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五卅”运动中的上海钱业罢市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天安门爆发，这场运动又迅速扩展到中国的各个领域，上海的钱业在这次运动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而随后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揭开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这对于当时上海的钱业来说影响重大。

    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初期，在江浙一带便有商人参与罢市风潮。但在五四运动的初期，商人的反应还比较被动，除了偶见一些大的商人团体通电表示声援之外，大部分的商人团体都持静观态度。但随着五四运动的不断扩展，商人罢市在一些地方陆续发生。

    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上海钱业便参与了罢市运动。1919年6月4日上海学生请求商界协助学生运动，次日清晨南市大小店便开始实行罢市，随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各商号也予以响应，闭门罢市。在这一天南北钱庄也宣布停业。6月8日钱业公会和银行公会正式通告停业，钱庄业务无论华洋收付各款，本票、汇票、支票一概不受理。至于银行，虽一律停止营业，但对钞票照常兑现。在6月11日风潮解决之后，上海银钱业通告开市。

    1925年6月1日，为表示对五卅事件的愤慨，上海公共租界各商店一律闭门停业。上海银钱两业，本拟一律停市，但为了慎重起见，先致函工部局质问理由，对于业务，仍照常收解，当时的洋厘、银拆，因罢市关系，一致高涨。1925年6月3日，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因工部局对于质问不予答复，且因情势所迫，不得已于当日一律停业。其余如证券市场，因证券交易所停业，也没有开市。所以从6月3日起，上海金融完全停顿。一直到6月26日，上海总商会各团体议决开市，上海金融才恢复原状。

    在这两场运动之中，上海的钱业都作为金融界的代表力量对运动进行了有力的支持。可以说，上海的钱业为近代中国的民主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票号的“衰落”

    山西票号业发端于清朝中后期，其兴盛长达近一个世纪。清朝末年，外部金融势力的入侵以及国内新式银行的崛起，强烈挤压着票号业的生存空间。由于和清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其发展有赖于清廷的庇佑，辛亥革命后，票号业更是穷途末路。北洋军阀时期，连年混战，经济萧条，又加剧了其颓势。这期间，日升昌、天成亨、蔚泰厚等十多家夙具声誉的票号，虽经多方努力，仍无法摆脱衰败命运，终于在辛亥革命以后几年中，先后落入闭歇清理的命运。

    山西票号从清末便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它的地位继续向下滑落，虽然个别票号改组成为了商业银行，但其余的票号均无法摆脱其穷途末路的命运。

    票号的衰亡，从客观上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最大的肇因。伴随着大多数种类的金融机构的大发展，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份额不断被各省官银号和华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夺去，而其所扩展的存放款业务又远不及钱庄，因而曾经昌盛一时的票号在清末已如江河日下，只能是苟延残喘。

    在辛亥革命前，便有多家票号倒闭，其中包括：源丰润、晋益升、义善源三家，属南帮票号；乾盛亨、长盛川、永泰裕三家，属西帮票号。此外，在武昌起义之后和民国成立初年倒闭的有南帮票号源丰润公记和平遥帮票号其昌德两家。1913年癸丑之役以后倒闭数量最多，这是由于大多数票号经营放款的重点在东南地区，他们将北方收到的资金多数都投放到东南沿海各商埠码头的市场上，当袁世凯发动镇压南方各省国民党人的癸丑之役之后，南方的安徽、湖南、江西、广东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这就使得“北存南放”的票号，经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一时间各个票号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倒闭。此时先后倒闭的票号有八家：太原帮的义成谦，平遥帮的日升昌、协同庆，太谷帮的大德川、太德玉、协成乾、志成信，祁县帮的合盛元。而随后的洪宪帝制又给票号业务以沉重的打击，到1917年，又有四家票号宣布倒闭。据统计，从1912～1921年的十年期间，倒闭的票号总共有21家之多。在这些票号之中，除了蔚丰厚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之外，山西26家票号仅剩余4家，倒闭的票号中以日升昌最为有名。

    作为山西票号的开山鼻祖和泰斗，日升昌自诞生以来便在全国各地挹此注彼地调剂资金余缺，曾经声名显赫近一个世纪。但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和癸丑之役以后，它的元气大伤，终于在1914年10月下旬倒闭。直接导致日升昌倒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该号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只是梁为人比较正直，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而为东家所嫌，最后不得不于1913年出号。梁在号中威信甚高，梁去人心为之瓦解；二是京号经理赵邦彦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代理人侯垣为躲避诉讼，私自携伙友、账簿逃归。但业内人士都明白，其破产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中国金融小知识

    票号业的开山鼻祖与泰斗——日升昌倒闭的真实原因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于清道光初年，总号位于山西平遥古城西大街，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有“汇通天下”之名，声名显赫近一个世纪。1914年10月下旬，日升昌终因资不抵债而倒闭。据当时的《大公报》报道，日升昌倒闭的原因很多，主要是：（1）日升昌营业重心在南不在北，南方码头多，因而受南方战事频发的影响。（2）日升昌的款项在辛亥革命前均分配在南方各省，革命以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方各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百两亏至五六十两。（3）日升昌放出去的款项很多收不回来，但为了支撑门面，维持信用，从未对存款停息，因而亏损巨大。此外，广西官府催逼官款以及票号内部的人事纷争也是造成其倒闭的重要原因。

    由于票号的信用放款没有钱庄那样的市场信息和长期基础，同时又多以客户的权势作为取舍的依据，所以许多放出去的款项不能及时收回，而又必须应付作为债务的存款。1917年，山西尚存20家票号，资本总额在700万两左右，债务和债权的总差额也达到1000余万两，从表面上看似乎还可以继续支撑下去，但实际票号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些尚存的名义上还在继续营业的票号之中，真正能够营业的没几家，大部分只是在清理旧账而已。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票号这个曾经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金融行业逐渐走向衰落，直至绝迹。

    此外，对其衰落，票号自身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其一，票号的组织和管理充满封建帮会意味：各地票号用人，重要职位皆由山西人把持，各地分号雇人多是做打杂跑腿职务；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山西，各地设有分号，由“掌柜”主持。分号掌柜由总号选派，其家属名托总号赡养，实为人质，以保证分号掌柜的忠诚；分号掌柜同家属的来往信函须通过总号，任满为止；如任上有营私舞弊情形，则视轻重，或没收其家产，或拘留其妻孥，根本不讲情面。这样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机构，与现代企业制度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颇有些像封建社会中的帮会组织，而不是现代的金融组织。从这个角度来窥探，票号走向衰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二，在经营方式上墨守成规，积习难改，如：到银行汇款，数额多少可以听便，票号却执意坚持非有一个大额基数不可；银行的汇水（按汇款金额所收的手续费）较低，票号的汇水较高；银行汇款迅速，区域覆盖面又广，票号汇款迟缓，区域覆盖面也小得多。从1912年之后，山西各票号曾经准备合资设立汇通银行，并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款，但是由于内部意见不合，加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原因，未能成行。正是由于它没有跟随时代的潮流，适时而合理地改革其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这才导致了其最终的没落。以它曾经经营中的特长国内汇兑来说，在竞争对手日益加剧的大环境之下，它应该给客户以更多的方便和优惠，经营也应该变得更为灵活，以此来招揽生意。但是，票号却是墨守成规，积习难改。在与银行业务鲜明的对比之下，票号被银行打得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在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又不愿改良图变的情况下，票号业的败落也就在所难免。在北洋政府统治后期，虽然还存有几家票号在苦苦支撑，但已经难以扭转整个行业的衰落局面。

    第五节 百花齐放的金融思想

    孙中山的金融思想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后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县人。他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经济学说与中国经济发展，是一项值得探究的主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其金融思想。孙中山的金融思想涵盖面广泛，但集中表现在如下三点：

    1.重新整理论述货币学说

    在对马克思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著作深入钻研的基础上，孙中山对货币的起源、本质、基本职能、交换形态、与资本的关系等进行了重新整理论述。尽管由于时代的认识局限，在他的论述中，存在把货币简单等同于普通商品、将金属货币与纸币的职能作用混为一谈等不足，但总的来说，他对货币的职能、作用、发展规律及货币与资本的关系等方面认识仍不乏真知灼见，这一点在当时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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