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掉鳌拜以后，康熙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大展宏图，自由舒展拳脚做一番事业了。除掉鳌拜这一事件让朝中大臣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他心服口服。后人称赞康熙大帝文韬武略、文治武功，天生就是个当皇帝的料，虽夸张了些，但却是极有道理的。年轻的康熙踢开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并为恢复发展生产、消除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扫清了道路，从而开始了清朝历史的新篇章。

    【新君即位】

    清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一，中国人最重视，也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照理说，也应该最喜庆、最热闹，可是清廷的大臣们却敏感地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皇上免去了朝贺大典，甚至连当天理应自己主持的祭祀太庙的仪式都没有出席。

    群臣在春节朝贺皇帝是历朝历代都遵循的旧例，祭祀太庙更是重要仪式，这些可不是小事，皇帝说免就免、说不去就不去了，大臣们疑惑难解，只是不约而同地有了不祥的预兆，这种预兆使他们在这个最应该喜庆的日子里，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初六，皇宫传出谕旨：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并传谕民间，不准炒豆、不准点灯、不准倒垃圾。这两道旨意一下，群臣疑惑尽释，却更加惊惧：赦免罪犯可能有不同的原因，而那三个“不准”，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只能说明一件事：皇上得了天花！而在那个时代，“天花”是死亡的代名词……

    顺治皇帝的确已经病危，皇宫内处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最心痛的那个人，莫过于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但是孝庄始终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伟大女性，她抑制住了一个母亲即将失去唯一的儿子的心痛，她说：福临，我们商量一下，要将皇位传给谁吧……

    史载，初七深夜，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溘然长逝。

    两天后，一个8岁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中，他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后来的康熙大帝。按照常理，顺治当时有四个儿子，选择玄烨，或者因为这个孩子非常出色，或者因为对他有特殊的偏爱。其实都不是，玄烨在即位以前，和其他皇子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要说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他3岁左右的时候出过天花，当时他的父亲正在全心照顾那个心肝宝贝董鄂妃，对这个已经被死神缠住的儿子只说了一句，让他出宫去吧，当心传染给别人。

    所以童年的康熙，没有享受过多少来自父母的爱，父亲基本没有理会他，心思全在董鄂妃身上。母亲爱他，可是清廷的规矩是，皇后和嫔妃生了孩子，都不能放在自己身边养，也就是逢年过节或有什么大典的时候能远远地看一眼。对于康熙来说，他的童年笼罩着天花的阴影，那个令人谈之色变的恶症所引起的恐慌、惊惧以及亲身经历的病痛成了年幼的康熙挥之不去的噩梦。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不幸的经历，使康熙变得早熟而稳重。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康熙，既保持了儿童和少年的天真，也表现出少年英主的锋芒。6岁时，玄烨与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问安。顺治问他们二人的志向，福全的回答是“愿为贤王”，而玄烨的回答则是“愿效法父皇”。

    玄烨小小年纪却有大志，给顺治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最终决定将皇位传给他，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孩子已经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恶性传染病具有终身的免疫力，这才是他登上皇位最有力的砝码，因为这个问题来决定皇位继承人荒唐吗？不荒唐，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并不能切身体会到时人对天花的恐惧。

    顺治也恐惧，因为他本来有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可是竟然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在8岁前就夭折了，主要原因就是天花，更重要的是，他也将死于天花，其时清朝入主中原不足20年，根基未定，自己英年早逝，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纲，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选择具有免疫力的玄烨，这不啻一个明智之举。

    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如果康熙没有得过天花，清朝300年基业会不会改写，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必须承认的是，天花在康熙的脸上留下了终生的麻子，同时也让他登上了金銮宝座，成就了这位千古一帝。

    顺治立下遗诏，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首辅索尼，就是康熙朝的名臣索额图的父亲，他绝对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城府很深，只可惜年纪太大，难以起什么作用；排名第二的苏克萨哈聪明且富辩才，势力很弱野心很大，他跟鳌拜是儿女亲家，非常希望借助鳌拜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偏偏鳌拜不买他的账，与他势同水火；遏必隆则是墙头草、两边倒，一生没什么主见；鳌拜虽名列末位，但他是追随皇太极马上得天下的重要将领，战功显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他相信强人政治，认为只有用高压手段，才能稳定大清江山，他有才能却刚愎自用，由于资格老、军功高，从心里看不起康熙，心想一个小毛孩子会治什么江山。

    康熙即位后，在四大辅臣的精心辅佐下，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日益巩固。不过，四辅臣之间的矛盾却在加剧。个性最强的鳌拜自然处于矛盾的旋涡中，满族人自努尔哈赤起就实行八旗制度，鳌拜属镶黄旗，他不断地为两黄旗（正黄旗、镶黄旗）扩张势力，打压“宿敌”两白旗（正白旗、镶白旗）。

    而四大辅臣中只有苏克萨哈属白旗，鲜明地形成两黄对一白、三比一的局面，这也是鳌拜最终独揽朝政的重要缘由之一。首辅索尼向来厌恶苏克萨哈，又年迈多病，见鳌拜处处针对苏克萨哈，从来不多发一言，颇有纵容之意，遏必隆本就没什么主见，见此情形遂与鳌拜同旗结党。苏克萨哈威望尚浅，也是无可奈何，又退无可退。在四人主政的八年中，鳌拜与苏克萨哈的矛盾不断升级，最后集中在了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上。

    清初圈地时，多尔衮是正白旗之主，他凭借自己大权在握，将冀东肥沃的土地圈给了正白旗，而将保定、河间、涿州等稍差的土地圈给镶黄旗。清康熙五年（1666），鳌拜提出圈地应该按照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应归黄旗所有，因此要求和正白旗换地。鳌拜为了攫取绝对的权力，利用两黄旗与白旗的矛盾，翻出陈年老账，既打击了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又使自己得到了黄旗大臣和旗人的拥戴，可谓一箭双雕。然而如此一来，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换田将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亩土地荒芜，至少一年之内颗粒无收。

    索尼、遏必隆支持鳌拜，苏克萨哈当然坚决反对，当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唯恐引起大骚乱，也都反对换地，这三个人的举动惹恼了鳌拜，他想：你们居然敢在老虎身上拔胡须，我现在还不能拿苏克萨哈怎么办，那先办你们吧。于是上疏强迫康熙下令将三人处斩。康熙虽年幼，也知道鳌拜纯属无理取闹，可是他没有办法，只好默许，这也造成了历史上的一桩千古冤案。

    鳌拜处死三人，随后强行换地。换地事件，从表面上看来，是鳌拜胜了，实际上却未必是好事，因为从此康熙开始对他起了戒心。他在祖母的教诲下早就知道了当年摄政王多尔衮专权给父亲带来的痛苦，为了避免鳌拜成为另一个多尔衮，早熟而有心机的他，开始以退为进，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专心学习治世本领。

    向来看不起康熙的鳌拜却没有丝毫的警醒，此后还多次当着皇帝的面，呵斥大臣，屡次将各地官员的奏折拿回家跟心腹们处理。康熙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时不时地还当着众人的面表扬鳌拜，称其为国之栋梁、大清砥柱。鳌拜听罢更加得意扬扬。

    清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病死，虽然他身为首辅，一直姑息纵容鳌拜，任其坐大，临死前却做了一件令康熙满意的事。这年，康熙已年满14岁。索尼上书请小皇帝亲政，因为这属于遵循旧例，顺治帝就是14岁亲政的。七月，康熙亲政，仍命辅臣佐理政务。

    苏克萨哈看索尼死了，皇帝亲政了，自己和鳌拜斗了这么多年，从没占过上风，于是心灰意冷起来，便上疏请求皇帝解除自己的所有职务，批准自己去河北遵化为先帝守陵。可怜的苏克萨哈连这个愿望都无法实现，他的举动彻底惹怒了鳌拜。这是很明显的事，首辅没了，排名第二的苏克萨哈请辞，那么按理说鳌拜、遏必隆两人也应该卸任，何况皇帝已经亲政了。苏克萨哈触及到了鳌拜的要害，这也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罗织罪名是鳌拜的强项，他为苏克萨哈网罗了用心险恶、图谋不轨、久蓄异志、欺藐幼主等二十四项罪名，建议将其凌迟处死并诛其九族。

    苏克萨哈是不是冤枉的，康熙比谁都清楚，他坚决反对处死苏克萨哈，想保他一命。谁知鳌拜气势汹汹，竟在御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康熙无奈，只得杀了苏克萨哈缓解这种局面。至此，他终于下决心铲除鳌拜。鳌拜在朝堂上公然侵犯他的尊严，是可忍，孰不可忍。康熙已经下定决心铲除鳌拜及其势力。

    苏克萨哈被杀，使鳌拜与康熙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至此，四大辅臣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遏必隆，他对鳌拜唯唯诺诺，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清康熙八年（1669）元旦，鳌拜率诸臣上殿朝贺，身上穿的黄袍，样式和布料与康熙的一模一样，不同的地方，只是帽子上打了个红绒结，而康熙戴的是一颗东珠。此时他已经将其党羽安插到朝廷各个部门，牢牢控制了政局。朝中大小事件，诸臣都先到鳌拜家里商议，然后再通知康熙结果，而对此明显大逆不道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有勇气提出异议。

    有一次，鳌拜装病不上朝，康熙心知肚明，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康熙亲自到府中问候，两人明明已经势同水火，却还得假意客气，鳌拜表示了对皇帝亲自探视的深深惶恐，康熙则表达了对鳌拜生病的无比痛心，一再叮嘱他要好好休息，早日处理朝政，免得自己无所适从。

    按说“探视”到了这一阶段，应该是一出成功的戏，双方退场也就罢了，谁知大内侍卫竟发现鳌拜席下有刀，朝廷的规矩，见皇帝不能带任何凶器，众侍卫马上围拢过来，气氛十分紧张，颇有剑拔弩张之势。谁知康熙轻松一笑：“我们满人马上得天下，带刀是习俗，鳌少保乃满洲第一勇士，刀不离身，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都退下！”随即又对鳌拜叮嘱了一番，也无外是“好好休息、早日为朕分忧”之类的话，就回宫了。

    经过此事，鳌拜就更看不起康熙了，一个小孩子，低眉顺眼的，看起来也没什么见识，他实在是低估了康熙。这时，鳌拜的亲信已经遍布朝廷内外，康熙深知，稍有不慎，就会打草惊蛇，酿成大变，他也知道，遏必隆、杰书等人已被鳌拜吓破了胆，帮不了自己。

    经过长期的考虑，一个周密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酝酿成熟，他陆续将一些忠于自己的人安排在自己的周围，并将一批亲信提拔到要害部门，如提拔索额图为吏部右侍郎，提拔明珠为刑部尚书。渐渐地，一个新的势力集团悄悄地在年轻的皇帝周围形成。随后，康熙帝又派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

    为了最后解决鳌拜，康熙皇帝精心挑选了一批少年侍卫，在宫内整日以“布库”为戏。满族语“布库”意为“摔跤常胜者”，是由满族“骑马打仗”演变而来的。比赛时在地上画出一个圆形角斗区，参赛者分为两个队，每队各二人。比赛时，一人背着另一人。比赛开始后，两队开始互相接近，背上的人相互争斗，设法把对方推出场外或把对方从背上拉下来，以此决定胜负。

    鳌拜进宫奏事，康熙也不让众少年回避，有时还混在其中，玩得兴高采烈，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鳌拜也不以为意，只当是皇帝年少，耽于嬉戏，不务政事，还暗自窃喜，以为“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

    清康熙八年（1669）五月，一天，康熙召集身边练习布库的少年说：“你们跟朕这么久，朕待你们如何？”少年们齐声回答：“皇上待我们恩重如山！”康熙说：“好，很好，朕今天也不怕告诉你们，鳌拜，他是朕的敌人，是大清的罪人，朕恨他入骨，朕要你们替朕铲除他！此事若成，有重赏。”“愿为陛下赴汤蹈火！”康熙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传令鳌拜进宫议事。

    鳌拜入宫后，康熙笑脸迎接：“鳌少保，朕近日与侍卫正练习布库，少保你是满洲第一勇士，摔跤功夫非比寻常，朕让这些侍卫表演一番，劳烦少保指点指点？”鳌拜抚须大笑：“不敢不敢，既然皇上有命，臣就勉为其难了。”眼里却闪过一丝不屑，康熙捕捉到了这个眼神，未置可否。随即一声令下，命少年们开始练习。少年们你背我、我背你，折腾得不亦乐乎，渐渐地围到了鳌拜的身边，鳌拜未加警惕，少年们一拥而上，抱腿的抱腿、拽胳膊的拽胳膊，鳌拜猝不及防，毕竟岁月不饶人，纵然是满洲第一勇士，也只好束手就擒，戏剧性地败在一群少年手下。

    接着，康熙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说明其论罪当斩，但念其屡立战功，是大清开国良将，所以赦其死罪，拘禁终身。这件事，当时法国在清廷的传教士白晋的记载更加生动有趣。据白晋描述，鳌拜被打入天牢后请求觐见康熙，让康熙看他为救清太宗皇太极而留下的伤疤，累累伤痕加上辅佐先皇的功绩，使他保住了性命。不过，也该他命不长久，鳌拜在禁所死去。

    除掉鳌拜以后，康熙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大展宏图，自由舒展拳脚做一番事业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能做出什么事业？看他智擒鳌拜就知道不能小看他，这一招让朝中大臣心服口服，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虽然说不上人人自危，却无不明里暗里地对这个小皇帝表示畏服。后人称赞康熙大帝文韬武略、文治武功，天生就是个当皇帝的料，虽夸张了些，但却是极有道理的。年轻的康熙踢开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并为恢复发展生产、消除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扫清了道路，从而开始了清朝历史的新篇章。

    【南书房的设置】

    像以往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一样，康熙主政之初，最关注的就是一件事——集权。也许有人说，皇帝还需要集权吗？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敢分皇帝的权力？

    有人敢分皇权，这权力还不是他们自己抢的，是皇帝给的。皇帝想专权，又分给别人权力，矛盾吗？不矛盾。皇帝是真龙天子，这是一种奉承话，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龙这种动物。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皇帝除了是皇帝之外，他还是个人，只不过这个人从事了一种非常高贵的职业，就是做皇帝。是人就有累的时候，就有一定的精力，以康熙初年的人口数量为例，当时全国有大约2000万人，2000万聚在一起的视觉效果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去掉那个“万”字，就是让一个人管理几千人，即使不眠不休，也管不过来吧，皇帝也是一样，让他自己管，他也管不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舍不得，也得把权力分一些给别人，让他们帮自己管。

    先看看距离清朝最近的明朝皇帝把权力分给了谁，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是宰相帮他“分忧”，但是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早就觉得相权是他心上的一根刺，于是不动声色地容宰相胡惟庸坐大，然后找个借口一举废除了宰相制，所以“胡惟庸案”并不单纯是一个案件，里面折射的意义非常重大——从春秋时代就有的宰相制消失了。然而聪明如朱元璋却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规律，完全意义上的集权是行不通的，不管你的精力有多么旺盛。于是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又设了内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内阁大臣除了没有宰相的称谓之外，所掌握的权力并不比宰相少，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期还远远大于宰相，从宰相到内阁，绝对意义的换汤不换药。

    明末满族人的后金政权崛起以后，皇太极沿袭明制，也以内阁作为中枢机构，但是称谓不同，叫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虽说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但只负责起草、传达诏令，代批拟旨等。内阁的最高长官是大学士，地位很高但没有实权，实际上只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清朝入关以后，即顺治帝时，才将内三院正式称内阁。康熙即位之初，索尼、鳌拜等四辅臣以恢复祖制为名，又将内阁改为内三院。康熙除掉鳌拜正式亲政后，又恢复了内阁制，并把中央权力一分为三，即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

    先说相比之下历史最悠久的内阁，内阁设大学士四人，满、汉各二人；设协办大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设学士十人，满六人、汉四人。和明朝的内阁比起来，此时的内阁权力是非常小的，不过比起皇太极、顺治时代还是有所提升，因而出现了像纳兰明珠、索额图、徐元文、李光地等在朝中有较大影响的内阁大学士。

    尽管如此，内阁仍然没有什么实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承旨书谕。这一点从一些小事上就可以折射出来，据《康熙起居注》记载，清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江西提督许贞上疏奏请招募水兵1000人到水师。康熙对内阁大学士索额图等人说：“许贞想招募1000水兵，不免费粮又费钱，不久前不是批准尚之孝标下的兵丁到江西各兵营补老弱之数吗，不如将此项兵丁拨给许贞，少了的话，就不用再补了，这样既满足了许贞的要求，又不至于浪费钱粮，你们有什么其他看法吗？”索额图等立刻回答：“皇上所言极是。”

    可见在皇权的绝对支配下，大学士只能明哲保身，而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内阁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系统，它和专制皇权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冲突，和明初内阁一样，清初内阁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皇权得到加强的产物。索额图、明珠等人虽然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被康熙轻轻松松地修理了，用康熙的话说就是：“若等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去之，则尽去之！”很有“挡我者死”的气势。

    接下来说一说议政王大臣会议。清初，中央政权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但还保留着由满族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权力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凡军国大事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皇权受到限制。入关前，皇太极就已经将议政大臣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设八议政大臣……总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顺治年间，汉人范文程、安达礼等也先后受命为议政大臣。这样以皇帝亲信关系，着眼于国事政治需要，逐步代替狭隘的氏族血缘关系，有力地提高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要性，对稳定清初政局、奠定大清朝的统治，非常有帮助。

    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活动及其发展，是离不开各有关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康熙即位之初，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辅政大臣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极大地限制了皇权。康熙亲政后，本想严重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免除后顾之忧，谁知接着又爆发了三藩叛乱，无奈之下，他只好恢复主要由满族亲王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凡令仪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会议之时，理应极其缜密”。不过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康熙知道，过分将大权交给议政王大臣会议肯定会威胁到皇权，并且这些满族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而这也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最不能忍受的。所以平定三藩之乱的后期，康熙逐渐对其加以限制。

    至此，可以看出，表面上，康熙将中央权力一分为三，但是无论内阁还是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具有明确权力意志的康熙皇帝始终将政务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曾明确说过“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并表示内阁大学士等人只是“佐君理事之人”，不得侵犯人主权力，而自己也绝不“以大权授人”，他的这种言论集中体现在南书房的设立上。

    在故宫乾清宫西南隅，有一排不太显眼的房舍，名为“南斋”，通常称为“南书房”。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平凡的小房间，在清政府统治的300年时间里，那些才高八斗的读书人以入值南书房为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这是一种怎样的荣耀啊！而这种荣耀，在康熙年间，达到了极致。

    清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亲自挑选某些经过精审确定的亲信文人入值南书房办事，称“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行走有两个特点：第一，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是清朝采取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士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的政策的具体表现；第二，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学者。康熙选拔南书房行走，或亲自考察，或向他人询问，但绝对谨慎。比如选拔张英时，召他觐见，对答了一番之后，康熙非常欣赏这个人，但还是会再三询问其他人，被询问的人就差说“张英绝对行，不行您砍我的头”了，才批准其入选。选拔王士祯时，康熙问某内阁大学士：“当今世上，博学多才，擅长诗文的人以谁为最？”这个大臣回答说是王士祯。康熙不能确信，很是啰唆地又问了冯溥、陈廷敬、张英等人，大家都那么回答，王士祯才得以入值南书房。即使已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也还要受到康熙帝的“不时咨询”，“突然袭击”，其次数之多，令人防不胜防，那些亲信文人经常被吓得一身冷汗，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熙用人的严格。除了张、王二人，不少清初著名文人学者都入值过南书房，如查慎行、朱彝尊、方苞、沈荃，等等。

    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最初打算设置南书房时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南书房行走的确奉命讲诵经史，考订文章，抄录经典，纂辑讲章诗文。康熙帝为人勤奋好学，在南书房行走的辅助下，阅读了大量经史文学典籍和自然科学书籍，通晓了汉族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君主。

    但实际上，南书房的职责没有这么简单，康熙帝把“特颁诏旨”起草的权力都交给了南书房。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首领，从内密达御前”。南书房行走，是康熙皇帝的近臣，在清廷中的地位尤为显赫。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例如高士奇，“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跟他打听消息的人，连家门前的巷子都挤满了。

    更重要的是，此后，许多重大政务已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改为经由南书房传谕或遵旨起草上谕，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更直接地行使皇权。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曾述及南书房在中央政权中的重要位置：“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清宫南书房林视草。”清人震钧《天咫偶闻》也提到了南书房的重要：“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南书房的设置，分夺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成为康熙帝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是康熙帝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无法回避了：集权是好事吗？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集权未必是一件坏事，中国古代史上，秦朝是最早将集权付诸实践的朝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集权与专制是一对双胞胎，如果权力集中在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手里，那么百姓就要受苦了，天下就要大乱了，比如明朝的大太监刘瑾、魏忠贤以及大臣严嵩等人就是因为大权在握而祸国殃民，在当时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角色。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集权不可怕，关键看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现在的情况是，权力集结在康熙手里，历史告诉我们，康熙是一个好皇帝，他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作威作福、危害百姓，或者选很多秀女，而是用集权去平三藩、统一台湾、反侵略、整顿吏治、治理河工、轻徭薄役等，简单说就是，他用手中的权力开创了一个四海升平的盛世。

    【三藩之乱的平息】

    正在康熙大刀阔斧加强集权的时候，有一个人感到不自在了。事实上，自从鳌拜被除之后，他就明白当今皇上可不是一个好糊弄的小孩子，所以一直忧心忡忡。所谓做贼心虚，便是如此。他拥兵自重，在所辖区域横征暴敛、作恶多端，所以他心虚。

    这个人就是吴三桂，大名鼎鼎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平西王吴三桂。当年，他作为山海关总兵把清兵引入山海关，为清廷立了大功，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除了他，还有两个原本都是明朝将领的人在清兵入关前后相继降清，并得到加封：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仲明，镇守福建。如此看来，这三个人的履历，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降过清，都靠降清得了富贵，得了富贵之后都盘踞一方作威作福。就是耿仲明冤点儿，落了个卖主的骂名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儿子耿继茂袭封后时间不长也追随父亲去了，孙子耿精忠又再次袭封。三王各拥重兵，割据一方，俨然是三个独立王国，号称“三藩”。不管怎样，此刻面对康熙大帝，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人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于是经常暗通款曲，互通声气，以防不测。

    不过，他们的担心也并非多余。康熙虽然年轻，可是他不但早熟，还熟读经史，历史上的藩镇割据对中央的危害他比谁看得都清楚。三王各拥重兵，合起来也有10万兵力，几乎相当于清政府绿营兵（与八旗兵不同，主要由汉人组成）的一半，这样的兵力耗费了大量的中央军费，对于中央集权国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康熙亲政以后，把除三藩作为头等大事提上日程，命人将其刻在宫中柱上，可时常看到，并积极寻找解决三藩问题的有利时机。

    三藩自割据一方后，丝毫不知收敛，吴三桂自恃势重，圈占民田，又借疏河修城之名，搜刮民脂民膏，还私自铸钱。光是敛财也就罢了，他还集结兵马，日日操练，并且明目张胆地铸造兵器。他的儿子吴应熊为额驸，朝政巨细，可以旦夕密报。这样一个人，对康熙而言，只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心腹大患。

    毫无疑问，吴三桂是藩王中实力最大、威胁最大的一个，藩王10万的兵力他有7万。当然耿精忠和尚可喜也好不到哪儿去，耿精忠袭封王爵后，“以税敛暴于闽”，纵使其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银米”。又花点小钱收买一帮地痞流氓，天天在市集上造谣，公开宣扬造反言论。

    至于尚可喜，主攻敛财，广州为对外通商口岸，他在广东命令部属私充盐商，“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虽然没有天天练兵、私铸兵器、散布谣言什么的。可是他有个不孝的儿子，俗称逆子，即尚之信。尚之信趁父亲年老多病，掌握兵权，他和属下一起，作恶多端，草菅人命，罪行累累，俨然取代父亲成了头目，但是他还不甘心，觉得父亲的存在让他不舒服，于是经常在父亲面前拿着刀，恐吓恫吓。尚可喜一看这还了得，自己戎马半生，好不容易才奠定了这个基业，本想老来享几天清福，却出了这么个不孝子，看他整日磨刀霍霍，自己连命都快保不住了，只能再往后退一步了。

    1673年，尚可喜以年事已高为由，向朝廷上书要求回辽东养老，并提出由他的儿子尚之信承袭王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回复尚可喜：“退休可以，袭爵就免了，朕恩准你们全家迁回辽东老家去，这些年背井离乡的也不容易。”尚可喜还没接到圣谕，吴三桂就从吴应熊那里得到了消息，他一看大事不妙，马上修书命人连夜交与耿精忠，商议两人一起奏请撤藩。

    这边康熙刚刚回复了尚可喜的奏折，马上又收到了吴三桂、耿精忠两人撤藩的请求。朝堂上一片争论，吏部侍郎索额图等大部分官员都倾向不答应撤藩。很明显的事，吴、耿两人怎么可能甘心放弃眼前大把的利益，真的回老家养老呢，不过是投石问路而已，傻子都看得出来，一旦朝廷批准撤藩，他们马上就造反。可是国家初定，天下未安，朝廷哪有精力去平反啊，不如“坚决”挽留两人，算是个缓兵之计，来日方长，等朝廷有了足够的实力再作计较。

    康熙却不这样想，他说：“朕阅前史，藩镇久握重兵，迟早都要造反，如今也是一样，撤必反，不撤亦反，何况吴三桂子应熊，耿精忠弟昭忠、聚忠等，都在京师供职，趁此撤藩，他们投鼠忌器，尚不至有变动。”刑部尚书明珠等人表示赞同，康熙就这样决定下来，遂准奏撤藩，派侍郎哲尔旨、学士博达礼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往广东，吏部左侍郎陈一炳往福建，监察各藩撤兵事宜。

    这下吴三桂傻眼了，心想康熙这个小毛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跟他客气他还当起真来，既如此，就闹个鱼死网破，让你见识见识厉害。随后便与几个心腹密议加紧练兵，积极备战。不久，朝廷派来的特使到了，吴三桂接了诏书，一面派手下热情款待特使，一面假装积极地办理交接手续，整顿完毕时，便召军中全部将士到府，不胜凄楚地说：“各位将军随本王征战多年，都立过大功，很是辛苦，本王铭记在心，眼下大局已定，本想与诸位共享富贵安乐，不想朝廷下令撤藩，让本王移镇山海关，此去吉凶未卜，诸位多多保重吧，只怕今日一别，后会无期了。”又不是让他去死，怎么就后会无期了呢？山海关也算是他的老家，更称得上是他发家的地方，乖乖回去安享个晚年不好吗？非要惹出一番事端，弄得生灵涂炭。

    话说诸将领听了吴三桂一番假惺惺的告别之词，纷纷说道：“我等也是随王爷出生入死，才能有今天，王爷的知遇之恩从不敢忘，不知道朝廷为何无故下令撤藩？”

    吴三桂继续假装说道：“圣上的旨意，臣下怎好妄自揣测，不过，古人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总是不错的。本王深悔当年失策，不忿李贼祸国殃民，欲救民于水火，却将清兵引进了关，哎！报应，报应啊！”接着他命家丁抬出许多大箱子，打开箱盖，无数金银珠宝、珍奇古玩，映得满室生辉，吴三桂指着这些东西继续说：“本王得到报应也就是了，可叹诸位为我辛劳多年，我却无以为报，这是本王多年积蓄，各位都取一点，留个纪念，他日本王若有不测，见了这些东西，就当是见了本王吧，也不枉我们相识一场。”说着竟假惺惺地流下泪来。

    语音刚落，吴三桂手下那些将领，马上纷纷表示要永远追随王爷，生生世世，子子孙孙。其实，他们未必不是真心，这些人，据守云南多年，所谓天高皇帝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打家劫舍就打家劫舍，想强抢民女就强抢民女，吴三桂一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非常感激吴三桂的。再说，当年后周大将赵匡胤的手下为其黄袍加身，成就了一代帝王，今日云南有精兵良将，且粮草充裕，未必不能推翻大清，真要到了那个时候，自己都是开国功臣啊，高官厚禄、珠宝美女还怕没有吗？

    吴三桂一看，众人的情绪被煽动得差不多了，马上又拱了一把火：“各位将军千万别这样，钦使已限定行期，不日就要启程，皇命不可违啊！”这时，人群中有人跳出来，大声说：“什么钦使不钦使？我等眼中只有王爷，我们不愿让王爷移镇，他敢强逼？大清的天下，没有王爷能到手吗？皇上这般忘恩负义，我们还尊他作甚！”

    吴三桂大怒：“胡闹，竟敢对皇上不敬，都是我平日教导无方，来人，将此人捆起来与我一起赴京谢罪！”众将士一听他这话，齐声喊道：“请王爷做主子，带领我等一起杀入北京城去！”未等答话，马上就有人出去，过了一会儿，拎了两个钦使的人头进来。

    吴三桂一声长叹：“这是陷我于不义啊！也罢也罢，事到如今，退无可退，只是钦使虽死，巡抚尚在，这该如何是好？”马上又有人出去，不一会儿，拎了云南巡抚朱国治的人头进来，吴三桂见了，痛哭起来：“朱大人，朱大人，本王无意害你，九泉之下，休要怪罪本王啊。”

    果然如康熙所料，吴三桂一接到撤藩的旨意，便首先举兵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兴明讨虏”为口号。且不说那个什么兵马大元帅，光是这个“兴明讨虏”的口号就够令人作呕的，是谁把清兵引入了山海关帮助清朝灭了明王朝啊，是谁连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到了缅甸还不放过，自动请命去斩草除根，一点情面也不留啊。这个人就是吴三桂，他兴兵之前居然还去朱由榔的坟前拜祭，失声痛哭，这已经不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就能解释的行为了，想必朱由榔在地下也气得咬牙，恨不得变成厉鬼向吴三桂索命。

    做了各种舆论和军事上的准备后，吴三桂于第二年年初派兵进攻湖南，迅速占领贵州、湖南、四川等省。不久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起兵叛乱。清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尚之信也在广东起兵响应。许多汉族提督也纷纷竖起叛旗，响应叛乱。短短两年的时间，战火遍及滇、黔、闽、粤、桂、湘、鄂、川、陕等省，叛军的气势锐不可当。

    吴三桂发动叛乱之初，叛军连战连捷，清廷官员慌了，内部产生了分歧，尤其是索额图，他一再联络大部分官员在朝堂上上奏，提出与吴三桂和解，甚至不惜“裂土罢兵”，只有明珠等少数官员提出应与叛军一决胜负。康熙起初不动声色，向主张和解的大臣问道：“两军已经交战，依众卿家所言，如何与吴贼和解呢？”索额图等人以为圣上有意答应，马上回答：“这个好办，就说是逆臣出撤藩之下策，将主张撤藩之人统统杀掉，允诺吴三桂世守云南，战事必能结束。”康熙点了点头：“哦。”明珠却恨得牙齿痒痒，他与索额图向来不睦，两人斗得像乌眼鸡似的，眼见索额图想借机置自己于死地，皇上似乎有意答应，情急之下，只得向康熙进言：“皇上……”康熙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话，又转头问索额图：“索卿家，依你所言，主张撤藩之人都要杀掉，朕记得，朕是头一个主张撤藩的，你要把朕杀了去跟吴三桂谈吗？”此言一出，不只索额图，主和的大臣们全都跪下了，嘴里不停地喊着：“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康熙令他们起身，义正词严地说：“朕知道你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三藩一日不除，国家一日不宁，朕要告诉你们，三藩，朕撤定了！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日后，谁再提起议和之事，格杀勿论！”随后命人处决留京为人质的吴三桂长子吴应雄和孙子吴世霖，以表示平叛决心。

    消息传到云南，吴三桂哭了，结合前面的内容，吴三桂哭了很多次了，恐怕独独这一次才是真心实意地伤心。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来丧子，他这个年纪，母亲早就不在了，妻子要多少有多少，独独对这个儿子是打心眼儿里疼啊，听说吴应熊的死讯后，他老泪纵横，发誓要为儿子报仇。话又说回来了，你儿子当初留在北京做驸马就是当人质的，你知道你起兵他肯定得死，这不咎由自取吗？

    但是，也没时间伤心了，因为紧接着康熙调集军队重点进攻吴三桂的叛军，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他看出来三藩之中，属吴三桂野心最大，反叛之心早已有之。耿精忠虽常有造反言论，也不过是过过嘴瘾，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响应吴三桂也是迫于形势，至于尚之信更是没脑子，眼见天下大乱，也想凑上去分一杯羹，还是想占点便宜。果然，耿、尚二人轻易就被招降了。

    对西北，康熙先以优势兵力击败陕西的王辅臣，又恢复其官爵，稳定了西北局势。至此，清军免除了“三边动摇，势难猝定”的后顾之忧。吴三桂彻底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吴军也已经没了刚刚造反时的锐气，士气逐渐低迷。

    清康熙十七年（1678），74岁的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此时吴军已经连吃了无数败仗，所占城池越来越少，勉强支撑，吴三桂以如此高龄，还是执意爬上宝座，想过过皇帝瘾。不过，几个月之后，被无数汉人唾弃又被满族人瞧不起的吴三桂在担惊受怕中一命呜呼了。

    吴三桂死了以后，吴军人心涣散，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迅速土崩瓦解，败退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顽固抵抗，拒不投降，估计是知道投降了也是个死。清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军攻下昆明城。吴世璠自杀。至此，前后历时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遂告平定。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叛战争中，康熙运筹帷幄，消灭了危害极大的割据势力，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说，当年智擒鳌拜威慑了朝廷官员，那么平定三藩之乱，则让他威慑了天下。

    【统一台湾】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再次将台湾问题提上了日程，说起台湾问题，还要往前再推十年，当初顺治帝刚刚去世，受封为南明延平郡王的明末将领郑芝龙之子郑成功，率明军退守金门、厦门一带，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同时，为了建立稳固的抗清根据地，他趁着清廷国丧暂停用兵的机会，经过8个多月的战斗，赶走了盘踞在台湾作威作福、鱼肉中国百姓俗称“红毛鬼子”的荷兰侵略者，被强占了30多年的台湾重归祖国，郑成功由此名垂青史，成为民族英雄。

    话说郑成功带军进驻台湾之后，开始按照大陆典制设置府县，任命官吏，又大力提倡垦荒，安抚百姓，发展经济，等等。不久，郑成功积劳成疾，入台湾不到一年就一病不起。虽说病得不轻，看当时情形，一时半刻却也不致有生命危险，可是为什么很快就病逝了呢？因为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丑事，使郑成功十分气愤，由此病上加病，遂不久于人世。

    这个人就是郑成功常年被外派在厦门和金门的大儿子郑经，他做了什么丑事呢？他勾搭上了自己的奶妈，两人居然还生了个儿子，郑经彻底冷落了自己的原配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唐显悦气不过，给郑成功写了一封气势汹汹的信：“人有八母（中国古代的父母子女关系认为人可能有八母，即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母生子，却没听说你给什么惩罚，如此治家不严，你怎么复明？”

    郑成功读了信，怒火攻心，险些没晕过去，如此丑闻，令自己名誉扫地，虽然唐显悦用词夸张了些，你能说人家说得不对吗？于是马上派人打算去把郑经和他的奶妈，连同郑经的生母董氏全部杀掉。不过郑经的部属听说王爷被气得病上加病，怕是不能好转了，便抗命不从，扣押了来人，想在郑经继任王位后得些好处。

    果然没过几天，郑成功就连病带气地离开了人世。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想继任兄位，便宣布由他主持台湾军政事务。郑经闻讯，立即在厦门举行了袭任父职——延平郡王的典礼，同时下令整顿兵马，并以延平郡王的身份，巡视澎湖等各岛，撤换郑世袭的人。然后带着精兵开赴台湾，软硬兼施，迫使郑世袭还政，至清康熙二年（1663）夏，基本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郑成功死后，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渐趋平息，人心思定，郑氏政权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朝气。清政府碍于当时政局不稳，三藩未平，并无意诉诸武力解决这个问题，屡次派人去台湾和谈，许以各种优待条件，非常诚恳地希望招抚郑经。郑经也提出了条件，他想让台湾像朝鲜那样成为清朝的属国，要求按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岛上居民仍着大明服饰。

    清廷虽然不希望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也一直坚持着原则：台湾不能跟朝鲜比。

    清康熙五年（1666）四月，清廷首次以武力进攻台湾。清军水师自铜山出发，不料至清水洋面时遇上了台风，众多船只倾覆，只好调棹退回。郑经得知清军出师未果，且清朝水师力量十分薄弱，更加得意起来，态度也非常强硬，在以后的谈判中，更加明白无误地提出：“台湾远在海外……除非如先前所议，许照朝鲜例，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各不相犯。”双方谈判随即陷入僵局。

    两年后，康熙帝清除了权臣鳌拜，亲自主持朝政，依然非常重视台湾问题，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到福州，与福建军政长官一起商议招抚郑经的办法，并批准擅长辞令的兴化知府慕天颜到台湾。慕天颜肩负重要使命，携皇帝诏书及明珠给郑经的信件到达台湾延平郡王府，郑经表面上很客气，但当慕天颜要他接诏书时，他就把脸拉长了：“台湾可不在清廷本土之内，本王也不是清廷臣下，恕我不能接旨。”明珠的信，他倒是看了，不过对那些劝告的话很是不屑一顾，慕天颜柔中有刚地敲打了他几句之后，郑经反而更加振振有词：“两岸已经三四年没有打仗了，如果一直相安无事，这样下去不是很好吗？本王已经说过，招抚也不是不可以，但仿效朝鲜的条件绝对不能变。慕大人也不要吓唬本王，据我所知，大清的水师实在是……”也不说完，只是诡异一笑。

    就这样持续了十天，双方谁也不肯让步，谈判只好再一次宣告破裂。就当时实力而论，清王朝占有绝对的优势，台湾当时已经构不成威胁，只是彼时康熙忙着平定三藩，顾不上郑经这边。

    清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了，郑经势力虽弱，却是非常受欢迎的一股势力。吴三桂、耿精忠纷纷联合郑经，约他响应。郑经连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了，还口出狂言：“我师枕戈待旦，欲向中原而共逐鹿，光复旧业！”

    次年，郑经亲率大将冯锡范等渡海西征，直取福建。其时，耿精忠正在闽北与清军摆开战场厮杀，听闻郑经出兵，正高兴不已时，郑经却乘虚而入，夺了自己的地盘，耿精忠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赶紧派人前去交涉要求归还，郑经当然不会放弃到口的肥肉，于是双方反目成仇了。

    耿精忠前有清军进攻，后方又为郑经所占，进退无门，在清军的包围下投降了。康熙马上命他与康亲王杰书合兵一处，攻打郑经，郑经抵挡不住，高兴没几天，又退回了金门和厦门。

    这时，清军为求东南沿海安宁，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杰书在未奏请皇帝的情况下，不提削发、登岸，只要求郑经退出金门、厦门，撤回台湾，双方停战。谁知郑经看天下大乱，说什么也想再得点好处，居然要清廷让出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个府，以及福建沿海诸岛，还得提供军饷才能罢兵。杰书看了这些条件，哭笑不得，这下他可做不了主了，只有向上级汇报，康熙给杰书的回复倒是很简单，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别搭理他。

    康熙是单纯地生气才这么说吗？当然不是，跟郑经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他也知道对手是什么人了，这个人拥兵自重，得寸进尺，以为大清的水兵永远攻不到台湾，以为台湾是最安全的地方，好，那就让他先得意几天，看他能逍遥到什么时候。

    康熙帝遂于三藩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百忙之中，亲自遴选人才，擢升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杨捷为福建水陆提督总兵官，命令他们采取各种措施分化招抚郑经的部属，削弱其力量，为最终统一台湾奠定基础。

    姚启圣等人领旨后，马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条件优厚，郑氏集团本就有许多人家乡在大陆，思乡情切，早就厌倦了这种对峙，又见清政府待遇如此优厚，纷纷归降，郑经的势力就此受到严重削弱。清军趁机进攻盘踞在厦门等地的郑军，郑经只得带人逃回台湾。这郑经接连被清军打败，锐气受挫，开始忧郁起来，整日借酒消愁，同时酒色两不误，酒能伐性，色足戕身，乃警世名言。果然才一两年，郑经渐渐体力不支，终日头晕目眩，一天比一天严重。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郑经病逝，大将冯锡范拥其次子郑克塽当了延平郡王，自己掌握了大权。是年，三藩之乱平息，清政府后顾无忧，康熙也想赶紧结束跟郑氏的拉锯战，福建总督姚启圣和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力荐施琅为主帅，统一台湾。这个提议遭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强烈反对，包括康熙也认为非常荒谬。施琅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这么不受待见呢？说到这里，一定要详细地介绍一下施琅，因为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施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人，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方集镇。施琅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穷，长大了（17岁）以后，希望改善生活，就开始做贼，后来追随黄道周（南明礼部尚书）跟清兵打过仗。再往后，跟随郑成功征战，本来两人处得还不错，谁知有一次，施琅的一个亲兵犯了法，本不致死，施琅却一怒之下杀了这个亲兵。郑成功认为施琅随意杀人，目无王法，便起了杀心，施琅预先得到消息，就溜了，谁知郑成功一点也不念旧情，马上就杀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

    施琅发誓为家人报仇，于是投降了清朝，与郑成功对抗，并得到重用，由于善于海上作战，于1662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上任后，极力主张迅速出兵台湾，以免“养痈为患”。不想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认为“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不理会施琅的建议，还撤了他的职。

    这一次，李光地等人再次举荐施琅，就是因为了解他的才能也知道他的决心，但是其他人不了解，他们认为，施琅虽然跟郑成功有杀父之仇，但他毕竟是郑的部属，何况郑成功现在已经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而施琅与郑氏内部的一些重要人物渊源甚深，万一让他带兵出征，真的耍什么花招，大清的水师在海上有什么意外，可能会有去无回。

    双方各说各的理，康熙迟迟不能下决心，这个时候，李光地起了关键作用，他想到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办法，不仅特别，还非常危险，那就是用性命担保，用谁的性命呢？用他自己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不但用了自己的，还拉上了他老家福建安溪的李氏全族。他先去了信通知，觉得太耽误时间，没有跟族长商议，就跟康熙说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君无戏言，你对君也不能有戏言，施琅打不下台湾，李氏全族就要陪葬。康熙被震撼了，下诏派施琅复任福建水师提督，领兵去平台湾，并叮嘱他：“李爱卿以全族性命保你出师必捷，朕不怀疑你对大清的忠心。但朕也知道郑氏与你有杀父之仇，但此战关系重大，将军切不可意气用事、冲动行事、负朕所托。”

    施琅受命后到了福建，“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正当施琅紧锣密鼓地备战时，朝中又生枝节，一天夜里，彗星出现了，彗星本是个好听的名字，可是它在民间还有个俗称，叫“扫帚星”，在天文知识远远没有普及的当时，人们认为这颗星星的出现意味着灾难即将来临，本就不赞成进攻台湾的大臣们趁机发难，上书称“彗星出现，宜暂停进剿台湾”，认为施琅一定会顾念旧主，叛离大清。

    面对这种诽谤，施琅顶风而上，他也上书，不过不是请辞，而是要求皇上给予他全权指挥的权力，以便相机行事，确保胜利。他的奏折写得很是恳切，他说，老臣今年60多岁了，但是血气未衰，还能为朝廷效力，多年以来一直对大清忠心耿耿，对皇上也绝无二心，请圣上明断，则是万民之幸了。康熙不愧为一代明君，胸怀宽广，他用人不疑，力排众议，支持施琅对其信任有加。施琅安下心来，准备放手一搏。

    大战在即，康熙还是保留一丝和平统一的希望，派人招抚郑克塽，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郑克塽还是像他父亲一样执迷不悟，坚持要像朝鲜一样作为清廷的属国存在。当初，三藩未平，国内动荡的情况下，康熙都没有答应这个要求，如今更不会答应。谈不拢，那就打吧。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五月，施琅做好了跨海东征的一切准备，决定在澎湖与郑军决战，力求全歼其主力。六月二十二日清晨，澎湖决战展开，施琅亲率56只船冲锋在前，郑军主将刘国轩令各船出港迎战。施琅先发制人，突发火箭，又将火船放出，郑军船只接连起火，士卒纷纷跳水逃生。清军趁势杀入郑军阵，由于清军船只特别高大，而郑军船只体小，又年久失修，故被撞翻、撞坏大半。

    激战至午后，郑军渐渐不支，刘国轩见大势已去，带着仅存的30条船逃回台湾。二十六日，康熙帝降旨嘉奖，有大臣奏请宜将剩勇追穷寇，一鼓作气杀入台湾岛。康熙说：“此举不妥，澎湖一战，郑军精锐已失，已经没有再战的实力，再作招抚，郑氏一定不会拒绝。若以武力攻取，徒伤生灵。”

    果然，郑氏集团顺应大势，接受清廷的招抚条件，派人至施琅军中，递交降表及台湾地图、户籍册。而施琅不只英勇善战，也遵守了对康熙的承诺，始终没有徇私，对郑克塽等人礼遇有加，经过几个月的交接、沟通，清政府彻底统一了台湾。

    台湾和平统一的喜讯奏报北京，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喜不自胜，提笔作《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七律一首，以记此极富历史意义的盛事：

    万里扶桑早挂弓，

    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

    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

    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

    耕凿从今九壤同。

    鉴于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佐护、东南之保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康熙根据施琅的奏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驻扎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分作水陆八营。此后，台湾处于全国政权的统辖下，对清政府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有十分积极重要的作用。

    【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条约》】

    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对清政府来说是巨大的胜利和收获，但是康熙帝并没有因此高枕无忧。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外患——北方边界不时有狼群来回转悠，不仅转悠，还多次攻击那里的居民，弄得百姓不得安宁，地方官频频向皇帝求救。这群狼，就是当时的沙皇俄国。

    沙俄的前身是位于东欧平原上的一块弹丸之地——莫斯科公国，历史上曾被蒙古人征服并统治达200年，直至15世纪才独立。拜占庭帝国土崩瓦解后，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的继承者，这群莫斯科大公们学会了对内专制和对外扩张，“莫斯科——第三罗马”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嚣尘上。建立像蒙古帝国那样横跨欧亚的帝国，让整个世界都处在莫斯科教堂金顶的照耀下，成了历代沙皇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一般都用很直接的手段——抢。

    17世纪初，俄国人盯上了先后被明王朝和清朝统治的中国，沙俄扩张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拿河流域，并建立雅库次克城，作为南下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从此，它便不断地派遣武装人员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像一切侵略者都做的那样，这群披着人皮的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居住在边境的人民苦不堪言，但当时正值明朝末期，腐朽的明王朝正被强悍的后金政权和农民起义军逼得节节败退，政府又怎么顾得了边界上的骚动呢。

    明崇祯十六年（1643）夏，沙俄驻雅库次克城的头子戈洛文派他的爪牙波雅科夫带着100多人，沿勒拿河下行，又准备烧杀掳掠。他们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领土，到达精奇哩江（今吉雅河）中游达斡尔头人多普蒂乌尔的辖地后，不仅抢劫，还灭绝人性地杀人、吃人，黑龙江地区的百姓满怀恐惧地称它们为“吃人恶魔”。

    次年夏初，精奇哩江解冻后，这伙强盗又闯到了我国东北部最大的内河黑龙江，沿途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阻击，波雅科夫带着剩下的几个“吃人恶魔”逃回了雅库次克。由于回去时的狼狈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他只好厚着脸皮地向他的主子们吹牛：“只要派给我300人，修上3个堡寨，我就能征服黑龙江。”沙俄当局对波雅科夫的计划非常重视，不过大概是碍于他被打退的前科，没有给他发挥的机会。

    清顺治六年（1649），雅库次克的头子又派他的喽啰哈巴罗夫领着70个强盗从雅库次克出发，年底入侵黑龙江，强占我国达斡尔头人拉夫凯的辖区，其中包括达斡尔头人阿尔巴亚的驻地雅克萨城寨（今黑龙江左岸阿尔巴金诺），遭到当地人民的奋力抵抗，抢劫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哈巴罗夫将抢劫指挥权交给他的副手，自己回雅库次克求援。并于次年夏末，带来了138个亡命之徒，携3门火炮和一些枪支弹药，再次侵入黑龙江，强占雅克萨城，掳掠妇女，杀人放火。顺治帝几次派兵围剿，也取得过不同程度的胜利，却始终没有办法彻底赶走这些洋鬼子。自此，这些强盗以雅克萨城为据点，使黑龙江沿岸的老百姓再无宁日。

    俄国人难以被彻底赶出去，主要是因为他们占据了雅克萨这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城池。雅克萨，满族语为河湾之意，位于黑龙江上游与讷穆尔河汇流的弯曲之处。俄国强盗从此地向东可以通向黑龙江下游，便于抢劫，向西则可以渡过石勒喀河，逃到尼布楚（今俄国涅尓琴斯克），向北穿过外兴安岭可以窜回他们的老巢雅库次克，向南一可通额尔古纳河，一可通嫩江，可谓四通八达，交通便利，进可以打劫、退可以逃窜，所以这些俄国人牢牢占据着雅克萨，像叼着一块到口的骨头，打死也不松口。

    俄国人强占了这块地方之后，同时进行三件事，第一就是做他们的老本行——抢劫；第二，假惺惺地派人跟清政府谈判，为各种丑恶行为赢得时间；第三，他们以雅克萨城为据点，又建立了结雅斯克堡、西林穆宾斯克堡、多伦斯克堡以及额尔古纳堡。

    强盗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清政府也着急，康熙更忧虑，可是当时实在没有时间理会他们。清康熙十九年（1680），沙俄公然将尼布楚变为西伯利亚一个督军区，三年以后又在雅克萨成立了督军区，并加固工事，派兵驻守，还成立农庄。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便派理藩院侍郎明爱等向占据雅克萨的俄国军官提出退还侵略所占的地方，同时，多方派人调查雅克萨的俄军防务。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到五月，康熙帝进行第二次东巡，“巡视边疆，远览形胜”，一直到了宁古塔将军所在地大乌喇（今吉林永吉），康熙兴之所至，与亲随泛舟松花江，并检阅当地驻军。回到北京后，康熙于当年秋天下令派副都统郎坦、公彭春率兵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城下，侦察地形，同时详细考察黑龙江城（瑷珲）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额苏里通宁古塔的陆路。

    郎坦等人非常尽责，侦察得非常仔细，回北京以后跟康熙报告说，雅克萨城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发兵三千一定会攻下来，建议立即出兵。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根据后来的情况来看，雅克萨并不难攻，但是康熙否决了这个提议，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聪明的皇帝，更加能够总揽全局，赶走俄国人顺治帝也做过，问题是赶走了以后，那些人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强盗们驻在雅克萨，打了败仗之后，无论向西、向南还是向北都能逃得出去，找个地方窝几天就能再杀回来。清军不一样，当时清军在黑龙江的守军十分薄弱，朝廷派兵过去剿俄国人，打胜了就返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去了，近一点的回吉林，远一点的可能还回北京。这样的情况下，强盗们再横行的话，清政府不能不管吧，就还得重新调兵、重新攻打，这一切非常地折腾。

    康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深知“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所以准备一劳永逸，将俄国人永远地赶出去，随后，他继续调兵、运粮、设驿站等，再三强调大清朝要“永戍黑龙江”，就这样经过了几年的准备，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清军打响了雅克萨之战。清朝领兵大将都统公彭春率3000名清军分水陆两路夹营而立，并准备了神威大将军炮等火器。不到一天的时间，雅克萨城里的俄国人就被打得呼天抢地、狼嚎鬼哭，守城的强盗头子很快就出城投降了。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的绝对性胜利而告终，但可能是因为当时清军兵力不足，无力守雅克萨，所以他们只能将雅克萨城付之一炬，然后撤到瑷珲。事情还没完，沙俄漫长的抢劫史告诉我们，强盗不可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不当强盗了。果然，第二年俄军又在布尔巴津率领下返回到雅克萨，重新筑城，并备足了两年的粮食，看来是准备死扛到底了。

    康熙帝命清军将领萨布素统领乌喇宁古塔守兵2400余人飞速赶往雅克萨，并调熟悉地形的副都统郎坦及班达尔善、马喇参赞军务。清军采取“凿壕筑垒，四面包围”的战略战术。城里的800多个俄军负隅顽抗，屡次突围，都不能成功，连头子布尔巴津都被毙了。不过余下的还是不肯投降——粮食多嘛。俄国人就这样被清军围了五个多月，只剩下六十几个人，这时候他们的大头目沙皇扛不住了。于是派使者星夜兼程赶到北京向康熙“乞撤雅克萨之围”，并愿意详谈边界问题。康熙于是传令萨布素等人撤围，并允许剩下的侵略者撤往尼布楚，这就是第二次雅克萨之战。

    雅克萨反击战结束后，双方开始将谈判提上日程。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一月，沙皇任命戈洛文为对清谈判大师团全权大使，率使团来华，并于第二年八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从时间上看起来，这个速度有点慢，为什么呢？因为戈洛文看反正清廷已经从雅克萨撤兵了，就不着急谈判了。当然他也没闲着抓时间搞了点儿小动作，想为他的上级争取点儿利益。他煽动喀尔喀蒙古首领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脱离清朝，臣服于俄国。土谢图汗等人坚决拒绝，戈洛文于是派俄军去喀尔喀蒙古抢劫，俄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戈洛文的阴谋未能得逞。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康熙派内阁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等人组成谈判使团取道蒙古与俄国使团进行谈判，六月，索额图一行行至蒙古，不料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俄国人的唆使下，大举入侵喀尔喀蒙古，迫使土谢图汗等首领归顺俄国，土谢图汗力不能敌却也不愿意顺从，于是和哲布尊丹巴率10万蒙古族人南归，要求清政府给予保护。清使团道路受阻，只得返回北京。第二年四月，索额图等人再次起程，谈判地点定在了尼布楚。

    六月中旬，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等了半个多月，戈洛文也没有来，俄国方面还反咬一口，强烈指责中国使团，内容千奇百怪。举几个例子，先说中国使团带了军队来谈判，违反了国际法，又信口雌黄，说中国人途经雅克萨时杀了两个俄国人，最后没什么好说的了，只好提出中国使团的驻地不能离尼布楚城太近，应该退往额尔古纳河河口。大概他们也觉得自己没什么道理，所以被索额图以理驳斥之后，就不出声了。

    七月，戈洛文终于带使团到了尼布楚城，双方举行第一轮会谈，态度都很强硬，尤其是索额图，他几次站起来拍桌子，意思你愿意谈就谈不愿意谈拉倒。为什么这么火大呢，问题当然在戈洛文身上，他一开始就很厚颜无耻地说，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中国军队突然派兵“侵犯”“俄国领土”，制造了不少流血事件，影响十分恶劣，所以清政府为了表示谈判诚意，必须答应赔偿俄国的“一切损失”，并严惩相关人员！

    索额图对此很生气，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压住了自己的怒气，一条一条地批判戈洛文的无稽之谈，最关键的是，他拿出了证据。之后，他耐着性子告诉了俄国人最基本的道理：中国使团是为争取和平才来的，只谈边界划分。我们死了那么多百姓，那么多无辜的人，都是你们挑起来的，但是事到如今，和平最重要，过去的事就不谈了，也不要求你们赔偿，但是你们得有谈判的诚意。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戈洛文等人也已经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了，不像刚开始那么不可一世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双方开始据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戈洛文提出第一个方案：“以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一直到海为两国边界。阿穆尔河左岸属俄国，右岸属大清帝国。”索额图断然拒绝了这个荒谬的方案，指出：里雅那河（即勒拿河）原系中国疆界，黑龙江流域的贝加尔湖以东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而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中俄国界。

    双方陷入僵局，正当中国使团担心谈判落空、徒劳无功的时候，尼布楚当地的各族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抗俄斗争。形势的突变，戈洛文不得不改变策略，提出俄军撤出雅克萨的划界方案，谈判才得以继续。

    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两国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内容为：

    1援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国。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2援雅克萨地方属于中国，拆毁雅克萨城，俄国人迁回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则捕拿问罪。十数人以上集体越境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

    3援此约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4援双方在对方国家的侨民“悉听如旧”。

    5援两国人带有往来文票（护照）的，允许其边境贸易。

    6援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索额图对此条约的订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人。在中俄谈判中担任译员的耶稣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升在日记中记载，谈判前，他曾跟索额图打赌，如果谈判成功，索额图愿意输一匹骏马；如果谈判破裂，徐日升输给索额图一台座钟。打赌当然只是个玩笑，不过大家谈兴正浓的时候，索额图却陷入了沉思，许久才说：“我倒是很乐意输，因为不过是输掉一匹马，所赢得的却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和平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它遏止了俄国向东方的侵略扩张，为我国东北边疆赢得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宁。康熙当时对此谈判结果也非常满意，至此，清政府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外患，向盛世又迈进了一大步。

    【平噶尔丹叛乱】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换取了中俄边界100多年的安定，两国能够顺利签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清政府在领土上做了很大让步，把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这也是康熙受到后人指责的原因。两次雅克萨之战中，俄国明明居于下风，为什么康熙还要让给他们土地呢？因为当时清政府不只有俄国这一外患，还有很严重的内忧，这个内忧，就是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

    明朝末年，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3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游牧于天山以北一带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厄鲁特又称卫拉特，又分为4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

    清朝入关以后，漠南蒙古诸部均归于清朝统治。漠北喀尔喀诸部和天山以北的厄鲁特蒙古向清朝进贡，均被称为“朝贡之国”。后来，准噶尔部在伊犁地区兴起，势力逐渐增强，成为厄鲁特蒙古的霸主，先后兼并了和硕部及土尔扈特部的牧地，迫使和硕特人迁居青海、土尔扈特人转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杜尔伯特部则依附于准噶尔部，随后，准噶尔部又向北扩张。

    上文曾提到，在第二次雅克萨战之后和《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就是俄国使团全权大使戈洛文不想谈判，怂恿喀尔喀诸部归顺沙俄。结果，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人坚决拒绝了戈洛文，戈洛文恼羞成怒，派俄军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军民义愤填膺，奋力回击，打得戈洛文像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城。但他并不甘心，于是与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暗通款曲，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

    噶尔丹早就想征服中原，彪炳史册。此时，他见时机成熟，终于在戈洛文等人的唆使下，率兵进攻喀尔喀蒙古，与土谢图汗等喀尔喀4部大战三天，结果喀尔喀蒙古大败，“溃卒步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中国使团索额图等人就是因为这次大战道路阻塞，才无法取道与戈洛文谈判，只得返回京师，第二年出发。

    深谋远虑的康熙看到了噶尔丹的威胁，在内外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在《尼布楚条约》中让给俄国一大片土地，使其放弃对噶尔丹的支持。

    话说喀尔喀蒙古大败之下，逃往内地，向康熙请求支援。康熙派尚书阿尔尼带兵接应喀尔喀蒙古，重点监视噶尔丹的动向，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坚决不能开战。这阿尔尼也是个好大喜功之人，他与喀尔喀蒙古兵合一处后，尾随噶尔丹至乌尔会河时，将康熙的命令置诸脑后，不顾部将的极力劝阻，执意向噶尔丹开战。

    阿尔尼只考虑到清军人多势众，却没有想到另一个问题：战争不是打群架，人多就赢。

    果然，没有任何悬念，清兵被打得落花流水。噶尔丹看到清军不堪一击，继续南下。康熙派裕亲王福全为左路军，恭亲王常宁为右路军，征讨噶尔丹。右路军与噶尔丹在乌珠穆沁相遇，清兵再次惨败，噶尔丹乘胜长驱直入，南下直捣离北京仅有350千米的乌兰布统草原，中外震动，京师戒严。

    康熙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命康亲王杰书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防，截断噶尔丹返回新疆的退路；命福全、常宁等部迅速向乌兰布统集结，同时令盛京（今辽宁沈阳）将军、吉林（今吉林市）将军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二十日，康熙抵达波罗和屯（今河北隆化县），坐镇指挥，福全挥师10万，向吐力根河（滦河的上源）进军。

    随后，福全带兵在吐力根河南岸扎营，准备与噶尔丹决一死战。噶尔丹也早已摆好了“驼城”迎战，什么是“驼城”呢，顾名思义，就是用骆驼筑成的城堡。噶尔丹抢先选择依山临水又靠近树林的地方，接着把担负运输任务的一万多峰骆驼环列于阵前，让它们就地卧倒，将其四蹄捆绑在一起，动弹不得，由此构成一道以骆驼组成的东西长数十里的围栏。为了使这道围栏更坚固，噶尔丹命令把一切木箱和车马鞍具，统统绑到骆驼背上，再把所有的毛毡、毛毯、羊皮之类的东西用水浸透，一层一层地蒙在骆驼身上，构成一道坚固而奇特的驼阵工事。然后派火枪手和弓箭手，隐蔽在骆驼身后。

    “驼城”又称“骆驼阵”，很是坚固，难以攻克，当年蒙古人攻打宋朝时候，曾通过这个办法取胜。噶尔丹在这次乌兰布统会战中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战场上的火器时代已经来临。游牧骑兵由于缺乏农耕文明那样制造研究火器的能力，优势迅速丧失。在火炮面前发动冲锋的蒙古骑兵和他们自以为坚固无比的“骆驼阵”，注定要以悲剧收场。而清军取得乌兰布统之战的胜利，火器起了关键性作用。

    战争中，蒙古人伏在骆驼工事里面发铳放箭，又备下大量钩钜之类的兵器，准备等清军逼近时，斩断他们的马腿。清军采用重点突破的战术，把所有火器调集阵前，架起大炮猛轰“驼城”的中部，从下午打到黄昏，终于轰出一个缺口，“驼城”血肉横飞，被炸为两段，首尾不能相顾，全线崩溃。紧接着清军的骑兵和步兵就冲了上来，噶尔丹的军队大败。清军也是死伤枕藉，连康熙的舅舅大将军佟国纲也战死了。

    噶尔丹被火炮的威力震惊得久久不能回神，溃败之后，噶尔丹马上意识到，乌兰布统尚未被清军包围，后退逃遁是可能的，但他担心一旦离开阵地就会遭到清军的围追堵截。逃跑很危险，而自古以来，战败一方如果不能逃跑，要么宁死不屈，要么议和，直接点说，就是投降。噶尔丹还没有完全绝望，他不想死，所以派使者前去讲和。他的讲和却不是为了投降，是一个缓兵之计，冀图用讲和稳住清军，以便乘机逃脱。

    按理说，清军统帅福全等人虽然没有跟噶尔丹打过几次交道，但从他一路东征，杀敌无数的战果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野心，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轻易就讲和了呢？明摆着是缓兵之计嘛！可是这些人却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噶尔丹的撤军要求，并令诸军停止进攻。福全也意欲借和谈之名，尽力延缓噶尔丹的撤军，以便给盛京、乌喇、科尔沁诸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可是，他过于把延缓噶尔丹撤退的希望寄托于和谈，而没有做好防范噶尔丹突围的军事部署，没有严令各军沿途随时准备拦截准噶尔军，导致噶尔丹在谈判当夜，便率部迅速撤离乌兰布统，成功地甩开了清军。

    当时，康熙对战局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他发出命令，不给噶尔丹喘息的时间，急速追杀，只是当这道命令到达福全大营时，噶尔丹已经远走高飞。福全为了挽回失误，便派侍卫吴丹、护军参领色尔济等人前往噶尔丹处，想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噶尔丹只是嘴上答应得很好，行动上却非但没有停留片刻，反而越走越远。噶尔丹逃走，福全等将领是难辞其咎的。

    乌兰布统战役后，康熙与喀尔喀蒙古会盟于闪电河畔的多伦草原，把喀尔喀蒙古三分为四：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和三音诺颜汗，让他们归故地牧马，并准备在战端再起时派骑兵参战。应该说这是一次不小的胜利，但是康熙知道噶尔丹一定不会就这么算了，肯定会卷土重来，所谓斩草须除根，噶尔丹不死，他是不能高枕无忧的。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五月，康熙先发制人，命土谢图汗向噶尔丹进兵。而噶尔丹在乌兰布统战败后，无法返回伊犁大本营，进退不得，进不得不难理解，为什么也退不得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噶尔丹他并不是准噶尔汗位的继承人，按照厄鲁特蒙古的传统，准噶尔的汗位应该由嫡系僧格即噶尔丹的兄长的长子策旺阿拉布坦继承。所以噶尔丹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夺位后，就准备杀掉策旺阿拉布坦，策旺阿拉布坦得到消息后带兵连夜逃走。此后，招降纳叛，积聚实力，一心想干掉噶尔丹，两年后，他趁噶尔丹出兵喀尔喀的时候，反攻伊犁。而噶尔丹在乌兰布统战败，自然无法返回伊犁，只能留在科布多（位于阿尔泰山以东）地区，经过几年筹备，重整旗鼓，已经恢复元气，早就心痒痒想发动战争，改变这不尴不尬、进退两难的状况，只是以前吃过亏，九死一生，还心有余悸。他得知土谢图汗主动发动进攻后，大喜过望，立刻率兵2万余深入喀尔喀腹地，直接威胁漠南蒙古各部和京师。

    第二年二月，康熙宣布再次亲征，分三路征讨噶尔丹，东路由萨布素（雅克萨之战的大功臣）统率，西路由费扬古率领，自己则亲率中路。噶尔丹得知康熙亲征后，有些不相信，便亲自登上北孟纳兰山，见到黄帐龙旗，不能不信了。估计实在是被康熙的威力震怕了，只得脚底抹油——又溜了。

    不久，清军探子探知噶尔丹的大部队到了在昭莫多北15千米的特勒尔济山口，而此时，西路军在费扬古、孙思克的带领下，长途跋涉，费扬古巧妙地制定了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略。五月，费扬古先派前锋都统硕岱、副都统阿南达带领400满族骑兵，到特勒尔济挑战，并再三交代他们，此去只许败不许胜，而且要节节抵抗，且战且退，务必将噶尔丹大军引入既设战场昭莫多。噶尔丹果然中计，带1万多骑兵追至昭莫多。此时，噶尔丹的士兵已经苦战一日，疲惫不堪，无法抵挡以逸待劳的清军精骑兵的冲锋，两军交战后不久即土崩瓦解，噶尔丹带数骑逃走。

    噶尔丹逃回科布多地区，受到策旺阿拉布坦和清军的夹攻，身边只剩不足千人，并且是老弱病残。康熙多次提出优惠的条件招降他，但他不肯答应，看到自己已经日薄西山，没什么指望了，不久就服毒自尽。

    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分裂叛乱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巩固了西北边陲，消灭了准噶尔部分裂势力，也打击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准噶尔的野心，捍卫了西北边疆。从此，准噶尔部只在漠北活动。康熙帝经过平三藩、统台湾、抵制沙俄的扩张以及平定噶尔丹叛乱，终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免除了内忧外患，为治理国家开创盛世基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匡扶大清的兴国太后】

    康熙皇帝8岁登基，14岁亲政，二十几岁的时候就除掉三藩、统一台湾，而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懂得了运用权术，懂得了权力制衡，并且得心应手。这些固然与他天生的资质有关，却也离不开另一个人的引导和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个人，就没有千古一帝康熙；没有这个人，就没有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基业，这个伟大的人，就是顺治皇帝的母亲、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文皇后。

    清太宗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是中国历史上勘与武则天比肩的传奇女性，一生“身历四朝，辅佐三帝”，经历了大清由乱到治最关键的历史时期。作为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政治地位的女性，孝庄文皇后具有雄才大略、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气魄，又淡泊名利、仁慈护下、崇尚节俭，她的名字与清初许多重大的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对调和清宫内部矛盾和斗争、稳定清初社会秩序、促进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被誉为“清初兴国太后”。

    “孝庄文”是孝庄皇后的谥号，今人多称其为“孝庄”。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名布木布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生于蒙古科尔沁部，13岁时嫁给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子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她的姑姑早在十一年前就嫁给了皇太极，即孝端文皇后，孝庄出嫁后的第九年，已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又娶了她的姐姐海兰珠，于是姑侄三人同侍一夫，这在满族中是常见的事，不足为怪。孝庄文皇后一生为皇太极生了三女（即固伦雍穆公主、固伦淑慧公主、固伦淑哲公主）一男（清世祖顺治），因为儿子和孙子（清圣祖康熙）都做了皇帝，因此她又先后被尊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

    孝庄皇后美丽优雅，出嫁之前就有“满蒙第一美人”之誉，人们都说红颜祸水，可孝庄不仅不是祸水，还是大清的福祉。她颇具政治头脑，才智非凡，能够出谋划策，且见解独到，曾被皇太极赞为“贤内助”。皇太极暴卒后，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引起了一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当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豪格（镶白旗旗主肃亲王）为首；另一派以皇太极的九弟多尔衮（正白旗旗主睿亲王）为首，起初双方实力相当且互不相让，如果真打起来，清朝非亡国不可，也正因为豪格和多尔衮都明白这一点，所以最终相互妥协——谁也不当皇帝，让皇太极的幼子福临即位，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

    虽说母以子贵，当上了太后的孝庄内心却并不轻松，表面上她和福临一个是太后、一个是皇帝，实际上他们也是势单力薄的孤儿寡母。大权都掌握在多尔衮手里，特别是在1644年夏天，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后，接受明朝旧臣的朝拜，更加不可一世。孝庄看到多尔衮大权独揽、飞扬跋扈，对儿子的皇位构成威胁，便决定按照满族“兄死弟可妻其嫂”的风俗，下嫁多尔衮。“太后下嫁”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另外两个为顺治之死和雍正夺位），孝庄是否下嫁多尔衮，史学界至今未有定论，本文持肯定观点，因为“兄死弟可妻其嫂”是满族人的风俗，后来他们渐渐与汉族融合，意识到此举恐被人耻笑，所以清朝官修史书上未有记载，这是有可能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明末清初张煌言所作的《建夷宫词》：“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此后，孝庄忍辱负重，终于抚平了多尔衮欲登帝位的野心，清顺治七年（1650），39岁的“无冕之王”多尔衮死去，顺治终于不受挟持，开始亲政，当时他只有13岁，处理国家大事不可能面面俱到，于是，孝庄开始帮助儿子福临理政。在她的辅助下，清朝统治者很快镇压了南明残余势力和明末农民起义军主力，基本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福临长大成人之后，孝庄太后基本不再干预政事，但在一些重要关头她却可以凭借母后的权威改变皇帝的不正确决定。比如有一年，福临不知道突然想起什么了，非要回盛京（今沈阳）祭祀太祖太宗陵寝，当时的亲王大臣都不同意，其时国家财力紧张，南征大军还没有回京，皇帝远行既浪费财力又没有安全保障，万一出事了谁担这个责任？但是福临也是个有个性的倔强皇帝，说什么都没用，就要去祭祖，最后还是大臣去请孝庄出面才阻止了他。

    身为清初三大疑案的主角之一，福临的荒唐事不只这一件。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抗清大军攻克了江南一些州府，围住了南京，他惊慌失措，竟然产生了放弃中原退回关外的念头，孝庄及时制止了他：大清几代的基业怎么能毁在你手里？何况现在又没到千钧一发的时候。顺治一想也是，于是一扫先前的胆怯之状，无比神勇地决定要御驾亲征。孝庄哭笑不得，只好再次制止他，说你亲征的话太鲁莽了，你只要不逃回关外，稳住军心，再做谋划就可以了。顺治也是不痛快，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合着我一个皇帝什么自由也没了。生气归生气，事情的发展都在母后的预料之中，他也不得不服气。清顺治十八年（1661），24岁的顺治患了天花，命不久矣，开始正式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时孝庄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极力主张立顺治8岁的三子玄烨，因为玄烨聪慧异常，并且出过天花，对这一当时令人谈之色变的恶性传染病具有终生的免疫力，顺治答应了，不久死去（一说出家当了和尚）。

    顺治英年早逝，孝庄痛失爱子，即位的玄烨只有8岁，比当年的福临还小，她只好强忍悲痛，又尽力辅佐孙儿玄烨。孝庄不仅有卓越的政治才能，更令人称赞的是，她对权力看得很淡，太后垂帘听政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福临6岁即位，玄烨8岁即位，孝庄身为太后、皇太后，又一向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垂帘听政是顺理成章的事，谁也不会提出异议，但是她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心思，不想出头露面执掌大权，只想尽心辅佐儿孙以成大业，在一些重要关头为皇帝把关。

    无论是顺治还是康熙，在治国为君之道上，孝庄都曾教诲、告诫他们，祖宗借以开基创业的骑射武备不可废弛，用人要秉公裁决，要勤政爱民，时刻想到君王一生关系天下苍生……同时，孝庄文皇后“独嗜图史”，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她深知，作为一代帝王，必须有扎实的文化功底，能够博古通今，深悉历代兴衰之要，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对福临、玄烨父子的文化学习非常重视，福临即位后，孝庄为他“择满汉词臣，充经筵日讲官，于景运门内建值房，令翰林官直宿备顾问，经书史策，手不释卷”。而玄烨在祖母的教导下，幼年“即知黾勉学问，好读书，嗜书法，留心典籍。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康熙后来回忆，他“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在饮食、言语、行止各方面都受到严格的礼仪规范训练，稍有松懈祖母便加以督促，由于孝庄的督导，福临和玄烨的文化功底都非常扎实，尤其是康熙，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并通晓汉族文字，为后来处理国家大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朝，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四大辅臣辅政，孝庄仍然不公开干预朝政，但她一直冷眼旁观，关键时刻出手。康熙亲政后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诛鳌拜”。孝庄是否参与了诛鳌拜？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她为康熙选皇后和嫔妃中可见端倪。满族和蒙古族联姻，强强联合，一直是历朝都执行的不变准则，当时孝庄姑侄三人同侍皇太极，就是因为姑姑孝端皇后一直没有孩子，科尔沁为了稳定满蒙关系，又接连将海兰珠、孝庄姐妹俩嫁给了皇太极。而此时，孝庄却一改满蒙联姻的传统，将首辅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选为皇后，其余的妃子中既有遏必隆的女儿钮祜禄氏，又有号称“佟半朝”家族的佟佳氏，甚至还有不少出身一般的女子，独独没有跟鳌拜扯上关系的，其时他的女儿正当进宫选秀的年纪。当然，聪明的孝庄也没有完全孤立鳌拜——现在还不是时候，她随后将鳌拜的女儿指给了皇族远系的一个郡王为福晋，又将顺治的女儿嫁给了鳌拜的侄子，这样一来，既可以安抚鳌拜愤愤不平的心，又起到了分化他的党羽的作用。

    此后，康熙后妃们的家人亲眷纷纷入朝为官，被加官晋爵——皇亲国戚嘛，这些当然是顺理成章的，此举又为康熙建立自己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索尼也正因为如此，不总是装糊涂了，临死前还上了希望皇帝依顺治之例亲政的奏章，给康熙亲政找了个台阶，否则当时谁敢上这样的奏章？而软弱的遏必隆自女儿入宫后，也不再一味依附鳌拜，开始为小皇帝笼络人心。事实上，后来康熙最终用布库戏擒拿鳌拜时，外戚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鳌拜非常相信的遏必隆将鳌拜诱入武英殿，更是皇后的叔父索额图亲率众侍卫围攻鳌拜的。如此看来，说孝庄深谋远虑，并不是溢美之词。

    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中，孝庄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平三藩之乱的末期，察哈尔蒙古首领布尔尼乘清朝大军南征之机兴兵作乱，康熙苦无精兵强将去平定，孝庄向康熙力荐顺治时期曾犯错被免职的大学士图海领兵。当时朝中无兵可用，图海选取数万八旗家奴，在辽西夜袭连营，大破叛军，杀死布尔尼，迅速平定叛乱，得胜回朝，康熙大喜过望，对祖母的知人善任衷心敬佩。群臣上奏要给她加上徽号（尊号的别名，也就是在皇帝和后妃生前所加的表示崇敬褒美的称号），孝庄文皇后谦逊地推辞了，她说：从三藩叛乱开始已经八年了，皇帝劳心劳力、运筹帷幄，才使叛贼被剿，天下太平，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我一个老婆子，在深宫之中，不参与外面的事，受了尊号，心里也不舒服，此事就算了吧。一席话，将平叛的所有功劳归到了皇帝身上，一心只想为孙儿树立威望。

    孝庄一向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她宫中的器物坏了，能补的补、能修的修，能用旧的就不换新的，孝庄的节俭美德影响了整个宫廷，皇宫上下厉行节俭，宫中开支之少为前代所未有。清顺治十年（1653）七月，孝庄将宫中节省出来的8万两银子拿出来救济百姓。次年拿出4万两，清顺治十三年（1656）又拿出3万两用于救灾。清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孝庄文皇后又将宫中节省的银两拿出来，奖赏给平定三藩叛乱的出征兵丁。这些举动不仅使宫廷奢靡风气为之一变，同时也为朝廷树立了威信，赢得了人心。

    为了赢得汉族上层的支持，孝庄冲破满、汉之间的樊篱，把平南明政权中战死的汉将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认作养女，“育之宫中”，于是孔四贞就成了当时绝无仅有的住在后宫中的汉人，后来又被封为和硕格格，成为清王朝唯一一个汉人格格。为了拉拢汉军将领，孝庄还大胆打破了满汉不通婚的先例，将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纵观清初历史，孝庄虽然身居幕后，但种种大事，无不渗透着她的影响。尤其是在她的辅导下，康熙逐渐成熟起来，完成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开基建业的大事。据史书记载，孝庄不过多出面参政，但康熙处理国家大事、做重要的决断之前，必先征求她的意见。

    康熙帝8岁丧父、10岁丧母，完全由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培育、教养、呵护。孝庄太后是他的政治顾问和导师，教给了康熙许多治国安邦的策略和方法，康熙成为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帝王，孝庄太后功不可没。所以康熙说“太皇太后三十年深恩，毕生难报”。祖孙俩情意深厚，康熙对祖母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十分孝顺，他曾动情地对皇子们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还对大臣们说：“朕自八龄皇考世祖皇帝宾天，十一岁又遭皇妣章皇后崩逝。二十余年以来，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抚育教训。今遽遭捐弃，五内摧迷。顾念慈恩，罔极难报。”

    康熙即位后，无论政务多忙，孝庄文皇后外出，他都亲自奉陪，每次都外出数十天，尤其是去汤泉沐浴治病，先后达六次之多，说不陪着不放心。出发之前，康熙都会提前到慈宁宫，服侍祖母上辇，然后自己步行送出神武门后，才上马随行。过山岭时，如果遇到崎岖陡峻的道路，康熙会下马，亲自扶着太皇太后的辇步行，一直到路平坦时才上马而行。清康熙十一年（1672）二月，玄烨陪祖母在赤城汤泉疗养，忽然得到了4岁的皇子承祜夭亡的消息。承祜是孝诚皇后生的第一个皇子，天性聪颖，深受玄烨疼爱，闻此讯，玄烨悲痛异常，他将侍臣古尔代叫到僻静处“垂泪面谕安葬事宜”。给祖母问安时，依然“笑语如常”。并叮嘱身边的侍臣不要走漏这个消息，以免太皇太后伤心，所以在回京前的50多天里，孝庄一直不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孝庄太后突然右侧身瘫痪，右手伸不直，言语不清，被御医确定为中风，这时康熙正在外地巡视，得知祖母患病，心急如焚，昼夜兼程赶回宫中。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一月，孝庄皇后再一次病倒，病情来势凶猛，恐将不治。康熙昼夜守候在祖母的病榻旁，衣不解带，“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并传谕内阁：“非紧要事勿得奏闻。”每次祖母吃药前，他都先“亲尝汤药”。一连熬了35个昼夜，并且亲自去天坛为祖母祈福，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他不骑马，不乘轿，步行到天坛。跪在地上，面对上苍，虔诚地请求减自己的寿命来增加祖母的寿命。

    康熙的至孝，没能挽救孝庄文皇后的性命，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文皇后永远闭上了眼睛，结束了传奇的一生，享年75岁。康熙悲痛欲绝，出于对祖母的敬爱与思念，违背多年的节俭之风，大办丧事，并真诚地评价、总结了祖母的一生：“昔奉我皇祖太宗文皇帝赞宣内政，诞我皇考世祖章皇帝，顾复劬劳，受无疆休，大一统业。暨朕践祚在冲龄，仰荷我圣祖母训诲恩勤，以至成立……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敦有今日成立。”康熙的总结道出了一位对清朝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女性，他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孙儿怀念自己的祖母，也是作为一个皇帝来感谢对清朝政权的巩固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女性，而无疑，孝庄皇后是值得如此厚重的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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