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劝谏冠军，良臣第一】
正是由于魏徵的“多嘴”，敢说真话实话，一生进谏两百多次，他成为贞观一朝当之无愧的劝谏冠军，使太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少走了许多弯路。客观地说，他是太宗言行与政策的第一监督人。即使放在历史上与其他谏臣相比，他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太宗靠“房谋杜断”行玄武门事变奠定帝业，魏徵辅太宗开贞观气象。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不过，单从开创贞观局面的政绩来看，魏徵功劳数第一。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打小就没了父亲，与母亲依为命。由于家境贫寒而没钱读书，无奈只好出家当道士，算是有了一口饭吃。除了干自己分内的工作，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隋大业末年，魏徵结束了清心寡欲的道士生涯，被隋武阳郡（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抄写公文的书记员。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主管公文档案的文学参军（科级），专掌文书卷宗，大小也算个官了。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称帝建大唐，李密识大体顾大局，率瓦岗寨义军归服唐朝，魏徵也在其中，不知是因为当时瓦岗寨英雄太多而魏徵资历不够，还是因为李渊根本没把魏徵放在眼里的缘故，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魏徵被晾在了一边。是金子终会发光的！第二年，魏徵的机会来了，他毛遂自荐去安抚河北。当时河北挺乱，是农民起义的重灾区，窦建德的实力最大，他占山为王，蠢蠢欲动，搞得人心惶惶，很不安宁，朝廷需要人去安抚人心，稳住局面。大臣们都不敢去接这个烫手山芋，魏徵毫不犹豫地主动要求前往，因为他有把握，有优势，有自己的老关系，他本身就是河北人。李渊见他愿意去，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并给他挂了一个秘书丞的官职。
魏徵当即赶到了黎阳（今河南浚县），见到了以前瓦岗寨同事，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勣，对时局正持观望态度，他在魏徵的劝服下，归附了唐朝。不久，窦建德打败了徐世勣，攻占黎阳，魏徵不幸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了长安，被慧眼识珠的太子李建成用为太子洗马，主管文书档案，成了太子的得力大将。太子用魏徵收买人心的计谋，很快就征服了河北。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不可调和，多次劝太子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终因太子的优柔寡断而功亏一篑。
秦王即位后，久仰魏徵的忠直大名，他不计前嫌拜魏徵为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舜。这时，河北州县以前的太子部下都感到没有出路，纷纷勾结阴谋作乱。魏徵一针见血地对太宗说：只有向百姓显示天子的仁慈宽大，才能清除不稳定因素。太宗于是就决定派魏徵去干这个差事，封他为特命全权大使，“听以便宜从事”。这个官可不小，代表了皇上，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处理一切，比上次李渊给的秘书丞高好几个级别。
魏徵吃了一惊，万万没想到太宗会派自己去，上次自己主动请缨差点脑袋搬家，这次不去还真不行。为什么呢？一来，自己刚归服太宗，没有立功以为见面礼；二来，自己是地道的河北人，熟悉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最重要的是，太宗百分之百地相信他，并不因他曾是李建成骨干而有一丝的怀疑，还特派他去说服太子集团成员，以自己太子集团成员身份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难道太宗就不怕魏徵一去不复还，再与太子余党率千军万马杀奔长安？用人不疑到如此程度，足见太宗胸怀之宽广。难怪魏徵吃惊，吃惊过后，感动得五体投地。太宗点将，纵有刀山火海也要硬着头皮上了。
魏徵带着庞大的慰问团风风火火出发了，一路晓行夜宿出了河南，刚到河北磁州（今河北磁县），就遇到朝廷要犯李志安、李思行被五花大绑，正奔长安的驿路而来，魏徵及时叫住了他们。三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见到以前的同事如今成为阶下囚，自己却风光无限，魏徵心中很是感叹命运的造化。于私，他想救他们；于公，他是很有原则的人。怎样在不损大局的情况下救人呢，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使命，顿时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兴奋地对副手李桐客说：“正好有诏令，前太子集团旧人一律免罪，现在又解送人家去长安，谁信？我们虽前去传达天子旨意，人们肯定不信。不如咱们来树个典范，用事实说话。”副手很识相，忙说，老大你说了算。于是立即把他们放了，过后才上报太宗。这一大胆果敢的决策，当下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许多对朝廷举棋不定、首鼠两端的太子余党纷纷归服了太宗。
当然，魏徵此举，政治风险极大：其一，这二李俘虏是太子的亲信；其二，老魏自身就是太子的人。像这种大事，先斩后奏是否会引起太宗的怀疑呢？其实我们完全多虑了，最善于揣摩人心的老魏早就把太宗的脾气摸了个透，他知道太宗的喜怒哀乐及禀性爱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为了宣扬大唐的以德服人精神，他愿意冒风险下赌注，事实证明他赌赢了。完成使命归来后，太宗很高兴，没把魏徵当外人，从此开始了长期的强强合作，演出了一幕幕名垂千古的贤君良臣的故事。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刚登帝位，对于为君之道还充满了疑惑。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了心中一动，这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意见，就是明君；只相信一家之言，那就是昏君。以前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太宗听了深以为然，对魏徵的印象又加了不少分数。
贞观二年（628年），魏徵升官了，当了秘书监，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不久，善解人意的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很漂亮，才貌出众是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进宫中，备为嫔妃。对于皇后的美意，太宗求之不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按说人家太宗选妃，干你魏徵何事？何况这又不是朝廷正事，只是太宗两口子的家务事，人家长孙皇后都不吃醋，主动替丈夫选美，要你老魏来瞎掺和喝干醋？你还别说，人家魏大人管太宗的家事是管定了，他就不信这个邪！
魏徵私下里打听这位女子与陆家早已指腹为婚，人家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你现在要把人家纳进宫，那不是棒打鸳鸯吗？这还了得，简直有损大唐的光辉形象。便立即进宫劝太宗说：陛下为民父母，关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有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氏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难道这就是为民父母的表现吗？
太宗听后大吃一惊，想不到皇后的一片心意，竟成了温柔陷阱。当即表示歉意，特别声明自己并不知情。他知错就改，决定收回迎娶郑氏的命令。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魏徵小题大做，郑氏许人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再说了，就算他们真有婚约，皇帝娶她做老婆又有谁敢抗拒？皇帝的命令是一言九鼎，岂能朝令夕改，因此坚持诏令有效。正当太宗进退两难时，男方的陆家也派人递上报告，声明以前与郑家虽有钱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太宗更加半信半疑了，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也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势压人，借此害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魏徵的分析十分在理，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他坚决收回了诏令，让这对有情人终成了眷属。
由于魏徵不怕事，敢说真话，从不退让，而且从不给太宗面子，即使太宗生气他也不在乎，因此太宗很怕他，甚至产生了敬畏心理。一次，太宗闲来无事，想去秦岭山中打猎消遣消遣，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没有出发。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又怕你不同意批评我，所以我没去。
看见没有？瘦小的魏徵魏大人，不用自己亲自出马，更无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只凭自己对太宗的影响力，就把堂堂大唐天子的小小奢侈行动扼杀于摇篮中了。魏徵的劝谏功夫，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太宗并非真怕魏徵，论武功，十个魏徵也不是太宗的对手；何况身为帝王，何须自己动手，只需一声令下魏徵早已被千刀万剐一命呜呼了，哪里还轮得上他在那里撒野。关键是太宗服魏徵，他知人善任，知道魏徵的脾气，让他发挥自己提意见的长处，故此魏徵什么都敢管，什么都敢说。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足见魏徵的正气与威力：一天，太宗正在宫中逗鹞鹰玩，这是一只白头鹞，活泼可爱，极通人性，太宗很是喜欢，常常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与它嬉戏逗乐，很是得意，如同现代人带着小狗遛弯儿一样。突然，他看见魏徵远远向他走来，太宗也有自知之明，怕魏徵又不给面子，说自己玩物丧志，想要藏起已来不及，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用衣服紧紧包住。其实太宗此举纯属多余，他的举动早已被魏徵看到。这魏大人这次真给太宗面子，没当场揭穿，只是在汇报工作的时候故意拖延很长时间。吓得太宗出了一身冷汗，还要担心怀里的宝贝。等到魏徵离开时，急忙放出鹞来，却哪里还有性命，早已被太宗给窒息而亡。太宗知道，这又是魏徵故意为之。
最有趣的事发生在九成宫的宴席上，当时太宗在此避暑，闲来无事召集了一帮心腹喝酒聊天。大家无拘无束，随意吃喝，有点像今天的自助餐，当然太宗除外。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喝着喝着话就多了。太宗的大舅子长孙无忌看不惯太宗对魏徵言听计从，借着酒劲说：王珪和魏徵以前替太子李建成做事时，我看见他们就跟见到仇人一样，哪里想到今天我们还能坐在一起喝酒啊。太宗听了一笑，放下酒杯说：是啊，魏徵过去确实是我的仇人，但他能按原则办事，不讲情面，不让我做出格的事，所以我才重用他啊。
魏徵没醉，他很清醒，马上起身对太宗拜了两拜，恭恭敬敬地说：因为陛下的引导，我才敢直言；陛下如果不接受，我又怎敢冒犯？瞧瞧，这话说得多有水平，把自己敢于直谏说成是由于皇帝英明。太宗高兴，这一高兴呀，就有赏，在座的每位赏十五万钱。
一天，太宗读完杨广的文集，对左右说：我看杨广此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贤德、桀纣暴虐的道理，为什么干出这么荒唐的事？魏徵接口说：皇帝只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杨广自以为水平高，骄傲自满，说的是尧舜的好话，干的是桀纣的坏事，到头来糊里糊涂丢了江山。听了魏徵的话，太宗很感动，常以杨广的教训告诫自己。
一次，太宗去洛阳巡视，路上住在显仁宫（今河南宜阳县）。大队人马安顿下来后，宫女按惯例送上茶来，太宗一看茶盘、茶杯都是几年前来这儿用过的旧银器，心中很是不快，命人把总管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总管心想：贞观初年，皇上您自己省俭得很，怎么如今嫌这嫌那的呢？心里不明白，嘴上却只好认错，赶忙命御厨将皇上的晚餐多加了几样海鲜。晚上，太宗来到餐桌前，瞥了一眼，又大为不悦：怎么搞的，海味不见新奇，山珍又少得可怜，把总管撤了算了！说完饭也不吃，倒头便睡。
第二天，魏徵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来到太宗的内宫。这时的魏徵已是太宗的心腹，进出较为方便，与太宗讲话亦自在得多了。行过君臣之礼后，魏徵转入正题：臣闻皇上为总管侍奉不好而发脾气，臣以为这是个不好的苗头。太宗不解了，我大唐国富民强，多花几个小钱有什么了不起？再说，我可是当今天子、一国之君啊！
魏徵深感太宗“当局者迷”，便决计为他指点“迷津”：皇上，正因为您是一国之君，所以您一开头，下面马上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就要形成一种奢靡的风气，那就糟了。
没那么严重，皇帝就我一人，其他人谁敢学我？
魏徵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想：皇上经常把隋亡的教训挂在嘴上，何不以此来吓唬吓唬他？就说当年隋炀帝巡游，每到一地，就因地方上不献食物或贡物不精而被责罚。如此无限制地追求享受，结果使老百姓负担不起，导致人心思变，江山丢失。皇上怎么能效法隋炀帝呢？这一招真灵，唐太宗果然大为震惊：难道我是在效法隋炀帝吗？是的，陛下！像显仁宫这样的供应，应该知足了。但如果隋炀帝看来，即使供应再丰盛精美一万倍，也很难满足他的胃口。
太宗听了既震惊又感动：魏徵呀，除了你，其他人是讲不出这种话的啊！
贞观六年（632年），大臣都请求太宗巡游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借此炫耀大唐的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徵表示反对。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徵问道：你不主张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吗？魏徵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大乱以来，直到现在，人口并未恢复，国库还是空虚，而车驾东巡，耗费巨大，百姓承受不了。况且封禅不是小事，属国及部落首领都要来。而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各国使者看到大唐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干呢？太宗虽然服了，强烈的虚荣心却令他心有不甘。也许是天意，不久中原的几个州发大水，封禅之事才不了了之。
贞观七年（633年），魏徵代王珪为侍中，位极人臣了。同年底，中牟县的二把手县丞皇甫德参不满当时的情况，大发牢骚，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民伤财，危害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大，百姓有意见；现在流行妇女梳高髻，都是从宫中传出来的恶习。太宗看后气就来了，对大臣们说：德参想让百姓都不参加义务劳动，都不交一分钱的地租，宫中的人都不长头发，才符合他的心意。太宗也是气昏了头，想办皇甫德参的诽谤罪。魏徵劝道：自古以来，大凡上书无不偏激，只有整点儿新花样，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真话实话，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太宗见魏徵说得在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年），魏徵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徵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眼睛出了毛病，他老眼昏花，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太宗体谅他，任命他为没有实权的特进一职，但仍让他主管门下省事务，其待遇与侍中完全相同。
长孙皇后去世后，葬在昭陵。太宗夫妻情深，就下令在禁苑建起一座高台。只要思念老婆了，就登上高台朝西北眺望昭陵。一天，太宗与魏徵同登高台遥望昭陵。李渊葬在献陵，太宗只字未提。魏徵心想，这也有些太过分了吧，就想老婆不想老爸，没你老爸哪有你哟。魏徵故意朝献陵方向望了一阵，说：臣以为陛下和我一样在望献陵思念先帝，不想陛下只是在望昭陵想皇后啊。太宗听了脸就红了，知道自己错了。马上拆了高台，从此不再眺望昭陵了。
贞观十二年（638年），魏徵看到太宗逐渐骄傲自满，追求享乐，便上奏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这就是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太宗读后大为感动。
贞观十二年（638年）的一天，太宗大宴群臣。为了给大家助兴，太宗出了一道难题，他故意问道：各位大臣，你们说说，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时，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大臣齐声祝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徵得了病卧床不起，太宗派人去探望。听说魏徵家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时，太宗感动了，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宫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徵营构新房。新房建成了，魏徵却死了。太宗亲自去吊唁，哭哑了嗓子。他动情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综其魏徵一生，实在是苦水中泡大的薄命人。童年的不幸自不必说，道士生涯不提也罢，单是他成长路上的悲惨经历，就令人唏嘘不已：初嫁大隋为明珠暗投，二嫁李密为形势所迫，三嫁窦建德为忍辱负重，四嫁李建成为壮志未酬，五嫁李世民为得其所愿。魏徵是千里马，太宗就是伯乐。魏徵不是真正的忠臣，却是天下第一的良臣；太宗也不一定是历史上最好的帝王，却肯定是最会用人的君主，他们用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为我们诠释了为君为臣的典范。
【“房”“杜”：多谋善断，忠贞不二】
魏徵助太宗开创贞观局面的作用不言而喻，可没有房玄龄这个大管家做铺垫，他也一样玩不转。
玄武门政变对太宗而言意义重大。
要说这房杜二人似乎冥冥之中有天意的安排，反正这房杜组合自从形成后很少分开过，所谓孟不离焦，焦不离孟也。如果说太宗与魏徵是贤君与良臣的典范，那么房杜组合则是大臣之间亲密合作的样本，自古以来就有“房谋杜断，萧规曹随”的说法。
房玄龄（579年—648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隋末举进士，任隰城尉。唐兵入关中，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参与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贞观元年（627年）为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他长期执政，与杜如晦、魏徵等同为太宗的重要谋臣。后封梁国公。曾受诏重撰《晋书》。
杜如晦（585年—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少年时聪明伶俐，悟性极高，精神丰采超乎常人。隋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用为滏阳尉。唐兵入关中，李世民有眼不识金镶玉，仅用他为兵曹参军，大材小用了。同为参军的房玄龄知道杜如晦的本事，极力向太宗推荐，太宗才对他刮目相看。他临机善断，沉毅果敢；他是大知识分子，高居十八学士之首。
简短的文字叙述，不足以概括二人的丰功伟绩，还是回到唐朝，用事实说话。
李渊刚建大唐不久，知道秦王府中有很多人才，而且唐朝刚刚建国需要人才，便大量抽调秦王府的人到外地当官，杜如晦就在其中。这时的秦王还不知道杜如晦被调走的深远意义，父王让调就调，正常的人事安排，无所谓。还是老辣的房玄龄看出了苗头，他对秦王说，王府僚属正常流动的人很多，只有杜如晦最重要。他聪明过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假如您没有大的追求，可以弃之不用；如果您胸有大志，那么非杜如晦不可。太宗大惊失色，连忙追回了杜如晦。其决心之坚定，其速度之奇快，颇有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之风采，后来的一切证明了这一行动的正确性。
玄武门的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太子与齐王深知秦王手下房杜的厉害，太子曾亲口对老幺齐王说，秦王府人不足为虑，惟惧房杜尔。连第一猛将尉迟敬德都不放在心上，却害怕文弱书生房杜二人，可见二人的知名度与杀伤力。这不是恭维，而是出自对手的肺腑之言，最具有说服力。哥儿俩千方百计忽悠老爹李渊，硬是把他二人调离了秦王府。情况紧急，长孙无忌去请他们回秦王府，他们害怕不敢去，李世民大怒，叫长孙无忌拿了他的宝剑再去，这次二人才乔装打扮装作道士模样偷偷回到秦王府，这才开始了英雄会。于是由长孙无忌牵头，房玄龄出谋，杜如晦安排，尉迟敬德与侯君集行动，太宗拍板。六人同心，其利断金，上演了一幕扣人心弦的好戏。
李世民登基后，安排房玄龄当中书令，杜如晦当兵部尚书；贞观二年（628年）杜如晦又兼任侍中与吏部尚书；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他们齐心协力，勇挑重担，为太宗排忧解难，干出了一番事业。
这第一件事，就是机构改革。
当年李渊为笼络人心任意封赏官衔及增设州县的弊端，在太宗即位时显露出来。太宗很头痛，决心从此事入手，进行一系列改革。房杜二人深知太宗的良苦用心，商量了很久，平衡了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拿出了一个完美的方案，却在太宗旧部的处理上遇到了麻烦，老部下对房杜选拔太子集团的魏徵、王珪为高官有意见。万般无奈，房杜请教太宗。太宗明确指示：唯才是举，不问出身。有了太宗的强大支持，房杜二人不再瞻前顾后，一切按规矩办事，一切用能力说话。能力出众的，升官儿；能力较好的，保留原职；能力差的，对不起，走人。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财政支出。
不止如此，老房还亲自编写了《唐律·职制》，对官员的各种违法现象作了法律上的规定。各部门官员都有严格的数目限制，如果人员编制超标，超标1人打主管官员一百大板，超标10人判2年有期徒刑。另外，法律还对官员在履行职责中出现的故意或无意的过失现象，拿出了具体的处理条款，起到了威慑作用。
朝廷的机构精简了，接下来就是地方。从贞观元年（627年）到贞观十三年（640年），房杜二人在太宗的指引下，一共裁并了152个州县，极大地减少了朝廷负担。同时，为方便监督工作，不使监督被人干预，特在全国增设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朝廷派出监督小组直接与各道交接，不与朝廷有任何瓜葛，从而为打击腐败扫清了障碍。
房杜身居宰相高位，自然有选拔推荐人才的责任。他们为此是竭尽全力，乐此不疲。特别是杜如晦，身兼吏部尚书，不止对高级官员的任用有责任，对中下级官员的任用也有最后的决定权。
话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下令重修终南山荒废已久的翠微宫。修成之后，太宗迫不及待地赶去居住，对扩建修复工作相当满意。当时太宗事情很多，他是忙里偷闲到翠微宫度假，朝中大事都交给房杜处理。太宗在欣赏终南山美景的同时，对国家大事念念不忘。忽然他想到有一个叫李纬的司农卿，印象挺不错，很有学问，有前途，脑袋一热，没加多想，便任命其为户部尚书。可他又不放心，想听一听房玄龄的意见，正好有人刚从长安回到翠微宫，太宗便问房玄龄对李纬的看法，那人如实回答说，房大人只是说李纬的胡子好看，其他没说什么了。太宗听了若有所思，知道房玄龄对李纬并不看好，就改派李纬为洛州刺史，可见房玄龄的意见对太宗的影响有多大。
《资治通鉴》称赞房玄龄，说他“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评价可谓客观公允，一箭中的。
太子李治的东宫有一位右卫率，他主管太子的安全保卫工作，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器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堪重任。不久，房玄龄就提拔李大亮为自己的副手。
对于朝廷上的鸡毛蒜皮的琐事，他也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建，武器的存储数量，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
太宗对房杜二人的器重，是与对他们的绝对信任分不开的。
贞观三年（629年），监察御史陈师合见房杜二人受太宗重用，身兼数职，而且都是很重要的要害部门，就心生不满。他搜肠刮肚，给太宗写了一篇《拔士论》的文章，文中指出一个人不能担任数个职务，暗中其实是讽喻房杜任职太多。太宗看了信说：他们不完全是因为有功才受到重用，而是他们的才干确实可以助朕治理天下，师合难道想以此文来离间我们君臣吗？下令将陈师合发配到岭南去。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日常政务。并准许玄龄不用报告太宗批准，可直接定夺拿主意，处理各种军国大事。正在这节骨眼儿上，有人上访告状来了，声称要秘密揭发一个人。
玄龄接见了告密者，问他：你要告的人是谁？那人手指房玄龄，说就是你房大人。房玄龄看着此人，心中有气，我堂堂宰相，你也敢告我，不是找死吗？又一想，此事复杂，不能轻举妄动，反正我身正不怕影斜，随他告去，可把他关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说不准人家告我公报私仇。这可怎么办呢？房玄龄想了一会儿，没有更好的办法，打不得，骂不得，更杀不得，只好派人将他送到前线太宗那里去。
却说太宗那边，正为边关战事搞得心烦，忽然听说留守长安的房玄龄送来一个告密人，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很不高兴。一边命人持长刀站在旁边，一边叫那人进来。
你想告发的人是谁？太宗问。房玄龄。原来是这样？太宗自言自语，然后回头对持刀的侍卫：拉出去砍了。陛下刀下留人，还没有听我的申诉啊！告密者脸色大变，连声求饶。太宗也不理他，挥一挥手，让人将他拖出去斩首。几天后，玄龄收到太宗的来信，责怪他如此不自信，称再有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因为与自己有关就有所顾忌。
太宗对房杜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也是太宗自信的一种表现。君臣都如此优秀，难怪后世常称贞观时期君明臣贤。
而更难得的是房杜二人同为英才，但都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能够精诚合作，互补长短，共助圣君。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而杜如晦则明白房玄龄善于提出好计谋，双方都明白只有两人相辅相成，方能建立奇功。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与群臣谋事。大家意见不一致，事情怎么办，迟迟没有决定。太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看看下面的人，说：怎么杜如晦不在啊？他这个人最会拍板定夺，快去召他来见朕。没多久杜如晦就来了。
太宗命众人又将各自的意见说了一遍。杜如晦听罢，沉思片刻，说：臣以为采用房大人的意见最为合适，其他办法都有不周全之处。太宗表示赞同，立即差人按房玄龄的意见去处理。隔了几日，事情圆满解决了，太宗很是高兴。对着房杜及群臣说：人言房谋杜断，名不虚传啊。
的确，在国家政务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善于献策的谋略者，也需要当机立断的拍板人，房杜二人正是各当其任。两人这种相知基础上的合作，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气氛和人事环境，保证了政务处理的准确与高效。他们的合作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对方，既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贞观之治成就的一种表现。
也许是天妒英才，贞观四年（630年）三月，46岁的杜如晦一病不起，英年早逝，离开了太宗和战友。太宗悲痛难当，之后更是常常想念这位臣子，并流着泪对他的好搭档房玄龄说：“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房玄龄也是感叹不已。
一天，太宗在吃味道鲜美的甜瓜时，忽然想起了杜如晦，不禁潸然泪下，吃了一半便停下了，派人将另外的半个甜瓜放到杜如晦灵位上，以示悼念祭奠。后来，太宗将黄银官带赐予房玄龄时，又对他说：“杜如晦曾经和你一起齐心协力辅助我，今日赏赐，却只有你一人了！”言罢不禁又老泪纵横。因为当时民间有黄银带能祛除鬼神恶气的说法，所以不便赐给杜家黄银带。太宗便叫人取来金带，派房玄龄亲自送到杜家去。
由于杜如晦的早逝，以及他低调的行事作风，关于他的故事史书上很少记载。
房玄龄的故事倒是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吃醋”典故的由来。
在房玄龄快60岁的一天，退朝后，房玄龄看着太宗，做出一副欲走还留左右为难的样子，太宗问他何事，房玄龄支支吾吾说老婆管得严，怕回家。太宗见他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怕老婆，下决心替他撑腰。便赏了一个美人给房玄龄，叫她好好伺候房老爷。这房玄龄不敢要啊，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当下面露难色，太宗说没事，我叫皇后给你做主。于是长孙皇后做了媒人，没想人家房老太太根本就不买皇后的账。皇后碰了钉子，太宗也丢了面子，又想出一个点子，他命人给老太太送去一杯毒酒，说要是不同意婚事就罚她喝毒酒自杀。谁料老太太毫不含糊，端起酒杯喝了个底儿朝天。可没死，好好的，她喝的什么呀？醋，百年老醋。于是吃醋的故事自此始，感人至深啊，老太太吃老头子的醋，搞得太宗是哭笑不得。唉，谁叫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呢。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因病去世。这老头，活得长，善始善终，死的真是时候，早太宗一年，又赚足了太宗大把大把的眼泪。在陪伴了太宗32年之后，房玄龄永远地离开了，享年70岁。在他去世之前，还上表进谏，劝太宗不要出兵征讨高丽，其为国为主，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纵观房玄龄和杜如晦的一生，可说是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名留青史，得遇知己之主，又逢共事之友。他们共同努力，辅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并最终完成了自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最重要的一场制度变革，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于房杜的功绩，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后人都以为房杜二人的最大功劳就是谋断玄武门，因为史书上对他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具体谋议记载甚少，找不到二人过多的事迹。
唐宋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认为这是房杜成人之美，自己默默无闻，不争名夺利，有让人之德。《新唐书》说，“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在夺嫡问题上房杜功劳很大，却不居功自傲；在直言进谏上他们甘于在魏徵、王珪之后；在带兵打仗上他们辅助李靖、李勣两位大将；在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专权，给别人更多的机会。总是为大局着想，因此他们的个人事迹才不彰显，也因此他们才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观点很有市场，房杜二人确实为朝廷选拔了一批人才，特别是房玄龄知人善任，又能容人。
【马周：愤青青年，布衣丞相】
如果说魏徵的身世值得同情，那么马周的经历同样令人肃然起敬，更加显示太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远见卓识。愤青马周，用他自己的传奇人生，为我们再现了贞观时期个人励志奋斗的成功案例。
马周，山东荏平县人，生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自小家境不错。马周从小就很聪明，又懂事，也爱读书学习，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嗜学，善《诗》、《春秋》”，家里珍藏的古典名著被他背了个滚瓜烂熟。童年的幸福时光没享受几年，就赶上了邹平的王薄在章丘长白山造反闹事，这是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的事。当时小马周才11岁，由于杨广的昏庸无道，百姓吃不饱饭，经常有一些人暴亡，小马周的老爸老妈不幸就在其中。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小马周的厄运来了，因此史书说他“少孤，家窭狭”。
马周感到很不适应，失去亲人的打击太大了。于是他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昔日的欢声笑语早已不见，年幼的他早熟了。就靠着父母留下的微薄家产，开始了自己的人生。
此时的家产除了破旧不值钱的房子外，就只有父亲留下来的书了。想做生意没本钱，只好读书学点知识。于是在北宋为大家广为熟知的欧阳修式的闭门苦读开始了：家徒四壁，唯有寒窗孤灯，一人，一书而已。吃的东西估计跟欧阳修差不多，凉稀饭，泡菜。
坐吃山空，没几年父母的老本吃光了，多亏了左邻右舍的施舍，老街坊的无私，才解决了吃饭问题。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时间久了就有人风言风语地议论起来，说这小子年纪轻轻，也不缺胳膊少腿的，干嘛不去挣钱呀？但这些议论他根本听不见，他不屑与俗人计较，他有自己的追求。因为缺少亲人照顾，他浑身脏兮兮的，不讲究卫生，不修边幅，偶尔饿极了，还去邻居家蹭吃蹭喝，这种形象和行为，当然不受人欢迎，所以“乡人以无细谨，薄之”。
按马周这种经历，父母早死，自己动不动就挨饿，心中免不了充满怨恨，再加上缺少管束，没有文化的估计就成了流氓，靠坑蒙拐骗等行为来获取生存资本。但马周读过很多书，自然不屑于干这种勾当，但心中的怨气还是要发泄的，流氓不做可以做愤青，于是便行为散漫，不大遵守社会规则，还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他因为常年读书，不干农活，也不从事其他什么营生，所以在别人眼里，这个阶段他的形象大约就是个混混儿，加上年纪轻轻的又学会了喝酒，这就更为勤劳朴实的乡人所不齿，背地里都叫他“酒鬼”、“穷马周”。
锥在囊中，早晚会有出头的一天，他的博学和才华还是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武德年间博州刺史达奚恕听说马周精通经史，学识渊博，才思过人，就聘请他出任本州助教之职。但这个家伙的职业道德显然有问题，“日饮醇酎，不以讲授为事”，拿了工资却不好好干活，只知道喝酒，整天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这样的人放到哪个领导手下，领导也会发火，达奚恕多次批评了他。
贞观元年的一天，马周又喝多了，醉卧博州街头，拦住了一顶官轿讨要酒钱。坐在轿中的王县长怒火中烧，掀开轿帘，正待发作，一看原来是满腹才华的博州助教马周，王县长平时很敬重知识分子，脸上多云转晴，还送了一把碎银给马周。
因为马周后来的发达，所以他早年的这些经历都被视作名人轶事大肆炒作，他的这些狂放不羁的行为亦被看作是怀才不遇，内心苦闷的表现，这一观点当然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如果把这时的马周拔高一点，我们还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反抗氏族制度的英雄。隋末唐初，基本上还是豪门氏族的天下，话由他们说，官由他们当，像马周这样的寒门庶族能当个助教已经很不错了。愤青马周一看自己这么有学问有见识才弄了个九品芝麻官当，那些狗屁不懂的贵族子弟反而窃居高位，于是更加愤怒。但他一个文弱书生，既不敢打人，又不屑骂人，便只有放浪形骸，以此作为一种反抗方式。
博州刺史达奚恕当然理解不了马周的这种行为，他把马周提携上来，是指望他好好做事的。贞观初年的唐朝还很贫穷，博州的财政当然也不会宽裕，他不能拿国家的钱去养活一个酒鬼，何况这马周身为助教却不好好教书，简直是误人子弟嘛，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一天，马周又一次喝酒误事，达奚恕怒不可遏，再次斥责了他。
这一次的责骂应该是很重的，马周的面子当场就挂不住了，于是一怒之下，脱下官服，交给门生，托他代还刺史，然后仰天大笑，离开博州。
离开博州后，马周先到曹州（今山东菏泽）晃了一圈，跟着又到了汴州（今河南开封）。在汴州浚仪县，电视剧《贞观长歌》中一直跟马周过不去的崔贤这时候出场了，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担任浚仪县令的崔贤狠狠地侮辱了马周。从史书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崔贤是个贪官或者坏官，所以依照马周此前的表现和个性来看，两人之间的冲突，他大约也有一定责任，不能全怪崔贤。
在汴州受了一肚子气后，马周又跑到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赵仁本。赵仁本是个有钱的主，他见马周才华出众，不知是出自慈善的考虑还是出于投资的意图，总之他资助了马周一大笔钱财，帮助马周西入关中，到京城长安谋取仕途。
这当然是个好选择，货虽好还要找对买家，马周通读《经》《史》《子》《集》，所议的都是安邦定国之策，自然要货卖帝王家。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找对销售渠道，只在州县间转悠，哪能卖到什么好价钱。
马周携资西行，愤青就此变成了奋青。他千里迢迢来到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投宿于一家旅店，旅店生意比较好，旅店老板王老汉忙着招呼另一桌上的众多商贩，不免怠慢了马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像程咬金那样的粗人，大概就要一掀桌子，大叫店家怎么还不拿酒。马周是个文人，没多少气力，掀桌子是不敢的，但他此时不过二十六七岁，正是任性使气的年龄，怎么着也要做一些举动表示一下心中的不满，顺便也吸引吸引眼球，于是便要了一斗八升酒，就着几碟菜，自斟自饮，旁若无人，引得旁人惊异不已。这一段故事，后来被小说家发扬光大，在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马周所要的酒已涨至五斗，三斗用来洗胃，二斗用来洗脚。据说，岑文本还曾就此画过一幅《马周濯足图》，写过“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唐代诗人张志和又在画上题诗称赞：“世人尚口，吾独尊足。口易兴波，足能涉陆。处下不倾，千里可逐。劳重赏薄，无言忍辱。酬之以酒，慰尔仆仆。令尔忘忧，胜吾厌腹。吁嗟宾王（马周字宾王），见超凡俗。”
来到长安后，马周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常何本是玄武门的守将，因为在玄武门事变中，帮助李世民夺位有功，所以官升到中郎将，虽只是四品，但以他的才能来看，已算是重用了。
马周此前与常何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所以他到常何府中，应是得到了别人的牵线搭桥。
贞观五年（641年），关中大旱。六月，太宗诏令京中五品以上官员都要上书，畅言为政得失，马周便在这一年开始正式登上初唐的政治舞台。
常何是一介武夫，大字识得几个，但文章却写不来，于是便找来马周，让他代写一篇，马周洋洋洒洒，替他写了一篇包括二十多条建议的奏章。
太宗处理奏章时，正为那一大堆或观点平庸、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而皱眉不已，忽然有一篇文辞优美动人、建议有根有据、观点切中时弊的奏章跳入眼中，不由惊喜万分，他知道常何的老底，断不会有此等神来之笔和此等政治眼光，于是立即召常何入朝，问奏章系何人所写。
那常何倒也诚实，立即据实回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
太宗立即命常何回府，请马周入宫见驾。马周是酒鬼，此时他闲得无聊，又跑到某个角落里喝酒去了，常何回家寻了一通，未见踪影。太宗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常何和马周过来，他求贤心切，就派官员上常何府中催促。又过了一会，太宗到殿外张望，还不见马周踪影，于是又命人再去催请。“遣使催促者数四”，前后派了四次使者，方才见常何把马周寻着，于是领入宫中。“及谒见，与语甚悦，令值门下省”。这一趟长安果然没有白跑。
大约是官有定额，门下省编制已满，马周初到时无官职可任，太宗就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监察御史里行”的官职。
马周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销售了出去。马周从此不再愤怒，开始踏踏实实地经营了起来。最细节化的证据是，在此后的时间里，我们在史书中再也找不到他醉酒的记录。最直观的证据是，他的官升得很快，贞观六年任监察御史；贞观六年任侍御史，加朝散大夫；贞观十二年，任中书舍人；贞观十五年，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贞观十七年，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马周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八年，任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九年，以中书令兼摄吏部尚书；贞观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他入朝后即没有受过处分，擢升之迅速，宦途之平坦，令人称羡不已，所谓“平步青云”的成语，就是给他这种人准备的。
这样的境遇当然需要出众的政绩做支撑。马周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不但明于大势，而且亦擅实务，既明白应该如何做，又知道怎么做才能收到效果。从马周留下来的几篇疏文可以一窥马周的政治才华。
贞观十一年（638年），马周上疏，他说唐朝前面的几个朝代如西魏、隋朝等存在的时间很短，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不过二三十年，为什么这些朝代这么快就灭亡了呢？因为这些朝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一味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像隋朝在文帝杨坚时基础很雄厚，本来可以长治久安，但却二世而亡，实在是前车之鉴。马周就此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
接着，他又提出了自己还富于民的治国理念。“具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蓄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
这是治国的大理念、大方针，在此疏的后面，他又提出了具体的治国措施，有好的政策还要靠好的执行者去推行，所以任用官吏一定要得当。“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看了这道奏疏，深以为然，“称善久之”。
马周反对分封制和世袭制。太宗在贞观十三年（639年）开历史的倒车，下诏实行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制度，令皇子21人任州刺史，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14人为世袭州刺史，这同汉代的分封诸王已无本质差别。马周上书表示反对，他说：“即使是尧、舜这样的父亲，尚生出来丹朱这样不肖的儿子。现在实行世袭制，倘若一旦有骄纵愚蠢的‘不肖子’袭封嗣职，则不但祸害百姓而且殃及国家，受封贵族本身也要因此祸及子孙。”
他拿汉晋诸藩作乱的前车之鉴作例子：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因为私爱的缘故却一直不能吸取教训。最后他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封赏可以多一点，但官是要做事的，必须量才任用，这样才不会给社会和国家造成危害。
贞观一朝，人才济济，马周官能升得这么快，除了确有才能外，在处世上也有他的过人之处。
马周是个聪明人，他在进谏时比较讲究艺术，不像魏徵那样直来直去，比如贞观六年（632年）的一次上疏，他反对太宗去九成宫避暑，但他不直接说，而是以“孝”的名义来劝阻太宗，“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宣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请太宗立即颁布回朝之期，“以解众惑”，他要求太宗尽孝，太宗总不能因为这个而处罚他吧，所以只能是一点脾气没有，“深纳之”。
马周的聪明还表现在他对太宗心思的揣摩上，太宗征辽东，下旨命马周等人辅佐皇太子李治，留在定州监察国事。等到太宗征辽归来，李治安排留在定州的平日很得父皇恩宠的嫔妃在太宗要经过的地方迎接，太宗自然非常高兴，问李治怎么想起来这么做，李治说：“这都是马周教导儿臣这么做的。”太宗道：“这个山东人总能窥知我的心意。”
如果说他那些治国的策略属于大智慧，那么这些也许只能算是小聪明，但正是这种小聪明润滑了他与太宗之间的君臣关系，所以太宗对他始终很好，贞观十二年（638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要调到中书省去办公，太宗对左右的侍臣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贞观十八年二月，太宗召三品以上赐宴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竞取”。太宗谁也不给，把题词卷好收起。他把马周叫到近前，拉着他的手对大家说：“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说完，把题词打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上面写了“鸾凤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十六个大字，可见太宗对马周的赏识。
除了在治国的大方略上有贡献，在具体事务的实施过程中，马周也进行了不少创新和改革。
以前，在京城的各个街道，“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发现有人干坏事，只是大声叫唤提醒注意，没多大作用。马周提出在各个街道“置鼓”，“每击以警众”，有案情及时擂鼓报警，便于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方便。
唐以前的官服颜色很单调，不好区分等级，“品官旧服止黄紫”。马周大胆改革官服，从款式到颜色。特别是颜色，只消见衣不见人，便可知道那人的官位大小。“于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
这马周没白吃苦，书没白念，酒也没白喝，本事大着呢！他不只是出色的时装设计师，更是位交通运输专家。基于长安的繁华拥堵，马周大胆尝试，“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看看，简单的一个点子，进城走左边，出城走右边，就解决了老大难的交通问题。其看似简单的妙想与眼下交通规则规定的“行人靠右走”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交通史上的一大创举。
马周还有一项发明，“飞驿以达警急”。唐以前，由于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很多朝廷的命令和军事情报不能迅速上传下达、交流共享，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马周又有新招，在全国各地交通要道修驿站，也就是官办旅馆。管吃住，还管接送，备有能跑的好马，后来太宗的孙媳妇儿杨贵妃爱吃的荔枝就是通过驿站飞马送达。从岭南到长安，千里之遥而荔枝新鲜如初，可见其速度之快，难怪杜牧要写诗讽刺贵妃娘娘了。此后，驿站的功能越来越大，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邮局、物流中心、网络中心，其意义深远，至今不衰。
马周大富大贵了，却得了一种怪病，爱喝水，当时叫消渴病，就是我们常说的糖尿病，这在医学发达的今天，依然是束手无策，在他那个时代，当然更是无药可救。马周这个病，估计很早就得上了，大约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前后，岑文本曾对他亲近的人说：马周论事，文采洋溢，切合情理，没有一个字可以增删，听起来洋洋洒洒，能使人忘却疲倦。跟苏秦、张仪、终军、贾谊等有得一比，“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
岑文本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应验，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年正月，“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但终于治不好，几天后，马周去世。
马周在病重前，命家人把自己这十几年来给皇帝上的奏章取来，亲手烧掉，并说，“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不为也”。意思是说，管仲和晏子喜欢显露国君的过失，博取身后的名声，我不做这样的人。
他这样为太宗考虑，太宗自然感动于他的情谊。马周死后，太宗非常悲痛，对他十分思念，一度曾准备借助道术来求得相见。太宗晚年诸事不顺，儿子和弟弟谋反，像高阳公主这样的女儿又不听话，出征辽东又失利了，身体又不好，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一定十分希望有一个懂得他心思又足够智慧的人陪他说说话，马周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从马周留下来的几篇疏文来看，被烧掉的谏辞应该含金量极大，是让我们认识初唐，研究贞观之治，以及研究太宗和马周本人的极具价值的史料，可惜却被他付之一炬。
【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决断事理】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出生年月不详。其父长孙晟，出身名门望族，为隋朝名将，力气大，箭法也好，一箭双雕的故事说的就是他。他不但武艺高强，更有谋略。镇守边关二十多年，硬是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化解了强大的突厥的威胁，功劳不小。可惜老将军死得早，大儿子接班守边防战死沙场，剩下老二长孙安业，老三长孙无忌和穿开裆裤的老幺长孙氏，还有一位坚强的母亲。
老爸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由于母亲是二房，与大房不和，备受歧视。只好分家，这一分可好，母亲带着自己亲生的老三老四只分到了两间破屋和一些微薄的家产。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家庭变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些都在小无忌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他以后的为人处世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常说母爱伟大，可这伟大也不能当饭吃。寡妇门前是非多，母亲只好领着这一双儿女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千好万好，还是娘家好呀。
到了舅舅家，小无忌就像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家一样，找回了失去的欢乐。舅舅高士廉有地位，又有钱，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特别对这一对小外甥、外甥女喜欢得不得了。他亲自教他们读书认字，给他们讲历史故事，讲做人做事的技巧。小无忌“好学，谈博文史”。好日子一天天过去，兄妹俩也在一天天长大。舅舅很忙，是干大事的人，经常带一些朋友回家。一次他认识了一个叫李世民的青年，就带回家介绍兄妹二人与他认识。这一介绍可了不得，从此这李世民就娶了长孙家的幺妹，做了长孙家的姑爷，而李世民与大舅子长孙无忌也是一见如故，亲密了一辈子。
李渊在太原振臂一呼，天下英雄云集响应。长孙无忌也得到了李渊的召唤，加入了起义大军，从渭北行军典签的小官儿干起，开始了其人生不凡的官场之路。
客观地说，打长孙无忌跟李世民起事算起，到玄武门之变，长孙无忌一直辅佐秦王，虽无大功，但表现不错，后被封为上党县公。
李渊建唐后，无忌一直在秦王府辅助秦王。
从历史资料来看，长孙无忌在大唐开国的战争中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但要说无忌是草包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他并不傻，相反很聪明。他想重振长孙家雄风，可凭自己这点本事不行，他在等待机会。眼下只有依靠秦王，借他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秦王还只是王，还要受到父皇和太子大哥的约束，秦王也在等待。
机会来了，兄弟之间的问题吵架不能解决，只能诉诸于你死我活的武力了。当时秦王很矛盾，六神无主，下不了决心，杀字说不出口，即使聪明如房杜，也拉不下老脸怂恿弟弟杀哥哥。是长孙无忌胆大包天，替秦王背了黑锅。谁都可能背叛秦王，只有无忌不可能。他充当了整个事变的组织者与联络员，在秦王与部下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秦王得罪了老爹，手下人大都被挖墙脚抽调走了，是长孙无忌冒着生命危险去请房玄龄与杜如晦。二人不信，又害怕，不敢去秦王府。秦王大怒，取下佩剑交无忌。无忌又冒风险二进宫再请两位高人，总算完成了任务。行动计划确定下来，秦王又要打退堂鼓，无忌急了，以随尉迟敬德上山当土匪胁迫秦王，秦王这才坚定了信心。
轰轰烈烈的玄武门战斗开始了，长孙无忌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家人也不甘寂寞，舅舅高士廉打开了牢房放出犯人，给他们武器叫他们参加战斗，妹妹也武装了秦王府的娘子军，准备战斗。
秦王如愿当上皇帝，长孙无忌也如愿以偿，干了尚书右仆射和吏部尚书两份工作，这可都是肥缺啊，也难怪，这是太宗的投桃报李。
长孙无忌当了大官，就得干大事。这大事可得罪人了，费力不讨好。长孙无忌真的是无所顾忌，上任一年干了三件大事：协助房谋杜断精简机构；削弱宗室势力；在国家没强大时对突厥采取守势。
第三件事长孙无忌出尽了风头，博了个头彩。
太宗刚干皇帝工作没几天，突厥颉利可汗就带兵前来趁火打劫，太宗只带六人，隔渭水河喝退突厥兵。其实，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或是太宗的粉丝对他的粉饰。在这六骑退敌兵的背后，是太宗无尽的屈辱，和平的代价是无数的金钱与美女。因此，颉利退兵不久，突厥内部出了问题，太宗就有报仇雪恨的打算，被无忌及时劝住了，估计太宗在气头上时，也只有无忌才能劝住他，因为朝中许多大臣的意见与太宗一致。长孙无忌认为，“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太宗清醒过来，没有轻举妄动，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
头两件事得罪了很多人，有人就来告状了，说无忌权力太大，办事过火，对国家没有好处。太宗看信后什么话也没说，而是把这封信给无忌看，表示对他的信任。这还不够，太宗又召集百官，宣布说“无忌有大功于我李家，朕诸子皆弱，现在委托给无忌，朕内中非常放心。疏间亲，新间旧，是不顺之举，朕所不取也”。大庭广众之下，太宗表现出了对长孙无忌的无限信任，堵住了打小报告的嘴。不久，太宗进行祭祀礼，下命晋阳首义功臣裴寂与长孙无忌两人和他一起站在皇帝专用的巨大御车上，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是的，能得到这样待遇的人极少极少，简直是沧海一粟、凤毛麟角，可他俩够格，有资本，一个劝李渊起兵，一个帮世民夺嫡，都是手把手把李家人扶上龙椅的第一人。
无忌帮太宗开了第一炮，成了大臣的眼中钉，肉中刺，种种不利的谣言传播开来。皇后坐不住了，她听不得这种造谣中伤的风言风语，暗中叫哥哥辞去相位。长孙无忌心领神会，再三向太宗请辞。太宗挽留再三，无奈有皇后哀求，便同意了无忌的辞呈，给了他开府仪同三司，保留了很高的政治地位。
要说这长孙无忌真有个性，不习武，少谋略，却对一窍不通的法律感兴趣。还在刚任宰相时就兼职主编修订完善《武德律》，历时十年，是为《贞观律》，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在全国颁布施行；接着又整出了一本《大唐礼仪》，规范了各种礼数。无忌还不歇着，后又与李勣、于志宁合作，编写了一本《唐律疏议》，对《贞观律》的有关条款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可惜太宗已经故去，看不到他的大作了，不然太宗又要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了。面对已成法律专家的大舅哥，太宗又当如何奖励呢？
直到1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惊叹“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
然而，在贞观时代，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以“法”“礼”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正是盛世之源，仍然在重人治、轻法治的路上徘徊，盛赞魏徵、张玄素们的铁骨铮铮，却忽视了长孙无忌修订的严密律条。
贞观七年（633年），太宗念着无忌的好处，打算封他为司空，无忌坚决不肯接受，说自己以国舅的身份当司空，会有人说闲话。太宗知道无忌有顾忌，就对大臣们说，我用人的标准是唯才是举。襄邑王李神符是我李家人，他道德败坏，因此我不给他官做。魏徵从前是太子建成的死党，我一样委以重任。如果我真是因无忌是我的大舅子而提拔他，多赏他一些金银财宝就足够了。确实是因为无忌聪明能干，我因此才封他当司空。太宗文采飞扬，思如泉涌，当即奋笔挥毫做《威凤赋》赠长孙无忌，以表彰他的谦虚品德。还真是，长孙兄妹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外戚。
无忌没了实权，管不了事，可他的待遇高，整天美酒美人，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倒也乐得逍遥。可朝廷一旦有大事，连房玄龄魏徵都仰天长叹时，就只好再请这位国舅爷出马了。
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头脑发热，想要“复古”西周，把皇亲和功臣都封到各地去做“山大王”。这道“英明决策”一出台，大唐朝廷便炸了锅。从老成持重的宰相房玄龄，到怒气冲冲的小老头魏徵，好些个重量级的大臣排队进谏，要求收回“反动”的“割据政策”，中了魔的太宗就是不听。
房玄龄叹了口气，去找长孙国舅。巧得很，长孙无忌既然为功臣之首，在分封榜的名单上，第一个正是他。
我不去还不行吗？长孙无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众人恍然大悟。于是乎，所有受封的功臣给太宗写了联名信：放心，我们都不会去封地的。
一招釜底抽薪过后，长孙国舅又用了一招温情脉脉，他派出了儿媳妇长乐公主。贞观十三年（639年）仲春二月，太宗的宝贝女儿长乐公主回宫“撒娇”了：你让公公到外地去当封建诸侯？这不是让我们离开您的身边吗？我可不干！
如此温柔一刀的攻势，太宗终于败下阵来：分封功臣本是一番好意，你们拒绝接受，难道我还能勉强你们不成？他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大舅子无忌的体谅之心。他清楚，无忌是为大唐江山社稷着想，没有私心杂念。
贞观十三年（639年）的一天，皇后回娘家了，太宗也御驾作陪。
无忌家因太宗的光临而蓬荜生辉，也因太宗亲笔题写府名匾额而名声大噪。长孙家族又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想那九泉之下的长孙晟也该瞑目了吧。而这一切，都是长孙兄妹经过艰苦打拼得来的。当然，关键是老爷子有眼力，找到了李世民这样的好姑爷。
太宗高兴，皇后也开心，无忌更是激动得一塌糊涂，连忙下令开宴。于是摆了一百多席，那场面、那气势，自秦汉以来，着实罕见。
酒喝够了，饭吃饱了，戏也看够了，诗也写完了，该散场了吧。仆人们知趣地忙着打扫卫生，太宗说都先别忙，朕还有节目。无忌连忙上前，他也糊涂了，不知太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太宗发话了，今天是皇后娘娘回娘家，大喜的日子，我也捧捧场，给大家助助兴，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有红包。说完，第一个红包给了大舅子长孙无忌，接着是亲朋好友，最后是丫头仆人，人人有份儿。
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又怕无忌没事可干，憋得慌，便想方设法变着花样让他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怕他不高兴，又给他扣上了司徒的高帽。
贞观十七年（643年）初，大唐贞观气象欣欣向荣，太宗却在哀叹岁月无情，物是人非。是啊，以前打江山的功臣死了快一半，没死的也都是老头子，活不了多久，自己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以后的事情怎么办？儿女又不听话，唉，当家才知柴米贵，此言不虚！绝决不能让这大唐江山断送在不肖子孙身上，要让他们知道创业的艰辛，更要对这些有功之臣感恩戴德，不能忘本。
基于以上心理，太宗认为有必要建个纪念堂什么的，不然自己这一帮人死后没个说法，也可警示后人。于是他费了很大功夫，在皇宫内三清殿附近找到一座叫凌烟阁的小楼。太宗请来了大唐第一丹青高手大画家阎立本，为他心中的英雄画像，又叫褚亮的儿子大书法家褚遂良为各位功臣题词。
沉思中的太宗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火时代，为他卖命的英雄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一画在凌烟阁上。他再三考虑，反复斟酌，终于筛选出了一个24人的大名单，却又在排位顺序上苦恼。谁的功劳最大？李孝恭，长孙无忌，还是房玄龄，杜如晦，甚至魏徵？
李孝恭功在开国，房杜功在玄武门谋断，魏徵功在直谏，而长孙无忌就不一样了，打小就跟太宗认识，是光着屁股长大的伙伴，感情深得很。再加上有郎舅这层关系，更非同寻常。玄武门又是他勇挑重担，是事实上的总负责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如果没有无忌及时把握局势，秦王的小命都有可能丢掉，更别说皇位了。
于是今天我们看到，在1000多年前的凌烟阁功劳簿上，位列第一的，赫然是至今仍毁誉参半的长孙无忌的大名。是的，他的入选名至实归。即使他不是魏徵那样的良臣，也不是房玄龄那样的忠臣，但至少他有胆识、有才能，敢负责、敢担当。
无忌具有其他两个大臣无法比拟的优势：
其一，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是前太子李建成手下的魏徵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
其二，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但他比较注意避嫌，太宗说他“善避嫌疑，决断事理”，与历史上某些骄横的外戚绝不相同。他是太宗唯一信得过的人，是在贞观这个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人物，也是对贞观之治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
以后的发展说明了一切：
太宗难断家务事，选太子出了问题，气得他要拿刀抹脖子，是无忌及时把刀夺了下来。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王珪：谏臣风范，雅正不屈】
贞观时期除了魏徵爱给太宗提意见外，还有一个谏臣，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珪。
这王珪的性格与经历几乎与魏徵一样，二人都是原太子的部下，都同时归服太宗，都一样敢说真话。那王珪更是被人称作魏徵第二，他与太宗，一样有许多精彩故事。
王珪（557年—639年），字叔玠，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人氏，系出太原王氏的高门。北魏时，王珪先祖曾任护乌丸校尉（乌丸即乌桓，东胡别种，汉末被曹操所破，遗裔遂居嫩江之北；护乌太校尉乃监护乌丸的长官），因号“乌丸王氏”。王珪曾祖王神念，在梁武帝时率子王僧辩投奔南朝，遂迁居南方。武帝末，侯景兵变（548年—552年），僧辩起兵勤王，遂成为最具权力的宰相，主宰梁朝政局。由于权势太盛，遂为陈霸先所推翻（555年），并于两年后建立陈朝。王僧辩父子被害前，他的长子王顗奉命督师于荆州以御西魏，兵败撤入北齐，用为乐陵（治今山东乐陵县西南）郡守。王顗即王珪的父亲。
王珪幼孤，家境贫穷。其叔父王頍素有通儒之称，善于评鉴人物，认为“我家门户所寄唯在此儿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王珪23岁，应诏进入秘书内省校定群书，任为太常治礼郎的小官职。十二年后，文帝驾崩，隋炀帝即位，皇弟汉王杨谅挟太原劲兵反对炀帝，王頍当时为杨谅的咨议参军，是他的主谋，协助杨谅起兵。杨谅失败，王頍被诛，王珪应当连坐，乃亡命于南山（王珪这时住在陕西郿县，南山即终南山），时年34岁。王珪在南山隐居十余年，其间只和房玄龄、杜如晦等少数朋友相善。房玄龄少他8岁，杜如晦少他14岁。某天，王母李氏建议王珪说：“你将来必定显贵，但不知你的朋友究竟是那一类人，不妨带他们来家里坐坐。”玄龄等来到，李氏窥见他们，大为吃惊，赶紧张罗酒食，竟日尽欢。事后李氏向王珪说：“房、杜两位客人都是公辅之子，你日后的显贵不必怀疑！”
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自太原攻入关中，拥立杨侑为帝，自为大丞相。李渊的重要幕僚、丞相府司录李纲推荐王珪，称赞他贞谅有器识，李渊遂任他为世子府（李建成时为世子）咨议参军，成为建成的重要顾问。不久，李渊称帝，建成被册为太子，王珪累升为太子中允（东宫左春坊的重要机要官员，相当于朝廷的门下侍郎）。这时，他的挚友房玄龄和杜如晦，却全力辅助秦王李世民，各为其主。其后，太子与秦王冲突日烈，至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庆州刺史杨文干兵变，谣传此事与太子有关，东宫和秦王府各有重要幕僚遭到处罚，王珪被流放于隽州（治今四川西昌市）。两年后玄武门之变爆发，秦王世民即皇帝位，这时房杜二人以第一功臣出任宰相大臣的要职，而太宗亦素知王珪之才，于是将他从隽州召还京师，提拔为谏议大夫，与魏徵同在门下省为侍臣，这时他已56岁，魏徵则为47岁。两人尽心竭力，由太宗的仇敌，变成太宗的两员模范谏臣。
王珪在太宗初期，由谏议大夫升迁为黄门侍郎（门下省的副长官）兼太子右庶子，他的最大贡献是协助并促使太宗重整中书、门下两省的职权，与及建立谏官入阁的制度。这些制度的重建，使得国家大政的决策更慎重、更合理，避免隋朝的乱政重演。有别于魏徵的抗直激切，王珪的谏臣风范是雅正而不屈。
因为太宗把王珪看成自己的心腹，有一次接见他的时候，让一个绝色美人陪伴在身边，不知道这位大唐皇帝是一时兴奋而失态，还是向自己的大臣夸耀自己得到一个心爱之物而忘乎所以，反正，皇帝就这么潇洒了一把，指着那美女对王珪说：“这是庐江王的老婆，那小子不地道，现在我结果了这家伙，还把他的老婆也收编过来。”
听到这些，他离开座位，问太宗：“你以为庐江王的所作所为是对的，还是错的？”——有这么跟皇帝说话的吗？
这如同给太宗当头一棒，有些尴尬，太宗反问王珪：“什么意思？”要知道，王珪曾是李建成心腹。而太宗和庐江王李瑗也是死敌。“时隐太子有阴谋，厚结瑗”，也就是说，李瑗跟那个建成太子是一伙的，王珪愣头愣脑地说出上面的一番话，很有可能被太宗认为是替死去的建成鸣冤叫屈，稍有闪失，他的脑袋和身子就分家了。
说到这里，还得提一提以前的陈年旧事：李瑗是个带兵的主儿，手下有十万雄兵，玄武门政变后，李瑗就成了关键了。他的心腹就劝他，说：“你要是接受诏令回去，还不是跟建成一样被弄死？干脆造反吧，现在人心思乱，再联络突厥，号召豪杰，登高一呼，天下响应，不到一个月，就能安定天下，大家可是像久旱的禾苗渴望甘霖哇！”于是，李瑗反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脑袋来到了京城，可惜身子丢在了边疆，和他的脑袋先后来到京城的，还有他的老婆，可惜这女人陪伴的是那个真正安定天下的人。
太宗解决建成之后的第二个大隐患，能不高兴吗？王珪在这个当口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还当着那个刚刚收编过来的大美人儿，皇帝的脸往哪里放？李瑗的对错，明摆着，王珪的问法奇怪，太宗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只有反问了，但那句反问，有些惊慌失措，不着边际。
这正是王珪要的，接着大道理就喷涌而出了：“我听说齐桓公到郭这个地方视察工作，向这里的乡亲们询问：‘郭国为什么会亡国呀？’老百姓回答说：‘那是因为这里的国君喜欢美好的事物而厌恶丑恶的事物’（以其善善而恶恶也）。齐桓公十分不解，接着问：‘按照你们的说法，这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哇，怎么可能到了亡国的地步？’老百姓却这么回答：‘不像您想象的那样，郭国的君主喜欢美好良善却不能认真执行，憎恶丑恶低贱的事物也不能改正，一切都停留在表层，这就是亡国的根本原因呀。’现在陛下您明明知道庐江王为什么灭身毁家，却让他的老婆侍奉左右，我王珪私下里认为您就是认为庐江王干得好。如果您真的认为庐江王不该那么办，就不该留下他的女人享受富贵尊荣。”
其实，太宗有很多理由：往恶里说，可以说这个王珪是心怀不满，找借口为建成、李瑗鸣冤叫屈，人还在，心不死，砍下脑袋，理由充分；往善里说，李瑗是李瑗，李世民是李世民，这个美人是这个美人，李瑗造反不造反，这个女人说了不算，就是参与了造反，现在改邪归正了，成了皇帝的贴身保镖了，怎么能让一个弱女子承担不该承担也承担不起的罪责呢？
要紧的是，你王珪和魏徵两个不是也曾想把我李世民搞垮吗？我不是把你们留下来，还高官厚禄享受尊荣吗？你们怎么不说我李世民该把你们也赶跑？你们不是也在天下人面前趾高气扬吗？
这一切太宗都忍下来了，他立刻让这个女人离开。不知道是太宗在顺从王珪的“善善而恶恶”的宏论，还是害怕这个从来满嘴大道理的曾经是自己亲哥哥外兼大仇人当年的心腹、自己的礼部尚书愣头愣脑得再放出什么厉害的言辞。
不过，这个王尚书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错误。充其量就是个犟筋头，认死理，皇帝招惹不起，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还有这么一件事：太常寺是一个掌管礼乐的机构，它的正职叫卿，太常卿，正三品，还有两个副职，那就叫太常少卿了，正四品上，“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诸祠庙”。
太宗让一个太常少卿，教授宫中的音乐家们乐曲，也不知道这家伙教不得法，还是那些音乐家们专门跟他捣蛋，反正，老学不会，太宗能不急吗，连连地批评祖孝孙。
谁知道，太宗批评出麻烦来了，王珪不答应了，他又觉得自己的皇帝不如尧舜了，这一回，王珪不再单枪匹马跟他的皇帝对阵了，联合了一个叫温彦博的人一起上。
王珪说：“孝孙，修谨士，陛下使教女乐，又责谯之，天下其以士为轻乎！”这话一出口就带着蛮不讲理：孝孙同志，是个有道德有学问还十分谨慎的大学士，皇上您却让他教授那些唱歌奏乐的女乐，还老是责怪批评，难道您是告诉天下人，您轻视读书人吗？
太宗忍不住怒气冲天：“你们俩都是我的心腹，今天，难道你俩是想笼络下面的臣工，一起欺君罔上？”这可是个原则问题，搞不好，脑袋就滚下来了。“彦博惧，谢罪”。
王珪却坚决不认罪，说：“我本与前太子建成是一伙的，我的罪本来就该死，是陛下您珍惜我的性命，让我当大官，还让我按忠孝的原则行事，今天既然您以为我这是私心，那是您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您！”
一句话，把满脸怒容的太宗呛了个跟头，“帝默然惭，遂罢”。第二天，太宗皇帝对房玄龄说：“昨责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惩是不进谏也！”
一天，太宗宴请众位大臣，王珪也在座。太宗认为王珪善于识别人物，就问他：“您见识高远，通晓事理，为朕评论玄龄等人，看看哪一位胜过你？”
王珪说：“孜孜不倦时奉行国事，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文武双全，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奏事详明，发布诏令传达下情，臣比不上温彦博；治理繁难的政务，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以君王不及尧、舜为耻，臣不如魏徵。至于清除污浊，宣扬清廉，疾恶好善，臣比他们稍强一点。”
太宗称赞他讲得好。房玄龄等人也认为道出了自己的长处，说他评论得当。
王珪为黄门侍郎，长官即为高士廉。高士廉是皇后的舅舅，玄武门兵变功臣之一。贞观二年（628年）十二月，侍中一职出现遗缺，高士廉推荐由王珪守任，王珪遂成为宰相，时龄58岁。两年后，王珪正拜为侍郎，温彦博、戴胄等同时加入了宰相团，加上原来的房玄龄、李靖、魏徵，组成了最强阵容的宰相团。太宗知道王珪有其叔父之风，精于评鉴人物，就请他评鉴各宰相，并作自我比较。王珪说完诸宰相优点后，遂自谓“激浊扬清，嫉恶好善”方面，亦可与诸相争一日之长，太宗和诸相皆认为确论。事实上正因为王珪的优点在此，所以才能完美地发挥了侍中应有的职权，而成为名相。
太宗对王珪很是看重，特地把女儿南平公主嫁给了他的宝贝独生子王敬直。从前礼法中本有媳妇拜见公婆的仪式，可是到了后来，公主出嫁后拜见公婆的礼节就废止了。王敬直与南平公主结婚时，公主也摆了威风，不给王珪老两口行晚辈礼。王珪很生气，到太宗那里告了公主一状。王珪说：“如今皇上英明，所有的事都依据法律，我接受公主的拜谒，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而是要成全国家的美德。”太宗认为王珪说的在理，把公主叫回去训斥了一番。这回公主学乖了，她让公公王珪与婆婆坐在首席上，自己亲自履行盥洗和献饭等拜见公婆的仪式，公主行礼完毕后才退下。此后，公主出嫁，只要公婆健在，就要行拜见公婆的礼仪，这个礼仪的施行始于王珪。
贞观八年（634年）正月，王珪被贬后十个月，再被召回京师，拜任尚书省的礼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长）。他奉诏与诸儒正定五礼，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完成工作后，获得太宗的封赏，并于此年兼任魏王师。当时，相州都督、魏王李泰是王室弟子之中最得太宗宠爱的人，也是授任地方长官而不须赴任的人，早就有人认为太宗对他太过宠溺，恐怕日后会生是非，因而进谏。太宗也了解这问题，所以特请王珪兼任魏王师。王珪是礼道履正的人，既坚持开创公主拜见舅姑的规矩，因而也以师道自居，接受魏王的拜礼。他一方面教魏王忠孝之道，一方面则从建立国家礼制上压抑魏王的气势，因而颇获好评。可惜王珪兼任魏王师的时间不长，实际上尚未满两年就病逝于任上。他的逝世，无异对日后魏王争权有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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