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金融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当时的金融学者批判旧金融体制的锐利思想武器，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金融方面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金融理论，这一理论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金融思想最具代表性。其金融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铲除高利贷剥削的根源，摧毁不合理的金融体系
旧的金融体系形成一张巨大的剥削网络，这个网络内部规则林立从而有利于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劳苦大众。正因为如此，只有摧毁旧金融体系，建立新的为广大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才能够更好地发展民族经济。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解放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旧金融体系的各种买办性、封建性商业高利贷剥削网。毛泽东在赣南农村实地调查中发现，当时的高利贷有谷利、钱利等形式，贫农向富农及中小地主借谷，谷利年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半，还债期限一般为三个月到六个月，如按年利率计算则合到100%至200%，利率非常惊人。借钱的利息，其年利率更是从30%到50%甚至是120%。每当农民无法还贷时，便就只能用少量田地、牛猪作抵押来还债，有的甚至是卖儿卖女用来还贷。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铲除高利贷资本，才能使农民从沉重的经济枷锁下挣脱出来。只有摧毁旧金融体系才能够将广大劳苦大众从艰难困苦之中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正合理的金融体系。
2.促进经济的发展，新金融体系建立
在摧毁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革命根据地还相应建立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现代银行金融机构，从而形成了一套新的货币金融体系，以便于调剂市场，融通资金，发展生产，充裕财政，为革命战争的有效供给提供重要保障。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发现：“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1]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了“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之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它的替代物”[2]的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他的《论新阶段》中指出：为了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一金融思想在建立解放区金融体系的过程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3.控制地区通货膨胀，保持边币的币值稳定
币值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边区政权的稳定和政府的信誉。1938年8月，毛泽东全面具体地阐述了边区的货币发行原则：保持边币的币值稳定，纸币发行不应超过市场上的需要数量；有充足的准备金；有适当的贸易政策做后盾；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保持稳定的汇率。他提出的这些原则成为后来解放区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通过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毛泽东认为保持边币币值稳定的规律性或决定点在于发展经济和平衡出入口两个方面。随着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边区政府财政收支渐趋平衡，出入口也基本保持平衡，在1944年之后，边区通过各种措施同伪币进行斗争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使边币从贬值不断走向稳定，边币的信誉越来越高。1948年11月5日，针对东北局规定法币一律停止使用问题，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对东北行政委员会约法八章提出意见，他指出，因货币问题关系人民利益甚大，金圆券尚有相当价值，如一律作废，一般市场受损失太大，仍应由政府以压低比价的方法限期收兑若干向蒋区抛出。这一金融策略，有效地控制了东北地区的通货膨胀，维护了东北人民的切身利益，保证了东北市场的相对稳定。
4.将大银行收归国有
对于银行业的发展，毛泽东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大银行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3]的观点。在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其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之中便提出了“新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4]的著名论断。1949年在解放大军向全国胜利进军之时，他向全军发布了“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5]的命令。为了掌握银行，他在全国解放前夕向全党发出了“我们的同志必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号召。这一系列的主张和论断，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国有大银行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为进一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5.兼顾对外借贷的利弊问题
对于外国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开设银行、放款和投资等形式的资本进入，毛泽东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因为“它们就不仅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6]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款给我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7]的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观点对于唤醒中国的劳苦大众，揭露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的掠夺本性是有着进步意义和关键作用的。同时他对于借款和引进外资并没有完全否定和反对。在会见美国陆军观察组约翰伟恩时毛泽东曾经讲到：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相互关联的。这也就表明了毛泽东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的诚意和愿望，也反映了他对外国投资、贷款所持有的科学态度。
可以说，毛泽东的金融思想集中反映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金融界的思想和主张，在与旧金融体系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利用新民主主义的金融思想对旧金融体系进行了有力地抨击，从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为建国后的金融改革准备了理论依据。
注 释
[1].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或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载《解放》，1938年11月25日，第57期。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解放》，1940年2月20日，第98、99期。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9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7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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