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大牛市的发动机：股权分置改革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业在继续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更加强调金融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使得这一时期金融的发展突飞猛进。首先必须要提到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这次改革给中国股市带来了崭新的春天。
2002年12月27日，尚福林接任证监会主席。在他上任那年的几天前，北京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时间的连续降雪，正如当时的股市一样寒冷。当时的市场表现非常糟糕，上证指数几近“拦腰斩断”。在此之后，股市拾阶而下，上证综指更是创下十年来998.23点的历史新低。2007年5月29日，站在上证综指4335.96点的制高点上回头来看，此轮激情燃烧的“牛市”的主动力正是源于2005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股权分置改革。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企的利润几乎要全额上缴，财政拨款是国企的投资和再生产发展资金采用的唯一方式，因此许多国企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直接威胁到了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上海飞乐音响在1984年发行第一只股票之前的一个时期内，人们围绕国有控股地位以及国有资产交易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规避矛盾，在‘可以试一试’的宏观环境下，人们创造性地设计出 ‘股权分置’制度。”
但股权分置存在着制度局限性。在这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观念上的高度统一，两种股东同股不同权、不同利、不同价等制度性缺陷严重影响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革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作为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它扭曲了证券市场定价机制，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基础，不利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以及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从而制约了资本市场国际化以及产品的创新进程。正因为如此，股权分置改革势在必行。
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三一重工、清华同方等4家企业被确定为首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公司。
在证监会“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的总原则指导下，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股改方案最终以高票通过——这是中国证券市场首家通过股权分置改革的企业。三一重工非流通股东将向流通股股东支付2100万股公司股票和4800万元现金，如果股票部分按照每股16.95元的市价计算，则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流通权对价总价达到了40395万元。按照非流通股东送股之后剩余的15900万股计算，非流通股为获得流通权，每股支付了约2.54元的对价。
继三一重工之后，试点企业在协调、创新与“争论”中前行。清华同方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转增10股，非流通股东以放弃本次转增权利为对价换取流通权。虽然非流通股东表面上没有付出股票或现金，但由于其在公司占有股权比例的下降，以股权稀释的角度考虑，非流通股股东实际支付了价值5.04亿元净资产的股权给流通股东。
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证监会及相关部门于2005年6月相继颁发规范上市公司股改的系列文件。2005年9月，股改全面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路高歌从1000点附近冲至4000点，中国股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牛市。中国的股市来到了崭新的春天。
但是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在之后的2006年，中国的大部分股民似乎不再关注中国证券市场这场并未完全结束的艰难蜕变。
随着后股改时代的到来，中国股市亟须解决市场产品创新、证券市场监管和国有股减持三大主要问题。
产品创新问题旨在解决我国证券市场产品单一，产品结构相似，缺乏对冲或避险机制的问题。“要在权益类产品、固定收益类产品、金融衍生产品、基金类产品等方面进行创新。”
在资金进入全流通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采用虚增收入、虚减成本、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手段推高股价从而获取不正当利益，利用信息优势为内幕交易提供了滋养的土壤，从而损害了投资者以及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广发证券涉嫌内幕交易案”、“上投摩根老鼠仓案”、“杭萧钢构巨额合同及股票异动案”等一系列金融案件的爆发，折射出了证券市场监管的相对薄弱。
中国股市还存在国有股减持或国有资产部分变现的问题。在进行股改之前，截至2004年底，上市公司总股本7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4%，国有股份在非流通股份中占74%。在进入全流通之后，对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
股权分置试点方案作为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它促进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证券市场制度的改善，有助于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其次，实现了证券市场真实的供求关系和定价机制，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促使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第三，试点提高了投资者的信心，使我国证券市场摆脱了困境，避免被边缘化，意义重大。随着“流通股含权”预期的兑现，从而大幅降低国内市场估值水平与国际接轨压力。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减轻了市场结构调整的压力。
股权分置问题的妥善解决，将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试点方案为市场所认可，改革开始进入关键阶段。只要参与各方同心协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迎来最后的胜利。
人民币“解冻”：汇率改革
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中提出了“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
1994年1月1日，中国开始实行单一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个人以及企业要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形成合理的市场汇率。中央银行对汇率浮动范围进行一定的设定，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到1998年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中有升，人们不断增加对人民币的信心。
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不断得到深化，2005年7月21日中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再次进行了完善，人民币在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以后，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深化外汇体制改革，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加快外汇市场培育，市场决定汇率形成的技术平台基本形成，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加。
随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也再度收窄了浮动区间，从而稳定了市场预期，为抵御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反映了中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所作出的努力。随着全球经济平稳复苏，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2010年6月19日，中国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之上，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改革做了进一步的推进，从而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中国金融小知识
一篮子货币
一篮子货币（Basketofcurrencies）指作为设定汇率参考的一个外币组合，某一外币在组合中所占的比重通常以该外币在本国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为基准，是由多种货币分别按一定的比重所构成的一组货币。例如，如果某国的进出口有40%以美元计价，美元在该国的一篮子货币中所占的权重可能就是40%。
人民币从原本紧跟美元的汇率制度，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所谓参考一篮子货币，是指某一个国家根据贸易与投资密切程度，选择数种主要货币，不同货币设定不同权重后组成一篮子货币，设定浮动范围，该国货币就根据这一篮子货币并在范围内浮动。
1994年汇改以来至2011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截至2011年8月，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累计升值33.4%和58.5%。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58种货币中，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分别排在第13位和第10位。如果从2005年7月汇改以后的情况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升值302%，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3.5%和23.1%。尤其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2008年8月～2011年8月间，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2%和5.0%，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58种货币中，分别排在第15位和第12位。
在经常项目收支状况逐渐改善的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并不能因此而低估人民币的汇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如人口特性、文化传统、社保、住房、教育改革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等非汇率因素的影响。此外，中国仍较为严格地限制资本的流出，民间金融对外投资水平较低，也造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于国际收支调节作用的缺失。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践表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汇改对中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从2005年到2010年的5年间，中国就业人数年均增加1120万人，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18.2%。与此同时，对于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人民币汇率改革为其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中国自身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已经出台了发展服务业、增加消费、完善社保、卫生、住房、教育体系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坚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中国在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同时，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国际收支不平衡反映了许多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而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要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从而使可能发生的内外部负面影响最小化，为一揽子的结构调整和配套改革争取时间。
华丽转身：国有商业银行上市
中国的银行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国有银行开始了上市的步伐。2003年2月中行、建行先后向国务院提出进行改制上市的发展意图；7月，初步形成改制上市的具体方案；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大方向；2004年1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向中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行、建行、工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公司的挂牌。
上市是为了进行融资，但对于国有银行来说，上市却不仅仅是为了融资。商业银行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造，其核心问题是建立规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改制上市可以加快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中国的商业银行并不缺乏资本、市场以及业务，而是缺乏现代银行管理经验，缺乏制度创新。离开市场竞争和规范模式的引导，中国的银行就不能够与世界接轨。
事实上，要让国际投资者接受存在着坏账的国有银行并不容易。时任建行副行长的范一飞在回忆全球路演的经历时就曾经说过，在英国爱丁堡，一位基金经理在提出了自己的许多疑问之后，还要让范一飞将右手放在胸口上，以此来保证“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在德国，一位基金经理则直接提出了“我凭什么相信你们的数据？”的疑问。
用事实说话是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股改上市后建行的表现让投资者对紧跟其后上市的中行也信心倍增。2006年5月18日，在香港中银大厦三层营业大厅，不到两小时便发放了1.8万份认领中行股票申请表格和招股说明书。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多个地方，散户排起长长的队伍，争相认购中行的新股。
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H股也称国企股，指注册地在内地、上市地在香港的外资股。因香港英文——HongKong首字母而得名）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在一个月之后又迅速回归A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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