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的势力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操纵洋厘和银拆行市；二是庄票在市面流通无阻；三是钱庄和商业关系密切。钱庄放款均为信用放款，跑街专门秘密调查客户的信用状况，并以银行拆借资金转贷于商家，商家多同钱庄来往。

    中国金融小知识

    银拆与银拆行市

    银拆，是指银钱业内互相拆借银两的利息，也叫拆息。银拆行市指白银1000两的日息。每日有早午两市，由钱业公会议定挂牌。行市的高低决定于银根的松紧，凡当日拆进者多，拆出者少，银两紧，银拆有上涨之势；反之，则银两松，银拆有下落之势，直至拆出不收利息，谓之“白借”。银拆行市是反映上海金融市场资金供需情况最灵敏的寒暑表，市场上其他资金的借贷利率多随拆息的涨落而起伏变化。

    这一时期，除上海外的其他地方新创立的钱庄实力也有增长：数量增加，已占当地钱庄的60%；规模变大，资本一般达5万元，甚至有达30万元的。此外，在一些中小城市，如长沙、芜湖、绍兴等地，钱庄的势力更是强盛，以至当地的“金融机关完全以钱庄为中心”。

    虽然受到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势力发展的冲击，但树大根深的钱庄业地位并未动摇，这是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触角尚未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钱庄则遍布各省大小城镇，即使是穷乡僻壤也一样可以通汇。

    这一时期，钱庄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交易方法，还吸纳了银行等新兴金融机构的做法，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虽然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但钱庄在我国经济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和钱庄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资信业第一人章乃器所说：“以为我们银行界对于经济社会的贡献，实在是远不如钱庄！钱庄倘使全部停了业，的确可能使上海的商业完全停顿，而银行全部停了业，恐怕倒没有多大影响”。

    当时，钱庄在我国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为进出口商品提供融资服务；

    （2）钱庄与工业之间的融投资关系逐渐密切。

    当然钱庄与银行之间是存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的，在相互利用的友好气氛下，实际上存在着相互排挤的成分。

    这个时期，钱庄不仅在实力上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且在经营方面也呈现出许多新特征：除少数独资经营外，多数为合股组织，股东负无限责任；股东的个人信誉成为衡量钱庄实力的标准之一；钱庄放款分为活期和定期两种，资金运用大半来自银行、同业和客户的活期存款，放款期限在六个月以内。此外，钱庄放款还一改过去单凭个人信用的旧习，趋向实物抵押放款的新规。这对借贷双方关系的巩固和资金投放的有效运用，都起到促进的作用。

    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民国初年国内外的经济社会环境都非常的不稳定，动乱与战争交织，也严重影响了钱庄的正常发展，在经营上钱庄吸取了前期金融风波的教训，较好地处理了麻烦和突发事件，从而避免了出现像先前1921年发生的“信交风潮”中大规模破产的命运。

    “民十信交”风潮

    早在清末光绪年间，就曾出现过证券交易所的雏形——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后来新的证券交易所迟迟没有产生。1914年，股票商业公会在上海成立，其附属机构证券买卖市场，具有证券交易所的性质。同年，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布《证券交易所法》。直到1918年，中国才产生了第一家正式开业的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工商业的不景气，使大量社会游资涌向金融和期货投机，促进了证券交易所的繁荣。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资本实收500万元，在短短半年时间盈利就达50万元，年收益率近100%。1921年，原来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并开业。同年春又有几家交易所相继开业。

    因已开业的交易所都获得了巨额利润，这就诱使许多人视开设交易所为发财捷径。虽然《证券交易所法》规定了设立交易所的审批程序，但因手续烦琐，颇费时日，不仅普通商人违令开设，就连北洋政府财政部也公然私设部属交易所，一时间，交易所的开设失去了控制。1921年夏，各地掀起了争设交易所的狂潮。从5月份开始，新设交易所逐月增加，仅上海一地的交易所就多达140余家，汉口、天津、广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竞相效尤。

    与此同时，上海还开办了12家信托公司。这些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利用人们投机狂热的心理，采取各种非正常甚至违法的经营策略，以牟取暴利：许多交易所开设后热衷于互炒其他交易所的股票，哄抬股价；不少交易所还违反《证券交易所法》的规定，把本身的股票放到本所交易；有的人开设交易所时自己并不出资，只是空认巨额股份，再抬高股票售价，继而抛出自认的股票，一经转手即获巨利，使本来的空股成为实股。此外，信托公司还与交易所合谋，一面以信托公司的股票充作交易所的投机筹码，一面用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解款项。

    在种种投机操作下，股价一涨再涨，有的竟涨至面额的5～6倍；有的股票尚未发行，其认股证就可卖高价。数月间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筹集的资本总额就远远超过了发展多年的全国银行总资本，形成了一个特大的经济“泡沫”。

    物极必反，随着冬季的到来“泡沫”很快破灭了。由于投机盛行吸走了大量资金，加上时近年关，债主们按照中国的老习惯清账讨债，市面资金紧缺。银行和钱庄看到危情，停止贷款，加速了信交两业的崩溃。那些买空卖空的投机者们顿时告贷无门，周转不灵，“黑暗内容，一时尽露”，人们争抛股票，股价狂跌，开始了信交两业的倒闭风潮，史称“民十信交风潮”（1921年为旧历民国十年，因此称“民十”）。

    在这场危机出现之前，许多人企望通过投资交易所和炒交易所股票发财。强烈的金钱意识使这部分人头脑发昏，丧失了防范危机的理智。在这场危机之中上海的钱业却表现得非常冷静。在危机发生之前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便一起致电北洋政府农商部和江苏省长，说明交易所在金融市场上的种种弊端，指出“贪利之徒，竞相买卖，举国若狂，悖出悖入，贻害靡穷”，强调“本所股票在本所买卖，尤属违法”，吁请政府能够吸取清末“橡皮风潮”的教训，采取措施，维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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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橡皮风潮

    近百年前，上海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将全国卷入恐慌之中。1910年7月21日，上海的正元、兆康、谦余三家大钱庄同时倒闭，亏欠其他钱庄和银行款项700万两，上海市面猛烈震荡，此为形成恐慌的第一道冲击波；同年10月8日，中国最大的银号——上海源丰润倒闭，累及各地17家分号，恐慌波及全国，形成恐慌的第二次冲击；1911年3月21日，著名的票号上海义善源倒闭，牵连外埠分号23家，形成第三波冲击，恐慌达到极点。受金融恐慌的冲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03年之后连续6年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

    这场恐慌被称作“橡胶风潮”，它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商界和金融界参与了国际资本的橡胶投机活动。当时上海人把橡胶叫做橡皮，所以习惯上又称为“橡皮股票风潮”。

    但是，由于在钱业有太多的从业人员，有一部分人为了牟取暴利也卷进这场风潮之中。有的未入园钱庄的经理和庄伙还充当交易所的经纪人，有的发生投机失败携庄款潜逃的事件。在信交风潮的过程之中，上海金融界银根奇紧，加之当时正值阴历九月底的来临，届时钱业要结束六对长期放款，所以市面出现恐慌，银拆表面虽称七钱，但常有暗盘和欠拆加厘。为此，钱业公会议决三条：一是强调无论银根如何紧，需方如何迫切，也不得有抬高银拆的暗盘进出；二是规定银拆最高不得超过7钱；三是由外埠多运现银来沪，并提议暂停现银运出上海，以免银荒加剧。

    上海钱业由于谨慎从事和采取有效措施，所以没有陷入风潮泥潭。以绍兴帮钱庄为主设立的中央信托公司（后改名为中一信托公司），其业务靠拢钱业，专司“委托代理汇划收解”，倒也站住了脚。

    纵观这次信交风潮，上海140多家交易所只剩下6家，其中包括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仅存一家中央信托公司。在此次大崩溃中，商号破产、商人自杀者时有所闻，因此有人认为这一年是中国商业史上“最为痛心的一年”。

    1924年上海金融波动中的钱庄

    1924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金融界特别是上海的金融界可谓是腥风血雨，而这一切的起因则要从江浙战争说起。

    江浙战争，又称甲子兵灾、齐卢战争，是1924年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这也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直皖战争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实行“武力统一”和贿选，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首先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并和奉天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为了击破反直三角同盟，除在北方以重兵严防奉军入关以外，在南方则利用孙传芳进入福建，与陈炯明勾结来压制孙中山，以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1924年9月初，齐军向卢军发动进攻，江浙战争爆发。至10月12日，卢永祥在孙传芳和齐燮元的南北夹击下，通电下野，逃往日本，江浙战争遂告结束。

    江浙战争历时40多天，给江浙两省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战争爆发后，处于战区内的人民扶老携幼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深受战乱之苦。这场战争不仅是江浙地方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一场战争，而且是整个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进行的一次重大较量，并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来临。与此同时，这次战争也使皖系军阀自直皖战争以后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皖系军阀势力一蹶不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伴随着1924年8～10月的江浙军阀战争所造成的混乱，上海金融界也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影响，究其原因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洋厘的暴涨

    在1924年8月初，厘价在071两以下，到了8月20日居然涨到0721两，8月21日更是收盘于074两。厘价的高昂走势一直延续到1924年年底。上半年厘价最低跌至0707两，而下半年最高则涨至075两，这中间相差有0043两之多，可谓是金融界多年不遇的大波动。

    2.银拆的暴涨暴跌

    在上半年的时候银拆的价格大体上是相对平稳的，但当江浙战争的消息传来，上海金融界人人自危，诚惶诚恐，银拆的价格便随之上涨。对于存银较多的钱庄，拆票也非常的谨慎，稍有不合，便勒令收还。对于那些银根奇缺的钱庄来说，周转更是困难。到1924年8月19日，随着几家钱庄的倒闭，上海钱业随之处于警戒之中。1924年8月20日银行方面除向钱业索还押款之外，其到期拆票，也不允再行转用。钱业越发地感到形势的紧迫，在此期间裕丰钱庄也加入倒闭的行列。银拆的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着上海钱庄业的发展，经过钱庄采取许多缓和局面的措施之后，银拆才回落下来。但回落的势头又过猛，曾一度低至几分钱，这也是因为当时的商业收缩而未能与钱业同时恢复的缘故。从1924年10月份开始，银拆进一步降低，到12月终于达到了白借的地步，而且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之久，这是从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它对钱庄的打击不言而喻。

    在江浙战事发生以后，杭州和南京的造币厂始终未能如期开工，从而导致海外涌到的大条银全部化为宝银存库，银根因此激增到5000万两左右。银根充实，银拆当然不振。与此同时，钱业在营业方面也变得非常谨慎，认为提高拆息不如压低拆息，以减轻对存息的负担。这样，银拆便顺坡而下。过去，在腊月和正月有不计存息的先例，即便是计息，息率也非常低，还要相应扣除一定的天数，随之遇到了反常形势，就又变成白借。

    3.银元进出口的反常

    因为地理上的关系，平时上海银元的进出都是以对江浙各地最为旺盛，但从战事发生以后，一方面对江浙的出口额激增，从7月份240万元增至8月份的500万元，而9月上旬仅10天即达600多万元，另一方面由江浙进口的数额锐减，从7月份的709万元减至9月份的103万元。如此巨额的出超，导致了上海钱业的萧条。

    在这场波及范围甚广的风波之中，许多钱庄因为无法维持而纷纷倒闭。倒闭的钱庄包括庆丰、宝康亿记、永昶、德余馨记、隆裕、永春和裕丰共7家。裕丰庄由于欠款最多，由上海钱业公会接手清理，其他的倒闭钱庄有的委托本国会计师清理账目，有的则委托外国律师查核清理。此后不久，宝康钱庄与债权人和解，中途声明复业。

    随着这场风波的平息，上海的钱庄也受到不小的冲击，在随后的发展之中，钱庄开始慢慢走向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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