消了这个专业。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是考场的意思。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由副部长亲自过问，足见其重视程度，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叫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并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还要集体到杏园参加正式的盛大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长安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孟郊老夫子考到白发苍苍时老天开眼中了举，老泪纵横而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
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位状元出于唐朝李渊时代：他叫孙伏伽，以小小法官“法曹”的身份参加科考，一举夺魁。贞观时期干到了“大理寺少卿”的职位。
对儒生来说，应明经科试并不容易。明经科出身者经吏部考试合格，多被选授为县丞、县尉、县令或者州县的参军、主簿之类，普遍担任州县地方基层官员。像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以明经擢第，解褐守恒州参军”。尽管也有像元稹明经登第后，经吏部试书判拔萃得高第，被授秘书省校书郎的情况，但这些都是个别的，大部分举明经者都被分配到各地州县任基层官职。以勤苦读经而幸举明经，而任职于地方州县，承担维持社会秩序基本职责，故而在唐代公私文书中都有一些劝奖明经的材料。不过，或许正由于明经科出身者多长期沉没下僚，这就被一些位高权重的儒士大夫讥斥为不过胥吏之职而已，故而很被相当部分文人轻视。
进士科是新时代的产物，而“进士”到了唐代科举，则完全有了新的含义。武德四年（622年）诏定进士为选士科目之一，第二年将各州所举试取，从此进士考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人们认为，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不为美”，于是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盛况。其地位不久就超过其他科目，在整个唐代的科举考试中它名声最响，成了历代学子心驰神往的理想。
将文人儒士所具备的道德修养、文武才能、经济方策、智谋度量等均加于进士身上，这有些言过其实，但进士科在有唐代科举取士中占有重要地位确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清朝状元李调元所说：“至唐而科目之多为最，其中以登进士科为清班，与其选者莫不引为光耀。”
进士科的考试办法与具体项目几经变易，唐初六十年进士科只行试策，到高宗调露二年（680年）因刘思立奏请才像明经科一样要考帖经，从而强化了对应试者儒学修养的考查。自武则天实际掌权的高宗后期始，进士科需经帖经、杂文、策文三场考试，以后就成为唐代进士试的定制。
进士科一共要考三场，每场定去留，考场定终身。唐前期，进士科三场考试的次序是先帖经、次杂文、最后试策，中唐及其后则变为先诗赋、次帖经、最后试策。前期朝廷重视儒家经典，中后期偏向诗赋，而这也是促成唐诗繁盛的重要因素，科举制对唐诗的影响不可小视。
唐代古文运动与进士科及其行卷之风密切相关，经由进士科及行卷而形成了以进士为主体的古文作家群；以庶族寒士为核心的进士集团又奠定了古文运动兴起与发展的思想基础。韩愈等古文家策略地利用进士科举和行卷之风倡言复古为文，为古文运动开局与奠基，成效显著。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晚唐由于科举的衰落，文人生活道路的转变和情绪的波动，晚唐文学倾向中的抒情性更趋于人本，更贴近市民生活，文学审美的价值取向更偏向“重美求真”，在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晚唐风情”。
制科考试是由皇帝特旨诏试，以满足社会各类“非常之才”的需要，更显示其天子的学识与权威。其考试的科目由朝廷根据需要而定，名目繁多。王应麟说“多至八十有六”，而以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较为常见。制举考试一般由吏部主持进行，但由于其常“随其人主临时所欲”，因而皇帝本人往往亲自主持，亲自披挂上阵。
制科不参加事前考试，没有资格限制。应试制科的人，可以是常科及第者，也可以是七品芝麻官，甚至“布衣”也行。制科与常科相比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常科应试及第者需要通过吏部的“释褐试”方能做官，而制科应试及第者“中者即授官”。于是，进士及第未得官者、低级官吏、平民百姓纷纷应制举考试以求官。美中不足的是，制举及第者虽“中者即授官”，但其政治地位却低于出身。
制举考试科目与时间都不固定，避免了考试作弊，弄虚作假，“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当然，所谓“临时所欲”也并非完全出于皇帝个人的灵机一动，而是根据政治需要做出决定，制举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
制举是“天子自诏”，“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制举是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各地知名之士，由州府荐举前来京都应试，虽然阅卷试官仍由朝廷委派，但名义上则是天子亲试，不仅所出试题用天子口气，而且考试时“天子亲临观之”，有时天子甚至还亲自阅卷。故制举考试又称殿试或廷试，应制举试者自称“应制举人”，登科者则叫“天子门生”。唯其如此，考试时的规格为最高级，考前先由皇帝赏赐酒席，以体现皇恩浩荡。酒足饭饱，还要小睡一下才参加考试。而应明经、进士试则只有粗茶淡饭，饱受屈辱辛酸，因此有很多名落孙山者改头换面，参加“制举”。
制举注重儒学修养，更强调实际才能。主考官多通过策问引导举人发表政治见解，应试者也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其对时政的看法，前者是要发现人才，并借以了解时局，改革弊政，后者则是要展露自己的才能。诸多科目皆需考到与时政相关的内容，其中尤以所谓“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最能体现出制举应诏直言的特点。
当然，考试成绩好并不一定能“成名”，仅是得到了做官的资格，拿到了资格考试认证书，尚不能正式入仕，还要有名人的推荐，牵线搭桥。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古原草吟留别》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只有名人推荐还不够，还要再通过吏部的“释褐试”（释褐除官）或曰“关试”，合格的才能当官。吏部试主要以“身言书判”选人，身指体貌丰美，纯粹的以貌取人；言指言辞辨正，讲究的是字正腔圆；书指书法遒美，至少是书法爱好者；判指文理悠长，文章要有文采，有说服力。吏部试的科目分为博学宏词和拔萃，前者注重文章，后者注重司法判辞，“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据史书记载，大作家柳宗元曾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诗人白居易以拔萃授秘书省校书郎，大文豪韩愈进士及第，吏部试名落孙山，只好以“前乡贡进士”，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帐下做临时高参，以图东山再起。
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把官吏的选拔与儒家经典的研习连在一起，使政治与儒家学说有机结合起来。儒家学说的官学地位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和巩固。无论崇佛也好，信道也罢，只要以儒学经典为内容和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没有被废除，儒学的官学地位就不会动摇。无论是贵族子弟或寒门后生，也不管对儒学有无自觉而又真诚的信仰，只要其想仕进升迁，富贵荣达，最重要的途径便是苦读圣贤之书。这样，科举制度就用政治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儒学的发展。科举制度也给儒学提供了一定程度上净化政治的机会，也使不少出身卑微而又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寒士进入统治集团，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需要纠正的是，令后人诟病的科举制度的不良反应，如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答题形式为僵化的八股文、脱离实际等等，其实都与贞观时期的科举制度无关。至少在当时，科举制度还是挺公平的。
唐朝的科举制度活泼多样、生机勃勃，贴近实际需要，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革命。因此有人称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的旧法”，“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梁启超曾说：“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不足致用耳。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胡适也对废除科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科举制度“打破了社会阶级的存在，同时也是保持中国两千年来统一安定的力量，所以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制度！”
唐朝的科举制度从科目设置、测量方法、选拔标准等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客观公正，一碗水端平，对读书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推动了读书学习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维护了儒家思想的老大地位，公平、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社会流动是社会的动态表现之一，按其向度可以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两种方式。社会垂直流动即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从一个社会位置移到另一个高低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它是最普遍又最为人们所关注的一种社会流动。通畅、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往往为社会筛选出大量优秀人才，并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科举对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汪洙编的《神童诗》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2000多年前的陈胜虽也曾发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但那毕竟是用血与火的暴力手段来改变命运，科举制度才真正提供了一个平和且更具操作性的平台，同时，科举制度还有加强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的作用，科举制度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念的官僚与儒生阶层，他们在全国流动，为官、任教，宣扬同一种理想，促进了民众对皇帝、朝廷、国家的认同，对思想文化的一统贡献巨大。
科举制在国际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周边的越南等国都曾仿照中国实行科举制度，唐朝时还有许多新罗士人到大唐应举登第，越南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1919年才废止。美国学者艾尔曼认为：科举制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它对全世界都有意义。英国考试制度可以说是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也有人认为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至少是模仿中国的科举。
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百年以来，一直被误认为是束缚百姓思维的重要工具，是扼杀创新思维，使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之一。评价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在有意无意间把复杂的科举制定性为僵化、一成不变的东西。回到久远的唐朝，我们不难从科举制度中感受到某种弹性、多元化与勃勃生机。
【府兵：打仗耕田两不误】
武装力量是强化国家机器的基础。贞观时期基本的武装力量是府兵和镇兵。
府兵制是北朝西魏大统年间（535年—551年）创置的一种兵制，隋初沿用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府兵由军府统领，不列入州县户籍。全国统一后的第二年，即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对此作了重大改革：“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府兵及其家属在州县落籍，平日从事生产。同时府兵仍保留军籍，在军府接受训练，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担任京禁守卫，或执行其他军事任务。府兵的最高领导是中央的左右卫等十二卫，分别统辖诸府之兵。
经过改革，隋代的府兵制成为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使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不仅使原来流寓无定的军人入了民籍，也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增加生产。李渊于长安建国不久，即置军府，以骤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各置一军府。
太宗即位后，着手进行改革，贞观十年（636年）改军府为“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兵士满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当时全国有府六百三十三个，根据十道不同地区情况，配置相当数量的军府。关内道列置军府二百七十余个，目的在于加强保卫唐朝统治中心关中地区；河东道、河北道列置军府一百七十余个，以防突厥侵扰；河南道列置军府六十余个，以控制中原，保卫仓贮与运道，解决王朝财政收入问题。其余各道，多者二十余，少者一两个，一般负责维持局面而已。
府兵具体编制和装备是：折冲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兵士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百人为旅，旅有旅帅；五十人为队，队有队正；十人为火，火有火长。军士自备必要的武器与粮铜。“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钁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凡充府兵者，“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氈帽、氈装、行藤皆一。”军士来源，“皆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免课役。三年一检点，二十岁应役，六十岁免制。士兵挑选的条件是“户殷、丁多、人材晓勇。”三丁取其一。财产相当的取身体壮的；体格相当的取家庭富的；财产和体格又相当者取家里男丁多的。府兵属于卫戍部队，其任务是维持所在地方社会秩序，并负责番上保卫中央政权。其番上宿卫京师任务，规定一百里以内五番，五百里以外七番，一千里以外八番，一千五百里以外九番，二千里以外十番，再远者十二番，每番一个月。
镇兵即边镇军队，驻扎边疆重镇，防御外患，捍卫边疆，以维持唐王朝的独立地。武德初年，凡边要之州，都设置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屯军边疆，保卫国家。后来，镇兵制度逐渐强化，凡“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大约每军500人，守捉300人。“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镇兵是地方常备军队，士兵多由招募而来，由地方各都督府或节度使统领，军饷开支多由地方筹办。镇兵主要分布于边疆，与府兵相表里，从事所谓“伐叛讨逆”，进行防御外患或对内镇压。
除府兵、镇兵外，如有大规模军事行动，临时征招募兵，没有定制。如太宗时征辽东，下令募兵，所谓“募十得百，募百得千”，成为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要武装力量，募兵属于临时征招，没有定额，不是常备武装力量。基本武装力量是府兵与镇兵，经常保持在百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少数民族兵，称“四夷兵”，也是唐朝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为了保持优越的武装力量，特别是为了供应骑兵的装备，政府还非常注意收购和牧养军马，于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养牧，由八坊四十八监掌管其事。军队训练有素，装备良好，这对保卫国家的安宁与独立起了重大作用，这是贞观之治在国家武装方面的体现。
太宗是我国封建时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长于文韬武略，又能深察时弊，面临当时经过长期征战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状况，为了振兴国家，巩固封建统治，适应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鉴于隋文帝统治时期改革府兵制的成效，决心加以继承发扬。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制定出进一步发展府兵制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一套周密而完备的府兵制度，训练一支强大的府兵部队，从而把府兵制推向高度发展的极盛时期。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改革兵制，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共三百余州。贞观十年（637年），下令仿照隋朝鹰扬府和唐初十二道府兵建制，于全国各地设置折冲府，“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
唐朝继承隋制，集兵权于中央，在中央设十六卫，其职掌如《新唐书》所说：
左右卫：掌宫廷宿卫，凡五府三卫及折冲府骁骑番上者，受其名簿而配以职。
左右骁卫：掌同左右卫，凡诸府之翊卫、外府豹骑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武卫：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熊渠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威卫：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羽林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领军卫：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射声番上者分配之。
左右金吾卫：掌宫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凡翊府之翊卫及外府饮飞番上者皆属之。
左右监门卫：掌诸门禁卫及门籍。
左右千牛卫：掌侍卫及供给兵仗。
十六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此外，尚有长史各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各一人，正八品下。
现将有关当时府兵制的各项规章制度择要概述如次：
府兵的职责：一为京城宿卫，多由距京城较近的关内、河南、河东诸道府兵担任，这几道府兵兵额已占全国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职责除宿卫宫禁外，还充当诸王府、各官府及京城警卫巡察等治安之责。二为戍边或留本地服役，则多由距京城较远的陇右、剑南、河北、江南、淮南、山南、岭南诸道府兵担任。戍边府兵，系分番轮驻，玄宗天宝年间以前，戍边的边防军有军、守捉、城、镇之别。留本地服役，则以从事警备及其他治安事务为主。另外，戍边的边防军有时也采取招募的形式。三为参加征伐，则随军事需要进行征发，没有固定的更番时间。
府兵的编制：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折冲府之下，二百人为团，上府辖六团，中府辖五团，下府辖四团，团设校尉一人。每团辖二旅，百人为旅，有旅帅一人。每旅辖二队，五十人为队，有队正一人。每队辖五火，十人为火，有火长一人。”
府兵的装备：据《新唐书》记载：每火“备六驮马”以及“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每队备“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府兵每人准备“弓一，矢三十，胡禄（载矢器具）、横刀、砺石、大觿（解结锥）、毡帽、毡装、行（裹腿）各一，麦九斗、米二斗，皆自备”。自备物品连同发给的介胄（头盔、铠甲）、戎具（武器）藏于库”。以上各种装备，除自备者外，其余皆由公家发给，平时放在库内，战时发给出征的将士。“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
府兵服役的年限和兵种：据《新唐书》记载：“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府兵的校阅：据《新唐书》记载：府兵平时散习骑射，每年简校一次，即“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槊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槊，解幡；三通，旗槊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刀、匣刃；二通，旗槊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归）其人”。校阅的内容，就是平时训练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平时训练的情况，所以校阅对于训练起了督促的作用。贞观年间，规定定期教习必须严格。太宗曾亲率京师诸卫教习骑射，优者奖励，赐以弓刀绢帛，将帅也记功嘉奖；教习不精者，所属州府折冲都尉受罚，因此将士莫不发奋努力。经过多军训练、校阅，兵强马壮，大唐府兵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劲旅，在疆场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巩固国防起了重大的作用。
府兵的调发与番上：府兵之制，亦兵亦农，无事耕稼，有事出征。调发时，由朝廷下达发兵符契，由地方州刺史和折冲府都尉勘合符契乃发，《新唐书》说：“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不全发）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其调发府兵，多是调到京城宿卫，其次是出征或戍边。由于当时府兵服役多采取轮番方式，所以调发府兵到京师或其他地区服役，称为番上，其情况如《新唐书》所载：“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即五人一组，互相轮番；或谓五年内轮番十二次，以下类推），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唐六典》则谓：“（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为七番，一千里为八番。”与此大同小异。除上项规定外，又规定：凡府兵出征、戍边，父子兄弟不并发；如身为单丁，祖父母、父母年老多病者，可以免除出征及番上；凡戍守边疆的戍卒，亦由诸州府发遣，每三年一更代。
对府兵的赏罚：对有功的府兵将士，视其功绩大小，分别予以免除赋役、赏赐勋官、爵位的奖励；其战死沙场或在工作中以身殉职的，或追赠官爵。遣使吊祭，或赏赐死者家属以官爵金帛。反之，对于违令的府兵将士则严加惩处。如规定：应上番而缺席不到以及假满不归的将士，逾期一日，笞四十；四日者，笞五十；七日杖六十，十日杖七十，十三日杖八十，十六日杖九十，十九日杖一百；二十四日处徒刑一年，二十九日处徒刑一年半，三十日至六十日处徒刑二年。
府兵并非唐代唯一的兵种，承担宿卫的还有保卫宫廷，屯驻北门的禁军（见六军），与十二卫所领府兵对称南、北衙军。出征和防戍则有名为“募”而实也是“征”的兵募，以后还有防戍本州的团结兵、土镇兵等。在出征和防戍中，兵募的数量往往超过府兵，但府兵在唐初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是军队的骨干。
唐太宗时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朝廷将农民按贫富分为九等，六等以上的农民，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须自备。当兵者二十岁开始服役，六十岁免役。唐太宗时，全国分置634个折冲府，均由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分领。府分三等：上府、中府和下府。每府最高长官为折冲都尉。府兵除出征与轮流卫戍外，其余时间均居家种田；农隙时，由折冲都尉统率教习攻战之术。遇有战事，府兵由中央任命将领率领出征，战事结束，便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平时每年须轮流宿卫京师，还需定期镇戍边疆。
府兵制寓兵于农，是一种征兵制。府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时在家乡耕作劳动，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遇有战事，则奉命征调，事毕返回所属之折冲府。因此，在府兵制下，凡兵皆农，兵农一体。府兵之兵器、粮食、日常用品，均需自备。加上由于府兵平时务农，生活无异于农民，国家毋须为其负荷军饷，因而节省了大量养兵费用。战争时期，由中央临时配备将领，率领府兵往赴征战；战争结束，兵归其府，将帅则解除兵权。这种措施使军队不至于成为将帅私有，减少了军人拥兵专擅或割据的可能性。
府兵制以均田制作为推行的经济基础。唐初均田制顺利实施期间，府兵虽需在服役时自备器械资粮，但他们当时有能力承担。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税的加重，均田制被破坏了。失去土地的农民十分贫困，他们已无力承担“自备甲杖衣粮”的重负。有的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兵役，万般无奈下，只好“自残手足”，府兵制无法继续推行下去。另外，唐初，府兵轮番到其所隶卫府或边防重镇服役，一般都能按规定三年一轮换，而且勋赏也较丰厚，立功官兵，授以勋官，赐以勋田，进行鼓励。因此，许多富人将当府兵视为求取功名利禄的捷径。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自西魏文帝大统年间以来将近百年之久的府兵制于是臻于完备。在这种与均田制紧密结合的征兵制下，广大农民亦兵亦农，能文能武，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了边防建设；而且在这种“寓兵于农”的兵制下，府兵“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既可减少朝廷的军费支出，又可防止将帅手握重兵专权跋扈的弊病；特别是唐初军府的设置，又是以京城所在的关内地区为中心，中央兵力足以控制全国，收到了内重外轻、如手使臂之效。所有这些，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也是颇有成效，所以改革府兵制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唐朝所以兴盛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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