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毛泽东关于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在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的汇报之后，中央决定抓住西方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的实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向中央提出的4亿美元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的建议得到批准。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国家计委在李先念的指示下，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并获得了中央的批准。那次之后，国家计委于11月7日又提出了《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共计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该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为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一并进行考虑，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引进。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

    中国金融小知识

    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在这之后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中国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的配套设备，中国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中国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中央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1972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开展经济交流、对外引进技术设备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国家计委于1972年9月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还在国内恢复举办技术贸易展览会，从而学习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

    周恩来等人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面，顶住江青集团的压力，进行了非常艰苦的工作。陈云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3年6月，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陈云便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他指出“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1]针对“文革”前期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他提出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的计划。在周恩来的指示以及陈云的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利用外资和筹措外汇工作，在1973年筹措外汇资金10亿多元，支持了国家对外引进的需要。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李先念等人积极恢复了“文革”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工作。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1972年9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4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同时，在整个外贸进出口安排上，他还考虑到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从而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

    1973年6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2]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10月31日至11月3日在与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进行会谈时，周恩来再次表示赞许台湾省吸引外资，利用台湾的劳动力赚取劳务费，然后再将商品回销外国的做法。

    由于“文革”的继续进行，周恩来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来料加工的设想没有能够付诸实施。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开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探索作用。

    在中央领导的努力之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1973年到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国家外贸经济开创了新的局面。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是1970年的3.2倍。1973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

    通过“四三方案”，中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一方面来说，先进技术以及成套设备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不断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另一方面来说，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家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的进程。

    银行工作的转机与挫折

    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银行工作一度陷入紊乱无序的境地。在1971年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银行工作出现过两次转机；但“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使得转机之后的银行工作又遇挫折。

    1.银行工作的第一次转机与挫折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周恩来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期内，对银行工作给予充分支持和关心，为银行金融工作的开展恢复留出一方不可多得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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