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来说，黄金与白银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硬通货，它既是外贸资金，又是作战经费，既是财政来源，又是银行基金。它是从捐款、罚款和战争缴获中取得，如“攻克浦城筹款五十万元，黄金千余两”。根据地政府将这些没收、缴获、收购的银饰、银器、银元宝和其他的金银器物集中于造币厂之中，用硬币机器铸造了大批银元和辅币，从国统区购买各种物资。同时在敌占区设立商店，进行对外贸易，大量吸收向我根据地的汇款，以扩大外汇活动资金。
为了防止根据地内货币流通受阻和堵住日伪掠夺中国金银，敌后抗日根据地对金银和硬币采取了保护措施：一是严禁私人进行金银的出口，防止其被套取；二是准许人民收藏金银，并交由银行进行吸收；三是强化各种管理措施，打击不法商贩，防止金银投机；四是控制银元的流通，停止兑换。根据地还对金属辅币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以防资敌。如发出《严禁以铜元、铜块资敌》的训令，规定“凡往敌占区携带铜元者，每次不得超过20枚，商民不得借口营商，大肆收买碎铜烂铁运往敌占区，凡以各种方式为敌伪收集铜铁者，概以汉奸罪犯论处。”这样，既免遭日伪的掠夺，又维护了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地位，从而使抗日根据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反掠夺战争之中，最终站稳了脚跟。
中日金融对抗三：伪造与反伪造
日本为了进一步击垮中国的经济基础，开始伪造中国纸币，榨取其侵华急需的战略物资，同时，这也能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为实现从经纪上打垮国民政府的目的，日本在本土设立造假币科研机构，在东北沦陷区设立假币印刷厂，由日军参谋部直接负责指挥，开始研究制定假币的流通措施和印刷技术。
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进行币制改革之后，日军参谋部选派所谓的“造币专家”，研究如何伪造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并以此充作收买汉奸经费，充当“开发事业”的资本。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日军于1938年底正式下达仿造“中国法币”的命令和实施纲要，并先在上海开始施行。1939年11月，假法币试制成功，在上海购买物品没有被识破，但在向银行兑换日元时，因假币过新，从而露了破绽，导致了假币兑换的失败。
1940年2月，日军开始对假币采取做旧措施，对所有新印假币污脏，然后成捆外运。于是成批伪造的假法币被抛出抢购物资，从而控制了商业贸易。1941年德军在太平洋上俘获的美军军舰里发现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日军从德国买了这批半成品，进行加工伪造。同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在清查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法币印刷厂时，发现大量印好的法币以及其他印制材料，于是便将全部器材和设备运到北京进行仿制，从此，假币的印纸、墨色、机械等和国民党政府所印制的法币完全一样。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后，又发现多家印制中国法币的印刷厂，从中搜出大量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重要物品，从而获得了印制法币的全部秘密，到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日本总共印制假法币高达40多亿元。
由于日伪大量抛假币带来的严重影响，国民党政府果断采取“以假对假”的策略。为了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国民党政府下令军统局与美、英钞票公司合作，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厂，又从美国购买印刷日币的纸张和设备，还从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中挑选优秀人才，夜以继日地精心制作。当时日军在其侵占的统治地区内，流通着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日军每发行一种纸币，戴笠便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得到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然后在山洞里日夜赶印，其印制的假日币多达15万箱。在假币印好之后，国民党当局将之运至江西上饶，再由交通部门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大量进行使用。这些钞票与沦陷区所流通的钞票完全相同，就连日本制币专家也分辨不出，这样就轻而易举地购买了大量棉纱、布匹和黄金等重要战略物品，破坏了日军独占的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域内的恶性通货膨胀。
在国统区与沦陷区进行着假币大战时，日本人的触角开始迅速触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中。日军为了实现其破坏根据地金融的目的，伪造了大批红色区域的纸币。他们在天津、太原、安阳、徐州、集宁、邯郸、新乡、开封、济南、石家庄、邢台、武安等地建立了12家印制机关，在这期间共印制晋冀鲁豫边区的假货币多达二三十种。到1943年日军更是肆无忌惮地在边区周围开设推行假票的联络点，还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向抗日根据地抛出其假币，收购根据地的山货、药材、土特产、土布等战略物资。更为狡猾的是，日本还派出伪装执法人员，在市场上以查抄假钞为名，专门从事没收真币，推行假币的勾当，造成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物资损失和经济损失。
为净化货币流通，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开展一系列的反假币斗争，通过采取举办晚会、组织宣传队、化装游击区演讲、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来宣传假币的危害，与此同时还广泛建立识别所和假币识别小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乃至边沿地带都进行严密的缉拿和检查，千方百计堵塞向根据地流入假币的通道。同时组织人员在布市、汇票市、粮市等假币较为泛滥的地方进行巡回检查，基本做到了发现一起，曝光一起，发动群众，追究到底，人赃俱获，就地消灭。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的金融部门还利用山西的特产纸张，在纸浆池中加入有色纤维，制成了防伪纤维土纸货币，并加有水印，这些货币全部由手工印刷，使日伪机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仿造。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抗日根据地纸币上有密码和号码，纸张非常不耐磨，一般使用七至八个月时间便要更换新币。而更换的新币又因为颜色发生了改变，使日伪更加无从下手，正因为如此，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秩序才得到了较好的维护。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全方位的金融暗战之中，中国军民以货币为武器展开了英勇的反击，在挫败日军的经济侵略方面发挥了其他手段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才避免了中国经济更大的损失，金融暗战的胜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节 金融思想的胜利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金融思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领域之一，强化金融监管，确保金融平稳运行，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的过程中，就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卓有成效地开展了金融工作，为确保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抗战时期毛泽东金融思想的第一个具体表现便是铲除高利贷剥削，摧毁旧金融体系。19世纪中期之前，旧中国只有前资本主义的票号和钱庄而没有银行业。到19世纪末期，清政府和官僚阶级开始创办银行。北洋军阀时期银行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还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金融的工具。到了民国初年时，国民党政府在接收北洋军阀创办的银行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成为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搜刮民脂民膏的重要工具。毛泽东早年就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金融和财政”，“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1]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发展民族经济，就必须摧毁旧金融体系，建立新的为人民生产和生活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的思想。
为了铲除高利贷资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设立国家银行，以最低利息开发农工商业”的设想。废除高利贷剥削也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斗争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打击高利贷者，民主政府还专门召开公审大会，对残酷盘剥劳苦大众的劣绅进行打击。随着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扩大，旧的金融机构如票号、当铺等也相继被取消了，一些私营银行钱庄业务也不断纳入到国家银行的计划之中。摧毁旧的金融体系，为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新的货币金融体系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其次，毛泽东金融思想还表现在创建根据地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上面。由于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为适应对敌经济斗争以及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创办根据地银行变得尤为紧迫。抗战爆发之初，根据地只有一家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于1937年10月1日建立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根据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以及国共两党的合作协议，边区银行停止了苏币的发行，并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予以回收。因此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初期便成为法币流通区域。
1938年下半年，在经过一年的敌后抗战之后，八路军建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于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2]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曾多次挑起反共摩擦，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此时毛泽东便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依靠法币作为边区流通货币这一金融状况的危险性，明确提出各根据地要组织发行自己货币的金融思想，甚至要求部分在外部队也“应尽量发行货币”。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