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官员的贪污行为绝不饶恕之外，康熙也严厉惩治漏税行为，有一段时期，苏州一带士绅逃税之风甚烈，严查之下，涉及万余人。康熙帝下令将这些士绅的功名一律取消，其中3000人交刑部处置。顺治年间的探花昆山名士叶子蔼，欠了一两银子的税，他觉得数目比较少，就给康熙写信为自己求情。但是康熙为了以儆效尤，没有留情，还是照样除了叶子蔼的功名。
【大力恢复经济】
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入关，天灾人祸不断，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百姓困苦不堪。顺治帝统治期间，一边采取一些恢复经济的举措，一边又不断用兵彻底清除反清复明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很难得到彻底的恢复和发展。康熙亲政后的最初几年里，经济情况已经有了好转，不料又爆发了三藩之乱，不仅经济发展中断，更重要的是，全国人民再一次被卷入了战火，战后民生凋敝，荒凉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自古以来，每个政府要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必须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康熙也深知这一点，他曾不止一次对大臣说过类似“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的话。农业历来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国之大计在农”。康熙也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农业之本，则在土地，所以他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是相当用心的，首先就是下令永远禁止圈地。
满族贵族入关之初，为重建农奴制庄园，曾在北京周围方圆250平方公里内的各州县大规模地圈占土地。清顺治二年（1645），正式颁行圈地令，将所圈占的土地分给东来的八旗将士，开始了规模浩大的跑马圈地运动，什么是“跑马圈地”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每个八旗将士都骑着马绕着圈地跑，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多远就给多少地。这样的暴行把原来属于汉族农民的土地都霸占了，汉族农民没有地种，失去土地的农民为维持生计，又反过来被迫为清朝八旗贵族当包衣（类似于农奴）耕种土地。
满族人不善稼穑，不懂农事，再加上包衣们受着压迫，生产积极性不高，肥田很快变成瘠地。贵族们不说自己不会种地，又开始强制性地以坏地换好地。这样一来，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地不好随时换，所以对农事更加不用心；没被圈地的农民也不用心了，很简单，地种得越好，就越招“狼”，年年苦恨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说什么也不甘心啊。谁也没心思种地，生产力还怎么发展，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开始加剧。
针对这种情况，清康熙三年（1664），清政府曾下令停止圈地，但大权在握的权臣鳌拜不执行，并于1666年再次掀起大规模圈换土地事件。康熙帝处置鳖拜后，再次下令禁止圈地，至此，大规模的圈地活动终于被禁止，但零星的圈地事件还时有发生，因此1685年，顺天府尹张吉午上书请求皇帝下令“永免圈占”民间地庙。许多大臣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没必要管，但康熙“特旨允行”。此举照顾了汉族农民的利益，为缓和满汉矛盾、发展农业经济奠定了基础。
此时，广大农民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负担过重，再加上横征暴敛，农民无法维持生活。康熙在三藩平定后，首先取消了1674年以后所加的一切杂税，并停止田赋预征，对纳赋限期也逐渐放松，然后开始整理田赋制度。
明末清初之时，荒地很多，清朝入关后虽曾着手进行垦荒，但推行了20多年也没什么成效。御史徐旭龄指出了农民垦荒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所在，第一，国家过于急切地对垦荒的田地索取赋税，农民田多了反而负担加重；第二，垦荒需要一定资金购买农具、种子等，贫苦农民无力承担，国家号召垦荒，却不给他们资金助其垦荒，贫民田多了反而种不起；第三，政府没有严厉监督官员对垦荒的督促，他们就不以垦田作为当务之急。这三个原因，就是以往垦荒的“通病”。
康熙认为这番分析很对，就针对这三个问题解决垦荒的问题。他把垦荒起科年限从原定三年逐次放宽，先放宽到四年后交纳田赋，又到六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政府宣布：“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在十年之内，垦荒者自种自用，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实在是再优厚不过的了。可惜，没等这项重要的政策在全国实行，三藩之乱就爆发了。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清军平叛胜利在握，康熙便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将原定十年起科的年限改为六年，因战乱而流徙在荒远地区（如四川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如本人（家）愿意留在此地垦荒居住，则其所垦“地亩永给为业”，永远不用交田赋了。针对农民开了荒却种不起的问题，朝廷给予相应的资助。一般是由各级官府发放无息借贷，规定若干年后还本。对于官员，则赏罚分明，限以几年招复户口，几年修举水利，几年垦完荒地，有功的就提升，无垦荒功的就罢免，这种措施对官员督劝垦田起了重要作用。以上种种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在恢复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康熙在亲政后所处理的明藩土地也是一件大事情。在垦荒田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原明藩王的田产，以及皇庄与勋戚庄田，清初统称“废藩”庄田。据统计，这批田产约有60多万顷，分布在近十个省区内，多属肥沃之地。当时户部企图把这项土地变卖，作为一笔特别的收入，并且已经卖出了一部分。康熙则下令马上停止出卖，让原来耕种的农民继续耕种，交纳租粮即可，对无人耕种的剩余土地，则“召民开垦”，其所有权转入民户，“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此类田地称为“更名田”。这样一来，农民变成了这些土地的自耕农，既不再遭受像明朝时的“渔敛惨毒”、“多方掊克攘夺”的虐待，又把王府自置地“输粮之外，又纳租银”的负担也去掉了，生产的积极性大提高。
康熙对这项土地的处理，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他所以如此大方地来处理，并不是出于一种“恩赐”的初衷，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迅速把农业发展起来，尽快国富民强。
农业生产的众多举措中，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就是不定期的蠲免赋役，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皇帝，以后蠲免钱粮逐渐成为清朝一贯的政策。康熙皇帝即位后，蠲免钱粮不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每一次都数量巨大。“有一年蠲及数省者”或“一省连蠲数年者”，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
蠲免钱粮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次是为了表示对百姓的关心，确实使百姓得到了很大的实惠，自是多多益善；第三个原因就是灾害，百姓受灾，没有收成，政府再强行索税的话，就要引起暴动和起义了，为了巩固统治，蠲免钱粮的措施是必需的。据统计，1691年、1703年、1711年、1716年、1721年，清政府免除天下赋税的数量都在白银2800万两左右。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总计1.5亿万两，康熙说得好，“欲使民被实惠，莫如蠲免钱粮”，“欲使群生乐利，比户丰盈，惟频减赋蠲租……庶万姓得沾实惠”，这种蠲免的措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康熙在繁荣经济、改革税制的同时，还着力惩罚贪官污吏，并且从严治税，对税收征管中贪污舞弊的官员处罚极严，从不手软。四川官员卡永式在征收国家税收时，每征收200两白银自己私自加收12两，除贿赂给四川巡抚能泰等官员2万两白银外，自己共贪污白银1.7万两，按律法本应处死，但因其不久病死故未追究，能泰则因受贿被处死。山西太原知府赵凤诏，私自设立税种名目，强行征收并私吞白银1.8万两，也被处死。
除了对官员的贪污行为绝不饶恕之外，康熙也严厉惩治漏税行为，有一段时期，苏州一带士绅逃税之风甚烈，严查之下，涉及万余人。康熙帝下令将这些士绅的功名一律取消，其中3000人交刑部处置。顺治年间的探花昆山名士叶子蔼，欠了一两银子的税，他觉得数目比较少，就给康熙写信为自己求情。但是康熙为了以儆效尤，没有留情，还是照样除了叶子蔼的功名。这件事在江南一带成了一首民谣：
康熙查税情，探花慌了神；
一厘还一文，照样丢功名；
民谣警后人，看你值几文？
种种私设税种的行为，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漏税之风盛行，也影响了国库的积蓄，康熙从严治税，杀鸡儆猴，为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国库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康熙又颁发了谕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
这就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意思是将清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国人丁应征的235万两白银的丁钱，作为今后每年征收的丁钱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人丁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再征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全国许多城、镇开始热闹起来了，呈现出了一片盛世景象，著名的工商业城市苏州“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大的市镇如汉口是“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三藩之乱中被破坏的最严重的景德镇，这时也恢复成为“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等”。北方的城市中，不仅北京“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无空隙”，进京孔道涿州也是“往来者林林总总，阛阓喧阗”。
【靳辅治黄河】
在发展经济的各项举措中，治河也是重要的一项。历史上黄河经常泛滥，仅1662～1677年，黄河大规模的决口就有67次，河南、苏北广大地区的百姓深受水患之苦。清初，运河一直是南北经济运输的大动脉。水患使生灵涂炭，也影响到运河的航行，漕粮北运受到阻滞。由于运河河床狭窄，加之长期淤积，容水量有限，黄河发大水时，往往倒灌入运河中，连淮河也都跟着同时受害。所以，治理黄河，不能不治运河、淮河，而运河北段水浅，常出现干涸，更影响至关重要的漕运。如何治理黄、淮、运河，成了清政府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所以，康熙对治河非常重视，他亲政以后，把“三藩”、河工和漕运列为首先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以备日夜观看思考。清康熙十六年（1677），水利专家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总管修河事宜。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隶属汉军镶黄旗。历任国史编修、内阁学士、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后，与其幕僚陈潢周密考察，广泛听取意见，不久向朝廷上了《经理河工八疏》，提出治理河工的方案，但当时正值三藩之乱，国库空虚，朝廷经讨论，认为此方案所需经费过多，便将其否决，康熙下令让他尽快拿出一个可行性高的方案。靳辅等人反复修改了原计划，次年又上《敬陈经理河工八疏》，提出了减少人工、经费少的方案。得到批准后，朝廷每年给他白银250万两作为资金。此后，靳辅开始和他的幕僚陈潢大规模治水。在靳辅的治水生涯中，陈潢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名字，他虽然没有官职，但绝对不能小看。
陈潢，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一说嘉兴）人，自幼聪颖过人，长大后博学多才，尤其精通地理方舆，但屡试不第，才华没有施展的地方，如果没有遇到“伯乐”，也许这样一个人才就永远被湮没了。清康熙三十年（1691），靳辅在赴安徽就任巡抚途中，路经河北邯郸，见吕祖庵壁上题有陈潢发牢骚的诗句：“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靳辅见诗大惊，打听到是留居庵中的一个书生写的，便跟陈潢见了面，也是因缘际会，两人一见，特别谈得来。靳辅说：先生如此有才，不如当我的幕僚吧，以后也给我出出主意，别平白无故地浪费了你这个人才。陈潢心想：我与他也算投契，考了这么些年也没考个什么功名，不如就答应了吧。两人一拍即合。
对陈潢来说，这是个好事，荣华富贵不敢想，最起码不用借枕头了。对靳辅来说，这一偶遇则使他受益匪浅，当时他只是安徽巡抚，谁想到过几年，就做了河道总督，而陈潢最善治水，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靳辅关于河工的一应事宜都跟陈潢请教、商量。事实证明，陈潢是一位优秀的水利技术专家，对黄河的特性和治理方法深有研究，认为：“善治水者，先须曲体其性情，而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提出不仅要注意治理下游，还应当注意治理黄河的上游。他抱着治河的宏大志愿，协助靳辅治河，不辞劳苦，全力以赴，着实帮了大忙。
康熙对治河的要求是，不仅要防止黄河的泛滥溃决，还要维持运河航行通畅。针对这些要求，靳辅的治河方略大致有四点：一、黄河下游与运河、淮河靠近，所以黄河水流不畅时，河水往往冲决河堤，夺取运河、淮河河道，因此应将三河通盘治理；二、巩固河堤，束水攻沙，将河床逼紧，使水流加速，增大河底淤沙的力量；三、在适当地段开凿引河和修筑减水坝，使河水暴涨时有宣泄的地方而不至于冲决堤防；四、在堤防的迎水面修筑坦坡，缓解洪水对堤岸的冲击。
由于方略得当，几年下来，水患大大地减少了，漕运也比以往畅通了不少，康熙多次奖励他，让他放手去干。同时，无论是施工的民工还是两岸的百姓，都对靳辅赞誉有加，为什么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任的河工总督，极少有把黄河治理好的，众所周知，河督有钱，政府拨那么多钱让他们治河，谁知那些人不管百姓的死活，一点功绩也没有，却大肆贪污，一个个富得流油，靳辅的前任就是因为这样才被撤职的。反观靳辅，他不仅工作出色，而且，他一分钱也不贪，两袖清风，能治水而不贪财，老百姓十分佩服，都说他是龙王转世。
靳辅治河有个中心观点，即欲使下游得治，必先治好上游。而黄河下游水患的根本原因在于河道变宽、流速变慢造成泥土淤积加快，所以应该在下游筑高堤，束窄河道，可以减少沉积，利用自然的力量清淤。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方法仍然是非常先进和科学的，这和古代的治水方法以及一般人的思路不同，一般人都认为加宽河道才可以减少淤积和决口。康熙觉得靳辅说得有理，表示支持这个想法。
靳辅得到肯定后，针对黄河洪水流量年度变化非常大的特点，在上游地区萧、砀、宿迁、桃源、清河等县河南北两岸，共建筑了13座减水坝，以备遇到洪水流量大的年份时，利用减水坝提供缓冲。又根据康熙解决防止减水淹民的指示，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了一条新河，称为“中河”。中河修成后，使漕运船只免走黄河90千米的险路。靳辅开中河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史载：“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夏，黄河再度决堤，康熙召见满汉大学士、九卿诸官，说江淮又受水患，百姓正在受苦，你们有什么治河良策。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许多大臣忌妒靳辅治河的成就，根本不懂河工却只知推翻靳辅的方案。几经讨论，康熙依直隶总督于成龙的意见宣布了自己治河的两项措施，一是开浚下河入海口，将下河河底凿深，使上游的河水顺畅入海；二是必须控制减水坝。
靳辅知道后，焦急万分，只得据理力争，他说如果深凿入海河道，海水将倒灌入河，后果不堪设想，并提出了与康熙的措施完全相反的方案：先在下河筑高堤岸，蓄满河水，顶住海水倒灌，将上游的水引到海里。同时，他一再强调想要治好下游，必须治好上游。
这时支持靳辅的就更少了，当初他是被内阁大学士明珠强烈推荐给康熙参与河工事宜的，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他必须表示支持靳辅，可是他又不懂河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余的大臣就更不用说了，虽然靳辅的后台是明珠，可于成龙的后台是康熙，帮着大学士支持正在走红的靳辅，还是帮着同样走红的于成龙支持皇帝呢？这个账他们还是算得过来的。
康熙毕竟是一代明君，深知独断独行的危害，于是命靳辅和于成龙当庭辩论。说到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于成龙了。于成龙是个大大的清官。刚才为什么说他走红呢，因为他曾为了救济受灾的百姓，私自羁押不肯开仓放粮的上司，由此受到弹劾，但百姓联名为其请命，康熙不但不治他的罪，反而升他的官，对他大加重用，称其为“天下第一廉吏”。
于成龙，山西永宁（今离石）人（康熙时还有一位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人），起初任广西罗城县知县，罗城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居民仅余6户，县衙只是3间茅屋，于成龙到任后，召集流民，鼓励耕耘，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后来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前，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罗城有个乞丐，在于成龙赴任途中，一路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于成龙深感奇怪，就问他原因，这个乞丐说：大人您两袖清风，我生怕您没到合州路费就没了，我虽是个乞丐，却有一技之长——会要饭，可以帮您支撑着到任上。他没料错，途中，于成龙果然花光了钱，靠着这个乞丐的“接济”才到了合州。
此后于成龙因为政绩颇高，一路官运亨通，清康熙十九年（1680）升至直隶总督，虽然做了这么大的官，他仍然非常节俭，从来不带家眷上任，每天就是糙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称呼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一起痛哭致哀，并在家中挂他的画像祭祀。
治黄河乃是天大的好事，靳辅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于成龙非要唱反调呢？
首先于成龙不了解靳辅和陈潢治河的思路，人家治河都是将河道拓宽，减少泥沙的淤积和决口，而这两人却把河道束窄，这哪是治水，分明是纵水嘛！简直是拿老百姓的性命开玩笑。自古以来也没见书上记载有这么治水的。更重要的是，靳辅治河花的那些钱让他心疼，250万两白银啊，那可是一笔巨款，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也就两三千万两。于成龙是当地官员，为当地的百姓想得多一些，总想着老百姓没钱买粮啃树皮，自己想接济都没钱，你靳辅一年花250万两白银还哭穷。
就是因为这种固有的成见，于成龙一直敌视靳辅，有时候还跑到工地上跟靳辅找找碴儿，说话带刺不说还特没礼貌。好几次靳辅忍不住想发火，都被手下人劝住了，说大人还是算了吧，这于成龙好歹是个清官，靳辅一听这话就火了：他是清官，我是赃官吗？自从治河以来，我睡过一天好觉吗？费心费力还倒搭钱，我容易吗？他还跑到这儿来说风凉话，怎么说我也是朝廷一品大员，就让他这么数落？手下人接着劝：大人您息怒，是，你们都是清官，可是说句不中听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他可比您清，首先大人出身豪门，再者您治河管着那么多钱，说你穷谁信啊！于成龙不一样啊，他出身没您好，并且出了名的简朴，连他的公子买了一只整鸭他都要棍棒伺候，这样的人，百姓更喜欢，你越参他，他越升官。
靳辅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只是觉着委屈就发了几句牢骚，听属下说得有理就不禁叹了口气，这好人办起坏事来，是更可怕啊。的确，于成龙终于逮着了机会，这次康熙看大臣们互相不能说服，就改派于成龙和靳辅当庭辩论，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两江总督董讷、巡抚于成龙，原任尚书佛伦、熊一潇，原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人旁听，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组织劳动者在官地上进行开垦耕作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
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屯田可以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必须实行。关于修筑大堤，于成龙认为应该开浚海口，修筑大堤绝对不能实行，要是加高河堤，民居在其下面，一旦决口，百姓就要遭殃。靳辅则说，开浚海口绝对不能实行，虽然可以泄水，但一旦引起海水倒灌，后果不堪设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加高河堤。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越说越难听，最激烈的时候于成龙说，江南百姓痛恨你靳辅，想吃你的肉，靳辅反驳说，我为朝廷效力，查出了不少富豪隐占的土地，受豪强怨恨是事实，关百姓什么事？董讷觉得在皇上面前这么说话，不成体统，便试图阻止，谁知两人越说越快，越辩越起劲，根本不理他的茬，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
满朝大臣也左右不定，既顾忌靳辅有明珠支持，又畏惧于成龙有康熙撑腰。不久因明珠案发被罢，众官员终于无所顾忌，几乎全都倒向于成龙一边，说于成龙的办法对，靳辅的方案不对，那些错误的治河方案都是受了陈潢的鼓动。康熙也犯了糊涂，见没人支持靳辅了，自己又始终不能了解那个前无古人的方案，最终给靳辅革职处分，还派人到治河工地，把陈潢锁拿进京问罪，这个很有才华的水利工程专家，竟活活地气死在牢狱之中。
靳辅罢任后，康熙命闽浙总督王新命为河道总督。次年，康熙亲自南巡视阅堤工，此时，他已经对自己授命开发的中河工程产生了怀疑，认为黄河仍要横穿运河而过，运河依然有被冲灌的危险。尤其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湖水泛滥，广大民田被淹，更认为减水坝有益于河工却无益于百姓，让王新命赶快移除减水坝，将这些地方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
王新命任河督三年，毫无建树。这时，康熙已经对靳辅的方案有了重新的认识，他深悔自己当年不能明辨是非，马上罢免了王新命，重新任命靳辅治河。这就是康熙的过人之处，一般当皇上的，自己犯了错冤枉了好人，心里知道也不好意思承认，没良心的觉得冤枉了就冤枉了，你就认倒霉吧；有点良心的，临死前留个遗诏，让自己的继任给平个反就算不错了。就这一点来说，康熙不愧为一代明君。可是此时陈潢早已含冤而逝，靳辅也已经60岁了，他以体衰多病为由多次推辞都不被康熙允许，只好单身赴任。不久，陕西西安、凤翔地区遭灾，康熙下令截留江北20万石漕粮从黄河运到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北），靳辅受命后，亲自督运，做得非常出色。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的病情也日益严重，在连连上疏，对如何继续修治黄河、淮河及运河提出宝贵的意见之后，因发烧不止，请求退休，被批准。同年十一月，靳辅逝世，终年60岁。三年后，清廷批准江南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靳辅建祠。
靳辅病死后，康熙命于成龙督河。于成龙出任河道总督后，一反前此对靳辅的攻讦，全依靳辅的治河方案办理。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于成龙进京，康熙帝问他：“当年你不是说靳辅的方法不对，后患无穷吗？怎么你现在也用？”于成龙惭愧地说：“当年臣是无知妄言，不该说那些浑话，到了工地，仔细考察一番才发现，靳辅的方法才是最有效、最安全的。”
此后，康熙仍旧把治河作为第一要务，经多年的治理，消除了黄河中下游各省多年的水患威胁，恢复了江淮被淹没地区的农田耕种，并且实现了南北水路交通干线运河的运输畅行，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康熙曾就南巡中所见到的情况指出：“第一次到江南时，船在黄河两岸，人烟树木皆一一在望；第三次南巡则仅见河岸；第四次则岸去河基已低……听闻黄河下游连年丰收，真是前所未有。”由此可见，治河对恢复农业生产的影响。
【清官与吏治（上）】
封建帝王的治国策略，一般都是首重吏治，而吏治的好坏，又集中体现在朝廷的官吏是否廉洁奉公。可以说，一代政权之兴，一代政权之亡，都与吏治的清廉与否息息相关。大凡吏治清廉，国家就兴隆，社会就发展；反之，则造成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国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分掌国家政权，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社会风气的形成、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安危。
清顺治末年，吏治腐败，官场上贪贿成风，康熙亲政后，开始积极整顿吏治，倡导、逐步推行清官政治，大力整顿吏治，此举效果明显，贪贿之风受到了遏制，官场上呈现出了清官辈出的新气象。在清官辈出的良好从政环境里，非常有利于某一清官个体甚至是清官集体发挥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贪贿之风盛行的政治环境中，清官很难做。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几乎每朝每代，都有几个典型的贪官，但是到了清代康熙这一朝，却出了个例外——清官比贪官多，甚至只有典型的清官、没有典型的贪官。
毋庸置疑，清官和贪官是天生对立的，清官觉得贪官都是国家的蛀虫和败类，而贪官也不买清官的账，认为清官都是些沽名钓誉之辈，康熙一朝的几乎所有公认的清官都不同程度地被参劾过——你越正直清廉，反对你的人就越多。《清史稿》中说：“得君如圣祖（康熙），犹不克（能）善全，直道难行，不其然哉！”可见“清官难做”所言非虚，而康熙朝清官辈出与康熙的用心保全是分不开的。康熙曾说：“清官不累民……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所以，清官能够生在康熙朝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比较有名的清官有于成龙、施世纶、李光地、汤斌、徐潮、彭鹏、郭琇、赵申乔、吴琠等人，不过，最有名的当属张伯行，康熙帝曾赞他：天下清官第一。
张伯行，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又改号敬庵。张伯行家资富有，这使他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他从7岁开始入私塾读书。13岁时读完了四书五经。清康熙二十年（1681）以县学廪生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人。四年后，进京考试，获殿试三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经考核，被授予中书科中书的职位，中书科是直接为皇帝办文、宣谕的机关之一，张伯行的职责是缮写册文、诰敕等，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的才华也许就被埋没了，那么他是靠什么崭露头角的呢？是治河，说白了，张伯行就是靠治河起家的。
河南仪封地处黄河南岸，经常发生水患，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连降暴雨，迅猛的洪水冲开了仪封城的北关堤坝，向着城内袭来。百姓惊慌失措，呼天抢地，当时张伯行正在家中为父丧守制。见情势危急，便挺身而出，招募百姓，找布袋装沙填塞决口，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这件事很快被前来巡视的河道总督张鹏翮知道了，他很赏识张伯行的才干和魄力，便上疏推荐他治黄。次年，康熙下谕旨，命张伯行督修黄河南岸堤200余里及马家巷、东坝、高家堰诸地的水利工程。
张伯行苦干三年，政绩显著，后来被授予山东济宁道，济宁地处运河要津，距黄河非常近，黄河一发大水，济宁地段的运河也会受灾。张伯行在任上以治河为要务，倾注了大量心血，治水的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细心体察河务，精心研究治河方法并颁行《济宁以南各闸放船之法》，制定山东四十八闸放船的具体规章制度，保证了他管辖的一段运河畅通无阻。后来康熙帝南巡，途经山东临清，召见张伯行，对他的治河才干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并亲书“布泽安流”榜，作为对他治河成绩的奖励。张伯行治河的功绩使康熙记住了他，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张伯行升任江苏按察使，这时他已经55岁了，可谓大器晚成。按察使是巡抚的属下。按照官场旧例，新任的官员要给巡抚、总督等上司送礼，表示尊敬和畏服，同时再说一些场面话。场面话自然要说，但重点是这4000两白银，4000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不是4000块人民币，白银在每个朝代的购买能力都是有差别的，康熙时，一个不贪污、受贿的一品京官每年的俸禄是白银180两，道员的俸禄是100两左右，一两白银大概折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也就是说，一品京官的年薪是3.6万元人民币，张伯行之前的年薪是2万元左右，而他现在需要用8万人民币去贿赂他的上司，别说他性情耿直最讨厌这种腐败的风气，就是他想迎合上司，也未必能拿出这个钱来，他是有名的清官，从来没有敛财的不法行为，哪有那么多钱。
遇到如此“不识时务”的下属，总督和巡抚都很闹心，不送礼不说，还一来就这不对那不对地指手画脚，说什么应该“革除地方弊病，整顿吏治”。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张伯行上任后一直受到排挤，郁郁不得志。幸好事情出现了转机，第二年的正月，康熙皇帝南巡到达江苏，在苏州命令总督和巡抚举荐有才能的官员。他依然没有忘记张伯行，严厉训斥了总督和巡抚：“朕早就听说过张伯行居官清廉、才华横溢，任济宁道治河时就已经有所体现，你们放着这样一个国之栋梁不向朝廷举荐，是何居心！”随后当场破格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兢兢业业，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如上疏请求免去台湾、风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为义学。最主要的就是买粮抚民，福建人多地少，每年都要从他省购买粮食，但前几任巡抚收了贿赂，不以政府的名义买粮，致使奸商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百姓深受其害，叫苦不迭。张伯行上任后，很快决定由政府出面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一方面使百姓免去了被奸商盘剥的苦楚，也能赚一些钱，做一些有用的事。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福建的百姓痛哭相送。张伯行到江苏赴任后，立即发布《禁止馈送檄》文，文中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此文主要是告诉下属官吏，百姓所得皆为民脂民膏，平常公务也要杜绝礼品，不应受一分一毫。他还果断地废除了许多苛捐杂税。
清康熙五十年（1711），江苏乡试发生了舞弊案，副考官赵晋与考官、句容县知县王曰俞、山阳县知县等人相互串通，行贿受贿，鬻卖“举人”，中举者除苏州十三人外，其余多为扬州盐商子弟。其中王曰俞推荐的吴泌、方名推荐的程光奎等人皆文理不通，一时间苏州士子大哗。苏州生员千余人到苏州最有名的道观玄妙观前集会，千余人将五路财神像抬入文庙明伦堂，意为乡试“唯财是举”，愤怒的考生还在贡院的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此讽刺主考官左必蕃和副考官赵晋。这件舞弊案影响很大，历史上称为“辛卯科场案”。
两江总督噶礼将丁尔戬等最活跃的生员拘禁，准备按诬告问罪，其余的生员不服，一再喊冤、集会，此事越闹越大。主考官左必蕃和巡抚张伯行分别奏报。康熙皇帝命令张伯行、噶礼同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审此案。由于牵涉噶礼受贿银50万两，主审官畏惧噶礼的权势，不敢得罪他，只有张伯行提出要深入调查，没想到噶礼严厉阻止他，还对证人用刑，这样，案子审理了一个多月仍然一团糟。
张伯行终于看不下去，向康熙上书弹劾噶礼。谁知噶礼买通了一些证人，又捏造事实反过来诬告张伯行。康熙无奈中只得下令张伯行与噶礼交印停职待审，命张鹏翮第二次审查此案。当地百姓听说张伯行被撤了之后，罢市抗议，哭声震动了扬州城，随后他们拥到会馆，以蔬菜水果相送——他们知道张伯行为官清廉，肯定不会接受其他礼物，谁知张伯行依然婉言拒绝，百姓们只好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意思是大人你在这里当官，只喝了江南一点水，什么也没得到，今天你走了，千万不要推辞我们的一点心意。张伯行只好收下一把青菜。
张鹏翮等人查完此案，向康熙汇报，赵晋等人行贿受贿属实，当以科场舞弊罪论处，噶礼受了诬陷，应官复原职，他弹劾张伯行的罪名属实，张伯行应该被撤职。这个事情很奇怪，张鹏翮算是康熙朝的清官，康熙曾高度评价过他，说“天下廉吏无出其左右”，并且当年张伯行正是受到他的赏识才被推荐给康熙的，他对张伯行有知遇之恩，两人也一向交好，这会儿怎么一点情面也不留呢？原来，张鹏翮也想秉公办事的，谁知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安徽怀宁县知县（归两江总督管辖）张懋诚摊上重案有求于噶礼，张鹏翮只好昧着良心倾向于噶礼。
康熙也看出他偏袒噶礼，便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等人第三次审查，这些人深知噶礼在官场上的关系盘根错节，也不敢得罪，只好得出了跟二审同样的结论。康熙无奈之下，只得再度干预，命人再审。由此可见，康熙是费了很大心思来保全张伯行的，审案的人连他“犯罪”的“证据”都拿出来了，他还说这样的结果不是真相，全凭的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张伯行要不是碰上了这么个明君，肯定被冤枉到底了。
这一次，康熙亲自召见九卿、詹事、科道，希望他们禀公断案，使正直的人得到公正的判决，方能四海升平。
按说皇帝的话说得已经够明白了，可是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九卿、詹事、科道四审结果是：噶礼与伯行都是封疆大臣，互相弹劾有失大臣之礼，都应该撤职。
康熙想这案子怎么就审不明白了，还是自己亲自出马吧，是为五审，最终张伯行官复原职，噶礼被撤职。这时已经是第二年的十月了，消息传出去，江苏官民拍手相庆，纷纷写下红幅贴在门旁：“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更有上万人进京到了畅春园，跪谢皇恩，上疏表示愿每人都减一岁，让圣上活到万岁。福建百姓也奔走相告，在供奉的张伯行像前焚香祈祷。可见张伯行受人民爱戴之深。张伯行毕竟不辜负康熙始终不渝的信任，他在被审期间，连噶礼的母亲都进京见皇上为张伯行求情，人心所向，可见一斑。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张伯行再次遭人弹劾，又是康熙力排众议，将他保了下来，随后又把张伯行召到京城，到南书房任职，兼代理仓场侍郎，并客串了一次顺天乡试的正考官。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张伯行有幸参加了康熙的“千叟宴”。同年十一月，康熙驾崩，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伯行也很敬重，并升张伯行为礼部尚书，许多事都征求他的意见。两年后，一代清官张伯行病逝，享年75岁。皇帝赐谥号“清恪”，意思是为官清廉、恪尽职守，很精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由于康熙能够识人用人，懂得人尽其才，所以在康熙朝，清官辈出与吏治清明形成了良性循环。清官更在乎名誉和肯定，当然也在乎官职，倒不是因为官职越高俸禄越多，而是因为升职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其次，官职高了就能够为更多的百姓做事，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康熙朝正是天下由乱到治的时候，对人才、清官的渴求自然更加强烈，所以康熙非常重视引导、培养、鼓励、嘉奖、使用清官，某些时候，还表示出了偏袒的倾向——因为他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常有意维护，这一点在对张伯行、噶礼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就能够体现出来。而张伯行当然并不是他用心保全的唯一一个，“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级，仍奉旨留任原官。
【清官与吏治（下）】
康熙的确是非常用心在维护清官，甚至有“偏袒”的嫌疑，但是他对清官并不会没有原则地偏向。因为作为一个明君，康熙对“清正”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认识，陈瑸调任福建巡抚之前，康熙曾问他福建有没有额外加税赋的，陈瑸回答说只台湾三县没有。康熙说，加税赋固然不对，但是，如果严令禁绝的话，州县办公就可能有困难，容易生出其他事端。可见，康熙对这种行为持默许态度，也在暗示陈瑸只要做得不是很过分，就不要穷追猛打了，做官是要有业绩的，但要能从实际出发，考虑得要长远一些。康熙的这种观点，在对施世纶的任用上，尤其体现得明显。
施世纶，字文贤，清靖海侯施琅之子，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不畏权贵，勤于民事，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在民间素有“施青天”之誉。民间有一部流传很广的侠义公案小说《施公案》，就是关于他的传说。《施公案》主要描写清康熙年间清官施世纶巧断奇案、惩恶扬善的故事，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侠义公案小说。作为侠义公案小说，《施公案》是“箭垛”以成的——人们通常会把一些不是施世纶做的（甚至虚构）的好事都“射”到他身上。不过，清道光、咸丰年间的文人陈康祺（浙江鄞县人，做过刑部员外郎、江苏昭文知县）在北京的街头听到艺人们仍然都在唱“施公”时，感到很奇怪，便在其《郎潜纪闻》中做了记录：“盖二百年第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意思是200多年间，官府民宅、妇孺之口一直在说唱施公的事迹，恐怕不是没有根据的瞎说吧。
施世纶在《施公案》中为“施仕纶”，他的另一个广为流传的名字据说是康熙御赐的，叫“施不全”。为什么有这个奇怪的名字呢？因为他长得实在太丑了。据说康熙某年，施世纶赴京参加殿试时，康熙见他“秃头、麻面、独目、歪腮、罗锅、鸡胸、端只胳膊、走路划圈”，颇为不悦，直接“质问”他，你长成这样，怎么好意思来参加殿试？施世纶不生气也不惭愧，不卑不亢地说：听闻皇上是以才取人，而非以貌取人，我长得丑不代表我没有才华，怎么就不能来参加殿试呢？康熙一想也是，可是堂堂天子又不好意思就这么算了，便作了一首特别损的诗继续挖苦他：“脖子缩进耳藏肩，秃头斜眼腿划圈；前是鸡胸后罗锅，歪腮麻面身子弯；视君百年身后死，棺椁只需用犁辕。”施世纶一听也来劲了，随口接道：“秃头明似月，麻面满星辰；独目观斜（邪）正，歪腮问事真；罗锅见真主，前胸藏诗文；只手扶社稷，单腿跳龙门。”康熙被他的才气折服，就没有再难为他，尤其是施世纶在殿试中表现优异，更令康熙刮目相看，连连夸赞“真是不可貌相”，立刻封他为“八府巡按”，命他考察地方官吏去。
这段充满喜剧色彩的传说自然是民间的戏说，百姓爱戴施世纶，所以喜欢经常善意地调侃他一下。历史上的施世纶没参加过殿试，也没有什么功名。《清史稿》载：“（施世纶）康熙二十四年，以荫生授江南泰州知州。”在清代因上代系现任大官或遇庆典而被封官称“恩荫”，因上代殉难而被封官的称“难荫”，被封官的人通称“荫生”。荫生名义上是入监读书，实际只需经一次考试，即可给予一定官职。施世纶能做官，是因为他爹——施琅。施琅在统一台湾的水战中立了大功，康熙很是欣赏他，封他为靖海侯，给他的儿子们也封了官。就这样，施世纶走马上任，做了江南泰州的知州，年仅26岁。
施世纶上任后，勤政爱民，没过两年，就使得泰州大治，他也得到了百姓的一致爱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不畏强权，一心为百姓办事，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江南大水，淮安告急。朝廷派两名钦差前往运河泰州段监督堤工。这两个钦差带了数十名随从，仅是穷摆谱也就算了，这些人还肆意扰民，甚至为非作歹，两个钦差也得了不少好处，自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向正直的施世纶可看不下去了，百姓遭水患已经够苦了，你们钦差还下来扰民，真是天灾没完又来了人祸，他一生气，管你什么钦差，什么先斩后奏，只要知道有人作恶，马上按律法办，绝不留情，这些人知道自己没理，告到皇上那里是给自己找不自在，所以就收敛了很多。
同年六月，绿营裁兵，湖广督标（相当于团长）夏逢龙不服气，干脆造了反，朝廷赶紧派兵进剿镇压，当时，百姓不仅怕土匪，也怕清军，因为清军经过的地方，百姓同样遭殃，简直没处说理去。清军抢上了瘾，却没想到在泰州碰了钉子。到了泰州后，他们马上就知道不能为所欲为了：知州施世纶等地方官员恭候相迎，人马的粮食饲料都准备充裕。同时，府吏们持棍棒在道路两旁夹道而立。意思很明白，不管你们是不是有军务在身，想作乱扰民的话，马上拿下。清军毕竟还不是土匪，抢了那么久，也心虚，见此情形，只好乖乖地补充完粮草，走人。施世纶真正保了一方平安。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施世纶任江宁知府，三年后，他的父亲施琅去世，按封建礼数施世纶应该“丁忧”，即辞官回家为父亲守丧三年。江宁百姓舍不得施世纶走，极力挽留他，两江总督范承勋以“舆情（就是民意）爱戴”上疏奏请施世纶在任守制，施琅有10个儿子，范承勋的意见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施世纶思归心切，坚持回家守孝。百姓知道留不住他了，只好每人出一文钱在府衙前左右各建一个亭子作为纪念，是为“一文亭”。守孝完毕后，施世纶被任为江苏省淮徐道。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三月，施世纶被任命为顺天府尹，可谓责任重大，也可以看出康熙帝对他的欣赏。在天子脚下，京畿重地，施世纶没有“京官难当”的顾虑，也做了许多好事。今天北京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有一个金台书院，前身为“洪庄”——降清明将洪承畴的御赐庄园，洪家怎么舍得把这大好的庄园弄成书院呢？还是施世纶“使坏”达成了目的，他想把洪庄的一些空地买下来，建一个书院。当时洪承畴已经不在世了，他的孙子洪亦沔是洪庄的主人，洪亦沔坚持不肯卖这个庄园，施世纶百般央告也没有效果，灵机一动，向康熙上书，说洪亦沔真不愧为名人之后，觉悟就是高，自愿把御赐庄园献出来办书院，皇上真得好好奖赏他。康熙听说后非常高兴，对洪亦沔甚为嘉许，并御赐“广育群才”匾。洪亦沔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想了一下马上知道是施世纶搞的鬼，那厮求了自己好几次达不到目的，出了这么个损招。可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总不能上皇上那里辩解吧，只好领旨谢恩，私下里郁闷得不得了。
施世纶一边重教办学，一边力除流弊。当时京师有四大流弊，即司坊擅理词讼、奸徒包揽捐纳、牙行（一种中介组织）霸占货物、流娼歌舞宴饮。施世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治，一时京畿大治。施世纶多次受到康熙的嘉奖。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施世纶调任户部侍郎，配合十三阿哥胤祥“清理国库积欠”。国库的拖欠大户多是太子阿哥、皇亲国戚——这是个难办的差事，施世纶知道这比顺天府尹还难干。他就向康熙上奏，说：救济安徽凤阳的10万石粮食只有2万石到了百姓手里，其余8万石悉数被各级官吏侵吞私分了，真是目无王法，遭殃的还是百姓，请皇上派臣去查这件事吧，臣一定把凤阳这件事处理好。康熙知道他是不想参与国库的清理，直接说，你先办好了清理国库的事吧，比治好几个凤阳都强。施世纶不甘心说：臣只有治理一郡一地的本事，国库清查一事非臣力所能及，还请皇上三思。康熙也跟他杠上了：知道难办才让你办，再啰唆就要治你罪了啊。施世纶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做下去了，要做就做到最好，他和十三阿哥雷厉风行，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当朝大臣，无论欠了成千上万还是十两八钱，一律限期归还，否则按律惩治。得罪了不少人，终于完成了任务。
此后，施世纶当官就全跟钱粮打交道了。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拟任云南巡抚的施世纶被改任漕运总督，到江苏督办漕运。众所周知，漕运是一个肥缺，连负责押运的低级武官都能通过克扣漕米、藏货纳赃发大财，施世纶作为漕运总督，还不是想贪多少贪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想过要捞钱，他先是调查研究，了解了漕运内部管理混乱的痼疾。然后身体力行，亲自到基层解决问题。他每天带两三个文书坐上船，然后用一本小册子详细记下天气状况以及水流缓急深浅情况。时间长了，他可以依记录预测船只到达的时间，很少出差错。通常情况下，施世纶的船走在前面，遇到水浅滩急的地方，他就会想到某船货重人少，便下令先在此地准备好驳船（一般为非机动船，与拖船或顶推船组成驳船船队，可航行于狭窄水道和浅水航道）。押运的官员以为他能未卜先知，把他视为神明。
当时漕运船只往往不能按期到达，驾船的兵丁们非常辛苦，当官的还经常克扣漕米、敲诈船丁。施世纶经常亲自上船开舱检视米色好坏、分量足不足，检查完了就命令船只赶快开走，不给当官的敲诈船丁的机会。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敲诈克扣、中饱私囊的官员，“立杖辕门，耳箭（旧时重犯示众时插在颈后耳旁的箭牌）示众”。这样仅三四年的时间，原先一团糟的漕运政务便被肃清。当官的不敢再做违法的勾当，安分守己起来，船丁不再受苦，沿岸百姓也不再被欺凌，多年后仍为施世纶焚香祝祷。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西北边境局势紧张，从河南到陕西，大军粮草调动运输频繁。康熙帝深知施世纶为人廉洁，管钱粮非常出色，就命他去陕西协助川陕总督鄂海督办军饷。施世纶受命后亲自坐船溯黄河西上，把运粮路线水流滩石勘测得一清二楚，并绘制了详尽的路线图，极大地方便了粮草的运输。
不久，陕西又逢大旱，灾情严重。施世纶在督办军饷的同时又奉命赈灾。他派部下分十二路去调查灾民，按人口分给粮食，不论远近全部分到。在查谷赈灾的过程中，施世纶发现陕西的积储多已虚耗，便要上书弹劾总督鄂海。鄂海心虚，知道皇上一得到奏疏必然罢自己的官，只好在施世纶身上下功夫。当时施世纶的儿子施廷祥正任甘肃会宁县知县。鄂海就跟施世纶表示，放过自己的话，就给施廷祥点好处，否则……谁知施世纶大怒，我是朝廷命官，为百姓谋福，从当官起连皇亲国戚也没怕过，连命都不顾了，还怕儿子丢个一官半职。马上弹劾鄂海，不久鄂海就被罢了官。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五月，施世纶病逝于任上，皇帝批准了他临终之前的奏疏——随父归葬故里，并亲笔写了诏书，褒奖他“清慎勤劳”。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总结道：“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二语。”尽管施世纶的官职一次比一次大，但是无论什么亲戚朋友来找他走后门，他一概严词拒绝。所以百姓中间流传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施老。”在封建社会，像施世纶这样，廉洁清正、不畏强权，一心为百姓办事的好官，非常难得，所以他深受百姓爱戴，其惩恶除奸的故事在民间被广为传颂，人们还常常把他比作正直刚毅的包拯。可见，施世纶虽然是凭借父亲当的官，但却也不是没有真才实学。事实上，施世纶平生好学，善诗能文，著有《南堂集》八卷、《倚红词》一卷。他在江宁做官的时候，还和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成为好友，两人经常在曹寅府上吟诗作画，缅怀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即清朝英年早逝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
对于施世纶的才学、能力以及为人，康熙一直没有怀疑过。但是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湖南按察使出缺，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即将退休的老臣伊桑阿代表九卿向康熙推举施世纶补任，康熙却没有答应。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说：湖南按察使的职责说白了就是挑官员的错，朕知道施世纶廉洁奉公，但他遇事偏执（偏执好像是清官的通病，比如于成龙），百姓跟读过书的人打官司，他肯定偏向百姓；读过书的人跟官员打官司，他一定偏向读书人。可能他做得没错，但为人处世，务求适度。如果让他做了按察使，他一定会认真地给官员挑错，可是谁能没有错呢？一味深究，并不是好事。“廉”没有错，但为人处世不能偏执，“太清”则“刻”，很容易出乱子。所以施世纶这样的人，最适合管钱管粮，可以充分发挥其“苛刻”而自律的长处——自己不贪、别人也别想贪。
不久施世纶就被派去管钱粮了，而且做得很好。这是康熙知人善任的一个很好的范例，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康熙用人策略的独到之处。
可以说，康熙帝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称颂的丰功伟绩，正是因为他作为帝王具有“伯乐”的眼光：既能识人才，又会用人才。而一个明君，最关键的才能就是会用人。康熙用人不任人唯亲、不计前嫌、唯才是举。在“重满轻汉”的社会背景下，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用有才德的汉人为其“安天下、清君侧”，更说明了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非凡的洞察力，从而将朝廷内外整治得井然有序，创建了一个四海升平的康熙盛世。
【不修长城修避暑山庄】
统治一个国家，用人很重要，事实证明，康熙做得很好，他非常懂得人尽其才，将每个人都安排到合适的位子上去，这也使得他统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官场吏治清明，百姓没有过多的抱怨。但是整顿吏治只是治理好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历朝历代，都要面临着另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很多帝王采用秦始皇时就开始的方法——修筑长城，可是到了康熙这里，他不修长城，修避暑山庄。
清康熙四十年（1701），康熙帝巡幸塞外。当他来到热河上营（今河北承德市区）一带，立刻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此地崇山起伏，峰峦叠翠，武烈河水（亦名热河）萦绕其间，山水相映，意趣盎然。这里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还是出京到木兰围场以打猎为名实行训练军队的中间站，“道近神京，章奏朝发夕至，往还不过两日，宗理万机与宫中无异。”一个大计划在康熙的心中形成了，他决定在此地建一座规模庞大的离宫别苑。经过紧张的筹备，工程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动土，此后的几年，一座气度非凡、将真山真水成片成片圈入的塞外行宫建立起来。这，便是后来成为清廷第二政治中心的承德避暑山庄，它的修建，是清王朝政治中心北移的表现。
避暑山庄位于今天的河北承德市，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开始兴建，到清乾隆五十五（1790）年宣告竣工，历时89年。园林面积约564万平方米，是公认的中国和世界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这座规模宏大的园林，拥有殿、堂、楼、馆、亭、榭、阁、轩、斋、寺等建筑100余处，最大特色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山区占了整个园林面积的4/5。从西北部高峰到东南部湖沼、平原地带，相对等差180米，群峰环绕，山谷中清泉涌流，密林幽深，景色美不胜收。
避暑山庄是康熙在口外所建的众多行宫之一，最早叫热河行宫，它也不是康熙修建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康熙修建的第一个皇家园林是畅春园，在北京的海淀。但是避暑山庄的建筑规模、建筑布局和建筑风格与其他的皇家园林极为不同，它既有庄严肃穆的皇宫大殿，又有恬淡天然的田园风光；远接广袤无垠的塞外草原，近靠峰峦叠翠的崇山峻岭。设计者根据承德西北地势高、东西地势低的特点，将中华多处名胜合理分布、疏落有致，打造出“南秀北雄收眼底”的宏伟景观，实现了康熙“集天下景色于一园，移天缩地为一方”的初衷。
在避暑山庄东部和北部丘陵起伏的地段上，如众星拱月之势环列着12座色彩绚丽、金碧辉煌的大型寺庙。当年有8座寺庙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据清代《钦定理藩院则例》记载，理藩院共管领着北京、承德共40座庙宇，除北京32座之外，其余全在承德。故此，承德的12座寺庙中除了普佑寺、普乐寺、广安寺和罗汉堂外，其他8座均归理藩院直接管理。这八个庙还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因为它们又都在古北口外，故统称“外八庙”。久而久之，“外八庙”便成为这12座寺庙的代称。“外八庙”中，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10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年间。
寺庙群如众星拱月般镶嵌在避暑山庄周围，既同山庄遥相呼应，又同山庄联为一体，从外形上看，避暑山庄无论是庄严肃穆的皇家宫殿，还是游玩欣赏的亭、轩、榭、阁，一律采用青砖灰瓦，都显示出一种古朴自然的风格；而外八庙则采用彩色的琉璃瓦，有的甚至用镏金鱼鳞瓦覆顶，远远望去，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与古朴典雅的避暑山庄形成鲜明的对比。1994年12月，避暑山庄同外八庙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承德也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表面上看，康熙当年大兴土木只是为修建一个供自己休闲娱乐的皇家园林，这个园林留到今天就成了文化遗产、旅游胜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过去的300年里，避暑山庄可不像它的名字那样悠闲自得，康熙始建避暑山庄后，以后的皇帝们每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住在这个山庄。承德成了仅次于北京的全国政治中心，作为陪都，在政治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避暑山庄建成以后，大大方便了皇族们从北京到木兰围场狩猎的供应问题。木兰是满族语哨鹿的意思。康熙希望他的子孙们把“木兰秋狝”（“秋狝”在中国春秋时期就有记载，“春搜”是在春日举行的射猎；“秋狝”指的就是秋天的畋猎）当成传统一样，永远地继承下去。满族人从马上得到了天下，失去了勇气与豪气就失去了灵魂，早在三藩之乱时，康熙就起了警惕之心，当年，八旗子弟进山海关不过30年，却几乎没有了为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打天下的豪气，“一人受伤，数十人借口送回”，整整用了八年的时间才平了三藩之乱。这件事给康熙的刺激太大了，想当年，满族人的八旗兵是何等勇猛和彪悍，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王朝，全都在他们的铁蹄下被荡平，如今却这么窝囊。
为了使八旗恢复战斗力，康熙将目光锁定在距京师350多千米的茫茫草原，并下令圈定了东西长125千米，南北宽122千米，总面积达15300平方千米的“木兰围场”。三藩之乱平息不久，康熙就带着八旗精锐来木兰围场秋狝了。皇帝制定了严厉的奖惩措施，八旗勇士们为了得到皇上的赞许，纵横驰骋，追虎逐鹿，头戴鹿角面具的清兵，隐藏在圈内密林深处，吹起木制的长哨，模仿雄鹿求偶的声音，雌鹿闻声寻偶而来，雄鹿为夺偶而至，其他野兽则为食鹿而聚拢。等包围圈缩得不能再小了，野兽密集起来时，大臣就奏请皇上首射，皇子、皇孙随射，然后其他王公贵族骑射，最后是大规模的围射。莽莽草原，战马嘶鸣，俨然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八旗子弟们重新跨上马背，开始不断体验祖先们粗豪爽快的射猎生活，他们骨子里骁勇善战的野性终于复苏了。九年后，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一路所向无敌，直抵北京，康熙御驾亲征，裕亲王福全亲自挂帅率领骁勇的八旗兵在乌兰布统草原大败噶尔丹。可见，木兰秋狝确实提高了军事防御能力，加强了八旗的战斗力。
乌兰布统一战以后，康熙更加重视边疆武备和弓马骑射。每年的木兰秋狝时间越来越长，阵容越来越庞大，最多时人数达3万，这样的一支队伍，人马供给是很成问题的。避暑山庄位于北京和围场的中间地带，它的修建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自从秦王朝灭掉六国一统江山后，直至清初，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生活在“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与部分狩猎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党项、回讫、突厥、蒙古、契丹、女真、满族等，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频频向中原进军，大大小小的战事连绵不断。这些少数民族多次建立政权，有的甚至还灭掉中原王朝，一统天下。他们对中原王朝构成长久的威胁。所以中原王朝，为了防范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一代接一代地修筑长城。可是长城真的有用吗？
历史表明，清代以前，每个朝代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如汉唐这样强大的王朝，虽然一度突破长城之限，在长城以外的部分地区设治，但不久就很快向内撤还。
清康熙三十年（1691），有朝官上奏，说长城几经兵罹和岁月的冲刷已变得破败不堪，长城是大清的军事屏障，应尽早修葺整顿为妥。而康熙认为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以及与游牧民族的团结，当即否定了这个建议。
对于修建长城，康熙始终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也去过山海关，还作《长城》一诗调侃了秦始皇：“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并不是妄自尊大。他想，明代修长城，工程浩大，劳民伤财，清的先祖还是从关外冲破了长城的封锁，终于问鼎中原，可见，长城修得再坚固有什么用？只要出一个吴三桂，就能让多年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只要人民安居乐业，只要八旗子弟威风不灭，就修成了万古不废的长城。他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对边疆少数民族始终坚持恩威并施的态度。因为他知道光靠“恩”是不行的。
以蒙古族为例，蒙古各部与清朝素有渊源，两个同处北方的少数民族不仅早有往来，通婚通谊，蒙古八旗更在清朝入主中原的历次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从某种程度上说，早期的清政权就是满蒙联盟的政权。清太宗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系蒙古科尔沁贝勒莽古斯的女儿；孝庄文皇后是莽古斯儿子宰桑之女，是孝端文皇后的亲侄女，几年后孝庄文皇后26岁的姐姐也嫁给了皇太极。清廷还建立了“备指额驸”制度，规定在蒙古王公嫡系子弟中，年满15～20岁的男子，不许订婚，要先登记造册，以供皇帝给公主挑选额驸。孝端文皇后之女固伦端贞长公主、孝庄文皇后之女固伦雍穆长公主等清宫十几位公主都嫁给了科尔沁部，成了蒙古人的媳妇。清朝奉行“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的政策，清朝皇族与蒙古王公世代联姻。可即使是这种关系，康熙在忙着对付三藩之乱时，漠南察哈尔蒙古竟然乘机发动叛乱，要不是孝庄文皇后慧眼识珠，向康熙推荐大将军图海去很快平定了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从此，康熙每次秋狝都邀请蒙古王公，其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满洲人得了天下，却并没有耽于淫乐，照样上得了战场也拿得住老虎，依然保持着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勇敢和旺盛的斗志。
接着，康熙又建起了避暑山庄，这些人在被八旗兵的骁勇震慑之后，又被邀请到山庄，受到盛情款待。蒙古王公们见识到了这些，心中畏服，自然很难再起叛乱之心。
所以，如果说木兰围场是康熙示威的地方，那么避暑山庄就是康熙实施“怀柔”政策的地方。他修完了避暑山庄，修外八庙，修这些寺庙有什么用呢？用处很大。有句话说得好“一座寺庙胜敌十万兵”。
有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之后，清王朝跟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就密切起来，康熙下令专门修建行宫，把班禅、达赖连同蒙古王公邀请到这里来研究书画、举行宴会、聊天，联络感情。正如作家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面所说的：“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园林和寺庙，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
康熙打破了自秦以来“内中国外夷狄”的格局，决策废掉长城，把中国“大一统”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了时代的极限，实际上是拆除了分割汉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一道樊篱，从此长城不再有内外之分，不再有华夷之辨，由此迅速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使“中国”具有了当代中国的含义。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所凝结的建筑精华，从而形成了清代修庙不修城的国家策略。天人合一的园林与庙宇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力量，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和国家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康乾盛世”。
【康熙帝六下江南】
康熙微服私访是后世的小说家以及今天影视剧的热门话题，但是据专家考证，康熙当时是不可能微服私访的，首先，他具有强烈的天子意识，还没有“深入群众”的先进观念。其次，封建社会皇帝的安全是国家的大事，出了一点差错，不知道多少人要因此丧命，就是借那些侍卫一百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让皇上单独出去。所以不管人们是如何地津津乐道，关于康熙微服私访的故事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不过是后世的戏说而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康熙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到地方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巍峨的泰山、孔圣人的老家曲阜、雄伟的五台山以及美丽的江南水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翻开《清圣祖实录》，有关康熙出巡的记载连篇累牍。作为一个勤政爱民的皇帝，康熙频繁巡视自然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出于政务上的考虑，是治理好国家的需要。史实证明，康熙的出巡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尤其是他六下江南，对于治理河工、笼络汉人士大夫促进满汉融合以及体察民情整顿吏治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一直是危害百姓、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康熙帝亲政以后，经常为治理黄河的事苦思焦虑，他在宫殿的柱子上写了“河务、漕运、三藩”六个大字，把治理黄河、沟通漕运看成头等大事，立志要“一劳永逸、全面修治”，所以他屡次南巡的核心目的就是视察河工。
当时，淮安是黄河、淮河以及运河的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淮安视察，指授治河方略。
清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命安徽巡抚靳辅总督河道，并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巡，亲自视察河工。他在靳辅的陪同下，自宿迁至桃源县，对黄河北岸90千米的各处险要工程一一巡视，河边有的路段非常难走，泥泞不堪，康熙步行的时候没到了膝盖，但他仍然不辞辛苦，坚持看完。他还登上天妃闸，亲自勘察水情，见水流湍急，便下令，另设七里、太平二闸，以分水势。康熙每到一个地方，必会再三询问治理的详细情况，并对随从说：我亲眼看见河工的辛苦、百姓的艰难，这河工什么时候能得到根治，百姓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受水患之苦安心种田啊。焦急之心，溢于言表。
五年后，康熙再次南巡。至清河县，谕示河道总督王新命（靳辅已经于前一年被撤职）：虽然已经修了中河，但是黄河仍要横穿运河而过，运河依然有被冲灌的危险，高邮、宝应等州县湖水泛滥，广大民田被淹，减水坝有益河工却无益百姓，你应该赶快移除减水坝，将这些地方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
从1690年至1697年的七年时间里，康熙主要集中精力平定西北噶尔丹的叛乱。这几年中，治河名臣靳辅病逝，河工人事变更频繁，河督一职数次易人，除靳辅外，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早先取得的成绩被逐渐断送，河工日趋败坏。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第三次南巡，亲自视察高家堰归仁堤等处。见工程日渐塌毁，指责时任河道总督的于成龙拦黄筑坝，致使黄河壅塞，清口堵塞而使漕运梗阻。于成龙借口有病向康熙辞职，康熙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让他在任所养病，次年，于成龙病死，两江总督张鹏翮受命为河道总督。
张鹏翮走马上任后，拆除拦黄坝，疏浚海口，筑堤束水入海，又加固高家堰，堵闭唐埂六坝，使淮水趋清口。因清口淤垫，又在张福口开引河，引淮水归故道，使黄河与淮河合流而下。当年靳辅开的中河离黄河南岸太近，水涨时有倒灌的危险，张鹏翮便另筑北堤，截旧中河水入流，称“新中河”。此外，开水渠疏导淮扬七属下河，将积水引入大海。张鹏翮治河三年，成效显著。不仅漕运无阻，而且出现了“清水畅流敌黄，海口大通，河底日深，黄水不虞倒灌”的局面。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康熙帝第四次南巡，亲自视察高家堰等处堤工，乘船分别到黄河南岸各个堤坝，见河工初步告成，非常高兴，欣然提笔作《览淮黄成》诗一首：
殷勤久矣理淮黄，几度风尘授治方。
九曲素称天下险，四来实为兆民伤。
使清引浊须勤慎，分势开流在不荒。
虽奏安澜宽旰食，诫前善后奠金汤。
之后，康熙渡过黄河，过宿迁，经东平、沧州、天津，在杨村下船登岸回京，并召大学士、九卿等谕曰：“朕此番南巡，遍阅河工，大约已经成功矣。向来黄河水高六尺，淮水低六尺，不能敌黄，所以常患淤垫。今将六坝堵闭，洪泽湖水高，力能敌黄，则运河不致有倒灌之患。此河工所以告成也。”
出于对河工的无比重视，康熙在两年后再次南巡，他亲阅杨家庄等处新开中河闸口及附近堤岸，见黄河已顺轨安澜，欣喜不已。但是仍然一再叮嘱张鹏翮等人“河工已经告成，善后方略更为要紧”“黄河南岸堤工关系紧要，应加紧修防”“河工虽已告成，不可不预为修理防护，以图善后之策”。
不料几个月后，河工又出了问题，黄、淮又发生了多年未有的暴涨，造成古沟塘、韩家庄、清水沟几处堤岸冲决，损失惨重。康熙帝闻讯大怒：“朕想去高家堰视察时，张鹏翮奏称工程已经完成，又说正值炎暑，千方百计阻止朕，朕以高家堰关系重大坚持视察，见工程根本没有完成，石堤所下之埽（将秫秸、石块、树枝捆扎成圆柱形用以堵口或护岸的东西），很多都已经腐烂了，朕马上告诉他大水说来就来，难以预料，必须赶快完工，昼夜防护，现在古沟、唐埂、清水沟、韩家庄四处堤岸冲决，根本就是因为高家堰水泄太多，张鹏翮难辞其咎。”
之后，康熙帝命张鹏翮革职留任，两江总督阿山、漕运总督桑额和张鹏翮等共同详议漕运与民田两利的修治方案。次年正月，阿山等提出了创兴溜淮套方案，其主要内容是自泗州开河筑堤，引淮水至高家堰，入张裕口，再出清口。
不过，康熙帝对此工程并不放心，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起程离京，第六次南巡，发现溜河套工程不只占用民田、民居甚至还需要毁坏多处坟冢，于是马上下令停止溜河套工程，又经反复研究，命挑浚洪泽湖出水口，加宽加深，使清水畅流，便可以取得和溜河套工程同样的功效。此命令一下，百姓欢呼雀跃。
康熙帝以民为本，六次南巡亲临河工，指授方略，实心求治。经过几十年的治理，两河安宁，漕运无阻，人民安居乐业，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康熙六次南巡的目的之二是为了促进满汉融合。当时，清朝入主中原不久，由于清朝入关时采取了民族高压政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中大肆屠杀江南人民，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战争持续二十年之久，此后，反清斗争虽告失败，但人心未附，特别是汉族的士大夫们，仍然拒绝与清政府合作。
事实上，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清朝免不了被汉族知识分子敌视和抵制的命运的。尤其是清初的时候，明朝的大儒们，以笔墨为刀枪，纷纷著书立说，用坚守汉族的传统文化来表达对清王朝的不满，他们无力反抗这个朝廷的政权，就只有守住传统文化这一块阵地，这也使以后的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几乎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江南地区物产丰盈，人文荟萃，因而其民情的安沸、吏治的好坏、人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清朝统治的安危。康熙知道这种抵制继续下去，对清朝的统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屡次南巡以争取这些江南士大夫的支持。
第一次南巡时，康熙亲祭明太祖陵，于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表达对明太祖朱元璋的推崇，以此隆重的形式拜谒前朝皇帝，实在是很少见的，尤其是清代，三跪九叩是最高的礼数，只有向天地、父母以及皇帝才可以行这么大的礼，由此可看出康熙不一般的谋略和胆识。而且当时，康熙拜明孝陵的时候，旁观的百姓有万余人，不少人感动得都哭了，这就是康熙想要的结果，跪一下又如何。此后五次南巡，康熙也都亲祭明太祖陵。
祭孔也是南巡的重要活动之一。康熙首次南巡就去山东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他由甬道旁行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当时随行的大臣都劝他说：历代君王来拜孔庙时，行的都是学生之礼，两跪六叩首，您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有失身份，但是康熙反驳道，孔子乃“千秋帝王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为了民心归附，社稷安定，多磕几个头有什么关系，难道朕就不是皇上了吗？群臣拗不过他，只好由他以臣子之礼，给孔圣人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不仅祭拜，康熙还亲书“万世师表”四字悬于殿中，又决定重修孔庙竖立孔子庙碑，并亲自撰写碑文“以昭景行尊奉至意”。
康熙祭拜孔庙，无疑是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崇孔活动及从康熙身上表现出的至诚态度，更使汉族士大夫备觉亲切。而这也使传统汉族知识分子的决心有了动摇，他们实在没有好挑剔了——统治者承认了他们的文化，这就使他们不能再把维护传统文化作为忠于前朝的理由。这就是康熙非常聪明的地方，他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们不会太长久地坚持他们的立场，前朝遗老和文化顺民之间，就只差那么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只要统治者肯接受汉族文明，这层窗纸很容易就可以捅破。
按照历朝旧例，祭了孔庙，就要去泰山封禅，以昭示大皇帝的文治武功，可是康熙却拒绝了群臣的建议，理由很简单，无非是一些特别谦虚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我做得还不够好，怎么好意思去泰山封禅夸功？这么一来，一个谦虚、谨慎、励精图治的皇帝形象，马上传遍全国。人人称赞康熙皇帝，不愧是英明圣主。可见康熙的这些做法，对收揽民心、争取江南士大夫的支持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三次南巡到达苏州时，苏州的官员及士绅都前来接驾，打着黄绸的锦旗，旗上写着各自的籍贯、姓名及“恭迎圣驾”等字。从姑苏驿前到虎丘山麓，凡是康熙停留的地方，都搭盖了锦亭，锦亭之间用画廊连接，沿途安装彩灯，都用绸缎装饰，极其豪华壮丽。几日后恰逢康熙寿辰，许多士绅进贺寿诗，这些诗被分别装订成“天地人和”四大册。
南巡期间，康熙竭力扩大汉族地主、士大夫的入仕之途，广增学额，对致仕回籍的汉族大学士、官吏以及著名的文人学士或亲自接见，或派人慰劳，以示恩宠，对受灾的百姓也多次筹商救荒之策。有一次，到太湖边上的时候，康熙问江苏巡抚：“太湖方圆多少里？”
“800里。”
“朕记得书上明明说太湖方圆只有500里，怎么是800里了？”江苏巡抚连忙回奏：“500里是宋朝年间的记录。太湖风浪年年都要冲刷岸边土地，而农夫又喜欢挖取湖边淤泥作为肥料，所以太湖扩大到方圆800里了。”
“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你们为什么不奏明，请求减交粮税？”
“湖东被太湖吞噬了不少土地，湖西被冲刷较少，南北则湖南失地较多，湖北失地较少，地方上怕奏明后减免有多有少，引起纠纷，就没有上报。”
“不奏明，湖东湖南的百姓不是吃亏太大了吗？”
康熙当即命令随从人员记下来，准备回京以后进一步调查，订出具体的减免办法。之后叹口气说：“朕不到江南，不知民间疾苦利弊，真是太委屈江南百姓了。”
康熙在南巡中注意体察民情，咨访吏治，许多不称职的官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罢免的。除了做一些政治意义重大的事情之外，这其中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小插曲。例如第三次南巡时，江苏巡抚宋荦迎驾，宋荦是康熙朝的名臣，他勤政爱民，救灾济困，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精于书画也擅长品茗。他深知康熙不喜铺张，眼下又是仲春时节，便令下属去买来一种茶叶，康熙接过茶后，只见茶条索紧结，卷曲成螺，白毫显露，银绿隐翠，煞是可爱。一经冲泡，恰似白云翻滚，清香袭人。品饮下来，更觉鲜爽生津，滋味殊佳。随后问此茶何名，宋荦奏曰：“此乃当地土产，产于洞庭东山碧螺峰，百姓又称之为‘吓煞人香’。”“吓煞人香”是苏州方言，意思是香得出奇、香得怕人，康熙感到此名不雅，因见其色碧绿，其形似螺，于早春采撷于碧螺峰上，遂命名为“碧螺春”，并定为贡品。从此碧螺春成为贡茶中之珍品，享盛名数百年不衰，康熙成就了一段关于茗茶的佳话。
六次南巡中，参加迎送的汉族地主、士绅和百姓一次比一次多，热情也一次比一次高。这说明自清初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和汉族地主阶级关系的漫长调整过程，终于获得了圆满的解决。此间，除了三征准噶尔、西北边疆局势略显紧张外，基本无兵戈之事，政局稳定，吏治有所澄清，黄河治理大见成效，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全国的垦田面积大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十分惊人，库存银的激增，尤其表明清朝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全国各地区也多呈一派繁荣景象。据康熙帝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后的巡幸中所见：山东“民生丰裕，士民乐利”“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浙江“农桑徧野，户口蕃殖，闾阎气象”，就是因遭三藩叛乱而造成“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也是“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
【盛世修书之《康熙字典》与《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时期，大清已经走进了盛世，当此盛世之时，大规模修书，整理编纂文化典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先秦宝贵的文化遗产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灾难，汉朝时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这之后，编纂典籍也是历朝历代弘扬文化的一项重要工程，盛世修典，在历史上常是被人们引为美谈的事情，尤其是宋太宗赵光义连续主持编纂“宋代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之后，历代帝王多热衷于修书，既可以表示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从而网罗英才，又可以粉饰太平，明成祖朱棣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也是这个目的下的一枚硕果。
到了清代，作为一个博学多才、重视文教的皇帝，康熙怎么可能忽略了这项重大工程，不仅没有忽略，而且居功甚伟。他先后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大型书籍，总计60余种，2万余卷，对中国的文化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书籍中，有两座高峰：《康熙字典》和《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字典》
清初，人们使用的字典主要是明朝人编纂的《字汇》和《正字通》。《字汇》收录的字数最多，有3.3万多字，是当时中国收字最多的字书，但它毕竟是明朝人编纂的字书，不可能反映清朝取得的进步成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无疑已经落后了。因此，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皇帝下旨要亲自主持编纂一部能全面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型字典。然而，“全面”“中国”“历史文化”这些字眼说起来容易，真要编出这样的字典谈何容易。康熙说要亲自主持，只是会留心抓一抓的意思，虽然没有人怀疑他的学识和能力，但是他总不能为了编字典不理国事吧，那就本末倒置了，而这样大的编书工程如果没有好的主编（当时称总阅官）来主持的话，无异于浪费时间白搭工，所以对于选择字典主编的问题，康熙是绞尽脑汁，将朝中有学识的大臣全都过了一遍脑子，最终，将目光定在了两个人身上，当朝大名鼎鼎的内阁大学士陈廷敬和张玉书。
陈廷敬，字子端，号说岩（意为喜爱岩石），山西阳城县皇城村人。陈廷敬天性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是个天才儿童，自幼受到极佳的文化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均出身书香门第，母亲张氏曾对他口授《诗经》和“四书”，他6岁进私塾读书，9岁即能作哲学意味深远的五言绝句，令父母都大为吃惊，他的私塾老师王先生辞别他的父亲陈昌期，说“您的儿子是个天才，以鄙人的才学已经教不了他了”。
颇为有趣的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仅13岁的陈廷敬与父亲一道赴潞安府考秀才，陈廷敬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州学，远远领先于父亲。考试时，考官知道他会作诗，就不考他诗，而考“五经”义，一样难不倒他。清顺治十五年（1658），陈廷敬中进士，之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深受康熙皇帝的赏识和重用。
陈廷敬是当时非常权威的文学家和诗人，著有《午亭文编》50卷，其文其诗，品位极高，人称“燕许大手笔”，“海内无异词”；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理学家，著有《困学绪言》；他还是一位书法家，这倒不奇怪，明清时入翰林院的进士书法必须有两下子，不过陈廷敬又是高手中的高手，留存到今天的书联“饮露花中如美酒，谈诗泉上似高贤”在书法界被称为神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廷敬还是一位音乐家，他通晓音律，能作乐谱曲。学识渊博、集诸家于一身，在我国古代辅政大臣中，陈廷敬的确是一朵奇葩。不过，以上还完全不是康熙皇帝选择他作为《康熙字典》主编的理由，更重要的是，陈廷敬是清初一流的语言学家和编辑家，不仅《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明史》、《三朝圣训》、《鉴古辑览》、《大清一统志》等大型语言工具书和史志巨著的编纂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这样一个人，无疑是《康熙字典》的最佳总阅官。
另一位总阅官张玉书也是一个能人。张玉书，字素存，号润浦，江苏丹徒人。《丹徒县志》中记载他有和陈廷敬一样的特质：“读书过目成诵”，清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官至首辅，却始终体恤下情，有一次家里房子着火了，皇帝赏赐千金让他重新建宅，他却把钱交给了刑部，让刑部的官员在监狱里铺地板，以免囚犯睡在水泥地上着凉生病。同时，他生活非常简朴，清人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风趣类》中说他：“古貌清癯，每一朝只食山药两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饥。”这个记述有些神化了，张玉书的同事王士祯在《分甘馀话》中就说的符合实际一些：“康熙辛未，余贰京江相国张公素存（玉书）典会试，每五鼓必秉烛起坐，夜则和衣而寝。食时，或切山药极薄，煮熟置盂中，不过五七片；或炒米少许而已。”可见张玉书的确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官都做得那么大了，生活还如此简单。
张玉书的诗文功夫也十分了得，著有《力行斋集》（一作《文贞公集》）12卷，《扈从赐游记》1卷，《昭代乐章恭记》1卷，《游千顶山记》1卷，《外国记》1卷等。同时，《三朝国史》、《大清会典》、《大清统一志》、《平定三逆方略》、《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治河方略》、《佩文韵府》、《明史》等书的编纂中，他都是总阅官之一。
如此看来，陈廷敬和张玉书的确是《康熙字典》编纂官的最佳人选，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学识渊博，这样浩大的一个工程，仅靠他们两人也是很难完成的。事实上，编纂班子中30多位官员，全是进士出身，当然，只有陈、张两人是顺治年间进士，其余都是康熙年间的。这些人的诗文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学识也得到高度认可，包括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凌绍雯、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史夔、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周起渭、太仆寺卿加二级臣王景曾、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加一级梅之珩、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加四级蒋廷锡，等等。被后人传为佳话的是，陈廷敬与其子陈壮履父子俩同居翰林，共修《字典》，张玉书长子张逸少亦与父亲一同编修字典，蒋廷锡的侄子蒋涟也同叔父共同参与这个工作，张氏、陈氏父子和蒋氏叔侄同居玉堂，共赞伟业，已占去全部纂修人员的五分之一。
《康熙字典》从1710年三月下诏始修，到1716年闰三月圣祖作序之后刊成，前后六年有余。《康熙字典》有这样三个优点：一、收字相当丰富，共有4.7万个，超过《字汇》1万多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1915年4.8万多字的《中华大字典》出版，才打破了这个纪录。二、它以214个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都列举进去，可以供使用者检阅。三、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了例子，难得的是这些例子几乎引自“始见”的古书。遗憾的是，两位总阅官陈廷敬和张玉书都没有看到字典成书便积劳成疾，死于任上，但是，他们的功绩始终被后人牢记。
《康熙字典》的版本非常多，除了康熙内府刻本外，还有清朝道光年间的内府重刊本，以及各种各样的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影印本等，直到今天，《康熙字典》还在一次次再版印刷，成为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流行最广的中国古代字典之一，可见其影响和价值。
陈梦雷与《古今图书集成》
同《康熙字典》相比，康熙时成书的另一本古籍的编纂过程就比较令人唏嘘了，这是因为其主编坎坷的人生。《古今图书集成》的主编名叫陈梦雷，字则震，号省斋，晚号松鹤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康熙九年（1670）的进士，陈梦雷资质聪敏，少有才名。12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
清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陈梦雷回乡省亲。第二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州举兵反清，耿精忠在福建搜罗名士一同造反，并强行授予他们官职，陈梦雷坚决不与逆贼为伍，躲到寺庙，希望逃过这一劫，无奈他久负才名，耿精忠不肯放过他，便抓了他的父亲强迫他现身，陈梦雷忠孝不能两全，不忍老父被无辜杀害，最后在口头上屈服了耿精忠，答应为他办事，但是始终托病不肯接受耿精忠给的官印。
当时，与陈梦雷同年的进士福建安溪人李光地也被迫到福州，不久以父亲有病为由向耿精忠请假返乡。后来据陈梦雷说，李光地返乡前，两人曾密约，由陈梦雷从中“离散逆党，探听消息”，“藉光地在外，从山路通信军前”，共请清兵入剿，连奏疏都是陈梦雷主笔的，但是李光地得到消息后，单独向朝廷上书清兵，根本没有提过陈梦雷的名字，从此，李光地开始受到康熙的赏识，成为康熙朝的名臣。
陈梦雷因此对李光地怨恨不已，指责他“欺君负友”，还写了绝交书，李光地对陈梦雷的指责则坚决不认，多次向康熙辩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由于双方都没有有力的证据，此事遂成为历史公案，而陈梦雷的悲剧命运从此再也无法改变。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经刑部尚书徐乾学救援，陈梦雷免死，以附逆罪流放奉天（今辽宁省）尚阳堡。到尚阳堡之后，陈梦雷得知家中父母已经先后去世，妻子也流放到了外地，悲痛不已，只能不停地读书麻痹自己。陈梦雷被流放到奉天十七年，一边读书，一边教书，先后编撰了《周易浅述》、《盛京通志》、《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盖平县志》等文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九月，皇帝巡视盛京（今沈阳），陈梦雷献诗，康熙有感于他的困苦，召其回京。次年，入内苑，侍奉康熙三子诚亲王胤祉读书，并且与胤祉甚为投契。
长期的教师与读书生涯，使陈梦雷感到，现有类书“详于政典”“但资词藻”，有许多缺点，因此他决心编辑一部“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的大型类书。胤祉对这个想法非常支持，并在城北买“一间楼”，并拨给他“协一堂”藏书，花钱雇人帮助缮写。自清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开始，陈梦雷根据“协一堂”藏书和家藏图书共1.5万余卷，开始分类编辑。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苦劳动，到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五月，终于编成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集成”，一听这些字眼，就让人感到一种磅礴的气势。
《古今图书集成》采集广博，内容丰富，包含了清雍正以前，我国古代社会所形成和积累的各个门类的知识。连康熙晚年所出的律令、方志等亦悉数汇纳，还收录了后来的《四库全书》未曾收录的许多典籍。正文1万卷，目录40卷，分装5020册，共计520函。共有42万余筒子页，1.6亿字。全书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层层隶统，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图文并茂。康雍乾三朝重臣张廷玉也曾称赞道：“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
康熙对这项工作也十分赞赏，曾亲临陈梦雷书斋，御赐书名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并为陈梦雷题联云：“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从此，陈梦雷名其斋为“松鹤山房”，并自称“松鹤老人”。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之一。不仅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也是中国铜活字印刷上卷帙最浩繁、印制最精美的一部旷世作品。及至近现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仍显示出资料宝库的无限魅力，作为现存最大的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依然傲视古今中外，是查找古文献所需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其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次序井然，被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是获取中国古代知识的百宝库，尊称其为“大清百科全书”。
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其研究领域翻阅最多、引用最多的一部书就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英、俄、日等国也非常重视对《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运用和研究，并编制了索引。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著者李约瑟博士曾满怀感激地提到：“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真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
陈梦雷在回到北京二十年的时间里，应该是他一生中最为安宁的日子，尤其是在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过程中，虽然忙碌、虽然辛苦，却是无比的欣慰和充实的。然而，雍正即位后，开始清算对自己登基有微词的同胞兄弟，胤祉亦被囚禁，陈梦雷受到牵连，被再度流放，与其子圣功、圣眷、圣奖一起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此时，陈梦雷已经72岁。他自知归期无望，其伤感不言而喻。在齐齐哈尔期间，陈梦雷与因《南山集》文字狱案流放来的方登峄、方式济父子以诗相交，过从甚密。方登峄曾写有《赠省斋》一诗，诗言：“五十年前旧史管，谁从荒漠识衣冠？邹枚作赋名空老，歆向仇书墨未干。过眼风经风浪恶，扪心长抱雪霜寒。新愁往事纷如许，白发青灯话夜澜。”诗中赞颂了陈梦雷的才华、学识、贡献及其节操，对其不幸遭遇无限感伤。而陈梦雷在齐齐哈尔所作诗篇，早已不传于世。
乾隆初年，陈梦雷卒于齐齐哈尔，五年后，其子陈圣奖“抱骨归籍”，葬于故乡。
虽然雍正曾下令由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重新编校已经定稿的《古今图书集成》，去掉陈梦雷的名字，代之以蒋廷锡，但是历史真相是不能掩盖的，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陈梦雷的伟大贡献，今后无论多少年，只要《古今图书集成》还在出版，不论它经历了多少次编辑、修改，如果扉页上只署了一个主编的名字，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一定是：陈梦雷。
【近代自然科学家】
中国古代史上，有很多极负盛名的皇帝，后人在称赞他们时往往称其为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这些人也的确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但是清圣祖康熙除了具备以上才能之外，还有一些皇帝很难具备的才能——他还是一个文理兼备、学贯中西的近代科学家。
历史上有学问的皇帝不少，但像康熙这么有学问的皇帝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他不仅通晓满汉文化，精通满、汉、蒙三种语言，还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小有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在古代的帝王中具有最高的文化素质。
康熙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族语，向满族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他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族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族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开放与创新，则是受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熏陶，而正是传教士们，使康熙在西学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康熙与汤若望、南怀仁、巴多明、杜德美、白晋、张诚等一批西方传教士有着非常亲密的交往，这些传教士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对古代中国、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一向勤奋好学的康熙帝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明朝后期，西方的传教士们开始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清朝入关之初，对定居中原的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顺治帝和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还一度特别倚重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顺治帝甚至尊其为“玛法”（满族语“爷爷”的意思），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并命他掌管“钦天监”（官署名，负责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当时政府使用的是《大统历》等。这些历法的历史都较为久远，按照它们推算出来的日期差错大，天象也基本上没有准确的了。由于需要新的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
不料，新历法的推行引起了朝廷守旧派的反对，以杨光先为首的一些大臣认为汤若望等人推行新的历法是别有用心、蔑视大清的举动，还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口号，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杨光先多次诬告汤若望图谋不轨，幸亏孝庄皇太后的保全，才使得汤若望没有受到迫害，但新历法还是废除了，朝廷又恢复了对旧历法的使用。
汤若望去世后，杨光先接管“钦天监”，又将矛头对准了依旧主张使用西历的汤若望的助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康熙亲政后，对这桩学术公案采取了谨慎而公正的态度，清康熙八年（1669），16岁的康熙皇帝以“历法精微，难以遽定”，命大学士图海等20人会同钦天监官员，赴观象台共同测验。
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钦天监官员吴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当着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结果，汗流浃背的吴明烜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而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了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
康熙当场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命南怀仁主管“钦天监”。这件事对康熙的影响非常大，两个大臣数次争论历法等问题，满朝文武包括皇帝在内都不懂这个，不懂又怎么能主持公道呢？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也引发了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开始悉心学习西方文化。康熙帝晚年谈起这场“历法之争”时，曾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张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接见，他们献上了30件科技仪器作为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康熙不学则已，一学惊人，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从高等数学到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成绩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300多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以为天圆地方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如下记述：
“康熙皇帝对学习西方科学具有极大的兴趣，他每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有好几个小时，他是一个勤奋的人，尽管我们都非常小心地尽早到宫中，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之前就准备好了，见到我们，就急着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习题，或者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除了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他还常常起早贪黑地自学……”
“皇帝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学习热情也日益高涨。他去离北京2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
“他最喜欢用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吩咐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并经常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自己计算完之后，再让别人测量。当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时，他就显得非常兴奋。”
“他打得一手好算盘，比西法运算还快。他能熟练地用对数运算习题，用对数表分析三角。还多次向学臣、后为著名数学家的陈厚耀等人，讲解开方法、定位法、虚拟法、借根法等西洋数学知识，并亲自将几何原理教给他的皇子。”
康熙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防止天花，清初，恶性传染病天花在北京很流行，人人谈之色变，“避痘”是皇室每年必做的事，当时蒙古族的王公们怕传染到天花，不敢到北京觐见，只去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康熙研习了种痘之法，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遂将其推广到全国，使无数人避免了死于天花的厄运。
为了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康熙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
南巡时，康熙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身边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说，你可以先量水闸口的宽度，计算出一秒钟的流量，然后再乘上一昼夜的时间长度，河水的流量就算出来了。
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比“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早了300多年。他年年反复试验选种，再试验，再选种，培育出了一个新的优良稻种，而后在北京、承德试种。又经过二十余年的试验和培育，始向江南推广。
康熙还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很高价值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其中第二部《数理精蕴》的编纂，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他还曾亲自组织了大规模的气象研究工作，在北京设立若干气象站，并要求各省逐日逐月作气象记录，按期上报，经常进行综和比较。自康熙朝开始积累的浩瀚的气象资料，成为今天气象史研究的巨大宝库。
对于西方科学的熟悉和认同在军事上也给了康熙巨大的帮助，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命南怀仁负责造炮，南怀仁领旨后设计出了一种轻型火炮，炮身总重500千克，炮弹仅为1500克。试射时，此炮射击100发，有99发命中目标，炮弹能够穿透4寸厚的木板。之后，南怀仁又制造了一种炮弹为4千克的大炮，试射时100发中96发，其中一发炮弹刚好落在前一发炮弹上，康熙非常满意，当场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赏给了南怀仁，这些火炮有力地支援了清军前线的战斗，对平定叛乱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南怀仁在1674～1676年的时间里，制造轻巧木炮及红衣铜炮共132门，清康熙二十年（1681）又制成神威将军炮240门，后来又制成红衣大炮53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61门，神功将军炮80门。因此，南怀仁造炮数量至少为566门。这些火炮，无论在规模、数量和种类方面，还是在制炮的技术和火炮的性能方面，都达到了清代火炮发展的最高水平。南怀仁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这也与康熙皇帝的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康熙晚年，曾亲自领导了一次完成中国全图测绘的壮举。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组织了一支主要由西洋传教士组成的测绘队伍，这支队伍由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等人率领，分赴全国各地实地勘测绘制地图。先从长城测起，然后测北直隶（今河北省），再测满洲地区。为了加快速度，中途康熙下令增添人员，分两队进行。
关内十余省，包括西南（广西、四川、云南）、西北（至新疆哈密）广大地区，约用五年时间先后竣事。西藏地区是康熙特派两名曾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和测量的喇嘛前去测绘的。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一份具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览图》绘成。全图比例尺约为140万分之一，全国的山川、府州县城及镇、堡等，无不毕载。
《皇舆全览图》开辟了中国近代地图的先河，是当时最详细的地图，也是研究中国清代康熙以来历史地理变化的重要资料。它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西欧各国的所有地图都要精确。这项壮举，不仅在中国，在世界测绘学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对于康熙，德国的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曾惊叹道：“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族人和满族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康熙一朝，西洋传教士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康熙对他们的待遇也非常优厚，为了吸引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康熙还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带去礼品，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这段时期，西洋传教士们如鱼得水，欣喜若狂，都以为可以凭借西学的吸引力顺利传教。
然而，17世纪末耀18世纪初，天主教内部发生了“礼仪之争”。最初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后来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采取“本土化”政策，而此时罗马主教认为，在有关信仰问题上，神学界比中国的皇帝更具权威，于是罗马教皇下令禁止教区内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来称呼天主，同时禁止中国教友敬孔敬祖。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有违中国敬孔敬祖的传统。康熙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
双方争持不下，最后清政府只得发出了“禁教”令，规定“不准不守‘利玛窦的规矩’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雍正帝即位后，则下令对天主教奉行全面禁教政策。大多数传教士因此被迫离开中国，清朝初年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就此中断。
在这段时间内，康熙充分学习了西方文化，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康熙的能力和取得的成就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做得还不够，不可否认，康熙帝研习西学，主观目的不是为了经世致用，推动社会发展，而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没有顺应世界潮流，把有关的科学技术向社会推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西学的热潮。
对于康熙来说，与西方交流可有可无，而容纳传教士和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优待，所以他并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广大学者介绍西方科学，也不积极鼓励中国学者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从未派人出国考察。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无疑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在这方面，邵力子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可见，无论具有怎样的远见卓识，康熙也无法避免封建帝王的局限，2000多年以来，中国历代帝王大多只重视政治军事和思想，只研究治人，不研究治物；只研究驾驭人类，不研究征服自然，受此影响，封建士人皆以为儒家经典无所不包。康熙虽然有所突破，但他必须维护儒学的至高无上，所以对于西方传教士以及他们带来的思想学术，坚持以不触动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凡是他认为有违孔孟之道，有悖“圣人以正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的，他的态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
当然，尽管有种种局限，康熙皇帝以帝王之尊对自然科学表示重视，并且努力学习，在封建帝王中间，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士人投入数学、天文学、医学、水利、工艺等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中去，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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