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财政困乏、外资金融业操纵我国金融市场、危害民族经济等现象,孙中山主张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困难。钱币革命以实现发展工商业、稳定市场、有效缓解财政困难为主要目标,为此,孙中山制定了具体的措施:纸币的发行实行金银货物共同保证、发行维持与货物流通相适应的体制;效仿古代桑弘羊的均输、平准的方法,“以均民用,而利国家”;设立专管纸币发行、收回的机关。这些措施有利于确保币值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缓解国家财政困难,但在当时极端恶化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施行起来十分困难。
3.有利条件下利用外资
针对民穷财尽、筹款艰难的现状,孙中山提出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同时,他主张利用外资必须在不失主权、不用抵押、利息甚轻的条件下进行,并强调“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材,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在具体形式上,他提出借资兴办、华洋合股,以及准许外人建设并限期无价收回等方式。
他的金融建设思想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反映出中国近代在金融发展领域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正因为如此,从整体逻辑上来说孙中山金融建设思想反映的是开放经济条件下近代中国金融的发展问题,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问题,他以货币制度为逻辑起点,核心特征是以政府为主导。
在货币思想及银行建设的思想主张方面,孙中山都有过相应的实践活动。因此,从其金融思想的政策化过程中,我们可以考量其思想的适应性和合理性。更进一步分析,则能够从孙中山的金融思想及主张中看到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经济思想及其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不仅深刻表现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思想领域的追赶意识,还可以说明经济思想作为文化传统与特定经济发展时期相结合的产物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孙中山的金融思想以货币制度为逻辑起点,具体来说就是他的纸币制度思想,即钱币革命论。孙中山主张“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由此,其货币思想的核心非常明确,就是以国家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货币。众所周知,在1880~1913年期间,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度。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在金本位盛行时期却抛弃金本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是具有一定独特性的。那么,我们就要提出两点疑问:纸币制度为何会被提出?孙中山对于货币制度有怎样的认识?孙中山纸币制度的整体构架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
首先,“解决财政之困难”是孙中山纸币制度思想的现实要求。在1912年的《钱币革命》通电中,他将“解决财政之困难”列为第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孙中山纸币制度设计整体架构中的现实性。对货币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是孙中山纸币制度思想的理论基础。其次,他认为:“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中准”就是指“百货交易之中介”及“百货价格之标准”二者的合称,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再次,孙中山纸币制度思想的具体执行方案是纸币管理机构的设想。对于纸币的管理机构而言,他建议设立“纸币销毁局”和“纸币发行局”两个专职机构。
很显然,孙中山的纸币制度与当时的金本位制度和金汇兑本位制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从最初动机来看,他主张纸币制度是为了解决当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因此,与其他货币金融家和银行家对比而言,孙中山的纸币制度思想缺乏相应实际的操作性和严谨的学理性。以纸币发行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为例进行分析,纸币的大量使用必然会增加日后出现政府财政赤字的危险性,因此纸币发行需要一整套的制度进行有效的约束。而孙中山最根本的办法是用政府的赋税作为抵押。虽然,孙中山对发行纸币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对通货膨胀也做好了准备。但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的同步要求对货币数量进行调控,需要相对独立的调控机制,而由于当时时代的局限性,孙中山在那个时代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
纵观中国近代的金融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的金融思想在当时是颇显独特的,不可否认孙中山已经看到了金融界的本质矛盾,那就是有限的金融货币与无限增长的货币交易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他的纸币制度思想才具有非常大的实践性,并且成为日后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核心理论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的金融思想在当时具有了极大的实践性,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动荡,使得孙中山的设想无法成行,这对于孙中山来说可谓是憾事一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近代动荡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其金融思想不仅融入了他的爱国爱民情怀,还有一颗竭力改变国家衰弱落后状况的赤子之心,这一点值得后人学习。
廖仲恺的货物本位论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归善县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在继承、阐述和传播孙中山的金融思想过程中,廖仲恺也提出了自己的货币学说。他主张推行纸币制度,废弃金银本位,这是对孙中山的钱币革命的发挥,他还针对当时国内币值极度紊乱的现实情况,明确提出了货物本位的具体方案。
在货币的性质、职能、作用等方面,廖仲恺与孙中山的观点保持着大体上的一致,只是在立论上略有不同。他对货币的价值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货币本身并没有价值可言,货币的价值只在于货币购买力上。金银作为货币的价值,跟金银的使用价值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联,而是表现在对商品的购买力上,由此他确信金银货币是没有办法保持物价平衡的,正因为如此金银本位就无法达成理想的目的。与此同时,货币购买力的根源被他总结为不是货币、商品相互交换中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公众的确定或国家钱法的规定,但也没有否定货币购买力是历史的产物。
廖仲恺还认为将金银作为货币存在许多先天不足,他力求建立一种以多种货物作为钱币的本位制度,即用纸币代表流通的货物本位钱币制,从而使充当本位的货币不再仅限于贵金属。为此,他专门假定了“米、麦、豆、糖、盐、丝、棉、金、银、铜、铁、煤”12种物品作为钱币的本位,而事实上“不用为交易媒介,只用为准备,而以同价额的钱币流通于市场”。通过这一做法,“钱币本位既以上举十二种货物组织而成,则准备上易随需要而为损益。市面交易只以钱币而不以货物,则钱币与货物各因其材而致其用,无相妨之害,而有相成之功”。
透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观点之中发行钱币要与市场相适应是可取的,但限于当时国内外环境,以及金融业的复杂局面,其理论只能为一种空想而不能够实现。但他这种敢于提出设想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借鉴。
朱执信的纸币兑换品论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以字行,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禺。他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不良币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还宣扬和阐发了孙中山的金融思想。在吸收了国外的资产阶级货币学说的基础之上,他从本国的货币起源、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来论证自己的主张。
在经过详细论述之后,朱执信提出了最后效用理论。在他看来,所谓货币价值就是指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凡人之信用其纸币,只问其购买力如何,不必问其兑换之确实如何。故一般纸币,不问其兑换不换,皆以其购买力定价”。由此可知,他所说的货币购买力只不过是兑换纸币、不兑换纸币、金属货币的最后效用各具特色而已。
在货币的价值如何决定的问题上,朱执信便提出:“凡货币之价值,当以货币流通额、流通速率,及其流通区域内之交易额参定,以流通额与速率相乘得数,除交易额,则得货币之价。而流通额,则决定于政府之操纵收发。交易额与流通速率,则视其国民经济状况。”与此同时,根据历史上的实际纸币发行情况,他指出了商品流通量、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关系,其中专门强调了纸币发行额对纸币的深远影响,并以此来敦促政府加强对纸币发行的管理与控制。
朱执信还把货币划分为钱币与纸币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之中他又把纸币划分为兑换纸币和不兑换纸币。然后,从金属钱币、纸币的起源入手,对兑换纸币、不兑换纸币、钱币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上述三种货币的最后效用是各不相同的,购买力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注明了兑换纸币远没有不兑换纸币的购买力稳定。
针对当时社会环境下纸币贬值的情况,保持纸币的流通量跟社会需要量相一致,从而达到币值稳定、货币购买力长久不变的目的,朱执信还专门设计出一种商品保证制度。但是他为实现稳定币值试图通过将多种生活必需品综合充作纸币发行的设想,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之下是行不通的,成为一种空想。
章太炎的货币金融学说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汉族,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随着他接受的不同的思想的影响,他的金融思想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早期维新思潮的影响之下,章太炎致力于维新革命,曾经对王鎏、魏源的货币论述进行评论,但论述不够彻底,他对于当时的清政府还抱有一丝幻想。
1904年,章太炎彻底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转向民主革命。他将自己的货币思想与政治革命的主张相互关联起来,认为不能过分夸大币制改革的作用,币制改革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前导。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已经完全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但是由于和孙中山意见不合,其思想中表露出了对资产阶级制度丧失信心的一面。此时他尽力宣扬政府是虚幻的东西,驳斥政府发行纸币是愚弄民众,充当中产及以上阶层人士的利益说教,此时他的金融思想中开始融入无政府主义、佛教等方面的思想内容。后来,针对时局的变化,他主张“统一币制,设立国家银行,实为今日不可缓之事也”,即通过统一币制,设立国家银行,以达到整理金融机关,最终促进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目的。
在对于货币价值的探讨方面,章太炎并没有像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从使用价值或货币购买力上入手,而是从货币、商品之间的关系上进行了充分地认证。但由于他没有能够理解货币的本质,也没有理解在货币发展史上出现金属货币及纸币的必然性。面对当时金融市场上的金银相易、金贵银贱等现象,他主张铸金为币,以金相易,希望能够使中国可以避免外国从中渔利的状况。与此同时,通过铸造金币,不仅对于国计民生有利,还能够促进纸币的发行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从这个方面来看,章太炎的金融思想对于中国金融的发展仍然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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