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气磅礴国际大都会】
唐都长安城，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居住人口最多达到百万以上，是当时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期的大食帝国都城巴格达仅相当于长安城面积的三分之一，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更是无法企及。据考古实测，长安城的形制为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米，周长36700米，面积达到84平方千米，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壮丽和谐，气势恢弘，集中体现了大一统唐朝的整肃威严。
整座城市规划整齐，严正伟岸，充分利用所在地形地势，按照《周易》六爻的规则，在龙首原的高阜之上，自北而南依次展开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位于全城北部中央，周长8600米，面积4.2平方千米，由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组成，是皇帝、皇室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皇城紧附于宫城之南，周长9200米，面积5.2平方千米，是宗庙社稷和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外郭城从东、南、西三面环拱宫城和皇城，采用棋盘对称格局，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把城区划分为108个坊和东西2个市，正中间则是南北向的宽达155米的朱雀大街，将外郭城分为东西两部分，是居民区、商业区和寺观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城相互依存，又以宫城为中心，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建筑体系。
号称“三大内”的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宫殿群气势宏伟，巍峨的大殿宫室和秀丽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交相辉映，是京城建筑的代表作。太极宫是唐前期的政治中心，在中轴线上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和延嘉殿几座大殿，造成了“凌空之势”，显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大明宫自高宗以后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自南向北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和玄武殿为中轴线，两侧建有若干配殿加以烘托。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最为宏大壮丽，高耸在龙首原之上，并依龙首原北高南低的地势铺展，空间恢宏，浑然天成，大殿前两侧建有翔鸾、栖凤两座门阙式阁楼，有曲尺形飞廊与大殿勾连相接，凸显出大殿的威严，也渲染出大唐的气魄。兴庆宫在玄宗朝得到大规模修建，做到了宫殿和园林的完美结合，主要的宫殿和建筑有兴庆殿、交泰殿、大同殿、龙池殿、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沉香亭等。唐都长安的恢弘气势标榜了一代帝都的典范品格和卓越气度，对当时国内其他城市建设以及日本等周边临国的都城建设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在唐代，长安的商业区是依照前朝“分区、方整，左右对称”的方法，以南北走向的“朱雀门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而设立的。居于皇城东南的叫“东市”，居于皇城西南的叫“西市”。考古工作者的实地勘察告诉我们：两市的平面皆呈长方形，而且大小相若。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两市的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围墙。围墙内辟有沿墙街和4条16米宽的“井”字形交通干道，将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个方块。除了市的中心建有当时的市场管理机构“市署”和“平准署”之外，其余的方块皆是商店的所在地。市内的商店多面街而立，铺面的大小不尽相同，大者10米有余，小者仅3米左右。在诸多的商店之中，凡经营同类商品的店铺皆相对集中，并建立标牌（即所谓“建标”），题写行名；每“行”之间，筑有土墙（即所谓“立候”）。划定各行的占地范围。另外，每条干道的两侧还修有排水用的明沟，与店铺间小巷内砖砌的暗沟相通，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每市均四面开门，八个市门恰与干道的两端对接，构成了“棋布栉比，街衢横直”（见《长安志》）的格局，与全城的整体建筑规划谐调而又统一。
这种封闭式的、宛如棋盘上的方格一样的格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唐王朝的建立，特别是在“贞观之治”以后，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过去那种“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见《考工记》）的传统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商品交易日趋社会化的要求。于是，统治者便精心设计出这种以官衙为中心，以店铺为拱卫，整齐对称，既体现皇权，又便于统一管理的市场格局来。
市中的经营者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朝廷派出的官商；二是由异域而来的“番商”；三是“前店后坊”的作坊主；四是搞转手贩卖的坐商；五是由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行商。正因为经营者的身份不同，进货的渠道不一，所以，货物的品种异常繁多。丝绸、服装、珠宝、首饰、药材、皮货、漆器、竹器、陶瓷、书画、薪炭、饮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尤其是那些来自异域的番商，他们不仅带来了本国的土特产，还将许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饮食，如“胡饼”、“毕罗”（即抓饭）、“三勒酒”、“龙膏酒”等传入中原，不但丰富了花色品种，而且使长安的市场增添了几分异国的情调。
在长安的两市中，除了有大批的售货商店之外，还有加工、寄卖、典当之类的专营商店和与之相应的金融机构。位于西市的“麸门”，就是粮食加工与销售相结合的兼营商店；《霍小玉传》中所提到的“货钗”的“寄附铺”，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寄卖店”。当时还有一种代客寄存钱财的店铺——“柜坊”。存客一旦需用钱财，只要出具“书帖”或“信物”，收款人即可凭此去“柜坊”兑钱。这种“柜坊”已明显地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至于两市流通的货币，除了带有现代支票性质的“书帖”和“信物”以及“通宝”之外，“绢帛”也是当时用以流通的“货币”。元和六年（811年）唐宪宗曾下令：“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见《旧唐书·食货志》）
在唐代，长安的两市，不但是商品交易的集合地；也是文化交流的场所。据说，贞元八年至十三年间（792年—797年），长安大旱，唐德宗李适就曾下诏，在东、西两市搭台求雨，而百姓们则乘机举行了音乐大赛（见《中国音乐史略》）。另外，在西市的西北角还设有水池，据文献记载：这是天宝元年（742年）因增设漕渠，分潏水由“金光门”入城，至西市东街汇注而成的。在东市的东北角，也有两个大小不一，东西并列、中有渠道相通的水池。考古工作者认定：这是当时的“放生池”。《光明经》曾指出：“流水长者，救鱼十千”、“天子报德，此缘起也”。既然佛教信奉戒杀施善之信条，自然货卖鱼介之地置一放生池是再好不过的了。由此可见，唐都长安的两市不光是单纯的交易市场，而是集商业、文化、宗教活动为一体的综合场所。
唐代统治者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市场的呢？
当时的市场管理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设立管理机构，强化管理措施。
《新唐书·百官志》指出：“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器物真伪轻重。”另外，在市令与市丞之下还分设了录事、府、史、典事掌固诸职，协同他们一道管理。除此，当时两市诸行还设有“行头”，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掌管各行的商业活动。他们实际上就是“市署”在各行中的代言人。
管理机构是完备的，管理的措施也十分细密、严格。
1.实行严格的税收制度。当时规定：不分行商、坐商皆需按三十分之一的税率纳税（后改为十分之一），抗税不交，将绳之以法（见《新唐书·食货志》）。
2.实行商品评估制度。《唐六典》规定：入市之货“以三贾均平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每十天上簿登记一次，任何商户不得以次充好，以贱为贵，哄抬物价。
3.严格禁止使用“恶钱”。在唐代，由于行用之钱颇多碎恶，所以，在长安两市中，官方曾采取了“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的方法，以防止“鹅眼、铁锡、古文、綖环”之类的恶钱充斥市场，扰乱正常秩序的交易。
4.严格地执行度量衡器具检验制度。《唐律疏议》规定：店铺所用的度量衡器具“每年八月，诣太府寺平校，……并印署，然后听用”，否则，将受到杖七十的惩处。
5.实行商品标记制度。商品之上署印标记。1959年，从西市东大街南部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印有“刑（邢）娘”二字的陶器，这说明当时人们已具有商品竞争的意识，并表明在当时的两市中，普遍地奉行着产品标记制度，以保证各种商品的质量，防止粗制滥造。
二、严格市场秩序，限制活动范围。
唐王朝对市场的管理，不但设立了十分完备的管理机构，实施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还针对市场秩序，采取了许多强硬的管理办法，以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限制商贾活动的范围。
1.定时启闭市门，限制交易时间。按当时的规定：各市的市门皆有专人掌管，“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唐府兵军官）巡迣”。凡翻越垣篱或从沟渎出入者，要受到“杖七十”的处罚。
2.设立“常平仓”，调节市场物价。为了平抑物价，维护秩序，唐代统治者曾在两市之中设立了“常平仓”，用“丰收歉放”的方法，以保持物价的均衡。
3.制定行为规范，限制越轨行动。景龙元年（707年），唐中宗下令：“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扰乱市场的越轨行动，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唐代对两市的管理十分严格，从客观上保证了当时市场的繁荣和稳定。然而，这诸多的清规戒律也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许多管理制度逐渐废弛，各坊皆有肆和夜市的出现，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来那种固定、集中、封闭、限时的市场管理格局，出现了更加繁荣、更加开放的新局面。从这一点上说，唐都长安两市格局的突破，实际上是宋代商业空前繁荣的前奏曲。
唐朝都城长安，坐落在今陕西西安市区，是在隋都大兴城的基础上不断修建而成的。由于经过汉末魏晋以来的战乱破坏，原来的汉代长安旧都已衰败残破，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即位第二年，即决定在原汉长安东南新建都城。隋都大兴城由当时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兴建，这是一位“博览书记”、颇有“巧思”的很有成就的工程技术专家，大兴新都的所有规划都由他提出。唐朝建立以后，在大兴城的基础上，由工部尚书阎立德（画家阎立本之兄）负责整修，使之比前更加宏丽。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唐长安都城的外郭城东西宽9500米，南北长8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其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的10倍。
唐长安城是我国封建时代城市建筑的集大成者。它具有我国多年城建的优点和长处：
第一，唐长安城的布局，分为宫城、皇城、商业区、市民居住区，彼此区划分明，这为唐以后各代都城的建设开创了先例，后来宋、元、明、清各代国都的建设布局，基本上都继承了唐长安城的规模。唐长安城的宫城，位于全城正中的北部，以三大宫殿作为宫城的主要建筑群。正北为太极宫，太极宫有太极殿，是皇帝日常接见群臣的地方。太极殿两侧分设中书、门下诸省，是高级官吏们的办公处所。太极宫北门名玄武门，驻有保护皇宫的重兵，李世民和他的哥哥李建成争夺皇位的血战就在这里发生。太极宫的东北有大明宫，是皇帝经常处理朝政的地方。
大明宫遗址现已由考古工作者挖出清理，址在今西安火车站北的龙首原上，实测宫城西墙达2256米长，东墙达2614米长。大明宫的含元殿是十分巍峨壮丽的建筑，规模巨大，经考古工作者实测，其夯土台基即高3米多，建筑长75.9米，南北宽42.3米。宫城的第三建筑群为兴庆宫，地在大明宫和太极宫的东南端，自唐玄宗后，这里成为皇帝起居听政的正式宫殿。兴庆宫内广植花木，唐玄宗和杨贵妃共观牡丹的著名的沉香亭，就在此宫之内。经考古工作者实测，兴庆宫南北长1250米，东西宽1080米。根据三大宫殿建筑群的方位，唐时把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分别叫作西内、东内和南内，合称“三内”。
太极宫之南曰皇城，又名子城，城内有东西7街，南北5街，主要是除中书、门下之外的政府高级机关，包括尚书省、太仆寺、御史台、将作监、鸿胪寺等百官办公处所。皇城以南和宫城、皇城的东西皆为市民居住区。以朱雀门以南的朱雀大街把全城划分成东、西两部；又以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把全城居民区分成四方形的一个个小坊，坊的四周建有坊墙，共合114坊。东、西城又各有一市，称为“东市”，“西市”，专供人民和商贾商业贸易之用。
第二，唐长安城布局异常整齐，街道宽阔平正，绿化、美化都很讲究，有严格要求。唐长安城形如棋盘，城内各坊都有统一规格。朱雀门大街东西每坊南北皆长325步，皇城宫城东西各坊每坊宽650步，整齐划一。唐长安城街道十分宽敞，交通布局合理，最宽的朱雀大街达155米，其次的启夏门街宽134米，而东西顺城街则仅有20至25米宽。这是因为，朱雀大街系御道，且行人最多，需要街道宽敞；它直通皇城宫城，宛如一条彩带，把全城连成一个整体，使宫城气势更加雄伟。长安城绿化也搞得很好，街道两旁均有水沟，植有一行行的槐街、榆树，白居易诗“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绿化的美景。与此相映的，是宫城中栽有大批垂杨柳，春季来临，满城烟柳，婀娜多姿，唐诗中用“千条弱柳垂青锁”的优美诗句来形容唐朝宫柳的茂盛。
第三，唐长安城东西城设东、西两市，也是一个重要特色。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共有220个行，各行各业应有尽有，是当时长安城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据记载，当时西市有大衣行、秤行、绢行、药材肆，东市有铁行、肉行、金银行等许多行业，店铺很多，市场繁荣。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东市一夜起火，一次就烧毁四千余家商铺，足见商业之繁华。东、西两市还是国际贸易的场所，西市专设有“波斯邸”和其他外商贸易货栈，唐人小说《续玄怪录》《南部新书》等皆有有关西市胡商活动的记载。商业活动的频繁，使唐长安城尤为热闹非凡。
第四，唐长安城经过精心规划，注意到城市用水问题，同时还特别注意保持城市市容的清洁，这一点给后代积累了宝贵经验。唐长安城东临浐水，北枕渭水，从隋时就将龙首、永安、清明等渠引入城内，后又引潏水入城，并引进内苑。还进一步扩大浐水的入水量，增加城东南曲江池的储水量，使曲江池成为唐长安城的著名风景区。据考古工作者测量，唐曲江池面积达到70万平方米，这就使城市面貌大大美化。唐政府对长安城的市容美化十分重视，唐玄宗、代宗都曾规定，在城里不许“穿掘为窟，烧造砖瓦”，“不得于街巷穿坑挖土”等等，如有“浸街打墙，接檐造舍”，有碍市容的，要严加惩处。
以上各点，形成了唐都长安的城建特点。它宏伟的规模，整齐的布局，宽敞的街道，以及遍布城区的水渠、池塘，美丽的市容，一方面是对前代都城建筑的总结，同时又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的伟大创举，不仅对我国后代都市的兴建有极大的影响，对东方一些国家也有很大的参考作用。例如，日本8世纪建起的新都京都，其宫室、街道、坊市就全仿长安，也有所谓“朱雀大街”，也有东、西二市，其市容几乎和唐长安城完全一样。
【文化：姹紫嫣红各领风骚大熔炉】
从贞观治世开始，唐代同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发展，中外使节交往的频繁、经济联系的加强、文化艺术吸收的增强和遗民、侨民的增多，都使长安这个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都市。各国使臣、权贵、留学生、商人、僧侣、乐工、画师和舞蹈家聚居长安，彼此交往，为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北魏时代，葱岭以西直到大秦，在洛阳的侨民已多至万户以上。北周以来，中亚侨民在长安日渐增多。唐初，流寓长安的各族侨民以突厥人最多，贞观五年（631年），东突厥平定后，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已近万家，以后西突厥和中亚各族人民都有成批迁居长安的。昭武九姓国人移居中国的都以国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为氏，而以康、安两国人士最多。康、安两国侨民多为武将，或系富商。康国侨民多为摩尼教徒，安国人士常属祆教徒。曹国侨民尤多乐工、画师，琵琶名手常以曹姓为佳，曹保、曹善才、曹纲三代以琵琶著称可算一例。石国侨民或善舞，或通译回纥，亦多摩尼教徒。米国侨民以善乐著称，米嘉荣、米和郎父子属其中的佼佼者。米、何、史国亦多祆教信徒，来华传教，不乏其人。昭武九姓以外，波斯人多以经商致富，操纵长安珠宝、香药市场，左右对外贸易。波斯贵族浪迹异乡，国王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斯，先后客死长安，更为上层社会增添了逸闻佳话。
印度人留住长安的，多是佛教高僧。他们以来华立宗、译经、传布医学、天文知识为目的，而入华经商的也比比皆是。隋末古查拉特人达摩笼多，就因到过长安的印度商人赞扬大支那国，引起达摩笼多的东游。唐代伊始，入华高僧更多，中印度高僧波罗颇迎罗密多罗（一名光智）是最早来华的印度高僧，接着有地婆诃罗、菩提流志在长安译经，影响都很大。
太宗很重视发展教育，国子监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要求很高，甚至对担任警卫的屯营飞骑，也请博士授以经业。太宗还积极接收异族异国的留学生，京城长安成为各族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国内边远地区的民族如高昌、吐蕃等酋长不胜内向，派其子弟学习高度繁荣的汉族文化。国外如新罗、百济、高丽、日本等国统治者也仰慕“贞观之治”，纷纷派遣子弟入唐留学。总而言之，贞观时期，出现了学风大兴的盛况：“四方秀艾，挟策负素，皇集京师，文治渭然勃兴。”唐代杜佑作了这样简明的总结：
“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中唐杰出的大诗人刘禹锡也对太宗的“养才之道”赞叹不已，希望“贞观之风，案然可复。”这些盛赞贞观教育发展的评论，也表明了国内各族、亚洲各国对初唐教育的景仰，长安的侨民中不仅有商人、僧侣、文臣、武将、歌舞艺人，还有为数十分可观的各国留学人才。在当时长安城100万总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大约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左右，加上突厥后裔，其数当在百分之五左右。长安成为各族人民聚居、各国侨民往来的一座国际都会。
唐代乐舞不分，胡乐、胡舞风行长安、洛阳，左右京师乐坛。北齐后主高纬专赏胡戎乐，乐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因而封王开府。唐初此风依然，乐府伶工仍多外国世家。北齐曹婆罗门一家以善琵琶著称，唐代琵琶名手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相传，或即曹妙达的后裔，其后更有曹触新、曹者素，世出曹国。米国米嘉荣、米和郎父子和以后米禾稼、米万褪都以善舞婆罗门见长。曹米两家成为长安城内世代相传的乐舞能手。康、安二国也多名手，康昆仑、康、安叱奴、安万善、安髻新都是佼佼者。
唐朝十部乐中，以龟兹乐位居首要。龟兹乐流传长安，开始于北周武帝娶突厥皇后，将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乐带到长安。隋开皇中，龟兹乐已普及到街头巷尾，间阴皆习，鼓舞曲多用龟兹乐。龟兹乐器和龟兹乐律都出自西方。龟兹乐用乐工20人，乐器15种，竖笠模、琵琶、五弦、横笛、革菜、都昙鼓、毛员鼓、揭鼓、铜钱、贝都是10部乐中的主乐器，大多传自波斯、印度和埃及。10部乐曲都以琵琶为主要乐器，而琵琶正是龟兹乐、天竺乐中位列首位的弦乐器。龟兹乐器受到天竺乐的影响，龟兹乐15种乐器与天竺乐10种乐器相比，琵琶、革菜、揭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钱、贝7种乐器完全相同；天竺乐中的凤首笠模在龟兹乐中改用竖笠模，铜鼓改用鸡娄鼓，鼓笛改用笛。
另外，龟兹乐又加了笙、箫、答腊鼓、腰鼓和五弦，共5种乐器。五弦也传引自印度，龟兹乐中15种乐器，8种都出自印度。龟兹乐律原出印度北宗音乐，北周时已风行北方，周武帝时随突厥皇后到长安的龟兹乐工苏抵婆擅长琵琶，所奏乐曲，一均之中，间有七声，隋代郑译用苏抵婆七调，求合旧乐七音八十四调，以龟兹乐律定中国乐律，从此雅乐俗乐都用七旦之声。唐代燕乐都以琵琶为主，琵琶曲左右长安乐坛，而苏抵婆七调实源出印度北宗音乐。七调之外，据《隋书·音乐志》载，“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同样出自印度。乐有歌，有舞，天竺乐、康国乐、安国乐中的歌曲、舞曲都是十部乐中的西方乐舞。
长安盛行歌舞，舞蹈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多种。健舞曲中来自西方的有阿连（辽）、拂林、拓枝、胡旋、胡腾。阿连舞出于里海萨尔马提，拂林舞来自拜占庭，拓枝舞出自石国，胡腾舞也是石国健舞，胡旋舞是康国舞蹈。软舞曲中的苏合香，原出印度，兰陵王出自中亚。乐府散曲中有钵头舞，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为出于西域拔豆国（巴达克山），也是流行长安民间的外来乐舞。
长安的各国侨民既多，往来客商尤密，身居显要的外族受到朝廷的重用，于是长安偏好西域风习。乐舞、绘画、宫室、服饰、饮食、娱乐、民俗无不效法西域。
长安乐坛受到中亚细亚和印度乐舞的培育，已见于前。长安画坛更因中亚细亚凹凸画派的影响，引起巨大变革。侨居长安的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都是宿卫的于闻贵族，和康国画家康萨陀一起传入印度画法。尉迟乙僧所作佛画，人物、花鸟充满异国情调，康萨陀擅长飞禽奇兽。尉迟乙僧和阎立本齐名，在长安画坛别树一帜，发挥了张僧蒜以来西域画风的特色。西域画派不论在画法和画题上，都对唐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服饰方面，长安受西域风气感染极深，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自突厥、吐谷浑和吐蕃都成为汉人模仿的对象。贞观初长安已常见“汉着胡帽”。武德、贞观年间，宫人骑马按照齐隋旧制，多着幂，幂是用增帛制作的方巾，可以掩蔽全身，仿自波斯妇人所服大衫，披大帽被，大帽被在吐谷浑和白兰国即称幂。
衣着式样亦以中亚和波斯风格为主，波斯丈夫穿贯头衫，两厢延下关之。并有巾被，缘以织成。唐俑中有着折襟胡服的男像，就属波斯风。
饮食方面也是如此。西域名酒在长安同样流行。唐初统一高昌，传入葡萄酒酿造法，太宗亲自监制，计有8种葡萄酒，后来逐渐推广。又有波斯三勒浆和龙膏酒。长安西市本多外国人所开胡店，波斯人的珠宝店和酒店很多。酒店大多是中亚各国人士和波斯人所设。店中除卖酒而外，兼以善长歌舞的胡姬招徕顾客。不独西市，城东春明门到曲江一带也有胡姬所开酒店。
长安居民善用西域风格图案装饰的忍冬纹镜和海马葡萄镜。长安居民又乐于参加泼寒胡戏。泼寒胡戏，又名泼胡乞寒戏，歌舞曲辞名苏摩遮。此戏原出拜占庭，由康国传入龟兹、并州，流行长安、洛阳。
长安又盛行波斯传来的波罗球戏。中亚拔汗那国有波罗林，林下有球场，可见波罗球也由中亚东传长安。波罗球一名击鞠，是一种马上球戏，骑马者以鞠杖击球，以先入网为胜。唐太宗时命专人习波罗球，当时长安升仙楼外有外国人打球，而太宗起初亦很爱好。长安时兴的棋弈双陆，也源自大食，风行于中亚各地。
唐代长安是亚洲各国乐工、画师、舞蹈家、杂技演员和方士云集的都市，也是各国贵族、富商、武士和使者出入的都城，佛教、祆教、基督教、摩尼教滋长的地方。每当节日，中外人士歌舞欢庆，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国际都市。
【玄奘：万里取经为求佛】
贞观时期，世界各种文化不止在唐朝繁荣，不止在长安交流，很多有志之士更是走出去，主动出击，学习各国文化。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宣扬佛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玄奘（602年—664年），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生于儒学家庭，排行老四。玄奘自幼很聪明，据说他8岁时，父亲坐在几案边上给他讲《孝经》，讲到“曾子避席”时，玄奘忽然整理好衣服，站起来立在一边。父亲问怎么啦？玄奘说：“曾子闻师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训，岂敢安坐？”由于家境不好，玄奘自小跟已出家的二哥长捷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同时也读些经，如《维摩》《法华》等经。13岁时他在洛阳出家，兄弟同寺。隋大业末（617年），为避兵乱，玄奘随兄到长安，随即又去成都。唐武德五年（623年），玄奘在成都受大戒，次年离开成都，顺长江东行访学，到过荆州的天皇寺。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回到长安。
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个有多重贡献的高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遍学了传入中国的各家经论，但也看到其间所隐含的相异之处，特别是在同一个瑜伽行派的体系里，在中国佛教中又形成摄论学派和地论学派的重大差别，而在地论学派里，又分化出南北二道。隋唐诸宗，立宗的趋势是侧重一点而融合各家，玄奘也想解决这些分歧，他选择的是西行求法的道路，希望在印度能找到统一国内诸家异说的经典。玄奘带回并译出大量经典。组织法相唯识理论，而有法相宗的创立。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长途跋涉十余万里。
玄奘离开长安，到了瓜州，先是被李昌捉住，后因李昌是信佛之人，所以把玄奘放了，玄奘被放之后，去一座庙里求佛，偶然遇到一名胡人，名叫石磐陀，希望高僧为他受戒，让他成为居士，于是就请玄奘帮他受戒。当他得知玄奘要远赴印度求法，心中十分敬仰，发誓要帮助玄奘，随师父前往印度。
但经过几天的日夜兼程，石磐陀怕玄奘在五峰被擒而把他供出来（在当时协助偷渡过境是死罪），惹来杀身之祸，竟产生了杀师叛逃的恶念。一天夜晚，玄奘刚躺下睡觉，发觉有人正向他走来，定睛一看，正是石磐陀，石磐陀抽出刀，向他逼近，走过来，又返回，又走过来，又返回，玄奘知道他已经动了杀机。此刻，不论是厉声斥责，还是乞求饶命，都会激起石磐陀的杀心。于是玄奘静静地坐着，闭目不视。见此情景，石磐陀竟不敢下手，徘徊良久终于还刀入鞘。
到了第二天早晨，石磐陀终于承认错误。于是玄奘送石磐陀了一匹骏马，自己带着胡人送的瘦老赤马走向五峰。贞观二年（628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国界的白力城。国王文泰，也是汉人。这时天色已经晚了，玄奘想要停歇，而城中官吏说：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就在附近。乃更换良马，继续行进，直到夜半才赶到王城。高昌王和随从的人，前后列烛，亲自出迎。让他坐到一个重阁宝帐中，殷勤拜问。说道：“自从听到法师的名字，喜欢得废寝忘食，预料今晚要到，特地和妻子读经敬候。”接着王妃和几十个侍女都来礼拜。直到天色将明，玄奘法师话久欲眠，他们方才回去。玄奘法师远行疲劳，当天未能早起，那知天刚破晓，国王率妃嫔，已来问候。他说：“弟子思量沙路艰险，师能孤身来此，真是奇迹！”说罢流泪赞叹不已。又介绍曾留学长安的彖法师与年逾八旬的国僧统正法师与玄奘法师相见，并请后者劝他崐留在高昌，不要到印度去，玄奘当然不答应。
过了十几天，玄奘法师向高昌王辞行，想继续向印度前进。高昌王说：“已命僧统师有所恳求，不知师意如何？”玄奘法师答道：“留住实是王的好意，但我志愿西游求法，不能中途罢休。”高昌王说：“我从前跟先父游历中国，曾随隋帝经过东、西二京及燕、代、汾、晋等地，见过很多名僧，未能引起仰慕；自听了法师的大名，便欢喜得手舞足蹈。希望能拜为师父，由弟子供养一生；并命全国人都作弟子由师讲学。这里僧徒虽少，可是也有几千，我都可使他们执经听讲。希望察纳这点心愿，不要再从西游为念。”玄奘法师答道：“王的厚意我是很感激，但此行不是为供养而来，只因本国所有的佛法教义不够周全，多所怀疑，打算到西方寻求完备的经典。这种求道的苦心，只可日日坚强，哪可中途而止，愿王收回这个意思，不要对我过分爱重。”高昌王听罢，坚决地说：“弟子爱慕法师，必须留住供养，葱岭可转，此意不移，乞信愚诚，勿疑不实。”玄奘法师感到问题严重，仍然郑重答道：“王的厚意深情，用不着多说，我已知道，但我为求法而来，既未得法，岂能中止？且王信佛法，理应帮助发扬，怎么可以阻碍？”高昌王听到这里，又直率地解释道：“弟子哪里敢来阻碍？不过因国家没有导师，故而屈留法师”。接着又说了许多恳切挽留的话，玄奘法师只是摇头不许。
在封建时代，国王一向是一呼百诺，作威作福惯了的。现在看到玄奘法师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高昌王不免有点恼羞成怒，当即把脸往下一沉，大声地说：“我一定要留你，不然，我可送你回国。请你想一想，两相比较。还是留住为好！”玄奘法师听到这里，内心难过万分，他也不客气地答道：“玄奘西来，为求大法，现在遇到障碍，那么只有骨头留在这里，心神未必会留！”说罢，他就默默静坐，不再作声。
高昌王当然不肯让步，但用意只是留他，所以招待更加隆重。每天吃饭，高昌王亲自捧盘。玄奘法师既被强留，知道和他讲理是没用的，当即实行绝食，以示决心。他端坐不动，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到了第四天，高昌王见他气息衰微，呈现危象，突然感到愧惧不安，马上叩头谢罪，表示准其西行。玄奘法师恐怕受骗，要高昌王发誓，高昌王就与玄奘法师共入道场，由其母作证，结为兄弟，准他西去求法，不过预先声明，在回来时必须留住3年，现在仍须屈留一月讲经。玄奘法师一一答应，于是才开始进食。
经过了这一番波折，高昌王对玄奘法师更为恭敬。每天开始讲经，他都亲执香炉迎引登座，并且低跪为磴，请玄奘法师踏着上去，天天如是。讲满1个月后，他替玄奘法师剃度了四个沙弥，以便路上服侍。并制衣服30套，因西方寒冷，又特制面衣、棉衣及靴袜等数套。另送黄金100两，银钱3万，绫和绢等500匹，以充往返20年的费用。此外还有马30匹，脚夫25人，护送至出名的叶护可汗处。又写了24封信，给经过的屈支等24国，托他们代为照料。各附大绫一匹为信。此外还以绫绢500匹、果味2车，献给叶护可汗。在信中说：“这位法师是我的弟弟，他想到婆罗门国去求法，希望可汗爱护法师如爱护我一般，同时更请敕以西各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玄奘法师见这样厚礼深情，极为感动，特地写了一篇骈文称谢，高昌王读后十分感动。到出发时，又与诸僧、大臣及全城的人民出城相送，抱持大哭。最后叫王妃等先回去，自己和僧人们乘马远送数十里，方才洒泪而别。
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后，他被当地盛情招待，事后玄奘去拜见当地地位最高的法师木叉麹多。由于木叉麹多有点看不起玄奘，所以处处表示轻蔑，还说玄奘的西行取经是多此一举，于是在木叉麹多的庙里——神奇庙（当地语言的汉语意思）举行了一次辨经，由于木叉麹多处处狂妄自大，最后惨败给玄奘。经过这件事后，木叉麹多再见到玄奘不敢再坐着，都是站着和玄奘说话，以表示尊重。
玄奘一路西行，经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赤建国（今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到达迦湿弥罗国。
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等讨信纸佛学，前后共2年。以后，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受《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
贞观五年（631年），玄奘法师抵摩揭陀国，拜在著名的那烂陀寺百岁高僧戒贤法师门下，刻苦参研佛法，数年间精通了经藏、律藏、论藏，因此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但也因此招来了印度一些僧人的忌妒。一天，一名顺世外道自以为学问高深，无人可及，于是，他在那烂陀寺门前贴出50条疑难经义，自称如果任何人能够破解得其中一条，就立即将自己的头颅砍下。寺中众僧闭门不出，任凭他大叫大骂。到了第四天早上，玄奘走到寺院门前，扯下经义，遂讲解经义。外道面如死灰，为了履行誓言，只得拔剑准备自刎。玄奘大度，制止住他，遂让他做自己的仆人。不久，玄奘由于要准备与小乘宗师般若鞠多的辩论，研究小乘经典，百思不得其解，听说那外道会讲解，于是便请他为自己讲解。外道惊异地说：“我是仆人，怎敢给主人讲经？”玄奘回答：“那部典籍我没有学过，既然你精通，我就应该向你求教。”待到那外道讲解完毕后，玄奘感激他，将他放走。经此一事，全寺众僧无不敬佩玄奘的渊博和大度。
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即精通五十部经书的十名高僧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贞观十年（636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
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一切有关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盘、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2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同时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已佚）。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著《三身论》（已佚）。
接着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
学成后，玄奘准备回国弘法，戒贤同意了。回国之前，戒日王为他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五印度的沙门、婆罗门和外道都来参加，会上，玄奘提出了他在《会宗论》和《制恶见论》中的观点，18天内，没有一人能提出疑问，大小乘僧一致推崇他，玄奘自此而有“大乘天”、“解脱天”的荣誉称号。后来又参加过一次无遮大会，就东行回国了，带回657部梵本经。
太宗得知玄奘法师载誉载宝而归，大为欢喜，马上备文派人到于阗召他回来，并叫懂得梵语和经义的僧人同来，另给于阗王一信，托为照料，并还派有官员在路上迎候。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法师等一行，由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迎接到京城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道俗相迎者数十万，人群拥挤，甚至进不了城。计从他出发到归来，已整整18年了。带回来的东西计有：如来肉舍利（就是佛骨）150粒；金佛像二：一高三尺三寸，一高三寸；檀佛像四：各高二三寸不等；银佛像一：高四尺；佛教经典，计共520夹657部。由20匹马驮来。
当时太宗将要用兵辽东，住在洛阳，玄奘将带回的经像放在长安弘福寺，就去洛阳向太宗汇报。太宗亲自出迎，赐坐畅谈，殷勤慰劳。太宗希望他把西域见闻写出来，又劝他还俗从政，前一条玄奘答应了，后一条却难从命，他坚决拒绝，表示决心终生从事翻译事业。
玄奘法师西行目的，本在理清佛教教义。回来后，除奉命口述，由辩机笔录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本书已成研究古代西域及印度重要著作），详细叙述西域和印度各国的政治、社会、风土、人情等况外，便摆脱了一切俗务，专心于翻译事业。他先后住在长安弘福寺和大慈恩寺从事翻译工作。唐朝为提倡这项大事业，曾命各地举荐通达经典的人，作他的助手。当时被荐译经的大德，有沙门灵涧、道深、道因等12人；长于文辞的大德，有沙门道宣、慧立等9人；长于字学的大德有沙门玄应；精通梵语梵文的大德，有沙门玄谟。此外还有担任抄写事务等，计共50余人。后来太宗又曾派于志宁、许敬宗、薛元超等润色译文，范义硕、郭瑜、高若思等帮助翻译，由玄奘法师主持这一个规模宏大的翻译机构。
玄奘法师一直在努力地进行翻译的工作，直到死前不久才停止。共译出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经典75部，计1330卷。
在这期间，太宗看了他的部分译稿后，曾特地做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佛典内有经、律、论三种学问，谓之三藏。精通三藏的出家佛教徒，称三藏法师）。高宗当太子时，亦为他做了一篇《述圣记文》，表示皇家对翻译事业的重视和对玄奘法师的崇敬。
玄奘法师以精通梵文和中文的条件，来从事直接翻译工作，做事态度又极为认真负责，遂创造了他翻译事业上空前伟大的成就。在他以前，中国对于佛经的翻译，最初是“口授”而非“笔受”；后来是“笔受”不附原文。或懂得原文而译得不成熟，直到确实学习过中印文化的伟大的玄奘法师手里，才算是中国人对翻译事业真能胜任的开始。
他的翻译态度极为严谨，当翻译《大般若经》时，梵文有二十万颂，文字过于冗长，同事屡请删略，他本有接受之意，后因想到像鸠摩罗什法师那样的除繁去重，还是一字不遗地把它译出了。还有，当时本流行着晦涩难懂的骈文体，他毅然采用了朴素的通俗文体，因此他的翻译，不仅真实传达了佛教的内容，同时也影响到唐代文体的改革，至于这些佛经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上所发生的重大影响，更是不用说了。
玄奘法师不仅把佛经译成中文，据说还曾把中国老子的著作，部分译成了梵文。所以他不仅是古代中国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更是古代中国较早把中文著作介绍到外国去的宣传家，这都是特别值得我们纪念的。
显庆三年（658年）玄奘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寺，致力于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严谨，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年）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
【王玄策：贞观气象另一版本】
贞观气象，不止在大唐国内蒸蒸日上，就是在遥远的天竺国，一样地激情四射，振奋人心。出使天竺国的大唐使者王玄策，在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下，机智果断，沉着应对，千里之外，以借来的外国军队，在天竺国的土地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天竺国军，并把其国王带到了长安。他不辱使命，同时大长了国威，千载之后，尤令人心动。
那时候，在葱岭南有国名天竺，今名印度，乃佛陀诞生之地，举国崇尚佛法。时分东西南北中五大天竺国。
贞观年间，玄奘为西行求法，历尽艰苦，前面一节刚讲过，至中天竺见得天竺国王尸罗逸多。那天竺国国王又称摩迦陀王，武功过人，颇有勇略，东征西讨，象不弛鞍，转战多年，征服另四天竺国。待得见到大唐高僧，喜不自禁，他对玄奘说：“尝闻汝国有圣人出世，汝能为我说明圣迹否？”玄奘乃与摩迦陀王略述太宗皇帝生平神武、中原平乱、降服四夷等功绩，使得番夷诸国尊誉曰：天可汗。摩迦陀王闻之大为仰慕：“如汝所言，吾当东行面圣，朝觐汝王。”
贞观十五年（641年），印度摩揭陀国国王曷利失尸罗逸多继玄奘访问该国之后致书唐廷，唐王命云骑尉梁怀璥回报，尸罗逸多遣使随之来中国。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王玄策第一次出使中印度，传奇英雄王玄策就这样走上了大唐历史的舞台。
先是中天竺摩揭陀国王尸罗逸多二次向唐派使者联络，唐太宗以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为正使，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组成一个22人的使团，由吐蕃、尼婆罗入印度，在同年十二月到达摩揭陀国。645年正月二十七日，李义表、王玄策等在王舍城东北眷崛山凿石为铭，二月十一日又在摩诃菩提寺立碑记事，回到长安大约已是646年。李义表、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摩揭陀，受到国王尸罗逸多的隆重接待，接着尸罗逸多又派使者向唐献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王玄策这一次出使中印度时，更有随从宋法智等图写弥勒像，回到长安，成为道俗竞模的范本。
曾到东天竺迎摩缕波国，童子王因该国佛教未兴，外道宗盛，打听到中国在佛教传入以前也有道教经典流传，就要求将道教经籍译成梵文。647年太宗下令由玄奘法师会同道士蔡晃、成英组成一个三十多人的译经班子，将老子《道德经》逐字逐句译成梵文。这部梵文《道德经》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便送到了童子王的手中。阿萨密的许多习俗和礼仪从此染上了道教的风气，几乎与道教的仪式并无两样。这种礼拜仪式又曾传入恒河流域。
遗憾的是，史书上已无王玄策的生卒年记录，更无他详细具体的个人资料。只知他曾官拜融州黄水县令，右卫率府长史。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摩迦陀王尸罗多逸逝世，国内陷入大乱，叛臣阿罗顺那自立为主，僭夺天竺宝器，伪立为王，因地遥天远唐廷居然未闻。
时年，太宗皇帝派王玄策出访天竺。玄策带了副使蒋师仁和唐僧的师弟辩机和尚做翻译。从骑五十余，从长安出发，行了数月，总算进入天竺境内。
未至，尸罗多逸死，帝那伏帝（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蒂鲁特）王阿罗顺那立，发兵拒唐使入境。王玄策一行统统被俘，贡品也被抢劫一空。
玄策应该是个敢爱敢恨、快意恩仇的男人，他没有束手就擒，而是设计越狱，安然脱困，逃离了玛卡达。越狱后也没有逃回大唐，而是越过甘地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一路策马来到了尼泊尔。
王玄策这样就逃回了大唐吗？没有，他策马自印度大陆北上，渡过了甘地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王国。在这儿，他与尼泊尔的阿姆修瓦尔曼王谈判，王玄策就以迎娶太宗养女文成公主而与唐有友好关系的吐蕃（即今之西藏）的王中之王的名义，向尼泊尔的阿姆修瓦尔曼王借兵。借用了7000尼泊尔骑兵，再度带兵回到玛卡达国向篡夺者阿罗顺那挑战。
玄策自为总管，师仁为先锋，一仗击溃天竺数万头象骑，直取茶铸和罗城。阿罗顺那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方法：云梯、石车、火攻，狠攻了三月余，终攻得茶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杀，斩天竺兵将3000，另大半赶入恒河中溺死。
玄策以师仁为先锋，自为后应，趁势攻入中天竺，发誓要尽灭天竺。天竺兵将与唐军一交战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无奈只好弃国投奔东天竺，求助东天竺王尸鸠摩的援兵，接着再收集散兵残将，欲反攻唐军。
玄策欺天竺不通兵法，只知蛮斗，设了分兵伏杀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皆坑杀。
阿罗顺那的妻子尚拥兵数万，据险坚守朝乾陀卫，也被师仁击破，逃的逃，降的降。至此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遂灭。
因东天竺援兵阿罗顺那，玄策欲顺势再亡东天竺，东天竺王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3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执阿罗顺那及一干降臣，绑赴长安，太宗皇帝大喜过望，下诏封赏玄策，援朝散大夫。
由于在中国境内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发挥。在从印度回来后，也只是道声辛苦了，就结束，算是有点可怜。这个人曾把包括自己所做过的事，以及印度的地理等做了详细的记录留传，叫作《中天竺行记》，可惜如今已经散落，几乎没有留存下来。
把王玄策说成中国历史上最拽的使者，是绝对不过分的。后人大多知道中原与吐蕃、蒙古、西夏常起纷扰，伟大的成吉思汗时代，中国人还一鼓作气打到中欧；但是中国与印度打仗，好像是没有影的事儿。事实是：在盛唐，也就是文成公主西嫁的时代，这两个世界级的文明古国大干了一场；不知是这场战争造就了王玄策，还是王玄策引起了这场战争。反正从此以后，王玄策，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就与印度永远地连结在了一起。
不管后来王玄策在中印关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这一段单枪匹马借兵的经历却是奇妙的。作为使者，未能完成使命有其客观原因，并非自身之错。安全出逃的他完全可以回到本国向皇帝奏明缘由，再由皇帝下令，给玛卡达国一点颜色看看。但王玄策却不同于一般人的思维，像个孤胆英雄般北上借兵。借兵，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关乎国家命运，一旦处理失误，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让自身受损，所以每个国家在发兵援助他国的问题上总是慎重、再慎重。现在，我们已不知道王玄策是怎样舌灿莲花、恩威并施，说服了尼泊尔的老国王，借来7000精锐骑兵，只能说他拥有绝对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口才，才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弄来了一支军队。王玄策这次行动的难度以及精彩程度，绝不亚于《指环王》中的阿拉贡向幽灵国王借来一干不死的幽灵战士这一幕。
太宗是应该高兴的，他无缘无故的多了几个臣服大唐的小国，重要的是还没损伤自己的一兵一卒，就算要较真，其代价也不过是王玄策牺牲在天竺的30个随从。这样的人物就是传奇，而且是真真实实的传奇。
这样一个率领着尼泊尔骑兵，跟巨象大军作战而获得胜利的人；这样一个让中华的智慧与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人；这样一个让谨守着中庸之道的传统中国人汗颜的人；这样一个在打败天竺后却又前往天竺参拜寺庙的人，让我们无尽神往！
我们，还能拥有这样的人吗？
关于这个人，日本玄幻文学宗师田中芳树先生认为：“即使是把他当成如好莱坞电影般具华丽风格之冒险电影主角也不是不行的。”
虽为曾经立下“世界史上空前绝后奇功”的唐代使节，王玄策三度出使天竺的经历却在史书上鲜有记载。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夺目光彩湮没了与之同时代的王玄策，而且他的官位比较低，在正史当中不可能单独为他树碑立传。因此，这位英雄最终为世人所遗忘。
【东亚：大唐文化辐射近邻】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贞观时期是发展唐代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唐初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都和唐朝保持着联系。三个国家的官制、田制、赋役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礼仪法律制度多仿唐朝。朝鲜半岛派到大唐来的留学生人数最多。太宗很重视创造接待各国留学生的条件。
贞观五年（631年）之后，太宗曾几次视察国学，表示出他对国学的重视和支持，学舍得以增筑1200间之多。此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派遣子弟来唐入国学。中国的道教和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教，对高丽的影响很大。早在唐高祖时期，唐廷就遣使往高丽，携有天尊像及道士，为其宣讲《老子》，国王及道俗听者数千人。高丽王还遣使于唐，求佛老教法。唐太宗即位后，两国间虽有过兵戎相见的战争时期，但并未中断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唐初长安不仅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文化、宗教中心。当时佛教各派如三论宗、慈恩宗、律宗、禅宗、密宗等等均次第在长安形成。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高丽等学问僧慕名相继至唐都城游学，学成又东传朝鲜、日本。因此，长安成为西来佛教东传的中转圣地，成为当时文化交流的窗口。
太宗对东亚各国赴唐求法的名僧予以热情的关照，客观上有助于加强唐朝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交流。贞观二年（628年），高丽沙门道登离国来到京师，太宗提供种种方便，使他从当时三论宗的祖师吉藏承传三论教义，学成后东赴日本，主持元兴寺，传授三论宗旨，成为日本三论宗的开创者。贞观十七年（643年），盖苏文奏请高丽王遣使于唐，再求道教以训国人。太宗应其请求，派遣叔达等8名道士赴高丽，兼赐老子《道德经》。正因有这些准备和影响，道教在高丽的发展特别快。
贞观十九年（645年）夏六月，早年入唐游学的新罗僧人神防因精通大小乘经论，奉诏参与玄奘译场，为玄奘四大上足之一。来自新罗的僧人圆测于贞观初年来长安，太宗亲自接见，爱其聪慧，赐以度牒。贞观晚年，玄奘组织译经，拜于门下，通大瑜伽，唯识诸论。另一新罗僧人慈藏于贞观十二年（638年）率领弟子十余人到长安求学，唐太宗下救慰抚，优礼有加。贞观十七年（643年）学成归国，唐太宗救赐裂装及彩缎，又求得藏经一部回国，是为朝鲜有大藏经之始。此外，禅宗与密宗亦于贞观年间传入新罗，嗣后又再传高丽与日本。
古代朝鲜本没有文字，最早使用汉文。7世纪中，新罗人薛聪根据中国字音创“吏读”，作为帮助读汉文的工具，但著述、公文、国史仍用汉文。唐代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虽然最发展、最高潮时期是在唐玄宗时期，但贞观时期却为之准备了诸多条件，并奠定了基础。
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长达2000年。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年代之长，影响方面之广（几乎遍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影响之深刻（对对方国家的社会面貌，生活习俗都发生过影响），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也是罕见的。开元盛世自不必说，在唐朝的贞观时期（627年—649年）与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已很密切。
贞观四年（630年），日本第一次向唐朝派出遣唐使，自此至乾宁元年（894年）日本停派“遣唐使”为止，中经260余年，日本共派“遣唐使”19次，其中有3次虽已派定，但实际并未出发。另有1次虽已出发，但至乐浪（朝鲜）即回，因此，实到中国的是15次。若加上“送唐使”和“迎入唐使”，日本共派出来唐人员22次。“遣唐使”规模很大，组织严密，仪容庄重，每次多者达五六百人，内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及阴阳师等，还有水手、杂役人员。他们在大唐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学习传统文化，回国时将大唐文物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一些生产技术输入本国，对日本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具有较大的影响。日本使节前来大唐通聘，探求与引进大唐文物，作为改革日本内政的参考，各次遣唐使是政治使节和文化使节兼有的外交使节。
贞观二十年（646年）即日本大化二年，日本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就是由留学唐朝的学生高向玄理、南渊请安与到唐朝求取佛法的学问僧最澄、空海等人直接主持与鼓动下，依照隋唐制度而促成的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运动。
贞观十六年（642年，日本大化二年），孝德天皇下令革新。在此后历时60年的期间，日本政治建设臻于完成，文化方面则追摹隋唐之风，盛极一时。而这一阶段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先后绵延了150年之久，直到奈良时代才告一段落。“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在政治方面，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设二官、八省百官。规定的五刑、六议、八虐也是唐代五刑、十恶、八议的蜕变，基本上根据唐律而制定和颁行《大宝律令》；在经济方面，破坏了古老的氏族制，仿照隋唐“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6年或10年实行一次“班田收授法”。受田者应根据租庸调制向国家负担义务。
这些改革，如上所述，较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大化革新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土地国有和其分配方法，使国民间财富的分配得以平均，防止一部分豪族的独占，以期在新的土地国有的经济之上，一跃施行其纲举目张的君主政治。上述种种革新政策，在上自皇族、下至庶民的各个阶层，都没有遇到大的抵触与反对。自此以后，日本中央集权制的组织始有基础，封建国家形态开始取代以前的氏族国家形态。
除此之外，日本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及饮食、服饰、建筑等方面无不受唐朝的影响。当时日本的新都京都及其宫室、寺院等建筑全仿唐式，京都市容街道几乎完全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当时儒家思想影响日本国民的道德生活很深，自从圣德太子执政时期（593年—621年）奖励儒学以来，上有所好，下必尤甚，历经唐初的武德、贞观时期，社会上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儒家思想很快普及于日本各地。这时候便已开始尊崇孔子，并有了释尊的流行，每年春秋两季行释尊之举。
孝德天皇在位时（749年—757年），师范唐高祖及太宗亲幸国子学释尊，并仿唐制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以为习行，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继承奈良朝的遗风，汉文学特盛，所受唐朝文化影响很强，平安朝初期约历一个世纪之久，称为“贞观文化时代”。日本“贞观文化”的特征，除密宗佛教文化极为发达之外，由于其系承接奈良时代学习唐代文化的遗风，故日本“贞观文化”的状态，郁郁地吐露着唐王朝的英华。
中国文化对日本大化革新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直接与间接的两部分。所谓直接的影响，如儒家尊王忠君思想的输入，及隋唐制度的完备，提供了日本改革的准绳；所谓间接的影响，系指中国文化输入日本后，产生了影响，使之不得不谋改革之道。两种影响的结果，是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化，较大程度吸收了唐代的文化，与日本固有文化相融合，称之为“和魂汉才”，这是历史学家们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与唐朝文化的交流，也多兴起于贞观时期。总之，贞观时期一方面摄取、融合外域文化的新成分，丰富自己；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输送给别人，贡献于世界。引进、输出、融合、创新，兼收并蓄，富于时代精神，构成了贞观时期的开放思想和远近文化交流的特点，大唐王朝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当时世界各国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而这一作用集中地体现在大唐王朝的都城长安的作用与影响之中。
【开放：请进来与走出去】
太宗既能敞开胸怀，兼听广纳；也能放开眼界，对外开放；肯于输出，也敢于引进，以促进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外国，以较平等的态度对待国内各少数民族。对外来文化既不排斥，也不鄙视。他反对“贵中华，贱夷狄”的历史偏见，认为应“爱之如一”。他也积极地、主动地认识外国、联系外国，并通过充实国家力量来奠定对外交往的基础。开放政策不仅是实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而且也影响于后世，从而使大唐王朝成为当时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头等强国，在当时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
贞观初年，政府努力创造条件，开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复苏以后，便逐步修道路，开驿站，保障交通的畅通，欢迎四方来客。贞观六年（632年），焉眷王“突骑支请复开债路以便往来，上许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北方铁勒诸部酋长上疏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给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太宗皇帝完全答应下来。贞观年间，还通过对吐谷浑、高昌、焉眷、龟兹作战的胜利，排除了西突厥贵族对唐平定西域的干扰，打开了西域交通线，进而联接起通向各国的国际路线。当时对外交通是比较畅通的，路线也较复杂。
自贞观以来，通往西域中亚的陆路，一般多走河西走廊，过塔里木盆地，越葱岭山隘，可直达中亚；海路出广州，越马来半岛，经锡兰入波斯湾，或沿阿拉伯海岸，以达红海。通往印度南海诸国陆路有三条：一是越葱岭而南行，经乌浒河至阿富汗境，沿加布尔河东下至西印度；二是由剑南西川入藏，南行雪山经尼泊尔至印度；三是由桂林经云南永昌至缅甸，从缅甸再入印度。海路出广州或河内，经马来半岛，可达印度尼西亚、锡兰或印度。去朝鲜半岛有陆海两路：陆路由幽州过辽西走廊经辽阳，渡鸭绿江可至平壤；海路由登州或莱州经辽东半岛可达朝鲜半岛。去日本列岛除经朝鲜半岛路线外，另有两条海路：南路从扬州由长江口或明州出航至日本；北路由楚州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而至日本。
在这种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唐朝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据史料记载，当时西亚、中亚、东南亚诸国和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使节相继来唐访问，唐朝也常派使者出访各国。如尼婆罗（今尼泊尔），唐时与吐蕃接壤，其国虽小，但历史文明悠久。尼婆罗和唐朝之间和平友好相处，两国使节经常往来，特别是唐朝派往印度的使臣往往路经尼婆罗，曾受到该国人民的热情款待，国王那陵提婆为唐使举行盛大宴会，并陪同观赏名胜阿眷婆尔池。此后，尼婆罗经常遣使来唐“入贡”，更加强了两国间的友谊。唐与印度也保持着频繁的信使往来，两国虽为近邻，但从未发生武装冲突，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只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时，唐使王玄策至天竺为乱兵所阻，曾因误会引起一次小规模战争，但很快结束了冲突，重又恢复了正常关系。
唐政府不仅注意同与唐朝有过交往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友谊，还注意与从未有过交往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如远离长安15000里的流鬼国，贞观十四年（640年）遣使来唐，唐廷大礼相迎，盛情款待，与之约为永好。
“唐贞观年间，马来群岛洪水，不获安处，各驾竹筏避难，漂泊而至台湾。当是时，欢斯氏遭隋军之后，国破民残，势穷暨，马人乃居于海覆，以殖其种，是为外族侵入台湾之始。故《台湾小志》曰：‘生番之语言，出自马来者六之一，出自吕宋者十之一，逸北十七村多以斐利宾（即菲律宾）语。’说者谓自南洋某岛迁来，其言近似。”突厥可汗或将领虽常与唐廷发生冲突，但一旦归附，皆加爱护，视如家人父子。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授突厥降人阿史那思摩以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令率突厥颉利旧部返其故土。及行，太宗为之置酒，引思摩前曰：“漪一草一木，见其滋芜以为喜，况我养尔部队，息尔马羊，不减昔乎？尔父母坟墓在河北，今复归还，故宴之以慰行。”阿史那思摩深受感动。以后又入朝，愿留宿卫，唐太宗更拜为右武卫将军，从太宗伐辽东，他作战时不幸被流矢射中，拔出箭后，帝为之吮血。还长安后，卒于京师，追赠为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筑坟以像白道山，并为刊其劳绩，在化州立碑记。
唐政府不仅通过开放政策，加强了唐与各国使节的互访，促进了唐朝与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在经济上也实行了开放政策，允许内外商人自由往来，进行贸易，互通有无。唐代在西北边疆曾实行马绢交易，以内地丝绢换取突厥马匹曾是盛行的一项贸易活动。中原内地丝织品的西输不仅通过贸易的渠道，而中原王朝君主对突厥的馈赠、赏赐，亦有很大影响。“近年来，在新疆发现的大量隋、唐时代的丝织品，可以辨识出的有锦、绮、罗、纱、绨、纵、绢、缣、刺绣和染撷等，其中部分采用带有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联珠对鸟、对兽纹、联珠花纹的丝织品是南北朝时，太行山以东地区一种很名贵的产品，反映出内地对边疆地区丝织品输出之多”。丝织品输入突厥之后，首先改换了突厥贵族的衣装服饰。贞观二年（628年），唐玄奘法师到达碎叶城时，遇到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见他“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绞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辫发，围绕左右”。
在唐代对外开放政策的感召下，特别是在击败了阻绝商路的高昌，打败了西突厥，丝绸之路重新畅通以后，中外的经济贸易十分活跃和繁荣。边疆少数民族商人纷纷涌入内地经商，仅回纥族就多达数千人。亚洲各国来唐经商的人也不少，大批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和海道来往于唐朝和中亚、西亚一带，许多城市都有波斯人作生意。他们有的开钱庄，有的卖药材，开酒坊，还有席地设摊卖胡饼的“穷波斯”。波斯人尤其善识珠宝，常以大价购买珠宝之类，一买就是上百万、上千万钱，他们和西域的珠宝商一起操纵了珠宝商业，十分富有，在一些大城市里，还有波斯店，类似今天的银行。当时，长安是主要贸易城市，它既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国际性大都市。还有洛阳、敦煌、凉州、兰州、广州、扬州等地。在唐朝，长安和西方各国的关系远远超过汉代。被称作“丝绸之路”的著名的交通大道，在汉代中国境内只有天山以南的两条道路，到唐代则增加了天山以北由今吉木萨尔、米泉、昌吉、乌苏、伊宁到现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的北道。唐代的海上交通也很发达。海上诸国来唐贸易的船只很多，波斯船、狮子国船（锡兰）、婆罗门船（印度）、交趾船、昆仑船（非洲诸国）、西域船（阿拉伯船）和日本船经常来唐朝。唐朝远航船只也常常活跃于南洋及阿拉伯沿岸。《唐六典》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来往，东罗马帝国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就从位于丝绸之路最西端的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派遣使者把赤玻璃、绿金精等物运送到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
唐政府善于吸取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唐初，为改良马匹品种，曾设立专司马政的机构，并从边疆各地乃至中亚引进大量种马。据《旧唐书·西戎传》载：龟兹于贞观四年（630年），焉眷于贞观六年（632年），疏勒于贞观九年（635年），都曾遣使献名马，于是西域良种马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此外，尚有骨力干马、结骨马、葛逻禄马等，也相继传入内地，大肆进行繁殖。西域等地的优良马种输入内地，使内地马匹品种的改良，有了新的发展，提高了唐代马匹的质量。《新唐书》记载：“既杂胡种，马乃益壮。”陕西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唐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马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西域优良马种对内地的影响，生动地反映了西域突厥和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技术引进之风，贞观后期依然保持着。我国制糖已有悠久历史，至迟在东汉已经懂得用蔗汁熬糖，5世纪末6世纪初南朝齐梁时期，南方已经知道用甘蔗汁生产砂糖，出甘蔗的地方有江东、庐陵和广东，所制砂糖品味都较好，北方还不知道制造砂糖。但即或江东，技术也逊于印度。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摩揭陀国（华氏城）使者到长安，向唐太宗介绍印度砂糖，于是太宗派人到摩揭陀去学习熬糖法，回来后取扬州诸蔗用印度工艺熬制蔗汁，所得砂糖“色味愈西域远甚”。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尼婆罗（尼泊尔）使者向唐太宗赠送菠棱、醉菜、浑提葱等礼物，菠棱就是菠菜，菠菜、醉菜都是由尼泊尔首次输入中国的。胡椒、白豆蔻、郁金香、天竺干姜等植物特产，则是先后从印度、波斯传到中国。还有多种商品如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果品以及动物（狮子、鸵鸟、脱肋兽等）、植物（石榴、胡桃、胡麻等）也由波斯等国输入中国。来唐贸易的客商受到了良好的接待。长安等城市专门设立了招待外商的商馆，给他们提供食宿的方便。对于那些长居内地的外商，允许他们置资产、开店铺，与汉人通婚。外商可以自由往来，还可与边民互市。这种贸易政策的放宽，提高了外商的积极性。
唐政府积极引进，也大力输出。唐朝的先进手工业生产技术广泛地传入中亚各地，绞绢匠、金银匠、画匠等工匠在那里施展技艺，传播友谊。而陶瓷的外销影响更为深广。唐代制瓷工艺已有长足的进步，瓷窑有了大幅度增长，陶瓷制作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瓷器从唐代初期就有为数可观的出口量，到唐代中晚期开始列入外销的大宗货物。这些外销物品，分别从西北陆道和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港扬州、明州和广州运往西亚和波斯湾、亚丁湾、红海各地。瓷器生产在唐代，通常是“南青北白”，南方出青瓷，北方产白瓷。从海道外销的以青瓷为主，由陆路外运的多半是白瓷。伊斯兰世界见到唐朝的精美瓷器是在阿拔斯朝。阿布·法德尔·贝哈基在1059年写成的著作中提到早期中国瓷器运往巴格达的情景，以后代有增加。在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年—809年）执政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哈里发哈仑·拉希德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2000件的中国民用陶器。这在哈里发宫廷中是从未见到过的”。六七世纪间，中国的切脉术和有价值的医书曾传入阿拉伯，对阿拉伯医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唐朝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既有魄力，又慎重有序。开放的魄力和成就已如上述，对外开放中的慎重有序，首先表现在加强对中外贸易的管理。唐朝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互市监”专门掌管海外贸易，诸如验货、定价和抽税等事务。约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前后，唐朝设置了市舶使，进行海上贸易的管理。其次是制定法律条文和具体措施，既从制度上给予方便和保护，同时也有相应的限制，不使其损害唐王朝的利益。如，贞观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国内外任何人不得“越度”出入国境；不得“私相贸易”（即走私），不得“私与禁兵器”（即走私军火），因公出入访的国家使者不得“私有交易”，非“入朝听住”之外国人（即临时来唐访问、经商者）不得娶唐妇女为妻妾；任何人不得“行间谍”之类的违法活动等等。外国人如违犯上述各条，则观其情节轻重，照律予以处罚，使外商来唐置于唐朝法律的约束之下，这样，既有利于经济的开发，又维护了贸易秩序和唐朝国家的利益，促进了唐朝和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伴随着政治的交往、经济的开放，贞观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尤其与中亚、波斯、大食，与南亚天竺诸国，与东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文化交流关系更为密切。交流的内容涉及文化艺术方面的诗词歌赋、书法、音乐、舞蹈等；科技方面的天文、历法、建筑、医学。至于政治制度、宗教、社会习俗乃至饮食、服饰等各个方面，详情前文已作了介绍。
总之，贞观时期一方面摄取、融合了外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新成分，丰富、发展了自己；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输出国外，贡献给世界。引进、输出、融合、创新、兼收并蓄，富于时代精神，构成了贞观朝的开放思想和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这种富有活力和现实性的政策，使大唐王朝逐渐成为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中心，在世界各国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由于贞观君臣的开明、进取精神和励精图治的作风，他们与劳动群众一起，创造了辉煌的“贞观治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大唐王朝的声名远播。贞观朝的一代政风为后世做出了榜样，太宗其人，成了后世封建帝王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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